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川西北高原的氐人聚落：九寨沟阿梢垴遗址考古调查试掘的初步分析
汉代川西北高原的氐人聚落：九寨沟阿梢垴遗址考古调查试掘的初步分析[1]
吕红亮 李永宪（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考古学系）
陈学志 范永刚（阿坝州文管所）
杨青霞 王燕（九寨沟管理局科研处）
一、前言
2005年11—12月，为配合编写《中国文物地图集·四川分册》收集相关资料，阿坝州文物管理所与九寨沟县文化体育局联合组成考古调查组，在九寨沟县展开古文化遗址调查，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及采集点8处、秦汉时期遗址1处。其中在九寨沟景区内荷叶寨西北侧的荷叶、尖盘、盘垭三个自然村采集了大量的早期泥质陶、夹砂陶陶器标本。通过对陶质、陶色及纹饰的分析比较，判断这是一批从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的遗物，并将其命名为“荷叶寨遗址”。
2007年6月上旬，为了解九寨沟内文化资源状况，研究沟内大规模旅游对文化遗产的影响，九寨沟管理局、四川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三方组成“九寨沟文化资源”研究小组，对九寨沟景区所属村寨进行人类学调查，在尖盘寨东侧的黄土台地上采集到部分早期陶片标本及14C标本，经测试其年代距今2000年左右，相当于汉时期[2]。遂根据小地名将其命名为“阿梢垴遗址”（图1），并将该情况通报了四川省、阿坝州文物部门。
图1 九寨沟阿梢垴遗址远眺
2008年5月，为配合九寨沟县全面启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阿坝州文物管理所会同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及考古系、九寨沟管理局科研处、九寨沟县文化体育局等单位组成联合普查队，对上述遗址进行了复查。为进一步了解该遗址群的文化面貌及其内涵，经报请四川省文物局同意，上述四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在九寨沟生态可持续发展联合实验室的项目资助下，对阿梢垴遗址进行考古调查与试掘。田野工作结果表明，阿梢垴遗址的主体堆积，是一处具有相当规模的汉代聚落遗址，对于重建九寨沟人类活动历史、认识四川北部汉代族群分布和居民日常生活图景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鉴于遗址的重要性，在正式考古简报公布之前，本文对阿梢垴遗址的基本情况作先期介绍。
二、遗址概况
九寨沟地处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过渡的边缘地带，属高山峡谷地貌区，并呈现出生态垂直差异明显的景观特点，可划分出高山山地地貌、高山坡地地貌、高山河谷地貌[3]。沟内以树正、日则、则查哇三沟构成Y字形地形，地势南高北低，相对高差达2768米。在调查初期，我们发现沟内高山河谷地貌区的山坡上，分布多套呈阶梯状的小型黄土阶地（terracette）[4]。这些黄土阶地多与现今村寨或废弃村寨重合，原为旱作农田，自2001年景区内实施退耕还草和禁牧政策以来，都已变为灌丛草地。这些阶地大致平行分布，既没有平整的基底，也无人工围堰，出露阶坎高达2～9米，坎崖上少有植物生长，并处于不断崩塌状态。四川大学九寨沟联合实验室的一个多学科研究小组已经对九寨沟内此类阶地的形成机制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其很可能与古今人类的生产活动密切相关[5]。我们认为，这些黄土阶地是九寨沟内最具有考古潜力的区域。经过广泛踏查，最终在古哇、尖盘寨、老扎如寨附近的黄土阶地发现了古代遗址的线索，其中以阿梢垴遗址堆积状况最为丰富。
阿梢垴遗址位于尖盘寨附近的一处多级阶地上，两侧均为山沟。遗址中心的地理经纬度：N33°14′、E103°54′，海拔2600米。遗址北临尖盘寨，西与数百米外的盘亚寨相望，盘亚寨西侧更高处1000米则为已废弃的古哇寨和亚拉寨。以尖盘寨为中心，遗址所在的多级阶地被分割为尖盘寨以北的“上部阶地区（upper terraces）”和尖盘寨以南的“下部阶地区（lower terraces）”两个部分。为准确控制遗址分布范围及定位采集遗物，将下部7级阶地自上而下编号为LT1～LT7、上部7级阶地自下而上编号为UT1～UT7，尖盘寨所在阶地则编号为JPT。根据各阶地断崖出露的堆积剖面观察以及阶地地表勘查，遗址的集中分布区位于下部阶地区的LT4、LT5、LT6，尤其以LT4、LT5最为集中，可以视为遗址的核心部分，其余下部阶地（LT3、LT7）仅见极少的灰烬层，可视为遗址的边缘部分。在LT2以上直至上部阶地区，几乎不见任何遗迹现象，仅在上部阶地区采集到1件陶片，但在阶地断面上不见灰层及石筑结构，可视为遗址外围部分。
本次试掘点选择在编号为LT4的阶地断崖上，布设规模为9米×7米的探方1个，总体下掘深度达7米，土方量440余立方米，共划分出地层单位12层（分别编号Ll、L2、L3、L4、L5、L6a、L6b、L6c、L7、L8、L9、L10）。其中L1为暗灰色腐殖层，L2、L3、L4层总体厚度达1.5米，内包含分选性较差大量小石块，为典型的滑坡堆积；L5、L6a、L6b、L6c层为灰黄色含砾砂质黏土，包含物极少；房屋墙基开口于L6b层面，打破L8、L9层，而其倒塌堆积则出露于L4层；L8层为黄色黏土，局部分布，富含炭屑，疑与农业生产相关；L9层为沙性黄土，包含少量炭屑；L10层为较纯净的沙性黄土，为保护房屋遗迹，至此层未再下掘。
阿梢垴遗址发现的房屋等文化堆积是叠压在巨厚的滑坡堆积和次生黄土之下5米深处，其下则为更新世晚期以来风成黄土堆积，反映出汉以后以及之前九寨沟地区山麓坡积物特征及地貌变化特点。我们已逐层采集了热释光标本，拟结合古土壤、孢粉等方面的研究，希望建立一个关于川西高山阶地遗址与地貌环境相互作用的个案模式，这对于探讨更新世晚期以来川西北高原地理环境的变迁、现今自然遗产的保护和开发来说，都将是一项重要的历史信息源。
三、重要考古发现
本次试掘最为重要的发现为一组房屋建筑遗存（图2），目前揭露出两个相连的单间。虽然靠近断崖的部分由于坍塌已经损毁，但基本结构清楚，墙体尚保留1.2米的高度，其规模可能代表当时居民的一个家户（household）。根据出土遗物以及房内遗迹现象分析，似可以区分出两个功能有别的单间。西侧房屋中部有一深1.4米、直径1.2米的圆形窖穴，坑壁经抹泥修整，非常规整，在中部出土可以复原的陶器2件，坑底出土铁镰、铁锸等。该房间似为日常存放农具等其他杂物所用，而与之相连的东侧房间内则出土大量兽骨、炭屑烧土等，可能为起居、饮食之处。目前东侧房间虽仅揭露小部分，但从剖面出露的残墙情况所见，该房屋空间颇大，可能是这组建筑的主屋。
图2 房屋建筑遗迹
最令人瞩目的是，这座房屋建筑的三面墙体几乎保存完整，而倒塌堆积中包含较多宽大的炭化木材和石头，清楚地显示了这座建筑为典型的夯土墙与木框架的混合结构，墙体采用木版夯筑法。据考古资料可知，这种建筑技术最早见于5000多年前仰韶文化时代晚期的中原地区。在约3500年前的商代前期，已广泛传播至今燕山南北的长城地带、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上游的广大地区，至汉代时在中原地区已经十分成熟[6]。但在四川境内，保存如此完好的版筑土墙建筑则极少。尤其可贵的是，墙体上的木夹板痕迹仍清晰可见，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古代版筑技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
毫无疑问，这类建筑具有明显的北方色彩，与岷江上游地区流行的石墙建筑[7]、青衣江流域的石墙建筑（宝兴雅尔撒汉代遗址）[8]、大渡河流域的石墙建筑（丹巴中路罕乃依遗址第三期遗存）[9]以及成都平原延续已久的木骨泥墙建筑等西南地区的古代居住建筑类型相比较，应属于不同的建筑技术传统。但在现九寨沟景区内的尖盘、盘亚等村寨附近，尚能见到采用相同建筑技术的房屋；而于20世纪50年代废弃的老扎如寨，在建筑技术、空间布局上都和阿梢垴聚落遗址具有相当接近的风格。这一方面为解读阿梢垴遗址提供了很好的民族志材料；另一方面，也说明本地区的物质文化具有很强的延续性。
本次试掘出土的重要文物包括铁器5件、铜器1件、石器3件、彩陶片1件、骨质装饰品1件、陶片近100片，以及大量的动物骨骼。
5件铁器包括凹口锸2件、钹镰1件、铁环1件、铁器残件[10] 1件，都属于农业工具类（图3）。由于铁器在被埋藏后极易锈蚀，聚落遗址中往往难以完整提取甚至发现。四川地区汉代的铁器实物资料并不太丰富，尤其四川北部地区囿于田野考古的规模，发现的铁器非常稀少。阿梢垴遗址出土的铁器经过了技术保护处理[11]，器物类型和技术特征明确，丰富了汉代四川地区铁器考古资料，为探讨汉代铁器在非汉边缘区域的流通、川西北高原地区土著居民的“汉化”过程提供了珍贵的物质资料。
据日本考古学者佐佐木正治研究，凹字形锸本来是战国时期在长江中游地域即楚文化圈中发展并盛行起来的铁农具，汉武帝以后才普及到北方黄河流域。并可粗略分为大型和小型。大型者通常在12厘米左右，其特征为銎部为长方形，两侧边稍弯曲，刃部呈三角形，时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九寨沟出土的两件凹口锸完全符合这类大型锸的特征，而与之相近的例证还可见于甘肃文县[12]，四川平武[13]、茂县[14]、理县[15]等地的汉代遗存中，一般推断为西汉前期。
直刃铁镰在战国时期已见于中原地区，秦汉时期流布甚广；而装长木柄的钹镰则被认为是最先出现于四川地区，但目前考古资料并不多，仅见于大邑、双流、新津、绵阳、乐山等地的汉代墓葬材料。从画像石“弋射收获图”可见，其功能不是收割而是刈草[16]。阿梢垴遗址出土的铁镰从刃部形态而言，当属钹镰一类，但其柄端卷成条状而非筒状的做法，却与目前已知四川地区的钹镰形态稍有差别。
图3 发掘出土的铁农具（左上：锸；右上：环；下：镰）
图4 遗址出土的部分陶器残片
图5 采集彩陶器残片
汉武帝以后，四川地区始设铁官实行铁器的专卖制度[17]。在此之前，铁器私营十分盛行，如入蜀的新移民郑氏、卓氏等私营冶铁作坊，还依靠与西南夷的铁器贸易而积下可观财富。从这样的历史背景考虑，九寨沟发现的几件铁器可能与这类私营的铁器贸易有关。
一般认为，中国铁器始见于西周晚期，秦汉时已普遍使用[18]。阿梢垴遗址出土5件铁器中的凹口锸、钹镰都属于铁农具，具有很强的区域性，是汉代四川地区常见的农具类型[19]。四川考古发现的汉代农人俑（持锸俑）、画像石等图像资料中也十分常见。这表明：阿梢垴遗址存在种植农业的生产活动，对于了解汉代川西北高山地区居民的生产活动内容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很可能与此地小型黄土阶地的形成机制密切相关[20]。
陶器主要出土于遗址第5～9层以及房屋遗迹内，陶片总计100余片（图4、图5）。从地层叠压关系以及器物类型判断，陶片至少包括两个不同的时期，即汉代、南北朝时期。仅就数量而言，绝大部分属于汉代。汉代陶片可粗分为两类：烧成温度较高细泥灰陶大口罐和烧成温度极低的夹砂红陶大口罐。二者器形相似，均为敞口方唇束颈的大罐，类似器物亦见于宝兴雅尔撒遗址、平武水牛家寨遗址。此外，少数陶器带有对称小耳。陶片的初步分析显示，其制法十分独特，从多件陶片的绳纹装饰上可判断使用了快轮修整，但亦有不少陶片内壁可见手指压印，多数陶片表面及内壁可见草刷留下的杂乱划痕。这种在陶器制造技术上表现出“进步”和“原始”的共存现象，亦见于宝兴的雅尔撒遗址，被认为可能是“汉系”和“土著”技术相杂的表征[21]。
值得一提的是，遗址中采集有彩陶片1件，瓶类的口沿部位为黄褐色，器表饰黑彩纹，纹样虽不甚清晰，但似有马家窑文化彩陶的风格。川西山地近年来发现的彩陶多集中在岷江上游和大渡河中上游，据陈剑先生研究，其时代在距今6000年至4700年之间，最早者可至仰韶文化的庙底沟阶段，且多见于与马家窑文化阶段相当的时段[22]。阿梢垴遗址虽然仅采集到一片，且未发现对应的文化堆积，但从九寨沟北临甘南、南接岷江上游的地理区位看，或可提示阿梢垴遗址可能存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文化。
在房屋建筑内部还发现并提取到1件已近炭化的竹编篮筐底部残件（图6），编织方法清晰可见。由于九寨沟现生竹类仅有箭竹一种，而这件竹编的原料却并非箭竹，如果其原料不是来自他地，那么从当地植物构成来看，这将是非常吸引人的古今植被环境研究的课题，并可由此尝试对古今环境的变化做进一步的分析。
图6 竹编篮筐的底部残迹
图7 房内墙下发现的鹿科动物颌骨
遗址文化层以及房屋内出土较多动物骨骸，其中既有大型动物也有小型动物，显示了当时狩猎以及畜牧业的存在。经现场初步辨认，至少包括牛、马、鹿、羊、鸟类，从出土的数量以及骨块上留下的清晰切割痕迹看，动物肉食在当时的聚落中是相当重要的生计资源。在一房屋靠近墙体的部分，发现了至少分属3个个体的鹿科动物的颌骨（图7）。毫无疑问，它们是被有意识地置放在一起，这或许是某类祭祀性或者辟邪性活动的遗存，折射出汉代九寨沟居民精神世界的一部分。
四、遗址年代的分析
在2007年度的调查中，我们采集多个测年标本送往美国Beta实验室和华盛顿大学热释光实验室做年代分析[23]，目前已得到4个14C数据和9个热释光数据。
4个14C数据的碳样均分别采自LT4、LT5、LT6以及上部阶地的UT3，所得年代以IntCal04程序校正，可分为两组：第一组数据在距今2000年前后，第二组数据在距今1500年前后（表一）。校正后日历年代分别为公元前390—前170年（战国中晚期至西汉前期）、公元前60—80年（西汉晚期至东汉晚期）、公元420—610年（南北朝）、公元430—640年（南北朝）。可见，阿梢垴遗址的整体年代可能自战国晚期延续到南北朝时期。其中采于本次发掘的房屋建筑窖坑部位的1个标本07JZGASN：31，大致在西汉前期，可以确定为房屋的年代。
表1 阿梢垴遗址14C测年数据
为了研究遗址所在阶地的形成以及演变年代，我们还采集了9个热释光数据（分别自上部阶地、尖盘寨阶地、下部阶地选取其中一个并在上中下三个位置取样），其年代幅度在距今21500年至540年，这表明遗址所在的小型黄土阶地的原生黄土在更新世晚期已经形成，同时也表明年代的地层基本顺序堆积，坡地的自然景观也曾发生过较大改变（表2）。
表2 阿梢垴遗址热释光测年数据
续表
此外，在窖穴位置采集陶片的光释光TL年代在距今2200年前后，基本与14C测年数据吻合，也支持本文依据铁器（特别是凹口锸）、陶器类型和相对年代比较得出的结论。
根据上述证据，我们将阿梢垴遗址的年代定在西汉早期，可认为阿梢垴遗址主要是一处汉代的聚落遗址。如同上文所述，在遗址发现有彩陶残片，这表明阿梢垴遗址可能还包括有新石器时代遗存。从陶器类型和测年数据以及现场调查结果分析，遗址的上部地层中很可能存在有距今1500年前后的遗存。这充分说明，在九寨沟内的高山黄土阶地上，人类活动的历史具有相当的连续性，自新石器、汉至南北朝一直有人类在此居住活动。从九寨沟考古遗址的分布与现代村寨的地形及位置重合这一事实表明，在相对封闭的高山地理环境中，居址的选择既受自然资源的制约（如水源、日照、草场、可耕土地、林木等植被分布），同时也与当地延续已久的“地方性知识”传统有关。
饶有趣味的是，在阿梢垴遗址附近村寨的调查中，本文作者曾向当地老人了解他们所知的当地居民史。其中两位老年妇女说，阿梢垴一带的居民至少有一百年的历史，因为其中一位老人的母亲就是在村寨中出生的，但同时她们认为当地始终实行的是单纯的种植农业，没有饲养家畜或牧养牦牛等牧畜经历。而另一位名叫白苏杰（藏族）的男性老人认为，当地村寨可能有“四代人”的历史，据他说，这是根据村民死后墓地的年代估算得出的时间概念。尖盘寨的老人朗布（藏族，70岁）则说，当地居民是从原来更高的“山上”迁移至此，阿梢垴遗址附近尖盘寨、盘亚村寨最早的居民都是在他祖父的那一代从更高的古哇寨和亚拉寨搬迁下来的。可见，当今居民们的“集体记忆”显然已无法完整地提供更久远的历史真实。正因为如此，这样一种跨学科的田野调查与研究工作，对于了解和复原当地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环境就显得尤为重要。
五、结语：汉代氐人聚落
汉代四川西北部的民族分布衍变甚为复杂，虽《史记》《汉书》《后汉书》对于此区域的氐羌民族分布多有记述，后世史家关于氐、羌分布地域和族群系统的比定也争议甚多[24]，但多数学者都同意，现今的武都至文县、平武、九寨沟、松潘一带的涪江上游地区，在汉晋时期曾是“氐人”的主要分布区[25]，如《史记·西南夷列传》所描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26]。而九寨沟一带正处于冉駹东北，据《汉书·地理志》属广汉郡甸氐道[27]。
尽管《史记》《汉书》对关于氐的记载很多，但其内容多涉及军事方面，有关生活习俗则着墨不多[28]，最详细的描述见于三国时期鱼豢撰《魏略》引《西戎传》云氐人“善田种，畜养豕牛马驴骡”[29]以及《南齐书·氐传》中说“氐于上平地立宫室果园仓库，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30]。可见，此区域的氐人乃是农耕民族，且居住形式为土墙板屋。这与考古出土的铁农具和房屋建筑遗迹都相符合。
据建筑史学家的调查，在现今平武的白马藏人的聚落的分布形态和建筑结构亦与文献所载“氐人”相似[31]。虽然现今一般将白马藏人的族属溯源至汉晋之氐，但亦有学者指出：“史书上记录的古代氐语的资料太少，很难以据此来做语言之间的历史比较和系属问题研究，所以白马人为氐族说，目前还缺乏足够的证据”[32]。但如果我们将阿梢垴汉代聚落遗址比定为文献所载的氐人聚落，可靠性又如何呢？虽然考古遗存与古代族属的比定近年来因为方法学上的缺陷而招致不少批评[33]，但在考古学年代约束框架下，依据与考古遗物大致同时代的史书记载（此类材料亦在某种程度上亦具有“考古遗存”的性质）、地理位置基本相同，物质文化面貌接近等几个事实出发，将九寨沟发现的阿梢垴遗址居民比定为汉人眼中的他者“氐人”[34]这一族群，应该大致不差[35]。
值得注意的是，在史书记载的汉代氐人活动区域内，目前见诸报道的汉代遗址并不局限阿梢垴一处。2005年四川省考古研究院在平武县白马藏族乡发掘的水牛家寨遗址[36]，该遗址的地理环境和九寨沟阿梢垴遗址近似，都处于高山河谷阶地地带。虽然由于后期破坏严重，仅发现了两个汉代灰坑、11件陶器、13件石器，但出土的铁器（凹口锸和铁犁铧）表明其为一处汉代聚落遗址，发掘者亦根据文献描述将其族属比定为“氐人”，而其文化面貌亦与阿梢垴遗址接近。
阿梢垴遗址是目前九寨沟境内考古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考古遗址，遗物遗迹丰富，刷新了九寨沟内人类活动的历史记录，以考古出土实物证据将九寨沟的人类历史上溯至距今2000年左右的汉代，而且还可能再上溯至4000年以远，而极具地域特色的铁农具和保存有相对完整的房屋建筑遗址，对了解汉代川西北高原非汉人群的日常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2010年
Abstract
This article briefly introduces the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Ashaonao Site in Jiuzhaigou National Park, Sichuan Province. The most important findings include a house complex and five iron artifacts. Based on the typological comparison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and absolute dating results, the site is considered a large-scale settlement of Han Dynasty, and it is probably related to the Di-ethnic group recorded by the history books. The site is of great academic value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y of man-land relationship in Jiuzhaigou, as well as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distribution and fusion of the ethnic groups in the Han Dynasty on northern Sichuan Plateau.
注释
[1] 本项研究得到四川大学九寨沟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国际联合实验室研究基金项目资助。
[2]李永宪、吕红亮、杨青霞：《九寨沟景区考古遗址调查报告》，未刊稿。
[3]郭建强、彭东、曹俊、杨俊义：《四川九寨沟地貌与第四纪地质》，《四川地质学报》，第20卷第3期，2000年；彭东、曹俊、杨俊义、郭建强：《四川九寨沟地区黄土的初步研究》，《中国区域地质》第20卷4期，2001年。
[4]P. J. Vincent, J. V. Clarke. The Terracette Enigma Review. Biuletyn Periglacjalny, Vol. 25, 1979, pp. 65-77.
[5]A. Henck, J. Taylor. Lu Hongliang, Li Yongxian et. al. Anthropogenic Hillslope Terraces and Swidden Agriculture in Jiuzhaigou National Park, Northern Sichuan, China, Quaternary Research, Vol. 73, 2010, pp. 201-207.
[6]张玉石：《中国古代版筑技术研究》，《中原文物》2004年第2期。
[7]冉駹：“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传》第2858页，中华书局，1965年。
[8]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雅安市文物管理所、宝兴县文物管理所：《四川宝兴跷碛水电站淹没区考古发掘报告》，《四川文物》2004年增刊，第5～62页。
[9]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局：《丹巴县中路乡罕乃依遗址发掘简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考古报告集》第59～77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10]仅为一残块，其上有人工穿眼，推测为铁犁部件，但目前尚未能完全确认。
[11]杨颍东、罗雁冰：《四川九寨沟出土铁器的保护修复报告》，待刊。
[12]叶茂林：《古代文化交流的通道白龙江——丝绸之路河南道考古随笔之三》，《成都文物》1994年第3期。
[13]黄家祥、任银、黄家全：《四川平武县白马藏区水牛家寨遗址》，《考古》2006年第10期。
[14]四川省文管会、茂汶县文管所：《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石棺葬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7），文物出版社，1983年。
[15]阿坝藏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理县文化馆：《四川理县佳山石棺葬发掘清理报告》，四川大学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学会编：《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
[16]佐佐木正治：《三足架与钹镰——四川早期铁器的特殊性和古蜀民的汉化过程》，《四川文物》2003年第6期。
[17]白云翔：《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
[18]白云翔：《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第340～347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
[19]佐佐木正治：《汉代四川农业考古》，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20]但遗憾的是，由于“5·12”大地震的影响，未能进行有关浮选工作，目前尚不知当时人群种植何种作物。这项工作将于2010年10月进行补充。
[2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雅安市文物管理所、宝兴县文物管理所：《四川宝兴跷碛水电站淹没区考古发掘报告》，《四川文物》2004年增刊，第5～62页。
[22]陈剑：《川西彩陶的发现与初步研究》，《古代文明》（第5卷）第17～30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
[23]年代测试得到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Jmaes Tylor、地球与空间科学系Amanda Henck的帮助，谨此致谢。
[24]李绍明：《论氐和羌、戎的关系》，《李绍明民族学文选》第481～502页，成都出版社，1995年；黄烈：《有关氐族来源和形成的一些问题》，《历史研究》1965年第2期；赵卫邦：《川北甘南氐族考略》，《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五辑），1980年。
[25]李绍明：《论氐族的族源与民族融合》，《李绍明民族学文选》第481～502页，成都出版社，1995年；孙宏开：《历史上的氐族和川甘地区的白马人——白马人族属初探》，《民族研究》1980年第3期；徐中舒、唐嘉弘：《川甘边区白马人属古氐族说》，四川民族研究所编印：《白马藏人族属讨论集》（民族研究丛刊之二，内刊本），1980年。
[26]《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第2991页，中华书局，1982年。
[27]《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第1597页，中华书局，1962年。
[28]石硕先生认为，较之畜牧色彩甚浓的冉駹等，行定居农业的“氐”与汉在生活习俗上并无多大差异，这可能是《史记》《汉书》中缺乏对氐人的经济形态叙述的缘由。石硕：《汉晋时期藏彝走廊中的“氐”》，《藏彝走廊：文明起源与民族源流》第347～36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
[29]《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第858页，中华书局，1982年。
[30]《南齐书》卷五十九，《氐传》第1027页，中华书局，1982年。
[31]季富政：《氐人聚落与民居》，《四川文物》2003年第5期。
[32]有关“白马藏人”是否是“氐”的讨论，参见齐卡佳：《白马藏族为氐族说质疑》，《中国语言学集刊》（第三卷第一期）第167～180页，中华书局，2008年。
[33]王明珂：《什么是民族——以羌族为例探讨民族史上的一个关键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五本，第四分册），1994年。
[34]据《魏略·西戎传》，“氐”自称为“盍稚”（“其自相号曰盍稚”）。齐卡佳依据语言学的拟音，认为汉族对氐人的称呼与这支民族的自称“盍稚”的语音有关，而非原先认为的“根本”或者“低地”之意。齐卡佳等：《白马藏族为氐族说质疑》，《中国语言学集刊》（第三卷第一期）第167～180页，中华书局，2008年。
[35]在唐代吐蕃东进之时，这一地区逐渐“吐蕃化”，晚近在民国时期的“番化”以及新中国时期的“少数民族化”，都使得当前在旅游经济开发和生态保护策略的过程中，九寨沟内居民的族群认同和族群边界愈加明显。
[36]黄家祥、任银、黄家全：《四川平武县白马藏区水牛家寨遗址》，《考古》200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