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史前的“广谱革命”
青藏高原史前的“广谱革命”
汤惠生（南京师范大学）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著名考古学家宾福德通过研究全世界的狩猎采集者和模拟的方法，将人口因素置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以量化了的人口密度作为狩猎采集者生计选择的标志，如当每100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达到1.58人时依赖狩猎就不可能了，而当人口密度超过9.098人时，植物采集经济也难以为继了，也就是说，这时人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均衡被打破了。[1]均衡模式（Equilibrium model）被打破后，要应对人口增多和资源不足这一难题，人类所能想到的途径只有两种：寻找新的资源或强化利用资源。所谓强化利用资源就是寻找和开辟新的生存空间，或对动植物的扩大利用和驯养，这就是考古界所谓的旧石器时代末期的“广谱革命”（Broad Spectrum Revolution，简称BSR）。宾福德注意到在距今12000～8000年之间，欧洲高纬度地区人类的日常食谱突然呈现出极大的多样性，与此相适应的变化还包括小型动物狩猎工具、食物加工工具（如研磨器、石器、陶容器等）和储藏手段（如腌制、晾晒防潮等）的增多，宾福德认为这是人类对于食物强化利用的物质证据。[2]不过，广谱革命的明确概念，则是美国农业考古学家弗兰纳利（K. V. Flannery）在宾福德均衡模式的基础上于1969年提出的，他认为西亚地区新石器的出现是以此前食物搜寻者食谱中多样性的大幅增加为前提的，故称其为广谱革命。[3]广谱革命的理论提出后，旋即在考古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以后40年的时间内，该理论在世界各地的考古研究中不断得到充实与发展。[4]
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时代只限定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初期，因为这段时期也正是被称作广谱革命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从整个青藏高原的情况来看，这段时间的考古学特征主要体现在细小石器和细石器上。所谓细小石器不仅是针对旧石器时代中期以前的石片石器尺寸相对缩小而言，而且由于间接打片技术的出现，出现了许多大石叶和似石叶，以及在此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工具，故在最近的研究中又被称为“大石叶和似石叶技术”（Large blade & bladelet technologies）。[5]此时的石器组合出现了箭镞、雕刻器、端刮器、小尖状器、石刀等新的器物类型，从而形成相对固定的“工具套件”（Toolkit）。青藏高原的细小石器从类型学角度来看应该与广谱革命的模式相当，不过其绝对年代可能要晚得多。正如前面我们已经介绍的，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的年代测定，青藏高原细小石器的绝对年代在距今23000～7000年之间，而细石器的年代则从距今7000年一直持续到青铜时代。
一、小型动物搜寻
对小型动物，包括水生动物和飞禽的猎取是“广谱革命”的理论核心之一。据学者们在地中海地区的系统研究表明，实际上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开始，人类便从猎获大型动物转向小型动物了，不过那时猎获小型动物仅仅是某些地区的补充手段。更新世末期随着气候和自然环境的变化，小型动物的猎取便成为人类主要的生存方式。所谓小型动物一般分为三类：陆上动物包括兔子、无腿蜥蜴、有蹄类的羚羊、鹿等；水生动物包括鱼类、贝螺类无脊椎动物和龟等；飞禽包括鹌鹑、雉等。[6]
这个时期青藏高原经过发掘的遗址都集中在青海境内的青海湖周围、江西沟地点Ⅰ、黑马河地点Ⅱ和Ⅲ以及拉乙亥遗址。我们的分析也只能基于这几处地点。
江西沟地点Ⅰ、黑马河地点Ⅱ和Ⅲ这三个早期食物搜寻者遗留下来的遗址也充分反映了末次盛冰期（H1, c. 15.8 cal. ka）到新仙女木事件（the Younger Dryas, c.12.8-11.4 cal.ka）这一时间段内人类季节性的狩猎活动。与以前的细小石器地点相比，这三个地点可以称得上是遗址了，除了出土的石器，还有能够说明当时人类生活情况的碎骨、火塘和灰烬堆积等考古资料。火塘和灰烬层中出土许多制作石器的废料，这是该遗址季节性使用的考古学证据，发掘者认为这三个地点是一个小型的季节性狩猎营地。
江西沟地点Ⅱ出土的尺寸虽然小但却很丰富的人工制品组合表明，该遗址是某个新石器时代族群在青海湖畔的一个季节性居住营地。出土的瞪羚、鹿和羊的动物碎骨表明居住者或是狩猎瞪羚、野羊或鹿的猎人，或是牧羊人（无法通过羊的碎骨鉴定出是野生的，还是驯养的。不过根据目前的考古学材料，此时青海湖周围地区尚未发现驯养动物[7]）。
同江西沟地点Ⅱ一样，黑马河地点Ⅲ也出土一灶面，周围零星出土有动物碎骨（瞪羚等有蹄类动物）、普通的石片石器和数量较少的细石叶。这也是临时的搜寻者营地遗迹，这些人意在获取和处理瞪羚大小的有蹄类动物。
拉乙亥遗址仅200多平方米的范围内出土30余个火塘，其间多有叠压和打破关系，并且几乎所有的遗物集中出自火塘及其周围的灰烬中，这种考古学现象反映了该遗址曾被多次使用，而且每次占据使用的范围都很集中这样一个事实。拉乙亥与文化遗物一起出土的还包括一些被砸击或烧烤过的动物骨骼，能鉴定出的动物种属有：[8]
由于拉乙亥遗址地处黄河岸边，且距湟鱼资源极为丰富的青海湖不远，我们有理由相信鱼也是当时人们所猎获和食用的对象，只是鱼骨太过细小，且骨质较软，保存不易而已，特别是在寒冷的北方荒原地区。[9]青藏高原由于缺乏更为早期的发掘材料，所以我们无法比较。不过根据“广谱革命”的理论，这些当属旧石器时代末期小型动物的种类。我们前面谈到青藏高原细石器工业中有很多缺乏二次加工的石片石器，一方面说明古人打片技术在精准控制方面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但同时也说明由于细石叶的出现，石片石器的用途以及使用的频率大为降低了。细石叶的出现，正是为了猎杀和加工小型动物所需。
二、植物的强化利用
2001年美国学者史密斯根据“广谱革命”学说，进一步发展了“植物强化利用”（Plantintensive subsistence）的概念，在“狩猎采集者”和“农人”这两个传统的认识分类之间提出一个“低水平食物生产者”（Low-level food producer）阶段，亦即植物驯养阶段。史密斯不仅认为从狩猎采集与农业之间的过渡非常缓慢，而且还认为狩猎采集的族群有时也进行少量的食物生产，而农人有时也会回到狩猎采集的状态，尤其是收成不好时。不过史密斯确定，向农业的过渡一方面通过一套适宜关系的管理体系使低水平食物生产者性质上区别于狩猎采集者，另一方面也区别于完全的农人。与“植物强化利用”相关的还有社会制度、土地的管理与使用，以及私有制起源的问题，[10]不过我们这里所论及的只是经济类型问题。
对于农业起源问题的研究，我国学者传统上通常只是根据考古发现的生产工具，将原始农业分成锄耕农业和犁耕农业，从而对植物驯化后形成规模的大小而做区分；或根据形态学，对植物种子进行区分；抑或对其经济类型进行区分。总之，只是简单的分类研究，缺乏对农业起源机制和具体植物驯化过程的探讨。而“广谱革命”的理论无疑会为我们对农业起源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野，弥补研究理论的阙如。而与我们这里讨论相关的是，“植物强化利用”理论对于我们理解拉乙亥等考古学遗址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除肉食外，植物（尤其是小型的颗粒果实和种子）此时也被纳入季节性食物搜寻者们的食谱之中。拉乙亥遗址还出土了三件研磨器和八件研磨棒。研磨器用石英砾岩制成，形制为底部平整，工作面中间微凹，留有同心圆方向的研磨痕迹。与研磨器配套使用的是研磨棒，用砾石制成。其上有一到两个研磨面，有的有较深的星状疤痕，疑为敲击硬物所致。报告认为“这些器物可能用于加工植物的根、茎、果实之类，也可能用于砸坚果、调制食品等”。[11]报告者之所以这样考虑，显然是因为当时在黄河上游的青海贵德地区尚未发现可以确认与距今6745年±45年时农业相关的考古学证据。不过即使比全新世早期更加温暖的今天，我们也很难想象这个地区有什么样的植物根茎或坚果，需要用研磨棒和研磨器配套来加工。此外，在这样一个小型遗址中出土三件研磨器和八件研磨棒，可以说比例很高。这样一个高比例可以说明研磨活动在拉乙亥人的日常生活中进行的频繁程度。此时与青海湖东去仅几百公里的大地湾一期（距今7800～7300年）新石器时代遗址已经出现了以黍和粟为主要作物的农业，而且也出土了大量类型相同的研磨器和研磨棒，[12]我们推测拉乙亥的研磨器和研磨棒应该是作为粮食谷粒的加工器具。[13]与此相应的考古学佐证是江西沟地点Ⅱ出土的陶片、黑马河地点Ⅰ的磨制石器，这同样也是一个来自农业集团的文化因素。
根据考古资料我们可以确定，当时这些猎人的活动范围是很大的，有时可能上千公里。青藏高原黑曜石矿源和细石叶地点的分布，揭示了全新世早期食物搜寻者在高海拔地区迁居与开发的重要信息。唐古拉山格拉丹东雪峰附近的米提江占木湖周边的细石叶地点中发现许多黑曜石制作的细石叶，这里同时也被认为是青藏高原黑曜石的矿源。[14]西大滩地点Ⅱ和青海湖南岸的江西沟地点Ⅱ也出土有黑曜石制作的细石叶。西大滩地点Ⅱ距黑曜石矿源约416公里，江西沟地点距矿源为951公里，由此可见，全新世初期季节性食物搜寻者的活动范围是很大的。
拉乙亥遗址出土的研磨器与研磨棒以及江西沟地点Ⅱ出土的陶片表明晚期食物搜寻者的身份与早期食物搜寻者的身份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目前我们所能确定的是尽管这两个地点的季节搜寻者身份是猎人，但黍粟类已经成为拉乙亥人日常饮食中的一个部分了；同样，江西沟地点Ⅱ的食物搜寻者也受到来自农业文化强有力的影响。拉乙亥遗址和江西沟地点Ⅱ均出土羊骨，目前我们还不能确定此时的羊是野生的还是驯养的，不过有些学者认为全新世人类向西藏高山草原地区迁居的原因就是为了放牧。[15]
磨制石器、陶器，以及与之相应的动植物驯养等，被考古学家们称作“新石器时代包裹”（Neolithic Package）。美国考古学家瑞恩（G. Ren）认为，距今6000年左右，来自东部地区的一个“新石器包裹”（Neolithic Package）沿河谷地区逆流传播至高原，这个“包裹”中包括被驯化的动植物有黍粟、牛、羊、狗等；器用包括陶器、磨光石器、渔网等等。[16]另一位语言考古学家冯·德雷姆（G. van Driem）结合考古学资料、DNA和语言学资料对高原新石器的出现进行全面的解释。他假定距今11500年左右说藏缅语的祖先地处四川长江的中上游。这个假定也用于解释东部（裴李岗）黄河盆地和西部（大地湾）黄河盆地新石器群落的起源。这两个地区早在公元前6500年就被人所居住，冯·德雷姆称他们为“北部藏缅语”（Northern Bodic）的使用者。他认为青藏高原细石器被大地湾农耕文化突然代替，意味着“北部藏缅语”的使用者向青藏高原移居。这些移民同时也带来了弦纹陶器和磨光石器，而这两者是具有文化和族群标识的东西。冯·德雷姆还认为创造出藏缅语言分支的族群应该与公元前3900年甘肃青海东部马家窑新石器文化的出现相关联，这些使用藏缅语的移民带着他们的“新石器包裹”就这样进入到青藏高原。[17]
无论如何，我们已经看到在距今7000年左右，青藏高原作为猎人的食物搜寻者身份开始发生变化，至少已经出现了由猎人向农业或牧业方向转化的趋势。拉乙亥研磨器与细石叶共存和江西沟地点Ⅱ陶器与细石叶共存的考古现象，事实上反映的是农业（或牧业）与狩猎并行的经济模式，亦即所谓的“广谱革命”。这种农（牧）猎兼营的经济模式在后来的青藏高原，影响了从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一直到吐蕃王朝的建立所有史前经济形态，其意义可谓极其深远。
不过，关于拉乙亥人，下面我们还要讨论另外一个问题：既然拉乙亥和江西沟以及黑马河地点都是季节性的狩猎地，那么这些人在其他季节中居住在什么地方？或者说他们在其他地方又是从事什么样的经济活动？
三、贺兰组
上面我们已经讨论拉乙亥遗址的一部分问题——季节性游动中关于狩猎的问题，这里我们所要涉及的是该问题的另一部分：拉乙亥人在其他季节中居住在什么地方？或者说他们在其他地方又是从事什么样的经济活动？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无法从拉乙亥或江西沟地点Ⅱ等遗址本身直接找到答案，不过来自青藏高原周边的考古学材料会给我们很多启示。既然拉乙亥人等的另一部分的季节性搜寻与最初的农业有关，那么我们的视线就应该暂时跳出青藏高原，集中在其周边地区有关农业的考古学资料，特别是与季节性的动植物利用相关的考古学资料。
同样在全新世早期，也就是全新世的夏季风事件（Summer monsoon episode）的暖湿间隔期，地质学家称其为“贺兰组”，时代在距今10.1ka～7.9ka之间。在宁夏贺兰山周围的沙丘与绿地交界地带，考古学家发现了一系列贺兰组时期的细石器地点。[18]与先前旧石器时代晚期水洞沟遗址中石叶的制作和使用相区别，贺兰时期石器工业中有各式扁球状箭头（Array of spheroids）、石片工具、刮削器、圆凿（Gouges）和一系列三角形、卵形（Ovate）以及双尖（或单尖）两面器（Bi-pointed bifaces，亦称贺兰尖状器Helan points），该时期的命名也正是由此而来。此外，还有一些用本地产的含颗粒的和坚硬的石英岩和火山岩（Metavolcanics）粗糙的打制法制作的大型工具，包括研磨器（Milling stone）。研磨器的出现，表明小颗粒种子的使用，是“低水平食物生产者”所使用的典型生产工具。
工具形制的多样性和这些工具适宜于挖掘、研磨种子和剔取纤维、根茎以及获取小动物之用的突出特征，意味着一个比水洞沟族群活动范围更大、工具种类更多、对小型动植物利用更广，以及一个比水洞沟时期更机动性游动的族群的存在。遗址坐落在接近黄土高原的广袤的风成沙丘的边缘，表明该族群对不同资源季节性的灵活使用。正是这种灵活的移动，才能够直接接近水禽、小型动物、植物和沙丘间水洼和湿地上成群的有蹄类动物，即使在营地亦可不时获得走散的有蹄类动物和山麓高地不同区域的植物，从而充分使用不同的资源。在夏秋之际的湿润季节，沙丘间水洼和湿地是盛产食物的地方，人类可能居住在这里；而在冬春的干旱季节则由于干旱而没有什么吸引力，人类很可能转移到山麓地带和高地，那里的山泉可以提供水源，能更有效地猎取动物。较之居住在沙丘边缘的人们，贺兰高地遗址在数量上少一些，组合器外形也大一些，更为多样化一些，这意味着在贫瘠的干旱季节，将特殊喜爱的地点用作相对永久性的营地。从另一方面来看，沙丘边缘的遗址发现得更多，沙丘植物和动物更受欢迎，尤其在资源相对充裕的季节，这里吸引着更多的贺兰人。研磨器意味着至少在气候温和的季节，种子同样也是吸引贺兰人的因素之一，而且这些种子很可能包含着植物驯化的因素。新仙女木事件时期的气候特征是忽冷忽热的，气候变化幅度很大，此时湖平面下降，沙丘间的湖泊、水洼、湿地经常干涸，然后被风沙所掩埋。
贺兰组似乎通过以下的方式回应气候的变化：对沙丘资源进一步依赖，在位于沙丘中心的居住模式中使用逐渐向细石器转化的技术。逐渐增多的植物获得机会也成为一种优势。黍粟的野生形式甚或是最初的驯化形态可能被用作季节性食物，以及为了接近更高价值的资源从而加以储存，用以延长沙丘间营地的居住时间。[19]
当然，我们目前尚无法确定宁夏贺兰组的考古学文化也是拉乙亥人创造的，但二者之间不到一千公里的距离完全在季节性食物搜寻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们可以推断，宁夏贺兰组的考古学文化可能是拉乙亥人或类似拉乙亥人的族群所创造的；抑或相反。就二者在考古学文化、社会生活方式以及经济形态等方面所表现出的相关性，应该引起考古学家的高度重视。
四、结语
为了应对环境的变化，人类不得不通过提高对资源的利用率以扩大食谱种类，或开拓新的资源区域以求得生存，因此发生了“广谱革命”；反过来，“广谱革命”所引发的生产力的大幅提高，又促使人口的激增，[20]从而又最终导致了柴尔德所谓的新石器革命。从理论上来看，青藏高原的石器时代（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早期）可以认为是东亚古人类“广谱革命”的成果。不过就青藏高原的具体情况而言，“广谱革命”的理论不能作为一种普世原理而一成不变地加以套用，因为文化的传播，特别是后来所谓“新石器包裹”的传播，在青藏高原还存在着一个高海拔地区的适应问题，即所谓的“新石器包裹”的限制。美国著名的高原考古学家马克·阿尔丹德弗（Mark S. Aldenderfer）认为“新石器包裹”从周边低海拔地区向青藏高原腹地高海拔地区传播时，由于海拔问题会产生种种限制，[21]即在文化从低海拔向高海拔地区（海拔2000米以上）传播过程中亦会出现像生物一样的“高原反应”，这必须经过一个长期的高原适应过程。这个适应过程会涉及各个方面，如牦牛和青稞便是高原驯养生物的适应结果。
那么文化也应该有一个适应过程，这就是马克所谓的“新石器包裹”的限制。这种文化的适应，包括过程、机制、内容与形式都是我们高原考古学和高原考古学家所要进行研究和解释的重点问题。布瑞廷汉姆等人提出“三步曲”的青藏高原早期人类的移居模式，[22]似乎就是针对这种限制提出的解决方案。从低海拔地区到高原腹地的高海拔地区的人类移居和文化传播是通过三级跳一样，逐步和缓慢实现的；而高原地区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滞后性”的问题，[23]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三步曲”理论加以解释。不过阿尔丹德弗认为由于青藏高原地理环境的复杂性，单一的理论模式恐怕无法囊括所有问题，我们需要一套更为复杂的模式，因为大多数现存模式无法合理地解释高原新石器出现的环境背景、人们移居时的强制性特征和高原的潜在驯化，以及主要传播和移居的人类学背景等。以后的建模更应该包括食物生产、向高原传播的其他路线、高原对潜在动植物驯养的生物和生理限制，以及食物选择进化等模式的考虑。
我们这里所讨论的青藏高原石器时代（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早期）的各种考古学文化，鉴于发掘工作做得不够，缺乏层位关系，从而影响了研究的深入发展。传统的地层学和类型学对这些采集的石制品，似乎一筹莫展，无法进行相对年代的排序，也缺乏绝对年代测定的多样化手段，青藏高原旧石器晚期以来的早期人类历史至今仍处在迷雾之中。鉴于这种情况，除加强田野工作外，我们不得不另辟蹊径，不得不采用多学科不同的理论和方法论，以冀能够深入青藏高原的史前研究。正是由于发掘资料的阙如，于是经过正式发掘的青海拉乙亥遗址，特别是本世纪初试掘的江西沟和黑马河遗址，不仅成了我们建立时空框架中几个弥足珍贵的控制点，而且也是我们对青藏高原史前社会解释理论和方法论赖以建立的基础。不过这个基础仍嫌薄弱，仍需在今后的考古工作中进一步的加强与充实。此外，我们这里所运用的理论和方法论也有待于通过更多的考古材料加以检验，同时也有待于更为多样化的和科学性的理论和方法论来指导今后的青藏高原史前考古与研究。
2011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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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比之人类和大型家畜的骨骼而言，鱼类的骨骼很难在考古遗址中保存下来。根据生物考古学的研究，一般而言，仅仅少于10%的中等尺寸的鱼骨，可以在遗址中保存下来（参见Kevin Greene. Archaeology: An Introduction.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2002: 200）。而在北方干旱寒冷的内陆荒原地区，鱼骨尤难保存，学者们认为只有0.1%的鱼骨能够保存下来。如在整个挪威的铁器时代以前，只有个别遗址发现有极少量的鱼骨。对于这种现象，学者们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有的认为新石器时代的挪威人不吃鱼，有人则认为只不过是因为鱼骨难以保存而已，不能因为这种情况而推论古人的饮食。参见Ingrem, C. The Fish Bones //N. Sharpies （ed.）. The Iron Age and Norse Settlement at Bornish, South Uist: An Interim Report on the 2000 Excavations. 19-21. Cardiff School of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Cardiff University,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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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这种磨盘（Metate）与磨棒（Mano）配套使用的研磨器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印第安人遗址中出现很普遍，当地的民族学材料和实验考古学研究认为这种研磨器只是用于谷类的种子加工；特别是研磨面上的疤痕，则是为了增加研磨系数而种子颗粒不致移滑所进行的刻意打制；而同心圆的研磨痕迹则是研磨谷类种子所遗留下来的典型痕迹。参见Robert E. Bell. Oklahoma Indian Artifacts Contributions from the Stovall Museum. University of Oklahoma, 1980: 73. 考虑到拉乙亥研磨器上所遗留下来的打凿疤痕和同心圆磨痕，我们几乎可以确认拉乙亥人所研磨的应该是黍粟之类的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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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obvious change that the stone tools from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tended to become small took place between 20000-8000BP. It demonstrates that people on the Plateau started to hunt small games. Meanwhile, plantintensive subsistence is also evidenced by food processing implements, such as grading mill, pottery and so on. Small-game hunting and plant-intensive subsistence as the theory of Broad Spectrum Revolution are not only suitable to the North America, but also could be applied 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