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史前彩陶纹饰的文化解读
青海史前彩陶纹饰的文化解读
汤惠生（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青海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中的蛙纹、齐家文化夹砂罐上的鸮面以及辛店彩陶上的“双勾太阳纹”，都是比较富有特征和文化内涵的纹饰，现试解如次。
一、蛙纹
图1 青海柳湾出土的马厂类型蛙纹彩陶罐
蛙纹是马家窑文化中最发达和最富特征的纹饰（图1），不过蛙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都有着几乎相同文化隐喻的象征，至今仍流行的关于蛙或蟾的信仰就是对史前这些形象的最好注脚。当然，我们仍须从世界的范围来谈论其象征意义。
欧洲许多地方的农人至今认为梦到蟾蜍是怀孕的一个征兆。来自古埃及、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许多民族学材料都把蟾蜍当作是女神或其子宫的象征。所谓“蜿蜒的子宫”的信仰在各地的文献或是今天的民族学材料中都可以找到。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和柏拉图都曾经谈到子宫是一个在腹部可以任意移动的动物[1]。在许多国家，春天青蛙的叫声被认为是尚未出生的孩子的哭声，所以青蛙本身便象征着尚未成形的孩子的灵魂[2]。
在荣格关于梦的心理学说中，青蛙被视为由无意识确定向意识发展的一个象征[3]。
蛙形（女）人是一个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便已存在的艺术主题。在法国南部三兄弟洞穴（Les Trois Freres）发现的镌刻在动物骨头上的图案中，便出现了蛙形人（图2）。在法国南部凡泰尔（Fontales）也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刻在骨头上的蛙形人形象。
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蛙的形象便骤然增多，而且制作在各种物体上，诸如石、骨、陶或泥塑等。欧洲新石器时代的蛙形艺术品有些是写实的蛙形，有些则是蛙形人，或者如蛙般两腿分开的人形（图3）。特别是在西亚安那托利亚的柴特尔·休于遗址中，这种蛙形人图案颇为引人注目。柴特尔·休于遗址第Ⅲ层23亚层神庙中发现的蛙形女神像身上覆盖以由红、黑和橘黄色绘制的蜂窝状图案，其肚脐绘制成同心圆状（图4：2），肚脐与颈之间还制作出由许多菱形纹组成的“生命柱”。“生命柱”、同心圆、蜂窝图案以及墙上的牛头形图案都是与生殖观念相互有关联的，这些图案都是对女人生育姿势的一种强调。
这种与生殖姿势相关的图案在过去几千年中一直重复出现，青铜时代亦然。克里特文明出土的帕拉舍尔时期（Palatial peried，公元前两千年纪）的双耳细颈罐上绘有女性子宫的图案，其下绘有一只带尾巴的青蛙（图4：3）；公元前1100年左右塞浦路斯的库克里亚（Kouklia）出土的陶罐上也绘以与由折线纹、菱形纹、网格纹、方格纹以及弦纹组成的“生命柱”一起出现的蛙形人（图5：1）。
图2 法国三兄弟洞穴中发现的马格达林文化晚期的刻凿在骨管上的蛙形人
图3 希腊东部塞萨利（Thessaly）地区早期塞斯克乐（Sesklo, c. 6300BC） 文化出土的蛙形人佩饰
图4 柴特尔·休于遗址中发现的蛙形陶塑、壁塑以及饰以蛙纹的陶罐
即便是近现代，象征着生殖观念的蛙形人亦屡屡出现。巴伐利亚某座教堂里绘有女性生殖器的蛙形图案甚至和圣母玛利亚一起出现（图5：2）；20世纪的德国，如果妇女患有子宫方面的疾病，仍然流行着在圣母玛利亚前供奉蟾蜍形象以却病的习俗（图5：3）。
在19世纪的立陶宛，人们把木制的墓石仍做成蟾蜍的形状，其头顶上有一支象征新生命的百合花。在西伯利亚东北部的阿穆尔河（中国境内称黑龙江）流域，当地人在为死者举行的丧宴上，必须制作蟾蜍形象，其尾端往往有一个小尾巴[4]。
至少从新石器时代早期，这种象征长寿的带小尾巴的蟾蜍或蛙纹便出现了。不过其头部往往呈花状、棍状或干脆省略。在德国、波西米亚等地发现的公元前6000—前5000年的彩陶上，便有这种蛙纹（图6）。与生殖力和生命力相关的这种蛙形至今仍作为被称为“荷拉”（Holla/Holle）的德国女神。荷拉掌管水井、池塘、沼泽、洞穴等，她的外形便是一只青蛙。据说是她给人类带来了象征生命的红苹果。苹果成熟后，便会掉进水井里[5]。
图5 中欧和东欧的蛙形形象
西方非常模式化的蛙纹图案最早出现在史前彩陶上，其风格几近于几何形。在欧洲，这种几何形的模式化蛙纹是意大利南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中欧青铜时代早期的线纹罐（Linear pottery vases）上的常见纹饰（图7）。金布塔认为与小型蛙形女人像的装饰品结合起来，说明上述这些彩陶重复出现的蛙纹所表现的乃是史前欧洲信仰体系中的蛙形女神[6]。金布塔进一步认为每每出现在英伦三岛的中世纪教堂和城堡的入口处的那种弯腰将双手置放在阴部的蛙形女人像，其原型便是那些史前彩陶上几何风格的蛙纹女神[7]。古埃及女神Creatrix Haquit便是一个长着青蛙头的女人形象，并且蛙头是她最为形象的特征[8]。
图6 东欧头呈百合花状的蛙形人
古希腊的赫卡特女神（Hekete）有个绰号叫“鲍博”（Baubo），意思是蟾蜍[9]。在许多欧洲语言中，蟾蜍的名字总是与女神有关联。例如：德语中的Hexe，意大利语中的Fata，波兰语中的Czarownica，乌克兰语中的Bosorka，希腊语中的Mantis，克罗地亚语中的Gatalinka等，它们的首要义项都是蟾蜍，但同时也意味着“巫师”、“圣贤”或“先知”[10]。
“莱嘎纳”（Ragana）是立陶宛神话中主管死亡和再生的女神，她往往以一只蟾蜍的外形出现。即使在20世纪，人们仍相信如果不以恰当的方式善待蟾蜍，它一如女神一样，将给人们带来伤害；如向蟾蜍吐唾沫，那么蟾蜍将会抓住吐唾沫者，这人便必死无疑；如某人使蟾蜍生气了，蟾蜍将会鼓气使自己的身体爆炸，释放出致命的毒气，其毒素一沾上人暴露的皮肤，人便会送命；千万不能用手去伤害蟾蜍和青蛙，否则脸上的皮肤将会变得如同蟾蜍一样长满斑点和粗糙不平；作为死亡的信使，如果蟾蜍冲着沉睡者的胸部鸣叫，并吸走其呼吸，将导致沉睡者的死亡。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讲，蟾蜍也具有起死回生和治愈疾病的功能，如把蟾蜍放在伤痛处，伤痛便会消失和愈合，等等[11]。现代的美国印第安人仍然相信蟾蜍可以治瘤。在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区，人们仍然相信在某些日子里，蟾蜍是致命的；但在9月8日和8月15日的圣母玛利亚节期间，蟾蜍却具有特殊的魔力。在这两天里如果把抓住的蟾蜍钉在住宅和畜栏门上，会使人和牲畜免于疾病和死亡[12]。蟾蜍和青蛙一如金布塔所云：“正是因为被赋予死亡和再生女神的神力，所以蟾蜍既可以导致死亡，亦可使人再生。”[13]
图7 德国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蛙形线纹罐
在我国，有关青蛙或蟾蜍的信仰也都集中在生与死这两个对立的观念之中。一般来讲，青蛙是一种肯定的象征，而蟾蜍则是否定的象征。如同上面所引的材料一样，这最典型地反映在对“毒”的态度上：蟾蜍为毒物，而蛙则为却毒之物。
先来看看青蛙。五月初五是求谷神解百毒的日子。这天午时，家中要焚香接蛙神。所谓接蛙神，就是去田间捉小蛙回来，用咸菜叶裹着活的小蛙生吞服下。说是护谷神能保护人的养生稻谷，也一定会保护由稻米养生的人的身体，能除去人体中的病毒和寄生虫，所以民间在“求”蛙神时，必须是活的。《日本华草》云：青蛙能“解热毒，治小儿热疮，杀尸痊病虫”[14]。
关于蟾蜍，其文化象征则正好相反，是一种剧毒物。清乐均《耳食录》云：
癞蛤蟆，蛙属之至陋者也。然其为用，能啖蜈蚣而囚蚊，不可以貌废也。张口向蜈蚣，蜈蚣伏不动，徐徐入其口中，而出于尻窍。复回身张口向之，又入出如前者三四，遂葬其腹矣。咀嚼之法，未有奇于此者。既啖数头，乃强饲以丹砂，缄其口而倒悬之；以盘承其涎，既尽，放去。取笔濡涎，画圈于纸，著壁上，室中之蚊咸集圈中。去其圈，蚊复飞去[15]。
在西藏的传统观念中，蛙或蟾蜍具有同样的文化内涵，只是表达方式略有不同。《西藏王统记》载：仲宁王的王妃嫁到藏地后，面容迅速苍老憔悴，王怪而问之，妃曰她的出生地产蛙，经常食蛙，而藏地无蛙，可能是不食蛙所致。仲宁王便给她找了许多青蛙油炸食用。无多时，王妃便“容光肤泽，宛如当初”。仲宁王窃念此物定有“殊胜效益”，亦偷食之，结果“心生厌疑”，患麻风病而死[16]。藏族人管麻风病叫“龙病”，认为是食用青蛙所致。藏地无蛙，但却有青蛙的传说，而且将其与藏地普遍流行的麻风病联系在一起，由此可见这是一种外来文化因素。这是关于青蛙二元对立文化思维的最典型的传说[17]。
那么在我国由青蛙所象征的有关生命的文化观念，则集中通过史籍中的女娲来反映。马厂彩陶上的蛙蚊也被称作“神人纹”或“人蛙纹”[18]，有些学者已经直接把新石器时代彩陶罐上的蛙纹与女娲联系在一起了，并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和研究[19]。
女娲作为生命、生殖、婚育等方面的文化象征，便是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的女娲抟人等神化传说，即作为伏羲后、皇母、女帝以及祖先神等身份而出现的女娲：
然考女娲氏，《三坟》以为伏羲后。卢仝与马异结交诗，以为伏羲妇。《风俗通》以为伏羲妹。而《路史》称为皇母。《易系疏》引《世纪》称日女皇。《外纪》称为女帝。《淮南子·览冥训》注称日阴帝。《须弥四域经》称为宝吉祥菩萨。《列子》注云“女娲，古天子”。《山海经》注云：“女娲，古神女而帝者”。而唐人贡媚武氏，遂有吉祥御宇之语。又《论衡顺鼓》云：“董仲舒言久雨不霁，则攻社祭女娲，俗图女娲之像作妇人形。”审是则以女娲为女，自汉已然，不自近世始也[20]。
此外，《易林·大过》云：“虾蟆群坐，从天请雨；应时辄下，得其所愿。”蛙，《广雅》云：“始也。”《方言》云：“律，始也。”《说文》则云：“始，女之初也。”女之初，即“鼋”，甲骨文作蛙形。甲骨文为蛙形加上个篆写“女”字，女蛙为“孕”，正是女娲造人神话在文字上的落脚[21]。对于青蛙作为祖先、创始、地母和生殖神的文化象征，亦有许多学者已经论及[22]，在此不赘。
二、猫头鹰
从史前到今天，猫头鹰一直被认为是死亡的预言者。在欧亚大陆、美洲和其他许多地方，人们至今相信晚上若听见猫头鹰在附近的树上或屋顶叫，那便意味着自己家里将要死人。在古埃及，表示死亡的象形文字便是猫头鹰。在普林尼（Pliny）王朝（公元1世纪左右）人们甚至认为哪个城市若出现猫头鹰，那便意味着城市的毁灭。在后来的任何文献资料中，猫头鹰都意味着不祥、丑陋、灾难等，同时猫头鹰本身也被其他鸟类所仇视。在英国诗人乔叟笔下，猫头鹰是死亡的征兆；斯宾塞认为它是人们所仇恨和厌恶的，给人带来噩耗的“死亡鸟”[23]。尽管围绕着猫头鹰的都是些令人沮丧的文化象征，但猫头鹰身上也被赋予了某些肯定因素，如高深的智慧、宣布神谕和避免邪恶的能力等。特别是它的眼睛，被认为具有神力，这可能由于其夜视能力和其与众不同的目光所致。
在我国，猫头鹰的文化意向也是否定因素居多。我国江南民间仍然相信猫头鹰的神异目力可置人于死地，据说月圆之夜猫头鹰常偷偷数人的眉毛，被数清者立死[24]。清阮元的《经籍纂诂》中“鸮”字条引不同文献及注曰：“鸮……贪恶之鸟也……恶声之鸟也。”[25]在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中，鸮面女神被称作“Lilith”，意思是“尖叫的猫头鹰”。“恶声之鸟”与“尖叫的猫头鹰”可谓异曲同工，都是因其声音特征而赋予文化象征。不过按照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理论和我们的二元对立思维理论来看，猫头鹰身上的各种否定文化因素更多来自夜间活动这一特征。列维·施特劳斯在研究南美的两个分别以蝙蝠和旋木鸟而命名的氏族部落时，起初对为什么用这两种飞禽来命名而百思不得其解，在他运用二元结构分析之后才发现，这是一种二元思维的表现形式：旋木鸟是昼间活动的鸟，代表白天；蝙蝠是夜间活动的鸟，象征黑夜[26]。那么，用列维·施特劳斯的理论来看，正是由于猫头鹰是夜间活动的飞禽，是黑夜的象征，所以在生死、白黑、好坏、善恶等对立之二元中作为否定因素的代表便毫不奇怪了。
作为一个艺术形象，猫头鹰有着很长的历史。猫头鹰的形象最早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法国三兄弟洞穴岩画中，这种形象被学者们定名为“雪鸮”（snowy owl，见图8：1），金布塔认为这是鸮形女神[27]。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早期，这种鸮面（或鸮形）女神便一直是一个十分引人注意的形象，其形象为鸮面人形。
图8 1．法国三兄弟洞穴 壁画中的“雪鸮”2、3、4．叙利亚和约旦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鸮形泥塑 5、6、7．立陶宛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鸮形 泥塑
地中海东部地区早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的前陶时期，便出现了这种石制或陶制的鸮面人形像（图8：2、3、4）；公元前4000—前3000年间的多瑙河流域和爱琴海北部，这种鸮面人形开始以罐的形式出现（即所谓的鸮面罐）；而在西欧，这种鸮面人形则被雕镌在史前墓葬前的石碑或石柱上；在北欧，鸮面人形则被雕镌在墓葬内的石板和动物趾骨上。在北欧波罗的海东部的拿尔伐（Narva）文化（公元前4000年左右）中，出土有琥珀和木头雕刻的鸮面人形（图8：5、6、7）。这种鸟形女神的特征甚至在希腊艺术中的雅典娜身上都可见到。
在迈锡尼时期的希腊，用黄金制成的这种女神雕像发现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圆顶墓和竖穴土坑墓中[28]。在塞浦路斯公元前1400—前1300年间青铜文化中，出土许多陶制的这种鸮面女神像，其鼻子像鸟喙，大大的圆眼睛，吊着耳环的耳垂特别大，阴部三角区也很突出[29]。造型最为生动的鸮面罐发现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匈牙利的巴登（Baden）文化。
图9 匈牙利巴登文化（3000 BC）出土的鸮面罐
图10 匈牙利巴登文化鸮面罐
这种鸮面罐有双翅，颇富特征的猫头鹰嘴与弯弯的眉毛连在一起，有的下部绘一再生的象征——女阴图案或蛇形肚脐（图9、10）。这些鸮面罐是作为葬具而出现的，这种瓮棺葬的传统在东欧的中部地区一直延续到印欧化时代（图11：1、2、3）。我国北方地区约公元前2000年的齐家文化中，这种鸮面罐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圆圆的眼睛，鸟喙形的鼻子由波浪形堆塑来代替（图12）。鸮面罐最富特征的是其眼和鼻，而这些特征也出现在伊比利亚半岛南部发现的石碑上，有的是浮雕，有的是用木炭绘制而成。这些高度模式化的形象在时空上几乎没有什么风格上的差别，似乎只是在字母T下加两点即可。只是脸形稍有变化，或为方形，或为圆形，与之相联系的纹饰总是折线纹。
图11 1、2、3．罗马尼亚青铜时代的鸮面和石鸮面罐 4、5．法国发现的新 石器时代晚期勒以鸮面的石碑
在法国西北部的布利塔尼（Brittany）地区和巴黎盆地发现许多其上镌有鸮面女神的石碑，鸮面女神绘有乳房，有的带有一条或两条项链（图11：4、5）；葡萄牙和西班牙出土石碑上的鸮面女神有一张明显的鸟喙形嘴、圆眼睛和一个笔直的棍状鼻子。在葡萄牙发现的墓葬墓道中，出土许多其上刻有鸮面女神像的石板，这些女神的鼻子和嘴都很突出，胳膊很抽象，有几条横线刻在脸颊上，有的绘制出阴部，背部有折线纹。有的巨石墓穴的墙壁上绘有非常抽象的鸮面女神，如罗克玛利亚克（Locmariaquer）、布利塔尼等地墓葬中的鸮面女神，其巨大的椭圆形女阴非常醒目，但其圆眼睛和鸟喙，却仍表明了她鸮面女神的身份。
在爱尔兰诺斯（Knowth）地区的北部发现低浮雕的鸮面女神似乎是一个陷入迷宫的沉思者，而这种所谓的“迷宫”图形，金布塔解释为“生命之水”[30]，其中间为一女阴图形。这个形象与保加利亚文查（Vinca）发现的鸮面女神雕像很相似，文查雕像为鸮面、双翅，身上绘以迷宫（生命之水）图案（图13）。
图12 青海柳湾出土的齐家文化鸮面罐
图13 保加利亚（上）和爱尔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 晚期的鸮面女神石碑
猫头鹰在原始人眼里看来，或在萨满教二元对立思维中乃是死亡的象征，但是作为鸮面女神，她同时还意味着再生。这并不是说鸮面女神如同生命女神（Life-giver）那样具有创造生命的能力和功能。在原始观念中，纯粹和真正的死亡是不存在的，死亡即“再生”。这种情况正如象征“再生”的X射线风格（骨架风格）的动物艺术一样。从思维观念上来讲，“死亡”与“再生”相对立，但从仪式行为（包括艺术）上来讲，二者却又紧紧地联系和纠缠在一起。通过表现“死亡”的画面、图案与纹饰来表达萨满教中对“再生”这种观念的追求，不仅是原始社会意识形态中最主要的内容，同时也可以包容所有原始艺术和原始人的思想意识。死亡与再生的关系被诺伊曼称为乌罗伯洛斯式的整体。他说在美洲人中间：
剥玉米皮，掏出心脏，是阉割、伤害，是男性实质部分的献祭，但同时也是生育和赋予生命的行为，是为了世界或人类的利益。这是大地原则的死亡与毁灭。由于与诸神和神力的超个人联系，大地原则遂与太阳和神性同一；因之它是乌罗伯洛斯式的整体，是不死的，并且活在太阳的国度，即东方的光明世界[31]。
图14 青海地区辛店文化出土的饰以公牛花的彩陶罐
三、公牛花
青铜时代的辛店文化是青海地区的土著文化之一，以其繁缛的彩陶纹饰而著称。其中尤以“双勾太阳纹”为辛店彩陶中最常见和最典型的纹饰（图14）。不过这种图案所表现的文化意味是什么，却从未有人解释和试图解释过。金布塔将“双勾太阳纹”称之为“公牛花”（Bull flowers），她说：
图15 1、3．迈锡尼出土的饰有公牛花图案的彩陶及其纹饰 2．库库坦尼文 化出土的牛头石刻
公牛内在的生命力可以从牛身上长出花草和植物这一艺术表现中得以证明。这种信仰还见诸于16世纪的历史资料。1517—1521年意大利人西蒙·格鲁诺（Simon Grunau）编纂的《旧普鲁士年谱》（Old Prussian Chronicle）谈到神话中的公牛（其身体是用植物做成的）被杀死后又再生成植物的故事：人们发现了一头叫作Auroxhs的野公牛，其身体巨大得难以置信。这只动物只有用箭射中它的鬃后才能被杀死，因为它身上的肉被蒜覆盖着。而这些蒜在荒野中开的花变成香草，称作“野百合”[32]。
从库库坦尼（Cucutani）文化中发现的身上带有孔的牛形雕塑也许是专门用以表现从头上长出植物和花朵的公牛。在迈锡尼艺术中，花朵从“生命柱”（Life columns）或两个牛角之间长出来，其空白处填以网格纹，有时为角形花蕾或同心半圆（图15：1、2）。
所谓“奉为神圣的角”，应起源于距今3000多年的迈诺斯·克里特王宫时期（Palatial period）。角形器座同时也发现于公元前500—前400年的Vinca、Karanovo以及Cucuteni等遗址中。这些器物和季节性再生仪式的联系可从两个角之间的孔来加以推断，从孔中间的腐烂物质分析，当初当插以象征新生命的树枝花朵等植物[33]。通过献祭的公牛，再生的观念可以戏剧性地理解为新生命的诞生。这是由公牛所象征的生命之水的季节性功能，这可由一个显著的和有些神秘但亦属自然的现象来解释：一具动物尸体内会突然出现一群昆虫。这种自发生殖的观念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
在公元前3500年前的Bilcze Zlote地区的库库坦尼文化中，发现外形为蜜蜂的女神被镌刻在一个用石头雕凿的牛头上（图15：2），女神的身体为亚腰形，双手上举，而她的头只抽象为一竖点。值得注意的是她两腿之间的代表女阴的三角形。显现为蜜蜂和蝴蝶的女神已经有着几千年的传统。
生命柱即为萨满教的宇宙树或生命树，既然称其为“生命树”，那么当与生命和再生有关，它不仅是一个联系天地的象征，同时也是一个联系生死的中介。在萨满教观念中，生命柱（Life columns）被认为是一个神秘生命之源的象征，是联系生命与非生命的中介。这种生命源被认为是卵（包括宇宙卵、雌性和女性卵等）、蛇、水以及女神身体（准确地讲，应是其子宫）的天生内在之物，而上述这些又往往置身于洞穴、地穴或巨石构造之中。我们下面来看看生命源是如何存在于这几者之中的。
图16 迈锡尼出土的饰有宇宙卵和生命树图案的彩陶
我们都知道，“卵生神话”作为萨满教的宇宙观曾经流行于整个世界范围。“卵”（亦称“世界卵”、“宇宙卵”或“生命卵”）作为宇宙或世界的创造者，当然也是生灵和生命的创造者。在史前彩陶艺术中，以平行线纹、方格纹和网纹组成的生命柱或生命树乃是生命源的物质显现形式（图16）。在欧洲的象征体系中，与柱状图案在一起的种子或发芽的植物都象征着正在成型的生命或生命力，其一侧尚有卵形或子宫形、新月形、螺旋形、角形、半个或分开的鸡蛋形以及角状等作为生命生成和生长过程的象征。彩陶上的生命树常常呈单列或多列植物图案，如在罗马尼亚和迈锡尼出土的彩陶图案；有的生命柱则呈梯状或两边线形图案（抑或圆圈内）内填充以卵形、菱形、方格纹等。有些生命柱两旁则各有一只动物，或狗或羊等。还有一种看上去为双面钺或斧的纹饰，即仰韶文化中被称为“变形鱼纹”的图案，金布塔称之为“蜂形”或“蝶形”纹饰，这也是常常与公牛花伴生的图案，亦为生命力的典型象征图案（图17）。
图17 迈锡尼出土的“蝶形”彩陶纹饰
图18 保加利亚（左）和乌克兰（右）出土的“宇宙卵”、十字纹及生命树图案的彩陶罐和纹饰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辛店文化彩陶上所谓的“双勾太阳纹”便很容易理解其文化内涵了。所谓“双勾”，即为角形图案；而两角之间小钩子状图案应是上面我们所说的“公牛花”；两角之间的三竖平行线或藤蔓形植物图案为“生命柱”。有的两角尖附近有太阳纹、X纹，应是表示“生成过程”（becoming）的符号。总之，辛店文化中的“双勾太阳纹”应是萨满教中宇宙山（包括宇宙树）直接符号化的表现（有的与此图案相伴的还有狗、羊、鸟、鹿等动物），其最终的文化内涵是死亡与再生二元对立中对再生这一肯定因素的崇尚。马家窑彩陶纹饰以其流畅的圆点涡纹而著名，按金布塔的观点来看，这是表现“生命生成过程”的图案[34]。其中圆点即为孕育生命的“卵”，而涡纹则是表示“生成”和“变成”的图案，这种“生成”的图案除涡纹外，尚有十字纹、太阳纹等。我们将保加利亚、乌克兰（图18）和甘青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彩陶上所谓的“生成”图案（图19）放在一起比较一下，会发现它们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由此可见萨满教二元对立思维在古代社会的普遍性及其对于人们日常生活诸方面的普遍影响。
图19 马家窑文化中表示“生成”、“变化”及“宇宙卵”的纹饰
2002年
Abstract
Using the Binary opposition theory, the article makes a cross-cultural analysis on the frogs on the painted pottery of Majiayao Culture, the owl faces on those of Qijia Culture and the double-line sun disks on those of Xindian Culture, and reveals the cultural metaphor of the cultural concept of death and rebirth of the binary opposition theory and of the World Mountain, Cosmic Egg of Shamanism cosmology in the patterns on these prehistoric painted pottery.
【注释】
[1] Ekenvall 1978. Batrachians as Symbols of Life Death and Woman. Trans By B. and E. Frykman Göteborg: University Library.
[2] Deonnal 1952. La Femme et in Grenouille. Gazette des beaux-arts (ser. 6) 40: 229-40.
[3] Franz. M. L. von 1972. Problems of the Feminine in Fairytales. p.24, Dallas Spring Pulications.
[4] Black, L. 1973.The Nivkh (Cilyak) of Sakhalin, and the Lower Amur. Arctic Anthropology 10: 1.
[5] Rüttner-Cova. 1986. Frau Holle. Die gestürzte Cöttin. Marchen, Mythen, Matriarchat ff. 79. Basel Sphinx Press.
[6] Cimbutas, M. 1989. The Language of the Coddess, p. 255. Harper San Fancisco.
[7] Murray, A. 1934. Female Fertilityt Figures. Jpum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lreland 64: 93-107.
[8] Deonng, W. 1952. La femme et ia grenouille. Cazelte des beaux-arts (ser. 6) 40: 229-40.
[9] Deonng, W. 1952. La femme et ia grenouille. Cazelte des beaux-arts (ser. 6) 40: 238.
[10] Alinei, M. 1987. Rospo aruspice. rospo antenato. Quademi Di Semantica 8, 2: 265-96. 265.
[11] Gimbutas, M. 1985. Pre-lndo-European, Goddesses in, Baltic Mythology. The Mankind Quarterly 1: 19-26.
[12] Rüttner-Cova. 1986, p. 163，参见前揭书。
[13] Gimbutas. 1989, p. 255，参见前揭书。
[14] 应长裕：《麻雀青蛙蚯蚓牛龙田公田婆——奉化民间稻作信仰调查》，《中国民间文化》1993年第2期，第76～100页。
[15] 乐均：《耳食录》第229页，岳麓书社，1986年。
[16] 索南坚赞著，刘立千译注：《西藏王统记》第37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
[17] 汤惠生、田旭东：《二元对立思维与史前考古中的图案形象》，《考古》2001年第5期。
[18] 李水域：《半山马厂彩陶研究》第58、73、7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19] 靳之林：《中华民族的保护与繁衍之神——抓髻娃娃》第56～5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陆思贤：《神话考古》第273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
[20] 梁绍任：《两般秋雨庵随笔》第388～38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21] 涂殷康：《蛙神话源流》，《中国民间文化》，1993年第3期。
[22] 汤惠生：《原始艺术中的蹲踞式人形考》，《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7年第1期。
[23] Rowland, B. 1978. Birds with Human Souls: A Guide to Bird Symbolism. p. 119.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24] 江绍原：《古俗今说》第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
[25] 阮元：《经籍纂诂》第57页，成都古籍书店，1982年。
[26] Lèvi-Straus, C. 1963. Totemism, p.88-89, Boston, Beacon Press.
[27] Gimbutas, M. 1991. The Language of the Goddess, p. 190. Harper, San Francisco.
[28] Marinatos, S. 1968. Die eulengottin, von Pylos, Mitteilungen des Deutschen Archaologischen Instituls, Athenische Abteilung (Berlin) 83-74, spitreis.
[29] Spiteris, T. 1970. The art of Cyprus, p. 69. New York: Reynol and Co.
[30] Gimbutas. 1991, p.193.
[31] [德]埃利希·诺伊曼著，李以洪译：《大母神——原型分析》第206页，东方出版社，1998年。
[32] Gimbutas. 1991, p.270，见前揭书。
[33] Gimbutas. 1991, p.270，见前揭书。
[34] Gimbutas. 1991, p.270，见前揭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