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青藏高原的旧石器和细石器
略论青藏高原的旧石器和细石器
汤惠生（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青藏高原一直是中国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所关注和颇有争议的地区之一。其原因首先在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这个地区所发现的石器地点很少，且多无地层关系，故其时代和文化性质很难确定；其次由于这个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即作为一个世界上最年轻的高原，其地质、地貌和气候等均有着时、空两方面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从而也造成了文化面貌上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这个地区文物普查和考古工作的深入进行，越来越多的旧石器和细石器地点被发现和被揭露。截至1994年，青藏高原发现的旧石器地点有10余处，细石器地点有80余处。这些丰富的考古材料足使我们对青藏高原的旧石器和细石器做一系统和全面的分析。为了便于集中讨论，我们的侧重点主要放在旧石器的断代和细石器工艺传统、类型和渊源方面。
一
青藏高原的旧石器最早在20世纪30年代由美国学者休斯顿·埃德加（J. Huston Edgar）发现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1]。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青海霍霍西里（亦称可可西里）地区发现两件砾石砍砸器和一件刮削器[2]。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青藏高原旧石器考古工作做得不多，而大多旧石器地点都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现的。到目前为止，青藏高原发现的被认为是旧石器时代的地点有：藏南定日县的苏热[3]、吉隆县仲嘎乡的哈东淌和却得淌[4]、藏北申扎县的珠洛勒[5]、班戈县的各听[6]、阿里地区日土县的扎布、申扎县的多格则[7]、青海区域内霍霍西里的三叉口[8]和乌拉湖[9]以及柴达木盆地的小柴旦湖畔[10]。
图1 各听和珠洛勒地点的刮削器
1、5、7、8.石片 2、6、10～12、14.边刮器 3.端刮器 4、9.凹缺刮器13.石核 15～18、20.圆头刮器 19、21.尖状器 22.双边刮器（1～14.各听出土 15～22.珠洛勒出土）
青藏高原发现的旧石器器型均较小，一般为2～6厘米，超过10厘米者很少。其石材原料以角岩（珠洛勒）、燧石（多格则）、石英岩（乌拉湖、小柴旦、苏热）、硅质岩（各听）为主，此外还有玛瑙、辉岩、碧玉等。打片以锤击法为主，偶见砸击法[11]。苏热地点的石器中，研究者认为有些可能使用了软锤技术[12]。二次加工以劈裂面向背面的单向加工为主，次为反向和错向加工。错向加工以两个邻边的交互打击为特色。青藏高原的旧石器以石片石器为绝对优势，其中又以刮削器为大宗。尤其是藏北的各听、珠洛勒等地点，除刮削器外几乎不见任何其他器形的石器。刮削器的种类有边刮器（包括凹、凸、复刃等）、端刮器以及矩形、盘状、条形等刮削器（图1）。在藏东（包括青海地区）、藏南和阿里地区，除刮削器外，还发现一定数量的尖状器、砍砸器以及雕刻器等。总的来看，青藏高原的旧石器器形较为单一，其文化内涵及渊源关系也比较明确。大多学者都倾向于把它们同“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石器系统联系在一起[13]。
由于这些石制品均为采集品，所以有关青藏高原旧石器的问题讨论便集中在断代方面。对青藏高原旧石器的断代，学者们一般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与中国华北旧石器进行类型学比较，另一种是通过石制品出土地点的地质、地貌分析来进行。不过这两种均为间接断代法，所以其中问题很多。
我们先来看看通过类型学比较来进行的断代方法。这种方法在各个旧石器地点的时代分析中都加以运用。例如，将苏热地区的旧石器与云南宜良的旧石器和宁夏水洞沟的旧石器以及巴基斯坦索安文化晚期的旧石器加以比较，认为其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故将其定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14]；认为珠洛勒椭圆形的长刮器、长条形圆头刮器和尖状器等，均与宁夏水洞沟遗址出土的遗物相近似或基本一致，故它们相当于旧石器晚期[15]；认为楔形石核起源于华北，其最早的层位不超过3万年，故出土楔形石核的多格则和扎布两个地点的年代只能在这以后，或可能是距今一万年左右[16]。
事实上通过与华北旧石器类型比较来进行的断代方法不宜用于青藏高原，特别是青藏高原的腹地，因为青藏高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理单元，其考古文化类型在时代上要相对晚得多。我们从旧石器时代以后有确定年代的考古文化中，便不难发现这一特点。青海黄河上游拉乙亥发现的细石器遗存，其器形和工艺技术“与华北旧石器晚期的文化遗物有很多共同之处”[17]，但该遗址的14C年代却仅在距今6745年±85年[18]，只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且拉乙亥遗址尚不属青藏高原腹地，而仅地处其边缘。青藏高原腹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绝对年代亦很晚。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拉萨曲贡新石器时代遗址，其14C年代为距今3000年左右[19]，为中原地区青铜时代的中期。这方面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所谓的西藏“早期金属时代”。这种提法是由于西藏石棺墓中铜、铁器往往混杂出土，而无法从考古学上划分出明确的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所致[20]。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西藏文管会在拉萨曲贡村发掘了一批石室墓[21]，该墓地的14C年代为前758年至前401年[22]。该墓地出土的一枚铁柄铜镜既是西藏地区发现时代最早的（有14C年代测定者）青铜器，同时也是时代最早的铁器[23]。不过这枚青铜镜据分析不是西藏本土产品，而是南亚或中亚地区的输入品[24]。青藏高原大批的青铜器或者说藏地土产青铜器只发现于吐蕃时代。
由此可见，运用与华北地区石器系统进行比较的断代方法，是很不可靠的，尤其是孤立地使用这一方法进行断代时。多格则和扎布石器地点的年代根据类型学被定在距今10000年左右；同样从类型学角度出发，这两个地点的石器与青海拉乙亥的石器亦很相似，再参考青藏高原越往腹地其考古文化类型的时代越晚的特征，那么扎布和多格则石器地点的时代也完全可以定在距今7000～3000年这段青藏高原的温暖期内。事实上有些学者的确认为青藏高原的细石器均为新石器时代的遗存[25]。青藏高原发现的旧石器，无论从石料选择、器物的形制和大小，还是加工技术等方面，都呈现出明显的细石器特征。由此来看，青藏高原的旧石器从类型学上也许可以划入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范围，但其绝对年代是否在一万年以前，尚需今后进一步的科学测定。其次，通过类型学的比较来进行青藏高原旧石器断代时，应充分考虑到青藏高原考古文化类型的时代较晚这一特征。
对青藏高原旧石器进行断代的第二种方法是根据石器地点的地层、地貌及其自然环境的分析来进行。这种方法看上去其科学性似乎较强一些，其实不然，因为它毕竟不是直接断代法，而且用此法断代，其时间浮动范围动辄就是几千年，甚至上万年。例如，小柴旦湖畔是青藏高原唯一能确定其原生地层的旧石器地点。石器发现于出露厚度在6米以上的古湖滨沙砾层中。研究者认为，这样厚的沙砾层应该代表了小柴旦湖在最近地质时期内一次较大的淡化期，即在距今23800年前的成盐期之前。故小柴达木湖畔石器地点的时代被定在距今30000年前[26]。同样，西藏吉隆县罗垄沟的石器亦发现于古湖滨的沙砾层中。研究者认为这些石器也应为湖泊成盐期之前的淡化阶段，但是其时代却被定在全新世的湖水淡化期，即距今7500～3000年这段时间内[27]。藏北色林湖畔的各听地点的石器采集于高出现代湖面40～50米的古湖滨沙砾层，研究者又认为这里的湖堤，如果不是晚冰期中某个气候比较温暖、湿润的间冰期，就是冰期初气候最宜期（距今7500～5000年前）高湖面的遗迹，故其时代可能早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也可能晚到新石器时代[28]。
由此看来，青藏高原的旧石器地点无论是运用类型学或对地质地貌的分析所进行的断代，其准确性和可靠性都是很有限的，都需要在今后的考古工作中通过更为精确的直接断代法来验证。而目前通过上述两种方法所做的时代分析与推测，只能作为参考，而不能作为论据和结论。
二
青藏高原自1956年在黑河（那曲）发现一件扁体楔形石核以来[29]，截至1994年，发现细石器地点80余处，其中西藏地区70余处[30]，青海地区10余处。它们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与细小石器共存的细石器遗存。如藏北地区、雅鲁藏布江中上游地区以及青海地区的拉乙亥、达玉台等遗址。
2.与陶器共存的细石器遗存。如西藏的卡若、小恩达、曲贡；青海的朱家寨、柳湾、麻尼湾等遗址。
3.与青铜器共存的细石器遗存。这种遗存多发现于青海地区，如青海湖畔卡约文化石棺葬、乐都柳湾辛店墓、互助总寨齐家墓。不过我们在这里进行重点讨论的只是第一种类型；与陶器共存的如卡若细石器地点，只是在比较时加以参考，与青铜器共存的细石器地点不在讨论之列。
图2 申扎、双湖的细石核和细石叶
1、3、11、17、18.楔形石核 2、5、7～9、12、13、15、20.锥状石核4、14、16.柱状石核 6、10、19.石叶
青藏高原的细石器（第一种类型）亦可按其工艺技术和类型特征分为藏北和藏南两个区域类型。藏北地区主要包括申扎、双湖的18个细石器地点和青海地区的拉乙亥、达玉台；藏南地区主要包括雅鲁藏布江中上游地区的罗垄沟和仲巴县城北等地点。
藏北地区的细小石器以石片石器为主，一般采用锤击法打片。第二次修理不普遍，多由劈裂面向背面加工，偶见交互修理。其器形主要为刮削器，在拉乙亥和达玉台遗址中出土少量的砍砸器和雕刻器[31]，尖状器很少见。申扎、双湖和拉乙亥地点的细石核都是以圆体石核为主，次为扁体石核，达玉台遗址中则扁体石核多于圆体石核。石核类型主要有楔形、扁块形、圆锥形、半锥形、柱形、半柱形等，石叶基本上用间接压剥法产生，一般为长条形，少见尖尾石叶（图2）。在藏北细石器地点中，青海拉乙亥和达玉台的细石器（图3）在器形上比申扎、双湖地区的细石器显得原始一些。尤其是达玉台地点，扁体石核居多，柱状和圆锥状（即铅笔头）石核不如申扎、双湖地区的同类器物精致。总的来看，藏北（包括青海地区）细石器的工艺技术和器形与华北非几何形细石器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尽管近年来由于西藏地区细石器资料的不断增多，“青藏高原细石器华北来源说”受到不同程度的怀疑和反驳[32]，但就藏北（包括青海）地区而言，华北来源说仍是站得住脚的。拉乙亥和达玉台两处细石器遗址在传播学上有着重大意义，它将高原腹地申扎、双湖的细石器与华北细石器联系在一起，从时、空两个方面清楚地表明二者之间的传播关系。如是，我们对申扎、双湖地区的细石器便可有一个大致的断代，即至少应晚于拉乙亥的时代，处于距今6745～3000年。
图3 青海达玉台的细石器
1、2.石片砍砸器 3.细石叶 4.砾石砍砸器 5.圆头刮削器 6.细石叶7.楔状石核 8.弧刃刮削器 9.锥状石核 10.凹刃刮削器
图4 仲巴城北地点的内弯石片
图5 罗垄沟A地点的楔形和漏斗形石核
1、3.漏斗形石核 2.楔形石
藏南地区的细石器以雅鲁藏布江中上游地区的仲巴县城北和罗垄沟地点为代表。这个地区的细小石器也是以刮削器为主。比之藏北地区，尖状器也占有明显的比例。二次加工除了由劈裂面向背面加工外，尚有反向加工和对两个邻边的错向加工。石片多由硬锤直接打击产生，但软锤技术也普遍应用。由软锤技术所产生的石片，其“半锥体微凸，散漫，少见锥疤，石片角多在90度左右，石片有弯曲现象”[33]（图4）。细石核以扁体石核为主，如罗垄沟（包括A、B两个地点）的12件石核中9件为扁体石核[34]。石核类型有“船底形”、“漏斗形”、楔形等（图5）。仲巴城北地点的斜底柱状石核和一侧及核底修理成刃缘状的石核极富特色（图6）。藏南地区石叶发现得不多，仲巴城北地点发现的10件石叶均由直接打击法产生，形制略大，为长条形和尖叶形，有的石叶有内弯特征，系由软锤技术产生。罗垄沟发现的3件石叶，由间接压剥法产生。不过观察细石核，罗垄沟也流行直接打制石叶的软锤技术[35]。
藏南地区细石器由于其富有特色的扁体石核、漏斗状石核、一侧及核底呈刃缘状石核以及软锤技术（有内弯特征的石叶）的普遍运用，从而明显区别于藏北细石器传统。不过这种区别并非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由于时代早晚所致[36]，而是两者各自有着不同的工艺传统。
地处西藏东部、青藏高原东南部的卡若遗址也出土有非常丰富的细石器，其中细石核83件、细石叶169件、细小石器377件。卡若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文化，绝对年代经14C测定为距今5000～4000年[37]。该遗址与雅鲁藏布江基本上同处一个纬度，地理上居藏北与藏南之间，故其细石器工艺技术和器形兼有南、北两地的细石器特征。有些学者只注意到卡若细石器与藏北（亦即华北）细石器工艺传统的相似性[38]，而忽略了它与藏南细石器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也同样是非常明显的。卡若细石器中，扁体石核与圆体石核几乎参半，有的扁体石核将底部修理成刃缘状。细石核种类有船底形、楔形、锥形、柱形等。在细石核中没有发现漏斗状石核，但在粗大石器中发现有29件漏斗状石核。细石叶中有带内弯的尖叶形、长条形和斜尖形等（图7：2、3、7），长条形和斜尖形被认为是将尖叶形的弯曲部分敲掉所致。研究者认为这种弯曲的尖叶形石叶是“为了避免敲击时垫在台面上的垫体（如木棒和骨角棒等）滑脱，必须使之略向内倾斜，这样就使压力集中在石核底部的中央。故用间接法打下的石片，尾端多向内弯曲”[39]。不过实验考古学认为，这种尾端内弯的尖叶形石叶，应是软锤直接打击所致[40]。无论怎样，这种尾端内弯的尖叶形石叶与藏南的同类石叶应出自同一技术传统。除了细石器外，卡若遗址出土的其他石制品如砾石砍砸器等，与藏南地区的同类器物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
图6 仲巴城北地点的斜底和侧底呈刃缘状的石核
三
仲巴城北、罗垄沟及雅鲁藏布江之中、上游的其他细石器地点是20世纪90年代初发现的。这些地点的发现大大丰富了青藏高原细石器的内涵，使其面貌变得复杂起来。曾经在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青藏细石器源自华北说开始受到怀疑甚至否定。有些学者认为西藏地区不仅出现了代表细石器早期特征的“船底形石核”，而且有着自己的发展序列，从而提出“西藏的细石器工业有可能产生于本土的石片石器的传统基础之上，‘本地形成的可能性’无疑是存在的”[41]。然而这种说法显然忽略了西藏南北两地细石器之间的差别并非代表着不同的年代关系，而是代表着不同的工艺传统及其渊源。在西藏发现早期的“船底形”石核并不能证明西藏细石器“本土形成说”或否定“华北来源说”，相反这恰恰证明这种传播的时间开始得更早和在形态上更完整。华北细石器和藏北细石器在工艺传统上和器形上几乎一致，前者在时代上比后者要早得多；加之青海拉乙亥和达玉台细石器地点在时间上、器形上以及在传播路线上都起到了中介作用，所以藏北细石器与华北细石器之间的渊源关系是无法否认的。“本土论”在理论上首先遇到的是其石器起源的问题。前面我们谈到，尽管青藏高原某些石器在形态上具有旧石器晚期的特征，但其年代却比华北地区同类器物要晚近得多，是否能把它们归在旧石器时代内值得考虑。西藏早期的“石片石器工业传统”既不具自身特征，且时代较晚，故不能被认为是后来细石器之源。其次，对于“本土论”而言，关键不在于西藏地区是否发现华北地区细石器中的早期器物，而在于其细石器是否具有自身的工艺传统和发展序列。从上面青藏南北两地的细石器材料的比较分析中可以看到，藏南细石器确有着自身的工艺特征和器物种类［其中最富特征的是软锤技术，从苏热地点（早期）到卡若遗址（晚期）都有发现］，从而区别于藏北（亦即华北）地区的细石器传统。正因如此，藏南和藏北两地的细石器不能放在同一发展序列中去考察。
图7 昌都卡若和广元中子铺的内弯细石叶和斜底石核
1～4、6、7、9～11.内弯细石叶 5、8、12.斜底石核（2、3、7.昌都卡若出土，余皆广元中子铺出土）
较之藏北和华北的细石器传统，尽管藏南的细石器有着自身的传统和特征，但这些传统和特征却远远不能作为“本土论”的依据。其一，藏南细石器的地点和数量太少，从时间和内涵上都不具备自身的“序列”；其二，藏南细石器的传统和特征来自华南旧石器和细石器。近年来在四川广元中子铺发现的细石器遗存，为我们分析和考察藏南细石器的渊源，提供了最新和最可靠的资料。
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四川广元中子铺发现一处细石器遗存，采集到大量的细石器[42]。其类型很丰富，细石核中圆体石核的比例略大于扁体石核，器形主要有楔形、柱形、锥形和漏斗形。石核的底边也往往修整出一个刃缘，呈斜底形（图7：5、8、12），石叶有尖叶形和长条形，完整的石叶一般都有内弯现象（图7：1、4、6、9～11），这说明软锤技术运用得很普遍。中子铺细石器地点的时代被认为处在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早期这段时间内[43]。该细石器遗存中的软锤技术，底边呈刃缘状的石核以及漏斗形石核等与藏南细石器中的同类器物非常相似，表明二者之间有着共同的细石器工艺传统或有着文化亲缘关系。
软锤技术在华北地区几乎不见使用[44]，却多见于华南，尤其是西南地区。其早期可以追溯到西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如贵州威宁草海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制品中，就有用软锤技术打制的石片石器[45]。手斧被认为是用软锤技术制作的典型器物[46]，在我国北方发现的可以确认的手斧几乎没有[47]，但在西南地区却有发现，如甘孜藏区曾发现过两件手斧[48]（图8：1、3），贵州黔西观音洞也发现过一件[49]（图8：2）。
青藏高原石器的二次加工以两邻边的错向加工为特色，藏南地区尤为如此。而这种两邻边的错向加工同样也是西南地区旧石器晚期的技术特征[50]，它在云南元谋[51]和贵州黔西观音洞[52]等地均有发现。藏南细小石器中的反向加工技术在西南地区的旧石器中也常存在，如贵州兴义猫猫洞发现的493件石器中，以反向的二次加工居多数[53]。藏南细石器中直接打制石叶的技术，也应与西南地区有着更多和更直接的渊源关系。四川富林文化所有的石片石器都是锤击法打制，许多石片看上去与石叶很相似，故被称为“似石叶”[54]。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藏北（包括高原东部的青海）地区的细石器与华北细石器之间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藏南细石器尽管在总体面貌上亦属非几何形细石器传统，但在工艺技术和某些器物类型上与华北细石器传统有所不同，而更接近华南（尤其是西南）地区的石器传统，特别与四川、贵州、云南等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的石器传统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正如拉乙亥、达玉台遗址将藏北和华北的细石器联系起来一样，卡若遗址对我们探讨西南石器传统向藏南传播的路线极富启示意义，即西南地区的石器传统很可能由藏东进入藏区，然后沿雅鲁藏布江流域朝纵深方向发展。
图8 四川甘孜地区和贵州黔西观音洞发现的石制手斧
1、3.甘孜地区出土 2.黔西观音洞出土
四
青藏高原细石器分为南、北两个不同的区域类型，并各自有其不同的渊源关系。对此，我们还可以从青藏高原人类学材料中得到证明。
迄今为止，青藏高原尚未发现人类化石，而发现最早的人类是新人。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西方学者如特纳（W. Turner）、莫兰特（M. Morant）、吉纳（F. Genna）等人对西藏地区青铜时代的人骨进行过分析鉴定。特纳认为藏族是由两个基本人种类型互相影响和混杂而成：一种身材高一些，长颅，面部特征较纤细，称为“武士型”；另一种身材较矮，短颅，稍粗壮，称为“祭司型”[55]。莫兰特对藏族头骨进行测量研究后也指出，在西藏至少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种族类型：一为西南地区，称为A型，与现代华南、马来和缅甸人相似；另一种为东部和北部地区，称为B型[56]。苏联学者杰别茨认为B型藏人如同因纽特人那样，保持有太平洋蒙古人种的古老综合特征[57]。罗金斯基和莱温在谈到西藏人的人类学类型时也认为B型分布于藏东，A型分布于藏南[58]。这种有关西藏地区的人类学理论也为新中国以后的考古资料所证实：1958年在西藏塔工林芝村发现的新人人骨，经分析鉴定为A型藏人[59]；青藏高原东部李家山卡约文化墓地人骨种系的分析结果表明接近B型藏人[60]。
在这里我们要进一步指出，中国境内的新人亦可分为华北和华南两大人种集团，而且最近人类学家通过对中国人活体测量资料的多元分析表明，当代中国人的形态特征也大致可分为南、北两个大的组群[61]。华北新人以山顶洞人为代表，呈现出美洲人种形态的蒙古人种特征；华南区的柳江、资阳人则带有明显的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的特征[62]。对于这一现象，吴汝康教授解释为柳江人正处在蒙古人种向澳大利亚人种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故兼有二者之特征[63]。苏联学者瓦西里耶夫则认为柳江人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是一种混血现象[64]。西藏东部的B型人种（即“长头型”或“武士型”）可能由北美洲人种形态的蒙古人迁徙而来；藏南地区A型人种（即“短头型”或“祭司型”）则可能由华南区有明显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成分的蒙古人迁徙而来。若是，青藏高原南北两地不同传统和类型的石器工业，应是由这两种新人分别从华南和华北两地带来的文化产品。
根据上述有关青藏高原考古和人类学资料及其分析来看，可能在旧石器时代或者说全新世以前，青藏高原（尤其是腹地）尚无人居住。进入全新世后，很可能是分别来自华北和华南的两支移民沿着黄河和雅鲁藏布江流域逐渐深入到青藏高原，并带来了与之相应的藏北和藏南两个不同传统和类型的细小石器和细石器工业。此时青藏高原与南亚和中亚地区的交通显然尚未开通，因为在南北两地的细石器工艺传统中尚未发现任何直接来自南亚和中亚地区的文化因素。青藏高原与北方草原和南亚诸地的交通和文化往来，恐怕至少是卡若和曲贡文化以后的事了。
据此，我们对曾经在学术界流行一时的“青藏高原人类起源说”也应重新予以认识。这种观点最早由英国人提出，20世纪30年代苏联学者也曾附和过一阵[65]。我国直到最近，仍有许多学者赞同这个观点[66]。随着青藏高原考古学和人类学资料的不断增多和研究的不断深入，现在应该是纠正这种错误提法的时候了。
附记：本文插图由李前绘制。
1999年
Abstract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is always one of the concerned and controversial places for China’s paleolithic and microlithic archaeology. By the end of the 1994, more than 10 paleolithic relics and more than 80 microlithic relics had been found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Such abundant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are more than enough for us to analyze the paleolith and microlith on the Plateau. For focusing the discussion, our emphases are placed on the dating of the paleolith, and on the traditional crafts types and origins of the microlith.
注释
[1]童恩正：《中国西南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中国西南民族考古论文集》第16～51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2]邱中郎：《青藏高原旧石器的发现》，《古脊椎动物学报》1958年第2卷第2、3期。
[3]张森水：《西藏定日新发现的旧石器》，《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报告（1966—1968）——第四纪地质》第105～109页，科学出版社，1976年。
[4]索朗旺堆：《西藏考古新发现综述》，《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该两处旧石器地点仅在文中提及，未见正式报道。
[5]安志敏、尹泽生、李炳元：《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79年第6期。
[6]钱方、吴锡浩、黄慰文：《藏北高原各听石器初步观察》，《人类学学报》1988年第7卷第1期。
[7]刘泽纯、王富葆、蒋赞初、秦浩、吴建民：《西藏高原多格则与扎布地点的旧石器——兼论高原古环境对石器文化分布的影响》，《考古》1986年第4期。
[8]邱中郎：《青藏高原旧石器的发现》，《古脊椎动物学报》1958年第2卷第2、3期。
[9]杨存睿：《青海盐湖研究所胡东生、山发寿在可可西里乌拉湖发现旧石器》，《青海日报》1994年7月15日第1版。
[10]黄慰文、陈克造、袁宝印：《青海小柴达木湖的旧石器》，《中国—澳大利亚第四纪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168～173页，科学出版社，1987年。
[11]黄慰文、陈克造、袁宝印：《青海小柴达木湖的旧石器》，《中国—澳大利亚第四纪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168～173页，科学出版社，1987年。
[12]张森水：《西藏定日新发现的旧石器》，《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报告（1966—1968）——第四纪地质》第105～109页，科学出版社，1976年。
[13]钱方、吴锡浩、黄慰文：《藏北高原各听石器初步观察》，《人类学学报》1988年第7卷第1期。
[14]张森水：《西藏定日新发现的旧石器》，《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报告（1966—1968）——第四纪地质》第105～109页，科学出版社，1976年。
[15]安志敏、尹泽生、李炳元：《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79年第6期。
[16]刘泽纯、王富葆、蒋赞初、秦浩、吴建民：《西藏高原多格则与扎布地点的旧石器——兼论高原古环境对石器文化分布的影响》，《考古》1986年第4期。
[17]盖培、王国道：《黄河上游拉乙亥中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1983年第2卷第1期。
[18]盖培、王国道：《黄河上游拉乙亥中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1983年第2卷第1期。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一九）》，《考古》1992年第7期。
[20]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年第9期。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西藏文管会：《西藏拉萨市曲贡村石室墓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10期。
[2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一九）》，《考古》1992年第7期。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西藏文管会：《西藏拉萨市曲贡村石室墓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10期。
[24]A.赵慧民：《西藏曲贡出土的铁柄铜镜的有关问题》，《考古》1994年第7期；B.霍巍：《西藏曲贡村石室墓出土的带柄铜镜及其相关问题初探》，《考古》1994年第7期。
[25]钱方、吴锡浩、黄慰文：《藏北高原各听石器初步观察》，《人类学学报》1988年第7卷第1期。
[26]黄慰文、陈克造、袁宝印：《青海小柴达木湖的旧石器》，《中国—澳大利亚第四纪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168～173页，科学出版社，1987年。
[27]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吉隆县罗垄沟石器地点》，《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28]钱方、吴锡浩、黄慰文：《藏北高原各听石器初步观察》，《人类学学报》1988年第7卷第1期。
[29]邱中郎：《青藏高原旧石器的发现》，《古脊椎动物学报》1958年第2卷第2、3期。
[30]李永宪：《吉隆罗垄沟等雅鲁藏布江中上游的石器遗存——兼论西藏高原细石器遗存的相关问题》，《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31]盖培、王国道：《黄河上游拉乙亥中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1983年第2卷第1期。
[32]李永宪：《略论西藏的细石器遗存》，《西藏研究》1992年第1期；《西藏仲巴县城北石器遗存及相关问题的初步分析》，《考古》1994年第7期。
[33]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仲巴县城北石器地点》，《考古》1994年第7期。
[34]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吉隆县罗垄沟石器地点》，《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35]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吉隆县罗垄沟石器地点》，《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36]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吉隆县罗垄沟石器地点》，《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37]西藏文管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第50～101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38]李永宪：《略论西藏的细石器遗存》，《西藏研究》1992年第1期；《西藏仲巴县城北石器遗存及相关问题的初步分析》，《考古》1994年第7期。
[39]西藏文管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第101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40]林圣龙：《关于中西方旧石器文化中的软锤技术》，《人类学学报》1994年第13卷第1期。
[41]李永宪：《略论西藏的细石器遗存》，《西藏研究》1992年第1期；《西藏仲巴县城北石器遗存及相关问题的初步分析》，《考古》1994年第7期。
[4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工作队：《四川广元市中子铺细石器遗存》，《考古》1991年第4期。
[4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工作队：《四川广元市中子铺细石器遗存》，《考古》1991年第4期。
[44]林圣龙：《关于中西方旧石器文化中的软锤技术》，《人类学学报》1994年第13卷第1期。
[45]转引自童恩正文，见童恩正：《中国西南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中国西南民族考古论文集》第16～51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46]林圣龙：《关于中西方旧石器文化中的软锤技术》，《人类学学报》1994年第13卷第1期。
[47]林圣龙：《对九件手斧标本的再研究和关于莫维斯理论之拙见》，《人类学学报》1994年第13卷第3期。
[48]童恩正：《西藏高原上的手斧》，《考古》1989年第9期。
[49]童恩正：《中国西南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中国西南民族考古论文集》第16～51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50]童恩正：《中国西南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中国西南民族考古论文集》第16～51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51]文本亨：《云南元谋盆地发现的旧石器》，《古人类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年。
[52]李炎贤、文本亨：《贵州黔西观音洞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及其意义》，《古人类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年。
[53]曹泽田：《猫猫洞旧石器之研究》，《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2年第2期。
[54]童恩正：《中国西南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中国西南民族考古论文集》第16～51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55]张君：《青海李家山卡约文化墓地人骨种系研究》，《考古学报》1993年第3期。
[56]G. M. Morant, A First Study of the Tibetan Skull, （14） 3-4, 1923, pp. 193-260.
[57]张君：《青海李家山卡约文化墓地人骨种系研究》，《考古学报》1993年第3期。
[58]张君：《青海李家山卡约文化墓地人骨种系研究》，《考古学报》1993年第3期。
[59]林一璞：《西藏塔工林芝村发现的古代人类遗骸》，《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1年第9期。
[60]张君：《青海李家山卡约文化墓地人骨种系研究》，《考古学报》1993年第3期。
[61]张振标：《现代中国人体质特征及其类型的分析》，《人类学学报》1988年第7卷第7期。
[62]吴汝康：《广西柳江发现的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59年第2期。
[63]吴汝康：《广西柳江发现的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59年第2期。
[64]列·谢·瓦西里耶夫著，郝镇华、张书生、杨德明、莫润先、诸光明译：《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第116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65]列·谢·瓦西里耶夫著，郝镇华、张书生、杨德明、莫润先、诸光明译：《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第95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66]A.侯石柱：《西藏考古大纲》第137～147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B.张民德：《西藏高原是人类起源的发祥地或源头》，《西藏艺术研究》199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