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郭里木出土棺板画数据统计与分析
青海郭里木出土棺板画数据统计与分析
宋耀春（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 棺板画发展的历史沿革
棺板画是棺材上的绘画，有浅刻的，也有彩绘的，这是一种很古老的工艺。《左传》载：“椁有四阿，棺有翰桧。”[1]“四阿”即题凑，“翰桧”就是棺材上的绘画。另据杜预注，“翰”是棺四帮之画，“桧”是棺顶盖之画[2]。这说明，棺画的出现，最晚不下于春秋的诸侯之葬。1978年，湖北曾侯乙墓的发掘，发现曾侯乙墓的主棺棺画，“有持双戈同柲或双戈戟的神兽像，当是用来表示守卫的武士”[3]。棺板画上所绘之神兽像，经汤炳正先生相互对照考证为《招魂》中的“土伯”[4]；《后汉书》也有“画日、月、升龙，书旐曰‘天子之柩’”的记载[5]，这与地下出土的汉墓遗物，大体吻合。1981年宁夏固原发现北魏漆棺画墓为夫妻合葬墓，男棺绘制有精美的漆画，棺盖、前挡及左右侧板上绘有天河图、墓主人生前饮宴图、孝子故事画[6]；到了唐代多用石椁木棺，石椁雕刻绘画达到纯熟，如初唐李寿墓石椁内侧线刻[7]、唐永泰公主墓[8]、唐章怀太子墓[9]、唐懿德太子墓石椁雕刻等[10]。宋代石棺雕刻绘画间或出现，如河南孟津县的北宋崇宁五年张君石棺，高浮雕刻画，动态简捷生动[11]；清光绪皇帝和隆裕皇后的棺椁四周镌刻有藏文和梵文经咒，隆裕皇后棺盖顶有一幅精美的石雕线刻画，整个画面布局紧凑，造型生动，刀法精细，线条而且镀金[12]。
2 青海夏塔图棺板画的发现
2002年8月，笔者原所在单位接到乡村义务文物保护员的报告，称在德令哈市郭里木乡的夏塔图地区有两座墓葬被盗掘。笔者随单位同事一起前往现场进行了初步调查，调查中发现该地区有两座墓葬被盗掘，两座墓葬均为木椁墓，盗洞直达墓室，其中在2号墓葬中发现有两块完整的彩绘图案棺板。经汇报省级文物保护管理部门后，笔者配合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地的两处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工作，发掘出土了一批珍贵的彩绘棺板画、丝织品、金属器等，由于出土棺板画病害非常严重，存在氧化褪色、画面消失的潜在危险，为了及时记录画面内容，笔者又参加了随后开展的棺板画临摹工作，工作过程中对画面记录的内容、棺板存在的病害等进行了必要的统计和分析，现将统计结果和分析结论进行归纳和整理，以飨读者。
3 棺板画面各项数据统计及分析
3.1 统计说明
在进行统计前，需要说明的是：①本文所涉及棺板画为2号墓葬出土的一具棺板中的A板，尚没有涉及其他画面；②调查所取得数据，均为残存画面数据，残缺部分和模糊不清部分的数据考虑到可能会造成学术误导及数据真实性，故没有统计；③对于材质、支撑体、颜料、调和剂、病害等亦做了部分调查，但是本文中没有写入；④画面中箭囊、酒具、地毯等器具由于画面模糊不清，绘画手法过于概念化等原因，只是做了简单的统计。
3.2 画面人物统计及分析
A板残存画面（图1）中共出现42个个体形象，笔者采用从左至右的顺序将这42个人物形象进行了编号，在这42个个体形象中，女性形象有7个，分别是27、28、34、37、39、41、42号，其余35个形象均为男性，男性形象中3、5、10、11、21号形象或面部残存不清，或背向画面，确定其为男性的依据是对比和参照画面其他形象的服饰、装束等进行的判断；画面人物服饰颜色可辨的有34件（表1）；画面人物均为青壮年，没有出现孩童和老人的形象（表2）。整个画面中1、2、3、6号为狩猎人物形象，4、7、9、11、14号为商旅人物形象，8、10、12、13、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8、30号为宴饮人物形象（含侍者），27、29、31号为交媾人物形象，32、33、34、35、36、37、38、39、40、41、42号为祭祀（含侍者）人物形象（表3）。
图1 郭里木乡夏塔图2号墓棺板画A板
表1 A板画面服饰颜色统计表
表2 A板画面性别统计表
表3 A板画面人物行为活动统计表
续表
从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图2），A板中，男性形象是女性的5倍，男性形象占据了整幅画面的主导地位。女性形象除1人端坐于大帐，显示身份的显赫外，其余均以侍者的形象出现，从侧面反映出墓主人或者是其所属民族、地域男尊女卑的社会现状；从人物行为活动数量对比可以看出（图3），宴饮场面在画面中占据了相当大的位置，共出现18人，其次是祭祀场面，共出现11人，是否可以推断祭祀活动并不在墓主人所生活的时代中占据首要地位，进而推断神权在当时并非部落或者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力；从商旅活动画面可以看出当时商贸活动的繁盛，进一步证实丝绸之路“青海道”的存在。
图2 A板画面性别数量柱状图
图3 A板画面人物行为活动数量折线图
3.3 服饰统计及分析
在对画面服饰进行调查时发现，共有34套完整服饰。服饰颜色有粉、绿、红、蓝、褐色5种（表1），其中：红色9件，绿色11件，粉色5件，蓝色7件，褐色2件。从3、4、10、11、31号人物形象分析下身着裤子，该墓葬出土文物中也发现有裤子，但裤子的具体形制如何仅从画面无法分析。从36号人物形象分析得出着装方法：由里向外一共3层，分别为贴身内衣、外衣、大氅。外衣或大氅的造型分为8种（图4）。从领口看，翻领、圆领均有出现，从袖口看，服饰分为袖口有镶边服饰和袖口无镶边服饰两种，袖口无镶边服饰着装人物一般为侍者形象，说明了等级的低下，人物腰间一般系有腰带，带上镶有方形白色饰品，疑为玉带板。服饰镶边图案分为5种，分别是：①连珠纹四方连续图案；②菱形四方连续图案；③半圆形二方连续图案；④梅花形二方连续图案；⑤内外连珠形连续纹样图案。镶边颜色为红、蓝二色构成（注：在色彩学中黑、白二色由于没有颜色倾向不按颜色种类计）。着装颜色随意性强，不似中原汉地那样较为严格地体现等级地位，从颜色上看不出等级的区分。
图4 A板画面中出现的各种服饰
3.4 赭面统计及分析
除去残损不清、背向站立（或坐）人物无法考证是否涂有赭面外，画面中只有8号人物没有赭面（经仔细观察后发现该人物系醉酒形象，可能是饮酒过程中赭面不慎被擦去）。其余男女人物形象均有赭面，其造型共分为8种。笔者对赭面进行归纳后总结出以下规律：①赭面均为红色，颜色单一，造型丰富；②赭面从头部纵向为中分线，左右两边对称施彩；③额头部分赭面一般为菱形，鼻梁上均涂有赭面直至鼻头，下颌均涂有三角形赭面，眼角部分一般涂有圆形赭面，腮部为1～3道细长线性赭面，脸颊一般涂有圆形赭面。A板中26号似为首领的人物与17、18、24号似为侍者的人物赭面造型完全一致，从这一点看，赭面的造型似乎与等级、尊卑没有直接关系；9号商旅人物（客）和38号迎宾侍者（主）赭面完全一致，是否可以推断：主客之间是不同族属关系的结论否定之后，那么可进而推断这幅图为《经商归来图》，而不是《商旅图》或者是《迎客图》。
图5 A板画面中的各种赭面
图6 A板画面中的各种缠头造型
3.5 缠头统计及分析
A板中出现缠头共计32顶，这32顶缠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均为用布缠出各种造型，没有帽檐（图6）。缠头颜色共有粉色、蓝色、褐色和红色四种，也有白色缠头但没有按照颜色统计。粉色缠头9顶、蓝色缠头1顶、褐色缠头1顶、红色缠头14顶、白色缠头5顶。有一种造型似塔的塔式缠头（图6：1），从画面分析这种缠头只有似为首领的人物和似为宾客的人物使用，侍者形象中没有人使用这种缠头。说明这样的塔式缠头方法只有贵族或者首领级别的人物才能够使用，等级较为低下的侍者是绝对不能使用这样的塔式缠头的。从25、26、36号人物看，使用缠头似乎是以白色为尊，其他颜色次之。画面中只有27、29号人物为散发，除37、39号人物其他人一律使用缠头，说明缠头是该民族或族群的一种习惯或传统习俗。
3.6 植物统计及分析
图7 A板画面中的各种植物与现实植物对比图
1．雁来红；2．芍药；3．蘑菇；4．石莲花
A板画面中共出现了4种植物（图7），其中第1种植物出现有5株，第2种植物出现有3株，第3种植物出现有9株，第4种植物出现有1株。第1、2种为双子叶草本植物。第1种植物的茎细长，缠绕，有分枝，双叶，互生，呈红色，花瓣为5片，也呈红色，花蕾无法判断，经笔者查阅资料，该种植物极似一种叫作雁来红的植物。雁来红别名老来少、三色苋、叶鸡冠、老来娇、老少年、向阳红、一品红、猩猩红、象牙红，原产地在亚洲热带地区，耐干旱，不耐寒，喜肥沃而排水良好的土壤，喜湿润向阳及通风良好的环境，忌水涝和湿热。对土壤要求不严，适生于排水良好的肥沃土壤中，有一定的耐碱性，能自播繁衍。第3种为无根、茎、叶分化的孢子植物，似为地衣门中的蘑菇等菌类植物。第4种为类似一种叫作石莲花的植物。石莲花别名宝石花、石莲掌、莲花掌，原产墨西哥，喜温暖干燥和阳光充足环境，不耐寒、耐半阴，怕积水，忌烈日，以肥沃、排水良好的沙壤土为宜。第2种为双子叶草本植物，花蕾呈红色，叶绿色，类似芍药。芍药别名：将离、离草、没骨花、黑牵夷、红药等，原产中国以及亚洲北部，在中国栽培历史悠久，早在《诗经》郑风篇目中便有“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13]。古代男女交往，以芍药相赠，表达结情之约或惜别之情，故又称其“将离草”。这4种植物中只有蘑菇和芍药可以在当地生长，文中所称雁来红和石莲花均非当地品种，出现在棺板画中，让笔者不得其要义，或是由于画面植物描绘过于抽象和概念化，作者的认知又存在个人主观性，故在画面植物判断中存在偏颇；在此文中展现其图形，目的是通过文章而获得方家指教，得出正确的判断。
3.7 建筑物统计及分析
A板画面中出现的建筑物有两座（图8：1），是一种进行游牧活动时便携式的毡房，呈半球形；以人体高度为依据对该建筑进行目测，其底部直径为4～6m，高度约为2m，表面呈白色，中开一门，门帘卷起，门高约1.5m，宽约1m。该建筑与青海玉树州治多县治曲乡古代墓葬（图8：2）在立面上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两地是否在文化、种群、族属上具有联系，需要更多的考古发掘资料进一步佐证。
图8 A板画面中的建筑物与玉树治曲古墓葬外形
3.8 动物类、器具类统计及分析
A板画面中出现了鹿3头，骆驼1峰，牦牛3头，猎狗1只（图9），马10匹。画面显示：鹿和牦牛是被猎杀的对象，骆驼是畜力运输的工具，马匹是骑乘的工具。野牦牛和鹿被驱赶猎杀时拼命奔跑，血脉偾张，惊恐万分的样子十分逼真。
笔者将画面中出现的所有器物也进行了归纳和统计，分别有弓箭、地毯、箭囊、盘、号角、杯子、持壶等（图10）。由于这些器物过分概念化，做类比性分析较为困难，所以在本文中只做了简单的统计，没有进行深入分析。
图9 A板画面中出现的动物形象
1．鹿；2．驼；3．牛；4．狗；5．马
4 棺板画的价值
从艺术表现手法来看，郭里木乡夏塔图墓葬彩绘棺板画作品具有极强的写实风格，采用工笔重彩的绘画手法。画面构图饱满，重点突出，造型严谨，线条稳健。在笔法运用上采用类似中国传统的“曹衣出水描”和“铁线描”，所应用的线条粗细一致、细劲有力，中锋圆劲笔触没有丝毫柔弱之迹，作者明显受到中原汉地画风的影响；在色彩运用上，设色大胆，华丽饱满，画面颜色艳丽夸张，装饰意味极其浓厚。
在构图形式上采用分段式构图，将涉猎、宴饮、祭祀、交媾、商旅等场面有机地绘制在一幅画面上，类似连环画性质，具有极强的叙事性。笔者认为，该画在吸收和移植中原汉地画风的同时，保留了西域民族豪放的色彩风格。
在意境抒发上，画面以真实记录当时、当地民风民俗为主，少有中原汉地以笔墨抒发意境为主的画风，为我们研究青海地区绘画的传承关系，以及文化间的包容和移植情况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图10 A板画面中的器物
1．弓箭；2．地毯；3．箭囊；4．盘；5．号角；6．高足杯；7．持壶；8．杯
5 小结
青海郭里木出土的棺板画涵盖的内容极其丰富，对于画面的解读、画面人物族属、社会风俗等研究工作，已经有专家和学者进行了一定的研究。笔者仅从统计的角度对画面进行了简单的数字归纳，并按照统计数据机械性地进行了粗浅的分析，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只是希望通过归纳的方法给专家学者们提供一个尽可能真实、科学和翔实的画面数据，为他们的研究做好基础性工作。如果这样的统计能够为专家们的研究工作提供帮助便是最大的欣慰。对于棺板画制作技法、制作材料、病害成因分析、颜料成分、棺板画所在地气候环境、植被动物等，笔者也进行了统计分析工作，将另文叙述。
2014年6月
Abstract
The practice of painting and decorating wooden coffin boards has a long history in China. In its continuous development, there have formed different features and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coffin paintings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periods. The paintings on the coffin boards that are excavated in the Xiatatu tombs of Guolimu Township, Qinghai Province reflect, to a certain degree, local styles of painting and artistic techniques in Qinghai at the time, therefor they have a special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coffin paintings. The article, by means of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some paintings on the coffins from these tombs, aims to provide scientific and detailed data as fundamental information for experts and scholars who study on the history, culture and economy of Qinghai.
【注释】
[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802页，中华书局，1981年。
[2] 同1。
[3] 随县擂鼓墩一号墓考古发掘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7期，第3页。
[4] 汤炳正：《曾侯乙墓的棺画与（招魂）中的“土伯”》，《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第260～263页。
[5] 范晔：《后汉书》第3145页，中华书局，1965年。
[6] 孙机：《固原北魏漆棺画研究》，《文物》1989年第9期，第38～45页。
[7] 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唐李寿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9期，第75、76页。
[8]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永泰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64年第1期，第18页。
[9] 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第16页。
[10] 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懿德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第27页。
[11] 张孜江：《走向没落的画像石棺艺术——宋辽金元时期的画像石棺》，《文物鉴定与鉴赏》2012年第3期，第85～87页。
[12] 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易县清西陵文物管理处：《清西陵崇陵地宫清理简报》，《文物春秋》1990年第2期，第12～21页。
[13] 李学勤：《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第32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