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家族观念
家族（家庭）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所组成的一类社会集团，对血缘关系的认同构成其心理基础；家族（家庭）观念则是由这一血缘认同心理发展起来的具有排他性的、利益与共的一类价值认知。可以说，爱恋、保护自己的后代是人类从动物带过来的本性，如母鸡为保护小鸡就敢于同鹰搏斗。人类则将这一本性社会化、制度化、意识化了，将它升格为所谓家族（家庭）的社会结构及其观念。
在原始社会，家族与社会是同一的。后来社会扩大，家族逐渐发生分化。异族人的加入，也促进了家族的分化。家族的发展，又导致小家庭的出现。社会便这样开始分裂，逐步出现以家族及家庭为组成形式的众多社会小单位。这一过程是伴随着定居农业的大发展而全面展开的，即农业越发达，家庭单位分裂就越小；愈是农业社会，对家庭就愈是重视。在中国，至少从商周以来就形成了一套为官府所认可的家族宗法组织系统，它在本家族内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古人也很早就认识到了家庭的重要性，并对稳定家庭从而稳定社会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体现出极大的智慧，因而使中国古代的家庭学说尤为发达。《易经》曰：“家定而天下治。”民间则有俗语“家和万事兴”。正是由于家族、家庭的实际重要性，以及历代国家的推崇，人们的家族、家庭观念千百年来极为牢固，它影响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死亡文化。
人们重家族、家庭，其意义有二：一是借家族势力获得援引，以壮声威，更好地发展或表现自己；二是传福祉于后人，使子子孙孙兴旺发达，以实现自己的生命永恒。中国人的后一心理尤其浓烈，以至他们为了子孙而甘愿牺牲自己的行为常常达到极其感人的程度。前者如当亲人去世时，丧家要依去世者的辈分、地位分别通知本家族的各家庭及诸血缘亲戚，那些人有“义务”前来奔丧或帮忙。人们在丧事中的炫耀、攀比及其由此所引起的隆丧厚葬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以家族为单位极力夸张的。比如，旧时乡下某姓某家的丧事办得非常隆重，则该姓人脸上都有光彩，地方上的父老们会说：“××家的人真有能耐！”而本家族中若有一位显赫的先人，无疑又要为本家族增色不少。后者则有对子孙的教育、培养，留遗产于后人，为死者选坟地也无非是想为后世求福，使本家族世代显赫，等等。
历史上，中国人在传福祉于后世上有两类截然相反的观念：一是希望死后择个风水宝地，企图借“地脉”之灵气庇佑后人，这便产生了所谓“风水”说。其中有的人生前极尽奢侈，甚至大干坏事，却寄厚望于地气。二是生前广积善缘，希望以此感动“神明”，造福于后人，这对纯化道德起了很好的作用。
如《汉书·丙吉传》载：丙吉品德高尚，一生做好事从不张扬，且能宽人小过。汉宣帝（汉武帝之孙、戾太子之子）因父亲罪过出生于狱中，亏丙吉细心护养而成活，且丙吉冒杀头危险而拒绝了汉武帝诛杀幼孙的诏令。后汉宣帝登基，四处查访幼时的救命恩人，由于时间久远，而丙吉又不愿声张，以致长时间无法找到（一些冒名者乘机邀功而获罪）。后终于找到丙吉，汉宣帝欲封他为博阳侯以报抚育之恩，此时丙吉却已重病垂危了。汉宣帝很伤心，说，如此好人生前竟得不到封赏，老天太不公了。太子太傅夏侯胜却认为丙吉不会死，理由是：“臣闻有阴德者，心享其乐以及子孙。今（丙）吉未获报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后果痊愈而受封赏。《汉书·于定国传》亦载：定国父先后任县狱、郡决曹，老先生一生断案谨慎、公平，为人廉洁，犯法者经他判决的“皆不恨”，民间感其恩德，为之立“生祠”，号“于公祠”。晚年，他家院墙坏，地方父老都来帮忙修治。于公说：请将门稍修高大一些，让“驷马高盖车”能够出入，“我治狱多阴德，未尝有所冤，子孙必有兴者”。后来，其子“定国为丞相，（孙）永御史大夫，封侯传世云”。《后汉书·虞诩传》亦载：虞诩祖父虞经为郡县狱吏，决狱公正无私，一生无受冤者。他曾说：“吾决狱六十年矣，虽不及于公，其庶几乎！子孙何必不为九卿邪？”小孙子虞诩出世时，取字干脆就叫“升卿”。虞诩年少聪颖好学，有孝行；后从军，以武功升尚书仆射，又迁尚书令，位列九卿。虞诩临终前对儿子说：自己一生为官正直，行为无悔，所悔者只是在朝歌做地方官时曾“杀盗贼数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20余年家门不增一口。斯获罪于天也”。虞老先生认为自己为官时杀人有冤者，以致子孙不兴旺。
陈平智谋过人，助高祖定天下，“封户牖侯，世世勿绝”。后又为丞相，参与平诸吕之叛、迎汉文帝登基等汉初重大决策。陈平曾很哀伤，说：“我多阴谋，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陈平乃谋臣，一生专事策划于密室，出奇计，算计人，他认为这些“诡计”会给自己的后人带来厄运，后嗣将“废”，并再也不能“复起”了。侯位传至曾孙，因抢人妻犯法，杀头，国除。宋朝洪迈在《容斋随笔·张良无后》中云：张良和陈平皆为汉高祖谋臣，张出“奇计”有甚于陈平，陈平传国至曾孙而绝，后世也没能再兴起来，果然应了他的话；而张良的侯国只传到儿子便被撤消，离张良死去才10年，“后世不复续封”，比陈平更惨。他说，其原因是张良生平给汉高祖出过几个大大的“有损阴德”的“诡计”，其缺德的程度不亚于“坑杀降卒”，故“其无后亦哉”！
这些为子孙积阴德的家族观念在中国古代非常盛行，颇为根深蒂固，史书亦多记载。即便现在的一些老人亦以此教导后人多做好事，以邀神庇，俗语有：“莫作孽，当心生个儿子没屁眼。”所谓“为人莫做亏心事，举头三尺有神明”。若谁家生了一个残疾婴儿，老人们常会说这是父母亲“作了孽，遭报应”等恶语。
由此可见，“因果报应”（包括“轮回转世”）之说在中国起源很早，并非只是随佛教而传入的。以现代科学观点看，后人的成就（外界原因）大约是祖先高尚的美德、超人的才智对后人长期的熏陶以及艰难的环境对人磨炼的结果，而富贵之家则由于权势显赫、多良田美宅而易出纨绔子弟，所谓“富贵不过三代”。当然先天的残疾婴儿则在于遗传基因了。
中国的死亡文化的实物形态中，最能体现家族观念的恐怕莫过于祖坟。它以家族血缘认同为依归，不仅被视为先人的“阴宅”、聚集之所，而且是先人生命的延续、象征，还是本家族、家庭赖以兴旺发达的“气数”所在（所谓“地脉”），心理寄托所在。因而，民间有伤心事时，常比喻为“被掘了祖坟”。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将孝道与永恒、入世主义、家族、天下联系起来考虑，所谓“吾道一以贯之”。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临终“执（司马）迁手而泣曰”：自己的祖先是很光荣而显赫的，并世代为太史公。但“后世中衰”，这个伟大的家族难道要在自己这一代断绝吗？（“绝于予乎？”）他为此很伤心，希望司马迁能继承祖业，为太史，著出一部伟大的史书来，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修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史记·太史公自序》）正是这一“使命感”使司马迁忍辱含垢，潜心治学数十年，完成了史学巨著《史记》，不仅为后世留下了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也为他自己及其家族留下了永恒的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