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形态的极端主义（法西斯主义）生死观
民族形态的极端主义生死观即整个的民族达到了“不近常情”的嗜血、残忍、好斗、敢于牺牲的狂暴的生命冲动。此时，“个人”不见了，直观到的是众多的互相对立的民族（当进入到阶级形态时，则表现为阶级形态的极端主义生死观，兹不论）。它是一类放大了的极端主义生死观，在社会学上又称为“集团形态”。
集团形态的极端主义生死观要求个人无条件地服从“本集团”利益，他们是将流血、死亡和残忍、杀戮当作“美”来欣赏的一个庞大的群体。自然，它所导致的斗争会更加残酷。不过，这里只讨论民族形态。
古希腊的斯巴达人曾将一种极端的生死观推广到民族形态。古希腊半岛三面临海，气候宜人，境内多山，可耕地非常有限。公元前7世纪左右，随着北方蛮族的大量迁入，这里的人口急剧增长，各民族之间为了争夺生存权、霸权而展开了愈益激烈的争夺，在近1000年的历史中，这里的战争非常频繁。许多民族为此对自己的社会成员提出了严苛的要求，斯巴达人就最为典型。他们要求：婴儿出生后，需经长老检查，健壮者抚养，体弱或残疾者丢弃；男童自7岁起集中起来接受严酷的军事训练，以期养成好斗、强悍、凶狠的作风；20岁成为正式军人；30岁始结婚，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军营中度过，直到65岁退伍。女子也要从事体育锻炼，以便生育出更多健壮的后代。斯巴达的男子生来就是战士，战斗是最高的使命，为此而生、为此而死，战死沙场是最大的光荣，如后世所言“军人战死沙场乃是本分”。
由此，斯巴达人在古代世界赢得了英勇善战的美名，在希波战争抗击波斯入侵中起了陆军主力作用，并从雅典人手中夺得了希腊世界的霸主地位。
后来，古罗马人将这一民族狂热和残忍推到了更高水平。
20世纪上半期民族形态的极端主义生死观以“法西斯主义”获得了现代的表现。法西斯，源于拉丁文“束棒”（Fases），原指中间插着一把斧头的一束棍棒，外以红绳紧系，表示众人团结一致，服从一个意志和权力，象征着国家的权威。古代罗马的独裁官、执政官和大法官出巡时，分别由24名、12名和6名扈从跟随，这些扈从中的每个人都举着一个“法西斯”束棒，表示有权行使制裁权。
20世纪世界法西斯主义的浪潮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自15世纪哥伦布“航海时代”以来，资本殖民主义就开始了对世界市场和原料产地的争夺；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经历了蒸汽机时代、电力时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它们需要更广阔的市场和原料产地，这使世界顿时变得狭小起来。当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德、意、日）登上世界舞台时，世界殖民地已被先起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瓜分完毕了。于是，要求重新瓜分世界的挑战开始了，这直接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没有达到希望的目的，争夺继续进行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意大利墨索里尼、德国希特勒先后在西欧掀起一场“法西斯主义”（Fasesism）运动，他们公开打出崇尚暴力的旗号，要建立一个强权国家，争夺世界霸权。接着，日本也掀起了军国主义浪潮。这又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处是一片废墟，到1945年8月战争结束，这一浪潮才被遏制。同时，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西班牙以及南美等一些国家也出现了法西斯主义运动，但未形成全国性气候。此后，“法西斯主义”就成了象征着一切罪恶的代名词。
法西斯主义公开主张一种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实行“民族剿灭”政策，以此争得本民族的所谓“生存空间”，建立本民族的伊甸园；它要求本民族成员为这一最高目标而生、而死，舍此人生再无意义。它和孔子儒家“杀身成仁”精神的差别在于：儒家主张的是一种民族自我保护主义，即为本民族免遭侵略或挽救天下危亡等“正义事业”而杀身，而法西斯主义则是要从根本上剥夺他民族的生存权利。
法西斯主义的基本理论大体在于民族主义、天才个人和生存斗争。
法西斯主义都认定自己的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理应统治世界；其他民族都是劣等民族，要么消灭（如犹太人）、要么作为劳动力为其提供财富，接受其统治。法西斯主义认为，18世纪以来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是一堆垃圾，民主政治只是无休止的不负责任的争吵，新的世界只能在“天才个人”（又叫“超人”）的领导下，由优秀民族来建立，任何人都要无条件地服从他，他是“绝对的责任和绝对的权威”的统一。如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提出“信仰、服从、战斗”，德国法西斯主义者提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领袖”，日本则有传统的“孝忠天皇陛下”。这一原则又称为“精英人物统治论”。
法西斯主义以19世纪末以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解释国际关系，说世界从来就是一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村落”，当这个村落太拥挤时，就要消灭掉那些繁殖得太快而又低能的“过剩人口”。20世纪30年代，德、意、日先后对周围国家发动了毫不留情的民族征服战争，以夺取民族“生存空间”和做世界的“主人”为号召，并认为这是在拯救“人类文明”。他们计划，先夺取地区霸权，然后争夺世界霸权。如意大利法西斯欲重建“古罗马帝国”，德国法西斯欲建立“大日耳曼帝国”，日本则以“大东亚共荣圈”为目标。为此，使用暴力是“合理的”，如希特勒法西斯在集中营毒气室杀害了600多万犹太人以及其他民族的人，日本法西斯攻入南京后也屠杀了30万中国人。这令温情脉脉者听起来禁不住要毛骨悚然。
法西斯主义为满足所谓“生存斗争”、做世界“主人”的民族需求，在更大程度上复活了古代斯巴达人、罗马人极端形态的生死哲学观。在他们看来，个人是没有独立价值的，他只能在民族中才能获得价值；同时，个人的思维方式也必须和民族的利益需要保持一致，具体来说，就是与领袖保持一致。个人放弃思想的权利，全国只需要一个人思想，那就是“天才的个人”“领袖”。墨索里尼在《法西斯主义》一书中写道：“在法西斯主义者看来，一切都存在于国家之中，在国家之外不存在任何有人性或精神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西斯主义是极权主义的[2]”。希特勒则声称：在今天这个世界上，看一个男子汉，没有别的标准，一是看他娶一个什么样的老婆，二是看他怎么个死法。（夏伊勒：《第三帝国兴亡》）
由民族主义到国家主义，再到集权主义，消灭温情脉脉的、腐败的个人主义，个人无条件地为民族而生存、而死亡，一切归于国家，归于民族。正是这一极端的生死哲学对灵魂的浸透，使得法西斯主义者表现得冷酷无情、六亲不认，有迫害狂倾向。
极端主义生死观是集团的绝望情绪及其极端仇视情绪的产物。当民族之间的生存条件尚足够地相容时，人类表现得格外的温情脉脉，多愁善感，一派诗情画意。一旦这些条件极度紧张，以及人们的认知极端化，人类的兽情一面就会充分地暴露出来，民族之间互相仇视，互相征服，乃至大加杀戮，狂热的“极端主义的生死观”就找到了市场。这印证了古希腊哲人的一句名言：“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
极端主义哲学及其运动以急剧方式消耗社会能量，因而，这一方式一般是一种短期行为。它会带来负面效应，直到整个过程走向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