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材料看青藏高原的原始农业与畜牧业的发展历程
从考古材料看青藏高原的原始农业与畜牧业的发展历程
李健胜（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青藏高原是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早在距今3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人类已扎根青藏高原。1956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曾在青海柴达木盆地南缘格尔木河一带采集到10余件旧石器时代的遗物[1]。1982年，在柴达木盆地的小柴旦湖滨阶层地的砾石层中发现了一批人工打制的石制品，其年代距今约3万年[2]。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藏高原定日县的苏热、申扎县的多格则和珠洛勒、日土县的扎布、普兰县的霍尔区、吉隆县的东淌和却得淌等地陆续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石硕先生根据生物遗传科学有关人类起源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青藏高原古人类活动与考古发现的整体状况，认为西藏高原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上限年代可追溯至距今3.5万年至3万年以前[3]。1980年，青海省文物考古队在贵南县拉乙亥乡发现了中石器时代文化遗址[4]。近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青海各地陆续发现了数量众多的，如马家窑、齐家、辛店、卡约、诺木洪等新石器文化和青铜文化遗址[5]。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藏地区也陆续发现了卡若、曲贡、昌果沟等新石器文化遗址。上述考古发现说明，早在3万年前，人类就居住、生活在青藏高原，远古文化不仅源远流长，且具有很强的连续性。
旧石器及中石器时代，青藏高原原始先民的生存手段主要为采集和狩猎。青海省贵南县拉乙亥遗址出土了大量动物骨骼，有环颈雉、鼠兔、沙鼠、羊、狐及少量鸟蛋皮。这些动物是当时人们捕食的对象[6]。拉乙亥遗址还出土了石研磨器，说明采集农业业已出现[7]。青藏高原原始农业肇始于新石器时代，距今5000年左右，青海河湟地区的原始人群已开始从事农业生产。青藏高原畜牧业源于原始狩猎，是在与原始农业相结合的饲养业基础上发展而成的。畜牧业的形成虽晚于原始农业，但高原缺氧、草原广阔的自然地理条件更适宜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因此畜牧业在青藏高原早期先民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本文以相关考古资料为基础，结合时贤研究成果，拟对青藏高原原始农业、畜牧业生成、发展的整体状况进行较系统的研探。
一
青藏地区原始农业的生成、发展与分布于黄河上游的新石器文化关系密切，陕甘交界的马家窑文化对青海河湟地区影响颇深，黄河上游的农作物品种及生产技艺经过“藏彝走廊”西缘通道，传播至西藏东部及山南地区[8]。
从考古发现来看，青海东部地区是青藏高原最早出现原始农业的地区。1980年，青海民和阳洼坡石岭下文化类型遗址曾出土带贮坑房屋遗址以及石刀、石斧和骨铲等生产工具，学者们据此认为，当时的原始农业已经进入较进步的阶段[9]。1999年，考古工作者在文化内涵与民和阳洼坡遗址接近的民和胡李家遗址中，通过对灰坑堆积物进行浮选，“采集到炭化的小米粒。在沟状灰坑中还出土了多件炭化遗物，尚待检测鉴定。其中一件外观颇似面食花卷。[10]”这说明，新石器时代庙底沟类型文化向马家窑文化类型过渡时期，青海东部地区不仅已出现原始农业，其发展程度也曾一度达到较高水平。马家窑半山类型时，人类社会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阶段，当时青海东部地区的原始农业生产还不甚发达，从河湟地区出土的生产工具数量来看，狩猎工具所占比例较高，农业生产工具较少，这说明当时人们主要以狩猎为生，出土墓葬中也未见用粮食随葬的习俗[11]。距今4500年左右，得益于湿润、温暖的气候，马家窑文化进一步西向迁播及原始农业生产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影响，河湟地区的原始农业进入大发展时期。从青海乐都柳湾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遗址中出土的相关器物来看，“当时人们所用的生产工具除石斧、石锛、石刀外，还有宽刃的石镰等工具。还发现捆绑有长木柄的石斧，保存相当完好。这种复合工具的生产效率显然要比不带把的工具高过许多，它应是生产工具进步的标志。墓中还普遍发现粟的颗粒或皮壳，皆装在粗陶瓮内，说明粟是当时人们的主要粮食。[12]”可见，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时期农业生产工具种类更为多元，制作技艺也更为精细，而以粮食随葬习俗的出现，更能说明当时人们倚重农业生产的比重已高于畜牧业。距今4000年左右，由马家窑文化发展而来的齐家文化成为河湟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原始文化类型。从考古发现来看，齐家文化遗址广泛分布于青海东部地区的河谷地带，其分布最西端已至青海湖滨的沙柳河一带。青海乐都柳湾齐家文化墓葬出土的生产工具“以农业工具为主，纺织工具次之，狩猎工具很少”[13]。这说明，“齐家文化的人们过着比较稳定的定居生活，原始农业仍是主要的经济行业。[14]”
辛店、卡约文化时期，受青藏高原整体气候降温变干的影响[15]，加之早期羌人生产方式在河湟地区主导地位的确立[16]，自然条件较好、适合农作物生长的湟水中下游地区，农业生产较为发达。分布在青海西宁附近的上孙家寨卡约文化人群处于半农半牧或农业稍弱的状态，西宁以西和距西宁较远的一些卡约文化遗存，自然条件相对较差，经济特点则以畜牧为主[17]。
20世纪70年代以来，澜沧江、拉萨河及雅鲁藏布江流域分别出土了卡若、曲贡、昌果沟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从这些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农作物遗存来看，这一时期西藏地区的原始农业已有较大发展。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藏昌都县卡若遗址的发掘曾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卡若遗址位于澜沧江畔的二级台地上，海拔高度为3100米，出土了大量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骨器和陶器，经14C年代测定，遗址距今5000～4000年[18]。卡若遗址发现的原始村落年代前后绵延千余年，要维持长期的定居生活，没有较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相对固定的生产部门，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从卡若遗址出土的铲状器、锄状器、石刀、石斧等生产工具及其在石器中所占的较大的比重来看，农业无疑是一重要的生产部门。[19]”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拉萨市北郊的曲贡村发掘的新石器文化遗址，是目前国内发掘的海拔最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从出土的收割器具和加工谷物的磨盘看，曲贡遗址原始人群的经济生活以农业耕作为主，大量兽骨和鱼骨及渔猎具的出土，说明蓄养和渔猎也是生活资料的重要来源[20]。此外，“遗址中还见到埋有人头骨的灰坑，属于猎头或人祭一类的遗存。曲贡人有较为发达的农业，人祭当与祈求丰产或报祭地母有关。[21]”20世纪90年代初，西藏山南贡嘎县雅鲁藏布江以北河谷地带的昌果沟也发现了距今3500年左右的新石器晚期文化遗址。1994年，在遗址灰坑中发现了青稞和粟的炭化粒，这说明昌果沟遗址的古人类除受到西北地区粟作农业的影响外，西亚麦作农业也曾迁播至此地[22]。换言之，西藏山南地区是东亚、西亚原始农业文明的交汇之地。
综上，受制于独特的地理条件，青藏高原原始农业的起步晚于中原地区，其发展程度也较黄河和长江流域迟缓，故其史前农业的起源与发展不仅仅局限于新石器时代，而一直延续至青铜时代甚至更晚[23]。这一地区的原始农业主要受到黄河上游粟作农业的影响，同时也与南亚、西亚早麦作农业有一定的关联。
从考古资料来看，先秦时期青藏高原主要种植的农作物为粟。新石器时代晚期，麦类作物也开始出现。此外，青海地区还发现黍和麻的考古遗存。
粟，又称稷，俗称谷子，去皮后称小米，由野生狗尾草逐步培育而成，性耐干旱，是黄河流域的传统农作物。学术界普遍认为，我国是粟作农业的重要起源之地，但在起源时间问题上学者们意见不一。侯毅先生认为，粟作农业起源于距今16000年的山西下川旧石器晚期文化，距今13000至9000年是中国北方粟作农业的大发展阶段[24]。大多数学者认为粟作农业起源于距今8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在新石器时代，自中国北方向其他地区大规模传播，是我国北方种植范围最广泛的农作物。其中，甘肃省兰州白道沟坪、秦安大地湾、临夏马家湾等地都发现过粟作农业遗迹[25]。
随着陕、甘地区马家窑文化的西向迁播，粟作农业也传入青藏高原。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青海乐都柳湾马厂类型墓地中发现了大量的粟炭粒子，“在一半以上的马厂墓葬中都有容积较大的装有粮食（粟）的粗陶瓮作为随葬品，如墓339有粗陶瓮4件，在出土的陶瓮内均放有粮食，在墓6内也出土有粮食。[26]”这说明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时期，当时生活在湟水流域的人们主要种植粟，人们用大量粮食作为随葬品，说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已达到一定高度。卡约文化时期，粟仍然是河湟地区的主要农作物，用粟来随葬的习俗也仍在流行。青海循化县阿哈特拉山墓地出土一种“小口瓮，内多装有粮食、兽骨，应是储备粮食或肉类的器皿。”经检测，瓮内所装粮食为粟，这说明“粟是当时居民种植的最重要一种粮食作物”[27]。
新石器时代，西藏地区最主要的农作物也是粟。经过对农作物遗迹的科学检测，考古工作者发现，昌都卡若遗址主要的农作物则为粟米[28]。如前所述，西藏山南昌果沟遗址中也出土了粟炭粒子，这都说明西藏地区最早种植的农作物是粟。针对植物特性与地域分布特点，学者们曾指出：“卡若文化的粟米，很可能就是从马家窑等文化传播而来。[29]”傅大雄先生认为，“昌果沟古粟的再度发现表明，粟肯定是西藏高原上长期、普遍栽培过的农作物，而且应当是整个西藏高原上最早栽培的粮食作物。[30]”陈崇凯先生根据考古学材料和学者们的相关研究成果，进一步论证了史前粟作农业经“藏彝走廊”的西缘通道由北而南，经过青藏高原东部边缘，传播至西藏东部乃至山南一带，进而认为“藏彝走廊”一带出土的粟作农业遗存，“当源于西北”[31]。
麦类作物是小麦、大麦和青稞的统称，栽培历史晚于粟。西藏昌果沟遗址“发现的农作物遗存除部分燃烧前已击碎的炭化果核外，较大颗粒的多类似于麦类的种子，籽粒细小的则均类似于粟的种子，另有少量其他植物种子的炭化粒以及部分难于划分类别的炭化种子。经过近年来的鉴定与研究，已确定遗址内的农作物遗存以青稞和粟的炭化粒为主，在大量青稞种子炭化粒中混杂有少数几粒小麦种子的炭化粒。[32]”这说明，西藏山南地区较早引种了麦类作物。傅大雄先生认为：“昌果沟古青稞的发现表明，新石器时代晚期，西藏高原上已辗转接触到了西亚‘麦’（青稞）的农业文明。青稞高产、早熟、抗旱、耐瘠，无须脱壳而易于炒食做糌粑，对高原农业生态表现出了独特的适应性……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青稞以其对高原农业生态独特的适应性而逐渐取代了粟。[33]”青海境内，人们在循化县境内卡约文化遗址和都兰县诺木洪文化遗址中发现了麦类作物的遗迹。崔永红先生据此认为，“青海境内至迟卡约文化、诺木洪文化时期已在较普遍地种植麦类作物。[34]”由于考古遗存保存不完善，青海地区发现的麦类作物的具体品种未能明确鉴定[35]，学术界对青海地区麦类作物的来源也未做研究，不过，根据傅大雄先生“青稞农耕很可能是首先在雅鲁藏布江流域确立后再向藏东北传播的”[36]，根据这一判断，不排除至今在青海地区广泛种植的青稞来自西藏的可能。傅大雄先生曾提出：“西藏高原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是粟与麦的东西方农业文明的汇合部，西藏高原是栽培作物的次生起源中心。[37]”从粟和麦类作物引种、传播的方式和过程来看，我们认为不仅是西藏，整个青藏高原都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东西方农业文明的汇合部。
此外，青海东部地区可能较早已引种黍和麻。黍在西北地区俗称糜子，在青海的种植历史较为久远。麻分雌雄两种，茎干皮可用来织布。1978年，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现了黍类遗迹和麻的种子。崔永红先生结合甘肃西部与青海东部相邻且自然地理条件大致相同，乐都柳湾墓葬中的布纹痕迹以及《西宁志》《西宁府新志》《丹噶尔厅志》等方志材料中的相关记载，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青海东部地区已种植黍和麻类作物[38]。1999年发掘的青海民和喇家齐家文化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粟和黍的遗迹，这次考古发现进一步证明，距今4000年左右，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已种植黍[39]。
二
原始农业出现之前，狩猎和采集是原始人群生存的主要手段，在青藏高原，居住在藏中、藏北及青海草原地带的原始先民更倚重狩猎，而原始狩猎活动是畜牧业产生的重要基础。从藏北阿里、青海格尔木等地发现的原始岩画看，当时的人们以单人、多人围猎的方式射杀、抓捕野兽[40]。狩猎过程中，人们对野生种群数量分布较多的野牦牛、盘羊、野猪、青羊等动物的习性开始有了一定的认识，并把捕获的一些野生动物以圈禁的形式进行驯化。由于这些动物的野生性状难以在短期内得以驯服，不可能很早就进行放牧活动，与之相较，植物的栽培相对容易，故畜牧业的产生一般都晚于原始农业。
青海民和胡李家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骸甚多，一般都十分残碎，显然是人们食用后的骨渣，多为猎获的野生动物鹿、犬科动物、啮齿动物及鸟类的遗骸，大量分布于灰坑和底层堆积中。这说明距今5000年前的原始人群一方面仍以狩猎为重要生活手段，攫取经济在当时经济生活中占有较大比重。此外，经过鉴定，其他可辨识的动物主要是饲养的羊和猪，房基下还找到有意识埋藏的狗头，说明狗也是当时人们饲养的家畜[41]。青海民和核桃庄马家窑文化遗址、青海贵南尕马台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饲养家畜猪、狗、羊的遗存[42]。西藏拉萨曲贡遗址出土的兽骨数量也很多，经初步鉴定，基本为野生动物马、牛、羊、鹿等。考古学者还从灰坑内发现一些鱼骨，说明新石器时代的曲贡人有食鱼的习惯，但未发现常见饲养家畜猪的遗迹[43]。昌都卡若遗址中出土了石镞、石矛以及用于投掷的石球，这说明已从事农业生产的卡若人也经常从事狩猎。在遗址灰坑中，还发现了猪的骸骨，说明“当时人们已知饲养家畜，饲养的动物目前所知的只有猪这一种。[44]”新石器文化中后期，畜牧业还未脱离原始农业，人们通过圈禁的方式来饲养猪、狗、羊、牛等动物。在农业生产力极低的原始社会，圈养动物的饲料可能主要是收割、采集而来的野生植物，但也不排除用农产品喂养的可能，同时人们也开始种植牧草为家畜提供饲料，青海喇家齐家文化类型遗址中出土的苜蓿遗物，就为史前人类种植牧草发展饲养业提供了考古学依据[45]。
随着人类驯化动物技能的提高和驯养动物野性的逐步退化，距今3500年左右的青铜时代，青藏高原兴起较大规模的畜牧业，游牧业也逐步发展起来。崔永红先生认为：“青海地区大规模畜牧业的兴起是青铜器时代卡约文化的事，至于游牧经济的产生更晚至卡约文化后期，而这时原始农业在河湟地区产生已至少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46]”
如前所述，全新世后期青藏高原经历过一次大的气候变迁，自然生态环境的巨变也影响到了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大致而言，青海西宁以东地区的原始人群仍以农业为主、兼以畜牧的生活，西宁周围地区为半农半牧，西宁以西地区畜牧业占主导地位，湟源一带的原始人群还从事农业生活，而生活在日月山以西草原地带的原始人群则逐步开始游牧生活。可见，除被驯化动物性状的改变为游牧业的产生提供先决条件外，生态环境的变化也是饲养业摆脱农业，形成相对独立的畜牧业及游牧作业方式的一个重要因素。
齐家文化时期，青海地区的饲养动物有狗、猪、羊、牛、马、驴，家畜种类较为齐全[47]，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已具备较高的动化驯化水平。在卡约文化的早期遗址中，仍能看到以粟随葬的现象，说明当时的人们仍然倚重农业生产，到了后期，农业生产的比重进一步下降，特别西宁以西地区基本看不到从事农业生产的痕迹，如湟源莫布拉卡约文化遗址中，灰土、灰烬中找不到农业生产的遗物，而是“发现了以牛羊粪作为燃料的情况。据此推测，卡约文化时期的莫布拉人，是以家庭为单位，过着纯畜牧经济的生活。[48]”当时的人们盛行以动物随葬的习俗，“较大型的墓葬多随葬马、牛、狗、羊等动物骨骼，一般都是用四肢及头骨或尾骨，没有完整的牲畜骨架。[49]”此外，青海贵德山坪台卡约文化墓地中也有以家畜随葬的现象[50]。这一时期，人们使用的生活、生产工具多用家畜骨骼做成，分布在青海东中部的卡约墓葬中发现了骨锥、骨铲、骨镞、骨管、骨纺轮、骨针、骨棒、骨贝和其他大量的骨装饰品，这与数量和种类都很少见的农业生产工具形成鲜明对比。由此，“不难看出卡约文化牧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足以构成卡约文化的经济主体，而农业则退居为附庸的地位。[51]”从用饲养动物随葬的规模来看，当时的人们不再是小规模地圈养动物，而当以放牧的方式大规模畜养动物，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卡约文化晚期居住在日月山以西的原始先民们已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距今3200多年的辛店文化时期，畜牧业进一步得到发展，考古发掘资料最为丰富的民和核桃庄辛店文化墓葬中，“有马、羊、牛、狗等家畜，骨器也很多，说明当时的畜牧业是比较发达的。[52]”距今3000年左右的诺木洪文化时期，畜牧业已得到长足发展，这一时期的人们过着农牧兼营的定居生活[53]，畜牧业水平也较之前有较大进步。青海海西搭里他里哈遗址发现了长7.3米，最宽处6.6米的大型圈栏，“圈栏内有大量羊粪堆积，厚约15～20厘米，其间也夹杂少量的牛马和骆驼的粪便。[54]”考古发掘者认为，这可能是当时人们饲养家畜的圈栏。这一时期，人们饲养家畜的水平进一步提高，和逐水草而居的粗放式游牧相比，大型圈栏的出现一方面说明当时人们饲养的家畜数量较多，另一方面也说明除早出晚归的野外放牧外，人们可能还用农作物秸秆饲养牛羊，并为家畜的繁殖和越冬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距今4000至3000多年之间，即夏、商和西周时期，西藏地区的畜牧业可能也经历过类似于青海齐家、卡约、辛店和诺木洪文化时期的逐步发展过程，畜牧业逐步摆脱了单纯的饲畜阶段，产生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作业方式，到后来，放牧和饲养相结合的牧畜业逐步发展起来，成为支撑西藏文明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55]。
如前所述，青藏高原原始先民们驯养的家畜包括猪、狗、羊、牛、马、驴等。其中，猪是最早驯化且对早期居民社会生活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家畜品种，羊和牛的饲养和驯化是青藏地区原始畜牧业的突出成就。
猪是杂食类哺乳动物，具有适应能力强、易饲养、繁殖快等特点。野生猪的性情相对温顺，较容易驯化，是人类最早驯化和饲养的家畜之一。上述青海民和胡李家、西藏卡若等遗址中都发现了猪的遗存，说明距今5000年左右青藏高原早期居民已开始饲养家猪，青海乐都柳湾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墓葬中还发现了用猪下颚骨随葬现象[56]。由于猪的体型与习性不适合游牧放养，在游牧业形成的时代也未见放养猪的考古学证据，一直以来都以圈养的方式在居民定居点及其周围进行饲养。猪的饲养一方面可看作是原始农业为依托的动物饲养业的一个典型，另一方面也为定居居民提供了相对稳定的肉食来源，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原始文化的进步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羊是较为温驯的食草动物，也是人类最早饲养的家畜之一。距今六七千年的中石器时代拉乙亥文化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羊骨[57]。一般而言，拉乙亥文化遗址所发现羊骨可能是猎获物的遗存，崔永红先生据此认为，可能从那时起原始先民们就开始了对羊的驯化[58]。学术界一般都认为，藏系绵羊由野生盘羊驯化而来，后者的野生原种至今仍分布于唐古拉山区。除此之外，绵羊和山羊也是较早驯化的家畜。至今仍是青藏高原牧民饲养的主要羊种，即藏系绵羊，可能是驯化后的盘羊与绵羊杂交的品种。齐家文化时期，青藏地区普遍饲养绵羊和山羊，从青海互助、湟源等县齐家文化墓地中用羊角随葬[59]，甚至把羊骨置于棺内的现象看[60]，当时的人们把羊看作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上述诺木洪文化遗址出土的圈栏，主要用于饲养绵羊和山羊，且饲养规模较大。这都说明，羊是青藏高原原始畜牧业的主要经营对象。
牦牛的驯化是青藏高原早期畜牧业的重大成就。牦牛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畜种，体格强壮，耐寒能力强，适宜负重远行，被誉为“高原之舟”。现代家牦牛和野牦牛的直接祖先是生活在距今200万年前更新世时期的原始牦牛，经过数百万年的进化，逐渐成为青藏高原特有的野生动物。1991年，考古工作者在西藏林芝发现了一具完整的野牦牛遗骨，据初步测定，其年代距今有1万年左右[61]。从考古发现看，青海民和、大通、贵南等地的马家窑文化遗址都有牛骨出土，拉萨曲贡、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也有牛骨遗存，这说明牦牛是原始先民狩猎的重要对象。由于野牦牛体格庞大、野性难驯，驯化为家畜的历程可能较为漫长，大规模饲养的历史也应当晚于猪和羊的驯化史。距今3000多年左右，居住在甘青地区的古羌人和西藏地区的原始先民可能成功驯化了牦牛，在青海都兰诺木洪文化遗址中，曾出土陶牦牛1件，“两角及尾部稍残，头部两侧不对称，背部呈波浪形。毛长及地，故显得略矮。[62]”由此可以推断，牦牛在当时可能已驯化为家畜。大致从商周以来，牦牛不仅成为青藏高原重要的畜牧品种，随着羌人的南迁和东进，牦牛还进入中原，并与黄牛杂交形成新的优良家畜，即犏牛[63]。
2012年
Abstract
At the Paleolithic Age and the Mesolithic Age, the main means of survival of the primitive men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are collecting and hunting. Primitive agriculture on the Plateau began at the Neolithic Period, around 5000 years ago. Animal husbandry originated from primitive hunting, and it developed based on feeding combined with primitive agriculture. The article tries to offer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n the primitive agriculture on the Plateau,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based on concerned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and studies.
注释
[1]邱中郎：《青藏高原旧石器的发现》，《古脊椎动物学报》1958年第2、3期合刊。
[2]黄慰文：《柴达木盆地发现旧石器》，《人类学学报》1985年第1期。
[3]石硕：《从人类起源的新观点看西藏的旧石器文化遗存》，《中国藏学》2008年第1期。
[4]盖培、王国道：《黄河上游拉乙亥中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1983年第1期。
[5]崔永红、张得祖、杜常顺主编：《青海通史》第6～19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6]盖培、王国道：《黄河上游拉乙亥中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1983年第1期。
[7]崔永红：《青海经济史》（古代卷）第2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8]陈崇凯：《西藏地方经济史》第47～48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
[9]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民和阳洼坡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1期；尚民杰：《青海原始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7年第1期；崔永红：《青海经济史》（古代卷）第4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民和县胡李家遗址的发掘》，《考古》2001年第1期。
[11]尚民杰：《青海原始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7年第1期。
[12]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第252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13]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第193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14]崔永红、张得祖、杜常顺主编：《青海通史》第12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15]安成邦、冯兆东、陈发虎：《甘青地区全新世中期的环境变化与文化演进》，《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年第6期。
[16]崔永红：《简论史前青海先民的经济活动及其与生态环境之关系》，《青海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17]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孙家寨汉晋墓》第220页，文物出版社，1993年。
[18]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第165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19]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第154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拉萨市曲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10期。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拉萨市曲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10期。
[22]傅大雄：《西藏昌果沟遗址粟炭化粒的发现》，《四川农业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傅大雄《西藏昌果沟遗址新石器时代农作物遗存的发现、鉴定与研究》，《考古》2001年第3期。
[23]沈志忠：《青藏高原史前农业起源与发展研究》，《中国农史》2011年第3期。
[24]侯毅：《从最近的考古发现看北方粟作农业的起源问题》，《北方文物》2007年第2期。
[25]刘军社：《黄河流域史前粟作文化遗存的发现与研究》，《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26]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队：《青海乐都柳湾原始墓地反映出的主要问题》，《考古》1976年第6期。
[27]许新国：《循化阿哈特拉山卡约文化墓地初探》，《青海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
[28]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第154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29]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第153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30]傅大雄：《西藏昌果沟遗址新石器时代农作物遗存的发现、鉴定与研究》，《考古》2001年第3期。
[31]陈崇凯：《西藏地方经济史》第48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
[32]傅大雄：《西藏昌果沟遗址新石器时代农作物遗存的发现、鉴定与研究》，《考古》2001年第3期。
[33]傅大雄：《西藏昌果沟遗址新石器时代农作物遗存的发现、鉴定与研究》，《考古》2001年第3期。
[34]崔永红：《青海经济史》（古代卷）第11～13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35]崔永红：《青海经济史》（古代卷）第11～13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36]傅大雄：《西藏昌果沟遗址新石器时代农作物遗存的发现、鉴定与研究》，《考古》2001年第3期。
[37]傅大雄：《西藏昌果沟遗址新石器时代农作物遗存的发现、鉴定与研究》，《考古》2001年第3期。
[38]崔永红：《青海经济史》（古代卷）第11～13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39]谢端琚：《喇家遗址发掘与齐家文化研究》，《中国文物报》2005年1月7日第7版。
[40]四川大学考古系、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西藏日土县塔康巴岩画的调查》，《考古》2001年第6期；汤惠生、张文华：《青海岩画》，科学出版社，2001年。
[4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民和县胡李家遗址的发掘》，《考古》2001年第1期。
[42]青海省文物管理处：《青海民和核桃庄小旱地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2期；白万荣：《青海古代文化分布概述》，《青海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
[4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拉萨市曲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10期。
[44]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第154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45]谢端琚：《喇家遗址发掘与齐家文化研究》，《中国文物报》2005年1月7日第7版。
[46]崔永红：《青海经济史》（古代卷）第14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47]白万荣：《青海古代文化分布概述》，《青海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
[48]高东陆、许淑珍：《青海湟源莫布拉卡约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1期。
[49]青海省考古队、湟源县博物馆：《青海省湟源县境内的卡约文化遗址》，《考古》1986年第10期。
[50]青海省文物考古队、海南藏族自治州群众艺术馆：《青海贵德山坪台卡约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
[51]王杰：《试析卡约文化的经济形态》，《江汉考古》1991年第3期。
[52]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民和核桃庄》（附录《民和核桃庄史前文化墓地人骨研究》）第305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
[53]白万荣：《青海古代文化分布概述》，《青海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
[54]青海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队：《青海都兰县诺木洪搭里他里哈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55]陈崇凯：《西藏地方经济史》第67～73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
[56]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第84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57]盖培、王国道：《黄河上游拉乙亥中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1983年第1期。
[58]崔永红：《青海经济史》（古代卷）第15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59]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马厂、齐家、辛店文化墓葬》，《考古》1986年第4期。
[60]青海省文物考古队、湟源县博物馆：《青海省湟源县境内的卡约文化遗址》，《考古》1986年第10期。
[61]陈崇凯：《西藏地方经济史》第54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
[62]青海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队：《青海都兰县诺木洪搭理他里哈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63]陈崇凯：《西藏地方经济史》第71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