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晋墓出土银壶的异域风格

仝涛（德国图宾根大学史前及中世纪考古研究所）

20世纪70年代，青海省大通县（图1）上孙家寨汉晋墓地的乙区M3^[1]出土了一件单耳银壶，其口沿、腹部和底部装饰有三组镀金装饰纹带，分别为波浪纹、卷草纹和雉堞纹（图2、3）。这座墓葬的形制和其他随葬品与中原汉墓并无太大差异，唯独此银壶风格奇特，在迄今为止中国境内的考古遗物中鲜有可类比者。在该墓以南65米处同一时期汉墓中，出土了一枚“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驼钮铜印，为银壶的风格来源和使用者族属的推定提供了重要线索。俞伟超首先指出：“这件银壶，根本不是汉人之器，也不像匈奴物件，其花瓣，有一部分酷似忍冬纹，估计应当是安息（波斯）制品”，同时认为此墓主极有可能是匈奴人，“因为只有他们，才最可能得到这种安息的工艺品”^[2]。《上孙家寨汉晋墓》报告沿用了俞伟超的观点^[3]。此后有人认为它是“公元3世纪时期，今叙利亚一带的罗马时期的制品”^[4]，或者“是中亚地区的器物”^[5]。这些推断都将其归为西亚或中亚风格，但仅仅是根据忍冬纹样进行的粗略估计，而没有进行具体的论证，因此这种观点近年来受到孙机的质疑。孙机认为在新疆地区的陶器中，有与大通银壶颇相近者，而楼兰所出丝绸上，也有与大通银壶上类似的波浪纹，因此该器物是新疆制品^[6]。马尔夏克（Boris I. Marshak）曾对该器物进行过简短的评论，指出它是在游牧民族地区制作的希腊化风格的器物^[7]，这为本文的探讨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笔者根据所收集的相关资料，尝试对该器物作具体的分析和比较，以更好地揭示其风格来源问题。

图1 青海大通地理位置示意图

图2 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晋墓出土银壶

该银壶口径7厘米、腹径12厘米、底径5.14厘米、高15.18厘米，为直口，长颈，鼓腹，平底，腹侧置单耳。器身系由整块银片切割、捶揲而成，装饰有三组镀金装饰纹带。口沿饰一周波浪纹，宽约0.18厘米，波浪自右向左奔涌，以戳点纹为地；腹部饰卷草纹带，宽约3厘米，卷草纹为齿状叶片及其细长的茎蔓环绕一多瓣花朵，自右向左以二方连续的形式环绕一周，共有六朵不同形式的花叶，每朵中心伸出一花蕾，底部正面展开三至五片花瓣，花瓣有叶状、石榴状、卷曲状等，各不相同，各花瓣之间伸出一两条细长的花须，每条顶部托三圆点象征花蕊，在齿状叶片以及个别花瓣上也缀以圆点；底部饰一周雉堞纹，宽约0.18厘米，每座雉堞共有五阶，也以戳点纹为地。

波浪纹和卷草纹均属典型的希腊装饰纹样。波浪纹（Wave scroll）又称奔犬纹（Running dog），在地中海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最初可能与河流有关，公元前8世纪中期以后，它作为边饰较多地出现在希腊彩陶上^[8]，在罗马时期也常用作浴室内马赛克地板的边饰^[9]。卷草纹（Tendril）最初源于意大利南部，而东方希腊化时期的卷草纹则直接源自公元前4世纪晚期，流行于亚历山大大帝本土的马其顿，其基本保持了意大利卷草纹的典型特征^[10]，即呈波状起伏的枝蔓发于一簇毛茛叶中，波曲之内饰以各类花蕾，其茎部生于波峰和波谷之上。在一件公元前320年至公元前310年间的希腊陶碗^[11]上，主题图像的周边绘有卷草纹和波浪纹，可视为该类装饰组合在希腊文化本土的典型代表（图版：4），其装饰纹样及其空间构图，直接影响了希腊化东方的器物装饰。雉堞纹（Battlement或Crenellation）是伊朗阿黑门尼德王朝时期流行的装饰纹样，它的造型源于城堡雉堞，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700年卢里斯坦的青铜箭箙上，可见鎏金的城堡和雉堞图像^[12]，公元前6世纪晚期雉堞纹出现在浮雕的大流士王冠^[13]上，同时大量运用于各类重要建筑的墙头。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制作的银碗^[14]上（图版：1），鎏金的雉堞纹装饰在器物的口沿部分，而它下面成排的人物（可能是国王）、玫瑰花饰及整体图像布局，与波斯波利斯宫殿的台阶护墙浮雕非常接近，说明雉堞纹开始从实用或装饰的建筑部件过渡到器皿的边饰。萨珊时期雉堞造型演变为波斯王冠上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是因袭了大流士时期的传统。而这一传统的伊朗装饰纹样，在希腊化的帕提亚（即安息），同卷草纹和波浪纹一起形成相互间隔的平行的镀金装饰纹带组合，频繁出现在银制器皿的表面。

图3 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晋墓出土银壶

图4 美国琼·保罗·格蒂博物馆藏帕提亚银碗

一、帕提亚（Parthian）银碗

1981年，美国洛杉矶的琼·保罗·格蒂博物馆（J. Paul Getty Museum）收藏了一批器物^[15]，包括银碗、宝石和马饰。其中银碗共24件，均为敞口、圜底，由整片银片捶制，镀金的环状装饰纹带平行分布于器物内壁，共有18件有相似的装饰，主要为波浪纹、卷草纹和雉堞纹这三种图案随机组合，或仅装饰其中之一二种，或三种兼具，甚至在不少器物上同一装饰纹带被重复多次（附表1），大部分器物在碗底中心还饰以团花装饰，其构图方式与希腊陶碗上的装饰一致，装饰带相间隔的特点同大通银壶上的三条带饰遥相呼应（图4、5、6；图版：3）。波浪纹和雉堞纹的细节也雷同，都是在背景处饰以戳点纹以突出图案本身，但其波浪纹比大通银壶上的更加丰富，存在多种略微不同的浪花造型，并有左右两种不同的涌动方向，充满动感；雉堞纹则给人以静止稳固之感，多为三至四阶。卷草纹比大通银壶上的灵活流畅，变化亦较多，但基本与大通银壶上的纹饰相合，例如带齿状叶片的枝蔓波状起伏，波谷含各种花苞，叶片上饰以圆点等。再加之制作工艺的一致性，基本可以肯定这批器物是大通银壶装饰风格的源头。

图5 美国琼·保罗·格蒂博物馆藏帕提亚银碗

图6 美国琼·保罗·格蒂博物馆藏帕提亚银碗

由于这些银器是从瑞士的文物市场购得，其出土地点不得而知。普福默（M. Pfrommer）对这批器物进行了深入探讨^[16]，他列举了3件属于同一风格的银碗：一件瑞士的私人藏品（图7），一件汉堡艺术和纺织品博物馆（Museum für Kunstund Gewerbe）藏品，据报道它们均来自伊朗卢里斯坦（Luristan）；另外一件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的银碗据称也来自伊朗。此外在部分器物上还刻有阿拉美语铭文，标明了制作者的姓名和器物重量，也说明它们是帕提亚的制品，普福默由此将其产地推定为伊朗的西部或西北部，即里海西南地区。他又根据对铭文和装饰风格的分析，将较晚的一组的年代确定为公元前1世纪，较早的定为早期帕提亚时期，即公元前2世纪，个别可早到公元前3世纪晚期。

波斯在阿黑门尼德王朝时期便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而全面的希腊化进程是在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之后通过在东方建立殖民地的形式进行的，在希腊人统治的塞琉古时期这一政策得以延续，希腊的器物制造和装饰风格对波斯产生了重要影响。公元前2世纪帕提亚人侵入伊朗西南后，希腊化因素并没有被消灭，而是融合到其自身的传统中。其“文化通过若干因素相互作用而发展形成，即阿黑门尼德遗产、希腊化时期观念、帕尔尼游牧人贡献，乃是融合了希腊文化与土著文化”，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手工业十分发达，贸易和通货也很繁荣，参与了广泛的国际贸易^[17]，为其手工业品的远播创造了条件。

图7 瑞士私人藏伊朗卢里斯坦银碗

二、南俄罗斯草原的萨尔马提安人（Sarmatian）银器

公元前3世纪萨尔马提安人代替斯基泰人成为黑海和里海北部草原的主宰者，其在亚欧大陆的繁荣持续到公元1世纪。在被推定为萨尔马提安人的墓葬中，发现有大量希腊化风格的金银器物，其中最丰富的是马具上的金属圆盘，它们根据不同的需要装饰于马匹的不同部位，欧洲、近东到西伯利亚乃至希腊化的巴克特里亚都有广泛的分布，与萨尔马提安人的活动密切相关。圆盘多为银质，图案部分镀金，中心一般刻有典型的希腊化或草原风格的主题纹饰，周边环以各种装饰纹带，其中有不少是波浪纹和卷草纹，与帕提亚银碗有类似的构图。带有波浪纹和卷草纹的圆盘主要集中在顿河下游地区，时代为公元前3世纪末至公元前2世纪。如在罗斯托夫（Rostov）附近发现的一件银盘^[18]（图8），中心有衔矛的狮头，其周围饰一周卷草纹带，其枝蔓波曲和花苞造型都与帕提亚银碗上的卷草纹类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花朵中伸出的花须顶端有三个圆点象征花蕊，应是大通银壶上花蕊的表现方式的来源。装饰有波浪纹的器物相对较多，如在乌克兰东部的卢甘斯克（Lugansk）附近发现的一些盔状银马饰^[19]。在里海北部伏尔加河沿岸萨拉托夫（Saratov）东南出土的银盘^[20]（图9），另外在乌克兰的哈尔科夫（Charkov）和摩尔多瓦的一些地区也有此类器物。而东部最远的例子是西西伯利亚的鄂木斯克（Omsk）出土的一件圆形银牌饰，在所刻画的希腊女神的衣领上装饰有完全相同的波浪纹^[21]。这些银制马具多是公元前2世纪的遗物。

图8 俄罗斯罗斯托夫萨尔马提安人银盘

图9 俄罗斯萨拉托夫萨尔马提安人银盘

波浪纹和雉堞纹的组合还出现在日用器皿上。在罗斯托夫地区的墓冢中出土一件虎柄镀金银罐^[22]（图版：2、5、6），罐身以两圈波浪纹和中间的一圈雉堞纹分割为两个单元，内部描绘各类动物和神话故事题材。其中虎柄和器身的某些动物图案，是游牧民族的常见装饰内容，对立羊图案属于典型的波斯风格，而神话故事及裸体人物形象则显示了希腊文化的影响。该器物的年代被定为公元前1世纪末至公元1世纪，是同类装饰的器物中年代稍晚的。

南俄罗斯草原在斯基泰时期已经与希腊文化有密切的接触和融合，萨尔马提安人时期可以说是这种趋势的延续和深化。但该地区与希腊化的西部伊朗之间的文化联系也是显而易见的，将波浪纹和卷草纹用作镀金银器上的装饰图案，并与雉堞纹组合应用，与帕提亚银碗的装饰风格相一致，在时代上也基本相同。

三、匈奴墓葬中的银器和织物

除了伊朗西部和南俄罗斯草原外，在蒙古的匈奴单于或贵族墓葬中，也出土了一些有类似装饰的遗物，它们为大通银壶的来源路线和文化属性提供了更直接的证据。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法国考古队在2000—2001年对高勒毛都（Gol Mod）一号墓^[23]的发掘。该墓位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后杭爱省北部胡内河盆地，规格较高，可能是某一匈奴单于的墓葬。出土遗物中有一件残长212厘米的银片（图10），其边缘处刻有一条镀金波浪纹带，上面残存四朵波浪纹，自右向左涌动，以戳点纹为地，与大通银壶的口沿装饰并无二致，显然为同类器皿的口沿部分，至少也是同一手工作坊系统的产品。墓主的匈奴单于或高级贵族身份，为大通银壶在上孙家寨匈奴墓区的出现，提供了令人满意的注脚。墓中出土有2面公元1世纪上半叶的汉镜，¹⁴C测定又进一步将年代限定在公元20—50年之间，这使我们有可能将大通银壶的制作时间推定为大致相当的年代。如果考虑到这类贵重金属器物从制作、使用到随葬入墓室的时间差，其制作时间还应该再提早一些。

图10 蒙古高勒毛都匈奴墓出土银器残片

图11 蒙古诺音乌拉匈奴墓出土毛织物残片

图12 蒙古诺音乌拉匈奴墓出土挂毯

这样的发现并非孤例，在蒙古诺音乌拉（Noin Ula）匈奴墓葬中出土的一些织物上也有波浪纹、卷草纹和雉堞纹这三种图案。在一座以发掘者康德拉捷夫（Kondrat’ev）命名的墓冢中出土了一些毛织物残片（图11），有一片饰有两道波浪纹，另外两片除了波浪纹外还有花卉纹带^[24]，其中一条为卷草纹样，在一些花朵上可见有三个圆点状花蕊。这些带状装饰都平行而有间隔，构图和内容都是典型的帕提亚风格。有类似图案的织物在伊拉克^[25]和叙利亚^[26]都有发现。诺音乌拉6号墓被推定为公元1世纪初匈奴单于乌留珠的墓葬，所出的一件挂毯可能是来自帕提亚或小亚细亚的产品，在其四方形虎皮图案之间隔以几何纹填充的装饰带，其中就有一周连续的雉堞纹，每座皆为四阶（图12）。据称同样图案的织物早先也发现一件，但出土地点不明，被认为是在黎凡特（Levant）织造的^[27]。

除此之外，还有诸多因素显示了该地区与希腊化帕提亚波斯的联系，事实上早在斯基泰时期的巴泽雷克墓冢中就有西亚织物出土，反映了游牧民族广阔的活动空间及持续繁盛的远距离贸易。

四、结语

虽然上述一些地点都发现有与大通银壶装饰风格相同的镀金银器，但具体装饰纹样的细节却存在一些差别，如雉堞纹的阶数较多，在其他地区不见；卷草纹虽然在构图上与其他地区的同类纹饰大致相仿，但每朵花及缠绕它的长茎叶片构成独立的单元，不同于希腊化卷草纹彼此连接、起伏而没有中断；花的形式也相对比较呆板。这都说明该器物并非制作于帕提亚或者黑海草原本土，而更有可能是黑海草原和蒙古高原之间某处的仿制品。但毋庸置疑的是，银壶的装饰和制作工艺受到了从这些地区输入的银器如马具饰盘或日用器皿等的深刻影响，甚至可能是来自帕提亚或者黑海地区的金属工匠参与而影响了它的制作。

从器形上看，与大通银壶可能类似的器物除了高勒毛都墓地出土的银器残片外，无论是在帕提亚还是在南俄罗斯草原都没有发现。马尔夏克指出，银壶的环形耳是后来附加上的，似乎很有道理，因为环形耳破坏了已经打制完好的镀金卷草纹带，而罗斯托夫银罐的虎柄则有意错开了镀金部分的主要图案。因此银壶的环形耳很有可能是在器物陈旧之后为了使用的方便而添制的，其原型可能是无耳的银壶。而这种无耳器物的造型，在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世纪哈萨克斯坦七河地区（Semirechye）的陶器中相当常见（图13），并被认为是乌孙文化的遗物^[28]。如果这一比对合理的话，银壶出土的地区很有可能是这类陶器的仿制地点。

通过以上的分析，基本上可以确定大通银壶的异域风格的来源，并大致重建其输入青海地区的过程：在公元前2世纪希腊化帕提亚首先融合并产生了这样的镀金银器装饰纹样，同一时期黑海北岸地区的萨尔马提安人的镀金银器也深受其影响，通过强大的萨尔马提安人——匈奴人主宰的草原之路，至迟在公元1世纪，具有同样制作工艺和装饰纹样的银器，连同其他一些希腊化帕提亚文化因素，出现在蒙古地区匈奴王庭，并流入定居在中国边境地区的匈奴贵族手中。在这一过程中，作为萨尔马提安人的一支并控制从咸海到黑海大片地域的奄蔡（Aorsi），以及占领七河地区并与匈奴有密切往来的乌孙，可能在器物风格的传播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位于今里海东北至顿河下游的奄蔡，据斯特拉波的记载，一条通过其境内的重要商业路线使他们能够利用骆驼商队进行印度和巴比伦之间的商业贸易，并与南高加索的米底和亚美尼亚进行商品交换（该地区正接近帕提亚银碗的分布区），这些贸易使奄蔡人“披金戴银”^[29]。中国的商品也可以通过这一商道到达黑海沿岸，罗斯托夫出土的西汉连弧纹日光镜和斯塔夫罗波尔出土的东汉连弧纹铜镜^[30]都证明了这一点，说明高勒毛都银器和大通银壶在遥远东方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巧合。

图13 哈萨克斯坦七河地区乌孙墓出土陶壶

当然，另外一条可能的输入途径是通过当时比较兴盛的丝绸之路，自帕提亚西部经巴克特里亚和索格底亚那输入到巴尔喀什湖南部地区，然后进入蒙古和中国北部。但遗憾的是，在巴克特里亚和帕提亚东部一带，都没有发现类似的装饰图案，经由此路线传播或影响的轨迹并不明显。而无论从哪条路线传入，传入的也只是器物的制作工艺和装饰风格，其器形应是为了适合其间某个民族或使用者的习惯而做了相应的调整。

大通银壶最后的主人应属于匈奴别部卢水胡，它因居于张掖以南源出祁连山的卢水一带而得名，与河湟地区的羌人来往密切，公元1世纪中期曾攻击烧何羌，后又联合羌人反抗东汉统治^[31]，可能有一部分迁入了湟水谷地，并随着其他湟中诸胡逐渐融入汉文化当中。当银壶在东汉晚期随葬于上孙家寨墓地的时候，这一匈奴别部在文化上已经很难与中原汉人区分开了，只有一枚“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以及这一件希腊化帕提亚装饰风格的银壶，成为他们曾经游牧生涯的一个印记。

2009年

Abstract

The silver ewer with gilt decorative patterns unearthed from a Han-and-Jin period tomb at Shangsunjiazhai in Datong, Qinghai Province, is a valuable object for the study on early Sino-foreign cultural exchange. Through a comparative study on silver ewers with similar gilt decorations discovered in West Asian, South Russian and Mongolia,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this silver ewer must have been the product of the Hellenistic Parthian style made no later than the 1st century AD. In the eastward diffusion of this decorative style, the Eurasian steppe road controlled by the Sarmatians and Xiongnu might have played the key role. The ewer under discussion might have entered the Orient by trade from somewhere in the central Asia, and its final owner should have been the LushuiHu, a tribe not directly under the rule of Chanyu of the Xiongnu.

附表1 琼·保罗·格蒂博物馆藏银碗上的图案组合

说明：三种装饰纹样中每一“√”代表环绕器物一周该类纹样。

图版

注释

[1]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孙家寨汉晋墓》第160页，文物出版社，1993年。

[2]俞伟超：《古代“西戎”和“羌”、“胡”文化归属问题的探讨》，《青海考古学会会刊》1980年第1期。

[3]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孙家寨汉晋墓》第220页，文物出版社，1993年。

[4]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华夏之路》（第二册）第283页，朝华出版社，1997年。

[5]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第25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6]孙机：《大通银壶考》，《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3期。

[7]James C. Y. Watt, An Jiayao, Angela F. Howard, et al., China: Down of a Golden Age, 200-750 A D. Exh. Cat,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4. p. 193.

[8]J. N. Coldstream, Greek Geometric Pottery: A Survey of Ten Local Styles and Their Chronology, London: Methuen, 1968. pp. 102-103.

[9]Eva Wilson. Roman Designs （British Museum Pattern Books），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9. p. 12.

[10]Michael Pfrommer. Groβgriechischer und Mittelitalischer Einfluss in der Rankenorna-mentik Frühhellenistischer Zeit. Jahrbuch des Deutschen Archäologischen Instituts 97 1982. pp. 119-190.

[11]Winfried Held, et. al. Begegnungen mitder Antike: Zeugniss aus Vier Jahrtausenden Mittelmeerischer Kultur, Würzburg: Ergon, 2001. p. 130.

[12]Houshang Mahboubian. Art of Ancient Iran: Copper and Bronze, London: Philip Wilson, 1997. p. 301.

[13]R. W. Ferrier, ed. The Art of Persia, New York: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 London, 1989. p. 35.

[14]John Curtis and Nigel Tallised. Forgotten Empire: The World of Ancient Persia,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5. p. 118.

[15]Michael Pf rommer. Metalwork from the Hellenized East: Catalogue of the Collections, the J. Paul Getty Museum, Malibu: J. Paul Getty Museum Publications, 1993.

[16]Michael Pf rommer. Metalwork from the Hellenized East: Catalogue of the Collections, the J. Paul Getty Museum, Malibu: J. Paul Getty Museum Publications, 1993.

[17][匈牙利]雅诺什·哈尔马塔主编，徐文堪、芮传明译：《中亚文明史》（第2卷）第107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

[18]Valentine Mordvinceva, Sarmatische Phaleren. Archäologie in Eurasien, Bd. 11, Rahden/ Westf: Leidorf, 2001, Taf. 1.

[19]Valentine Mordvinceva, Sarmatische Phaleren. Archäologie in Eurasien, Bd. 11, Rahden/ Westf: Leidorf, 2001, Taf. 26.

[20]Valentine Mordvinceva, Sarmatische Phaleren. Archäologie in Eurasien, Bd. 11, Rahden/ Westf: Leidorf, 2001, Taf. 14.

[21]John Boardman. The Diffusion of Classical Art in Antiquity, London: Thames & Hudson Ltd, 1994. p. 107.

[22]古代オリエント博物馆、朝日新闻社：《南ロシア骑马民族の遗宝展图录》第98页，朝日新闻社，1991年。

[23]Guilhem André. Une tombe princière Xiong-nu à Gol Mod, Mongolie （campagnes de fouilles 2000-2001），Arts Asiatiques, 2002, vol. 57. pp. 194-205.

[24]S. I. Rudenko. Die Kultur der Hsiung-nuunddie Hügelgräber von Noin Ula, üBbersetzung aus dem Russischen von Helmut Pollems, Bonn: Habelt, 1969, Fig. 74, 75.

[25]孙机：《大通银壶考》，《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3期。

[26]Prudence Oliver Harper. The Royal Hunter Art of the Sasani an Empire, New York: The Asia Society, 1978. p. 127.

[27]Prudence Oliver Harper. The Royal Hunter Art of the Sasani an Empire, New York: The Asia Society, 1978. p. 90, Taf. 49.

[28]Grigore Arbore Popescu. Chiara Silvi Antonini, Karl Baipakov eds., L’Uomo D’Oro: La Cultura Delle Steppe Del Kazakhstan Dall’et äDel Bronzo Aue Grandi Migrazioni, Exh. Cat, Mantua: Palazzo Te; Milano: Electa, 1998. p. 230.

[29]T. Sulimirski. The Sarmatians, London: Thames & Hudson, 1970. p. 117.

[30]古代オリエント博物馆、朝日新闻社：《南ロシア骑马民族の遗宝展图录》第86页，图80、88，朝日新闻社，1991年。

[31]范晔：《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80、2881页，中华书局，197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