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文化导向（明国与家的关系）

它是孝的国家化，所谓“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忠是孝的最高目标，即所谓“以天下为己任”“死于国”。中国5000年历史，入世主义占主导地位，历代国家鼓励士人登仕途，进入国家统治阶层，两汉有“举荐”孝廉、贤良、方正，隋唐以后则有“科举”入仕，与此同时历代还有军功入仕、庇荫授职等途径。但一般而言，文武之臣的人格必须是“孝子”，即国家只提拔那些具有孝行的人才入仕，以维护统治集团的“优秀”和“纯洁”。

与这一孝、忠相衔接的社会理论体现在殡葬领域的诸多方面。如《汉书·高祖本纪》载的《金布令》中有送战死在外军人的灵柩还乡的规定，汉武帝时在北边防守匈奴的军士仍享受这一待遇。国家还给去世官员以赙赠，助其办丧事并有补贴其家属的含义。如两汉时官吏死，朝廷有“法赙”或“例赙”。《汉书·羊续传》：“二千石卒，官赙百万钱。”表面为助其家办丧事，实有抚恤其家属之意。西汉中后期，“天下殷富”，二千石死后，加上当时流行的丧事人情，通共可达千万以上，“妻子通受之，以定产业”。唐代沿袭汉制。据杜佑《通典》载：文武官员一品死，赙物200段（绸缎），粟200石，以下依次递减；若死于“王事”，则另外还有“敕赐”。

国家大力表彰那些为国捐躯者。历代为国而死者，除受到赐谥、赐祭、追赠、立庙、赙赠优厚、提高丧事的等级规模等哀荣外，子弟还可受到袭爵、赏赐等优待，所谓“泽及子孙”，以便为统治集团延揽人才、人心，鼓励为国家效力的热情。如三国时吴国大将周瑜死于箭伤，因其有大功于吴国，其长子周循被授骑都尉，早死；次子周胤授兴业都尉，后封侯。南北朝时，北周（都长安）柱国大将军庸国公王雄死于战阵，朝议认为其“殒身行阵，特加殊宠”，授其子王谦袭父为“柱国大将军”及“庸国公”爵位。王谦以丧礼（三年）未终，不受。皇帝亲写诏令“夺情”迫其受封（《周书·王谦传》）。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中殉难的邓世昌，据有资料载，当时朝廷的“抚银”是3000两。现在，国家则有革命军人、烈士伤残和牺牲等抚恤规定，均属殡葬领域中的“忠文化”导向。

《明会典·卷一一〇·丧礼六·恩恤》：“国初，武臣亡殁，念其勋劳，赙恤之典，特从优厚。其后渐为限制，今并文臣恤典著于后。”后面便是各品级官员战死或病死于军中的赙恤规定。

孝文化和忠文化的导向是国家干预殡葬的主要方面，亦所谓《周礼》儒家的“亲亲”“尊尊”原则。“亲亲之恩莫重于孝，尊尊之义莫重于忠”，即“亲亲”的最高体现在于“孝”，“尊尊”的最高体现在于“忠”。按照这条原则去做，“在位不骄以致孝道，制节谨度以翼天子，然后富贵不离于身，而（诸侯）社稷可保。”（《汉书·宣元六王传》）这里告诉人们：认真做到孝和忠对你们有好处，这样富贵可以“不离于身”，封爵可以永“保”。因而，可以说，中国的孝、忠文化是功利主义的。这一“功利性”既是针对人性而定的，同时也种下了在历史上屡屡走向反面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