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霍巍

早在1987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四川大学教授童恩正先生就撰文指出，在我国青藏高原东北，有几道山脉连续向东延伸，一直抵达东北辽宁、吉林境内的大兴安岭一带；而在高原的西南部，则有几道山脉向南延伸，这就是由四川西部延向云南西北部的横断山脉。这一北一南的两列山脉及其邻近的高地，如同两条有力的臂膀，将祖国的腹心地带——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肥沃的平原与盆地环抱；“在文化上，这一地带则自有其渊源，有着显著的特色，构成了古代华夏文明的边缘地带。尽管这一高地绵延万里，从东北至西南成一半月形环绕着中原大地，但是从新石器时代后期直至铜器时代，活动于这一区域之内的为数众多的民族却留下了若干共同的文化因素”^[1]。他由此提出一个重要的论断：通过考古学文化因素的比较分析，历史上可能存在过一个“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2]。这一假说一经提出，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开启了中国考古学界跨地域、大视野，与自然环境相结合进行“文化因素”（Culture Element）比较研究的先河，迄今为止仍然具有深远的意义。

虽然童恩正先生在这一论述中着重观察的是“从东北到西南”这一古代华夏边缘地带，但实际上所引发的讨论与思考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一地带。近年来国内外有不少学者在童恩正先生提出的这一学说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实际上从我国新疆、青海、甘肃向东，沿着著名的横断山脉进入四川西北、云贵高原，也存在着另一条相似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这两条文化传播带形成一个犹如“Y”形的网络，将东北边地、西北边地和西南边地相互联系在一起。不仅如此，这个“Y”形所伸出的三个触角的先端分别还延伸到北方草原地带、东南亚山地等更为遥远的空间地域，所讨论的例子包括东南亚青铜冶铸的出现，石棺葬在中国边疆地区广泛分布的现象，石寨山和云南、四川其他遗址中出现的动物意匠和北方类型兵器等因素^[3]。

这种在远距离、大范围内出现的相似甚至相同的文化因素，其背后的原因极为复杂，中外学术界尽管用了众多理论进行解释，提出了不同的“传播模式”或者假说，例如贸易、进贡、赏赐、移民、战争等原因，试图为这一宏大叙事搭建起广阔时空范围间的桥梁，只是这种努力所获得的收效目前还是有限的。早年童恩正先生主要是从生态环境及其由此形成的游牧与农业民族关系的角度提出这种传播可能产生的原因，但他同时也慎重地指出：“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其中既有民族的直接迁徙、融合和交往，也有间接的观念的传播，甚至不排除某些因素有两地独立发明的可能性。但是不论直接传播也好间接传播也好，都必须具备某些客观条件。只有当传播的一方和接受的一方存在共同的需要和共同的物质环境时，这种传播才会产生。^[4]”童恩正先生的这些论述，直到今天也是十分敏锐和富有远见的。如同国外学者安可（Anke Hein）指出的那样：“论及中国西南及其邻近地区，我们遇到的是一种极其多样的自然环境，不同生态区在这里以一种特殊方式互相交融。高耸山脉之间的深谷及主要是自北向南流动的密集河网上连接了各个方向的多条道路。……鉴于交换路径的多样性，不仅仅需要考虑被广为引用的‘草原联系’，还要关注和中国西藏、印度、东南亚及其他或远或近的诸地区之间的联系……如同中国西藏大部和西南的很多地区、西南亚和印度的材料还有待发表甚至发掘。到现在为止，任何关于这一方面的观点只能是暂时的。但是，现在已经清楚的是，从很早的时候开始，中国西南和西南亚的各区块已被纳入多样的联系网络之中。这些联系的重要性不等，联系的强度和交流的形式在时间上也存在巨大差异。^[5]”

正是基于上述学术史的回顾，在当今青藏高原考古研究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的时候，我们认为当前一项重要的工作是，适时地对近年来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既往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加以认真的梳理和总结，才有可能在这个宏大叙事的时空范围内找准方向而不至于迷茫，这是我们编辑出版本书最为重要的宗旨所在。因为人类对青藏高原的适应和定居、迁徙与交流、生存与发展，从来就不是在一个自我封闭的“文化孤岛”上进行的，从一开始就与高原周边地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不同的族群和文化中吸收多方面的养分，经过选择与改造使其成为具有高原自身特色的“文化基因”，并将这种基因一直传承和发扬下去。

经编委会反复讨论、研究，我们决定将本书资料的收录范围集中在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区，内容划分为四编。第一编为“田野考古”。主要收录上述各省区从旧石器时代迄今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田野考古报告（简报），以期反映迄今为止青藏高原及其相邻地区的田野考古的现状。第二编为“考古研究”。是对上述各省区一批重要考古综合研究成果的选编，以期反映学术界对这一区域内一些重大考古与历史问题的认识。第三编为“科技考古”。主要收录与上述省区相关的环境变迁、科技考古等方面的代表性论文，以期反映近年来新的考古方法、技术的运用及在这一区域所取得的成果。第四编为“文化与遗产保护”。主要收录了上述省区在实施文化遗产保护战略、民族工艺传承、壁画修复等方面的部分成果，以期反映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中国边疆地区考古从过去单一的田野考古朝着全方位的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总趋势。需要说明的是，这四编收录资料在内容上的界定、划分并不十分精确，只能粗略地体现我们的收录和编辑方针。

总体而言，我们希望通过本书所收录的文章进一步了解和深化对于青藏高原各民族古代文化产生和形成的概略的历史线条，并在以下几个重要的考古学领域进行较大范围内的时空与文化因素的比较：其一，是对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群在高原及其周边地区的活动状态通过考古遗址和遗物有所认知，从而为探讨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远古文化诞生、发展的基本线索提供科学资料；其二，是对进入青铜时代以后，这一区域内不同类型、不同特点的青铜文化（例如卡约文化、诺木洪文化、石棺葬文化等）进行观察，从中寻找西北、西南地区的青铜文化对于青藏高原所产生的影响，并对各自所具有的共性与特性有所认识；其三，是对唐代吐蕃文明与中原唐文化的关系、吐蕃文化在这一区域内的影响及其与周边各族文化的交流互动等问题加以观察，尤其是对这一时期如何通过上述区域与传统“丝绸之路”的交往从而加强了祖国内地与边地之间更为密切的联系有新的认识；其四，是对这一区域内佛教文明的传播、佛教艺术的源流和呈现方式等通过田野考古所获资料加以考察，对汉藏佛教之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有正确的理解。当然，由于我们的水平、能力和眼界等各方面的限制，能否达成上述学术目标还有待学术界的评判。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书是一部资料汇编式的文献综录，其中的学术观点自然会有不同甚至抵牾之处，而且有些观点随着不同时期新材料的不断发现也不断有所修正，但我们也恰恰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在较长时段、较大空间内不同材料的相互比较，从中看到对于若干学术问题认知的过程和途径，从而总结过去，面向未来，让我们的步履更加坚实、目标日益清晰。

最后，要感谢收入本书论著的各原创学术机构和作者个人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没有他们的理解和认可，要完成本书的编纂是不可能的。书中收录的每一篇田野调查、发掘简报和研究论文，都浸润着他们长年奋斗在田野考古第一线的心血和智慧。他们同意将自己的成果纳入本书，是基于对学术的热爱，也是一种对学术的奉献。此外，我要感谢天地出版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范勇先生，他的学术背景也是考古学，并且毕业于四川大学考古专业，是我大学期间的同窗好友；也要感谢责任编辑漆秋香、谭清洁对学术事业的热心扶持；对这样一部只有学者们才有可能关注的纯学术资料性的书，在当前出版业的现实状况之下，没有高远的人文眼光和高雅的学术品位，是很难下决心投入资金和人力来进行这项也许是“得不偿失”的出版工作的。因此，我要向上述单位和个人再次表达我的衷心感谢！

2017年5月30日端午节于四川大学江安花园

注释

[1]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原载《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后收入童恩正：《中国西南民族考古论文集》第252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2]同上书，第252～278页。

[3][英]安可著，陈心舟译：《文化传播、人群移动和文化影响：以西南地区与北方草原文化关系的研究为例》，《南方民族考古》（第11辑）第67～90页，科学出版社，2015年。

[4]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中国西南民族考古论文集》第266～267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5][英]安可著，陈心舟译：《文化传播、人群移动和文化影响：以西南地区与北方草原文化关系的研究为例》，《南方民族考古》（第11辑）第78～79页，科学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