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川西南大石墓的起源与分期

刘世旭（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

一、川西南大石墓的概况

大石墓是我国古代西南民族中一种典型而又特殊的墓葬，因墓室多采用大型板块石构筑而得名。迄今调查表明，这类墓葬主要分布在今四川凉山、渡口的安宁河流域，即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时所设的越嶲郡内。此外，在今滇西地区的祥云^[1]、弥渡^[2]等地，近年来也有所发现。只是，两者之间差异甚大，看来恐非同一民族的文化遗存。

有关川西南大石墓（以下简称大石墓）的情况报导，最早虽见于新中国成立前郑德坤所著的《四川史前文化史》一书中，然正式的调查和发掘，乃始于1975年初。自那以来，各有关单位先后在越西、冕宁、嘉德、普格、西昌、德昌、米易等县，即大致南北长约400公里、东西宽约100公里的范围内，发现大石墓近百座。以后从中清理了138座，获得各种器物1500余件。从而使我们对这批墓葬的内涵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发掘表明，尽管这批墓葬间彼此存在着一定差异，但就总的文化特征而论，却甚为一致。这说明，它们的墓主本源于同一民族或民族集团。该一民族耕田，有邑聚，并普遍实行二次丛葬。据其分布地域和所处时代来看，在很大程度上，应是《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所指的“邛都夷”。

下面，笔者准备结合近年来的田野工作，就这批墓葬的起源和分期作一初探。不妥处，敬请指正。

二、川西南大石墓的起源

溯源中，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墓葬的文化性质：即大石墓是一种外来文化，还是土著文化的问题。有关于此，尚可从其与周围同期文化的比较中得到答案。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考古发掘证实，汉以前与大石墓大体同时的近邻文化有：四川的巴蜀文化、云南的滇文化和滇西地区的青铜文化，以及广泛分布于川、滇西部的“石棺葬”文化。

图1 墓葬出土遗物早、晚分期图

1～4.带流壶（礼州遗址、西昌河堡子大石墓、米易湾丘大石墓、喜德拉克大石墓） 5～7.深腹瓶（礼州遗址、西昌西郊大石墓、米易湾丘大石墓） 8～11.平底罐（普格瓦打洛遗址、西昌西郊大石墓、米易湾丘大石墓、喜德拉克大石墓） 12～14.平底罐（西昌杨家山遗址、西昌天王山M10、米易湾丘大石墓） 15～18.簋形器（礼州遗址、米易湾丘大石墓、西昌河西大石墓） 19～21.单耳罐（礼州遗址、米易湾丘大石墓、西郊大石墓） 22～26.双耳罐（礼州遗址、米易湾丘大石墓、喜德拉克大石墓）

与之相比，和巴、蜀文化的区别是明显的。如：1979年3月，在凉山越西华阳村，曾出土了一批巴蜀铜器。其主要器型有：鎏金蒜头壶、洗、甑、炉、剑和肖形印，时代约当于战国末至西汉初^[3]。应指出的是，华阳村南距大石墓分布区最近的一个点——南菁，仅25公里左右^[4]，而两者的内涵和器形却截然不同，这是值得注意的。

另一处距大石墓较近的巴蜀土坑墓群，位于四川犍为县金井公社境内^[5]。该墓群出土的典型器物有：巴蜀式铜剑、戈和肖形印等，此外还有陶器近百件。陶器的主要器型有釜、罐、壶、钵、碗等，其形制和风格无一与大石墓陶器同。

和云南的青铜文化相比较，虽然大石墓出土的一种底有叶脉印痕的陶双耳罐，在楚雄万家坝^[6]和宁蒗大兴镇^[7]的土坑墓内曾有出土。但这并不等于说，它们之间在文化上乃同源。因为，若和云南青铜时期的一些典型墓葬（包括以上两处）作一全面分析比较就不难看出：大石墓不但在葬式、葬具方面与之有别，同时更重要的是，除双耳罐以外的其他器物（特别是铜器），就没有什么文化上的联系了。

和川、滇西部的“石棺葬”文化相比，其最大的差异是，大石墓出土器物中，没有石棺葬中所常见的那种桃核形口沿的大双耳罐和山字格铜剑。

据此笔者认为，大石墓和近邻的诸文化间，虽然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但归根结底，它不是外来的，而应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

而要了解此文化的起源，就得从它与当地新石器晚期文化的关系说起。

在大石墓的调查和发掘中，常常见到这样一种情形：即大凡有墓葬的地方，其下或附近，一般都有新石器晚期遗址存在。在地层上，两者之间往往叠压在一起，并间有打破。例如西昌礼州大石墓群，就坐落在一大型遗址上，且内中的两座墓，还直接打破了遗址。又如在西昌市郊、西昌坝河堡子、普格小兴场和米易湾丘等地的大石墓群附近，不但有遗址出现，而且清理时还直接从封土中找到了属于新石器晚期的残断石器和陶片。

更为有力的证据，系来自普格瓦打洛遗址和冕宁三分屯遗址中。前者位于普格县黑水河上游的小兴场附近^[8]，后者位于冕宁城南两河交汇处的气象站边^[9]。虽然由于破坏严重，发现时上述遗址的原貌已不甚清楚。但从残存的地层剖面和出露的遗迹、遗物来看，其原有的文化层堆积，似由上、下两层构成：

上层：系大石墓文化堆积层。除墓葬外（瓦打洛的大石墓群至今尚存，三分屯的大石墓已毁于数年前改土中）还有大石墓中常见的夹砂红陶和黑衣陶出现。已采集的陶器有带流壶、敞口罐、叶脉印痕的平底罐、竖弦纹耳的单、双耳罐和圈足器等。与此相反，石器甚少，并多系镞类。

下层：为新石器晚期文化堆积层。内有灰坑、窖穴、土坑墓（三分屯未发现），还有不少石器和陶器。已采集到的石器有斧、锛、凿、半月形穿孔刀和镰。陶器多残，可辨器型有侈口平底罐、小口瓶、斜腹杯、大口碗、钵和陶拍、陶纺轮等。另在瓦打洛遗址还采集有骨器和海贝饰品。

鉴于这种叠压关系和其间并无第三种文化遗存出现，可以认为，大石墓应是紧接当地新石器晚期之后所形成的。

继地层的叠压外，陶器的对比为揭示其文化渊源关系，提供了新证。

根据迄今的调查和发掘，当地遗址出土陶器的基本器形组合为：壶、瓶、罐、坛、钵、碗、盘、杯、碟。内中，数量较多而又颇具特色的有：带流壶、深腹瓶和平底罐等。这批器形的最大特点是：以侈口平底器为主，兼有少量圈足器，未见尖底器、圜底器、三足器和彩陶器。

也就是说，构成其器形的主要几何图形，是弧形和扁梯形。这就是它有别于周围同期文化的显著标志之一。

与此相比，令人惊异的是：大石墓的出土陶器，除器形组合和主要纹饰略有变化（即缺少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碗、盘、碟、坛和米字形划纹等），火候更高、制作技术更趋成熟外，余皆与之相同或相近。其间尤为突出的是，还表现在以下主要器型的对比上（详见图1）：

带流壶：这种壶在西昌礼州^[10]和西昌杨家山^[11]遗址中均有出土。器形多系侈唇，小口，鼓腹，大平底，流呈筒状并紧贴于口沿下，腹饰划纹或锥刺纹组合图案，无把和圈足。大石墓出土者，基本器形同上。变化主要表现在，随着早、中、晚期，各别口沿由侈变敞，颈由短变长，流的开口位置由口沿下降至肩部，以及把和圈足的相继出现等方面。

深腹瓶：见于西昌礼州遗址。有直口和侈口，短颈、腹长而鼓，平底，素面。大石墓出土者，多系敞口或喇叭口、长颈，腹身较矮，下腹部特鼓。个别者肩饰双耳。

平底罐：各遗址均有出土，并屡见于大石墓中。皆侈口，鼓腹，平底。区别仅在于，遗址出土者无纹，制作多粗糙。大石墓出土者少数肩饰网格纹或组合划纹，制作较精。

簋形器：西昌礼州遗址出土者呈罐状，最大腹经在肩上，假圈足平底。而大石墓出土者，状如杯，系高圈足底或镂空圈足底。

单耳罐、双耳罐：这两种罐在西昌礼州遗址中均有出土。器形为小耳，大平底，仅单耳罐腹特鼓，双耳罐腹近直。与之相比，大石墓出土者的突出变化为：耳由小变大，底由大变小，圈足出现，另最大腹径多在肩上，且有的腹部还施以水波纹和附加云雷纹等。

由于大石墓出土的部分单、双耳罐的器形和风格，与西北甘、青一带和川、滇西部石棺葬内出土者具有某些相似之处，故有人曾据此认为，这两种罐是外来的，是氐羌文化的一种见证。

事实上，尽管存在这种外来文化的影响，但仔细比较就会得出，它的基本形制仍与西昌礼州遗址出土者一脉相承。据此，外来说值得商榷。

除上述器型外，构成大石墓中主要陶系之一的细泥黑衣陶，在普格瓦打洛遗址下层曾大量存在。与此同时，大石墓陶器上最为常见的叶脉印痕、折线纹、网格纹和水波纹等，在冕宁三分屯的下层和西昌市郊的一些遗址中，也时有发现。

图2 墓葬出土器物分期图

1～3.镞（米易湾丘M1、冕宁M1、西昌西郊M1） 4～6.剑（米易湾丘M1、西昌河西M1、西昌西郊M1） 7～10.刀（喜德拉克四合M7） 11～14.发饰（普格小兴场BM4、西昌坝河堡子M1、西昌西郊M1、喜德拉克幸福七队M1） 15～17.镯（普格小兴场AM2、西昌坝河堡子M1喜德拉克幸福七队M1） 18、19.铃（西昌坝河堡子M1、西昌河西M2） 20.扣饰（西昌西 郊） 21.臂韛（喜德拉克四合M1）

综上可见，大石墓的产生，乃与当地新石器晚期文化密切相关。

当我们弄清了大石墓的文化性质及其与当地新石器晚期文化的关系后，即可转入对墓葬形制本身起源的讨论。

大石墓建造方法是，先于地表掘一土坑，尔后竖石为壁构成石室，顶再填以封土而成。如若去掉所用之石，那它即成一些标准的竖穴土坑墓。这说明，大石墓的前身应与土坑墓有关。

其次，从现已发掘的最早墓葬来看，墓室不大，构筑多较简单粗糙，且用石也甚小。如：西昌天山10号墓。长仅2.2米、宽0.8米、深0.4米。墓壁采用一些长宽均不超过0.5米的石块和石片零乱嵌成，随葬陶器置于棺外，充分显示出早期的原始性和刚从土坑墓中脱胎不久。

再则，与西昌礼州遗址发掘的20余座竖穴土坑墓相比，两者的墓室平面均呈长方形或长条形，墓长多在4～8米之间，宽度为0.8～1.3米，无葬具。有的大石墓（如：西昌关山M4、米易湾丘M1和M2），连随葬品的置放位置也一样。

凡此说明，大石墓和当地的新石器晚期的土坑墓之间，确实存在着渊源发展关系。

只是，这里有一个疑问需要澄清，即大石墓何以要用巨石来筑墓？显然，要解开这个谜，还得从墓葬的用石谈起。

纵观大石墓所用之石，除20%左右的墓葬选用较小石料外，其余80%均用大型板块石构筑。这些石料，轻者每块重约数百斤，重者每块重约数千斤，乃至上万斤。据粗略统计，建造一座墓，平均需15～20块大石，若以重量计算，少说也有两万斤。而且这些石料多采自墓地以外数公里远的山上，即便在今天，要重建这样一座墓亦非易事。

这里，人们不禁要问：他们何不就地取材，用小型石块垒砌，却偏要舍近求远用如此厚重的板块石来构筑呢？

合乎情理的解释是，这样做决非出于建材需要的考虑，而显系某种信仰所支配。这种信仰不是别的，那就是纯出于对大石的一种特殊崇拜——即石神崇拜所引起的。

石神崇拜是一种原始的拜物教。在古代的西南，不少民族都先后盛行过这种崇拜^[12]，其中尤负盛名者，当数蜀人。据《华阳国志·蜀志》载：其人“死作石棺石椁”。又“每王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既然蜀人丧葬中如此崇拜大石，那么与其毗邻而又大体同时的大石墓墓主们也盛行此一崇拜，就不足为奇了。有关于此，尚可从西昌月华施家堡子一处未发掘的大石墓墓门前至今仍竖有一独石，以及西昌河西已清理的M3墓门前数米处原来有一独石的事例中，得到佐证。

至于此一崇拜的意义何在？按照四川凉山藏族（该民族至清末仍实行石棺火葬，至今还盛行白石崇拜）的解释，主要有二：一是镇墓护灵，使死者灵魂免遭鬼怪侵袭；二是庇佑子孙繁荣昌盛，六畜兴旺发达。尽管此说未必与当时相吻合，但却无疑可作为一种参考和借鉴存在。

综上所述，大石墓的产生，显与大石崇拜的出现和盛行有关。

三、川西南大石墓的分期与断代

在已清理的38座墓中，除去7座因破坏严重或空无一物难以分期外，其余的31座墓据其形制变化和器物类型组合的不同，可明显地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由于这些类型的形成与时代早晚密不可分，因此以上三大类型，实质上代表了大石墓发展阶段中的早、中、晚三个时期。

早期6座。内中，西昌关山M4号墓和西昌天王山M10号墓的时代可能较早，余4座较晚。

在墓葬形制上，本期的墓室平面均呈长方形，无墓道。

特点是：时代较早的两座，墓室狭小，构筑简单，用石小而不规则。如：西昌关山M4号墓。该墓长2.1米、宽0.8～1米、深1.6米。墓的四壁用11块大小不等的天然块石构成，其最大者长1.2米、宽0.63米、厚0.3米；最小者长0.85米、宽0.35米、厚0.2米。内有残陶器5件、平底罐4、深腹瓶1件。另一座，西昌天王山M10号墓，已如前述。

时代较晚的4座墓，长2.2～4.3米之间，用石也大于1米。另构筑技术较前为高，形制渐趋于规则化。如：西昌坝河堡子M6号墓。该墓长4.3米、宽1.2米、深1.15米。最大用石长1.93米、宽1.46米、厚0.62米。内有可辨骨架55具。

本期随葬品，仅石器和陶器，无金属器。内中，石器约占10%，余90%为陶器。陶器均系实用器，主要器型有带流壶、深腹瓶、平底罐、簋形器、杯和觚等。陶质、器形、纹饰与当地遗址出土者甚为接近，并具有明显的因袭递变关系。

一般说来，时代较早两墓的出土陶器，器形大，火候低，器胎较厚（最厚者可达0.5厘米），除平底器外，还有高圈足器和镂空圈足器出现。另陶质以夹砂红陶为主，仅有的纹饰系网状划纹。

较晚4座墓的出土陶器，器形普遍较小，仅火候和制作技术较前提高，细泥黑衣陶也有显著增加。新出现的器型有带流壶、三耳杯、觚和纺轮等。纹饰中除网纹外，还有叶脉纹、斜人字纹、圆圈纹和弦纹。由于与中原地区商周时期青铜觚相仿的陶觚业已出现，它标志着本区铜器时代的即将来临。

中期17座。墓葬形制的突出变化是：长方形墓普遍加长变成长条形。如：在17座墓中，仅6座的长度小于5米，余均在5～9.1米之间。与此同时，出现了两种形制的墓道：一种是将墓尾两侧壁内收，构呈凸形；另一种是于墓门外两侧各竖大石一排，俯视呈T形。前者，如西昌坝河堡子M1号墓。该墓墓室长5.6米、宽1.1～1.56米、深2.7米，墓道长4.1米、宽0.8～1.1米；后者，如西昌河西M3号墓。总之，墓葬成群展示，规模宏大，入葬人数剧增（最多者一墓竟达130余人），是本期重要的标志之一。

在随葬品方面，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铜器的出现。

按照器型组合的不同和器物数量的多寡，这17座墓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陶器为主，兼有少量铜器；另一种以铜器为主，或无陶器，或仅有一两件陶器。前者，以米易湾丘的两座墓为代表。据统计，这两座墓共出土陶器250余件（已复原了170余件），而铜器则只有残剑1件、镞2件、镯6件。后者，以西昌河西M2、冕宁北山坝M1号墓为代表。这两座墓共出土了包括镯、镞、刀、铃等在内的铜器33件，而陶器总共只有4件。应指出的是，以陶器为主的葬墓，墓室均呈长方形，无墓道，长度在5米以下。反之，则是以铜器为主的墓葬。此一特点暗示出，前者的时代显然早于后者。

和早期比，本期陶器的特点是：多数器形稳定，火候甚高，制作较精。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单、双耳罐和一些素面平底的单、双耳杯。带流壶新出现器把。簋形器趋于简化。深腹瓶颈明显增高，另个别肩有双小耳。平底罐多样化。纹饰中出现附加云雷纹和卷云纹。

本期的出土铜器：一是数量少，铸造粗劣。如在17座墓中，出土最多的一座（普格小兴场BM1）也只有38件（内仅镯就有35件）。其余16座墓，则分别在5件以下或10～20件之间。不仅如此，在铸造方法上，除铃和双柄鱼纹刀采用双范合铸外，余均用单范翻铸。二是器型单一，纹饰简单。即常见器型只有镯、发饰、刀、铃、镞等，内中有纹饰者就更稀少了。总之，95%以上都是小件饰品和生活用具，而铜兵器还不到5%。在这批器物中，最富有特色者有：山字纹镯、牌形镂空发饰、双柄鱼纹刀和马鞍首短剑等。

晚期8座。墓葬形制的变化是：有墓道的墓占有很大比例，新出现了一种墓道于墓身中部开口的T形墓。另墓室继续增长加宽。8座墓中，除米易挂榜的两座无墓道外，余6座均有墓道。再从墓室的长度来看，其最短者为6.7米，最长者竟达11.1米；而墓室的最大宽度达3米。石长一般都在2米以上。

随葬品有铁器、金器、钱币、印章等，种类和数量均有所增加。例如：西昌西郊M1号墓，就出土了包括金环和铜、铁器等在内的各种器物共196件，从而成为现已清理的大石墓中出土器物最多的一座。

陶器：细泥黑衣陶和红衣陶代替了中期的夹砂红陶，成为主要陶系。传统的罐、杯、壶等，虽得以保留和发展，但单耳罐、双耳罐的数量已渐居首位。新出现的器形有：四系罐和陶釜。另有的器物，已由实用器变成为明器。

和早期比，本期陶器的主要变化为：带流壶口渐成盘形，器把消失，圈足出现。深腹瓶缺失。平底罐锐减。簋形器渐成直壁。单耳罐、双耳罐耳器增长，器底进一步缩小，且最大腹径多在肩上。

铜器：主要的器型和铸造技术大体与中期同。唯一的较大变化是，随着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和郡县的设置，一批标准的汉武器物，如：鎏金铜器、印章、钱币（可辨者有文帝四铢半两、宣帝五铢、新莽大泉五十）等，直接出现于大石墓中。在这批铜器中，较能反映其自铸水平和地方特色的有，西昌西郊M1号墓出土的各类精美发饰和虎、蝉纹扣饰等。

铁器：数量稀少，铁质大多较差。可辨器形有指环、铜柄铁剑、环首刀和锸，其中后两者显系内地所造。

综上可见，川西南大石墓早、中、晚期间差异变化明显，发展脉络清楚。据此，这种分期是能够成立的（图2）。

下面，再对各期墓葬的时代作一探讨。

关于大石墓的时代，迄今为止甚为一致的看法是战国至西汉。由于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对墓葬起源、族属和当地民族演变等情况的研究，有必要重新讨论。

前已述及，这批墓葬出土器物的最大特点是：早期没有铜器；中期没有铁器；晚期既有铜、铁器，又有钱币。这暗示出：早期墓葬的时代应在本区使用铜器之前；中期当在本区使用铁器之前；晚期则显然应在本区使用铁器和汉式器物有较多出现之后。这样一来，只要我们搞清本区究竟何时开始使用铜、铁器，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从现有资料看，今凉山、渡口地区使用铜器的时间，至迟不会晚于春秋中晚期。这是因为：

其一，四川新繁水观音遗址^[13]和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14]出土的铜器表明，早在商周之际，今川、滇两省的腹心区就已分别进入了铜器时代。至春秋中晚期时，已发展到鼎盛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两省出土的大批青铜器，就是最好的例证）。考虑到今凉山、渡口地区地处川、滇间，境内的各主要河流（如：金沙江、雅砻江、安宁河、大渡河），自古以来都是南、北民族交往和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何况与凉山毗邻的汉源县，1976年时又出土了商周时期的青铜器^[15]。由此推断，本区使用铜器当不会晚于战国。

其二，前已指出，中期大石墓出土的一种陶双耳罐，形制与云南宁蒗和楚雄万家坝古墓葬内出土者甚相接近。这两座墓均有陶双耳罐出土，同时还有铜兵器等伴出，这一特点暗示出，大石墓的时代也当相去不远。宁蒗大兴镇M9号墓的¹⁴C测定年代为距今2460年±80年^[16]，楚雄万家坝M23号墓的¹⁴C测定年代也距今2405年±80年^[17]。据此，中期大石墓的上限当与此相接近，而早期大石墓的时代应在此之前。

其三，1975年4月，在今凉山会理的瓦石田遗址中，曾采集到一件无胡石戈范^[18]。此戈的形制和四川彭县竹瓦街西周铜器窖藏中出土的一件相接近，后经冯汉骥先生鉴定，认为完全可早至春秋时期。

至于本区何时使用铁器的问题，据《史记·货殖列传》载，尽管西汉以前，一些大姓就曾“鼓铸”贾椎髻之民，但这毕竟规模小、数量少。而铁器在本区的真正鼓铸和较多出现（包括汉式器物的大量输入），则显然应在汉武帝通西南夷置郡县以后。有关于此，尚可从西昌礼州西汉晚期土坑墓出土的一批铁器^[19]，以及在晚期6座有铁器伴出的大石墓中，竟有4座（即出有可辨钱币的4座）是在汉武帝以后入葬的事实，得到佐证。

综上：早期大石墓的时代可定在春秋早期至中期；中期大石墓可定在春秋末期至战国中晚期；晚期大石墓可定在战国末期至西汉晚期，鉴于西昌大兴一大石墓内曾有当地习见的东汉花边砖出现^[20]，因此少数墓葬甚至可晚至东汉初。

四、结语

根据以上的初步分析，可以认为：

（一）川西南大石墓是一种具有独特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的土著文化。尽管在其发展过程中，曾受到周围文化的不同程度的影响，但从根本上来讲，它乃是一种既与四川巴蜀文化有别，然又与云南青铜文化和川、滇西部“石棺葬”文化有着一定差异的地方文化。至于这种变化的起源，据其地层的叠压，陶器总体特征沿袭均相一致，以及主要器型的因袭递变关系，有理由认为，它乃是在当地新石器晚期文化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不仅如此，其墓葬形制本身也当源于当地新石器晚期的土坑墓。墓室普遍采用大型板块石构筑，似又反映出它的出现还与墓主的崇拜大石密切相关。

（二）川西南大石墓的分期断代，说明它经历由产生到发展而后再到消失的过程。在这一漫长的时期内，它的基本发展规律是：墓室从小到大，形制由简单到复杂。但是，无论怎样发展变化，没有墓道的长方形墓，仍是其最主要和最基本的一种形制。有墓道的长条形墓和T形墓，则应是在前者的基础上派生而成的，且到中、晚期时才陆续出现。

（三）从出土器物看：陶器中的带流壶、深腹瓶、平底罐、簋形器，铜器中的各式镯、发饰、铃和弧背直刃刀等，应是其传统的主要器型。而陶豆、陶觚、陶单耳罐、双耳罐和铜柄铁剑等，则或系外来，或系与外来文化相结合的一种产物。

陶器以侈口平底为主，兼有圈足器，缺少圜底器（在已清理的38座墓中，仅晚期的一座即喜德拉克四合M1，出土了4件陶釜），未见三足器和尖底器，更无彩陶器。

从出土的铜器数量、质量和器型种类判断，显然未发展到鼎盛阶段。究其原因，除因地域差异带来的发展不平衡外，无疑还与汉武帝的统一，大批汉文化的进入，从而中断了其自身发展的历程有关。

（四）时代较早和出土器物最丰富的墓葬，大多集中在今西昌附近的事实说明，川西南大石墓尚有可能是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

汉以前，这里是邛人的主要聚居地，而汉武帝置郡县时，又有诛邛君之举，加之郡县设置后，西昌又是当时的越嶲郡郡治和邛都县县治所在地。凡此证明，大石墓确与“邛都夷”有着密切的联系。

本文插图，由王兆祺同志绘制。

1985年

Abstract

The massive stone tombs, so called because of the large stone plates used as the coffin chamber, are the typical and special tombs of China’s ancient southwestern nationalitie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Anning River basin in Liangshan and Dukou, Sichuan Province.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unearthed implements, the appearance of the massive stone tombs is interrelated with the late Neolithic culture and the popular worship of massive stones in the area. The massive stone tomb in southwestern Sichuan is an aboriginal culture with unique national style and local color. From its appearance to development and to disappearance, the massive stone is closely related to Qiongdu Yi.

注释

[1]大理州文物管理所、祥云县文化馆：《云南祥云检村石椁墓》，《文物》1983年第5期。

[2]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弥渡苴力战国石墓》，《云南文物》1982年第12期。

[3]凉山州博物馆、越西县文化馆：《记凉山州越西县华阳村出土文物》，《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81年第1期。

[4]1982年9月，笔者在南菁调查时，从社员口中获悉：数年前改土时，在该场北端约500米处的地方，曾挖出大石墓一座，内出土有陶器、铜刀等物。

[5]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犍为县巴蜀土坑墓》，《考古》1983年第9期。

[6]云南省文物工作队：《楚雄万家坝古墓群发掘报告》图二八：1、2，《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

[7]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宁蒗县大兴镇古墓葬》图六：1、4、10，《考古》1983年第3期。

[8]有关瓦打洛遗址的新石器晚期文化遗存，请详见拙稿：《四川普格县瓦打洛遗址调查》，《考古》1983年第6期。

[9]有关冕宁三分屯遗址的新石器晚期文化遗存，请参见四川省金沙江渡口段、安宁河流域联合考古调查队《调查报告》，1975年油印稿。另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1983年5月编印的《雅砻江下游考察报告》也有所载。有关该地的大石墓的部分材料，请参见郑德坤著的《四川史前文化史》第三章。另拙稿《四川西昌市郊大石墓》末尾部分也有所涉，文载《考古》1983年第6期。

[10]礼州遗址联合考古发掘队：《四川西昌礼州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11]详见拙稿：《西昌杨家山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文物资料丛刊》（5），文物出版社，1981年。

[12]沈仲常：《从考古资料看羌族的白石崇拜遗俗》，《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6期。

[13]四川省博物馆：《四川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14]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古代文化的发掘与研究》，《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15]岳润烈：《四川汉源出土商周青铜器》，《文物》1983年第11期。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九）》，《考古》1982年第6期。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五）》，《考古》1978年第4期。

[18]陶鸣宽、赵殿增：《四川会理县发现瓦石田遗址》，《文物资料丛刊》（5），文物出版社，1981年。

[19]礼州遗址联合考古发掘队：《四川西昌礼州发现的汉墓》，《考古》1980年第5期。

[20]据西昌县文化馆张正宁同志转告：1974年他路过西昌大兴时，曾亲眼看见在一大石墓的壁上和底部，嵌有当地习见的东汉时期的花边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