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中国人的生死观

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和一个日本访华代表团开了一个喻义深刻的玩笑。一位日本友人向毛泽东说：“很对不起，我们过去侵略过你们。”毛说：不，我们应当感谢你们。正是因为你们的侵略，我们的人民才觉醒了。（大意如此）那位日本人一时为之语塞。

自北宋以来1000年的奢靡积弱，中国人已变得酣睡难醒，非要大难临头不可，有时大难临头也不醒。拿破仑曾称中国为“睡狮”，并说：最好不要去叫醒它，不然，它一醒来，全世界都会大吃一惊的。从康、梁变法，孙、黄革命，到广州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的民气在逐步上涨，人民在逐步觉悟。日本的侵略，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的斗志，中国人终于被唤醒了！因而，只有抗日战争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救亡的战争。

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爱国热情、拼命精神，大量的文献中已有记载，这里只是通过几件“壮士赴死而不改容”的事例来说明当时中国人民的生死境界。

“七七事变”后，第9军中将军长郝梦龄率所部上前线，悄悄写下遗嘱，待子女以后拆阅。其中写道：“此次北上抗日，抱定牺牲决心。万一阵亡，你等要听母亲的教调，孝顺汝祖母老大人。至于你等上学，我个人没有钱，将来国家战胜，你等可进贵族学校……”这其中体现的仍然是儒家的“忠孝”精神。所部参加山西忻口会战，10月10日决战前夕，郝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为国庆26周年纪念日，回忆先烈缔造国家之艰难，到现在华北将沦落日人之手，我们太无出息、太不争气了。”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我抱定牺牲决心，不成功即成仁。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我既牺牲后，只要国家存在，诸子教育不成问题。……余牺牲亦有荣，为军人者，为国家战亡，可谓得其所矣！”当战况日趋激烈之际，10月16日凌晨他亲临第一线指挥，中弹牺牲，时年39岁。同时牺牲的有第9军54师师长刘家祺、独5旅旅长郑廷珍等^[1]。

面临民族危亡的关头，这些军人都摆正了“家”和“国”的关系，“孝”和“忠”的关系，盖源于儒家传统文化之熏陶。1938年3月12日延安各界举行的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上，对郝等将领的身先士卒、抗日殉国精神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毛泽东说，他们的英勇行为证明了“中华民族绝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感的伟大民族”。

八路军、新四军在广大的敌后战区的抗战中也表现了敢于牺牲、敢于以小击大以弱击强的英勇顽强精神。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一次日军集中优势兵力对某一地区进行大扫荡，有7位八路军战士在一个小山头上阻击日军，最后全部战死。日军颇为敬佩其战斗精神，于是掩埋遗体，上竖一木牌，写上“支那七勇士之墓”。

杨靖宇1936年6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军长兼政治委员，7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他率部长期转战于东北大地，打得敌人心惊胆战，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日伪军连遭打击后，加紧对东北抗日联军的军事讨伐、进行经济封锁和政治诱降，同时对杨靖宇悬赏缉捕。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杨靖宇以“头颅不惜抛掉，鲜血可以喷洒，而忠贞不二的意志是不会动摇”的崇高气节，继续坚持战斗。1939年在秋冬季反“讨伐”作战中，他与魏拯民等指挥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游击，他自己率警卫旅转战于蒙江一带，最后只身与敌周旋5昼夜。他以难以想象的毅力，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直至弹尽，于1940年2月23日在吉林蒙江三道崴子壮烈牺牲。残忍的日军将其割头剖腹，发现他的胃里尽是枯草、树皮和棉絮，竟无一粒粮食。杨靖宇不愧是真正的钢铁战士，是用“特殊材料”铸成的共产党员。为纪念他，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通化支队改名为杨靖宇支队，蒙江县改名为靖宇县。

【注释】

[1]贾绣君、张文玲编著《国民党抗日爱国将领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