岷江上游石棺葬的分期与年代
岷江上游石棺葬的分期与年代
何锟宇（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前言
岷江上游地处四川省西北地区，位于青藏高原的东缘，在该地区分布有一种奇特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即石棺葬。自1938年冯汉骥先生发掘汶川县萝卜砦1座石棺葬[1]，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岷江上游地区又相继有大量发现。起初，学者们多注意双耳罐这一特殊造型器物的研究，另外也关注石棺葬的族属、文化性质、源流以及与周边地区文化的交往等方面[2]，而对整个岷江上游地区石棺葬的系统综合分期研究则相对较少[3]。由于岷江上游地区的石棺葬之间没有相互叠压打破的地层关系，也少有带纪年铭文的随葬品，这给墓葬的断代分期带来很大的困难。本文尝试在对石棺葬出土陶器进行类型学分析的基础上，对岷江上游石棺葬进行分期研究，并通过与甘青地区特别是四川盆地出土的陶器比较以推定各期段的年代。
分期与年代
众所周知，因为陶器是易碎品，一般使用的年限均不会太长，所以陶器是最适合用于墓葬等遗迹单位的断代，判断的年代也往往与真实年代最接近。战国秦汉考古中，钱币是发现较多的一类遗物，一般可以作为断定时代的参考依据；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到，钱币虽然铸造时代明确，而其使用流通的时间相对来说较长，所以参考钱币进行断代研究还需要结合其他共存的遗物[4]。在一些边远地区，往往有在较晚的墓中出现较早遗物做随葬品的现象，特别是一些代表当时先进技术的金属产品，包括钱币。我们认为在中国西南地区的石棺葬中也常见这种情形，所以在对岷江上游的石棺葬的断代研究时当以陶器为主，其他铜器、铁器和钱币只能作为补充。在岷江上游石棺葬中较常见随葬的陶器主要为罐类、豆类、钵类和杯类等，其中以各种罐为主，如尖底罐、鼓腹罐、圆肩罐、圜底罐、单耳罐、双耳罐等。另外，还有少量釜、尖底盏等。
尖底罐依据口部特征分为二型。
A型敞口，有颈，依据腹部特征分二个亚型。
Aa型直腹或鼓腹，分为2式。
AaⅠ式敞口，尖唇，短颈，鼓腹，尖底。如撮箕山AM10：2（表一1）。
表一 尖底罐、鼓腹罐、单耳罐分期表
续表
尖底罐：1.AaⅠ式（撮箕山AM10 : 2） 2.AaⅡ式（撮箕山AM5 : 1） 3.AbⅠ式（撮箕山 AM5 : 3） 4.AbⅡ式（勒石村LM1 : 3） 5.B型（撮箕山AM5 : 9）
鼓腹罐：6.AⅠ式（撮箕山AM10 : 6） 7.AⅡ式（撮箕山BM57 : 1） 8.AⅢ式（撮箕山 BM27 : 2） 9.BⅠ式（萝卜砦SLM3 : 1） 10.BⅡ式（营盘山M3 : 105） 11.BⅢ式（牟托M1 : 6）
单耳罐：12.AⅠ式（撮箕山AM21 : 4） 13.AⅡ式（营盘山M7 : 1） 14.AⅢ式（茂汶DM3 : 5）15.BⅠ式（子达砦SZM1A : 1） 16.BⅡ式（子达砦SZM105 : 1）
AaⅡ式敞口，尖唇，颈较长，折肩，直腹，尖底。如撮箕山AM15：1（表一2）。
Ab型垂腹，分为2式。
AbⅠ式敞口，短颈，尖底。如撮箕山AM5：3（表一3）。
AbⅡ式敞口，尖唇，短颈，深腹，底圜尖。如勒石村LM1：3（表一4）。
B型敛口，弧腹，尖底。如撮箕山AM5：9（表一5）。
鼓腹罐依其口部特征分为二型。
A型敞口或直口，溜肩，分为4式。
Ⅰ式领较高，口径与腹径基本等大，明显大于底径，小平底。如撮箕山AM10：6（表一6）。
Ⅱ式口径大于腹径，敞口，方唇。如撮箕山BM57：1（表一7）、昭店村M1：1。
Ⅲ式口径小于腹径，体态较瘦。如撮箕山BM27：2（表一8）、AM17：3、AM18：2和BM30：1。
B型喇叭口，高领，鼓腹，分为3式。
Ⅰ式口径与底径等大，领较高，鼓肩近折。如萝卜砦SLM3：1（表一9）、营盘山M1：15。
Ⅱ式领较短，口径大于底径，圆肩，鼓腹。如营盘山M3：105（表一10）、别立村BM12：3。
Ⅲ式形态与Ⅱ式接近，但腹部饰彩绘旋涡纹。如牟托M1：6（表一11）。
单耳罐依据器物的胖瘦分为二型。
A型体态较瘦，分为3式。
Ⅰ式敞口，方唇，颈较长，弧腹，平底。如撮箕山AM21：4（表一12）、撮箕山AM25：5、别立BM6：9。
Ⅱ式敞口，方唇，颈较短，弧腹，平底。如营盘山M7：1，（表一13）。
Ⅲ式敞口，圆唇，鼓腹，平底。如茂汶DM83：5（表一14）。
B型体态较胖，可分2式。
Ⅰ式敞口，圆唇，短颈，垂腹，平底。如子达砦SZM1A：1（表一15）。
Ⅱ式敞口，方唇，短颈，鼓腹，平底。如子达砦SZM105：1（表一16）。
双耳罐依据口部和腹部形态特征，可分为三型。
A型直口或侈口，体态较瘦，分为5式。
表二 双耳罐分期表
续表
1.AⅠ式（撮箕山AM5 : 6） 2.AⅡ式（昭店M1 : 7） 3.AⅢ式（撮箕山AM21 : 3） 4.AⅣ式（撮箕山BM32 : 9、） 5.AV式（佳山ⅠM4 : 40） 6.BaⅠ式（昭店村M1 : 2） 7.BaⅡ式（子达砦SZM3 : 1） 8.BbⅠ式（子达砦SZM107 : 1） 9.BbⅡ式（子达砦SZM102 : 1） 10.Ca型（茂汶CM1 : 2） 11.Cb型（茂汶AM2 : 8） 12.Cc型（佳山ⅢM3 : 1）
AⅠ直口，高领，桥形双耳，圜底。如撮箕山AM5：6（表二1）。
AⅡ式侈口，口径与底径基本等大。如昭店村M1：7（表二2）、撮箕山BM30：8、茂汶AM6：2、萝卜砦SLM2：1。
AⅢ式侈口，口径明显大于底径，体态较瘦。如撮箕山AM21：3，（表二3）。
AⅣ式侈口，鼓腹，领部彩绘线条纹，腹部饰彩绘涡漩纹。如撮箕山BM32：9（表二4）、别立BM11：1、茂汶DM12：2。
AV式侈口，腹部饰涡漩纹，领部饰竖向划纹。如佳山ⅠM4：40（表二5）、别立BM1：9。
B型敞口，体态胖矮，分为二个亚型。
Ba型垂腹。
Ⅰ式敞口，高领，垂腹。如昭店村M1：2（表二6）。
Ⅱ式敞口，短颈，垂腹。如子达砦SZM3：1（表二7）。
Bb型鼓腹，底径略大于口径，体态较胖。
Ⅰ式溜肩，弧腹。如子达砦SZM107：1（表二8）。
Ⅱ式溜肩，鼓腹。如子达砦SZM102：1（表二9）、SZM101：1。
C型菱形口，依据耳部特征可分为三个亚型。
Ca型耳较圆。如茂汶CM1：2（表二10）。
Cb型桥形耳，器体最宽处位于肩部。如茂汶AM2：8（表二11）。
Cc型器体最宽处位于两耳之间，鼓腹略下垂，有的腹部饰涡漩纹。如佳山ⅢM3：1、（表二12）、子达砦SZM201：1、佳山ⅡM1：26、茂汶AM2：4、CM6：11、CM8：4。
圜底罐小口，圜底，腹部饰绳纹，分2式。
Ⅰ式颈部较长，球腹。如佳山ⅢM4：25（表三1）。
Ⅱ式颈部较短，圆腹较扁。如佳山ⅡM1：28（表三2）、佳山ⅠM2：1、ⅢM4：23。
圆肩罐依据肩部特征分为2式。
Ⅰ式直口，圆唇，束颈，圆肩略折。如佳山ⅣM1：9（表三3）、佳山ⅣM1：10。
Ⅱ式直口，圆唇，束颈，圆肩。如佳山ⅣM1：20（表三4）。
杯依据口部和腹部特征，可分为三型。
A型敞口，平底。依据腹部深浅，可分为二个亚型。
Aa型腹部较深，分为3式。
Ⅰ式敞口，圆唇，直腹略鼓，平底。如撮箕山BM31：6（表三5）。
Ⅱ式敞口，圆唇，直腹略鼓，小平底，底径明显小于口径。如营盘山M1：1（表三6）。
Ⅲ式敞口，圆唇，直腹略鼓，小平底，底径明显小于口径。如撮箕山BM32：27（表三7）。
表三 圜底罐、圆肩罐、杯分期表
续表
圜底罐：1.Ⅰ式（佳山ⅢM4 : 25） 2.Ⅱ式（佳山ⅡM1 : 28）
圆肩罐：3.Ⅰ式（佳山ⅣM1 : 9） 4.Ⅱ式（佳山ⅣM1 : 20）
杯：5.AaⅠ式（撮箕山BM31 : 6） 6.AaⅡ（营盘山M1 : 1） 7.AaⅢ式（撮箕山BM32 : 27）8.AbⅠ式（营盘山M1 : 11） 9.AbⅡ式（撮箕山BM32 : 26） 10.AbⅢ式（勒石村LM3 : 17）11.BⅠ式（撮箕山BM56 : 3） 12.BⅡ式（撮箕山BM28 : 1） 13.CaⅠ式（萝卜砦SLM3 : 2）14.CaⅡ式（营盘山M2 : 24） 15.CaⅢ式（撮箕山BM33 : 12） 16.CbⅠ式（营盘山M3 : 17）17.CbⅡ式（撮箕山BM31 : 6） 18.Cc型（勒石村LM7 : 1）
Ab型腹部相对较浅，直腹下折，分为3式。
Ⅰ式营盘山M1：11，敞口，尖圆唇，直腹向下弧收为平底（表三8）。
Ⅱ式敞口，尖唇，直腹急剧内收为小平底。如撮箕山BM32：26（表三9）。
Ⅲ式敞口，尖圆唇，上腹较浅，小平底。如勒石村LM3：17（表三10）。
B型侈口，鼓腹，可分2式。
Ⅰ式侈口，平折沿，圆唇，短颈，鼓腹，平底。如撮箕山BM56：3（表三11）。
Ⅱ式侈口，平折沿，圆唇，鼓腹，平底内凹。如撮箕山BM28：1（表三12）。C型单耳，依据腹部特征，分为三个亚型。
Ca型平底，分为3式。
Ⅰ式敞口，尖圆唇，垂腹。如萝卜砦SJM3：2（表三13）。
Ⅱ式敞口，圆唇，直腹略鼓。如营盘山M2：24（表三14）、营盘山M3：12。
Ⅲ式敞口，尖唇，鼓腹。如撮箕山BM33：12（表三15）。
Cb型敞口，桥形耳，直腹或鼓腹，平底内凹，分为2式。
Ⅰ式侈口，方唇，直腹略鼓。如营盘山M3：17（表三16）。
Ⅱ式侈口，尖唇，鼓腹较深。如撮箕山BM31：6（表三17）、勒石村LM3：9。
Cc型敞口，尖唇，斜腹，平底。如勒石村LM7：1（表三18）。
钵依据口部和腹部特征，分为四型。
A型腹部较深，依据底部特征，可分3式。
Ⅰ式敞口，方唇，矮圈足。如撮箕山AM16：5（表四1）。
Ⅱ式敞口，方唇，假圈足。如撮箕山AM21：2（表四2）。
Ⅲ式敞口，斜腹，小平底。如撮箕山BM52：4（表四3）、BM33：8。
B型敞口，斜腹，腹较浅，分为2式。
Ⅰ式敞口，圆唇，斜腹急剧内收，小平底。如撮箕山BM57：5（表四4）。
Ⅱ式敞口，尖唇，斜腹，平底。如营盘山M3：35（表四5）、M3：74。
C型敛口，平底，分为二亚型。
Ca型直口，尖唇，斜腹，平底略凹。如营盘山M5：5（表四6）。
Cb型直口，斜腹，腹较深，平底。如萝卜砦SLM2：2（表四7）。
D型折腹，依据口部特征和腹部深浅可分为二个亚型。
Da型腹部较深，平底，可分2式。
Ⅰ式侈口，折沿，尖唇，上腹较直。如佳山ⅠM4：3（表四8）。
Ⅱ式敞口，折沿，方唇，上腹较斜，下腹明显内弧。如佳山ⅡM2：6（表四9）、别立BM10：9。
Db型腹部较浅，平底，可分2式。
Ⅰ式，侈口，折沿，方唇，上腹明显比下腹浅。如佳山ⅡM1：9（表四10）、ⅠM4：10、ⅡM1：3。
Ⅱ式，敞口，折沿，圆唇，上腹下腹基本等深，比例为1：1。如佳山ⅡM2：7（表四11）、ⅣM1：127。
表四 钵、尖底盏分期表
钵：1.AⅠ式（撮箕山AM16 : 5） 2.AⅡ式（撮箕山AM21 : 2） 3.AⅢ式（撮箕山BM52 : 4）4.BⅠ式（撮箕山BM57 : 5） 5.BⅡ式（营盘山M3 : 35） 6.Ca型（营盘山M5 : 5） 7.Cb型（萝卜砦SLM2 : 2） 8.DaⅠ式（佳山ⅠM4 : 3） 9.DaⅡ式（佳山ⅡM2 : 6） 10.DbⅠ（佳山ⅡM1 : 9）11.DbⅡ式（佳山ⅡM2 : 7）
尖底盏：12.Ⅰ式（昭店村M1 : 4） 13.Ⅱ式（营盘山M5 : 6）
尖底盏出土较少，暂分为2式。
Ⅰ式敛口，圆唇，浅腹，尖底。如昭店村M1：4（表四12）。
Ⅱ式敞口，方圆唇，底部圜尖，器形较大，与Ⅰ式差别较大。如营盘山M4：2、M5：6（表四13）。
豆依据圈足和口部特征，可分为四型。
A型敞口，矮圈足，分为4式。
Ⅰ式敞口，尖唇，浅腹，圈足较高。如撮箕山AM10：12（表五1）。
Ⅱ式敞口，圆唇，弧腹，矮圈足。如撮箕山AM5：13（表五2）。
Ⅲ式敞口，方唇，腹较深，假圈足。如撮箕山AM1：5（表五3）。
Ⅳ式敞口，圆唇，弧腹，腹较深，矮圈足。如营盘山M2：56（表五4）。
B型敞口，高圈足或高柄，分为2式。
Ⅰ式敞口，豆盘较浅。如撮箕山AM3：2（表五5）。
Ⅱ式敞口，尖唇，豆盘较深。如勒石村LM1：7（表五6）。
表五 豆、釜分期表
续表
豆：1.AⅠ式（撮箕山AM10 : 12） 2.AⅡ式（撮箕山AM5 : 13） 3.AⅢ式（撮箕山AM1 : 5）4.AⅣ式（营盘山M2 : 56） 5.BⅠ式（撮箕山AM3 : 2） 6.BⅡ式（勒石村LM1 : 7） 7.Ca型（营盘山M3 : 99） 8.Cb型（牟托M1 : 24） 9.Da型（佳山ⅠM2 : 7） 10.Db型（佳山ⅢM1 : 39）
釜：11.AⅠ式（茂汶BM9 : 6） 12.AⅡ式（茂汶AM3 : 6） 13.AⅢ式（茂汶BM22乙 : 3）14.BⅠ式（佳山ⅢM1 : 1） 15.BⅡ式（ⅣM1 : 18）
C型簋形豆，敞口，深腹，高圈足，可分为二个亚型。
Ca型敞口，方唇，弧腹。如营盘山M3：99（表五7）。
Cb型敞口，折沿，圆唇，鼓腹，有的有对称双耳。如牟托M1：24（表五8）、撮箕山BM31：9、营盘山M3：31。
D型敛口，矮圈足豆，依据口部特征，分为二个亚型。
Da型敛口，方唇，弧腹较浅。如佳山ⅠM2：7（表五9）。
Db型敛口，卷沿，尖圆唇，短颈，弧腹较浅。如佳山ⅢM1：39（表五10）。
釜出土的器物较少，暂分为二型。
A型大口，浅腹，分3式。
Ⅰ式卷沿，束颈。如茂汶BM9：6（表五11）。
Ⅱ式敞口，圆唇，鼓腹。如茂汶AM3：6（表五12）
Ⅲ式折沿，有双耳。如茂汶BM22乙：3（表五13）。
B型侈口，浅腹，分为2式。
Ⅰ式器体较矮，圜底近平。如佳山ⅢM1：1（表五14）。
Ⅱ式颈较Ⅰ式长。如ⅣM1：18（表五15）。
先秦时期岷江上游石棺葬之间少有相互叠压或打破关系，也就不能从地层关系上判断墓葬之间的相对早晚关系，这正是这一地区石棺葬分期的最大困难所在。虽然我们已对随葬陶器进行了形态比较和型式划分，并排列了每种器物的演化轨道，但器物演化逻辑上的早晚关系只有通过共存关系予以确定。如AbⅠ式、AbⅡ尖底罐，单从器物形态上难以判断其相对年代，但AbⅠ与AaⅡ、B型尖底罐同出于一墓，而AaⅡ式尖底罐见于十二桥新一村第6层[5]、B型尖底罐与成都指挥街遗址的CⅡ尖底罐同[6]，这两种尖底罐的年代约当春秋晚期，故AbⅠ式的年代当在春秋晚期大致不误，而出AbⅡ式尖底罐的勒石村LM1其他随葬品均不早于春秋时期，大致处于战国早中期[7]。显然，AbⅡ式当不早于AbⅠ式尖底罐。因此，我们依据石棺葬随葬陶器的共存组合差异，通过文化因素分析法，与周边的甘青地区和四川盆地各考古学文化中陶器的类型学对比分析，从而确定每个组合（期、段）的年代。而汉代以后的石棺葬多有钱币（半两和五铢钱）随葬，为墓葬的断代和分期提供了可靠的参考[8]。依据上面的方法，我们可以将岷江上游石棺葬分为三期8段。
第一期分为前后两段，1段出土的器物很少，仅有尖底罐、鼓腹罐和豆三类，其中AaⅠ式尖底罐与成都十二桥遗址新一村第6层（T404⑥：40）出土的尖底罐相似[9]，年代当在春秋中期。属于这一阶段的仅有撮箕山AM10。
第一期2段出土的B型尖底罐与成都指挥街周代遗址的CⅡ（T1⑥：22）尖底罐相同[10]，但由于该遗址系被水冲过的次生堆积，年代不好判断，绝对年代应略晚于第1段，约当为春秋晚期。该段出土的AⅠ式圜底双耳罐与辛店文化山家头类型的圜底双耳罐接近[11]；另外，在云南姚安黄牛山石棺葬也发现1件[12]，黄牛山石棺葬同时出有AⅡ式双耳罐，故AⅠ式双耳罐流行的下限可至战国早期。属于这一阶段的有撮箕山AM3、AM5、AM16。
第二期3段，该段出土的敛口尖底盏多见于成都平原战国早期的墓葬，BⅠ钵见于成都指挥街遗址第5层（T5⑤：26）[13]；另外，BaⅠ双耳罐与青海化隆县上半主洼卡约墓地M19（M19：1）出土的一致，该器物具有“唐汪式”陶器的特点[14]，即该墓当处于卡约文化的最后阶段，故二期3段的年代当为战国早期。处于这一阶段的墓葬有撮箕山BM31、BM57，勒石村LM1和昭店村M1。
第二期4段，该段出土的Cb型钵见于荥经南罗坝村战国中期的M3中[15]，故该段的年代当为战国中期。该段的Ⅱ式尖底盏其形态虽然为尖底，但与四川盆地战国时期的尖底盏相差甚远，体形较大，做工粗糙，可能是模仿四川盆地尖底器制作的，而且这绝非孤立，如岷江上游石棺葬随葬的尖底钵（茂汶DM14：2）也不见于四川盆地的巴蜀墓葬中[16]。处于这一阶段的墓葬有撮箕山AM1、AM17、AM18、AM21、AM25、BM27、BM30，营盘山M1、M4、M5，萝卜砦SLM2、SLM3，别立BM6和茂汶AM6。
第二期5段墓葬随葬品多见铜柄铁剑、铁器、漆器等器物，年代当属战国晚期；又随葬品中不见各种汉式罐、豆、钵等器物，年代当早于汉代。依据各种陶器的类型学分析，我们认为又可以分为前后两小段。前段当为战国晚期早段，处于这一阶段的墓葬有撮箕山BM32、BM52、BM56，营盘山M2、M3、M7，子达砦SZM3、SZM107，牟托M1，别立BM12，勒石村LM7。后段的年代当为战国晚期晚段至秦，该段出现的AⅠ式釜与荥经南罗坝村战国墓M11（M11：31）出土的一致[17]，处于这一阶段的墓葬有茂汶BM9、DM3、DM12，子达砦SZM1，撮箕山BM28、BM31、BM32、BM33，别立村BM11，勒石村LM3。
第三期6段，Da、Db型豆与什邡城关镇M103的AⅣ豆一致（M103：12），什邡城关镇M103为西汉早期墓葬[18]；DaⅠ、DbⅠ式钵、AⅡ、BⅠ、Ca、Cb型釜也多见于成都平原西汉早期墓，故第6段的年代为西汉早期。同时，该段墓葬多随葬有各种半两钱，如茂汶城关石棺葬中多座发现有秦半两、八铢半两、四铢半两和榆荚半两四种[19]，但原来发掘报告未详细记录各墓的随葬情况，这也支持了我们的断代判断的准确性。处于这一阶段的墓葬有茂汶AM2、AM3、CM1、CM6、CM8，萝卜砦SLM1、子达砦SZM101、SZM102、SZM105、SZM201，别立BM1，佳山ⅠM2、ⅠM4、ⅡM1、ⅢM1、ⅢM3、ⅢM4。
第三期7段，该段出土的器物较少，其中DaⅡ式钵与什邡城关出土的折腹钵（M67：23）相同，该墓为西汉早期[20]，但DbⅡ式钵同重庆市临江支路西汉中晚期墓M3出土的折腹钵（M3：52）形态基本相同[21]，该段的年代约当为西汉中期[22]。这一阶段墓葬中有些随葬有五铢钱，如佳山ⅣM3[23]。处于这一阶段的有佳山ⅡM2、ⅣM3、ⅣM4和别立BM10。
第三期8段，该段出土的器物也较少，Aa型圆肩罐与郫县FM12：9[24]、重庆忠县杜家院子2001年发掘的M1：6相似[25]，Ⅱ式圆肩罐与重庆市临江支路M3：48大体相同[26]，年代为西汉晚期；而AⅢ式釜的年代下限可到东汉早期，故该段的年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处于这一阶段的仅有佳山ⅣM1和茂汶BM22乙。
表六 理县佳山石棺葬随葬品组合变化一览表
墓葬分期不是目的，仅是我们认识石棺葬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的手段，这样也便于我们观察它在不同时期与周边文化的交流碰撞情况。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虽然地处川西北地区，除与西北的甘青地区有文化往来外，与东部的四川盆地特别是成都平原保持有更为密切的往来。从目前的发现情况来看，石棺葬随葬品的纵向变化比较明显，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在春秋时期（第一期1段、2段），随葬品中基本不见青铜等金属器物，而以陶器为主。陶器均以日常生活所用的各种罐类和豆为主，器形简单而有特色，罐为尖底或圜底，A型豆为矮圈足。现有资料显示这一阶段的石棺葬文化与成都平原的新一村文化有密切往来[27]。
进入第二期，铜器增多，主要为兵器和炊煮器，与第一期差别甚大。陶器方面，战国早期（第二期3段），除了继承春秋时期的罐类外，该段的A型豆也保留了前段矮圈足或假圈足的风格。但该段器物种类不断丰富，最大的变化是大双耳罐和杯的出现，显示这一阶段石棺葬文化与甘青地区有着密切的往来，这一阶段器物的显著变化说明有频繁的人群或族群流动；而尖底盏、BⅠ钵的存在也说明与成都平原存在交往。
到战国中期（第二期4段），这一阶段最大的变化在于单耳罐和单耳杯（C型杯）的出现，另外，这一阶段AⅡ式钵、Ca型钵也为假圈足。在接受甘青地区双耳罐影响的同时，不断增强与四川盆地的接触，在四川盆地的西南山地可以看到来自石棺葬文化的影响，如从荥经南罗坝村战国中期的M3的随葬品就可见一斑[28]，双耳罐（M3：2）明显受到了来自石棺葬文化的影响，盂形器（M3：13和M3：14）与岷江上游的Cb型钵（萝卜寨SLM2：2）相似[29]。
战国晚期至秦代阶段（第二期5段），铜铁复合制品数量较多，最具代表性的为铜柄铁剑。陶器方面，岷江上游石棺葬中流行的双耳罐影响到达了川东地区，如在巴县冬笋坝的双耳罐（M35：1），该器物最大的特点是其大双耳，但也与岷江上游的大双耳罐也有很大的差别，其矮圈足特别是双耳弧度高于口沿系岷江上游双耳罐罕见[30]；而此时四川盆地对岷江上游石棺葬的影响更从牟托一号墓清晰可见，此墓已有多位学者进行过详尽的探讨，此不再赘述。关于牟托1号墓出土的楚文化和受楚文化影响较大地区的器物，宋治民先生曾推测可能从汉水而上至汉水上游经过甘肃南部、四川北部到达岷江上游地区[31]。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的关注，含“巴蜀图语”的青铜兵器等器物在甘肃庆阳李家沟[32]、湖南的长沙和常德等都有少量发现[33]，但在岷江上游的石棺葬中，除茂县牟托1号墓[34]外其他墓却基本不见。牟托1号墓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兵器多为巴蜀兵器，时代早晚不一，早的与彭县竹瓦街窖藏等早期巴蜀兵器相似，也有含“巴蜀图语”的晚期巴蜀兵器和地方特色的铜柄铁剑；另外，又有一组春秋到战国早期的楚式青铜器，总的来说该墓随葬的青铜器组成比较复杂。出土青铜器产地和年代上的差异正反映了墓主生前对贵重金属器物的珍惜，而这恰恰只有身份显赫的社会高层才能做到，也就是说到战国晚期，岷江上游与成都平原的交流主要限于岷江上游的社会高层。
在第三期（6、7、8段），岷江上游石棺葬随葬品组合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铁器开始流行，其中理县佳山石棺葬墓群最具代表性。为了行文方便，我们统计了佳山石棺葬各段的随葬品（表六）。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汉早期（第三期6段）的时候，石棺葬中还保留了相当部分的本土文化因素，如陶器中的双耳罐、单耳罐、高低耳罐、彩绘陶罐等，铜器中的小件铜器、烧料珠、蚌壳饰和牛皮片等多有本土文化特色。自秦并巴蜀以来，巴蜀地区虽然保留了船棺葬、大量含“巴蜀图语”的青铜兵器等文化传统，但也加速了秦汉化的步伐，如冶铁、铜器中的钱币、带钩、弩机等冶金技术，其中又突出地表现在日常生活所用的各种陶器上，如鼎、豆、折腹钵、圆肩罐等。至西汉早期，巴蜀地区基本被来自中原的汉文化同化，所以岷江上游的各种汉式器物主要仍是由巴蜀地区传入的。北方文化系统中的铜柄铁剑[35]和铜连珠纽等自战国时期传入岷江上游后，在石棺葬中也一直沿用至西汉早中期。理县佳山石棺随葬品的变化同样地体现在岷江上游其他西汉早期石棺葬中，如汶川县萝卜砦、大布瓦砦，理县子达砦、龙袍砦等石棺墓出土随葬品组合，其中尤以萝卜砦SLM1的随葬品最为丰富和最具代表性。SLM1出土的随葬品有铜柄铁剑、铜剑、铜戈、铜钺、铜连珠钮等、半两钱和铜泡饰等，所出金属器物与理县佳山石棺西汉早期墓的随葬品基本一致，可惜此墓无随葬陶器出土[36]。
西汉中期（第三期7段），材料较少可能不能代表整体情况，但我们还是可以管窥到其石棺葬自身的文化因素在减少，如仅见铜镯和烧料珠。北方文化因素中的铜柄铁剑在西汉中期也退出了历史舞台，仅保留了铜—锡连珠纽等；在随葬品中占据主流的是各种汉式陶器、铁器和漆器等。另外，该段出现两座独木棺也说明汉化影响在加强。
西汉晚期（第三期8段），石棺葬中本土文化因素仅剩下石棺葬中最源远流长的大双耳罐了，北方文化因素也已经不见，随葬品中主要是汉式器物。
通过观察第三期（6、7、8段）随葬品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自西汉早期到晚期从巴蜀地区输入岷江上游地区的各种器物主要是日常生活用品，如陶器中的圆肩罐、圜底罐、折腹钵、豆、鼎、瓮和甑等，铜器中的釜、鍪、带钩、钱币等。另外，还有铁器和漆器也多是日常生活用品。在这三段中，输入的器物基本大体相同，每期的变化不大，具有连贯的稳定性。而在西汉早期到晚期，石棺葬的文化因素传到巴蜀地区的则少之又少，连最具有代表性的大双耳罐在发表的汉墓报告中均不见或少见。也就是说，西汉时期在巴蜀地区与岷江上游石棺葬的文化交流过程中，基本上是巴蜀地区向岷江上游的单向输入。在这一阶段，岷江上游对四川盆地的影响更小，而四川盆地对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影响则体现在各种质地的器物上，陶器、铜器、铁器、漆器和木器等，基本上均为日常生活用具，而且从西汉早期到晚期在器物种类上基本保持稳定，与战国晚期仅限于社会高层贵重金属器物交流有着本质的差异，这更进一步显示了秦汉文化对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同化。至西汉晚期东汉早期，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中仅保存有大双耳罐等少数本土文化特色，整体上已经融入汉文化系统中。
（本文在写作和修改的过程中得到江章华先生的热心指导，谨以致谢！）
2009年
Abstract
Based on the typological analysis of burial pottery found in the cist tombs, the article divides these tombs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Minjiang River into 3 phases with 8 sections. The age of each phase is determined by comparing with the unearthed pottery in the Gansu-Qinghai region and Sichuan Basin, and it is believed that since only a small number of artifacts with loc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like the big binaural jars, are found, the culture of the cist tombs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Minjiang River had blended in the Han cultural system as a whole by the later West Han Dynasty and early East Han Dynasty.
注释
[1]冯汉骥：《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工商导报》1951年第5期；冯汉骥、童恩正：《岷江上游的石棺葬》，《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2]罗二虎：《岷江上游石棺葬发现和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考古学民族学的探索与实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
[3]李复华、李绍明：《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分期与族属》，《四川文物》1986年第2期；徐学书：《试论岷江上游“石棺葬”的源流》，《四川文物》1987年第2期；陈祖军：《西南地区的石棺葬分期研究——关于“石棺葬文化”的新认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6年；谢辉、江章华：《岷江上游的石棺墓》，《四川文物》2002年第1期。
[4]宋治民：《战国秦汉考古的思考》，《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5]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十二桥遗址新一村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2》，科学出版社，2004年。
[6]四川大学博物馆、成都博物馆：《成都指挥街周代遗址发掘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
[7]茂汶羌族自治县文化馆：《四川茂汶别立、勒石村的石棺葬》，《文物资料丛刊》（9），文物出版社，1985年。
[8]何锟宇、张振刚：《关于理县佳山石棺葬墓群的两个问题》，《江汉考古》待刊。
[9]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十二桥遗址新一村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2》，科学出版社，2004年。
[10]四川大学博物馆、成都博物馆：《成都指挥街周代遗址发掘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
[11]谢端琚：《甘青地区史前考古》第175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12]姚安县文化馆：《云南姚安西较场黄牛山石棺墓》，《考古》1984年第7期。
[13]四川大学博物馆、成都博物馆：《成都指挥街周代遗址发掘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
[14]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化隆县上半主洼卡约文化墓地第二次发掘》，《考古》1998年第1期。
[15]荥经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四川荥经南罗坝村战国墓》，《考古学报》1994年第3期。
[16]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茂汶县文化馆：《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石棺葬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7），文物出版社，1983年。
[17]荥经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四川荥经南罗坝村战国墓》，《考古学报》1994年第3期。
[18]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文物出版社，2006年。
[19]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茂汶县文化馆：《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石棺葬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7），文物出版社，1983年。
[20]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文物出版社，2006年。
[21]重庆市博物馆：《重庆市临江支路西汉墓》，《考古》1986年第3期。
[22]何锟宇、张振刚：《关于理县佳山石棺葬墓群的两个问题》，《江汉考古》待刊。
[23]阿坝藏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理县文化馆：《四川理县佳山石棺葬发掘清理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
[24]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郫县博物馆：《郫县风情园及花园别墅战国至西汉墓群发掘报告》，《成都考古发现2002》，科学出版社，2004年。
[25]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重庆市忠县文物管理所：《重庆市忠县杜家院子遗址2001年度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1》，科学出版社，2003年。
[26]重庆市博物馆：《重庆市临江支路西汉墓》，《考古》1986年第3期。
[27]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十二桥遗址新一村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2》，科学出版社，2004年。
[28]荥经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四川荥经南罗坝村战国墓》，《考古学报》1994年第3期。
[29]冯汉骥、童恩正：《岷江上游的石棺葬》，《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30]四川省博物馆：《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第72页，文物出版社，1960年。
[31]宋治民：《四川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若干问题的初步分析》，《冯汉骥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
[32]刘得祯、许俊臣：《甘肃庆阳春秋战国墓葬的清理》，《考古》1988年第5期。
[33]熊传薪：《湖南发现的古代巴人遗物》，《文物资料丛刊》（7），文物出版社，1983年。
[34]茂县羌族博物馆、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四川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及陪葬坑清理简报》，《文物》1994年第3期。
[35]佳山石棺中一共出土5柄铁剑，发掘者认为可能是下葬时有意去掉了铜剑柄所造成的，我们认同发掘者的判断，原为铜柄铁剑。
[36]冯汉骥、童恩正：《岷江上游的石棺葬》，《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