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学者对死亡文化研究的现状
中国文化史上对于死亡和丧葬的看法古已有之，如上所述，儒、道、墨等各家都有其理论和主张。然而，它们或为阐发某种哲学观念而兴，或是为其伦理政治的需要而设，尚不属于关于死亡学的文化本体论研究。在民间，多受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传统影响，一般都回避死亡问题，并创造了众多的表示死亡的代用语，如“驾崩”“谢世”“不禄”“仙逝”等。如果在老人面前谈论死亡，会被认为是冒犯。
在中国，从文化学、生命科学或哲学角度研究死亡问题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开始的，这与社会学、民族学、心理学等人文科学的大量引进相关。现据文献略述如下。
20世纪20年代以后，我国陆续出版了一些探讨生死问题的著作，但以译著或介绍国外观点为主。如《死之研究》（华文祺译述，商务印书馆，1923年）；《生与死》（蒋丙然译述，商务印书馆，1925年）；《生死问题》（丁捷臣译，商务印书馆，1926年）；《科学的生老病死观》（朱洗著，商务印书馆，1936年）等。这里尚属对国外理论观点的引进介绍，但它表明了中国的文化学者们对死亡意识的研究已经开始。
30年代以后，我国现代学者在丧葬礼俗方面出版了一些自己的著作和文章，它们大体是从两个角度展开研究的。一类是从史学角度的研究，如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1933年）；李安宅《〈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研究》（1931年）；冯友兰《儒家对于婚丧祭礼之理论》（载《燕京学报》第3期，1928年）；娄子匡《土葬风水源流考》（载《大陆》杂志第1卷第4期，1932年）；郭昭文《古今丧仪之比较研究》（载《历史科学》第1卷第1～2期，1933年）；陈怀祯《中国婚丧风俗之分析》（载《社会科学》第8卷，1934年）等。这些论著主要是从典籍、文献、方志中搜集资料，并结合一些民间风俗，进行分类、分析，但更侧重于资料的分类，以及传统史学的考证。如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就是将汉代的婚丧礼俗分门别类地予以描述，而对于其中所包含的“文化”意义基本上没有涉及，资料多来源于“两汉书”。尽管如此，它们对中国的死亡文化学研究还是有相当的推动。
另一类是从民俗学角度的研究，即对民间现存的丧葬礼俗进行大量的搜集、描述和说明。如顾颉刚、刘万章《苏粤的婚丧》（《民俗学小丛书》，1928年）；崔载阳《野人的生与死》（载《民俗》杂志第13～14期，1928年）；李富一《渔猎民族之葬礼》（载《妇女》杂志第13卷第12期，1927年）等。他们主要是描述性的民俗学，且侧重于少数民族，实质性的理论探讨仍然远远不够。
此外，1949年前后，对墓制、墓葬的研究为数不少，但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考古学者承担的，其着眼点则主要集中在考古发掘的实物材料。
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受苏联的影响，院系大调整时，社会学因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而取消，对死亡的文化学研究也就无从谈起了。
80年代以后，国外这方面的著作及其研究成果被陆续介绍进来，国内学者也出版了这方面的一些著述。
徐吉军、贺云翱著《中国丧葬礼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该书对中国传统的丧葬礼仪进行了归纳、考证以及文化分析，并开始自觉地涉及丧葬礼仪的社会意义，全书33万字。
郭于华女士《死的困扰与生的执著——中国民间丧葬仪礼与传统的生死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一书，是一篇博士毕业论文（16万字）。作者运用了西方文化人类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对中国民间的丧葬礼仪活动，以及一些古代文献中有关生命、死亡的故事，从死亡意识、通过礼仪、功能主义等方面进行了象征意义的分析、解释，系文化人类学的应用分析之作。
陈明芳女士著《中国悬棺葬》（重庆出版社，1992年），由重庆出版社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指导委员会资助出版，印了2000册。该书对中国扑朔迷离的悬棺葬进行了详尽地实地考察，并在翻阅大量的文献资料基础上，对悬棺葬的分布、源流等作了仔细的探讨，是这方面最具权威的著作。
霍巍著《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作者对西藏的殡葬历史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全书30万字，由国家教委博士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资助出版，该书只印了1000册。
总之，中国有关死亡文化方面的理论性研究仍嫌薄弱，还是一块亟待开发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