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子的生死观

老子，名聃（dān），楚国人，生卒年不详，大约与孔子同时而长于孔子。老子曾做过周王室的史官，孔子年轻时游洛阳，曾向老子请教过“道”。老子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位影响深远的人物，一部五千言的《道德经》（又称《老子》），蕴含深奥，令历代学者叹服不已，后世累代有注释者。

《老子》一书有两大基本内容：道的本体论；道的方法论。如果说孔子哲学的主要特点在于济世救民的话，那么，老子哲学的主要特点则在于思辨寻理。老子和孔子对中国文化史的深远影响相得益彰，实难分伯仲。道家是先秦哲学中反对儒家的主要派别之一，也因为如此，有研究者认为道家是与儒家同时或稍后的学派，《老子》一书大约是与孔子同时代或稍后的学者假托老子之名之作。

在道的本体论中，老子表现为一位神秘主义者。老子的思维起点很高，他撇开人生、社会、万物等具体事物形态，而追究万物存在的原始根据，即“道”（又称“天道”）。他用了大量的词汇描述这个本体的道，诸如“不可见”“不可言”“不生不灭”“不盈不虚”，道是无、是虚空云云。由于说得玄乎、抽象，以致两千年来，“道究竟是何物”人们一直莫衷一是。就像中医的模糊理论一样，老子的道也是模糊的。所以，有智慧的哲学家声称，对于“道”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因为它太大了。

作为道的方法论，老子则更像一位历尽人间沧桑、谙于世故、学识渊博的老智者。他从万物的正反或阴阳的恒常转换中去说明“无物常驻”的道理，对此他归结为“反者道之动”。事物经过成长壮大后就会死亡，“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亡。”“不道”即失去道的合理性。

到孟子时代，儒家学说中大量地吸取了道家成分。如儒家经典《易经》的“十翼”（又称“十传”）中有不少就是按老子辩证法观点写成的，如其中《系辞上》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反者道之动”均为道家方法论之精髓，亦是中国两千年哲学方法论之精髓。

老子从这里推出他的人生观、社会观，却得出了与儒家相反的结论。在他看来，儒家企图通过“礼制”建立道德仁义的学说只会使道德仁义愈加丧失，所谓“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老子·三十八章》）。因而，儒家的那套积极入世的价值观是多余的，只会使人变得越来越虚伪，汲汲要誉；挽救世风的最好办法是抛弃智慧和技巧，使人民重新归于朴实淳厚，以此塑造理想人格，“小国寡民”，过一种恬淡的不求名利的互不干扰的自然经济生活，所谓：“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八十章》）这一乌托邦式的理想生活模式后来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得到了绘声绘色的描述。应该说，老子是最早看出儒家学说一旦用于治理国家其中包含着走向反面可能的哲学家，事实上，后来两汉儒家学说走向反面就印证了他的这一说法，并因而导致魏晋时代反对儒家的“玄学”之风盛行。

对于死亡，老子取一种自然主义的豁达态度。“飘风不终期，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老子·二十三章》）万物生于天地之间，复归于天地之间，死亡是必然的归宿，这是自然而然的，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所谓“有生必有死”“盛极而衰”“物壮则老，老则死”。今天我们仍将老人的自然死亡称为“善终”，称人死了为“老了”，并将丧事当成“白喜事”办，就是深受老子死亡哲学的影响。

老子哲学的人生观、社会观中性而略具消极色彩。《老子》五千言并未过多地谈到死亡、殡葬问题，但他却为道家后起者奠定了基调。正是庄子，将这一消极色彩方面作了极致的发挥，使之大具灰色之调，并推出了他自己独特的颇有些玩世不恭的殡葬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