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寻失落的文化——上部西藏前佛教时期重要考古遗迹调查报告（1992—2002）
找寻失落的文化——上部西藏前佛教时期重要考古遗迹调查报告（1992—2002）
约翰·文森特·贝勒沙著（弗吉尼亚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意大利莫利伽象雄研究中心）
谭秀华译、汤惠生校（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系）
一、概论
西藏广袤的北部和西部被称为上部西藏（Upper Tibet），即传统上所认为的上部地区（Upper Region）和羌塘草原（Byang thang），其覆盖面积约70万平方公里，分属阿里（Ngaris）、那曲和日喀则三个地区所辖。上部西藏主要有草原、高山沙漠、灌木林、沼泽以及地热泉和地热湖等。上部西藏的气候非常复杂，“六月雪”乃是常见之事。1949年之前西藏几乎没有公路，只有牧人和猎人踏出的羊肠小道。由于近年来公路和相关设施的建设，现在去上部西藏方便多了。
1992年我开始上部西藏前佛教时期考古遗迹的调查工作。我花了两年时间在这个地区进行考古调查，车行约4万公里、步行约5000公里。调查期间为了搞清地名以及搜集相关资料，共采访了约5000人次。这些辛苦所产生的成果便是400多个前佛教时期考古遗址和墓葬的详细调查材料。
藏族文化几乎成了佛教的同义词。当然，大乘佛教哲学、艺术以及建筑等对西藏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同时藏族人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虔诚的佛教徒。佛教已经浸透到藏族文化的每个层面，尽管如此，藏族文明的源头却可以追溯到佛教之前很久远的时代。早在1976年，中国科学院在上部西藏便发现了几处旧石器时代地点，认为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约3万至5万年前青藏高原便有人居住了[1]。该地区同时也发现了属于新石器时代的细石器和其他采集于地面上的石器[2]。这些发现证明上部西藏地区曾经一度有人类居住，后来又放弃了。
20世纪90年代，中国考古学家在西藏西部的古格和日土开始发掘被称为金属时代的文化遗迹。目前，由于缺乏足够的考古资料，西藏地区的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文化序列尚未建立起来，所以仍有必要使用“金属时代”这一术语。西藏的金属时代作为一个时代错乱的文化体系一直持续到7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开始。西藏的金属时代文化也可以被认为是前佛教文化，因为直到7世纪松赞干布时西藏才普遍接受佛教。考古术语“金属时代”是根据文化发展的技术阶段而界定的，而“前佛教”则描述的是一种文化组织的类型。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于1999年在古格地区的皮央·东嘎遗址发掘了三处墓地，共26座墓葬[3]。这些墓葬的14C年代经校准后为公元前725—前170年。皮央·东嘎遗址的墓葬可以分为三个类型：（1）墓室和墓顶均为石砌的墓葬；（2）没有封顶的土坑墓；（3）带墓道的土坑墓。出土随葬品有陶制容器、铜器、青铜器、铁器、石器、骨器等。1992年，在日土的阿垄（Nga-Iung）也发掘了6座墓葬[4]，这些墓葬被认为是公元4—8世纪的遗存，出土物包括人类骨骼、陶器、石串珠以及铁器等。人骨眼眶上覆以织物的埋葬习俗与新疆维吾尔地区发现的同时期墓地的埋葬习俗非常相似。
在上部西藏东部安多县扎萨（sKra-za）镇的芒森（Mangsen）墓地发掘了2座墓葬[5]。这两座墓葬被认为是公元6—9世纪的文化遗迹，出土遗物有人骨、羊骨、铜器、陶器以及零星的铁器。据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马克教授讲，2001年四川大学考古学系在札达县古格的丁冬（sDings-zlum）遗址发掘了一处前佛教时期遗址[6]，揭露了4处房屋居址，出土了193片陶片。对覆盖在F3灶面上的木炭进行14C年代测定后表明，该遗址时代为公元前85年。
在上部西藏与其他相关地区的考古发掘对我们认识金属时代文化的特征及其多样性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材料。不过这些工作仅仅是考古勘查的开始，成千上万个金属时代文化的墓地和其他类型的考古遗迹尚未被勘查。即使我们以后能够进行各种试掘，也应该首先对这些文物点进行调查、绘图等。从目前所了解的西藏金属时代文明的范围来看，这是一项耗时耗资和需要专业技术的巨大工程，不过这项综合考古工程的价值也是巨大的，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使很多文物受到利用，这是藏族的财富；
（2）有助于搞清过去西藏高原与相邻地区和文化之间的关系；
（3）这些巨大的文化和文明财产对西藏社会将起着积极影响，这将确保那些对世界文化遗产而言有着巨大价值的文物古迹得以继续保存下去；
（4）这将激发人们对西藏更多的兴趣，从而使西藏的旅游等产业得以发展。
上部西藏前佛教时期遗址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由于居住时间不连续，居住一段时间之后，旋即又废弃了。一度存在的城堡、复杂的宗教建筑以及大范围的墓地等往往没有当时被占据过的任何迹象。而这些曾经被几千或至少是几百人居住过的遗址后来只是偶尔被迁徙的牧人光顾过。西藏前佛教文明的力量和活力正如文献中所描写的那样，部分解释了早期居民为什么能够繁荣在这环境恶劣的高海拔地区（4200～5500米）。不过最能解释这些旋即被放弃的早期居住地的仍是自然界的气候。
建立在冰期学、古孢粉学、树木年代学以及地形学基础上的古气候学研究表明，上部西藏在过去的3000～4000年间有一个明显的气候变坏过程[7]。尽管其间有过一些温暖的间歇期，但这种逐渐趋于寒冷和干燥的气候导致气候环境变得明显恶劣起来。湖水盐化，草原森林逐渐消失，冰帻退缩，许多淡水源也逐渐干涸。这种恶劣的气候环境灾难性地影响了上部西藏农牧业的发展。气候的变化或许是上部西藏前佛教文明逐渐消亡并最终将政治中心转移到青藏高原的东部和南部地区的最主要因素。
作为这段概论的结束语，我以为上部西藏的铁器时代文化可以从现存的藏族文化中找到其源头。敦煌文书和西藏公元980年以后的文献为前佛教文化和吐蕃帝国时代的文化和社会提供了大量的资料。这些史料涉及宗教仪式、信仰、风俗、神话、战争、地名，以及与外来文化的接触等众多的方面，所以文化史的研究把相关背景联系起来考虑，可以很好地适用于考古。由于历史过程的延续性，甚至从当代的上部西藏文化中也能洞察出西藏前佛教文化领域的特点。联系西藏过去和现在的纽带是语言、信仰和社会本质，因此，致力于本土神祇、地区传说、宗族历史的人种论研究，包括对狩猎与放牧的活动的研究，在获得一幅更好的关于前佛教时期文化遗产的蓝图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二、考察与发现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已经记录了不下400个前佛教时期遗址的存在，它们反映了上部西藏金属时代文明分布的广泛性[8]。这是曾存在于世界上的最高程度的文明。我的主要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有效的资料体系，使其能够被应用于进一步的研究并被政府的策划者们用于采取保护性措施的努力。这些前佛教时期遗址的存在证明了这一时期的定居文化发展程度远超过佛教时期的文化。
我的关于早期遗址的研究也有助于区分关于前佛教信仰仪式、墓葬风俗、社会结构、跨文化联系与环境变化的特点等研究。然而，在我们理解关于上部西藏前佛教文明时，对遗址进行编目的方案，仅仅是最初始的一步，仍然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除本文的研究外，还需要众多学术领域里专家们的大量专业技术，这些学术领域包括考古学、古气候学、地理学、建筑学、人种学以及文献学等。
我希望对上部西藏的考古资源进行编目的方案，能够鼓励更多的研究和探索，这样我们就能够促进对这一地区铁器时代文化的理解。我还希望在西藏别的地区也做出同样综合性的考古编目。一旦我们对这一地区存在的遗址有了更好的理解，我们就能更好地知道，被破坏或者摧残了的遗址中，哪些应该是首先要进行抢救性发掘的。一个广阔高原遗址的详细目录也有助于专家阐明早期定居点的式样、贸易路线、气候变化的影响和西藏人种历史学的构成。有系统的详细目录对政府官员在积极参与西藏考古学的遗产管理和保护中，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用间接法把这些遗址归属于西藏前佛教时期，用以考古断代为依据的方法将这些归类进行核实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用间接法进行考古遗址鉴定的可靠性是不稳定的，所以目前我所做的关于西藏前佛教遗址的归类只是暂时的。尽管存在固有的不确定性，但对这些遗址的调查总体上表现了上部西藏文明一个有特色的远古时代。以下列各项标准为基础，这些考古遗址暂时可归于西藏前佛教时期：
（1）在本教文献中提到的地点被认为是属于上部西藏前佛教象雄王国时期的。
（2）在口头传说中遗址的毁坏归因于远古的本波、喀尔蒙（bsKal-mon），早期霍尔人（Hor-pa）和象雄以及大食人（sTag-gzig）。
（3）遗址显示了独特的非佛教结构和设计特征，如排列整齐的柱子，精致的墓葬建筑和所有石制、部分地下建筑物。
（4）遗址所在地是独特的前佛教地理环境，如山顶、岛屿和干旱的河谷地带。这些地方在后来佛教时期都被忽略了。
（5）与那些在西藏其他部分地区已经进行了考古调查的遗址互相参照。
（6）与中国周边地区和其他一些国家进行跨文化的考古遗址比较。举例来说，我已经建立了上部西藏前佛教考古记录（Bellezza，2002），这些记录与中亚、蒙古和南西伯利亚的斯基泰文化有实质上的密切联系。
（7）那些显示远古非佛教性质的艺术和人工制品，包括“托架”（thogrlcags）、天珠（gzi）和岩画。前佛教时期的突出主题有性交媾、狩猎场景和动物神灵。
在遗址编目中我所使用的方法或可称为“地表考古学”。无论怎样，在任何时候我都不会扰乱这些遗址或者以任何的方式影响它们的完整。我克制自己不去翻动石头，哪怕是移动一点土壤。一旦有可能，我还向当地居民介绍有关前佛教时期的历史遗迹、岩画以及保护它们的重要性。我曾用于编目的方法可以概括如下：
（1）使用全球定位系统精确测定遗址的地理位置；
（2）描述遗址的地理环境；
（3）拍摄所有的历史遗迹和岩画；
（4）测量个别历史遗迹和遗址的总体分布；
（5）描述遗址的结构、形态和设计特征；
（6）记录所有破坏遗址和其他现存的潜在威胁；
（7）只要有可能，便绘制平面示意图。
前佛教类型是一个广泛的分类，它包括不同的地形学、生态学等。这些遗址所在地和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为西藏前佛教时期的居民定居形式和社会经济组织形式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历史遗迹呈网状分布也披露了近3000年来远古贸易路线和环境变化的信息。举例来说，搜集的数据表明，在前佛教时期，上部西藏的大湖地区是主要的居民聚居地和由东至西运动的通道。在高地和大湖泊的岛屿上，集中着象征高级社会地位的建筑（如属于神职人员和统治阶层的建筑），而像这样环境的地方在佛教时期被大量地空出来。
以结构和形态、地区以及功能为基础，西藏前佛教遗址通常做如下划分（表1和图1）：
表1 历史足迹分类
（一）历史遗迹
1．占据高处的住宅建筑（已有95个遗址列入编目）。大部分住宅建筑坐落在山顶和山嘴之处，看起来像是作为城堡之用。有时，这些建筑像是与精美的住宅和寺庙结合在一起。毫无疑问，这些大多数顶端斜坡几乎垂直的高度防御性遗址建筑，代表了西藏前佛教时期的要塞和军事驻地。
有两种主要类型建筑代表：那些用木椽来支撑屋顶的建筑和那些用石头做柱子的建筑。那些有木制屋顶和过梁的建筑展现了统一的墙壁和从地板到天花板之间相对高的尺寸。那些所有以石头为托梁、过梁、横梁和望板的建筑则有着非常不同的外观。这些建筑趋向于小型，无窗户且在外观上是半地穴式的。为了支撑相当重的梁托屋顶，建筑中就要变化角度从而缩短跨度，所以它们也展现出不规则形状的墙壁和房间。
来自中部西藏和中亚的比较考古数据表明：在公元前1000年的上部西藏，最早的建筑可能是堡垒。梁托建筑可以追溯到金属时代，这也可从多种其他地区的文化中得知。
2．其他地方的住宅建筑（已有108个遗址列入编目）。像这样的雕房建筑，木制屋顶建筑遗迹和那些所有石柱屋顶建筑也属于这一类。这些建筑的所在地是广泛多样的，其中包括高山斜坡、河谷底部、山洞以及岩棚。无论是作为宗教信仰中心的建筑，还是作为一种更广泛的家庭住所的建筑，它们好像都被纳入了这一类型中。在众多实例中，这些似乎表现了前佛教住宅建筑的社会精华。西藏前佛教的大多数人口似乎是居住在流动的易腐烂的建筑中，如黑牦牛毛帐篷（sbra-nag）。直到最近20年，当定居住宅建筑已经很流行的时候，黑牦牛毛帐篷在上部西藏地区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住宅类型。
（1）其中最引人注目、最有价值的建筑是石构寺庙建筑和宗教性住宅。它们可发现于上部西藏的各处，而最显著的则是在神圣的冈仁波齐（Gangs Rin-po-che）上。不过也有例外，即这些远古时代的宗教建筑在进入20世纪时仍然被很好地使用。这些建筑已经历经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它们最初被建的时候大概是在公元前1000年的某个时段。它们被叫作色康（gsas-khang），通常是由一组拥挤的小房间组成，这些房间部分嵌在地下，尤其是在建筑向上倾斜的一边。在一个单独遗址中有30多座建筑被发现，每座有4到12个房间。在公元1100年以后，札康（一定与本教有关）正在被一种风格迥异的建筑——佛教寺院所替代。
（2）在许多情况下，那些有着经久耐用的木制屋顶和部分木制屋顶（可能是由动物毛或兽皮制成）的建筑，似乎曾经是多功能的村庄。西藏最大的前佛教村庄坐落于日土县，有的可养活多达1500人，然而，目前对这些建筑的保护却是非常缺乏的。我所编目的一小部分，可以看作是对西藏前佛教时期初始建筑特征的一点儿拾穗吧。门面和建筑也普遍在山洞的周围建造，其中一些似乎在佛教时期之前已经被抛弃。正如与之相似的佛教一样，这些建筑的功能通常是作为宗教中心和寺院。建筑样式的变化从仅有简单的围墙到在山洞入口处周围设有二排、三排的多房间组合建筑。在某些早期遗址，逆时针方向的雍仲（gyung-drung）符号被发现画在红色的赭石上。
3．用于仪式的列石（已有131个遗址列入编目）。在上部西藏有三种有特色的石柱遗迹：单独的石柱、有围墙包围的石柱和有附属建筑物的成排石柱。在某种情况下，所有这三种类型的石柱都与前佛教时期的墓地相联系。
（1）单独的石柱或成排的多达20个石柱在不同的地点都有发现。它们或为独石或竖立在坟墓旁边，有的高度达2.3米。那些独石很难判断其功能和年代。可能在某种情况下它们是被作为边界标志而竖立的，我们知道这种习俗在佛教时期是存在的。
（2）竖立在围墙中的列石是上部西藏前佛教时期历史遗迹的最独特代表之一。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和确定这一地区早期人类历史方面的信息。列石按照正南北或正东西方向排列在四边形围墙内，坐落在东经88°以西。我们可以发现，任何地方从第1个列石到第12个列石或更多，都是一个独立的单元。如果附加上40%左右埋在地下的部分，这些柱子的高度从30厘米到2.4米不等。围墙通常是用垂直的石板或石块建成，其与地面齐平或者高出地面。围墙的形状是长方形的，或者偶尔是正方形的，长度则是在3米到20米不等。尽管有许多神话是与这些遗址相联系的，但口头传说却表明这类历史文物是为纪念当地酋长而建的。在它周围很少发现有坟墓，但就列石本身而言，似乎并不仅仅是表达悼念的功能。以前，这种类型的纪念碑在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的南西伯利亚的塔加尔（Tagar）文化中发现过。
（3）成排竖立的列石也分布在东经88°以西。在一个单独的遗址，那里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几百年到几千年前的列石，或多或少，均匀地排列在地面上。它们的高度从20厘米到1.4米不等，平均高度则是50厘米左右。紧挨每个列石群东边的，似乎曾经是掩埋尸体的享堂之类的建筑（mortuary temple—tomb building）。如同列石本身一样，这些建筑在大小和结构方面有很大的变化，长度在3米到65米不等。其中比较大的建筑没有窗户，墙壁的厚度在2米以上，这就造成了内部空间相对较小。这些事实清晰地表明它们不是住宅建筑。据报道，在某遗址发现了人类的骨骼残余物，这一事实和认为这些遗址是用于葬礼的口头传说一起显示了它们的确是作为前佛教时期的墓地。其他类型的坟墓有时在列石遗迹附近被发现。以前，铁器时代广泛流行的柱子遗址也在中亚如土库曼斯坦的Ichianli发现过。在西藏南部的泽当县（Judai），发现有15块竖立的平行排列的列石和马以及其他动物一起散置在墓穴中[9]。与上部西藏中那些占着主导地位的列石建筑相比，这些柱子仅仅是一个不显眼的建筑角色。
4．地面的仪式建筑（已有69个遗址列入编目）。可以发现，遍及上部西藏的各式各样的地面建筑似乎是坟墓的上部结构。也可能其中一些有另外的功能，但这一点只有等到系统地发掘以后才能被证实。在口头传说中，牧羊者（’brog-pa）普遍被叫作Mon-dur，Mon-pa’i dur-khung和Monrdo，而且被认为是bsKal-mon的坟墓，bsKal-mon则是一个起源不明的部落群体，似乎曾是上部西藏土著人中最底层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想知道物质的进步水平与前佛教时期人种之间的关系，对从各个墓地汇集起来的人工制品，人类残余物和地下建筑等方面进行分析是非常必要的。可能，最古老的坟墓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
（1）单排围墙列石。坟墓的上部构造通常是正方形、长方形、近长方形、椭圆形和不规则形状其中之一。而围墙是由沿着坟墓建筑边缘，嵌在土中的一单排石头建成的。周边墙壁是由沿边嵌入土中的薄石板或者石块组成。这些石头或者与地面持平或者高于地面，最高可达60厘米。周长在2米到25米之间。在多数情况下，被周边墙壁包围的面积是自由建筑的基础，但也有值得注意的变化。内部上层构造包括柱子，与周长保持一致的墙壁和可能为埋葬室的真实位置做标记的较小围墙。平板墙壁建筑与公元前1000年西伯利亚的斯基泰文化中相似的丧葬建筑有很大的类同性。然而，上部西藏建筑设计的多样性和变化性表明当地的居民是在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创造出它们来的。
（2）双排围墙。如上所述，这类围墙与单排围墙有相同的设计变化，不同的是这类围墙的周边是由两行相互平行的石头所组成。墙壁厚度在40厘米到1.2米之间变化。
（3）堆积起来的围墙。另一类坟墓的上部结构是由成堆的石头沿着周边堆积而形成近长方形、椭圆形和不规则形状其中之一的围墙。围墙长度在4米到50米之间。墙壁已经下沉并倒塌，但仍能看出堆积起来的石墙高度可达1米或者更高。在尼玛县（Nyi-ma）拉堆镇（Las-stod）的蒙热雅结（Mon-ra yar-skyed）遗址，有一属于这类建筑被称为大城堡（rDzong-chen，“宗钦”）的大型建筑实例[10]。当地居民的局部发掘发现了大型石制墓葬室、人骨和各种人工制品，其中包括一带嘴的球状铜壶。
（4）矩形土墩（Bang-so）。在上部西藏的许多不同地方可发现人们所知的“旁索”（Bangso），即由泥土和石头堆成的墓葬封土。这些长方形坟墓，高达3米，覆盖的最大面积为600平方米。旁索通常发现于山谷的底部，当然也有例外。在革吉（dGe-rg-yas）县的俄莫岗（'Or-mo- sgang）遗址，就横跨了一个4900米的山口，其中包括一个长18米、宽13米、高1.5米的土墩[11]。虽然不如南部西藏的某些遗址广大而众多，但看上去，这些土墩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墓葬建筑。由于建造它们需要大量的资源和劳动力，我们可以推测，能使用它们的应仅限于前佛教时期上部西藏的上层社会人员。来自南部西藏的许多证据表明它们应建于公元前1000年的后半叶，在9世纪中叶西藏帝国时期倒塌。
（5）梯形建筑。似乎另一类型的墓葬建筑是由一组在陡峭山体斜坡上的梯形石墙组成。然而，这种类型并不常见。这些梯形石墙显然是隐藏了部分地下墓室。在日土县热帮镇（Ra-bang）的一个遗址，就是由11个上部建筑沿一个尖坡形成递增的一列，每个约有4米长。
5．立方形坟墓（已有22个遗址列入编目）。坐落于山顶的立方形石构坟墓，主要发现于西部西藏的改则县（sGer-rtse）、革吉县（dGe-rgyas）、嘎尔县（sGar）和日土县。这一独特的前佛教墓葬遗迹定义了上部西藏独特的文化性质。它由地上建筑组成，每个建筑有四个边，每个边长1.5～3.5米，这些建筑的最初高度在1.5米左右。这些坟墓是由当地的1.2米长的石板建成，按正南北方向分布。坟墓中央，有一个突起的长方形墓室，长在80厘米到1.6米之间，可能是作为一个瓮棺或是二次葬之用。这些坟墓后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作为其他建筑使用，但在特殊情况下，中墓室内仍发现有少量的人类尸骨痕迹。古代本教所有的关于这些墓葬的文字记录与这些立方形坟墓的位置和总体特征相吻合[12]。
6．小型石构建筑。主要是在古代宗教建筑遗址附近，有时能发现一些规模较小的方形石构建筑遗迹。它们似乎是作为膜拜当地神灵的神殿而存在的。依照本教的传说，在前佛教时期，色喀（gsas-mkhar）、登喀（rten-mkhar）、拉祖（lha-gtsug）和其他类型的神殿与这些神殿在起源上相似。在突出的高山之巅，远古“托”（tho）或“拉则”（lha-btsas）的遗迹有时也能碰到，但无法确定它们的年代。
（二）岩画
此前汉族和藏族有关专家已经对我所编目岩画遗址（已有31个遗址列入编目）中的几个进行了研究[13]。自1984年以来，在上部西藏发现了约80个遗址。许多研究者认为，最古老的遗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这一地区的岩画遗址包括岩刻（凿刻在石头上的作品）和岩绘（用红赭石和其他颜料所绘的作品）。
岩画研究不仅对于了解前佛教时期居民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结构的组成非常重要，而且也作为独立证据为文献的来源服务。岩画记录清晰地表明，在早期时代，有蹄类动物的狩猎（尤其是牦牛）是一项很重要的仪式和经济活动。一些岩画遗址也展现了有关前佛教时期建筑和居民活动的有价值信息。战争题材也很显著，反映了前佛教居民的骁勇本性，这在本教文献中也有所记录。在岩画中还有似乎是动物形象和有角的头饰，这在本教描述僧侣和王室特征的文献中也提到过。一方面，从东部的纳木错到西部的日土县，岩画的内容和风格有着显著的相似性，这证明在金属时代上部西藏前佛教时期，岩画进入一个单独的文化实体中被使用。另一方面，其他某些作品好像反映了外部文化的入侵，尤其是来自蒙古和中亚大草原的入侵。
三、考察遗址举例
（一）宇康布墓地（Yul-kham-bu）
也许个别最壮观的上部西藏前佛教遗址是古代墓地，像仲巴县（Brong-pa）日希（Ri-shi）镇著名的宇康布大墓地（海拔4700米）（图1～3）[14]。它是世界著名遗址，并且有可能是欧亚大陆最大的列石墓葬遗址。1999年我第一次考察了宇康布墓地，2002年再次进行了考察。这一大型的前佛教墓葬建筑群，由6座沿正南北方向排成一行的列石建筑群和在每群西侧附属的一个享堂建筑共同组成。与列石群所在地的东侧相毗邻的是长长的双排厚石板墙，它们在东西方向上保持相互平行。宇康布墓地俯瞰东部的惹仓（Ra-tshang）湖，而西方高耸的山脉则限制了它向西的视野。或许其中一些列石在战争中被毁，但曾经在这里站立的1万多个石柱中目前还有40%左右依然根植在地面上。这些列石和厚石板墙的功能还不清楚。它们被竖立在这里可能是对远古社会成员的一种尊崇。它们的结合表明，天文和占卜可能曾是这一遗址宗教仪式应用中的主要部分。根据本教的传说，天国和天神在前佛教时期扮演着重要角色。附属的坟墓是庞大的建筑结构，在那里可能埋葬着古代酋长和王室牧师。坟墓从东到西被分割成几个部分。其高度已减少到4.3米或者以下，但它们曾经实际上可能更高。据推测，这些建筑可能是享堂或举行纪念仪式的地方。这6个综合建筑群的南部是占地约1万平方米的墓坑。
图1 宇康布墓地塔状综合建筑群
图2 宇康布墓地北部较低处综合建筑群
图3 宇康布墓地北部较高处综合建筑群
宇康布墓地的6座综合建筑群的简况如下：
（1）南部较高处的综合建筑群。列石群：长28.4米（从东到西）、宽22米（从南到北）。石板墙网状建筑：宽20.3米（从东到西）、长22米（从北到南）。估计最初列石的数量是1200个，附属的寺庙坟墓宽最大达12.7米（从东到西）、长46.5米（从北到南）。
（2）塔状综合建筑群。列石群：长25米（从东到西）、宽12.5米（从南到北）。石板墙网状建筑：长12.7米（从东到西）、宽12.5米（从南到北）。估计最初列石的数量是800个。附属的享堂建筑：宽14.6米（从东到西）、长22米（从南到北）。
（3）南部较低处综合建筑群。列石群：长30米、宽30米。没有厚平板墙网状建筑的迹象。估计最初列石的数量是1800个。附属的享堂建筑：宽14米（从东到西）、长44米（从南到北）。
（4）北部较低处综合建筑群。列石群：长75米（从东到西）、宽28米（从南到北）。石板墙网状建筑：长32米（从东到西）、宽28米（从北到南）。估计最初列石的数量是4000个。附属的享堂建筑：宽19.4米（从东到西）、长55米（从南到北）。
（5）北部中央综合建筑群。列石群：宽17米（从东到西）、长53米（从南到北）。石板墙网状建筑：宽11米（从东到西）、长53米（从北到南）。估计最初列石的数量是1800个。附属的享堂建筑：宽7.9米（从东到西）、长64米（从南到北）。
（6）北部较高处综合建筑群：列石群：长26米（从东到西）、宽16米（从北到南）。石板墙网状建筑：宽10.5米（从东到西）、长16米（从北到南）。估计最初列石的数量是800个。附属的享堂建筑：宽11.3米（从东到西）、长24米（从南到北）。
（二）嘉登布朵仁（rGya-steng-’bur rdo-ring）
嘉登布朵仁遗址（藏语为宽阔高丘上的长石头，海拔4600米）（图4～5），包括两个长方形围墙，两者之间的间隔是1公里。每个围墙之内是一系列的石柱。这些历史建筑建在普兰县（Pu-rang）巴嘎镇（Bar-kha）雄萨（gZhung-sa）地区平坦、宽阔的沙质山谷底部。根据当地的报道，用来建筑柱子的石头是来自约10公里以外的夏玛（Shar-ma）山谷。与有些历史遗迹不同的是，这类建筑的附近没有发现坟墓。如果它们的确曾经存在过，那么也早已被埋进了沙里。据当地的原始资料记载，在原始时期，嘉登布朵仁是被神奇的魔法所创造，这一神话表明了这一遗址的古老性。
嘉登布朵仁西部的遗址是由一个宽12米（从东到西）、长14米（从南到北）的围墙组成。围墙是由长度大部分在10～25厘米之间的粗糙石头建成，并与地表保持水平。靠近围墙的西墙壁是四个直立着的和两个倒下的石柱。这些列石形状扁平，那些仍然立在土里的列石的宽阔一面是朝向南方的。立着的最大列石高2.4米，并且有一个逆时针旋转的雍仲符号刻在其南部正面。它表面附着的石锈是这一刻符久远历史年代的标志。
嘉登布朵仁东部的遗址是由一个宽约10米（从东到西）、长约11米（从南到北）的围墙组成。靠近围墙西南边是聚集在一起的五个列石。这些扁平石头的最大高度可达2.3米。在最南边石柱的背面有损毁严重的藏文，其中包括被书写了几次的cha和ma。这些佛教时期的碑铭出现时代显然晚于列石。
图4 嘉登布朵仁西部的遗址
图5 嘉登布朵仁东部的遗址
（三）嘉隆门杜尔（rGyab-lung mon-dur）
在日土县的热帮镇（Ra-bang），嘉隆（rGyab-lung）门杜尔遗址（也以杂美郭萨rTswa-med god-sa而闻名）海拔4520米（图6～7），由建在山顶的7座立方形墓葬组成[15]。这些坟墓向南俯瞰着热卓湖（Ra-’brog），并且从墓葬向周围各个方向看去都可看到开阔深远的景色。山脉顶端高出湖盆约150米。墓葬在狭窄的山顶上排列成一排，且间隔的距离超过200米。与有些遗址不同的是，这处遗址仍然能够看出一些构成其整体的特征来。墓葬都是由干灰泥、棕色砂岩、长达1米的厚石板建成。大概需要20块这样的厚石板才能砌成1.2米高的墓。墓葬的墙壁通常按正南北方向排列。墓葬表面没有发现人骨。只有很轻的擦痕出现在山顶的岩石上，也没发现有佛教文化的迹象，如祈祷的标记和刻画有祈祷痕迹的石头。
图6 嘉隆门杜尔遗址墓MDⅡ
从东到西这些墓葬的尺寸如下：
墓一：长2.2米、宽1.8米，现存最大的封土堆高50厘米。
图7 嘉隆门杜尔遗址墓MDⅡ中部堆积堆的一小部分仍然保持完整
墓二：长3米、宽2.3米，现存最大的封土堆高1.2米。这是在嘉隆（rGyab-lung）保护最好的样本。其中央封土堆底部保持完整，长1米、宽50厘米。
墓三：长2.8米、宽2.4米，现存最大的封土堆高70厘米。
墓四：长3米、宽2.4米，现存最大的封土堆高1米。
墓五：长2.4米、宽2.3米，现存最大的封土堆高1～2米。其中央封土已圯。
墓六：长2米、宽2米，现存最大的封土堆高60厘米。
墓七：长2米、宽1.9米，现存最大的封土堆高40厘米。
（四）格廓喀隆
格廓喀隆（Ge-khod mkhar-lung），海拔4380～4500米，是坐落在日土县附近著名的格廓年隆（Ge-khod gnyan-lung）山脉的古代城堡和一个地点名称。格廓是一个重要的本教守护神（yidam，“意当”），是日土县最重要的地方神（yul-lha，“域拉”）。在格廓，大城堡和寺院建筑的出现归因于前佛教的喀尔门人（bsKal-mon），这有助于说明这一山脉对本教信仰的重要性。格廓喀隆占据了一块岩石的主脉，同时有四个主要的水平面，每个平面都被垂直伸展的岩石所分割。在岩石主脉的每一边都有一些其他建筑的遗迹，其中最重要的似乎曾经是一座寺庙，坐落在堡垒山底附近的是两个洞穴式综合建筑及与之相关的遗迹（图8、9）。即便不是所有建筑，但至少大部分格廓的建筑仍完全是古老的石头建筑风格。对前佛教起源做出暗示的线索是这一事实，即在这一遗址没有佛教因素，如佛塔（mchod-rten）、玛尼石或其他风马旗等。
图8 格廓喀隆岩石主脉最低水平线上的建筑遗迹内的小龛
图9 格廓喀隆寺庙建筑遗迹第三层的入口
在格廓，保护最好的建筑坐落在岩石主脉的最低水平线上（图10）。它外部长18.5米、宽7.8米，入口向东，长1.4米、宽0.8米，大体上仍保持完整。房间的东端有7级石制台阶，台阶通向这一建筑被损坏严重的上部。除了这个狭长房间贯穿整个的建筑底部，还有5个较小的房间，其石制房顶仍部分保持完整。在房间东北部，有个内室，里面有一既像容器（bum-pa，“本巴”，瓶子）又像神龛（rtenmkhar）的石构建筑，保存状态较好。它由大小不同的7列组成，其整体大小为长0.8米、宽0.7米。像这种在其内部保留有最初的陈设和物品的古代遗迹是很少见的。
图10 格廓喀隆保存最好的建筑遗迹
在岩石主脉的第二和第三水平线上有相互连接的大型建筑群。而在岩石主脉的最高水平线上是一座独立的小建筑，它可能是一个监视点。所有这些建筑的屋顶都已经被破坏。在岩石主脉陡峭的沙砾斜坡东方，是一组部分建在地下、现已被严重破坏的建筑。这组建筑中的每一座又都包括了一排独立的小房间，功能可能是曾为驻军所用或是作为议事的地方。在东斜坡上的最大建筑（长18米、宽14.7米）有四排房间，它被深深地建在后部斜坡中，似乎曾是某种宗教信仰的中心。最上一排可能是招待客人的房间，这些房间仍然有部分石制屋顶在原来的位置。建筑的第二排包括2个被山坡分割开的房间，通过在此建筑第三排上的东边最大房间（长7.5米、宽5.5米）可以到达这里。在第三排上的最大房间似乎曾是某类用于宗教集会的会堂，发现的证据就是附着在内部墙上用红色赭石颜料涂画的些微痕迹。房间的后部，通过2个2米长的、仍然有完整的石制屋顶的走廊可到达2个地下室。我们能推测出这些地下室是某类神圣的房间。地下室之一已经倒塌，但另一个深4.5米、高2.5米的仍然保持良好。这一建筑的第四排或者说是最低的一排大部分已经解体了。
四、前佛教时期遗址的保护
对于最近在上部西藏发现的前佛教时期遗址，西藏自治区政府尚未制定相关的保护计划。如果想让它们继续存在下去，则必须制定一个综合性的保护计划，计划要全面考虑到来自自然和人为的对遗址的各种威胁。并且，还要对每个遗址进行精心的编目、制图并登入官方记录。一个地区性的责任体系也应该建立起来，这样，当地的人民就会有保护、维护其所在地遗址的责任心。像这样一个紧密联系双方的有效计划应当得到县政府和镇政府的鼓励提倡。
前佛教遗址大部分没遭到破坏。然而，最近20年，随着上部西藏游牧民族的永久定居，产生了对建筑材料的巨大需要。尽管中国法律规定个人破坏考古遗址是非法的，但这并没有阻止许多遗址建筑倒塌，成为肆无忌惮破坏下的牺牲品。这主要是因为对自己民族古代历史的无知以及几个世纪以来佛教对前佛教文化成就的抑制，当地居民很少认识到自己从墓葬、寺庙和其他类型的历史纪念物上偷取石头的行为是错误的。在早期的艺术作品之上刻画六字真言，也是一种损坏前佛教岩画的行为。事实上，我所编目中的400个历史遗迹中的近50%已经遭到了破坏或者处于即将被破坏的危险之中。
例如，坐落在日土县东北方小山上的寺院日吾寺（Ri’u dgon-pa），是一座具有独特历史文化价值的考古遗址，但不幸地成为当地野蛮破坏者的牺牲品。这一独特的宗教综合建筑似乎是在佛教早期建成的（620—1000年），包括6座纯石构建筑。其中，主要建筑长18米、宽13米，包括两个内部庭院和大约20个小房间。它完全是由被巧妙劈裂而成的棕色砂岩块建成。这种用承材支撑屋顶与精美的装饰特色相结合的建筑技术已经在西藏消失很长时间了。内部庭院、装饰横梁和侧柱（为佛教特色）的出现，以及无窗户小房间（前佛教特色）组成的迷宫，当地流行的认为日吾寺是西藏史诗中的英雄格萨尔（Gesar）的一位叔父所修建的传说，表明这一历史遗迹是前佛教色康（gsas-khang）和佛教寺院之间过渡形式的代表。在1999年冬天，当地牧人开始取走屋顶的石制横梁、石板和铺庭院用的石板。这些形状规整的石头长2米，被认为有神秘的宗教力量。它们被牧人视为法宝，拖到各自不同的家园里。没有屋顶的保护，日吾寺的建筑将会很快地崩溃，上部西藏最伟大的建筑奇迹之一也将随之消失。
另一个让人难过的例子是：在申札县（Shen-rtsa）玛觉镇（Ma-gyo）发现的上部西藏世界级历史建筑文物同样遭到了破坏。这里的建筑以野驴草建材（rK yang-rtwa-mdo gyang-ro）而闻名于世，同时也是欧亚大陆所有地区金属时代唯一的、最大的墓葬列石建筑群。它由成排排列的大概3000个柱子的一个集群组成，面积约4000平方米。这一遗址西边所立的石头是一个享堂的残余，长18米、宽12米。事实上，最近15年，当地居民几乎取走了这里的每一根柱子，用它们来建储藏棚和畜栏。墓葬寺庙的大部分也已经被毁坏了。可以说，这些曾经非凡的墓地遭到如此的毁坏，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损失，也是世界人民的损失。
五、结论
这一报告的目的有两层，即唤起对上部西藏前佛教遗产的关注，推动制定一个保护前佛教历史遗迹的计划。我希望对这些遗址发现的发表，将增加人们的警觉性，同时引发更多更深层的考古调查研究。我也希望有关政府团体参与保护前佛教遗址，并制定相关文件。如果我们想挽救众多伟大的历史遗迹，使其免遭中国法律之外的贪婪、愚昧活动的破坏，时间是关键。
仍然有大量的遗址需要去发现，我所做的仅仅是这一大有发展领域的一个开始。如果我们要在西藏前佛教探索中继续向前进步，就需要更多的资金、更高水平的专业技术和承担更多的义务。这样的努力将带来众多长远的利益，并有助于显示中国在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方面的巨大进步。最后，我呼吁在考古学领域和国际合作领域中加强协同合作的研究。鉴于对历史有比较清晰的见解，未来中国的视野将会不断地拓展。
最后，我要借此机会向在考察期间为我提供各种帮助和支持的西藏自治区各地政府部门及西藏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没有他们的帮助，要完成这样的考察是无法想象的。我还要对象雄研究所（Shang Shung Institute）、斯泼尔丁联合企业（Spalding Trust）、卢宾基金会（Rubin Foundation）、亚洲文化委员会（Asian Cultural Council）等给我提供资助的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最后还要感谢四川大学的霍巍、李永宪和南京师范大学的汤惠生三位教授，他们在本文的写作中，为我提出了很多专业上的见解。
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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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gives an inventory and classification on pre-Buddhist sites in Upper Tibet according to the author’s own investig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report is to raise interest and protection of the pre-Buddhist heritage of Upper Tibet and to facilitate a plan for conservation of pre-Buddhist monuments. At the same time the report hopes to lead to much more intensive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and calls for strengthening of collaborative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archaeology and an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s.
【注释】
[1] 关于青藏高原早期人类的材料请参见黄慰文，1994；Chayet，1994。
[2] 参见安志敏，1992；汤惠生，1997。
[3] 霍巍等，中国藏学研究所，2001。
[4] 霍巍，1995。
[5]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物普查组，1990。
[6] Aldenderfer，2004。
[7] 参见贝勒沙，1997，2001。
[8] 参见贝勒沙，1997，1999，2001，2002。
[9] Mortari Vergara Caffarelli, 1997。
[10] 贝勒沙，2002，p. 87-89。
[11] 贝勒沙，2002，p. 96。
[12] Hoffman，1961。
[13] 关于青藏高原岩画研究参见：索朗旺堆，1994；李永宪，2001；汤惠生、张文华，2001。
[14] 贝勒沙，2001。
[15] 贝勒沙，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