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谥号的意义
谥法权历来掌握在国家手中，它是国家手中惩恶扬善、宣扬道德教化和维护社会尊卑贵贱的一种精神武器。
（一）惩恶扬善、宣扬道德教化
周礼，谥号都在葬仪上宣布，“因会众，欲显扬之也”（《白虎通义·谥》）。后世历代谥号，也务使天下人咸知之，以彰教化。
对此，北宋程颐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古之君子之相其君而能治天下于大治者，无他术，善恶明而劝惩之道至焉尔。劝其得道，而天下乐为善；惩其得道，而天下惧为恶，二者为政之大权也。然行之必始于朝廷，而至要莫先于谥法。何则？刑罚虽严，可警于一时，爵赏虽重，不及于后世，惟美恶之谥一定，则荣誉之名不朽矣。故历代圣君明相，莫不持此以厉风也。”（程颐：《性理大全·谥法》）
中国历来无系统、持久而深入人心的一神论宗教，殷商时盛行的上帝鬼神崇拜在春秋战国时期又受到冲击，这一信仰上的空白使儒学得以产生并大为繁荣，于两汉达到一个高潮。东汉后期出现道教，魏晋南北朝风行佛教，此外是民间的鬼神迷信等。宗教和迷信对于中国“有教养”的士大夫阶层的吸引力远不如庶民那么大，相反，他们对于追求死后的荣誉（儒家的“三不朽”）却有相当的兴趣，这也就是谥法能推行两三千年并广为士大夫、学者所接受所追求的社会心理基础。故程颐将明善恶的谥法视为治理天下的第一要务，所谓“至要莫先于谥法”。
对于谥法的这一功能，《颜氏家训·名实》亦云：“或问曰：‘夫神灭形消，遗声余价，亦犹蝉壳蛇皮兽迒鸟迹耳，何预于死者，而圣人以为名教乎？’对曰：‘劝其立名，则获其实。且劝一伯夷，而千万人立清风矣；劝一季札，而千万人立仁风矣；劝一柳下惠，而千万人立贞风矣；劝一史鱼，而千万人立直风矣。故圣人欲其鱼鳞凤翼，杂沓参差，不绝于世，岂不弘哉？四海悠悠，皆慕名者，盖因其情而致其善耳。抑又论之，祖考之嘉名美誉，亦子孙之冕服墙宅也。自古及今，获其庇荫者亦众矣。夫修善立名者，亦犹筑室树果，生则获其利，死则遗其泽。”
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立谥号满足人们对美名的追求，通过对美名的追求而达到纯洁社会风气的目的，即所谓“立清风”“立仁风”“立贞风”“立直风”，而刑罚虽严，爵赏虽重，都只有短期效用。二是，美名从来不是空的，“修善立名者，生则获其利，死则遗其泽”“亦子孙之冕服墙宅也”。若是纯空名，久之就难以使人来劲了。值得注意的是，颜之推为南北朝时北齐人，此时佛教大为流行，然国家仍推行谥法，士大夫仍追求谥号，足见儒家谥号对“有教养”阶层的吸引力。
（二）维护尊卑贵贱等级制度
谥法权历来掌握在国家手中，并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志赐予谥号，从而随时调整社会的尊卑等级秩序（欧洲中世纪的等级制是血缘世袭的，中国古代的等级制则是非世袭的，多靠个人的努力去获得）。不同等级的人给予的谥号不同，如对皇帝的谥号，充满“圣、神、睿、智、仁、孝、信”之类的溢美之词，而这些词是很少给予臣下的，这样就起到了神化皇帝（天子）的作用。东汉蔡邕《独断·帝谥》中就列出皇帝专用的谥号46个。清朝谥字分五等：第一等用于皇帝的“列圣尊谥”71字；第二等用于皇后的“列后尊谥”49字；第三等用于“妃、嫔”的41字；第四等用于宗室的“王、贝勒谥”75字；第五等用于文武百官的“群臣谥”71字。各种人有特定的谥号用字，即使是通用的字，在不同等级的人身上，其释义也有差别。中国历来有“重文轻武”的传统倾向，唐宋后尤其如此，唐以后，百官赐谥号以“文”为贵，只有当过宰相一级或有特殊勋业的官员才能得到。
什么人给谥，什么人又不能给谥，各朝都有规定，以免谥号太滥而失去应有的意义。汉朝实行“生无爵，死无谥”制度，在世时没有封爵位者，死后不给予谥号，谥号被控制在很小范围内。东晋以后，文武官员视其功绩而决定是否赐谥，封侯不再成为前提条件。唐朝只有三品以上官员才有谥号。
这样，谥号就成了极少数人显示其优越的社会地位的精神徽标。它神化帝王，使将相芳名不朽，门庭生辉，称誉乡里，子孙受益，官府敬重，同僚羡慕，因而官员死后能获得谥号乃是一件极重要而荣耀的事情，谥曰“文”就尤其如此。明朝首辅李东阳临终，其好友大学士杨一清答应向朝廷为他申请“文正”的谥号，李东阳竟挣扎着在床上朝杨一清磕头。
在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谥法被纳入儒家“正名”范畴。“正”即端正、清理；“名”即名分。《左传·成公二年》：“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器”，礼器也，祭祀祖先之用，引申为操持朝政的政治权力。即是说，国家权力和名分权是不能旁落的。前者为武，后者为文。孔子一生即为“正名”而奔走呼喊，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欲使人各安其位。
可以说，谥法是中国传统的死亡文化中内蕴最深厚、浓度最高的一部分；由于它一直由国家直接把持，因而从中就可以更直接地看到国家极力给死亡文化导向的强烈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