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出考古材料论我国西南的带柄铜镜问题

霍巍（四川大学考古学系）

近年来，笔者在对西藏出土的带柄铜镜进行考古研究的过程中，曾注意到我国西南地区的青铜文化中也发现过与之类似的一类带柄青铜镜，并先后撰文加以论述^[1]。最近，承蒙日本友人成家彻郎氏之好意，笔者得到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一面带柄铜镜的资料^[2]，过去国内对此未见诸报道。这面带柄铜镜对于我国西南青铜文化中带柄铜镜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拟结合以往的考古发掘出土材料，对这类带柄铜镜的年代、来源等问题加以探讨。

一

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这面带柄铜镜，系1988年度该馆采购收藏新品，没有明确的出土地点。据资料介绍，这面铜镜全长16.3厘米，由镜柄及镜面两部分组成，镜面呈椭圆形，最大直径11.2厘米，两面均无纹饰，一面微向外凸，一面略向内凹，镜面最厚部位为0.2厘米。镜面上部有一兽形的短柄，柄部最厚部位为1.4厘米，其形状呈一四足兽立于台座。这尊怪兽头上生有似羊的角，眼、肩、腰部饰有同心圆纹。怪兽所立之台座断面呈方形，表面施有锯齿纹、篦状纹及同心圆纹。怪兽与台座形成的柄部中空，兽首及背部（亦即銎部的底部）开有两孔，另在台座的横向上亦开有贯通的小孔。此外，在柄部与镜面相接之处，用几乎与柄部同样的厚度做成一杏仁状的纹样，其内饰以同心圆纹，如同眼球一般，其边缘者饰以平行的篦状纹（图1）。

经观察，这面铜镜表面的某些部位残留有织物压痕，局部尚可观察到一种平地经锦类织物的残余，表明这面铜镜出土时可能曾用镜套之类的织物加以包裹，这些迹象显示其很可能系出土于墓葬之物。至于其出土的具体地点，以及通过何种途径流传到国外，目前已无法获知，但基本可以排除其属于传世品的可能性。

图1 东京国立博物馆新购入的带柄铜镜

二

关于这面带柄铜镜的定名，日本学者高浜秀认为其似乎具有短柄青铜镜的特征，与过去云南、四川青铜文化中所发现的同类器物相似，系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文化中具有独特地方特点的产物。虽然他明显倾向于将这类铜饰物定名为带柄铜镜，但显然又有所保留，因为中国学者在考古报告中还没有明确的意见将这类器物定名为铜镜的，而大多将其定名为“饰牌”或者“牌饰”。他主张暂从众说，将这类器物定名为“镜形饰板”。他的这些认识，与我国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如张增祺先生在论述云南青铜时代的“动物纹”牌饰与北方草原文化关系时，曾经言及云南青铜文化中的带柄铜饰问题。他说：

云南德钦县永芝墓地出土一件带柄铜饰，原发掘报告作如下描述：“圆形，短柄，方銎，似铜镜，直径10厘米，柄长2.5厘米。”笔者参加过该墓地的发掘，又是报告的执笔者。当时我们未明确说它是铜镜，主要是对其确切用途不详。再说我国其他地区也未见过类似的带柄器物，说是铜镜，还嫌证据不足。这样的带柄铜饰，在宁蒗大兴镇墓地也有发现，器形和德钦永芝出土的大致相近。

现在看来，这类器物不大可能是装饰品。因其柄端既无穿孔，背部亦无钮的设备，只能手执其柄，而不能穿索悬挂，不符合装饰品的要求。最近我们在《苏联考古学》上，看到阿富汗发现过不少带柄铜镜，器形和大小与云南出土的“带柄圆形铜饰”很接近。因此我们将此带柄铜饰定名为铜镜，可能更符合它的真实用途^[3]。

事实上，这类带柄铜饰不仅在云南有所发现，在四川也有发现，只是过去由于同样的原因，多将它们定名为“铜牌饰”，未能够明确识别出其即为带柄铜镜。下面，为了便于讨论，先将云南、四川地区青铜文化中出土的此类带柄镜按照出土地点列举如下：

（一）云南德钦县永芝

云南德钦县永芝墓地发现于1974年3月，同年8月进行调查发掘，共清理石棺墓两座，土坑墓一座，出土了20余件陶器、青铜器、银质饰板等。其中采集到的一件带柄铜器发掘者原定名为“饰牌类”，器体为圆板状，略呈椭圆形，有一方銎短柄，镜面直径为10厘米，柄长2.5厘米，柄端宽2厘米^[4]（图2：1）。

（二）云南祥云县检村

1976年12月，于云南祥云县检村发现用石板砌建的石椁墓三座，其中在编号为一号墓的石椁墓中出土了一件带柄铜镜，这件铜镜出土于墓室西侧，镜面扁平，略呈椭圆形，带有一方銎短柄，镜面直径为5.9厘米^[5]（图2：2）。

（三）云南宁蒗县大兴镇

1969年，在当地改土中发现青铜器，1979年4月进行考古调查时从一座土坑墓的木棺中出土了一件带柄铜镜，圆形的镜面上带有一小柄，镜面虽然破损严重，但仍可观测到其最大径为4.9厘米，柄部分成上、下两段，略呈梯形^[6]（图2：3）。

图2 云南、四川出土的部分带柄镜与带柄形器

1.德钦永芝 2.祥云检村 3.宁蒗大兴4、5.茂汶别立、勒石 6.荥经烈太 7.甘孜巴塘 8.楚雄万家坝

（四）四川茂汶县别立、勒石村

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文化馆1978年曾在别立、勒石村的石棺墓清理期间，采集到一面带柄铜镜，发掘者当时称之为“胸牌”。这件器物带有短柄，有椭圆形的銎，镜背有菱形方格纹组成的图案，镜的直径为8厘米，柄长3.3厘米。由于材料分布发表时仅有照片及花纹拓片（图2：4）^[7]，具体情况不甚清楚。1996年5月，笔者赴茂汶进行石棺葬考察时，对陈列于羌族自治县博物馆内的这面铜镜（编号1267）作了现场观察。与发表的材料相对照，可以补充的是銎部可观察到有两圆孔，可以穿系，与上述各例带柄镜的柄部结构有所不同（图2：5）。

（五）四川荥经县烈太公社

四川荥经县烈太公社自强大队砖瓦厂于1981年7月取土时，发现了一座土坑墓，墓内的人骨已朽，出土器物中有一件带柄铜镜。这面铜镜为圆形，镜背有四条凸旋纹将镜背分成四部分，中心部分为多角太阳纹，其外第一周饰五条鱼，第二周饰七匹马，第三周为一周由连续五边形构成的图案（图2：6）。直径7.5厘米，柄部呈椭圆形，横向有贯通的孔，底部有两小孔可供穿系，与上例茂汶别立、勒石所出之带柄镜做法相同。原简报将这面铜镜定名为“铜牌饰”^[8]，实际上为带柄镜无疑。

上述云南、四川出土的这几例带柄铜器，笔者认为都属于带柄铜镜应当是不成问题的。它作为带柄铜镜的共同特点在于：其一，过去都有平整光洁的镜面。虽然由于年代久远，有的镜面已经锈蚀，但仍可作出这一基本判断。其二，有的虽有纹饰，但只出现于圆形的镜板之一面，说明其明显有镜背、镜面之区分，一面用来照影，一面用以装饰，而不同于一般纯粹用于装饰的铜牌饰。其三，柄部与镜体有明显的分界，柄部厚重，便于手持，这种形状与做法和中亚、西亚历史上流行的带柄铜镜具有相同的特点。至于有的铜镜柄端有穿孔可以悬挂，并不能就此说明其不是带柄镜，因为事实上过去在新疆、西藏等地发现的带柄镜，有不少也在柄端留有穿孔，既可手持，也便于悬挂。笔者推测这种带柄铜镜的形制特点大约与骑马游牧民族流动性生活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柄部的穿孔或许更方便游牧民族的迁徙游动。

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这面带柄铜镜，和过去云南、四川地区青铜文化中所发现的带柄铜镜具有诸多共同的特点，尤其是其柄部的形制与纹饰，都具有浓厚的西南青铜文化特征。如上述德钦永芝、祥云、荥经烈太所出的带柄铜镜，柄部与镜面的交界处都呈杏仁状，形成明显厚于镜面的一个扇形；荥经烈太、茂汶别立所出的铜镜柄銎部均有两小孔，可供穿系之用，这些特点都与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的这面铜镜相一致。再如东京所藏这面带柄铜镜柄部的怪兽兽体上装饰的同心圆纹、锯齿纹、平行的篦纹等，也是云南青铜文化中常见的纹饰。这尊怪兽生有四足，头有似羊的角，但从侧面观察其头部的形状却似蛇，这样一些造型特点，在云南、四川青铜文化动物纹饰中同样不乏其例。所以，综合这些因素分析，将这面带柄铜镜归属于云南、四川地区这一青铜文化圈内的产物，应当说是有充分依据的。如果进一步推测的话，它的出土地点很可能是云南、四川境内的某处古墓葬。

除以上各例外，另有两例带柄铜器需要提出来加以讨论：

一例为1978年四川省甘孜考古队在巴塘县的石板墓中，采集到的一件残破的带柄铜器，原定名为“铜牌饰”，器形为一圆形的素面平板，直径5厘米、厚0.1厘米。该器上部残损严重，下部尚较完整，其下缘接一小柄（图2：7）^[9]。由于此器形制较为轻薄，是否定为铜镜尚有不同意见，有学者认为其虽与带柄铜镜相似，但“因尺寸过小，使用功能上略有缺陷，作为饰物解释尚为合理”^[10]。这一意见值得重视。笔者过去也将这件器物定为带柄铜镜，现在看来，可能还是一铜饰物，而不是带柄铜镜。

另一例为云南楚雄万家坝古墓群中出土的一面带柄铜器，这面器物呈横长的椭圆形，柄部饰有对立的两头熊，长16厘米，厚约0.3厘米，圆板部由二周镂空的三角形纹饰构成同心圆图案，这是与上述各例镜面、镜背明显不同的特征。此外，对立的两熊虽然也形如镜柄，但与圆板部厚度相同，与上例各带柄镜柄部厚度大大超出镜面的情况完全不同（图2：8）^[11]。结合这些因素考虑，高浜秀氏认为很难将其归入带柄铜镜一类，笔者也基本赞同这一意见。

最后，再附带讨论一下相关的年代问题。这类带柄铜镜的年代，由于其本身没有纪年，所以一般只能根据墓葬中伴出的其他器物的形制，同时结合墓葬形制等因素来进行年代推断。日本学者高浜秀将它们都断为战国时期，笔者认为略显笼统。具体来说，云南德钦永芝墓葬的年代，原简报定在战国，但后来又有意见提出其上限在战国，但下限却有可能已到西汉前期^[12]。根据原发掘简报的推断，云南检村墓葬的年代也是定在战国中期至西汉早期，云南宁蒗大兴镇土坑墓的年代定在战国中晚期，四川荥经烈太土坑墓的年代定在战国，四川茂汶别立、勒石村石棺墓的年代也定在战国。所以，考虑到西南地区青铜时代的具体情况，大致上这类器物流行的时代应当定为战国至西汉比较符合实际。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这面带柄铜镜的年代，在没有其他考古材料可以参照之前，也可据此定在战国至汉代。

三

笔者曾经指出，就世界范围而言，古代铜镜大体上可分为东、西两大系统，一是以我国为代表的东亚圆板具钮镜系统，二是流行于西亚、中近东及中亚诸古文明中的带柄镜系统。云南、四川地区出土的这批青铜带柄铜镜，显然与后者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一种文化交流的产物。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这种文化交流的传播者是谁？又是通过怎样的途径进行的？

长期以来，对于云南青铜文化中存在着北方草原文化因素这一问题，曾引起学术界充分关注。最早注意到云南青铜文化中有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因素的，首推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先生。冯汉骥先生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一文中^[13]，将滇池区域青铜器上所见的人物形象分为七组，分别考证了当时滇王统治下各民族的族属。对其中的“A组”，冯先生以其独到的目光注意到：

……至于其他七组，A组是其中最特殊的一组，从其服装的各方面来看，都与历来西南少数民族的习尚不合。长窄过手的袖，下及足背的长裤，均非西南民族的一般习惯，而可能与西北气候较寒地区的民族有关。特别是长须，在西南的少数民族中是少见的，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例如在晋宁出土的这样多的人物图像中，除此一例而外，从未见有留须者。此组的首两人左悬长剑，自其式样观之，可能是铜柄铁剑，因青铜剑少有如此之狭而长者。此类铜柄剑在晋宁墓葬中出土甚多，有一墓多至十余柄者（如M3中共出31柄）。根据晋宁墓葬出土的各种文物来看，滇族在当时尚未掌握炼铁的技术，故此类的剑，当系外族输入的，其中之精者，往往再加上滇族风格的华丽金鞘。这类剑的输入，也可能与此一组的民族有关。

按此种形式的铜柄铁剑，除在晋宁有大量出土外，在四川岷江上游的汶川县和理县的石棺墓中亦有大量的发现。两处所出的此类剑，形制完全相同，时代亦略相当，且同样大量的出土，其间不无关系。不过在云南方面除昭通外，尚未发现有如岷江上游的石棺葬者。

从各方面看，A组的服饰上所表现者，多与西北游牧部落有关，他们在当时可能是云南西北的游牧部落之一。他们少见于其他活动之中，其与滇族的关系，可能是很疏远的。

冯汉骥先生所说的A组人物形象，见于晋宁石寨山13号墓所出的一件贮贝器上铸出的人物。此组人物共4人，前两人皆挽紧贴头顶的长条形发髻，第一人短须，穿窄长衣袖，袖长过手，裤长至足背，着鞋。此人右手持杖（杖已脱落），左侧佩长剑（剑的下半段已断失），剑以带负于右肩。第二人须长过腹，服饰特点与第一人相同，唯上衣饰斜方格纹，裤饰半圆形纹，亦佩长剑持杖（杖的上半段已断失）。此两人的服饰与体质特征均与其他人物形象有别。第三人为短髻，头髻装束与前两人同，唯发顶无带饰，不佩剑，他的身份地位明显要低于前两人，背负一筐以带承于额，应为随从之类的人物。第四人挽长尖形发髻于脑后，无髻饰，无须，身裸无裤，仅以一条宽带系于胯下，赤足，左悬布袋，袋中盛一兽腿，左手持鞭，右手牵一头牛，牛不穿鼻，以绳系于项，冯汉骥先生认为其身份更为低下，似为“牧奴”一类的奴隶。

在A组人物中，最值得研究是前两位人物。按照冯汉骥先生的意见，他们可能多与西北游牧部落有关，大约是云南西北的游牧部落之一，但其具体的族源与族系，冯汉骥先生并未确指。

其后，汪宁生先生在其《晋宁石寨山青铜器图像所见古代民族考》一文中，对这两位人物的族属于来源也作了推测，认为其：“疑来源于西方……也可能是身毒之民或骠人侨居滇西地区者”^[14]。

此外，张增祺先生认为这组人物蓄长须，穿窄长衣裤，著皮靴，具有“深目高鼻”的体质特征，可能系《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所载的“嶲人”，亦即《华阳国志·南中志》中所载的；“叟人”，《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所载的“塞夷”。他明确认为：“他们原是欧亚东部草原游牧民族塞人，塞是斯基泰的短读音，嶲或叟是塞的音译”^[15]。

国外学者如日本民族学家白鸟芳郎，对于云南青铜时代北方草原文化的传播者也有比较系统的看法。他认为北方草原文化传入云南的承担者，即《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载之“昆明”，《新唐书·南蛮传》上的“昆弥”。据《汉书·西域传》，“昆弥”又为乌孙的王号称谓，表明“昆明”与乌孙人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结论认为：云南青铜时代的北方草原文化遗物，最早是由“昆明”亦即“昆弥”人带入的。“昆明”为甘、青高原的游牧民族古羌人，或者说是被羌人同化了的乌孙人^[16]。对于他的这种观点，张增祺提出了反论，认为“昆明”既非南迁的古羌人，更与乌孙人无关，而是云南的土著民族^[17]。

通过以上各种观点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云南青铜文化中存在着外来的文化因素，这种文化因素主要又来自从云南西北方面南下的草原文化游牧民族这一点，中外学者的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在具体的族系、族属问题上，还存在着分歧。仅仅依据目前的材料，还很难作出最终的结论。

重温上面引用的冯先生的论述，我认为迄今为止他的基本观察与认识仍然是值得重视的：第一，这种外来民族是一个与西北气候较寒地区相关的民族；其二，他们掌握着铸造“铜柄铁剑”

这种发达的技术，并将其传播到了滇族；其三，这一文化与四川地区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之间，可能有着密切的关系。

联系到本文所论的青铜带柄镜来看，四川地区出土的带柄镜一是年代相对要早于云南，均在战国时期，二是与“石棺葬”文化关系较密切，有的直接出自石棺墓，如岷江上游茂汶别立、勒石石棺所出；有的则明显受到石棺葬文化的影响，如荥经烈太公社战国土坑墓中所出的带柄镜与铜泡饰等器物同出。由于与之邻近的汉源、芦山、宝兴等地均有石棺墓的分布^[18]，所以带柄镜、铜泡饰等具有北方草原文化色彩的器物，估计也是由“石棺葬”文化传来之物。云南出土带柄镜的几个地点除最南界的祥云外，都集中在云南西北部，靠近四川，也有可能受到沿金沙江南下的“石棺葬”文化的影响。我们有理由推测，云南、四川青铜文化中的带柄铜镜，应当就是由被冯汉骥先生划分为“A组”的这一外来民族通过甘青或者青藏高原传入到四川和云南的。

关于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族属，学术界一般认为系西北高原南下的羌系民族的文化遗存，但也有学者认为可能与冉駹、筰都夷有关^[19]。笔者本人比较倾向于前说。根据对我国西部地区带柄铜镜发现与分布的基本情况，笔者曾经推测：“我国境内这种早期带柄青铜镜，最早应当源于中亚——蒙古草原的古代游牧民族。这些古代游牧民族与我国西部地区的古羌人部落，在经济类型、生活习俗、意识和形态等各个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期带柄铜镜的传播者，很大程度上便可能与先秦两汉时期的这些古羌人部落及其南迁的支系有关，当中甚至不排除有部分斯基泰文化因素的直接渗入”^[20]。对于四川、云南发现的这批青铜带柄镜的源流，在没有更具说服力的证据之前，笔者仍然坚持这一观点。

2000年

Abstract

From the data about the bronze mirror with a handle collected in the Tokyo National Museum, this mirror is of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study on the bronze mirrors with a handle in the bronze culture in southwest China.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age and source of this kind of bronze mirrors with the discovered archaeological material.

注释

[1]霍巍：《西藏曲贡村石室墓出土的带柄铜镜及其相关问题初探》，《考古》1994年第7期；霍巍：《再论西藏带柄铜镜的有关问题》，《考古》1997年第11期。

[2]高浜秀：《新たに购入した镜形饰板について》，《Museum——东京国立博物馆美术志》，1990年3月号。

[3]张增祺：《云南青铜时代的“动物纹”牌饰及北方草原文化遗物》，《考古》1987年第9期。

[4]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德钦永芝发现的古墓葬》，《考古》1975年第4期。

[5]大理州文物管理所、祥云县文化馆：《云南祥云检村石椁墓》，《考古》1983年第5期。

[6]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宁蒗县大兴镇古墓葬》，《考古》1983年第3期。

[7]茂汶羌族自治县文化馆：《四川茂汶别立、勒石村的石棺墓》，《文物资料丛刊》（9），文物出版社，1985年。

[8]李晓鸥、刘继铭：《四川荥经县烈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考古》1984年第7期。

[9]甘孜考古队：《四川巴塘、雅江的石板墓》，《考古》1981年第3期。

[10]赵慧民：《西藏曲贡出土的铁柄铜镜的有关问题》，《考古》1994年第7期。

[11]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74级学员：《云南楚雄县万家坝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10期。

[12]宋治民：《川西和滇西北的石棺葬》，《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3期。

[13]冯汉骥：《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考古》1961年第9期。

[14]汪宁生：《晋宁石寨山青铜器图像所见古代民族考》，《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

[15]张增祺：《云南青铜时代的“动物纹”牌饰及北方草原文化遗物》，《考古》1987年第9期。

[16]白鸟芳郎：《石寨山文化的承担者》，《石墓季刊》1976年第10期。

[17]张增祺：《关于昆明与昆明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2期。

[18]李晓鸥、刘继铭：《四川荥经县烈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9），文物出版社，1985年。

[19]童恩正：《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20]霍巍：《再论西藏带柄铜镜的有关问题》，《考古》199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