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加查县达拉岗布寺曲康萨玛大殿遗址发掘简报
西藏加查县达拉岗布寺曲康萨玛大殿遗址发掘简报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
山南地区文物局
达拉岗布寺位于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加查县加查镇计村的达拉岗布山南坡，地处雅鲁藏布江北岸。西南距加查县府所在地安绕镇约25公里[1]，南距江边直线距离约5公里，东南毗邻林芝地区朗县。寺院与计村相对高差为950米，地理坐标为北纬29°07′24.32″、东经92°48′29.26″，海拔4189米（图1）。
图1 达拉岗布寺位置示意图
20世纪下半叶，因达拉岗布寺曾发生多次盗掘，2002年7—8月由西藏博物馆、山南地区文物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寺院的拉不让和萨阿颇章两处建筑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440平方米[2]。2010年9—11月，为配合达拉岗布寺文物保护工程方案编制，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山南地区文物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该寺曲康萨玛大殿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约1500平方米，并对寺院内其他建筑进行了初步调查和测绘。现将本次发掘简报如下。
一、历史沿革和建筑概况
（一）历史沿革
达拉岗布寺始建于1121年，由达布噶举派祖师达布拉吉（1079—1153年）创建，是藏传佛教噶举派支系达布噶举派的祖寺，在西藏宗教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2006年被公布为西藏自治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达布拉吉于1079年（藏历第一绕迥之土羊年）出生在藏南达布地区“涅”地（今山南地区隆子县一带）的尼瓦家族中，自幼师从多位印度大师学习书法、声明和历算等而达精通，特别是随藏地名医毗奇等30余位医学药师研习医学八支等论著，以精通医理医道驰名，故称“达布拉吉”（意为达布地方的神医），并著有《达布拾零集》等医学论著，影响深远。26岁出家，取法名索朗仁钦（意为福宝），自此尽学噶当派教法。1110年前往后藏甄地（今日喀则地区聂拉木县）拜米拉日巴（1040—1123年）为师，修学密法。1111年遵从米拉日巴的喻示，来到达拉岗布山精修6年，心生殊胜验证，获得大手印证悟。1121年，他在达布贵族俄色贡觉之子的资助下，兴建达拉岗布寺。其生前常住该寺，故史籍中称之为“宁美岗布巴”（意为修为无双的岗布巴大师）。
达拉岗布寺最早仅为一座小修行庙，史称“岗布日追”。据《汉藏史集》[3]的记载，达布拉吉在此“修习各种禅定，获得许多先知神通，境心融合，自在圆满，获得彻悟”。随后他将噶当派的道次第与米拉日巴的《大手印》融会贯通，形成以密法“大手印”为主的体系，从而创立了新的教派，即达布噶举派。同时他以达拉岗布寺作为基地，广聚门徒并因材施教，一时法缘兴盛。此举则使达布噶举法嗣繁衍出四大支八小系，故成为藏传佛教各大教派中支系繁多、藏传佛教特色最浓的派别。
1145年，达布拉吉将寺院法主之职传于其弟子岗巴·楚成宁波，1153年圆寂于此。其后寺院历辈法主和活佛在原修行小庙的基础上，依山势陆续增建和扩建了许多建筑，逐渐形成现今的寺院规模。18世纪中叶，准噶尔部侵藏后将该寺毁坏，但不久后得到修复。20世纪60年代该寺建筑几乎毁损殆尽，之后80年代除朱布德拉康、桑龙幻化颇章甲吉仁波且、塔林、曲康宁玛等4处建筑得到修复并对外开放外，其余建筑仅存高低错落的残垣断壁。
（二）建筑概况
达拉岗布寺建筑布局为山地型自由组合式，依托山势多呈东西向分布，其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800米，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建筑群疏密结合，错落有致，重叠而上，顺应地形起伏变化，可分为北区和南区两部分。北区位于近山巅的陡直崖面平缓处，南区地处山腰缓坡地带，两区相距约600米，相对高差为150～200米，其中南区为寺院的主体建筑区。
北区建筑群由朱布德拉康、桑龙幻化颇章甲吉仁波且和桑龙贡玛白玛维吉颇章组成。南区建筑群依地势大致呈东西向分布，由西至东包括塔林、擦康、曲康萨玛、达旦拉珠拉康、曲康宁玛、拉不让、卓康（辩经场）、萨阿颇章等建筑单元。达拉岗布寺建筑群主要兴建于两个时期，即12世纪中下叶与16—17世纪时。早期建筑有塔林（1152年）、桑龙幻化颇章甲吉仁波且（1153年）、曲康宁玛（1154年）、拉不让（1155年）和曲康萨玛（1178年），晚期建筑有朱布德拉康（1544年）、萨阿颇章（1548年）和桑龙贡玛白玛维吉颇章（1612年）。达旦拉珠拉康是20世纪80年代为便于宗教开放而新建的一座殿堂（图2）。
图2 达拉岗布寺总平面图
1．桑龙贡玛白玛维吉颇章 2．桑龙幻化颇章甲吉仁波且 4．塔林 5．擦康 6．曲康萨玛7．曲康宁玛 8．拉不让 9．卓康 10．萨阿颇章 11．达旦拉珠拉康 12．僧舍 13．厨房14．寝殿 15．土台（3．朱布德拉康距曲康萨玛大殿约600米）
二、曲康萨玛大殿遗址
曲康萨玛大殿遗址位于达拉岗布寺南区西部，西距塔林12.74米，东距达旦拉珠拉康2.74米。大殿平面呈长方形，坐西朝东，门向120°。东西长46.1米、南北宽32.22米，占地面积为1486平方米。大殿原高二层，现仅存四周殿墙，墙厚1.49～1.74米、残高5～11米。其底层墙体为较规则的块石砌筑而成，外抹厚1.5～4厘米的灰黄色细泥为墙皮；二层墙体用较规则的块石与片石交替叠砌方式砌筑。西墙和北墙的底层与二层之间保存一排长方形椽孔，其中北墙椽孔之下还存有5个梁孔。殿墙残存的女儿墙外饰宽约1米的白玛草，其下横置一排直径0.2米的木枋。
此次发掘基本明确了殿内各单元建筑的平面布局，即曲康萨玛大殿为一座天井式建筑，中间为开敞式天井（F6），四周环绕五间殿堂。天井的正后部为措康大殿（F5），该殿位于曲康萨玛大殿东西向轴线上，与殿门相对；天井的南北两侧分布4座佛殿，其中南侧有弥勒佛殿（F1）和达布廓娃朗松殿（F3），北侧有达布拉吉护法神殿（F2）和噶举祖师殿（F4），四殿两两相对，且南北相对的佛殿平面基本一致。天井平面为长方形，地面以石块铺就，中央部分低于周边地面。廊道位于F1与F2之间，为连接殿内和殿外的过渡空间。曲康萨玛大殿殿门外的门道两侧后期增建了原高二层的门房以增设门庭，20世纪90年代这两座门房经过重建与改建，即现在的措康宁玛和仓库（图3、4）。
图3 曲康萨玛大殿遗址平面图
图4 曲康萨玛大殿F3～F6全景（东—西）
（一）F1（弥勒佛殿）
位于曲康萨玛大殿东南部，原殿内主供一尊弥勒佛八岁等身泥塑像。其北与F2相对，西连F3，东接门房（措康宁玛）。平面为长方形，面阔二间一柱8.2米，进深三间二柱11.74米，面积约96.3平方米。佛殿门辟于北墙东侧，门向31°，门宽1.36米，门槛以条石砌成。
F1西墙南部与F3相连的墙体系土墙，其偏北处墙体为石墙；北、东、南三面墙体则用石块砌筑而成。东墙经后期改建保存较好，南、西、北三面墙体皆有坍塌。石墙以较规则的石块错缝砌筑而成，上下层石块之间用薄石片找平，石缝间以黏土作充垫；土墙用灰黄色黏土夯筑而成。南墙与东墙中部墙面残存黄泥墙皮。殿内西墙北部与北墙下分别有宽1.09米、0.62米略高于中央的阿嘎土[4]地面，东南部地面为木板铺就，其余地面为掺杂少量阿嘎土的硬黄土地面。
图5 F1平面图
F1中部有二柱，北墙内有一夹墙柱，此三柱呈南北向排列。西墙尚存两个夹墙柱，其西北角遗有一夹墙柱圆形柱洞，这三柱原亦为南北向排列。现存木柱柱身呈圆形，是将树皮砍斫后直接使用的圆木，柱残高1.22～2.42米、直径0.34～0.55米。柱洞直径0.45米、深0.62米，洞底平铺一石板为柱础。东墙下残存置放经书架的石砌台基。西墙中部存凸字形石砌供台，其上南北向分布两个近方形装藏坑。南墙下有石砌台座（图5）。
（二）F2（达布拉吉护法神殿）
位于曲康萨玛大殿东北部，原殿内主供达布拉吉护法神塑像。平面为长方形，其结构与F1相同。
（三）F3（达布廓娃朗松殿）
达布廓娃朗松殿意为达布三祖师殿，原殿内主供达拉岗布寺第二世法主、第三世法主与第四世活佛3位上师的铜合金造像。该殿北与F4相对，东连F1，西接F5。平面为长方形，面阔三间二柱12.75米，进深二间一柱7.6米，面积96.9平方米（图6、7）。佛殿门辟在北墙中部，门向20°，门宽1.7米，木门槛下左右两侧残存有长方形枕木。四面墙体均有坍塌，与F1连接的东墙体为土墙；南、西、北墙体为石墙，墙体砌筑方法与F1相同。殿内地面均为阿嘎土地面，但中部偏北处有横贯东西、高于两侧地面，宽约1.51米的长方形地台。
图6 F3平面图
图7 F3全景（东—西）
F3中部的柱子为东西向排列，东侧存木柱，西侧仅存柱洞；在东墙即F1西墙内与F1共用一夹墙柱，西墙即F5东墙内遗有共用的夹墙柱柱洞。东、西两墙的转角处分别遗有与F1、F5共用夹墙柱的柱洞。柱残高1.22～2.42米。柱洞直径0.41～0.56米、深0.25～0.8米，洞底平铺石板为柱础。
F3东北角存有一土石混合结构的近方形佛塔基座，其中部有正方形装藏坑。西北角残存一长方形土台基。南墙下有置放经书架的土石混合结构台基。台基北部中央原有一供台，现仅有3个椭圆形柱洞，底部平铺数块小石片，柱洞直径0.56米、深0.08～0.15米。紧挨北墙有东西向的4个柱洞且两两分列于殿门两侧，柱洞大小间错排列，直径0.21～0.45米、深0.16～0.24米。
（四）F4（噶举祖师殿）
位于曲康萨玛大殿北侧中央，原殿内主供噶举祖师造像。该殿平面为长方形，结构与F3相同。北半部的土石混合结构供台保存较好。
（五）F5（措康大殿）
位于曲康萨玛大殿西部，为集会殿，处在大殿东西向轴线上。其东部的北南两侧分别与F4、F3相连，中央正对F6（天井）。平面为长方形，面阔七间六柱28.7米，进深三间二柱12.5米，面积358.75平方米（图8）。殿门辟于东墙正中，与天井有石铺通道相连，门向121°，门宽2.04米。木门槛下左右两侧各残存一长方形枕木。四面墙体均为石墙，皆有坍塌，墙体砌筑方法与F1相同。东面墙体分别与F3、F4共用，南墙、北墙、西墙局部残留有黄泥墙皮。殿内地面均为木板铺设。
图8 F5平面图
F5中部两排柱子呈南北向排列，其中东排现存3柱，余仅存柱洞；西排现存2柱，余仅存柱洞。东墙殿门两侧各存一夹墙柱，与F3、F4共用的墙体内各有两个夹墙柱的柱洞。柱残高2.22～2.45米。柱洞直径0.45～0.59米、深0.27～0.81米，底部平铺石板为柱础。
F5南北两侧各有一座土石混合结构的佛塔，北佛塔塔瓶以上部分无存，南佛塔仅存塔基。南佛塔西邻土石混合结构的凸字形供台，原供奉其上的药师佛泥塑像无存。西墙下有土石混合结构的长方形供台基座，基座东侧紧挨一座长方形供台。
三、出土遗物
曲康萨玛大殿遗址出土器物共1629件（组），按功能与用途可分为佛教造像［190件（组）］、佛教法器（217件）、佛塔（102件）、梵箧装构件（187件）、铜皮饰件（17件）、生产工具与生活用具（206件）、兵器（9件）、建筑构件（37件）、其他（664件）等九类。绝大部分器物出自殿堂遗迹的倒塌堆积中，天井、廊道、门道等遗迹内亦有出土。以F5出土器物最多，达968件，其他依次分别为F4（146件）、F2（105件）、F1（95件）、F3（81件）、F6（43件）、廊道（26件）和门道（6件）。少量器物出自装藏坑，皆为装藏物，以K4内最多，有147件，K1～K3各出有4件，而K5仅出有一些陶罐残片。
以F5为例，所出器物种类最为齐全，其中佛教造像有106件（包括铜合金造像94件、银质造像1件、石质造像5件、泥质造像6件），佛教法器125件（包括供养类中的铜合金酥油灯和净水碗等111件、标识类中的金刚杵等9件、乐器类中的海螺等5件），佛塔64件（包括铜合金中的噶当塔等59件、泥质擦擦5件），梵箧装构件110件（包括护经板1件、经书扣109件），生产工具与生活用具86件（包括石器2件、铜器5件、装饰品79件），铜皮饰件8件，兵器4件，建筑构件（包括塔饰、瓦、门饰、钉等）13件，以及其他452件（包括铜泡饰3件、骨器4件、钱币445枚）。
（一）佛教造像
共190件（组），据材质可分为铜合金、铜皮、银质、石质、泥质五种。以铜合金为原料整体铸成的单体造像最多，有161件（组），可分为佛头像、坐像（包括佛像、菩萨像、度母与佛母像、财神像、上师像、大成就者像）、立像（包括佛像、菩萨像、护法像）三种。铜皮造像以铜皮捶揲而成，有财神坐像和观音菩萨立像各1件。银质米拉日巴像1件，系用银片捶揲制成，并采用了镶嵌、錾刻等装饰技法。石质造像6件，分为石刻和石雕造像两种。泥质造像有20件（组），分为塑像与擦擦两种，其中擦擦有立像和坐像两类，包括佛像、菩萨像、护法神像、高僧上师像等。
图9 铜合金造像
1．金刚萨埵坐像（F3 : 83） 2．菩萨坐像（F5 : 272）3．观音立像（F5 : 955）
铜合金造像 F3：83，金刚萨埵坐像。寂静相，一面二臂。头顶束发髻，戴五叶冠。脸型长圆，双耳较大，佩圆环状耳珰。袒上身，佩项饰、手镯，双肩披帛。左手执金刚铃，右手持金刚立杵。下着长裙。全跏趺坐，跣足，下承椭圆形束腰单瓣仰覆莲座。像身后连铸头光与身光。座长轴5.5厘米、短轴3.7厘米、通高10.6厘米（图9：1，图10）。F5：272，菩萨坐像。寂静相，一面二臂。像身磨蚀严重，细节难辨。头顶束发髻，戴三叶冠。脸型长圆，面含笑意。双耳近肩，戴花形耳珰。颈部佩项饰。着通肩式大袖长袍，袍领为连续的三角折领，领下缀菱形流苏。左手置左腿上握持衣角，右手施无畏印。全跏趺坐，跣足，下承长方形镂空双狮须弥座，座下沿正面刻有古梵文，惜不清晰。座长6.4厘米、宽3.4厘米、通高13.1厘米（图9：2，图11）。F5：955，观音立像。寂静相，一面二臂。头顶束三圈球状高发髻，髻顶饰莲座花形饰件。戴五叶冠，脸形长圆，面含笑意。两耳较大，垂戴圆环状耳珰。袒上身，佩项饰、胸饰，由左肩向右胯斜挎一璎珞，两臂均佩戴钏、镯。左手执莲花茎，莲蓬上托梵箧；右手施与愿印，右臂侧有一茎莲花。腰系短裙，胯两侧均有一条帛带呈波浪状下飘至小腿。跣足立于椭圆形束腰重瓣仰覆莲座上，脚腕佩足钏，钏长及脚背。莲座饰连珠纹凸棱。座长轴7.8厘米、短轴6.1厘米、通高22.2厘米（图9：3，图12）。
图10 铜合金金刚萨埵坐像 （F3 : 83）
图11 铜合金菩萨坐像 （F5 : 272）
图12 铜合金观音立像 （F5 : 955）
（二）佛教法器
共217件（组）。以铜质为主，另有少量骨、木、贝类等质地的法器。功能上主要有供养、标识和乐器三类，以供养类为大宗，达192件（组），其中酥油灯144件（组）和净水碗29件（组）、“七政宝”供器1件、曼扎底座2件、墨绘头骨2件、螺形盛器1件、铜鹤1件、香炉器盖2件。因陶罐（9件）与高足碗（1件）均出自装藏坑内，按装藏功能亦将其归入供养类器物中。标识类法器有16件，其中金刚杵2件、金刚铃2件、金刚橛5件、嘎巴拉碗5件、净水瓶2件。乐器类仅有海螺8件、胫骨号1件。
螺形盛器 F5：430，铜质，整体铸造。形制仿海螺形。中部为圆拱的螺身，上有不规则形器口。螺体尾端呈尖锥形，另一端斜收为兽头，口含供养人的小腿与双足。供养人屈膝身体向上，戴三叶冠，面含笑意，两耳佩圆环状耳环。袒上身，臂佩钏、镯，下着长裙。双手于胸前捧一带流圈足罐，流为兽头状，流口即为兽口。通长26.3厘米、高8.3厘米（图13、14）。
图13 铜螺形盛器（F5 : 430）
图14 铜螺形盛器（F5 : 430）
图15 铜金刚杵（F5 : 1017）
图16 铜金刚杵（F5 : 1017）
金刚杵 F5：1017，铜质，整体铸造。杵柄中间为一球形结，上下各接覆斗形重瓣莲座。莲座正中向外伸出圆柱状中轴杵股。莲座外沿前后左右四个方位上各承一弯曲的外杵股，其前端与中股连为一体。通长12.6厘米、杵柄长4.6厘米、杵股长4厘米（图15、16）。
（三）佛塔
共102件（组）。材质有铜合金和泥质擦擦两种，以铜合金为主，有93件，其中噶当塔84件、尊胜塔2件、噶当塔构件7件。泥质擦擦9件（组），其中佛塔6件（组）、天降塔2件、百塔合一1件。
噶当塔 F5：381，铜质。由塔刹与塔身两部分组成。塔刹从上而下依次为顶脊宝珠、伞盖、十三天、轮座。顶脊宝珠位于伞盖中间，形似莲蕾，上有球形宝珠；伞盖顶微穹隆，饰一朵17瓣莲；十三天由阳轮、阴轮交替组成；轮座呈圆柱形，位于平头上方与相轮连接处。塔身从上而下依次为平头、方、塔瓶、塔瓶座。平头下端为折角八面体，上端弧拱；方的形制为在方形四面体每个面中间各有一外凸面，从而构成折角八面体；塔瓶呈钟形；塔瓶座底沿素面，其上有一圈连珠纹凸棱，再上为一圈仰覆莲。塔瓶座直径9.8厘米、通高19.5厘米（图17：1，图18）。
图17 铜合金佛塔1．噶当塔（F5 : 381） 2．尊胜塔（F5 : 58）
尊胜塔 F5：58，铜质，表面镀金。由塔刹、塔身与塔座三部分组成。塔刹从上而下依次为球形顶脊宝珠、宝瓶、伞盖、十三天、轮座。塔身从上而下依次为折角八面体平头、折角八面体方、覆钵式塔瓶、圆形塔瓶座、三层圆形塔阶、圆形塔阶座。塔座底沿素面，其上有一周连珠纹凸棱，再上为一圈束腰重瓣仰覆莲。塔座直径10.5厘米、通高18.3厘米（图17：2，图19）。
（四）梵箧装构件
梵箧，又称梵夹、经夹，最早是指多罗叶或称贝叶之经卷，由于写经之树叶干透质地较脆，不能像纸张一样折叠或卷起，只能将其成部或数卷叠放在一起，以木板夹其两端并以绳捆扎，其状恰如入于箱中，故云“梵箧”，此种佛经装帧方式被称为“梵箧装”。随着印度佛教经典的传入，尤其是贝叶经的传入，藏文佛教书籍开始采用并一直保留了这种梵箧装样式。共出土梵箧装构件187件（组），其中经书扣184件（组）、护经板3件（组）。护经板皆为木质。经书扣有铜、铁两种材质，其中铜质79件（组）、铁质105件（组），可分单孔和双孔两种形制。
图18 铜合金噶当塔 （F5 : 381）
图19 铜合金尊胜塔 （F5 : 58）
图20 木护经板（F5 : 476）
护经板 F5：476，木质，微残。封盖上板，表面浮雕纹饰繁缛。连珠纹边框内为主体图案，表现佛殿场景，有五间六柱，每一开间内浮雕一尊造像。正中明间饰多吉丹塔形龛，龛内主尊为释迦牟尼佛，结跏趺坐于重瓣覆莲座上，莲座下为双狮束腰须弥座。左右次间的塔形龛内为胁持菩萨像，跣足立在重瓣覆莲座上，莲座下再承一单茎单瓣仰莲座。左稍间内为一尊一面四臂护法神像，右展立于重瓣覆莲座上，莲座下为双孔雀束腰须弥座。右稍间内为一尊不动明王像，左展立于重瓣覆莲座上，莲座下为束腰须弥座。左稍间外侧下端饰侧身直立的孔雀，雀尾向上变化成忍冬卷草纹并分饰两尊造像；右稍间外侧下端饰侧身蹲伏的神兽，兽尾向上变化成忍冬卷草纹并分饰两尊造像。六柱分立于三个须弥座左右两侧，下有覆莲纹柱础。望板之上为佛殿二层，明间、稍间二层均有一庑殿顶小殿，殿正中各浮雕一尊佛像。次间二层皆为一覆钵式佛塔，稍间外侧二层各饰一伞盖。长76厘米、宽27厘米、厚3.6厘米（图20、21）。
图21 木护经板（F5 : 476）
图22 铜经书扣（F5 : 261）
图23 铜经书扣（F5 : 261）
图24 铜皮饰像（F3 : 68）
图25 铜皮饰像（F3 : 68）
经书扣 F5：261，铜质。扣外沿饰有短划纹，两扣孔之间錾刻兽面纹，兽的上、下肢分别饰于上下扣孔两侧边。通长2.8厘米、宽2.1厘米（图22、23）。
（五）铜皮饰件
共17件。均系铜皮捶揲而成，应用于器物表面装饰。可分为饰像（包括佛像、护法神像、度母像、上师像、大成就者像、龙女像）与动物纹饰件两种，其中饰像13件、动物纹饰件4件。饰像 F3：68，护法神像。表面镀金。平面呈圆拱形，底座变形。纹饰部位经捶拓，有浮雕感。护法神忿怒相，一面二臂，身体矮胖。头顶束高髻，髻下端缠一蛇。戴五叶冠。脸形椭圆，大眼圆睁。双耳及肩，戴圆形耳珰，耳珰上盘绕一蛇。袒上身，所佩项饰、胸饰与手镯均由蛇缠绕而成。帔帛下飘。左手捧嘎巴拉碗，右手持剑上举。腰束长裙，跣足，骑牛。座为半圆形重瓣仰莲座。像头后有火焰纹头光。底长24.4厘米、莲座高1.4厘米、通高25.6厘米（图24、25）。F5：699，龙女像。表面镀金。龙女上身为菩萨相，下身为龙身。髻顶有髻饰。戴四叶冠。脸形椭圆丰润，面含笑意。双耳及肩，戴圆形耳珰且上饰一朵五瓣花，耳珰下端坠珠垂至肩下。袒上身，佩项饰、胸饰，两臂均佩钏、镯。帔帛飘扬于身侧。双手置胸前，合掌捧一右旋海螺。腰下为盘卷朝下的龙尾。高25.2厘米（图26、27）。
图26 铜皮饰像（F5 : 699）
图27 铜皮饰像（F5 : 699）
图29 铜墨水瓶（F4 : 52）
图30 铜器盖（F3 : 56）
（六）生产工具与生活用具
共206件（组）。有石器、铜器、铁器、装饰品等四类，其中石器有臼、穿孔石器等4件，铜器有墨水瓶、圆盒、器盖等8件，铁器有勺、箍各1件。装饰品较丰富，有嵌饰37件（组）、嵌饰盒8件（组）、料珠36件（组）、骨饰品28件（组）、宝石饰品66件（组）、玻璃饰品3件（组）、海贝11件（组）、铜戒指3件等。
图28 出土生活用具
1．铜器盖（F3 : 56） 2．铜墨水瓶 （F4 : 52）
铜墨水瓶 F4：52，直口，宽平折沿，方唇，短直颈，溜肩，鼓腹，喇叭形圈足。足腹交接处和足外缘各有一道凸棱。口径2.3厘米、圈足径5.2厘米、高6.35厘米（图28：2，图29）。
铜器盖 F3：56，平面呈圆形，直口，顶微弧。盖外缘饰一周连珠纹，盖面饰8瓣莲花，每间隔一瓣的莲瓣内有嵌孔，花蕊内有一圆形嵌孔。镶嵌物似绿松石。盖口径6.8厘米、高2.3厘米（图28：1，图30）。
（七）建筑构件
共37件。以陶、铁、铜为材质，有塔饰5件、瓦12件、门饰14件、钉6件。
铜铺首 F5：240，平面呈圆形，略残。顶微隆起。内外两周连珠纹之间饰有兽面纹与忍冬纹。兽面纹位于下方，前额高宽，双角变化成两枝忍冬纹，口含两枝对称的忍冬纹。内周连珠纹圈内为下凹的平面，高3.4厘米、孔边长1.4厘米（图31、32）。
图31 铜铺首（F5 : 240）
图32 铜铺首（F5 : 240）
（八）其他
共664件。有铜泡饰、骨器、钱币等。其中钱币是此次出土最多的遗物，达653枚。可分银币和铜币两种，其中17枚银币包括西藏地方银币、尼泊尔银币和印度银币三种；铜币除1枚为顺治通宝外，其余635枚皆为西藏地方铜币。西藏地方铜币均为1918—1949年生产，据其面值可分为五钱、一钱、新一钱、七分五厘、五分等五种。
图33 铜一钱（F2① : 18）
铜一钱 F2①：18，西藏地方钱币。正面图案分三层，内层为狮子；中层八瓣莲内环铸藏文“dgav ldan pho brang phyogs lasrnam rgyal”（音“甘丹颇章、却来朗杰”）八字；外层为一圈连珠纹。背面图案亦分三层，内层为藏文面值文字“zho gang”，音译为“雪康”，意译“一钱”；中层环铸藏历甲子年号“rab byung 15 lo 56”，直译为“绕迥15年56”，即藏历第15绕迥56年，为公元1922年；外层为一圈连珠纹。钱径2.4厘米、厚0.1厘米（图33）。
四、结语
（一）曲康萨玛大殿建筑形制与年代
根据本次发掘遗迹现象分析，曲康萨玛大殿至少经历了早晚两个时期，两期在平面布局上有较大的不同，并在一定程度上具备每一时期佛教建筑的时代特点。
曲康萨玛大殿早期建筑应为一间面阔六柱、进深七柱的大开间。首先，大殿木柱具有体量硕大、浑厚古朴的风格。在10—15世纪的西藏寺庙建筑中，基本保持了前弘期（7—10世纪）佛教建筑木结构用材硕大、古朴自然的特征。15世纪以后寺庙建筑的木构件渐趋规格化，柱子多为具有收分的方柱。其次，大殿木柱的石柱础不同于早期以整石或加以圆雕纹饰置于地表，而是修整成薄平石板，置于柱洞底部。以片石作为柱础的做法始于13世纪，继而在佛教建筑中普遍流行。再次，《达布拉吉历辈法主简传》[5]记载大殿金顶修建于12世纪末，扩建于15世纪。佛教建筑金顶在吐蕃王朝时期由汉地传入西藏，但较广泛出现于西藏则始于十三四世纪。由此，我们可将曲康萨玛大殿早期建筑至迟推定为14世纪，其上限年代也不排除早至12世纪下半叶。
曲康萨玛大殿晚期建筑为天井四周布置佛殿的布局形式，并增建了殿门外门道南北两侧原高二层的门房以增设门庭。首先，十五六世纪开始普遍在早期佛教建筑中视大殿面积而在其内部增设佛殿，并讲究佛殿之间的对称感。曲康萨玛大殿就是在一座大经堂的基础上，将内部分隔成若干小佛殿。其次，大殿四周殿墙均为石墙，说明大殿殿墙也曾进行过全面维修。因为15世纪以前西藏大型建筑多采用夯土外墙，之后改为石墙，且时代越晚，石块越规则，砌筑越考究。再次，殿墙上部有一周白玛草做的女儿墙。“白玛”亦称红柳，其早在吐蕃王朝时期就作为“夯土墙分层的连接加固材料，但将红柳用在屋檐和女儿墙上似不早于明代”[6]。此外，曲康萨玛大殿晚期布局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自17世纪中期格鲁派占据统治地位后，格鲁派佛教建筑在扩建与重建时，其经堂面积也逐渐扩大，殿内立柱数量相应增加，这是为了满足僧众人数增长的需要。但曲康萨玛大殿却将早期大面积的经堂改为若干小面积的佛殿，这一改变说明了由于清初对格鲁派的扶植，噶举派的鼎盛时代已成过去，故达布噶举派祖寺僧众人数大幅削减，从而不再需要大面积的经堂，于是以小室分隔空间的做法，使布局更加紧凑，避免经堂空寂之感。综合上述因素，我们初步推断曲康萨玛大殿晚期建筑至迟可在19世纪或20世纪上半叶，但也不排除早至十七八世纪。
（二）出土器物的年代
曲康萨玛大殿出土器物，最早可溯至公元八九世纪，最晚可至近现代。
铜合金造像年代与艺术风格。出土遗物中最具时代特征、文化内涵极为丰富的应是铜合金造像，从公元八九世纪一直延续至十七八世纪，充分反映了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特点。其中F5：272为一尊八九世纪的造像，由于吐蕃王朝末期朗达玛赞普的两次灭佛运动致使大批佛像被毁、经典遭焚，使吐蕃佛教受到致命打击，故而现存那一时期的实物寥寥无几，对了解当时的佛像艺术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这尊造像的发现将成为了解吐蕃佛像艺术风格特点的重要依据，对于研究吐蕃与周边地区的佛教艺术交流史具有重要的价值。9—13世纪吐蕃分治时期的造像艺术风格也体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有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帕拉等不同地域的造像风格。如F5：955为一尊12世纪的帕拉风格造像，F3：83为一尊12—13世纪的克什米尔风格造像。另外，在13—18世纪元明清三代的造像明显以西藏本土风格为主，还有一尊具有浓郁汉藏艺术特色的明永乐宫廷造像。这些丰富的佛教造像对研究藏传佛教造像艺术发展分期与风格特征提供了可靠的新资料，对了解达拉岗布寺的历史地位、佛教文化的交流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佛教法器、佛塔等器物的年代。依据佛教法器、佛塔、梵箧装构件、铜皮饰件四类器物的形制及特征，初步判定噶当塔基本属于13—15世纪，其他器物以16—19世纪为主，亦有少量酥油灯、净水碗等为20世纪的器物。生产工具与生活用具、建筑构件类等的年代，以17—18世纪以后的为主。
本次发掘，廓清了达拉岗布寺曲康萨玛大殿的结构布局，对寺院建筑群的整体布局与历史沿革亦有了全面的了解。曲康萨玛大殿的建筑遗迹与遗物，为诠释西藏寺院建筑结构的时代特征，以及西藏佛教文化的发展演变提供了丰富资料。
附记：本次发掘得到了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加查县委与县人民政府、县宣传部、县民宗局、县公安局及达拉岗布寺民管会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致谢意。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文化博物馆熊文彬博士、西藏博物馆巴桑罗布先生对铜合金造像的年代判定提供了宝贵的意见，深表感谢。
参加此次发掘的有杨曦、罗布扎西、多布杰、尼玛旦增、其美、赤列次仁，领队为杨曦。建筑测绘为罗布扎西、多布杰，建筑制图为罗布扎西，器物线图由张蕊侠绘制，器物照片由霍桑拍摄，钱币拓片由杨曦拓制，藏文典籍由夏格旺堆、赤列次仁翻译，藏文、拉丁文转写由夏格旺堆完成。
执笔者：杨曦 罗布扎西 多布杰
2014年
Abstract
From September to November 2010,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of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and Cultural Relics Bureau of Shannan Prefecture excavated the Chokhang Samar Hall of the Daklha Gampo Monastery located in Gyaca County, Shannan (Lhoka) Prefecture. The Chokhang Samar Hall is a quadrangle architecture,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its form reflects, in some wa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rchitectural structures of the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Tibet. This excavation recovers 1629 pieces(or sets) of Buddhist statues, stupas and ceremonial utensils, which provides new material for the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stages, styl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culptural art of Tibetan Buddhism. It is also of significant meaning for interpreting the position of Daklha Gampo Monastery and the exchange of Buddhist cultures in history.
【注释】
[1] 此数据为公路里程数据。
[2] 李林辉、宁吉加：《西藏山南加查县达拉岗布寺的考古调查及清理》，《西藏研究》2003年第2期。
[3]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贤者喜乐赡部洲明鉴》，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
[4] 阿嘎土是西藏传统建筑的屋顶和地面普遍采用的传统材料，是将碎石泥土和水混合后铺于地面或屋顶，再以人工反复夯打而成。
[5] 次仁伦珠：《达布拉吉历辈法主简传》，内部资料。
[6] 姜怀英、噶苏·彭措朗杰、王明星：《西藏布达拉宫修缮工程报告》，文物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