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吐蕃王陵——琼结藏王墓地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试论吐蕃王陵——琼结藏王墓地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霍巍（四川大学考古学系）
藏王墓是吐蕃王朝统治阶级最高等级的墓葬。据吐蕃王朝赞普世系的记载，前后41代藏王中，从拉托托日年赞等“五赞王”时期开始，已有了专门供王家埋葬的陵区，形成藏王墓地。但是，目前能够确定准确陵址的，还只有位于今山南琼结县内的王陵区，亦即习称的“藏王墓”。此处王陵位于拉萨的东南，靠近雅砻河的上游，这里原系吐蕃雅隆部落的发源地，在汉文史籍中称之为“匹播城”（《通典》）、“勃令驿”（《新唐书·地理志》），曾是吐蕃故都所在地。松赞干布迁都逻些之后，这里还设有夏宫，是吐蕃王朝重要的政治中心之一。
关于琼结藏王墓的调查与研究，始于20世纪上半叶。1948年，意大利学者杜齐对此处墓地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发表论著《藏王陵考》[1]，其后英国人黎吉生也对藏王墓做了调查，发表有《西藏之早期墓地及8世纪—9世纪时西藏之装饰艺术》一文[2]。1958年，王毅先生也对藏王墓地做了考察[3]。近年来，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先后数次对藏王墓进行过考古调查[4]，也积累了一批资料。上述这些工作，对于藏王墓的研究都是很有帮助的。但是，这当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少。本文拟根据笔者近年来在西藏高原进行考古调查所掌握的一些情况，在上述资料的基础上，结合藏文史料的分析，对其中几个重要问题再做一些初步的研究探讨。
一、关于琼结藏王墓地的分区
关于琼结藏王墓地的分区问题，过去一直是一个没有被引起充分注意的问题，因而造成了人们在认识上的一些混乱。例如，对于藏王墓的陵墓数目，从来便没有比较一致的意见，王毅先生曾在他的考察报告中写道：“关于藏王陵墓的数目，传说不一，有的说是十余处，有的说是十二处，也有的说是八处。到底确实几座，也还待进一步的调查。虽然在松赞干布寺庙的门壁上，也记载着是八座陵墓，但是据说那也是凭传说而写的，不一定完全可靠。[5]”他还进一步推测，按照《西藏王统记》的记载，藏王墓中埋葬的似应为松赞干布、芒松芒赞、都松芒布支、绛察拉本、赤德祖赞、赤松德赞、牟尼赞普、赤祖德赞、赤热巴坚等八位赞普[6]。而据英国人黎吉生的考证，则认为藏王墓地中所埋葬的一共有十位赞普，在他所开列的名单中，没有赤热巴坚，而加上了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及赤松德赞之子牟如赞普[7]。还有学者认为，除藏王之外，吐蕃的王室贵妇中有不少也是葬在琼结墓地的。据敦煌古藏文史料的记载，其中如唐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吐蕃的芒庞、可敦、赞马塔以及来庞、赤尊等人均葬在琼结墓地[8]，只是墓葬的规模远较赞普的小，以至地面已无遗迹可寻。由于这些问题长期以来聚讼未决，所以对于琼结藏王墓中陵墓的数目、墓主等一直可以说是没有弄得比较清楚，从而使得学者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琼结以外，认为“吐蕃王室的墓地并不限于琼结一处，古藏文典籍中还记载有的赞普和王子葬在顿卡达、穆拉日山、香达等处，它们可能都距琼结不远，也许将来进一步的调查能够发现”[9]。
笔者认为，结合藏文文献和近年来的考古调查成果，目前已经能够在过去的认识基础上向前再迈进一步了。笔者的基本观点是，山南琼结墓地本身是划分为一定的陵区的，各陵区内所葬入的死者年代有先后之分，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同时还体现出了等级上的差别。
为了论证这一问题，首先让我们从藏文文献入手，考察一下吐蕃时代诸王的墓地所在地点。根据《汉藏史集》的记载，在琼结最早所建立的王陵，是在琼结的“额拉塘”，入葬的死者为“五赞王”，据云：“五赞王的陵墓建在琼垅额拉塘，陵墓为土堆，状如帐篷，没有装饰，也不是四方形。”这里所记的“琼垅”，亦即琼结；“塘”，在藏语中意为“平坝子”，“额拉塘”，即为额拉地方的平坝子，具体的方位地点无考，估计应为琼结附近一带的某处平坝。
五赞王之后，从拉托托日年赞之子赤涅桑赞开始，已将陵区建在琼结一处名为“顿卡达”的地方，史载：“赤涅桑赞的陵葬建在顿卡达地区，也是没有装饰的平土堆。”（《汉藏史集》）其后，陆续葬在此处的还有：
达日宁色 “达日宁色的墓建在顿卡达地方，在赤涅桑赞墓的左上方，也是没有装饰的平土堆”（《汉藏史集》《雅隆尊者教法史》）。此外，达日宁色的两个王妃据说也是葬在顿卡达，“达日之秘密王妃卓萨，木赞与墨甫坚赞之陵墓为两座土丘”（《雅隆尊者教法史》）。
囊日论赞（即朗日松赞） 关于囊日论赞的墓葬所在，《汉藏史集》《雅隆尊者教法史》均载其建在顿卡达。但前者云其“陵墓建有装饰和祭祀的建筑，位置在赤涅桑赞墓的右面”；而后者却云其“乃位于松赞墓之左”，松赞干布的陵墓从文献和考古两方面都有证据表明不是建在顿卡达的，这将在后文中详论，故当从《汉藏史集》之说将囊日论赞墓的位置确定在顿卡达的赤涅桑赞墓之右。
贡松贡赞 贡松贡赞是松赞干布与门妃赤江所生之子，即位后仅在位五年便于八岁时身亡。据《汉藏史集》的记载，贡松贡赞的陵墓建在顿卡达，“在囊日论赞陵墓的左方，陵墓的名称叫作贡日贡钦”。
赤热巴坚 赤热巴坚即第40代藏王赤祖德赞。他的陵墓据《汉藏史集》记载，是建在顿卡达的左面，被称为芒丁芒日。
牟底赞普 牟底赞普是赤松德赞的第三子，因杀死尚嘉察之子而被其家人害死。据《汉藏史集》《雅隆尊者教法史》《西藏王统记》等载，其陵墓是建于顿卡达，有“迦仁典巴”“甲日江定”等陵名。
从赤涅桑赞到赤热巴坚，琼结顿卡达陵区根据藏文文献记载共葬有包括吐蕃王及其王妃在内的八座陵墓，这与近年来考古调查发现的情况十分接近。
据调查资料表明，山南琼结藏王墓事实上分为东西两区，东区共发现六座墓葬，位于东嘎沟口。东嘎，与藏文文献中的“顿卡达”应是同一地名的不同译音。从现存墓葬的数目来看，与文献所载也是大致上相吻合的。因此，可以认为东嘎沟口的这一陵墓区，亦即文献中所载的顿卡达墓地，其地望可以基本上确定；同时也可以说明藏文文献中所载的“顿卡达”墓地就在琼结，而无须从他处寻找。
琼结藏王墓的另一处重要陵区，是以松赞干布陵为首的穆日山坡麓台地上的吐蕃王陵。根据藏文文献的记载，这一陵区是在松赞干布下葬时开始营建起来的。诸史皆云松赞干布陵名为“穆日穆波”（《汉藏史集》《雅隆尊者教法史》《西藏王统记》），亦即建在穆日山坡麓地带的王陵。松赞干布之后，依诸史所载，葬于此处陵区内的吐蕃诸王还有：
芒松芒赞 “芒松芒赞的陵墓在松赞干布陵墓的左方，被称为俄谢塞波”（《汉藏史集》）；“芒松陵墓上陵左，名为俄谢塞波陵”（《西藏王统记》）；“芒松陵位于父陵之左，名俄谢塞波”（《雅隆尊者教法史》）。
都松芒布支 “都松芒布支的陵墓在芒松芒赞陵墓的左方，被称为僧格孜坚”（《汉藏史集》），相传此墓有围墙护围，是由胡人（藏语也称为“霍尔人”）所建。《西藏王统记》云其陵墓名为“拉日坚”；《雅隆尊者教法史》载此陵还有守陵人，称为“卓中孔赤”，陵名也称为“隆纳朱吉杰波”。
绛察拉本 绛察拉本是赤德祖赞王与南诏妃赤尊所生，后被涅氏所暗杀。其墓葬在其父赤德祖赞陵之前，《汉藏史集》载其坟丘的形状为一圆形土包。
赤德祖赞 赤德祖赞的陵墓史籍明确记载是葬于穆日山，位于都松芒布支陵之左方，陵名“拉日祖南”（《汉藏史集》《雅隆尊者教法史》）；此外《西藏王统记》则进一步记载其陵墓的位置是建在穆日山的山顶之上，而且位于松赞干布陵的左方。
赤松德赞 赤松德赞陵据史载也建在穆日山，陵名为“楚日祖那”，“又称为有外饰之陵，在陵墓脚下立有一通刻有文字的墓碑”（《汉藏史集》）。另外，有史料记载此陵为了保护其父陵的水沟，未再开掘水沟，说明当时在修筑陵墓时已经考虑到防洪排水的需要（《雅隆尊者教法史》）。还有一些史料称此陵是赤松德赞生前所建，属于“寿陵”一类，这也是可能的（《雅隆尊者教法史》《西藏王统记》）。
牟尼赞普 牟尼赞普系赤松德赞与其妃所生之子，即位后仅执政一年零九个月便身亡，他的陵墓据载是建在赤德祖赞墓的右前方，被称之为“拉日典布”（《汉藏史集》《雅隆尊者教法史》《西藏王统记》）。
牟奈德赞 牟奈赞普亦为赤松德赞之子，据《雅隆尊者教法史》所载其陵墓是建在赤德祖赞陵之右前方，称为“拉日登甫”，而他史则于此无载。
赤德松赞 赤德松赞陵的地点在藏文史籍中有不同的记载。《汉藏史集》载其陵墓是建在琼结的“楚嘉达”，“因母后洒泪痛哭，其墓隆起，被称为嘉钦楚日。墓前立有一座刻有当时的文书的大石碑”。《雅隆尊者教法史》记载“其陵位于大君王隆纳朱吉杰波陵之前”。如前所记，所谓大君王隆纳朱吉杰波，亦即都松芒布支王，其陵葬于琼结穆日山麓，因此与《汉藏史集》的记载是基本一致的，并且我们还可以由此得知“楚嘉达”与穆日山谷应当是相距不远的。而《西藏王统记》的记载则与前文不同，认为其陵墓是建在顿卡达。但从赤德松赞的墓碑所在位置来看，并不在东面的东嘎沟口，而是在与松赞干布陵相去不远的穆日山坡麓的台地上，所以应以《汉藏史集》《雅隆尊者教法史》的所记为确。
朗达玛 朗达玛是吐蕃王朝最后一代赞普。在《西藏王统记》中，没有关于他的陵墓所在地点的记载，但《汉藏史集》载其陵墓是建在都松芒布支和赤德松赞的陵墓之间；而《雅隆尊者教法史》则载其陵墓是在都松芒布支与赤松德赞陵之间，二者必有一误，但其大体位置是在穆日山坡是可以确定的。
俄松 俄松是朗达玛次妃所生的遗腹子，据《汉藏史集》记载其陵墓是建在都松芒布支陵墓的后面，被称为“杰乌拉典”。《雅隆尊者教法史》亦从此说。史籍均载自俄松之后，再无修建陵墓之事。
综上所述，在穆日山陵区内，自松赞干布以来，前后一共埋葬有11名赞普于此，形成琼结藏王墓地内一处最为重要的陵区。
考古调查表明，藏王墓地的西面，与东区的东嘎沟口陵区相距约800米处，是墓地的西陵区，地名正为穆日山（也有译为“木惹山”的）。这里排葬着10座陵墓，和文献所记载的情况比较接近[10]。
通过上面的文献与考古两方面的资料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琼结藏王墓地是一处使用年代十分久远并且划分为不同时代陵墓区的规模巨大的吐蕃墓地。早在吐蕃王朝建立之前，吐蕃的先王中便已有入葬此处墓地者。藏文文献中所载的“额拉塘”陵墓区内，已入葬有“五赞王”。只是这时墓地可能规模还很小，仅仅不过是雅隆部落的一处家族墓地，加之当时所建的墓丘大概也不甚高大，仅是一些没有装饰的土堆，故因年代久远至今或已难于辨识，其具体的陵区位置也难以确指。
到了赤涅桑赞时期，在现今的东嘎沟口一带，开始营建了另一处陵区，亦即文献中所载的“顿卡达”陵区，陆续葬入了达日宁色、囊日论赞等吐蕃先王及其王妃等人，成为吐蕃王族的祖陵之所在，并已具有一定的规模。
松赞干布统一高原诸部，建立起吐蕃王朝之后，一方面仍以琼结为其旧都，在此建有夏牙，另一方面将吐蕃王朝的王陵区也选择在祖陵所在地，在顿卡达陵区之西新辟墓地另建陵区，即穆日山陵区。他本人便入葬在这个陵区内。从松赞干布之后，吐蕃王朝的大部分赞普基本上都是葬在这个陵区中的。
值得注意的是，从文献记载来看，当穆日山陵区建成之后，旧有的顿卡达陵区也还在继续沿用，但入葬者的身份却不是很高。当中或为夭折的王子，如松赞干布之子贡松贡赞、赤松德赞之子牟底赞普等人；或为非正常死亡的国君，如赤热巴坚。史载赤热巴坚由于极度崇佛，引起大臣的不满，在他39岁时被弑身亡，死后葬在顿卡达。史书上记载他有“四个没有”，即没有儿子、没有庙堂祭祀、陵墓没有珍宝、墓碑没有文字。同时，据说在其墓脚下还立有一通无字的石碑（《汉藏史集》），看来其已不是以赞普之尊入葬的。由此推测，在穆日山陵区建成之后，原来的顿卡达陵区事实上已经降低了等级，成为具有从葬主陵性质的从葬陵区，已经与过去作为吐蕃祖陵的地位相去很远。
如果我们认识到琼结藏王墓这种分区设陵的现象，那么对于过去有关藏王墓陵墓数目的诸多歧义就有可能得到一种新的解释，那就是琼结藏王墓实际上是由不同的陵区（或者称为不同的墓群）组成。目前从文献和考古两方面能够确指的，至少包括顿卡达（东嘎）、穆日（木惹）两个主要的陵区。而陵墓数目过去之所以会出现一些混淆不清，问题就在于未能够将各个不同陵区内的陵墓分开来加以统计，从而将本来不属于一个陵区的墓葬混为一谈，造成陵墓数目的混乱。如前引王毅先生对琼结藏王墓诸王陵的计算，其中便将原应属于顿卡达陵区的赤热巴坚墓，计入穆日陵区之内。
根据以上所做的分析论证，笔者认为目前葬在顿卡达陵区内的，主要由两部分陵墓组成：一部分是吐蕃王朝建立之前的先君先王；另一部分则是吐蕃王朝建立之后葬入的未成年即夭折的王子及个别非正常死亡的国君。这个陵区从目前的考古调查情况来看规模不大，墓葬的形制也多为中小型的坟丘；而葬在穆日山陵区内的，绝大部分是吐蕃王朝建立之后即位的国君，墓葬的等级明显要高于前者，封土的形制均比较高大，尤其是一些重要的陵墓形制特殊，封土宏大，是一般墓葬所无法比拟的。考古调查发现的封土数目东区（顿卡达）现有六座，西区（穆日山）现有十座，与藏文文献所载各陵的陵墓数目基本上吻合。
这里需要附带指出，有学者认为根据敦煌吐蕃古藏文的记载，在琼结的墓地中还葬入了一些吐蕃王室的贵妇，实际上细审有关的古藏文文书，这当中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其中有一些人根据文献记载来看可能的确是葬在琼结，如唐文成公主、尼泊尔赤尊公主等，据晋美林巴所著《当木错》及其他藏史资料记载，是与松赞干布合葬于一陵之中的；但有一些人却不一定是葬在琼结，如前面提到过的吐蕃贵妇芒庞（mang-Pangs，707）、可敦（Ga-tun，708）、赞马塔（Btsanma-thag，723）、来庞（lhas-pangs，732）等人，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所载，只是记载了该年举行过祭祀其遗体的仪式，但在何处举行却并无明确的说明，还不能由此断定其是否是葬在琼结的；其他还有一些人（这当中并不局限于吐蕃贵妇）根据敦煌古藏文文书的记载，是在“琼瓦”厝尸或举行祭祀遗体的仪式。例如：650年厝赞普祖墀松赞之遗骸于琼瓦；679年祭祀父王赞普遗体于琼瓦；706年冬于琼瓦祭祀父王赞普之遗体；713年冬于琼瓦祭祀祖母赤马勒之遗体，等等。琼瓦，亦即琼结。那么，这当中既有可能是葬尸于琼结陵区，也有可能是葬在别处，只是在吐蕃之发祥旧地及祖陵所在地的琼瓦举行祭祀的仪式而已。具体属于哪种情况，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
总之，关于琼结藏王墓地陵墓的数目及各陵墓主等问题，目前看来藏文史料的记载大体上还是可信的，与考古调查的陵墓现状也基本相符。这种在同一墓地中划分不同的陵墓区排葬死者的方式，与近年来在西藏高原考古发现的吐蕃时期一些重要墓地如朗县列山墓地[11]、拉孜县查木钦墓地[12]、加查县邦达墓地[13]等具有相同的时代风格和特点。或许在今后的考古调查中，我们还能在琼结藏王墓地中发现新的陵区和墓葬，使得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会更加深入。
二、穆日山陵区的陵墓布局与墓主
穆日山麓和其所面对的河谷台地，分布着吐蕃王朝建立以来的历代赞普陵墓，是藏王墓的主要陵区，今天人们所习称的藏王墓，也主要是指这一陵区。
这一陵区内的墓葬，基本上呈南北一线排列，大致上分成东西两列。对于各陵的墓主，过去曾有不少学者进行过考证研究。
根据藏文史料的记载，英国人黎吉生考证认为，其西边的一列从北到南分别可能是松赞干布、芒松芒赞、都松芒布支、赤德祖赞、赤松德赞、赤祖德赞；其东边的一列从北到南分别可能是赤德松赞或朗达玛、牟尼、牟如、绛察拉本（图1）。意大利学者杜齐在其《藏王墓考》一文的附图中，也拟定了一幅藏王墓地的分布图，其西边的一列从南至北依次为赤德松赞、牟尼赞普；东边的一列则为松赞干布、牟底赞普、贡日贡赞（图2）。而王毅先生在对藏王墓进行实地考察后结合《西藏王统记》的记载，也提出过一种关于藏王墓地的分布意见，认为其西边的一列从北到南分别为：松赞干布、绛察拉本、都松芒布支、芒松芒赞、赤德松赞；而其西边一列则从北到南分别为：赤松德赞、赤德祖赞、牟尼赞普（图3）。近年来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在考古调查中也提出过有关藏王陵墓各陵的布局意见，大致认为东边一列从南到北分别为：松赞干布、芒松芒赞、都松芒布支、牟尼赞普、赤德祖赞、赤松德赞；西边一列从南到北分别为：赤德松赞、无名墓、无名墓、朗达玛，墓地东南角上最远的一座墓则可能为赤祖德赞墓（图4）。
图1 黎吉生考订的藏王墓分布示意图
1.松赞干布 2.芒松芒赞 3.都松芒布支 4.赤德祖赞5.赤松德赞 6.赤祖德赞 7.赤德松赞或朗达玛 8.无名墓 9.牟尼赞普 10.绛察拉本 11.牟如赞普
图2 杜齐《藏王墓考》所附藏王墓分布示意图
1.松赞干布 2.牟底赞普 3.贡日贡赞4.赤德松赞 5.牟尼赞普
图3 《西藏王统记》所载藏王墓分布示意图
1.松赞干布 2.绛察拉本 3.都松芒布支4.芒松芒赞 5.赤德松赞 6.赤松德赞 7.赤德祖赞 8.牟尼赞普
十分明显，这些意见彼此之间是很不一致的。造成这些意见分歧的原因，一是过去对于陵区内具体的陵墓数目弄得不太清楚，所以难免会有差错；二是对于各陵墓主的确定，都是以松赞干布陵的位置为基准点，再以文献记载为依据来依次加以勘比的，如果对于文献的理解不同，比定的结果也势必有所差异。
必须承认，在目前没有经过考古试掘的情况下，要对陵区内各陵的墓主做出完全准确的判断是不现实的，我们只能结合文献记载和其他的线索，尽可能地使现有的推测更加接近于历史真实。在上述意见的基础上，笔者拟提出一些对此的看法。
首先，对于松赞干布陵位置的判断是至关重要的，这是控制整个陵区中各座陵墓位置的基准点。上述意见中将松赞干布陵的位置确定在陵区内西边一列的最北端，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据《汉藏史集》《雅隆尊者教法史》《西藏王统记》以及《贤者喜宴》等藏文史料的记载，都云松赞干布陵正好北濒琼结河（雅砻河），居于穆日山麓台地的显要位置，与文献相合。
松赞干布以后的芒松芒赞陵，史载其“位于松赞干布陵之左”，从陵区的地理形势上来看，松赞干布陵的北面已抵近琼结河，似无再行排葬建陵的可能，只能安排在松赞干布陵的南面，如是，则文献中所记的“左面”，当皆指南面而言。按照这样的方位观，我们可以依照上述诸文献描述依次向南排列出都松芒布支王陵（位于芒松芒赞陵之左方）、赤德祖赞陵（位于都松芒布支陵之左方）。
按照吐蕃王系的先后，赤德祖赞之后有其子绛察拉本的陵墓。但文献记载绛察拉本的陵墓是建在“其父王陵墓的前面”，而不是在其父王的左面。笔者认为，如果按上面所讲的方位观，绛察拉本的陵墓似应当位于赤德祖赞陵的东面，而不是在其南面。在这一点上，黎吉生的意见是正确的。从另一方面来看，《汉藏史集》载绛察拉本的墓丘形制系一“圆形的土包”，而根据考古调查现场，陵区西边一列中并无圆形的封土墓丘，都是方形的大墓，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赤德祖赞的另一子赤松德赞是吐蕃王位的继承者。他的陵墓史料明确记载是建在穆日，其具体位置据《西藏王统记》《雅隆尊者教法史》《贤者喜宴》等史籍所载是在其父王陵墓的“后面之右侧”，由此看来，黎吉生所比定的位置应当是与之比较接近的。
史载赤松德赞之第二子牟尼赞普的陵墓是建在赤德祖赞陵的右前方，按上述的方位观，当不属于陵区西边一列的大墓之列，而应当是在东边的一列之中，大约与赤德祖赞之子绛察拉本的陵墓处在相邻近的位置上。
赤松德赞之另一子赤德松赞的陵墓诸史所载略有差别。《汉藏史集》云其陵墓是建在一个名为“楚嘉达”的地方，陵名称为“嘉钦楚”，并在陵前立有石碑，但对其具体的位置却没有确指。而《雅隆尊者教法史》却记载赤德松赞的陵墓建在“隆纳朱吉杰波陵”之前方，亦即都松芒布支陵前。但从现存的陵墓封土情况来看，在都松芒布支陵前目前已无墓丘，现在一般所认为的赤德松赞陵实际上已靠近芒松芒赞的陵前，在这座陵墓与牟尼赞普陵之间现存有一座石碑，其上刻有对赤德松赞的颂词，近年来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在对此碑进行清理的过程中，于石碑的下部新发现12行碑文，其末尾处提到赤德松赞崩于雄地，其陵名为“嘉钦楚”[14]，与藏文史籍的记载恰相吻合。但由于这通石碑距离现在认为的赤德松赞陵墓较远，所以黎吉生认为石碑可能是属于都松芒布支陵前的另一个现已湮平的墓葬，那才可能是真正的赤德松赞陵。
图4 西藏文管会普查队所绘藏王墓分布示意图
1.松赞干布 2.芒松芒赞 3.都松芒布支 4.牟尼赞普 5.赤德祖赞 6.赤松德赞 7.赤德松赞 8.无名墓 9.无名墓 10.朗达玛 11.赤祖德赞
不过，根据笔者实地考察的情况来看，在都松芒布支陵前并看不出有什么已湮平的墓丘的痕迹。实际上文献所称赤德松赞陵葬在都松芒布支陵前，或许只是指出其大致的方位，并非十分严格。现在所指的赤德松赞陵从墓葬封土的形制、规模上讲，与其西边一列的6座大墓等级相近，之所以距离石碑较远，不排除石碑本身被移动的可能，因此，目前要否定这座陵墓为赤德松赞陵，还显得证据不够充足。在没有找到新的证据之前，笔者倾向于维持原来的意见，仍将其定为赤德松赞陵为妥。
朗达玛陵据史料记载是建在都松芒布支陵与赤德松赞陵之间（《汉藏史集》《雅隆尊者教法史》），黎吉生认为其也有可能即现在所指的赤德松赞陵。但即使按照他的推测，把赤德松赞陵的位置设定在都松芒布支陵之前，那么朗达玛陵的位置也只能是在两者之间，当大致位于绛察拉本、牟尼赞普陵的附近，居于陵区东边一列墓葬的中部位置，而不至于远至东边的最北端。再者，根据《汉藏史集》的记载，朗达玛因已处在吐蕃王朝的衰亡之际，其陵墓尚未建完即被弃置，所以是不大可能具有较大的规模的。而现在所指的赤德松赞陵规制与西边一列大墓相近，显然应当是吐蕃王朝国力强盛时所筑，因而也不大可能为朗达玛陵。笔者推测，朗达玛陵的位置，很有可能也在陵区东边绛察拉本、牟尼赞普诸陵的附近一带，当为一座规模不大的陵墓。
最后，根据《汉藏史集》的记载，在穆日山陵区中还有朗达玛次之子俄松的陵墓，建在都松芒布支陵的后面。但从现存的陵区墓葬来看，都松芒布支陵的后面没有发现坟丘的痕迹。
其最大的可能是这座陵墓当时或许并未建成，便在吐蕃王朝末期的社会大动乱中被毁弃，未能保存下来；再一个可能就是坟墓的封丘规模很小，经年之后已湮没无存。
图5 本文所考藏王墓地分布示意图
1.松赞干布 2.芒松芒赞 3.都松芒布支 4.赤德祖赞5.赤松德赞 6.赤祖德赞 7.赤德松赞 8.牟尼赞普 9.绛察拉本 10.朗达玛 11.无名墓
综上所论，可将笔者的考证意见归纳为：穆日山陵区的东西两列陵墓是有一定等级上的差别的。其西边一列陵墓看来主要安葬的是吐蕃王朝中在位时间较长的国君，而其东边一列陵墓则主要安葬有吐蕃王朝中在位时间不长或者未及即位的王子等，墓主的身份品级明显地要低于西边的陵墓，在陵区中似乎是以陪葬墓的形式出现的。但是，东边最北端的赤德松赞陵应当是一个例外，无论是从现存墓丘的规模、形制方面，还是从墓主生前的在位时间等方面来考虑，它与西边的陵墓都应是属于同一等级的。之所以被安排在东边的最北端，据笔者看来可能主要是受陵区地形的限制。因为如果按照排葬的次序，赤德松赞陵本应安排在其父王赤松德赞陵的南面，与其他的吐蕃王陵同居于西边一列，但是由于陵区的南面已抵近穆日山的山脚，在安排了赤祖德赞陵之后，似已找不到适合于营建大型陵墓的空地，如果勉强将赤德松赞陵安排在穆日山脚的坡地入葬，难免显得局促狭窄，所以才打破常规，将其安排在地势较为宽敞的河边台地上。如果笔者以上所做的分析推测无大误，则琼结藏王墓地中穆日山陵区内各陵的墓主应如上图所示（图5）。
三、关于藏王墓地中的墓碑与石狮
在穆日山陵区内现存有两座石碑，一座为赤德松赞墓碑，位于陵区东北角；另一座石碑为赤松德赞纪功碑，位于藏王墓地的北部边缘，今琼结县医院内。
这两座石碑，是吐蕃王陵等级制度的体现，也是王权的象征，对于研究吐蕃时期的陵墓制度具有重要的价值。
其中，对于赤德松赞碑，中外学者曾多有论及，近年来在西藏文物考古工作中又对其进行了重点的发掘清理，在石碑的原貌、形制、碑文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资料[15]。
这通墓碑原暴露于地表以上，有2.95米，可见碑文29行，经发掘清理之后，碑身、碑座已全部露出，通高7.18米。碑的形制风格仿唐式碑，由碑帽、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各部分之间用石榫卯加以连接。碑帽带顶共高0.9米，顶部为莲座宝珠，底部内收，其上雕刻有一周莲花纹；帽顶为四面坡式，边缘向上翘起。边缘的四周雕刻有减地的浮雕祥云图案。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碑帽底部和石碑碑身上所雕刻的纹饰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与宗教意义。碑帽底部以祥云图案为主，共浮雕出14朵云头，在四角上雕刻有4尊飞天，飞天皆高发髻，大耳，上身赤裸，双手上举，一条帛带中部飘于头上，两端由肩前绕腋下向后飘扬；腰间系以绦带，两端向后飘飞，使之具有飞升飘动之感。飞天的下身着裙，赤脚，双腿呈一字形。在碑帽祥云图案当中，还浮雕出日、月的纹样：其东侧的中央为太阳，日环为双层圆形图案，其周边雕刻有十六角光芒形象；西侧的中央雕刻月亮，为圆圈内加弧线，象征月亮的圆缺（图6：1）。
石碑碑身高5.6米，平面为长方形，下大上小，有明显的收分，碑正面上端东侧刻一太阳，西侧刻一月亮，图案形状与碑帽底部的日月纹饰基本一致。其下方即为古藏文碑文。碑身的东西两端上部，减地浮雕云中升龙图案。龙的体形修长，头部雕有须、角，体有鳞甲、脊毛等。两龙相交，于云中升腾而起。碑身下部的龙的造型与上部的龙基本相同，但体形呈S形屈盘。在碑身的近底部位置上，还减地雕刻有四条相互盘绕在一起的蛇的图案，蛇上半身直立，口吐信，形象凶恶，其身下为雕刻的莲花座（图6：2）。
石碑之上，为石龟碑座。石龟的头部微露，四脚内收，背上有脊，龟甲上刻有密布的六角形纹饰，腹部及尾部刻有圆形的麻点，龟身之下为一整石刻成的基座。
通过这通石碑上的纹饰图案，笔者认为可以从中看到来自不同文化的影响。其中，有的明显可能受到南亚一带佛教文化的影响。如碑中的飞天图案，其母形当是佛教艺术中的“犍达婆”或“紧那罗”这两种乐歌之神，而且从其形态上看均作上身赤裸，下体着裙，一足平伸，一足翘起表示飞升的姿势，这也是一种比较典型的佛教飞天的造型，在石窟寺艺术中十分常见。此外，作为装饰图案的莲花纹，也与佛教有关。
石碑碑帽及碑身上的日月图案，反映着对日月的崇拜，这种题材很值得注意。从西藏宗教艺术的角度加以考察，早在西藏高原原始宗教——本教的神灵崇拜中已有了对于日月星辰的崇拜。月亮和太阳分别象征着自然界阴阳的转换，孕育着世间万物，在古代藏族人民的心目中对此充满着敬畏与崇拜。在早期的西藏岩画艺术中，日月图案已经相当地流行，成为一种较为常见的题材[16]。佛教传入西藏之后，这种以日月图案为母题的纹饰也被佛教所吸收，在一些佛教艺术作品中时常出现，至今依然如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日月并辉共存的装饰纹样，体现着西藏高原古代艺术中一种具有“永恒不变”意味的主题，其流行的时代、空间范围都是非常广泛的。笔者认为，反映在赤德松赞墓碑上的这些日月图案，很有可能体现出的是一种带有佛教色彩的本教文化，蕴含着西藏独特的宗教意义。
图6 石墓碑纹饰示意图
1.赤德松赞墓碑碑帽底部纹饰 2.墓碑碑身纹饰
赤德松赞墓碑上的龙、蛇图案，其来源也很值得研究。因为，在汉地古代艺术中，龙是一种流行时代相当久远的题材，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龙与蛇，在中国古代也常见其同出并举的现象，如汉文史籍《山海经》中，就常有记载神人“乘两龙”“践两青蛇”“践两黄蛇”的传说，龙与蛇在这里可能包含有阴阳相对的含义。赤德松赞墓碑上的二龙相交图案，在汉文史籍中称之为“交龙”，其含义就是两龙交合之意；其墓碑下方还雕有身体向上的腾蛇，而腾蛇与交龙具有相同的含义，都代表着雌雄两性相合，在深层中隐含有阴阳相接、调和阴阳之气的寓意。在中国上古时代，交龙的图像还常常作为天子、诸侯的标识。如《风俗通·声音篇》：“昔黄帝驾象车，交龙毕方并辖。”汉唐以来，这种交龙图案在墓葬中特别盛行，当中便包含有阴阳调和以消除灾祸、祈求吉利的愿望和动机，同时也是一种权势和等级的标志。如唐代乾陵二碑中的《无字碑》碑首刻有八条龙纹，碑侧也雕饰有交绕的云龙纹。因而，吐蕃时代在与内地唐王朝文化交往与联系十分密切的背景之下，在丧葬意识方面受到内地墓葬装饰艺术的影响是不足为奇的。赤德松赞墓碑上的龙、蛇图案，很可能便是受到内地传统的神话题材的影响而由吐蕃匠师们所创作的作品，体现着汉藏文化水乳般的交融。
另外，在藏族古代本教崇拜的神灵中，虽然也有被称为“龙神”的神祇，不过这种龙神的形状并不十分固定，在一些时候也与汉地的龙、蛇形象相似，“据本教徒讲，龙神可以自由变成蛇的形象和虫的形象四处游荡，出现在人们面前。飞起来是虫，落下来是蛇。从这个角度讲，龙神非常类似于汉文史料中所解释的龙的形象”[17]。但如果从这通墓碑整体的龙、蛇图案配置来考虑，笔者认为它们已经是一种比较成熟固定的形态，所反映出的观念意识似乎与汉地的龙、蛇更为接近一些，而与西藏本地的“龙神”关系不大。
再次，至于赤德松赞墓碑下所用的龟蛇碑座，笔者赞同多数研究者曾经提出的观点，即认为这是一种内地墓葬制度在吐蕃丧葬文化中的反映。这种龟形的碑座也称为“龟趺”，在内地隋唐时代的墓葬制度中体现着严格的等级标志。按照隋代的制度规定，三品以上立碑，螭首龟趺，趺上高不得过九尺[18]。唐代则规定五品以上方可使用螭首龟趺，高不过九尺；七品以上则只能用圭首方趺，高四尺[19]。赤德松赞位尊一国之君，看来是仿照唐制使用了高品级官吏的龟趺之制。只是在碑首的形制上，吐蕃赞普使用的是一种带有碑帽的石碑，与汉地的石碑有所谓“螭首”“圭首”之分不尽相同。
穆日陵区的另一通石碑为赤松德赞纪功碑。从石碑的形制上看，与赤德松赞墓碑基本一致，也是由碑帽、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各部分之间均以石榫相互加以连接，石碑通高5.24米。
碑帽的顶部饰有火焰形的宝珠，其底部雕刻有一周连续的云纹。碑身高4米，上下收分很大，碑身的两侧也雕刻有飞龙图案，碑座亦为龟趺，但比较粗糙，系用一块大石略加雕刻而成。
由于这通石碑距离陵区较远，过去对于它的性质一直没有进行断定。但从碑文的行文风格和内容特点等方面分析，笔者认为与赤德松赞墓碑并无太大的区别，也是对吐蕃赞普的生平事迹和功德进行颂赞之辞。其在陵区内出现，很可能仍是作为墓碑安置于陵前。但目前难以解释的是，如果判定其属于赤松德赞的墓碑，却为何又距离赤松德赞的陵墓如此之远？这当中无非有两种可能存在：一是原所判定的赤松德赞陵墓的位置有误；二是石碑的位置可能后来发生过移动。究竟属于哪一种情况，目前还难以下结论，只有等到将来经过考古发掘或许可能得到解答。
吐蕃时代在墓地中设立石碑的做法，其意义也是值得探究的。据藏文史料的记载，其中赤松德赞石碑的用意在于“保护诸本教大臣”，是在赤松德赞本人在世时建造的[20]。意大利学者杜齐对吐蕃墓地的立碑习俗也有过论述，他认为：
……石碑一旦被立在某地，就表明对这一地区拥有明白无误的所有权；国王认为他自己就是法律的化身，而碑则成了他作为法律化身的象征。于是，一个新的宇宙建立起来了。在它的神秘中央屹立着象征国王自己的石碑。按照传说，在这种情况下，混乱的势力在地下运动着，那是地祇和龙的世界，水流在冲挤着太古的无序状态，恶魔被制服了，一个新的秩序建立了起来，通往天界的道路也被打开了，而石碑是贯穿存在标准的轴心axis mundi，实际上也是通往天界道路的说明书……石碑的建立还解释了象征地下权力和威严的龙被刻在石碑上的原因，这是石碑的建立所产生的神奇力量使它们完全驯服了[21]。
那么，我们可以将墓地石碑的功能归结为三个方面：其一，是吐蕃赞普权力、等级的象征；
其二，在吐蕃时代的丧葬意识中，它也是人们死后通向“天界道路”的路标；其三，它还是一种可以用来镇压地下恶魔的“镇压之物”。这些观念意识与汉民族在墓地中建立石碑的做法颇有共通之处。藏文文献中明确地讲到石碑的建立可起到“保护诸本教大臣”的作用，这一方面可能与上述石碑的三种主要功能有关；同时也提示我们注意到建立石碑的风俗是当时吐蕃本教所奉行的做法，与本教的丧葬礼仪也有一定关系。
除石碑之外，在穆日山陵区内最南部山麓间的赤祖德赞陵前，还现存有石狮一对，是藏王墓地中仅存的石刻艺术品。这对石狮分别位于陵墓的东侧和西侧，西侧的石狮现已倒残在地，仅局部露在地表；现存的东侧石狮，呈蹲坐状，高1.45米，右腿已残缺，现面向墓冢而立，狮子的头部昂起，双目圆睁，牙齿外露，颈部的卷鬃线条细腻而流畅，前肢稍向前伸，胸部直挺，身躯后蹲，尾部自然卷向左侧，整体造型丰满而富于动感，表现出雄狮威武强健、凶猛有力的气势。从雕刻技法上来看，石狮系用整块石料雕刻而成，刻纹简练、粗犷，但具有很强的装饰性。
对于这对墓前石狮，有两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其一，这种在墓前设置石刻的做法，是否与中原王朝的陵墓制度有关；第二，石狮本身所体现出的艺术风格，究竟源于何种文化。
首先，我们讨论第一个问题。如果仅仅从在墓前设立石狮（或其他动物石刻）的做法而言，这种墓葬习俗在世界各地的不少古代民族中都曾经流行过。如西亚苏美尔早王朝时期的乌尔王陵[22]、古代波斯阿契美尼德王陵[23]、萨珊王朝波斯帝国陵墓[24]、古代埃及王朝陵墓[25]等考古遗迹中，都不乏其例。中国古代墓葬中，在墓前设立石刻人像、动物以及传说中的怪兽的风俗也起源甚早。如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羊虎”条下载：“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之属，人臣墓则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属，皆所以表饰坟垄，如生前之仪卫耳。”中原地区目前所知最早的墓前石刻群现存于西安郊区汉霍去病的墓前，其后在中原地区东汉诸陵、南方地区两晋南朝诸墓前都出现了雕刻精美的石刻动物群，与文献记载是完全吻合的。因此，如果单纯地从墓前石刻这一点上来加以考察，还很难说清吐蕃王陵前的动物石刻究竟源于何处、受何种文化的影响而产生。
但是，如果我们把墓前石刻与藏王墓地其他的文化因素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的话，就有可能得到一些新的启示。
如上所述，在穆日陵区内所残存的两通石碑，从总体上来看，受中原唐文化影响的痕迹远较其他文化浓重得多，无论是从石碑的形制特点、装饰图案等各个方面进行比较，都可以从中辨识出中原文化影响的因素，兹不赘述。
石碑与石刻动物共同作为陵墓前的地表装饰，起到标记墓主人的地位品级和生前仪卫以及表示驱邪辟鬼、护卫亡灵等作用，应当说是祖国中原地区墓葬文化的特征之一，而有别于其他古代国家和地区。如《水经注·阴沟水》云魏晋时期曹操之父曹嵩墓前的石刻仪卫为“夹碑东西，列对两石马，高八尺五寸，石作粗拙，不匹光武隧道所表象马也”。这说明早在中原汉魏时期石碑与石刻动物便已有相互的配置关系，常常是夹对而出。至南朝时期，陵墓石刻似乎已形成了比较固定的配置制度，在江苏南京江宁、丹阳、句容等处南朝陵墓前所发现的石刻，其组合关系一般都是由神道石柱、石碑、石兽三类石刻组成。通常是以石兽居首，神道石柱次之，最后以石碑殿后。据研究，这个时期在帝陵前通常是设立石兽一对、神道石柱一对、石碑一对；而在王公墓前则设立石狮一对、神道石柱一对、石碑一对[26]，已将陵墓前立碑与立兽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安排。发展到唐代，这种在帝王陵前立碑、立石人、立石兽的做法进一步制度化，在石刻群的品种上有了更为详备的规定，但无论其如何趋于复杂，以石碑与石人、石动物相互配置的基本格局应当说是已经固定下来，并且一直对唐以后的各代王陵墓前石刻制度产生着影响。不难看出，石碑作为墓主身份等级的标志，作为其死后铭记功德的标志，在中国古代墓葬文化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从这一点而论，藏王墓地中石碑与石狮的同出，应当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而是一种墓葬制度文化的体现。溯其渊源，自然应当联系中原文化来考虑。
其次，藏王墓地穆日山陵区内的各赞普陵墓，其坟丘封土形制均为方形或略呈梯形，所表现出的是一种“以方为贵”的墓葬制度观念。如其西边一列大墓，形制均为方形；而其东边一列墓主身份相对较低的中小型墓葬（除赤德松赞墓外），坟丘的封土形状则不规整，有的呈圆形坟丘。这一点，与中原地区汉、唐陵墓具有相似之处。从中原地区的考古调查来看，汉代的大多数皇陵的坟丘封土形制都是正方形的覆斗式，许多陪葬墓也都是做成方形；唐代对于这种方形的坟丘形制看来又加以了提倡，其王陵也是以方形多层台阶式的覆斗式坟丘为贵。例如唐太宗昭陵的大量陪葬墓中，凡方形覆斗式的墓葬，其品级都比圆形坟丘墓墓主的身份等级为高。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有理由推测吐蕃中以方形墓（梯形墓实际上亦可视为一种变形化的方形墓）为贵的观念，是受到了来自中原唐文化的影响。
以上种种迹象，都表明藏王墓地在墓葬形制、墓前石刻等方面，都可能受到中原唐制的影响。因而，陵区内的石狮，应当属于这种墓葬制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中原王朝的陵墓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吐蕃王陵受到中原地区中央王朝陵墓制度的影响，有着历史的渊源。吐蕃王朝时期，与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在制度文化上也受其影响。唐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金城公主与赤德松赞的两次联姻，都加强了吐蕃王朝与内地友好往来，使中原地区的文化大量地传入到吐蕃。唐蕃之间不仅多次举行会盟（据统计，仅自705年至822年间，唐蕃间的会盟就达8次之多），而且双方还多次互派使节进行访问活动，以密切彼此间政治上的联系。这当中，有的吐蕃使节就亲自参加了唐代皇帝的葬礼，如唐高宗乾陵墓前所立的61尊前来参加高宗葬礼的边疆少数民族首领和邻国王侯、使臣石像中，就有吐蕃的使节[27]。这些使节完全有可能将亲眼所见的中原天子帝陵之礼仪盛况带回到吐蕃王国。因此，吐蕃王国政权出于对中央王朝和中原文化的敬仰倾慕之情而在营建自己的王陵中模仿其制，当在情理之中。笔者认为，这是解释吐蕃陵墓制度与中原王陵之制为何存在有明显联系的内在因素。
至于现存于藏王墓地中这对石狮的雕刻艺术风格本身，倒不一定直接来源于中原。曾经有学者观察指出，赤赞陵墓前的这对石狮“其艺术风格与中国、印度均不相同，似乎受了古波斯艺术的影响”[28]。笔者对此也持赞同意见。笔者认为，从石狮的造型与雕刻风格观察，与中国和印度同类作品的最为明显的区别是在狮子的头部装饰上，这尊石狮头部发型的样式，以整齐的卷鬃披于颈部，形成一层浓密的鬃发。另外，石狮的体形较为壮硕，四肢稍短，上体向上方挺起，这些特点与中国内地和印度的石狮具有不同的风格。匠师们在雕刻手法上确实借鉴了与中亚、西亚石刻雕刻艺术相似的某些处理方式[29]。那么，应当怎样认识这一现象呢？
如果联系到吐蕃在地理上与中亚相毗邻，在文化上与中亚曾经发生过的交流等因素来加以考虑，这也是不难理解的。
在吐蕃王朝的强盛时期，曾一度将其势力向中亚扩张，与唐和大食争夺中亚。据日本学者森安孝夫的研究，在7世纪中叶以后，吐蕃曾经有过数次向中亚的侵入，在8世纪后半叶至9世纪前半叶的一段时期内，中亚甚至成为“吐蕃与回鹘的时代”[30]。尤其是在赤松德赞时期，吐蕃的向外扩张达到鼎盛局面，如同藏王墓地中现存的赤松德赞纪功碑所载：“赞普赤松德赞，天神化身，四方诸王，无与伦比。……武功赫赫，上自大食边境，下迄陇山隘口，无不臣服。疆土辽阔，南北东西，广袤无际。”这当中虽有夸大之词，但却表明吐蕃在向中亚征服的过程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在这个过程中，有不少的所谓“大食”人被吐蕃所俘掠，如《新唐书·南蛮传》载，在唐贞元十七年（801）的西川之战中，被唐军所俘获的吐蕃人中，就有“黑衣大食等兵”，这些兵众显然应当是在吐蕃与大食的战争中被俘的，后来又被吐蕃驱至东线与唐军作战。同理，我们也可以推测，这些大食人中或许也有精于石雕等工艺创作的匠人流入吐蕃。
另一方面，在吐蕃与中亚的交流中，与西域各国也发生过密切的联系。一些来自北方的“胡人”（藏语中常称为“霍尔人”）长期生活在吐蕃，由他们也可能间接地将中亚的一些文化、艺术带到吐蕃。如前文所引，吐蕃赞普都松芒布支的陵墓据说就是由胡人的部落建造的，可见在吐蕃王陵的营建工程中，已有相当数量的胡人参加，这当中也不排除有精于雕刻工艺的匠师。
因此，藏王墓地中的石狮在风格技法上带有一定程度的古代中亚雕刻艺术的烙印，正是吐蕃强盛时期积极向外扩张，吸取外来文化以丰富本民族的文化在墓葬习俗方面的一个例证。
总结以上所论，笔者认为，似乎可以做出这样一个简要的结论，即从整个藏王墓地陵区的陵墓制度而言，吐蕃王陵明显地深受中原唐代文化的影响，在陵区的陵墓布局、陵墓坟丘封土形制以及设立石碑、石狮等仪卫礼制，甚至包括墓碑雕刻纹饰的题材内容等方面，都与唐朝的陵墓制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但就局部因素而言（如其墓前的石狮雕刻艺术风格），也受到来自与之相邻的周边地区和国家的某些文化因素的影响。这当中是一个整体与局部的关系问题，我们既不能以偏概全，也不能无视其他文化因素曾经对吐蕃所产生过的影响与作用，方能比较客观地对这个时期的吐蕃墓葬制度进行正确的认识。
通过以上对于吐蕃王陵所做的初步探讨，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认识到，进入到这个阶段，吐蕃墓葬制度可以说已经完全形成。以作为体现最高统治阶级意志的王陵和一批重要墓地为标志，在墓区布局、封土形制、墓前石刻、祭祀建筑等诸多方面，都有了比较统一、完备的制度规定。在中国古代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墓葬中，可以说是独具特色的。
通过对于藏王墓地的研究，还可以对前文中所列举的一些重点墓地的等级制度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如拉孜县查木钦墓地中的1号大墓墓前的两侧，也分别设立有石狮一对；另外在墓区的山顶部也发现有一通已经残损的石碑；墓地的分区，也十分类似藏王墓，其中一些重要的大墓都集中安排在一个墓区内，并在这里集中地修建了多条祭祀坑。在笔者对这一墓地进行实地考察的过程中还注意到，就墓地中一批大墓的封土规模而论，已经接近琼结藏王墓陵区中的王陵。这些考古现象充分表明，在这个墓地中所埋葬的显然已不是一般的吐蕃贵族，从墓葬的仪卫礼制方面来看，与吐蕃王陵已基本上处于同一等级。当地群众传说在这个墓地中最大的一座墓葬里埋葬着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这个传说虽不足为凭，但笔者认为至少可以说明其墓葬的等级很高，基本上是依照王陵之制来营建的。藏文史料中记载吐蕃王室在除山南琼结之外还曾建有陵墓区，拉孜县查木钦墓地有无可能就是其中的一处史籍缺载的王陵，只有留待今后考古发掘才能证实。
另外，在朗县列山墓地中，近年来在调查中也试掘出了刻有动物纹饰的石碑底座，其四周残存着建立碑亭的柱洞，石刻动物的造型亦似为龟，从雕刻刀法、线条等方面来看都非常娴熟。结合列山墓地的规模和巨大的封土坟丘等因素分析，反映出很高的品级，显然应当属于吐蕃社会统治阶级上层的墓葬，其墓葬的级别与藏王陵墓几乎相差无几，表明这一墓地中的墓主在吐蕃时期具有相当高的地位。
至于其他一些墓地中既无石碑，也无墓前石刻动物的发现，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墓主的品级不够，与王陵之间有着等级上的差别；另一种情况则是一些大型墓地虽然在等级上已经接近于王陵，过去也曾在墓地中设立过石碑、石刻动物等墓地标志，但因年代久远、人为破坏等原因已经不复存在。笔者相信，在吐蕃王陵与贵族墓地之间，过去在石碑的大小、高低，石刻动物的数量、种类等方面可能本来也是存在着严格的等级规定的，只是由于史料缺载和考古工作的不足而至今已经无法加以详辨，唯有寄希望于将来新的考古发现能提供给我们讨论这一问题的线索。
1994年
Abstract
The Tombs of Tibetan Kings at Qonggyai County,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are ones of the supreme grade of Tubo Dynasty ruling class.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partition, layout, owners, headstones, stone lions and other related issues of the Tombs of Tibetan Kings, based on the author’s material gained in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on the Tibet Plateau.
注释
[1][意]G. 杜齐：《藏王陵考》，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藏族研究译文集》（第1辑），1983年。
[2]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年第9期。
[3]王毅：《藏王墓——西藏文物见闻记》（六），《文物》1961年第4、5期。
[4]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曾先后于1985年、1991年、1993年等年度对琼结藏王墓进行过考古调查，有关资料正在整理之中。
[5]王毅：《藏王墓——西藏文物见闻记》（六），《文物》1961年第4、5期。
[6]王毅：《藏王墓——西藏文物见闻记》（六），《文物》1961年第4、5期。
[7]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年第9期。
[8]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年第9期。
[9]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年第9期。
[10]西藏自治区文管会：《琼结县文物志》，1986年。
[11]索朗旺堆、侯石柱：《西藏朗县列山墓地的调查和试掘》，《文物》1985年第9期。
[12]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拉孜、定日两县古墓群调查清理简报》，《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13]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山南加查、曲松两县古墓葬的调查与试掘》，《南方民族考古》（第5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
[14]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赤德松赞墓碑清理简报》，《文物》1985年第9期。
[15]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赤德松赞墓碑清理简报》，《文物》1985年第9期。
[16]有关岩画中发现日月图像的资料，最早见于西藏日土县第三处地点所发现的古代岩画中，参见西藏文管会普查队：《西藏日土县古代岩画调查简报》，《文物》1985年第9期。其后，笔者于1992年在西藏阿里地区的考古调查中又发现大量的古代岩画，其中有大批有关日月崇拜的图像，资料目前正在整理中。
[17]格勒：《论藏族本教的神》，《藏族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
[18]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第154～1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19]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第154～1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20]黄颢：《贤者喜宴》摘译（十二），《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
[21][意]G. 杜齐：《藏王陵考》，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藏族研究译文集》（第1辑），1983年。
[22]李连、霍巍等：《世界考古学概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
[23]李连、霍巍等：《世界考古学概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
[24]李连、霍巍等：《世界考古学概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
[25]李连、霍巍等：《世界考古学概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
[26]王恺：《南朝陵墓石刻渊源初探》，《东南文化》1987年第3期。
[27]A.罗哲文、罗扬：《中国历代帝王陵寝》第98～103页，上海文化出版社，1984年；B.孙中家、林黎明：《中国帝王陵寝》第186～187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28]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年第9期。
[29][苏]罗塞娃等：《古代西亚埃及美术》，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
[30][日]森安孝夫：《中亚史中的西藏——吐蕃在世界史中所居地位之展望》，《西藏研究》198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