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琼结桥碑的考古复查与研究
吐蕃琼结桥碑的考古复查与研究
夏吾卡先（西藏大学）
西藏琼结不仅是吐蕃悉补野王朝的首府，也是吐蕃王朝时期的皇家陵园。位于该县境内的琼结桥碑是目前为数不多的保存较完好的吐蕃早期石刻遗存之一，是吐蕃王陵考古的重要发现，也是王陵等级制度的体现和王权的象征，对碑文的整理解读及石刻纹饰的研究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和认识这一历史时期的面貌。早在1948年，意大利藏学家杜齐（G. Tucci）到琼结进行考古调查，并在1950年出版的《藏王陵》一书中首次记录了这块石碑[1]。1949年，英国人黎吉生（H. E. Richardson）到琼结，据说抄录了当时尚能释读的碑文[2]。1961年，国内学者王毅也对这块石碑的现状作了简短的记录[3]。其中，黎吉生于上世纪60年代从锡金内臣巴涅阿唐丹萨巴·扎西占堆（'ba' nyag a tang gdan sa pa bkra shis dgra 'dul）处获得了噶托·仁增次旺诺布所收藏的碑文抄本[4]，并结合自己当年调查资料，于1964年以《一通新发现的赤松德赞时期的碑铭》为题，将相关成果发表在《皇家亚洲学会学报》上。1985年又收录在《吐蕃铭文集》专著中[5]。1985年，西藏文管会的工作人员对这块石碑进行较简单的考古调查和清理，其调查简报随后收录在《琼结县文物志》一书中。简报中依据黎吉生的文本首次作了汉译，还命名为“赤松德赞记功碑”[6]。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的《藏王陵》考古专刊也公布了这块石碑的部分线图和拓本资料[7]。2012—2013年，四川大学藏王陵考古队重新对该石碑进行了全面的考古调查和清理，不仅绘制了较完整的线图，而且对以前的考古测绘数据也做了一定的更正。在这前后，国内外对这块石碑及碑文的解读者虽多[8]，并皆以黎吉生公布的碑文和西藏文管会的调查数据为基础，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对现行碑文的可信性和原有的命名、位置及碑与赤松德赞陵墓之间的关系做过详细研究。笔者通过考古调查及研读相关文献对上述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并进行了初步研究。
一、琼结桥碑现状的调查
琼结桥碑原位于琼结河北岸桥头，现位于琼结县政府院内西北角。石碑通高5.13米，由碑帽、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图1）。碑帽连顶总高0.89米，顶部微残，帽顶端为重叠的两枚宝珠。上方宝珠直径0.26米、高0.27米，下方宝珠有残破裂纹，直径0.4米、高0.22米。碑帽平面为长方形，顶部为四面坡状庑殿顶式，边缘略微上翘，沿宝珠边缘的碑帽有一圈莲瓣纹。碑帽长1.2米、宽0.85米、总厚0.4米、边缘厚0.2米，碑帽以榫卯结构与碑身相互连接。碑帽边缘四周图案均已漫漶不清。碑帽底部对称浮雕升云图案（图2、图3）。碑身上小下大，高4.03米，上端宽0.8米、厚0.33米，下端宽0.85米、厚0.41米。碑身正面即现西北侧刻有古藏文，已漫漶不清无法释读。碑身背面即现东南侧以减地浮雕方式雕刻雄狮与对龙图案，上半部为一蹲立的正面狮子，头部已漫漶不清，仅能识别健硕的狮身及四肢，下半部为肢体伸展、尾向两边上卷的怪兽图像。碑南、北两侧以减地浮雕结合线刻装饰有相向对称的图案，均雕刻三段有翼升龙祥云图案。龙身健硕，昂首，前爪前伸，有须、角、脊毛，遍施鳞甲，作疾走状，龙尾下为祥云。第三段仅残留龙身上半截（图4）。碑座为圆形石块，略加修整，长1.88米、宽1.5米、高0.17米。圜丘状碑座下为基座，长1.9米、宽1.52米、厚0.04米。
图1 琼结桥碑
图2 琼结桥碑碑帽
图3 琼结桥碑碑帽底部纹饰拓片
1.帽底东北侧 2.帽底东南侧 3.帽底西南侧4.帽底西北侧
图4 琼结桥碑碑身拓片
1.东北侧 2.东南侧 3.西北侧 4.西南侧
二、现行碑文存在的问题
琼结桥碑由于风化严重，目前除隐约能看到少量的字迹外，其余已无法识读。目前大家对此碑碑文的认识，主要来自黎吉生的介绍。而黎吉生公布的文本以噶托·仁增次旺诺布所收藏的传世抄本为基础[9]，并结合自己当年抄本进行复原的。首先我们看看传世抄本和现行本的异同点：传世抄本是用藏文乌梅体抄写在长条经文上的，正文一共有七行九句，含三处起行符号（图5）。传世抄本署名为琼结达孜桥碑，署名不仅在字体上小于正文，而且字迹也与正文有明显差异，可能系后期追加。在黎吉生公布的琼结桥碑文本中，除三处起行与传世抄本一致外，他还将碑文细分了三十四行、三十四句，并对十七处的语法书写形式进行了古化。这种古化虽说是以当年的抄录为基础的，但我们仍存有几点疑问。第一，黎吉生在介绍这通石碑时，明确表示过“该碑已风化严重，只能释读少量的碑文”[10]。但在其所公布的碑文中，不仅能准确无误地将碑文划分三十四行和三十四句，而且还对十七处书写方式进行了复原。第二，杜齐在《藏王陵》一书中曾提及，他在1948年对琼结桥石碑进行实地考察时，该碑碑文除残存几个字外，其余的文字皆消失殆尽[11]。若按黎吉生的复原程度，该碑文的行数、断句、正反写体都能够复原，那么杜齐当年为何在更为注重吐蕃碑文研究的《藏王陵》一书中，未对此碑碑文进行抄录和考证呢？1961年，王毅在《藏王墓——西藏文物见闻记》一文中讲到，碑的南面刻古藏文，但因地势关系，不仅碑下部长年被水冲蚀，上部亦易于遭受风、沙、雨、晒之侵蚀，以致绝大部分文字剥蚀难辨，只有最下四行还勉强可以辨识有“穹结”字样[12]。从其仅仅辨识出的“穹结”字样在现行文本中却未见踪影的情况来看，当年的保存状况与现今相差无几。第三，在黎吉生1964年和1985年先后公布的琼结桥碑碑文中，存在元音正反写体和起行字等十一处出入[13]。但他并未对这些出入有所解释。若前后文只存在个别出入，我们尚可将其理解为前后对勘的疏忽。但多达十一处的出入，我们又该如何理解？此外，我们将黎吉生的英译文与汉译文进行对比后发现，英译文由于未受断句的约束，译文连贯性较强；相较汉译文，后者受人为断句的影响非常明显。
图5 传世碑文抄本
综上所述，对琼结桥碑碑文的研究，目前广为学界接受的黎吉生文本在行数、断句、语法等处存在严重的人为改动成分。相较而言，噶托·仁增次旺诺布所收藏的琼结桥碑抄本则是目前所见抄写时间最早、内容最可靠的文本。
三、琼结桥碑碑文传世抄本及新译
根据抄本，同时参照《琼结文物志》的汉译，笔者将这通碑文重新翻译如下。
神圣先王赞普，治理天神人间，教法圣典兴旺，圣冕3极其珍贵。
神圣赞普赤松德赞恪遵祖训，不违圣典，和谐天地之教等伟业勒铭于石。伟大法王的功业及圣冕开拓疆土等详志他方。
天神化身赞普赤松德赞，不同于四方诸王，他以宽广的胸怀，圣冕征服了上自大食边境，下迄陇山隘口，四方疆土广袤无际。因政权强大，吐蕃地域辽阔，民众富庶，永久安居乐业。赞普心怀菩提行，兴出世间之善法，恩惠广施。人畜两者，永久受其恩泽。万众尊号，赤吉拉强曲钦波（意为“天神化身大菩提”）。
新译除了所依据的文本与《琼结文物志》有所不同外，在语法断句和部分内容的翻译上也存在着理解上的差异。如“dbu rmog”一词在这通碑文中共出现三次，如何正确理解该词词义对整篇文本的解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琼结文物志》一书将该词译为“武功”。如此误译不但偏离了该词的本义，而且大大增加了理解难度。实际上，在古藏文中，“dbu rmog”一词有明、暗两层含义：明义为“冠冕”，暗义为吐蕃赞普至高无上的权力。故笔者将“dbu rmog btsanpo”一词改译为“圣冕”，并对其暗义作了注解。又如，《琼结文物志》将碑文中的赞普尊号“'phrul gyi lha byang chub chen po”简单意译为“大觉天神化身”。对此，笔者更倾向于将其音译为“赤吉拉强曲钦波”，意为“天神化身大菩提”。在古藏文中，称谓一类不能进行简单的意译，这种意译不仅无法让人正确理解其文化内涵，也偏离了原意。遵循国际翻译惯例，我们在翻译称谓类词语时，对其进行音译，并外加一定的注解。再者，藏文中的“byang chub chen po”一词已被约定俗成译为“大菩萨”。尊号中的名词“天神化身”和形容词“大菩萨”也无须置换位置。另外，《琼结文物志》的译文颇受黎吉生文本断句的影响，处处强行断句，从而大大影响了文本内容的释读，更容易产生诸多歧义。
四、石碑的移位与称谓问题
刻有赤松德赞生前丰功伟绩的记功碑（琼结桥碑），既远离了其主人的陵墓，亦远离吐蕃宫殿青瓦达孜，孤零零矗立在琼结雪村，面对着日乌德钦寺，这让人对该石碑的原位置产生很多疑问。现存吐蕃墓碑大都有共同特点——矗立在陵前，如恰噶墓碑、赤德松赞墓碑皆如此。其中赤德松赞墓碑与琼结桥碑，无论是在行文风格还是碑文内容，都极其相似，尤其是碑文内容和排列顺序都有惊人的一致性[14]。因此，从某种角度看，琼结桥碑应是一通墓碑，但已不在原位。霍巍先生凭借考古学者独有的敏感性和多年从事吐蕃墓葬考古工作的经验，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发现了这一问题。他在相关的文章中写道：目前难以解释的是，如果判定其属于赤松德赞墓碑，却为何又距赤松德赞的陵墓如此之远？这当中无非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原所判定的赤松德赞陵墓位置有误，二是石碑的位置可能后来发生过移动[15]。在此之前，侯石柱先生亦认为这块石碑与陵墓之间存在有关系，但未明示是何种关系[16]。2012年的考古清理为霍巍先生提出的第二种可能性提供了一些线索，如在清理中发现石碑两侧的第三段纹饰仅残留龙身上半截，而石碑的底座是略加修整的自然石块，这种碑身和底座的风格、技法不仅与吐蕃时期石碑底座以石龟[17]、莲瓣（如桑耶寺吐蕃石碑）、大象（如工布林卡吐蕃石碑）、山水底座（如噶琼寺吐蕃石碑）为主，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而且与琼结桥碑的碑帽和碑身的刻画工艺也完全不一致。因此，我们认为此石碑不仅位置发生过移动，且在移动过程中可能受损，至少目前存留的碑座不是原配。同样在藏文古史书中如成书于14世纪的《雅砻尊者教法史》与《西藏王统记》、15世纪的《汉藏史集》、16世纪的《贤者喜宴》以及年代可推至吐蕃时期的《噶氏文书》等书，均提到赤松德赞陵前曾立有一通刻有文字的石碑。另外，笔者在西藏哲蚌寺五世达赖喇嘛私人收藏图书中发现了大约为15世纪抄写的七通吐蕃石碑目录，该目录将两通藏王陵石碑分别以陵号称为杰钦墓碑和赤日墓碑[18]。杰钦陵即编号为7号的赞普赤德松赞陵，1985年新揭露出的碑文中出现了与上述文献记载相对应的墓碑称谓[19]。赤日陵即6号陵，亦即赞普赤松德赞陵，位于藏王陵西陵区穆日山山腰，是诸王陵中陵位最高的陵。那么，琼结桥碑最初应是赞普赤松德赞的墓碑。但该碑在被移位至陵墓以北约1530米处的琼结桥头后，则被习惯称之为“琼结桥碑”。
对于墓碑的移位，成书于公元1564年的史书《贤者喜宴》（上述诸史料中最晚的一部著作）明确记载，赤松德赞陵前立有一通石碑。因此，该石碑发生移位的时间应在1564年之后。同时，根据18世纪的噶托·仁增次旺诺布（1698—1755）和久美林巴大师（1729—1798）对藏王陵和石碑的相关著作来看，石碑被移位的年代下限也不会晚于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初期。从噶托·仁增次旺诺布所收藏的碑文抄本上有“琼结达孜桥碑”一名看，当他行游至此地时，该石碑已矗立在此处。大致同一时期的久美林巴大师为琼结本地人，长期居住在1号陵上的松赞拉康，对吐蕃王陵也有一定的研究。他依据藏文古籍《噶氏文书》中的有关记载，对各陵的陵位和墓主身份进行了考证。当他解读“赤松德赞陵位于穆日山，陵号称之为赤日祖囊，陵前立有一通石碑”时，发现在赤松德赞陵前已无石碑，而将陵墓的位置考证到位于穆日山一侧的顿卡达山沟的一座墓丘上[20]。出现这种失误的原因很简单，相传那座墓丘周围同样存有一通石碑（时至今日还有这种说法）。
那么为何这块石碑在公元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被移至琼结雪村呢？通观西藏史，17世纪的西藏正处于甘丹颇章政权取代帕竹政权的特殊时期。公元1642年，以五世达赖喇嘛（1617—1682）为首的甘丹颇章政府成立，取代了旧有的帕竹政权。新政权建立之初，五世达赖喇嘛面临打破原有的政治格局、巩固新政权合法性和权威性的困境。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甘丹颇章政府将吐蕃时期的遗迹遗物赋予新的历史使命，并通过修建新的历史性建筑（如布达拉宫红宫）等来加强和巩固新政府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合法性。同时，拉萨雪碑从拉萨蔡贡当智村吐蕃墓地移至布达拉宫雪村[21]，松赞干布陵修建围墙[22]，改扩建日乌德钦寺[23]，也都是其中的举措之一。此外，琼结雪村既作为五世达赖喇嘛的出生地，村上日乌德钦寺又是其幼年的生活地，而且这一区域还是吐蕃先王的行政首都和王陵区等，加强这一地区的建设对新政府有特殊的意义。很可能当修建完松赞干布陵陵垣和日乌德钦寺竣工后，这通石碑作为一个全新的纪念性建筑被移至雪村。
五、琼结桥碑的形制与艺术特点
据《五部遗教》的记载，吐蕃时期的石碑据碑文内容的不同分为四类：先王记功碑、国王敕令碑、陵墓碑、宫殿与神殿修建碑[24]。在目前所发现的五通吐蕃石碑中，除云南格子石碑外，琼结桥碑、拉萨雪碑、桑耶寺碑和工布林卡碑四碑，尽管所处的地域和立碑原因不尽相同，它们在形制上却大同小异：石碑碑身通体呈方形，碑帽接近庑殿式，碑身上下有一定的收分。这四通石碑的形制可在唐陵中找到原型。据张建林先生介绍，唐碑按形制可分为六螭垂首碑和庑殿式碑两类，其中六螭垂首碑较为流行，而吐蕃石碑的模仿对象是不太流行的庑殿式碑[25]。目前能与吐蕃石碑相比较的庑殿式唐碑有乾陵石台孝经碑和西安碑林里的述圣记碑，分别立于公元684年和744年。但吐蕃石碑在仿唐碑的同时，也融合了当地工匠的审美情趣，如石台孝经碑在碑帽顶部雕刻有灵芝云纹簇拥的双层花冠，而琼结桥碑的碑帽顶部则以吐蕃人比较熟悉的莲瓣纹和宝珠装饰。述圣记碑碑帽顶部雕刻有屋顶结构，而琼结桥碑碑帽却没有进行具象化的处理。
琼结桥石碑背面由于风化受损严重，局部已无法辨认，但大致可判断其上端刻有一尊站立的狮子像。狮子像的造型可能与工布林卡石碑碑帽正中央蹲坐的狮子像有一定的关系。碑体顶端立有野兽的造型，应主要是受到阿育王时代南亚次大陆地区原始宗教[26]和唐陵石柱的影响。
碑身下端刻有动物伸展肢体、尾向两边上卷的图像，黎吉生和维塔利[27]二人认为此种动物应为两条龙的图像。但从尾上的羽毛和前肢的比例以及动物身上的纹饰来看，确实无法判断是龙的图像。依笔者之见，与其牵强地看作是龙的图像，倒不如说它是怪兽的图像。此类怪兽像在吐蕃壁画墓[28]和流散海外的金银器[29]上出现频率较高。在吐蕃时期本教的巫术与祭祀文化中怪兽图像具有一定的地位，人们会在仪轨中通过祈祷和歌颂这类怪兽以希望达到制伏敌方的目的。2006年，西藏山南地区措美县蚌巴齐古塔出土的吐蕃本教文献中就有此类情形的记载，其内容为：“北方太阳的使者，智者女王，蛇身狮首带龙翼，念晋江扎（gyim kyang dgra），取敌人的心脏，让其体内血液只剩七滴血。南方太阳的使者，能控大海的使者，虎身蛇首，念晋晋扎（gyim gyim dgra'），取敌人的心脏，其命交给恶鬼，其腿交给阎王，其肉交给罗刹”[30]。类似的记载也见于《五部遗教》中。在后期的藏传佛教美术中，这类怪兽被称为吉朗（gyi lang）。吉朗实际上就是各种动物的组合体。
在碑身左右两侧有三条带翼的飞龙图像。这种飞龙图像明显具有地域特色。西藏本地有许多关于龙的文献记载和神话传说。目前藏文文献在汉译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错讹，使得对藏族文化中龙的认识和理解出现一定的偏差。首先，藏文“鲁”（klu）一词在西藏宇宙观中分为天、人、地下三界，地下界是所有物种的统称。三界中，天上为神，地上为人，地下为“鲁”。故“鲁”一词有人翻译为“龙神”容易与汉文化的龙混淆。其次，藏文“周”（'brug）一词为龙，它是地界众多物种的某一个体，属陆海两栖动物，既能生活在水里，也能飞到空中。吐蕃时期本教文献中龙的形象一般被描述为颈部有鬃毛、背部带翼的瑞兽形象[31]。在本教文献中，龙与狮子、蛇、大鹏鸟等有着等同的地位。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其是王室成员的象征[32]。
在吐蕃墓葬考古中，除了琼结桥碑，吐蕃龙的图像还见于赤德松赞墓碑、格子墓碑和流散海外的两处彩绘棺板上。另外，吉如拉康柱栱[33]、敦煌文献P. T. 239[34]以及流散海外和香港的多件吐蕃银器[35]上也见有龙的图像。通过对这些图像的比较，我们发现琼结桥碑侧面的龙与赤德松赞墓碑和彩绘棺板上龙的形象在姿态、肢体、两角、双翼、S状身形上都比较相似，若说差异只能是具象和抽象化的艺术处理而已。在以往的研究中，多认为吐蕃龙的图像受中原龙形象的影响，但吐蕃墓碑中除格子石碑上的龙明显受唐代墓葬壁画上的龙的影响外，其余的则难与中原龙的形象做比较。西藏艺术史家艾美·海勒（Amy Heller）博士根据彩绘棺板上龙的图像和敦煌文献中所绘龙的形象以及与咸海南部所出公元6—8世纪鎏金银盘[36]上所刻绘的龙的图案进行比较研究后认为，板画上的龙除了短角外，其尖下巴、长翅膀、健壮的胸部等特征与咸海南部所出鎏金银盘上的粟特式混体龙（hybrid dragon）很相似。这种粟特龙身上也刻划有间隔的鳞片，与中原龙有很大的差异[37]。中国境内与吐蕃龙较接近的龙还见于新疆于阗布扎克墓地出土的彩绘棺板画[38]，但布扎克墓地的年代远早于吐蕃。另外，这些瑞兽或怪兽都呈飞跃状，可能代表着赞普从天上下凡到人间以及入住人间后最终又回到天界的愿望。
最后，这些石碑纹饰也不乏佛教文明的因素，如碑帽顶部的上下两层宝珠下方的一圈浮雕覆莲纹，就是佛教文化渗透到吐蕃石刻文化的一个标志。
附记：本文系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藏王墓考古调查资料的综合研究”（批准号：14JD780001）和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唐代吐蕃墓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批准号：12CKG009）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2015年
Abstract
The Qonggyai Bridge Pillar is one of the few fairly well preserved stone carvings of the early Tubo period. Academic circle generally takes the inscription data of the Qonggyai Bridge Pillar’s text published by Hugh E. Richardson as the basis for study, yet his version is obviously distorted by personal alterations on the text’s number of lines, punctuation, grammars and so on. Therefore, the transcript of inscription of the Qonggyai Bridge Pillar collected by Kathog Lama Rigdzin Tsewang Norbu should be the earliest and most reliable copy of the text. Around the later half of the 17th century or the beginning of the 18th century, the pillar, originally the tomb stone of King Trisong Detsen, was moved to the present location and was then habitually called the Qonggyai Bridge Pillar. The type, motifs and styles of decoration of the pillar all reflect the influence by the Tang culture while keeping its aborigi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注释
[1]C. Tucci, The Tombs of the Tibetan Kings. Roma, 1950, p. 42. 杜齐在《藏王陵》一书中介绍琼结桥碑时虽未明确提及其碑名，但我们通过所说的位置等可确定其为琼结桥碑。
[2]H. E. Richardson, A Corpus of Early Tibetan Inscripti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85, p. 36.
[3]王毅：《藏王墓——西藏文物见闻记（六）》，《文物》1961年第5期。
[4]噶托·仁增次旺诺布（1698—1755），康区噶托寺（现四川甘孜白玉县境内）僧人，一生游遍藏区山山水水。他除了关注西藏腹地的金石铭文，对发现在藏东地区的摩崖石刻文也有一定的著录。参见Tashi tsering., A Collection of Texts of the Imperial Pillars' Inscriptions and Their “Deposited Version”, Amnye Machen Institute, Dharamsala, 2012.
[5]H. E. Richardson, A Corpus of Early Tibetan Inscripti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85, p. 36.
[6]西藏自治区文管会：《琼结县文物志》（内部资料），1986年。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王陵》，文物出版社，2006年。
[8]A.王毅：《藏王墓——西藏文物见闻记（六）》，《文物》1961年第5期。B.Li Fanggui and South Coblin, A Study of the Old Tibetan Inscriptions, Nankang, 1987, pp. 227-236. C.gny' gong dkon mchog tshe brtan, bod kyi brda rnying yig cha bdams bsgrigs. krung dbyang mi rigs slob grw chen moa'I dbe skrun khang. 1995, p. 109. D.Kazushi IWAO, Nathan HILL and Tsuguhito TAKEUCHI, Old Tibetan Inscriptions, ILAA,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Tokyo, 2009. E.Pa sang dbangtdus, sphu rgyal bod kyi rdo brko s yi ge phyogs bsgrigs kyi ma yig dag bsher dang de li tshig grel dangs sanggangs chu. bod ljongs mi dmangs dpe skrun khang, 2011, p. 29. F.chab 'gag rta mgrin, bod yigrdo ringzhib jug. bod ljongs mi dmangs dbe skrun khang, 2012.
[9]噶托·仁增次旺诺布所收藏的碑文集中共收录五通吐蕃碑文，分别是琼结桥碑、唐蕃会盟碑、工布雍仲增石刻、噶迥寺碑和赤德松赞墓碑。其中唐蕃会盟碑的抄本上有明确的抄写题记“藏历水兔年唐蕃会盟碑立至今水虎年相距599年”，也就是公元1422年。碑文均用藏文乌梅体书写在长条经纸上，与现场抄录的碑文相较，藏文元音格古（gu ge）反写体都用了正写体，断行、断句完全按内容而没有严格按照碑文来抄录。
[10]H. E. Richardson, A Corpus of Early Tibetan Inscripti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85, p. 36.
[11]C. Tucci, The Tombs of the Tibetan Kings. Roma, 1950, p. 42. 杜齐在《藏王陵》一书中介绍琼结桥碑时虽未明确提及其碑名，但我们通过所说的位置等可确定其为琼结桥碑。
[12]王毅：《藏王墓——西藏文物见闻记（六）》，《文物》1961年第5期。
[13]Li Fanggui and South Coblin, A study of the Old Tibetan Inscriptions, Nankang, 1987, pp. 227-236. 3 在吐蕃时期，圣冕象征着英勇、武力及最高权力的神圣性。
[14]两通石碑碑文内容的顺序为：开始部分强调赞普“从天神下凡，治理人间”的族源神圣性和统治的合法性，中间部分则是赞颂赞普在位期间的“开拓疆域和大兴佛法”的政治业绩，最后部分主要叙述庶民的安居乐业和他们如何爱戴和拥护自己伟大英明的赞普等。
[15]霍巍：《试论吐蕃王陵——琼结藏王墓地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西藏考古》（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
[16]他以列山墓地发现的石碑底座与其他几处规模较大的墓地距离较远为由，判断该石碑实为7号陵（赤德松赞）的墓碑。见侯石柱：《西藏考古大纲》第76、77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
[17]吐蕃石龟碑座有列山墓地碑座、唐蕃会盟碑座、温江多碑座、赤德松赞墓碑座等。
[18]Bka'gtsigs dang rdo ring gi yi ge. lag dris dbar ma, mtso sngon mi rigs dbe skrun khang, 2009.
[19]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赤德松赞墓碑清理简报》，《文物》1985年第9期。
[20]'jigs med gling b'j gtam tshogs. bod ljongs bod yig dbe rnying dbe skrun khang, 1991, pp. 296-299.
[21]C. Hazod, Wandering Monuments: The Discovery of the Place of Origin of the Shol Stele of Lhasa, Orientations, 2010,4l（3）.
[22]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系：《藏王墓2012—2013年度田野工作报告》，待刊。
[23]《琼结县文物志》（内部资料），1986年。
[24]Bka'thang sde Inga. mi rigs dbe skrun khang, 1986, p.152.
[25]关于唐碑与吐蕃碑的形制渊源等问题，张建林先生于2013年7月14日在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向笔者当面相告。
[26]康·格桑益西：《藏族美术史》第123页，四川民族出版社，2007年。
[27]R. Vitali, Early Temples of Central Tibet. Serindia Publications, London, 1990, p. 14.
[28]许新国：《乌兰县泉沟吐蕃时期的壁画墓》，《青海藏族》2012年第1期。
[29]霍巍：《吐蕃系统金银器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第1期。
[30]Ctam shul dg'tang 'bum pa che nas gsar rnyed byung b'i bon gyi gna' dpe bdams bsgrigs. bod ljongs dbe mying dbe skrun khang, 2007, p.8.
[31]Ctam shul dg'tang 'bum pa che nas gsar rnyed byung b'i bon gyi gna' dpe bdams bsgrigs. bod ljongs dbe mying dbe skrun khang, 2007, p.8.
[32]R. Vitali, Early Temples of Central Tibet. Serindia Publications, London, 1990, p. 14.
[33]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千年古寺扎玛尔吉如拉康》，《文物》1985年第9期。
[34]金雅声、郭恩：《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第四册）第15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35]A.A. Heller, Preliminary Remarks on Painted Coffin Panels from Tibetan Tombs. In Scribes, Texts, and Rituals in Early Tibet and Dunhuang, Proceedings of the 12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Wiesbaden: Reichert Verlag, 2013. B.苏芳淑主编：《金曜风华·赤猊青骢——梦蝶轩藏中国古代金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
[36]A.Belerutsky, Alexandre, Asie Centrale （Archeologia Mundi）. Genève, Nagel, 1968, plate 69. B.Kageyama, Etsuko, Use and production of silks in Sogdiana. In Eran ud Aneran Studies Presented to Boris IlichMarshak on the Occasion of His 70th Birthday. Venezia: Ca Foscarina, 2006, pp. 317-332.
[37]A. Heller, Preliminary Remarks on Painted Coffin Panels from Tibetan Tombs. In Scribes, Texts, and Rituals in Early Tibet and Dunhuang, Proceedings of the 12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Wiesbaden: Reichert Verlag, 2013.
[38]祁小山、王博：《丝绸之路——新疆古代文化》第78～8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