五、等级观念

人类社会的等级存在可追溯到动物世界。比如，一群猴子、一群狼、一群蚂蚁之中都有一个国王式的“首领”，该首领地位是靠武力获得的。只是人类不再像动物那样依恃体力和爪牙去争得较高的等级地位，而是愈益依赖智慧、财富和社会关系（如政治关系）等条件来攫取更高的等级。当然，这里仅限于讨论死亡文化中的等级观念，而一般意义上的等级问题则应留给社会学、政治学去讨论。

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重等级的民族。据典籍载，至少自商周以来就将人划分为众多的等级，如西周时就有“十等”之说，《左传·昭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供）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这还只是粗分；细分，则一些等级中还套着等级，如大夫（即卿）就有上卿和下卿之分。商鞅变法立爵位二十等。各时代的变迁只是改变了等级的名称或多寡，而不可能改变等级本身。

社会等级（观念）的存在，不仅会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而且还会影响死亡文化。诸如死的称呼、殡的日期、丧事的规模、陵墓的大小、祭礼的物品等都有严格的明文规定，违之者为“逾礼”或“违制”，要受惩罚，严重的处死刑。

如死亡的称呼：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士曰“不禄”，庶民曰“死”。丧礼及祭祀也各有定制，如墓前摆设什么、坟起多高、祭品用什么和用多少等按死者生前的社会地位各有规定。如唐朝就规定：三品以上官员，墓前可设置石人1对、石虎1对、石羊1对；五品以上，可设置石人1对、石羊1对。《国语·楚语》载：祭祀时国君用牛，大夫用羊，士人用猪、犬，庶人用鱼。祭祀上最高级别是“太牢”，用牛、羊、猪三牲；其次是“少牢”，用羊、猪。祭祀对象上，诸如祭天、地是天子的特权，他人不得私祭，否则有“谋反”之嫌。对死者的谥法也名目繁多。由于礼多难记、难操作，故各朝均设有经过专门训练的专职礼官。

只要存在着等级，人性就会极力地追求更高的等级，如俗语所云“人往高处走”，殡葬的炫耀和攀比也无非是为了上等级、上台阶。在死亡文化中，一些等级是国家规定的，它重在抬高死者的社会地位，作为一种价值导向。同时，民间通过钱财也可以将丧事办得轰轰烈烈，从而抬高自己家族的社会声誉、社会地位。如时下的隆丧厚葬。还可以花钱买官爵以使丧事上档次。如《红楼梦》第十三回写道：秦可卿去世，其夫贾蓉“不过是个黉门监生^[5]，灵幡经榜上写时不好看，便是执事也不多。”贾蓉之父贾珍想起“心下甚不自在”，于是走宫内后门，花1200两银子买了一张五品龙禁尉的委任状。次日，“灵前供用执事等物，俱按五品职例”。“更有两面朱红销金大字牌竖在门外，上面大书：‘防护内廷紫禁道御前侍卫龙禁尉’，以及榜文上大书‘防护内廷紫禁道御前侍卫龙禁尉贾门秦氏恭人之丧’。”这一来就壮观多了，“想来是为丧礼上风光些”。

笔者1993年到湘南某县殡仪馆作殡葬调查时，适逢一位二十几岁的青年向馆长求情，要求将其父的骨灰放入“高干”墓区。原来其父生前是科长，享受副处级待遇退休，此县的“高干”墓区须正牌处级者方能进入，故该馆长颇不情愿。该青年反复求情，并再三暗示与本地的某些“重要人物”如何地熟识，高级香烟开得没完没了。馆长没法，说硬要进入，那里除造价很高，还需自己另行再交纳1000元的管理费（因为“档次”不够），而且都是不能报销的。该青年一口应允，然后千恩万谢地去了。之后，馆长脑袋摇得直晃：“唉，这些人死要面子，情愿花这些冤枉钱，为的就是脸上好看。”又解嘲似的对笔者说，“我们这鸟大的地方，什么‘高干’？不就是一个处级！”

社会等级（观念）对死亡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丧事操作的方式和规模的大小上，它蓄意要显示死者的社会地位，并作一类社会价值导向。而人们为死者求等级，实则是在为生者求地位、求光彩。充分地认识这些，对于理解殡葬行为从而理解整个死亡文化是极其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