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阿里札达县帕尔宗遗址坛城窟的初步调查^[1]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

西藏自治区文物局 西藏阿里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局

西藏西部阿里地区札达县帕尔宗遗址是象泉河流域古格王国境内的一处佛教遗存，包括石窟以及地面建筑等。1996年，该遗址首次由四川大学和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组成的考古调查队调查发现，1999年再次组队进行复查。现将两次调查的有关情况简报如下。

一、遗址所处的地理环境

帕尔宗遗址位于今阿里地区札达县卡孜乡帕尔村，遗址所在地的地理坐标为31°26′N，79°26′E，海拔4100米。遗址的北面为一条名为仲丹沟的溪谷，可由此通向卡孜寺，其西南面为帕尔村的夏季定居放牧点，两者之间直线相距约2公里。帕尔宗和帕尔嘎尔布这两处遗址都位于仲丹沟东北面沟谷高崖之上^[2]，两遗址之间有一道略呈V形的山峦相隔，各处在山峦的两个侧面的山崖上，其间直线距离约1公里。

从仲丹沟谷底到遗址所在山崖崖脚垂直高度约300米，在沟谷底部生长有高原草甸、红柳等低矮的高原耐寒植物，并有溪流从南至北流经沟谷。沟谷以上为平缓上升的山坡，山坡表面沙化严重，已无任何植被覆盖。山坡最高处与石窟所在的山崖崖面几呈垂直相接，崖体表面为湖相沉积的黏土层，因自然切割侵蚀呈札达盆地常见的土林状，岩层土色为黄色或红褐色，当中夹含有磨圆度较高的小砾石层。

帕尔宗遗址所在的崖面笔立陡峭，崖面高度为150～200米。在崖脚沿着崖面有一条石阶梯与开凿在崖面内的暗道相接，石阶梯表面原铺有石板、石块等，现已大部坍毁。暗道的横截面略呈不规则的椭圆形，在崖面内呈S形盘旋上升，最宽处约3米，最窄处仅可容身，暗道内壁面的两侧残留有供登踏的脚窝，暗道的总长度约200米，暗道的出入口处与修筑在近山顶部的明道可相互衔接。石窟均开凿在山崖的近顶部，大体环绕山顶分布。窟前原均有道路可以相通，但由于年久失修，随着山体的不断坍塌而断绝，因此今天大部分石窟已极难进入。

除石窟之外，在山顶部和山腰处还残存有部分地面建筑的基址，或有可能系寺院或原宗^[3]政府的建筑遗迹，但由于道路断绝的缘故，未能对其进行全面的测绘与记录工作。

因安全与技术条件所限，在1996年和1999年的两次调查中，在当地藏族干部群众的大力协助下，经过相当艰苦的努力，我们才仅能够进入部分石窟进行调查，在其中一座称之为“坛城窟”的石窟内发现了保存较完好的壁画遗迹和一批珍贵的佛教文物，这一发现为认识和了解该处遗址的性质、年代以及相关问题均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二、坛城窟的调查

坛城窟是帕尔宗石窟遗址中目前所发现的一座规模较大的石窟，因石窟内绘制有大量佛教密宗坛城（即曼荼罗，藏语中也称之为“金科”）壁画而得名。

此窟窟门方向基本朝南，窟门前带有短的甬道，甬道长74厘米。门道宽107厘米，门道内的两侧壁（南壁东段与西段）不甚对称。南壁东段长196厘米。西段分为两段：一段与此壁的东段呈水平线，长165厘米；另一段向内凹入呈一小室，进深59厘米、长86厘米。

窟室的平面形制基本呈方形。北壁为后壁，宽度（面阔）570厘米。东、西两壁为两侧壁。东壁长度（进深）570厘米、西壁629厘米。其立面结构为两端略带弧形的平顶，顶部四面有小披，门道高235厘米、顶部最高处350厘米（图1）。在窟内后壁的两侧各设有一塔，其塔体部分已全部被破坏，仅存塔基。塔基呈十字折角形，从下至上共有7层，高88厘米，塔基各面宽度为40～46厘米，两塔之间相距240厘米（图2）。从建筑遗迹看，两塔原均系采用土坯砖垒砌，再在其表面敷泥彩塑成形。

图1 坛城窟平、剖面图

窟内各壁及窟顶均绘制有壁画，但表面已被后期烟火熏黑，现将窟内壁画配置情况及主要内容分述如下。

图2 坛城窟内景

（一）甬道两侧壁

甬道两侧壁的左壁分为竖直的三格。上格绘有一骑马妇人。妇人骑白马、手中拈香，正向前行。身后有一随从，骑青色马。两人均结齐肩的小发辫、头饰串珠、身披长披风。中格也绘有一骑马妇人和一随从。主人骑白马，一手执缰绳、一手执金刚杵，身后随从身穿黑色曳地长袍，双手合十。下格绘有一护法神像，结跏趺坐，双目圆睁，头上为波状发髻，佩有串饰，两手执铁索，身下有一小兽。

甬道侧壁的右壁壁画构图与左壁相对，分为竖直的三格。上格绘有一武士形象的小神，头戴护耳上翻的盔帽，身穿对襟小衫、足穿长靴，骑一青色马，一手执旗、一手执缰。其身后有一随从，骑一白马，手中也执有三角形的旗帜。中格画面较模糊，可辨识出为两骑马人。前方一人手中执旗帜；后方一人为一女性，身穿长袍，头上结齐肩的小辫，饰有串珠，一手执缰、一手执鞭高扬。下格所绘画面因污损严重，已无法辨识。

（二）北壁（后壁）

北壁为此窟的后壁，壁画的配置方式为上方饰二方连续的垂幔纹样一周，在垂幔之间悬有铃铛。垂幔的下方绘有一排高僧、大师的小像，均结跏趺坐，身后有头光与背光。壁画的主要位置正中绘有两尊大师坐像，均结跏趺坐，双手结印，身披袈裟，头戴尖顶僧帽（图3）。大师像身后有头光与身光，台座为背龛式，台基处绘有相背的双狮。大师像的两侧，各绘有一坛城（即曼荼罗）。左侧的坛城中央为圆形，以金刚杵为界道分作九格。主尊身黑色，多臂，手中各执法器。在坛城中央的外围绘有多尊侍从小像。右侧的坛城中央也为圆形，仍以金刚杵为界道分作九格。主尊身白色，头戴花冠，其四周各有一侍从菩萨：主尊的四方也各有一尊像，四周也配置有侍从菩萨。两坛城的外周均为圆形的金刚轮，四面金刚墙上各有门楼，上设法轮、法幢、旗幡等。

在上述壁画中央两尊大师坐像背光上方，绘有一女尊像，身黑色，头戴花冠，结跏趺坐于莲台。另在两尊大师像上方的左右两侧以及两坛城上方的左右两侧，还各绘有一尊高僧或大师的坐像，皆有墨书藏文题记，共四尊。其中两尊坐像的题铭可辨出分别为古格开国君主拉喇嘛·益西沃和大译师仁钦桑布。

图3 北壁所绘大师像之一

（三）西侧壁与南壁小室东壁

西侧壁壁画配置为：最上方为二方连续的垂幔纹一周；其下方为一排高僧、大师小像，均结跏趺坐，身披袈裟，手结印相。在此壁的主要位置上绘有五坛城，每坛城的主尊各异，但其构图方式则基本相同：中央为圆形的内城，从内向外分别由主尊、胁侍菩萨、护法尊等围绕。主尊多为多头、多臂的忿怒相。其外为方形的外城，四面城墙上各设有城门，门上设以门楼。最外环为圆形的金刚环，有三重环带环绕。在各坛城外的空间，则绘有多尊护法神像、女尊像等小像（图4、5）。

在此壁的最南端，上方绘有佛教的五供图，下方绘有上、下两排共计七人，均朝向坛城方向（图6）。上排三人中右起第一、二两人均着僧人服装，盘坐于坐垫之上。第一人手前有花朵、金刚铃、金刚杵、手鼓等法器。最末一人着俗装，头上缠巾，身穿带红色小翻领的白色长袍，腰间束带，侧身坐在坐垫上（图7）。下排四人均为妇女，长发下垂，内着黑色小衫，外披红色或黄色的披风，均双手合十，席地坐于坐垫之上，面朝坛城方向呈礼拜状（图8）。在每尊小像的下方，均书写有藏文题铭。上方三人中可辨识出其第一、三两人分别为仑钦朗达尔、斯吉坚赞，第二人不详。下方四人之名从右至左分别为云达宗美、札西赞、布姆列姆、松姆。

图4 西侧壁壁画曼荼罗（坛城）之一

图5 西侧壁壁画曼荼罗（坛城）之一

图6 西侧壁所绘礼佛供养图

需要说明的是，在与此壁所绘供养人像相对的另一面壁上（即南壁两端向内凹入小室的东壁），也绘有题材大致相同的内容。此壁的上方分别绘出宝螺、宝花、宝供等供奉之物。其下方亦绘出上下两排共六人，均席地而坐。其中下排三人均头戴宽檐帽，身穿带有三角形大翻领的长袍。像下各有墨书的藏文题铭^[4]。上排三人中从左至右可辨识出有两人名为堪布朗喀扎巴、粹尔；下方三人中从左至右可辨识出有两人名为云达曲吉珠、云达贡布。从这两幅壁画中所绘人物的形象来看，很可能其身份与供养人有关，但其具体情况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确认。

图7 礼佛供养图上排人物像

图8 礼佛供养图下排人物像

（四）东侧壁

东侧壁的壁画配置与西侧壁大体相同。其最上方也为二方连续的垂幔纹一周，其下绘有高僧、大师的小像一排共计三十尊。每尊小像均有单独的头光与身光，多结跏趺坐于莲台，手结不同印相。

在此壁的主要位置上，绘有五坛城。坛城的构图方式与西侧壁所绘坛城相同，也是由圆形和方形相结合的内、外城及门楼、金刚环等组合而成，只是每坛城中央的主尊与侍从各不相同。

（五）南壁

南壁中央为窟门，窟门两侧分别为西段与东段，两段壁面上均绘有壁画。

东段壁画上方为二方连续的垂幔纹一周，其下方绘有高僧、大师、修行者的小像一排共计十尊。每尊小像均绘制在背龛式的背光中，左、右舒坐或结跏趺坐于地，手结印相，有的身披袈裟，有的上体袒裸，呈不同的姿态。在此段壁画的中心位置绘有上、下共两排护法神像。上排两尊护法神像皆身黑色。左面一尊头戴骷髅冠，六臂，当胸两臂一手执骷髅碗、一手执金刚杵，足下分踏怪兽。根据密宗图像学的特点可定名为六臂护法（即大黑天神）^[5]。右面一尊也头戴骷髅冠，一手执钵、一手执人心，双足踏小鬼，其定名待考。下排两尊护法神像中，左面一尊头戴花冠，骑一卷毛狮子，一手执宝幢、一手抱金鼠，当系多闻天王（毗沙门天）^[6]。右面一尊护法神像呈牛头形，身黑色，一手执索、一手执骷髅戟，脚下踏有披水牛皮的小鬼，当系降阎魔尊^[7]。

西段壁画上方为二方连续的垂幔纹一周，其下方绘制高僧、大师的小像一排八尊。均有背龛式的台座，身后有头光与身光，身披袈裟，手结印相，结跏趺坐。西段壁画的主尊为一尊作忿怒相的佛母，身黑色，头戴骷髅宝冠，四臂，其中两臂各执骷髅戟、宝剑，当胸两臂分执金刚杵和盛有血肉的骷髅碗。围绕主尊，在其上方和左、右各绘有长方格状布局的小像。每尊小像都有椭圆形的背光和圆形的头光，多站立于莲台之上，身黑色，呈各种姿势。

（六）窟顶

窟顶正中绘有莲花忍冬纹，花纹中间饰以佛教八宝图案，图案的中央书写有梵文字母，组成吉祥八宝图（图9）。窟顶的四角分别饰以双龙和双凤相缠绕的图案（图10、11）。在四角的龙凤图案之间，四方对称地饰以四方连续的团花、几何形纹饰（图12）等。每组纹饰均在其中间的位置上描绘团花忍冬纹样，花瓣中绘有佛教八宝，花朵的中央书写有梵文字母，代表“种子”。

图9 窟顶中央所绘吉祥八宝图案

图10 窟顶所绘双龙图案

图11 窟顶所绘双凤图案

图12 窟顶装饰图案之一

图13 窟内塔基现状

上述各壁壁画的最下方，均有一条用梵文兰扎体装饰成的饰带作为其边框图案。

此外，窟内近后壁处所设立的两塔塔基及残存塔体上也可观察到敷泥彩塑的残迹。塔体的底部彩塑有覆莲纹。塔基十字折角形的各面彩塑或彩绘有阴阳团花纹、莲花纹、忍冬卷草纹等各种纹饰，另用金汁线条单线勾勒出法螺、轮宝、莲花等佛教八宝图案。在塔基的正面有的还绘有护法神像（图13）。

三、坛城窟内发现的文物

在1999年的调查中，于坛城窟内发现了一批佛教文物。其原始位置已不清楚，不排除后期藏纳于石窟中的可能性。这批文物种类有绘画经卷，木板彩绘小像、唐卡、泥模造像残件等，现择要介绍如下。

（一）绘画经卷

图14 绘画经卷之一（99KP采1）

编号99KP采1，经卷残长40.5厘米、宽10.5厘米，系用质地较厚的纸张书写。在经卷的两端有彩绘的图案。一端为一尊四臂菩萨像，身白色，四臂，头戴五花冠，耳戴大耳环，当胸两手合十，结跏趺坐于莲台上，身后为台座与背光；另一端为一尊两臂菩萨像，身红色，头戴五花冠，耳戴大耳环，双手结印于小腹前，结跏趺坐于莲台上，身后有台座与头光、背光。经文为墨书藏文楷体字，书写在中央位置，经卷的一端有用朱砂标写的藏文字母数码“ka”（图14）。

编号99KP采12，经卷长64.5厘米，宽17.1厘米，纸张质地较厚。经卷的中央绘有一四臂女尊像，身红色，头戴花冠，耳佩大环，结跏趺坐于莲台上，当胸两手结印相，胸前佩有璎珞，臂上佩钏饰。此像的下方为一幅长条形的礼拜图。图案的正中设有果盘、三足高供台等物。左右两侧各有两人相向而坐，左侧右起第一人身穿藏式外袍，内着有三角形翻领的内袍，手执供物，盘坐于地；其后一人似为随从，身穿无领长袍，半跪于地，面朝同一方向。右侧两人中前一人有长发辫，似为女性，身穿有三角形大翻领的长袍，外披披风，手执串珠，盘坐于地；其后一人头戴宽檐帽，双手合十，身穿白色镶红边的对襟式大衣，盘坐于地，两人的关系似为夫妻。经文为墨书藏文楷体字，当中一行为朱砂书写。在经卷的中间位置有两个圆形的红色小孔，当为穿系经卷的痕迹（图15）。

图15 绘画经卷之二（99KP采12）

编号99KP采13，经卷长42.5厘米、宽10.4厘米，纸质较厚。原在经卷的两端均有彩绘画像，现一端图案已残损。保存完好的一端图案为佛像，其身后为背龛式的台座，并有头光与背光，结跏趺坐，一手结触地印，一手托于腹前；另一端图像虽已大部残破，但尚可辨识出画像身后的背龛式台座以及菩萨装的人物画像头部。经文书写在中间，系藏文楷体墨书（图16）。

图16 绘画经卷之三（99KP采13）

（二）木板彩绘小像

编号99KP采2—1为六臂女尊像，通高9.8厘米、宽6厘米、底部厚2厘米。木板呈抹角长方形，表面先涂抹一层粉底，其上绘一女尊像。像三面，分别为蓝、白、红三色，均头戴三花冠，正中一面耳佩大环，颈佩项链，胸前挂有璎珞，六臂，当胸两臂手执轮宝，其他各臂手执宝剑、金刚杵、莲花等法器，结跏趺坐于莲台上，上身穿横条格紧身小衫，下着小花长裙（图17）。

图17 木板彩绘小像（99KP采2-1）

图18 木板彩绘小像（99KP采2-2）

编号99KP采2—2为六臂女尊像，通高9.3厘米、宽5.8厘米、底部厚2.3厘米。木板呈抹角长方形，表面涂抹一层粉底之后，其上绘一女尊像。像三面，每面各为蓝、红、白三色，均头戴三花冠，正中一面耳佩大环，上体赤裸，项佩项链，手臂佩臂钏、手镯等，结跏趺坐于莲台。六臂中当胸两臂手弹三弦琴，其他各臂手中各执以莲花、宝剑、金刚杵、轮宝，下着饰有菱形格子团花图案的长裙（图18）。

编号99KP采2—3为六臂女尊像，通高9.2厘米、宽6厘米、底部厚1.9厘米。木板呈抹角长方形，表面涂抹有一层粉底，其上绘一女尊像。像三面，分别为蓝、红、白三色，均头戴三花冠，正中一面耳佩大环，颈佩项链，披璎珞，臂佩臂钏，手佩手镯，当胸两手执长茎莲花，其他各臂手中各执以海螺、宝剑、金刚杵、轮宝等法器，上身穿菱形格小花紧身小衫，下体着小花长裙，结跏趺坐于莲台上。

（三）彩绘佛冠叶片

在石窟中共发现4片彩绘佛冠的叶片，表面均为皮质，内芯为纸质，朝外一面彩绘有画像，在叶片两端最宽处留有铲孔痕迹，底面也有一排针孔，似原为一组缝缀在一起的“五佛冠”的叶片。兹选择其中两片介绍如下。

编号99KP采4—1，高17.2厘米、最宽处10.7厘米、厚0.5厘米。表面彩绘为一尊菩萨神像，身红色，头戴花冠，耳佩大耳环，项佩项链，胸前佩璎珞，臂饰臂钏，上体赤裸，结跏趺坐于莲台上。其身后有背屏式的台座，台座上立有两只相背而立的水鸟，口中衔绶带，台座中腰处有两重垂幔垂下（图19）。

编号99KP采4—2，高16.6厘米、最宽处10.8厘米，厚0.2厘米。表面彩绘为一尊菩萨装女神小像，但已模糊不清。隐约可见小像绘制在两个同心圆环中，有圆形的头光与背光，身黑色，头上结高发髻，四臂，佩有璎珞、臂钏等。

图19 彩绘佛冠叶片（99KP采4—1）

（四）彩绘布画

编号99KP采5—1，长59厘米、宽12.4厘米，布质，外表涂抹有一层胶质物。其上彩绘有以方格状布局的6尊小像。画像均采用单线平涂法绘制，各头戴花冠，耳佩大环，项佩项链，披以璎珞，上体赤裸，身下或为莲花座，或为禽兽座，身色各异，手中执以不同的法器。

编号99KP采5—2，长23.8厘米、宽8.3厘米，布质，外表涂抹有一层胶质物。画面分为上、下两格，各有黄色界道相隔。上格绘一骑马人像，身色为红色，高发髻，身穿带小翻领的长袍，手中执拂，正勒马向前。下格绘一骑牛人像，身色为蓝色，头上扎小辫数道，散披于肩，身穿带有小翻领的长袍，手中执剑（图20）。

图20 彩绘布画（99KP采5—2）

（五）泥模塑像

编号99KP采3，此即为藏语所称的“擦擦（tshatsha）”。此尊泥模塑像体型较大，残高18厘米、最宽处为13.2厘米、底座高3.3厘米。塑像的上部已残，下部基本完好。正中塑有一菩萨像，菩萨为三面八臂，头戴花冠，项佩项链，披挂璎珞，上身穿紧身小衫，下着曳地长裙，当胸两臂合十，其他各臂手中分执莲宝、金刚杵等法器，立于莲台之上，身后为舟形的背光（图21）。

图21 泥模塑像残件（99KP采3）

（六）纸质神画

编号99KP采13，此幅纸质神画为残件，大部已残佚，现存部分长37.4厘米、宽21.2厘米。图画系采用单线平涂法绘制，技法草率。画面的最上方为金刚杵与海螺组成的边界，其中心位置原绘有圆形的多重同心圆圈图案，其最外两重墨书有藏文经咒，其内周彩绘供物、人物。在圆形图案的一角上绘有一尊神像，头戴高冠，身穿长裙，一手执蛇，一手擎旗，其两脚下方绘有三只像鼠的动物，两只向前做奔跑状，一只竖起前肢作半立状。在动物的前方，另绘有一多角形纹饰，圆形图案上竖立有多面带有长飘带的旗帜（图22）。神画的内容及用途尚有待考证。

图22 纸质神画（99KP采13）

四、几点初步的认识

从帕尔宗遗址现存情况来看，这里曾经是一处规模较宏大、历史较久远的宗教建筑群。对这处遗址更为全面、深入的认识，还有待于今后做进一步的调查。现仅就遗址中坛城窟做几点初步分析。

首先，关于壁画的年代，由于在石窟中没有发现准确的纪年材料，目前还只能依据壁画的内容和风格来加以比较分析。

此窟中出现大量藏传佛教密宗的坛城（即曼荼罗），其性质显然应当为密宗的修行道场。所供坛城从内容上来看，虽其主尊各异，但均为金刚界的坛城。坛城在此窟内占据各壁的大部分空间，整体的轮廓均为外圆内方，表现出较为整齐的规制，与皮央·东嘎石窟中的早期曼荼罗图像相比较，无论在尊像的配置还是在题材内容上已有明显的差异^[8]，呈现出成熟的形态。此外，此窟中还出现了众多高僧、法师、大成就者等的画像，这种配置也不见于皮央·东嘎的早期石窟壁画，而与古格王国都城中、晚期的殿堂壁画的配置方式有共通之处^[9]。

我们还注意到，壁画中已经出现沥粉堆绘的技法，这种情况与邻近的古格王国故都札布让的卓玛拉康内壁画的技法比较接近，有人认为这一技法比较接近卫藏地区明清时期的壁画^[10]。坛城窟顶部所绘制的壁画有缠枝花草、龙凤图案，其风格也很有可能间接地受到汉地影响。石窟西侧壁南端所绘制的礼佛图场景中的妇女像，其衣饰与发式均与古格王国都城札布让的拉康玛波（红殿）壁画东壁下部所绘制的《礼佛、女眷及供品》中的王室贵族妇女形象类似^[11]。

因此，综合这些因素来考虑，我们初步判断此窟壁画绘制的年代可能应与古格王国故城中晚期壁画大体相当，为15世纪至16世纪。由于在石窟内没有发现壁画被改绘或重绘的痕迹，所以进一步推论，石窟开凿兴建的年代也应与之同时。

但是，坛城窟中所发现的各类佛教文物的年代，则可能与石窟壁画绘制的年代有相当大的差距，分别属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例如其中彩绘插图的佛经和木板绘画，其年代都有可能要早于石窟壁画的年代。

在纸质藏文文书上彩绘插图的做法，曾经流行于东印度及尼泊尔一带。如近年来在法国人类学家考奈里·杰斯特（Comeille Jest）和英国藏学家大卫·斯奈格鲁夫（David Snellgrove）于1956年和1961年调查的基础上，瑞士藏学家阿米·海勒（Amy Heller）又对尼泊尔多波寺（Dolpo）内所藏的一批藏文文书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调查。从调查研究人员所披露的情况来看，当中大量的藏文文书均绘有彩色插图，其年代多为14世纪至15世纪^[12]。西方的艺术史家也常常将东印度和尼泊尔的这类经卷插图作为早期作品断代的依据之一^[13]。

坛城窟中编号为99KP采12的藏文经卷下方所绘的供养人画像，其服饰特点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与西藏西部相邻近的塔波（Tabo）、阿济（Alchi）等寺院壁画中的供养人像较为接近，而在古格王国境内的佛寺壁画中却较为罕见。因而，它有可能是受到克什米尔境内斯丕特（Spiti）河谷一带佛教绘画艺术影响的产物。如这一推测无误，则表明这类彩绘经卷插图也曾经流行于克什米尔一带，并由此传播影响到西藏西部古格王国境内。其年代的下限当不晚于15世纪。

石窟内发现的木板绘画从风格上观察，具有明显的克什米尔艺术风格，其突出特点是：人体的面部采用很强的明暗手法形成凹凸的色斑，女性神灵的性别特征突出，丰乳细腰，用富有力度的线条勾勒人物的轮廓，造型丰腴。与之类似的作品可举出上述塔波、阿济寺院壁画以及皮央·东嘎石窟早期壁画中出现的女尊像来加以比较，其大体年代应不晚于14世纪，而主要流行于11世纪至13世纪。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基本断定，石窟内的这些佛教文物，并非是与石窟同时代的作品，而极有可能是后世将流传于世的不同时期的各类文物集中收藏于窟内。所以，我们不能将这些文物的年代作为判断石窟年代的依据。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表明帕尔宗佛教遗址也很可能曾经历过漫长的历史发展，从而遗留下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丰富了我们对这处佛教遗址的总体认识。

附记：此项目在工作过程中得到阿里地区札达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县文物局、县公安局等当地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与支持，并得到美国友好人士托马斯. J. 普瑞茨克尔博士提供的部分资助，谨在此一并致谢。

调查：李永宪 哈比布 次列塔尔沁 张长虹 姚军 扎西顿珠 霍巍

摄影：霍巍 李永宪

绘图：霍巍 李永宪 陈英

执笔：霍巍

2003年

Abstract

Parzong Site, located in Zanda County of Ngari Prefecture, western Tibet, is a Buddhist site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Guge Kingdom, including grottoes and ground constructions, etc. Sichuan University and the Cultural Relics Bureau of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conducted a joint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Mandala Grottoes in the site, and found well-preserved frescoes and a number of precious Buddhist cultural relics. The discovery provides important clue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time and related issues of the remains.

注释

^[1]本项目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基础性工作之一。

^[2]帕尔嘎尔布遗址为一处石窟遗址，有关情况参见《文物》2003年第9期《西藏阿里札达县帕尔嘎尔布石窟遗址的调查与研究》一文。

^[3]“宗”为原西藏地方政府治下的一级行政机构，比今天的行政县略小，如今天的札达县便由历史上的札布让、达巴等“宗”组成。“帕尔宗”从其名称上来看似乎也曾设立过相应的“宗”一级行政建制，但在有关文献史料中并不见诸记载，有待做进一步的考证。

^[4]此窟内的藏文题铭均由阿里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局扎西顿珠先生记录并翻译释读。

^[5]王磊义编绘、金申解说：《藏传佛教尊像选》图第111，文物出版社，1995年。

^[6]多闻天王（毗沙门天）在藏语中称为“结钦塞”，因其手中所执的金鼠象征着财宝，故也有将其名称为“财神”的。

^[7]王磊义编绘、金申解说：《藏传佛教尊像选》图第121、122，文物出版社，1995年。

^[8]有关皮央·东嘎石窟遗址中的早期曼荼罗图像可参见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四川联合大学考古专业：《西藏阿里东嘎、皮央石窟考古调查简报》，《文物》1997年第9期。

^[9]宿白：《阿里地区札达县境的寺院遗迹》，《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1996年。

^[10]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古格故城》（上册）第261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11]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古格故城》（上册）第261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古格故城》（下册）图版三二：2。

^[12]Amy Heller. “Terma of Dolpo: The Secret Library of Pijor”, The Art of Tibet. Orientations, December, 2001.

^[13]谢继胜：《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第202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