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的殡葬情况

汉文帝临终定国丧为36日，完后从吉，听民娶嫁，并嘱以简丧薄葬。

武帝时，汉建国70余年，承文、景“休养生息”政策，天下大富，“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于是，“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并说“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司马迁语）。奢侈之风首先兴起于“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致弄到武帝后期时，国空民穷（抗击匈奴只是其中一个因素）。汉武帝本人则起了“天下之表”的作用。东汉班固著《汉书·食货志》未录入此一大段，大概是有损于汉武帝及皇家形象。

桓宽《盐铁论·散不足》云：“今生不能致其爱敬，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为孝，显明立于世，光荣著于俗。故黎民慕效，至于发屋卖业。”这反映了武帝前后中国社会隆丧厚葬的风尚。

《汉书·贡禹传》中，贡禹上书痛责汉武帝以来的奢侈之风，其中包括殡葬：武帝死，“昭帝幼弱，霍光专事，不知礼正，妄多臧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十物，尽瘗臧之，又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大失礼，逆天心，又未必称武帝意也。昭帝晏驾，（霍）光复行之。至孝宣帝皇帝时，陛下（指汉元帝）恶有所言（即不言减省之事），群臣亦随故事，甚可痛也！……及众庶葬埋，皆虚地上以实地下。其过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贡禹历数了武帝、昭帝、宣帝三代皇帝百余年间殡葬的奢侈，但他不能直接指责皇帝，而将罪过归之于霍光，但仍说“过自上生”，群臣则按惯例办，以致众庶百姓也效法而大兴葬埋之风，说得很隐晦。隆丧厚葬之风必然要对社会经济产生破坏性影响，故元帝即位（前48年即位）时，贡禹奏云：“今民大饥而死，死又不葬，为犬猪所食。”

社会的隆丧厚葬之风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深恶痛绝，上如贡禹。此外，有杨王孙行裸葬以抗弊俗。《汉书·杨王孙传》载：杨王孙为孝武帝时人，家业千金，病重，嘱子以裸葬，并告诉他操作方法：“死则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从足引脱其囊，以身亲土。”其子感到很为难，遵父嘱，心中不忍；不遵，又有违父命。于是去请教父亲的好友祁侯。祁侯写信给杨王孙，反对他裸葬，说：假如人死后无灵魂则已，若有灵魂的话，那么你行裸葬“是戮尸地下”，将要光着身体去见列祖列宗，这成何体统？并说，棺椁衣衾葬埋“是亦圣人之遗制”，你何必要标新立异呢？杨王孙回信，发表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殡葬“论文”，摘引如下：“盖闻古之圣王，缘人情不忍其亲，故为制礼，今则越之（意太过分了），吾是以裸葬，将以矫世也。夫厚葬亡益于死者，而俗人竞以相高，糜财单（通‘殚’）币，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发（即挖掘），此真与暴骸于中野何异！且夫死者，终生之化，而物之归者也（即躯体归于自然）。……其尸块然独处，岂有知哉？裹以币帛，鬲（通‘隔’）以棺椁，支（通肢）体络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为枯腊，千载之后，棺椁朽腐，乃得归土，就其真宅（即自然之“宅”）……今费财厚葬，留归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谓重惑。於戏！吾不为也。”《汉书》为之立传，他的生平事迹也仅一桩。

但西汉的隆丧厚葬之风并未减少。《汉书·游侠传·原涉传》：哀帝时（前6～前1年），“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赋敛送葬皆千万以上，妻子通共受之，以定产业”。这无疑助长了隆丧厚葬之风。历来，社会财富过盛就难免滋生奢侈轻狂，因而孔子及弟子子贡认为“富而不骄”“贫而好礼”（《论语·学而》）是美德。

西汉末，天下大乱，赤眉军入长安，大肆盗掘帝陵及皇亲贵戚之墓，唯文帝霸陵因系凿山为陵，传言墓内甚少陪葬物，因而未遭破坏。

《晋书·索琳传》：“三秦人盗发汉霸、杜二陵，多获珍宝。愍帝问琳曰：‘汉陵中何乃多耶？’琳对曰：‘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汉武帝飨年久长，比崩而茂陵不复容物，其树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减半，于今犹有朽帛委积，珠玉未尽。此二陵是俭者耳。”这里透露了如下信息：第一，汉天子私人府库的收入（它与外库即国库收入是分开的）的1/3用于修帝陵。第二，汉承秦制，天子即位1年即开始修陵，汉武帝在位日久，达55年，因而其陵内所藏最丰富，到武帝崩时，整个茂陵地宫内都塞满了，无法再往里面填了，陵区的树也有合抱之粗。第三，霸陵为文帝陵、杜陵为景帝陵，史书上说此二人之葬甚俭，《汉书·文帝纪》云：“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但晋人仍于其中“多获珍宝”，说明景帝及大臣并未真正按文帝遗诏办。《汉书·张汤传》载：“有盗发孝文园瘗钱。”颜师古引如淳曰：“埋钱于园陵以送死也。”这是指埋在陵墓四周的铜钱，即所谓瘗祭，非指冢中所藏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