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东吐蕃佛教摩崖造像背景初探
藏东吐蕃佛教摩崖造像背景初探
霍巍（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随着西藏文物考古工作的进展，在今西藏昌都、青海玉树、四川石渠、甘肃民乐等汉藏交界地带相继发现了一批吐蕃时期的佛教摩崖石刻，已见于正式的著录者有：四川石渠县境内发现的照阿拉姆（brag-lha-mo）摩崖石刻、须巴（shug-ba）神山摩崖石刻群、白马神山摩崖石刻群、洛须（lo-phyug）村摩崖石刻群，青海省玉树贝纳沟（‘bis-mdo）摩崖石刻、勒巴（leo-khog）沟摩崖造像，西藏昌都仁达（ri-mda’）摩崖造像、查果西（brag-sgo-zhol）沟摩崖造像、露斯（ri-sil）沟摩崖造像等处[1]。其他已经证实但资料尚未正式公布或未见于正式著录者还有：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扁都口摩崖石刻[2]、西藏昌都芒康县噶托（sga-tog）镇巴茹（spa ru）村摩崖造像[3]等处地点。笔者曾经对这批吐蕃时期摩崖造像做过总体性的研究，将其统称为“青藏高原东麓吐蕃时期佛教摩岩造像”[4]，其具体分布可参见图1。
长期以来，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在于：这批造像出现的年代为何如此集中？又为何出现在汉藏交界地域？其背后的历史背景和动因究竟是什么？本文试图通过对石刻题记的深入解读，并结合吐蕃时期汉藏关系的发展脉络，对此做出新的解释。
一
图1 藏东吐蕃佛教摩崖造像主要地点分布示意图[5]
在这批石刻造像当中，有相当一些在雕刻的佛像周围同时还雕刻了藏文、汉文甚至梵文的题刻，成为我们理解和认识这批佛教造像的宗教艺术题材、施供关系、造像目的等方面的重要依据。下面，我们首先依据已经公布的考古资料对其略加梳理。
据考古调查简报披露，四川省石渠县照阿拉姆摩崖石刻现存遗迹中，主尊的宝座下方刻有横书的藏文题记，主尊左侧金刚手菩萨立像的莲座下刻有横书的藏文题记，主尊右侧观音菩萨身体右侧刻有横书藏文题记和竖书汉文题记。其中，观音菩萨身体右侧的一幅7行藏文题记已由瑞士艺术史学者阿米·海勒（Amy Heller）教授对其做了记录并转写，汉文释文如下：
菩萨赞普赤松德赞之世，积大功德，拓展圣冕之权势（即政权），远播四境十方，弘扬佛法，设立译场，所译大乘经典渊博宏富，如弥药王等得入解脱之道者，逾百千人。广建寺庙……敬奉供养者臣民……缘觉之正法……皈依大乘，将长寿永生，久住世间[6]。
从题记内容可以获知，这是一篇颂赞吐蕃赞普弘扬佛法的题铭，尤其对其扩张势力“远播四境十方，弘扬佛法，设立译场”的功德给予了高度评价。
就在这一幅藏文题记之下，还有竖书的汉文题刻：“杨□杨二造仏也”、“杨二□造”、“杨”等汉字[7]。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却被过去的许多调查者所忽略。这里涉及一个必须首先廓清的问题：这些题记与图像的年代关系是否一致？它们是同时期刻成的，还是在不同时期刻成的？原调查简报认为：“因藏文题记中没有年号和当朝赞普之名，与吐蕃时期其他的石刻有所不同，故也有学者认为一佛二菩萨的造像与藏文题刻不是同一时间雕刻的，前者早于后者。”[8]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因为按照吐蕃时期佛教造像的惯例，在造像之后随之题铭，而非分开刻写。上述古藏文题铭都具有吐蕃时期藏文的特点，而且与造像内容的吻合度甚高，不大可能是后来补刻。谢继胜从书写格式上认定，“这种藏汉文书写格式与榆林窟第25窟的T形榜题相同，为典型的吐蕃样式。汉字‘佛’写作‘仏’，此种写法亦流行于隋唐”[9]，也可从另一个侧面印证石刻年代与图像年代的一致。
需要讨论的问题在于，即使我们承认照阿拉姆石刻的图像和文字都是同一时期的遗存，但由于缺乏明确的纪年，对其凿刻的具体时间仍然不甚清楚。阿米·海勒推测其开凿时代上限可能为公元755年赤松德赞即位之后，下限为804年赤德松赞即位之前[10]。笔者认为，尽管上述藏文题记中出现有“菩萨赞普赤松德赞之世”的字句，但是否就可以据此将石刻的年代定在赤松德赞时期，还需要慎重考察。因为这处石刻与西藏、青海、甘肃等地发现的大致同一时期的吐蕃摩崖造像之间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从总体特征上看应当不会距离这个时期太远。尤其是在西藏昌都仁达摩崖造像中明确提到吐蕃高僧益西央（ye-shes-dbyangs）曾经在这一带广造佛像、刻写佛经：“益西央在玉、隆、蚌、勒、堡乌等地亦广□写。”（具体情况详见后文）而四川石渠县境内发现的几处摩崖造像，无论是从造像的宗教题材还是造像的艺术风格各个方面来观察，都与青藏高原东麓汉藏交界地带发现的同类遗存相近，所以此处遗存很大可能仍属公元9世纪赤德松赞即位之后，由益西央率领的吐蕃僧团开凿的这批摩崖造像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至于造像题记中出现“菩萨赞普赤松德赞（khri-srong-lde-btsan）之世”的文字，不排除是后世赞普对前世赞普事迹的追忆。
照阿拉姆石刻中汉文题名的发现，提示我们关注一个新的问题，即这个造像团队的民族构成问题。四川的考古工作者认为，“根据汉文题记和造像风格中有部分汉式造像的特点，初步判定此铺造像的勒工是叫‘杨二’的汉人”，而藏文题记中“藏文书写和勒刻都非常规范，推测为藏族勒工所为”[11]。换言之，在参与造像刻勒的工匠中可能同时有汉、藏两个民族，并且可能存在不同的分工，他们共同完成了这一造像工程，这个推测是可以成立的。只是需要做进一步补充的是，汉文题刻虽然剥落过甚，但仍可辨识出“杨□杨二造仏也”、“杨二□造”、“杨”等汉字，表明参与造像的汉族工匠很可能并不止“杨二”一人，而是以“杨二”为首的至少两名以上的杨氏汉族工匠都曾参与造像工程，他们或有可能是当地以开凿佛像为其生业的一个“杨氏”汉族工匠集团，受雇于出资造像的吐蕃供养人，并且利用吐蕃人所提供的佛像样本依样凿崖造像，这在汉藏交界地区是完全可能的事情。这种由藏、汉两族工匠共同合作造像勒石的情况在藏东地区其他摩崖造像中也有发现，此处并非孤例，笔者将在后文中论及。
谢继胜还进一步认为，联系到此处造像的风格“温柔敦厚的审美意蕴，莲座的式样，与敦煌菩萨造像风格的相似，以及察雅仁达造像同时提到有黄姓汉人参与其中，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该像出自汉人之手”，他认为此处造像的藏文题铭中提及“弥药王”和藏文史籍《贤者喜宴》当中提到松赞干布在康区建造寺院时用“弥药人”作为监工的记载，“为吐蕃时期藏汉交界地带民族关系及艺术风格交流以及理解此后西夏艺术中的藏传风格渊源提供了有力的证据”[12]。笔者认为，此处造像的题材和风格显然都不是汉式的，但造像工程中有汉族工匠参与其中却是可以肯定的，最大的可能性还是汉藏工匠联手凿刻，形成藏汉珠联璧合的图像与文字。这些汉族工匠的来源，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当时尚处在吐蕃控制之下的四川西北部或甘、青东部地区，而这一地区与吐蕃时期“弥药人”的活动地域相一致，这和造像题记中所反映出的信息互有联系。
西藏昌都仁达摩崖造像的藏文题记过去多依恰白·次旦平措先生的释文辗转抄录[13]，近年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会同昌都地区有关专家对这处摩崖石刻再次进行了现场调查与记录，对过去的资料有较多的补充或更正，对于题记的内容明确说明：“造像下面有吐蕃时期凿刻的藏文铭刻和数十个汉字，在造像右边刻有藏文的《普贤行愿品》经文。藏文部分95%的文字很清楚，汉文部分除‘匠浑天’、‘同料僧阴’、‘大蕃国’等以外，大多已漫漶不清。”尤其重要的是，新的调查资料将藏文题记铭文重新做了释文（以下简称“新释”），兹照录如下：
圣教之意，乃一切众生皆有识念佛性之心。此心非亲教师及神所赐，非父母所生，无有起始，原本存在，无有终了，虽死不灭。此心若广行善事，利益众生，正法加持，善修自心，可证得佛果与菩萨提，便能解脱于生老病死，获无上之福；若善恶间杂，则往生于天上人间；多行罪恶与不善，则入恶界有情地狱，轮回于痛苦之中。敌此心处于无上菩提之下，亦有情于地狱之上。若享佛法之甘露，方可入解脱一切痛苦之地，获永久之幸福。故众生珍爱佛法而不得抛弃。总之，对于自己与他人之事的长远利益，则向亲教师讨教，并阅读佛法经典，便能领悟。
猴年夏，赞普赤德松赞时，宣布比丘参加政教大诏令，赐给金以下告身，王妃琛莎莱莫赞等，众君民入解脱之道。诏令比丘阐卡云丹及洛顿当，大论尚没庐赤苏昂夏、内论□赤孙新多赞等参政，初与唐会盟时，□亲教师郭·益西央、比丘达洛添德、格朗嘎宁波央等，为愿赞普之功德与众生之福泽，书此佛像与祷文。安居总执事为窝额比丘朗却热，色桑布贝等；工头为比丘西舍，比丘□□松巴辛和恩当艾等；勒石者为乌色涅哲写及雪拉公、顿玛岗和汉人黄崩增父子、华豪景等。日后对此赞同者，也同获福泽。
益西央在玉、隆、蚌、勒、堡鸟等地亦广□写，□写者为比丘仁多吉。
若对此佛像及誓言顶礼供养者，无论祈愿何事皆可如愿，后世也往生于天界；若恶语戏骂，印得疾病等诸恶果，水坠恶途；法律也对反佛者，从其祖先亲属起施行□□□。故无论任何人均不得詈骂讥讽[14]。
这篇题记的前半段主要颂赞佛法之广大无边、法力无穷，教导世人珍爱佛法，其后段则对恶意反对讥骂佛法者给予训诫。题记中明确记载了吐蕃赞普赤德松赞（khri-lde-srong-btsan）重用僧侣参政的事实，最为重要的，是点明了“初与唐会盟时”益西央等高僧广造佛像的背景，这是目前所见藏东地区吐蕃石刻题记中最具有“以佛证盟”的纪念碑性质的碑刻之一。
题刻中提到的赤德松赞时代的藏历猴年，由于学术界一般认为吐蕃赞普赤德松赞在位时间为798—815年[15]，在此期间内只有一个藏历猴年，即公元804年，所以可以确定其开凿时间为公元804年，亦即藏历阳木猴年，唐德宗贞元二十年。虽然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过不同看法[16]，但目前学术界较多学者仍采信这一意见。仁达摩崖造像之下还有一些已经漫漶不清的汉字，恰白·次旦平措曾经留意到这些汉字，惜未加注录，近年来西藏文物考古工作者加以记录并公布：
大蕃国皇□末思血果□匹□□□命诸□见吾意□□见识达□□西方□白乏□得□心诸□□□都料僧用同料僧□同料僧阴还辉天田□□。[17]
上述汉字可识出者仅有“大蕃国”、“都料僧用”、“同料僧“、“同料僧阴”等词语，这些词语的意义因前后文字漫漶不可识解[18]，但唯有“大蕃国”一词具有深刻的含义。吐蕃王朝在唐代官方正史中多被称为“吐蕃”，但过去在敦煌文书中曾有过吐蕃占领下之的唐朝旧臣称“吐蕃”为“大蕃”的记载[19]，故史家多认为吐蕃王朝极盛时所称吐蕃本土以外者为“大蕃”[20]。由此可以推知，参加此处石刻造像所征集的汉族工匠的身份，均应为吐蕃占领区内的属民，这与赤德松赞时期吐蕃领土大幅扩张的背景正相吻合。
青海玉树贝纳沟“大日如来堂”俗称为“文成公主庙”，此处造像最早由赵生琛先生调查发现，并于1957年加以披露[21]；20世纪80年代以来，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聂贡·官却才旦、白玛朋、张宝玺、汤惠生、王尧、罗文华等学者对此做过专题研究或有所论及[22]。国外学者如H. E.理查德森、阿米·海勒、安德雷亚斯·格鲁施克（Andreas Gruschke）等人对此也有过介绍与论述[23]。近年来，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与青海省考古研究所合作，对此处造像进行了更为全面的调查，发现在造像的东、西两侧崖面上均刻有多种文字的题铭，其分布情况为造像西侧分别雕刻有藏文的《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赞》及《狗年题记》；造像东侧分别雕刻有梵、汉、藏三种文字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藏文《无量寿佛经》等题铭。其中“狗年题记”的发现，彻底廓清了过去存在争议的造像年代问题，意义十分重要。兹重新根据新发现的题记释读如下：
狗年，浮雕众佛像及缮写如上所有经文之祝愿等等，为今上赞普赤德松赞之世君臣、施主及一切众生之故也。此乃比丘大译师益西扬主持、工巧比丘仁钦囊则、佳布藏、华丹及工匠人等均行妙善事业，具无上福德之力。崖面所造佛像、经文及三宝所依之处，众生之任何人或目睹，或触摸，或听闻，或忆念，其福德及智慧之力，均回向赞普父子及一切众生，登于无上之菩提也。此愿！[24]
此处题刻的性质与前文所引证的四川石渠县照阿拉姆、西藏昌都仁达摩崖造像完全相同，都是颂赞佛法、训诫他人尊崇佛法，并为吐蕃赞普赤德松赞父子祈福。从上述题记内容可知，其一，此处题铭中的“狗年”，为“今上赞普赤德松赞”之“狗年”，即公元806年，相当于汉地唐宪宗元和元年；其二，此处造像的主持施工总领乃“比丘大译师益西扬”，另有藏、汉两族的工匠比丘仁钦囊则（rln-chen-snang-mdzad）、佳布藏（rgyal-bzang）、华丹等人参与施工开凿，其造像工程的组织形式也与前述四川石渠县照阿拉姆石刻、西藏昌都仁达摩崖石刻相似。此外，在此处造像的东侧发现的梵、藏、汉三体《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表明在造像过程中不仅可能有藏、汉两个民族的工匠勒石，而且甚至可能有藏、汉两个民族的僧侣共同参与其事。
最新的考古调查表明，除在四川、青海、西藏发现的上述吐蕃时期摩崖造像之外，另在青海与甘肃交界的今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境内，也发现了一处名为“扁都口”的吐蕃时期摩崖石刻，在石刻原来的位置上现修建有一座寺庙，名为“石佛寺”。此处摩崖石刻内容为一佛二菩萨，在右侧菩萨的右下方刻有一小佛。在阴线刻的佛像下方，横刻有两排古藏文题记，汉译为：“为了赞普的福德和众生的福祉，比丘巴果·益西央监制。”[25]造像的风格特点与前述几处汉藏边界的吐蕃时期摩崖石刻完全一致，从题记上看此处的“巴果·益西央（ba-gor-ye-shes-dbyang）”与前文所论的益西央亦是同一人，由此可知西藏昌都仁达摩崖造像藏文题记称“益西央在玉、隆、蚌、勒、堡乌等地亦广□写”确为事实。
综上所述，藏东地区汉藏交界地带发现的这批吐蕃时期摩崖造像的共同特点有四。其一，造像题记均以颂赞佛法，训诫世人遵守佛法，并为吐蕃赞普祈福为中心内容。造像题材以大日如来为中心，以八大菩萨或观世音、金刚手菩萨等胁侍菩萨围绕之。造像风格以藏式为主，但含汉地因素。其二，造像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均为吐蕃高僧，尤其是一位名叫益西央（也译作益西扬，ye-shes-dbyang）的高僧在其中十分活跃。其三，参与造像工程的既有藏族工匠，也有不少汉族工匠，共同组成施工团队。其四，造像的年代大体上与吐蕃高僧益西央的生卒年代相重叠，主要集中在公元9世纪初期吐蕃赞普赤德松赞即位之后。上述种种迹象表明，这些考古遗存的“共性”绝非偶然出现，其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一个深远的时代背景有待揭示。其中，有三个关键词至关重要，即唐蕃会盟、赤德松赞、益西央，下文将围绕这三个关键词展开进一步分析。
二
在前举西藏昌都仁达吐蕃摩崖造像题记中，有如下一段文字尤其值得注意：“猴年夏，赞普赤德松赞时，宣布比丘参加政教大诏令，赐给金以下告身，王妃琛莎莱莫赞等，众君民入解脱之道。诏令比丘阐卡云丹及洛顿当，大论尚没庐赤苏昂夏、内论□赤孙新多赞等参政，初与唐会盟时，□亲教师郭·益西央、比丘达洛添德、格朗嘎宁波央等，为愿赞普之功德与众生之福泽，书此佛像与祷文。”[26]这当中透露出几个重要的历史信息值得注意：
其一，表明吐蕃王朝赤德松赞时期，在政教关系上发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变化是佛教高僧参政势头迅猛，他们不仅被赐给金以下告身，而且由吐蕃王室下诏参政。赤德松赞之所以能即吐蕃赞普位，主要是得到了有势力的僧人以及一部分吐蕃大臣的拥戴，因此在他即位后僧人的地位得以进一步提高[27]。仁达摩崖造像中记载“诏令比丘阐卡云丹及洛顿当，大论尚没庐赤苏昂夏、内论□赤孙新多赞等参政”，正是这种历史状况的真实记录。而题铭提到的“比丘阐卡云丹”（也译为比丘阐卡·允丹bran-ka-yin-tan），也正是直接参与和主持后来唐蕃长庆会盟的吐蕃高僧钵阐布（相当于宰相之职）[28]。在这条题铭中虽然没有提及益西央本人是否曾参与吐蕃朝政，但其身份为“□亲教师”（也译为□堪布[29]），在吐蕃王朝的地位看来也应当是相当尊崇的。
其二，题铭中在说明益西央及比丘达洛添德（stag-lo-gthan-te）、格朗嘎宁波央（gad-namka'I-snying-po-doyangs）等人“书此佛像与祷文”之前，专门提及“初与唐会盟时”这一历史背景，这是至关重要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成为我们理解益西央在汉藏边界广造佛像和题写汉、藏祈愿文字的关键所在。过去曾有藏文史料记载唐蕃会盟的成功，系因汉地和尚和吐蕃僧官居间调处之功。王森先生认同这一看法：“看起来，元和、长庆间，唐蕃之和，蕃僧起了一定作用，可能是事实。这一事实，也说明蕃僧当时能干预吐蕃行政。”[30]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唐长安会盟之后，在吐蕃都城逻些（今拉萨市）竖立的著名的唐蕃会盟碑刻上，明白标示由吐蕃沙门“钵阐布允丹”充任首席大论，位列唐蕃会盟时吐蕃参与会盟人员之首，也可从一个侧面佐证这一事实。而这位沙门钵阐布允丹，便正是在昌都仁达益西央造像题记中提到的“比丘阐卡云丹”。
从文献记载来看，在唐蕃长庆会盟开始之前，唐蕃双方已有密切的人员往来和酝酿，其中吐蕃僧人起到了重要的中介沟通作用。如《新唐书·吐蕃传》载，唐宪宗元和五年（810年），“以祠部郎中徐复往使，并赐钵阐布书。钵阐布者，虏浮屠豫国事者也，亦曰‘钵掣逋’”[31]。徐复作为唐朝使节出使吐蕃，须得赐书“浮屠豫国事者”钵阐布，足见钵阐布干政程度之高。徐复所携去吐蕃的“赐钵阐布书”系出自唐代著名文学家白居易之手，其文收录于《全唐文》卷665，原题名为《与吐蕃宰相沙门钵阐布敕书》[32]，可见接收徐复赐书的吐蕃沙门钵阐布已位至宰相，在唐蕃交往的重大事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封唐朝的赐书当中，首先对钵阐布在唐蕃友好中所起作用多有溢美之词：“卿器识通明，藻行精洁，以为真实合性，忠信立诚，故能辅赞大蕃，叶和上国，弘清净之教，思安边陲，广慈悲之心，令息本甲，即表卿之远略，亦得国之良图”，其后便直奔主题，谈及唐蕃会盟之事：“今信使往来无壅，疆场彼此不侵，虽未申以会盟，亦足称为和好，必欲复修信誓……此使已后，应缘盟约之事……封疆之事，保无改移，即蕃汉俱遣重臣，然后各将成命，事关久远，理贵分明，想卿通才，当称朕意。”王尧先生认为通过这封书信可以明确两个重要的事实：“一、钵阐布以佛教徒高僧身份在吐蕃王廷起关键性作用。这与长庆会盟时，其在吐蕃官员队伍中位列第一相一致。二、关于边界问题、会盟问题、归还人员问题，都已在讨论、磋商之中，实际上是长庆会盟的准备阶段，反映蕃唐两方都有和好宁边要求。”[33]此均可谓中的之语。
从后来汉文史料中对此次会盟的记载来看，佛教高僧不仅直接参与会盟，而且还担任了会盟仪式主持人的身份[34]。《新唐书·吐蕃传》载：“盟坛广十步，高二尺。使者与虏大臣十余对位，酋长百余坐坛下。上设巨榻，钵掣逋升，告盟，一人自旁译授于下。已歃血，钵掣逋不歃。盟毕，以浮屠重为誓，引郁金水以饮，与使者交庆，乃降。”[35]从这条史料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重要的细节，即“盟毕，以浮屠重为誓”，从字面上理解，意即在双方盟誓之后，还要以佛教的仪式再次宣誓一次，可知佛教沙门及其仪轨受到吐蕃王朝重视的程度。
在明确了上述历史背景之后，再来观察吐蕃高僧益西央在汉藏边界广为造像的一系列活动，就不难理解其深远的宗教与政治双重意图了。一方面，通过广造佛像，可以以弘扬佛教为手段，对随着吐蕃王朝势力扩张新占据的汉藏交界地带开展宗教宣传，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和平攻势”，通过特殊的宗教方式来表达吐蕃“和好宁边”的愿望，为唐蕃会盟营造友好氛围。在西藏昌都仁达摩崖造像中专门提到“初与唐会盟时”这一背景，即是这种历史前提的真实反映。虽然目前还无法确指仁达摩崖造像中提到的“初与唐会盟时”具体是指的哪一次唐蕃会盟，但这个大背景是清楚的。另一方面，通过广造佛像为吐蕃赞普祈福、为广大百姓祈求平安，还可达到在唐蕃争锋的汉藏交界地带树立吐蕃赞普威望、颂赞吐蕃赞普功德、建（竖）立标志性纪念物等特殊目的，这从各地造像的题材、祈愿文字中均可得到反映。唐蕃长庆会盟之后，兵火停息，双方友好交往的局面重开，益西央等吐蕃高僧在其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应当给予正面评价，而这些至今留存在藏东地区的吐蕃摩崖造像，正是这段唐蕃友好史实的历史见证。
通过上面两节的分析，笔者认为藏东地区考古发现的这批吐蕃佛教摩崖造像，一方面是藏、汉两个民族共同的艺术创造所遗留下来的佛教文化遗产，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另一方面，它与吐蕃王朝利用竖立兴佛碑刻、建立佛教寺院、开凿佛教石窟等特殊的手段和方式以求达到“以佛证盟”的目的，可能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盟誓，本是吐蕃王朝古老的传统，盟誓的双方通过这种仪式缔结联盟关系，并且保证其良好的信誉与持久性。在敦煌古藏文写卷中便有吐蕃赞普与其他部落首领盟誓的条约，以维护和巩固其军事联盟体制[36]。随着佛教在吐蕃的盛行，吐蕃赞普开始以兴佛作为“证盟”的仪式之一，这在八九世纪的吐蕃社会中逐渐流行，反映出其政治体制开始转向“佛教化”的倾向[37]。赤德松赞即位之后，对佛教的尊崇地位在前辈吐蕃赞普的基础上大为提升，他当年于噶琼寺落成时举行“兴佛证盟”的碑文至今尚被完整保存，碑文中明确规定确保世代尊崇佛法，并于“赞普牙帐之内应立三宝之所依处而供奉之”[38]。另据《拔协》记载，赤德松赞时期还将“父祖的本尊寺全都加以庄严（装饰）、修缮，焕然一新。还修建了大昭寺的围墙，建树了许多功勋。此外，还提高僧人权势，以佛法护法佑民，恩德广被”[39]。
而另一个最为重要的变化如同石硕指出的那样：“在赤德松赞在位之时，对吐蕃政治或佛教而言最具实质意义的变化，却是启用僧人担任宰相。”[40]这一事实被《噶琼寺兴佛证盟诏书》所证实，诏书中列于参加兴佛证盟的吐蕃官员名单中，列于首位的便是“钵阐布同平章事二人”——班第勃阑云丹（ban-de-bran-ka-yon-tan）和班第娘定埃增（ban-de-myang-ting-nge-‘dzin）[41]。而在西藏昌都仁达摩崖造像中，同样记载了这一事实：“猴年夏，赞普赤德松赞时，宣布比丘参加政教大诏令，赐给金以下告身……诏令比丘阐卡云丹及洛顿当，大论尚没庐赤苏昂夏、内论□赤孙新多赞等参政。”这里提及的“班第勃阑云丹”和“比丘阐卡云丹”均系同一人，为吐蕃僧人中的“钵阐布”，也是后来位列宰相之首、主持唐蕃长庆会盟的吐蕃方面第一人。
由此可见，西藏昌都仁达摩崖造像题记的性质，与《噶琼寺兴佛证盟诏书》的性质较为接近，都是在佛教地位急剧上升的历史背景下，吐蕃王国统治者和上层僧侣旨在通过“兴佛证盟”或“以佛证盟”的方式强化其统治的合法性、稳定其统治基础的一项新举措。
在吐蕃王朝中后期，伴随其军事胜利、领土扩张的同时，开始在各地，尤其是在其新占领区内以竖碑、建寺、开凿石窟等“以佛证盟”的方式来表达对吐蕃赞普“功德”的纪念，同时也起到以佛教安抚众生、使其服从于当下统治者的现实宗教作用。如汉藏史料均记载，吐蕃赞普赤德祖赞在攻陷唐之瓜州城之后，回到吐蕃后按照瓜州寺的样式，在札玛也建了“札玛瓜州寺”，作为吐蕃攻占唐之重镇瓜州的“纪念寺”[42]。敦煌古藏文文献中记载，唐蕃会盟之后，吐蕃曾在德噶玉采（de-ga-gyu-tshal）（也译为岱噶玉园）建立过“会盟寺”，以示对这次三国会盟的纪念[43]。榆林石窟第25号窟的兴建，也有学者认为即是吐蕃为了纪念与唐会盟后建的一座纪念性石窟[44]，其中的敦煌古藏文写本《岱噶玉园会盟寺愿文》是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整的一篇有关纪念性发愿文[45]，文字虽长，但其基本格式、内容与中心思想都与本文所讨论的藏东摩崖石刻造像当中的题记具有相当程度的相似之处。
综上所论，联系到西藏昌都仁达摩崖造像题记中特别提及“初与唐会盟时”以及后来曾担任唐蕃长庆会盟主盟人的“比丘阐卡云丹”等吐蕃高僧受到重用等情况来看，笔者推测藏东汉藏交界地带发现的这批吐蕃佛教摩崖造像的性质，或有可能和上述这类具有“纪念”性质的吐蕃佛教遗存一样，是吐蕃高僧益西央为了纪念某次唐蕃会盟的成功，或者是为了准备迎接某次较大规模的唐蕃之间的会盟行动而刻写的图像和文字。为此，他才会在这个造像团队中精心汇集了汉、藏两个民族的僧人和工匠，用汉藏两种文字刻写祈愿文，镌刻下具有汉藏艺术风格的造像，最终以达到宣示藏汉友好、企求双方和平的目的。
藏东吐蕃石刻中多次出现的吐蕃高僧益西央，是吐蕃禅宗的继承者之一，他对唐蕃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起到过十分重要的作用，限于篇幅本文对此不拟展开。但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从他的团队开凿的佛教造像题记上所反映出的年代上来看，最早可早到吐蕃赞普赤德松赞在位时的“猴年”，即804年。换言之，早在唐蕃长庆会盟（821年）之前，赤德松赞任用吐蕃僧人“比丘阐卡云丹”为宰相参与政事已成既定事实，而且这一事实已经广为像益西央这样的吐蕃上层僧人所知晓并在造像题记中加以大力宣扬。前引《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元和五年，以祠部郎中徐复往使，并赐钵阐布书。钵阐布者，虏浮屠豫国事者也，亦曰钵掣逋。”[46]看来唐朝官吏也早在唐蕃长庆会盟之前，对于吐蕃王朝政治格局上发生的僧人参政这个新变动有充分的了解，致使唐蕃高层的互动往来也往往通过“钵阐布”从中调停周旋。在这一背景下，推断藏东出现的这批吐蕃佛教造像，其建造的动机，与由和唐王朝始终保持着密切友好关系的吐蕃高僧益西央所推动发起的、旨在掀起为新一轮唐蕃会盟造势的“宗教攻势”，有相当密切的关联，这大概应当是说得通的。已经有学者指出，唐蕃长庆会盟的准备实际上是开始于赤德松赞时期[47]，如果笔者的推测无误，益西央在藏东地区广造佛像的宗教活动，很有可能也是这个准备阶段采取的步骤之一。
2015年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 batch of Buddhist cliff statues of Tubo period was found successively in eastern Tibetan area, their inscriptions provided us with quite a lot of valuable information abou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m. We are able to know from the existing inscriptions that the organizer of the project is the famous monk Go Ye shes dbyang, and the purpose of the project is “For the sake of the merits and virtues of Tsanpo and the sentient being, Buddhist statues and prayers are carved”. However, in fact, the most important historical context mentioned in the inscription is “at the beginning of forming an alliance with Tang”. Thus we can infer that these statues and inscriptions are carved by the monastic team organized by Ye shes dbyang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alliance between the Tubo and Tang when the two were preparing for the alliance once again. The core value of these statues is based on the concept that “Buddha bears witness to the alliance”. We could further speculate that the purpose of the likely carvings is the same as that of the other grottos, monasteries, and steles, all built in honor of the alliance during the Tubo Dynasty.
【注释】
[1] 分别参见故宫博物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石渠县洛须“照阿拉姆”摩崖石刻》，《四川文物》2006年第3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石渠县文化局：《四川石渠县新发现吐蕃石刻群调查简报》，《四川文物》2013年第6期；汤惠生：《青海玉树地区唐代佛教摩崖考述》，《中国藏学》1999年第1期；恰白·次旦平措：《简析新发现的吐蕃摩崖石文》，《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霍巍：《试析西藏东部新发现的两处早期石刻造像》，《敦煌研究》2003年第5期；许新国：《露斯沟摩崖石刻图像考》，《青海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2] 此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2012年调查所获资料，尚未正式公布，但巴桑旺堆《吐蕃石刻文献评述》（《中国藏学》2013年第4期）文中，曾提到甘肃“民乐扁都口摩崖”，认为其“具体年代不明”，应当指的是这处摩崖石刻；另恰嘎·旦正《藏文碑文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5页）中对此处石刻也有披露。
[3] 《西藏昌都芒康县新发现吐蕃时期大日如来石刻像》，《西藏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封一。
[4] 参见霍巍：《青藏高原东麓吐蕃时期佛教摩岩造像的发现与研究》，《考古学报》2011年第3期。本文后经修改纳入霍巍：《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第315～353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5]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石渠县文化局：《四川石渠县新发现吐蕃石刻群调查简报》，《四川文物》2013年第6期。
[6] [瑞士]阿米·海勒著，杨莉译：《公元8—10世纪东藏的佛教造像及摩崖石刻》，《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五辑）第195页，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年。
[7] 参见故宫博物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石渠县洛须“照阿拉姆”摩崖石刻》，《四川文物》2006年第3期。此外，罗文华也在调查报告中记载：“王子今教授发现石刻上有汉文题记，作‘杨二造仏也’。”（罗文华：《四川甘孜地区民族与考古综合考察综述》，《故宫学刊》2005年总第二辑）
[8] 故宫博物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石渠县洛须“照阿拉姆”摩崖石刻》，《四川文物》2006年第3期。
[9] 谢继胜：《藏传佛教艺术史》（上卷）第12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年。
[10] [瑞士]阿米·海勒著，杨莉译：《公元8—10世纪东藏的佛教造像及摩崖石刻》，《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五辑）第190页；Amy Heller, Early Ninth Century Images of Vairochana from Eastern Tibet. Orientations, Vol. 25, No.6, 1994.
[11] 故宫博物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石渠县洛须“照阿拉姆”摩崖石刻》，《四川文物》2006年第3期。
[12] 谢继胜：《藏传佛教艺术史》（上卷）第12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年。
[13] 恰白·次旦平措：《简析新发现的吐蕃摩崖石文》，《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
[14] 李光文、杨松、格勒等：《西藏昌都——历史·传统·现代化》第40～42页，重庆出版社，2000年。
[15] 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所附《吐蕃赞普世系表》，第2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16] 如阿米·海勒称：“于赤松德赞之世，猴年（816年），奉墀巴益西央之命刻。”【[瑞士]阿米·海勒著，杨莉译：《公元8—10世纪东藏的佛教造像及摩崖石刻》，《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五辑）第197页，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年】。
[17] 西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西藏自治区志·文物志》（征求意见稿）第808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
[18] 201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再次对此处石刻进行了考古调查，核证了三组藏文题记和一组汉文题记，认为从内容上看，“第一组和第三组古藏文题记与《普贤行愿品》有关；第二组古藏文题记则言明了：1．造像时间为‘猴年夏’、‘赞普赤松德赞’时期；2．缘由为‘……巴郭益西绛、比丘达洛丹德、噶南卡宁布绛等为愿赞普寿元无疆，一切众生福泽，书此佛像愿文’；3．由‘乌格涅哲夏布、雪拉公、都玛噶木及汉僧洪邦仓、华和金等勒石’”。这里出现的两名汉族工匠名“洪邦仓”、“华和金”均为藏文译音，与前人所译的“黄崩增”、“华豪景”应系同名异译，汉文题记简报中未能反映出全文的情况，仅认出个别字句。另引文中“赤松德赞”显为“赤德松赞”之误。参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西藏察雅县丹玛札摩崖造像考古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6期。
[19] 如吐蕃占领下的敦煌唐旧臣王锡在呈吐蕃赞普的第一道表章中称：“更植口赢，仍加冷。自到大蕃，不服水土；既无药饵，疾病尤甚”；王锡向吐蕃赞普上奏的第二道表章中称：“今者大蕃之与唐俱为大国，况仍接邻，又是舅甥诚合。使乎往来，商贾交易。”参见[法]戴密征著，耿昇译：《吐蕃僧诤记》第243、274页，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年。
[20] 《藏族简史》编写组：《藏族简史》第128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
[21] 赵生琛：《青海古代文化》第120～121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22] 聂贡·官却才旦、白玛朋：《玉树地区吐蕃时期石窟雕像及摩崖介绍》，《中国藏学》（藏文版）1988年第4期；张宝玺：《青海境内丝绸之路及唐蕃故道上的石窟》，《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世界图书出版社公司北京分公司，1996年；汤惠生：《青海玉树地区唐代佛教摩崖考述》，《中国藏学》1999年第1期；王尧：《青海玉树地区贝考石窟摩崖吐蕃碑文释读》，《唐研究》（第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罗文华：《四川甘孜地区民族与考古综合考察综述》，《故宫学刊》2005年总第二辑。
[23] [英]H-E. 理查德森著，石应平译：《吐蕃摩崖石刻研究札记》，《西藏考古》（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瑞士]阿米·海勒著，杨莉译：《公元8—10世纪东藏的佛教造像及摩崖石刻》，《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五辑），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年；Andreas Gruschke, The Cultural Monuments of Tibet’s Outer Provinces Kham, The Qinghai Part of Kham, Volume 2, White Lotus Press, 2004。
[24] 此处藏文题铭的汉文释文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华青·道尔吉博士参考王尧释文重新释读。
[25] 巴桑旺堆：《吐蕃石刻文献评述》，《中国藏学》2013年第4期；恰嘎·旦正：《藏文碑文研究》第95页，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年。
[26] 汉译文参见李光文、杨松、格勒等：《西藏昌都——历史·传统·现代化》第40～42页。
[27] 王森著：《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1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28] 关于吐蕃“钵阐布”一词的含意，学术界有不同意见，可参见李方桂：《钵掣逋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下册，1951年；王尧：《吐蕃钵阐布考论》，《王尧藏学文集》（卷一）第393～394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张延清：《吐蕃钵阐布考》，《历史研究》2011年第5期；林冠群：《唐代吐蕃僧相官衔考》，《中国藏学》2014年第3期等文。上述研究者意见虽有分歧，但钵阐布系吐蕃最高级别的僧官这一事实乃是共识。
[29] 此处译文系才让根据恰白·次旦平措的藏文转录重新译出，参见才让：《敦煌藏文P.T. 996号（大乘无分别修习之道）解读》，《中国藏学》2003年第1期。
[30] 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1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31] 《新唐书》卷216《吐蕃传》第6100页，中华书局，1975年。
[32] [唐]白居易：《与吐蕃宰相沙门钵阐布敕书》，《全唐文》（卷665）第6757～6758页，中华书局，1983年。
[33] 王尧：《吐蕃金石录》第50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
[34] 有关唐蕃长庆会盟的有关情况，中外学者对此研究成果甚丰，可参见：[美]李方桂著，吴玉贵译：《唐蕃会盟碑（821—822年）考释》，《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八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法]石泰安著，褚俊杰译：《唐蕃会盟考》，《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七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
[35] 《新唐书》卷216《吐蕃传》第6103页。
[36] 王尧、陈践译著：《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第164页，民族出版社，1992年。
[37] [法]石泰安著，耿昇译：《八至九世纪唐蕃会盟条约的盟誓仪式》，《西藏研究》1989年第4期。
[38] 王尧：《吐蕃金石录》第161页。
[39] 拔·塞囊著，佟锦华、黄布凡译注：《拔协》第59～60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
[40] 石硕：《吐蕃政教关系史》第31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
[41] 黄颢：《〈贤者喜宴〉摘译》（十二）》，《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
[42] 王尧、陈践译著：《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第152、166页，民族出版社，1992年。
[43] 杨铭：《敦煌藏文写本岱噶玉园会盟寺愿文研究》，《西北民族论丛》（第六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44] 沙武田：《一座反映唐蕃关系的“纪念碑”式洞窟（上）——榆林窟第25窟营建的动机、思想及功德主试探》，《艺术设计研究》2012年第4期。
[45] 有关这篇愿文的汉译本可参见杨铭：《敦煌藏文写本岱噶玉园会盟寺愿文研究》，《西北民族论丛》（第六辑）。
[46] 《新唐书》卷216《吐蕃传》第6100页。
[47] 陈楠：《论唐蕃清水会盟》，《藏史丛考》第167～183页，民族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