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考古的回顾与展望
青海考古的回顾与展望
许新国（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青海省位于黄河上游，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里地势高峻，五分之四以上的地区为高原，海拔多在3000米以上，属青藏高原的北部。
祁连山从当金山口向东南绵延，接秦岭和六盘山，横跨青海东北部边境。祁连山地东段的青海湖盆地，可耕可牧。阿尔金山脉东段位于本省西北边境，是柴达木盆地与塔里木盆地的分界，东端在当金山口与祁连山脉衔接。本区东南部的日月山是目前耕作区和畜牧区的分界。柴达木盆地位于青海西北部，是我国三大内陆盆地之一。盆地矿藏丰富，东部和东南部为新农垦业区。
青海高原位于柴达木盆地及青海南山以南，主要由昆仑山脉及其支脉可可西里山、巴颜喀拉山、积石山（藏名阿尼玛卿山）等组成。高原西部和南部同藏北高原、川西北高原连成一片，有长江、黄河、通天河（长江上游）、扎曲（澜沧江上游）、湟水、大通河等大小河流180多条。这些河流经过长期的侵蚀，在河流两岸形成了高数米到数十米的黄土台地。有的形成梯形的坡地，有的形成起伏的土丘。这些黄土台地土壤肥沃，适于耕种，又距水源较近，地势较高，很早就有人居住于此。
青海省的考古学研究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1923—1924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前往甘青地区进行考古考察，到过西宁附近的十里堡、朱家寨，湟中县的卡约、下西河、寺儿寨，民和县的马厂塬、米拉沟、小南庄、黑土庄，贵德县的罗汉堂、何家寺、文昌庙、广培等十多处古遗址。并对朱家寨、卡约、下西河、罗汉堂等遗址进行了发掘，为瑞典博物馆收集了许多远东古物。1925年他根据收集的考古资料把甘青地区的古文化分为齐家、仰韶、马厂、辛店、寺洼、沙井六期[1]。其中“马厂期”就是指民和县的马厂塬。后来他发表了《甘肃考古记》[2]、《中国史前时期的研究》[3]、《朱家寨遗址》[4]等著作。
20世纪30年代至1949年前，我国文化教育界与科学界等曾组织人力，多次对西北地区进行考察。如1937年，燕京大学组织的西北考察团曾赴宁夏、甘肃、青海等地进行考察[5]。1940年4月，在青海乐都县老鸦城西的白崖子发现东汉时期的三老赵宽碑[6]，为研究东汉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1944年10月，在青海湖东北部的金银滩上发现一座汉代的海晏三角城，并在城内发现一尊花岗岩雕成的石虎[7]，这就是后来公认的汉西海郡的郡址。
1948年夏季，裴文中教授受当时地质调查所的派遣，在青海湟水流域进行考古调查。他除复查西宁市朱家寨和民和县的马厂塬等遗址外，还新发现了西宁市的小桥，湟源县的新庄、清水河，乐都县的汉庄子与王家沟等遗址[8]。这些工作为以后开展青海考古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49年后，青海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青海境内进行了大量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湟水流域发现了一大批新的遗址和墓群。195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青海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共同发掘了诺木洪遗址，这是我省开展的首次正式考古发掘。
“文化大革命”中，青海省的考古工作陷于停顿状态。20世纪70年代以后，青海省的文物考古事业得到了新的发展。从1972年开始，我省进行了大规模的田野考古工作，硕果累累。重要的发掘有：乐都柳湾，大通上孙家寨，贵南尕马台，民和核桃庄、马排、新民，湟中下西河，循化阿哈特拉、苏只苹果园，互助总寨、丰台甲，共和县拉乙亥，都兰热水，西宁小桥，龙羊峡库区、李家峡库区、公伯峡库区等。上述工作为研究青海省古文化积累了极为丰富又颇具价值的资料。在全省文物普查中，青海省已发现旧石器时代至清代的遗址和遗迹3480处，其中经正式发掘的遗址有40余处、墓葬3000余座，出土文物达10万余件。
一
20世纪50年代，在青海小柴旦木盆地以南的三叉口和长江发源地霍霍西里等地曾发现过零星的打制石器[9]，由于均系采集而不是从地层中出土的，其年代引起了一些争议[10]。2002年在青藏铁路沿线进行文物调查时，在沱沱河、三叉河又发现了两处旧石器时代遗址，采集旧石器40余件。
1982年，中国科学院盐湖研究所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生物地理与地貌系等单位组成的盐湖与风成沉积联合考察队发现了海西州大柴旦镇东南小柴旦盆地内的小柴达木湖旧石器时代遗址，1983年和1984年进行了较大范围的调查。1998年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考察队对其进行了考察和发掘，确定遗址面积为10余万平方米，共采集人工石制品700余件，经初步研究认为这批石制品可分为石核、石片和石器三大类。其中石工具有锤、刮削器、雕刻器、钻、砍砸器等。此外，在遗址中还发现了细石核和细小石器。根据遗址附近地点采样所做14C年代测定分析，得知这是一处距今3万年左右的石器制造场，也是青海境内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11]。
青海境内曾经发现过大量第四纪早期的哺乳动物化石。在旧石器时代这些动物是人类食物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应该有更早的、与哺乳动物化石伴生的古人类遗迹发现。这方面的调查还需进一步开展。
现代的柴达木盆地是典型的大陆性高原气候，其特点是多风少雨，气温日差较大，植被稀少。小柴达木湖为咸水湖，该地区不适合人类居住，很难想象古人类曾在这里劳动和生息。但根据地质学家的考察，由于气候的变化，在晚更新世时期出现过多次咸水与淡水的交替。当气候转暖、湖水淡化时，古人类就有可能由其他处迁入此地。
目前，我国中石器时代的考古还是一个薄弱环节，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也还在探索之中。我省1980年发掘的贵南县拉乙亥遗址为中石器时代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拉乙亥遗址位于共和盆地的中部，在这里共发掘了7个地点，揭露面积1300平方米，发现椭圆形和不规则形的灶、坑50余座，所出遗物以石器为主，有石核（分楔状石核、舌状石核、柱状石核、锥状石核等）、刮削器、圆头刮削器、尖状器、锤、石片、石叶、砥石等。其中以细石片居多，占石器总数的90.4%。个别石器上有琢修痕迹，表明中石器时代已出现琢修技术。骨器有锥、针等3000余件[12]。
研究表明，拉乙亥遗址属中石器时代全新世早期人类遗址，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对遗址出土木炭进行14C年代测定，确定这一发现填补了我省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空白，并在地层、古生物、文化遗物、遗迹等方面为探讨中石器文化的性质、特点、经济及社会发展等提供了宝贵资料。
二
经考古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较多，能确定文化内涵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有马家窑文化、宗日文化和齐家文化。
（一）马家窑文化
1923年因发现于甘肃临洮县马家窑而得名，分布范围东起泾、渭水上游，西至黄河上游的共和、同德县，北入宁夏的清水河流域，南达四川省汶川县。根据地域和时间早晚可分为石岭下类型、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在青海省境内，这四种类型均有分布，现已调查相关遗址917处。
1980年，在民和县阳洼坡遗址发掘了房址6处、灶9个、灰坑2个。从文化内涵上分析，遗址出土器物不同于庙底沟类型，有些器物外形、纹饰接近马家窑类型，甚至与甘肃东部的石岭下类型更为接近，被视为是庙底沟与马家窑类型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13]。有学者认为应归属于石岭下类型[14]，也有学者认为其文化内涵没有超出仰韶文化，应属仰韶文化分布的最西端[15]。
同样类型的遗址仅见于民和县的中川地区和循化县的东界（民和县2处，循化县1处）。这支文化的来龙去脉及其与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的遗址经发掘的有大通上孙家寨、同德宗日等处，多为墓葬。随葬品中多精美彩陶（图版壹：2）。
马家窑类型的墓葬大多为竖穴木框墓，平面呈回字形，有二层台。大通上孙家寨墓葬多为单人葬，少见男女合葬，属二次扰乱葬[16]。尕马台多见瓮棺葬[17]，宗日则多见俯身葬、石棺葬等，且多属二次扰乱葬。
半山类型的墓葬在乐都柳湾发掘了150余座，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一般墓内有梯形木棺，随葬陶器二三件，与甘肃广河等地的半山墓葬有明显区别。男性墓内多见石刀、石斧，女性墓则多出纺轮[18]。
马厂类型的墓葬发掘以乐都县柳湾、民和县阳山两地规模最大。柳湾均为洞室墓，三分之一以上的墓带长方形或梯形墓道，墓室多呈不规则长方形和椭圆形。墓室和墓道间用一至三排木棍和树枝封堵。墓中多数有成形的木棺和垫板，棺下和棺盖板上各横放三块对应的木板，结构与半山类型的木棺不同。葬式有仰身直肢、侧身屈肢、俯身葬，也有二次葬[19]。另外，柳湾墓中发现殉人墓。民和阳山墓与柳湾墓在葬俗上有较大差别，未发现木棺，葬式除少量屈肢葬外，普遍采用俯身葬。同性合葬、成人与小孩合葬墓占一定比例，所葬人数2～5人不等。随葬品中彩陶甚多，随葬品的数量差别明显，反映出贫富分化。生产工具中石斧、石锛较多，有少量人的骸骨与动物骸骨和大量纺轮。彩陶上大量的变形人形（蛙纹）、人头形、泥塑人体器等纹饰，反映了先民们的宗教生活和精神世界[20]。
依据地层关系及14C年代测定可知马家窑早于半山，而半山又早于马厂，年代为公元前3000年至前2000年，要比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晚[21]。但马家窑文化与中原仰韶文化有着紧密的源流关系，是仰韶文化的一个地方变种，这一点已被学术界广泛接受。
（二）宗日文化
宗日文化是青海省另一个考古学文化，是以1994—1995年同德县宗日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而命名的。这类遗址现有51处，主要分布于黄河两岸以及各支流接近入河口处的岸边，上游自同德、兴海两县交界处的巴曲放河口，下至贵德县的松巴峡，分布区域为青海湖南面的共和盆地。
宗日文化墓葬平面呈圆角长方形和长方形，有二层台和侧室，带木棺和椁等。二次扰乱葬普遍，也有俯身葬和石棺葬。二次扰乱葬中对葬具甚至葬服的焚烧、墓地祭祀坑以及地表列石标志等都是宗日文化遗址特有的现象。陶器器型有壶、罐、碗、杯等[22]，夹砂白陶占绝大多数，也有少量泥质白陶。彩陶占一定比例，为单一紫红色，纹饰主要有变形鸟纹和多道连续折线纹，还有折尖长三角纹、竖线折尖纹、网格纹、条线纹等。大型敞口器物彩绘多在颈、肩部及口沿内侧，小型敞口器物则多为内彩。
宗日遗址中包含有大量马家窑类型的陶器，说明其早期受到了马家窑文化的影响。但从陶器和葬俗等方面考察，两者有较大差异。宗日遗址的年代始于马家窑文化时期，结束于齐家文化时期。据14C年代测定，该遗址年代为距今5600～4000年。
（三）齐家文化
齐家文化遗址集中分布在东部河湟谷地及其支流的台地上，分布范围与马家窑文化大体相同，在湟水流域稍有扩大，西至青海湖北岸的沙柳河边。目前调查的齐家文化遗存有430处，以乐都、民和、循化、化隆等县分布较为密集。经考古发掘的遗址有乐都柳湾、互助总寨、大通上孙家寨（图版壹：1）、贵南尕马台、民和清泉、西宁沈那等。
齐家文化墓葬多采用长方形土坑，有单人葬和合葬。男性多随葬斧、锛、凿等生产工具，而女性墓中生产工具极少见。另外，随葬品的数量和类别差别较大，证明财富的增长与聚集的不平衡性日益显著。乐都柳湾保存完整的40座墓中，无任何随葬品的4座，仅葬1件器物的7座，贫者比例较马家窑文化有显著增加。墓中还发现殉葬现象。此外，还有二次扰乱葬，发现大量有头无身、有身无头和四肢不全的人骨，均有木质葬具和随葬品[23]。
贵南尕马台齐家文化墓地发掘了40多座墓葬，有单人葬、合葬，均排列整齐，并保持一定间距。其中30余座墓为俯身葬，这种葬俗尚属首次发现。这些墓葬可分四种情况：一是葬在墓地中央，人骨完整，随葬品较多，反映了死者在氏族中地位较高；二是葬在墓地东部边缘，人骨多无头，随葬品仅为几件装饰品；三是二次扰乱葬；四是迁葬。出土有细石器、石球、骨针、铜指环、铜泡等。
这一时期出现了红铜器和青铜器，表明齐家文化手工业技术已达到较先进的水平。齐家文化的14C年代测定为公元前2255年±140年，与马厂中、晚期相当，晚期相当于夏代或早商。
三
青铜时代的遗址较多，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包括卡约文化、辛店文化、诺木洪文化。
（一）卡约文化
卡约文化是青海省青铜时代的主要文化，分布地域东接甘肃西境，西至海南州兴海县、同德县境内，北至海北州大通河流域，南达黄南州泽库。河湟谷地及其支流以及青海湖周围是该文化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已调查遗址达1766处，分布密集、数量多。经过考古发掘的重要遗址有大通上孙家寨、循化阿哈特拉山、循化苏只、湟中下西河、贵德山坪台、湟源大华中庄等，共发掘墓葬2000余座[24]，可分为上孙家寨和阿哈特拉两种类型[25]。
根据陶器分期可知，唐汪期与卡约文化是一个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这种文化的继承性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从组合上看，上孙卡约文化期与唐汪期陶器差别不大，都以小口双耳罐、大口双耳罐、粗陶双耳罐为基本组合。阿山陶器组合中，卡约期与唐汪期有一定差别。前者有大口双耳罐（图版壹：4）、小口双耳罐、堆纹口沿罐、腹耳壶等，后者有大口双耳罐、腹耳壶等。从纹饰上看，唐汪期存在大量卡约文化的传统纹饰，如复线回纹、斜三角纹、多线波折纹以及相同的彩绘符号，但有一种勾连涡纹不见于卡约文化，可能系某种外来因素。在埋葬习俗方面，唐汪期与卡约期的墓葬形制、葬式、葬具都比较一致。上孙墓地唐汪期墓与卡约期墓的地层关系有七组打破关系，这在层位上表明了唐汪晚于卡约，其发展脉络在陶器分期表中虽不十分清楚，但两者一脉相承的发展关系大体可以确定[26]。
卡约文化的铜器有青铜器，也有红铜器，种类较多，有小件戈、凿、斧、刀、镜、矛、钺（图版贰：2）、铃、铜泡等。从器物的外形看，受中原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
卡约文化的年代，根据14C测定数据得知相当于夏代末至西周初期，阿哈特拉第四期相当于西周中期前后，唐汪和上孙期相当于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27]。
（二）辛店文化
辛店文化主要分布在兰州西至贵德的黄河沿岸及其支流地区，在青海省共调查遗址97处，经考古发掘的有民和核桃庄、乐都柳湾、民和山家头、互助总寨、大通上孙家寨等（图版壹：3）。辛店文化自1923年被发现以来，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进展，已命名了几个类型和组别，主要是姬家川和张家嘴两类型（即甲组和乙组）。该文化的期别与类型的划分比较复杂，需要继续深入研究。
核桃庄墓葬多为长方形竖穴，分为有偏洞和无偏洞两种，有的有熟土二层台或多层台，均有木棺。葬式多为仰身直肢葬，也有二次扰乱葬。
山家头类型的墓葬于1980年在民和核桃庄村东的山家头发掘了33座，出土了69件陶器。同类遗存有乐都柳湾[28]（图版壹：5）、民和簸箕掌、临夏孔家寺[29]、临夏莲花台[30]、洮沙四时定遗存等。这些遗存分布于洮河流域及其间的黄河沿岸，上承齐家，下启辛店甲组，可以作为一个新的文化类型。以典型遗存地点山家头命名，可称之为辛店文化山家头类型。
民和核桃庄小旱地墓地的367座墓绝大多部分属于辛店文化姬家川和张家嘴两类，但还难以分得出孰早孰晚。其文化内涵、彩陶纹饰、器物外形及其与山家头、唐汪、卡约文化的关系等问题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和兴趣[31]。
根据14C测定年代数据和类型学分析，可知辛店文化早期相当于夏代末期，晚期相当于春秋战国，与卡约文化的终始年代大体一致。
（三）诺木洪文化
1959年对海西州都兰县诺木洪遗址进行了调查和试掘，并将这一文化命名为诺木洪文化。目前已调查发现的40处遗址主要分布在青海西部柴达木盆地一带，较典型的遗址有巴隆的搭里他里哈和香日德的下柴克[32]等。
在诺木洪搭里他里哈遗址中发现土坯围墙建筑9处。房屋有方形和圆形，均为木结构建筑。土坯砌成的窖可能用于贮物。饲养家畜用的围栏内有羊、牛、马、驼等的粪便堆积。遗址文化堆积层厚达八九米，且出土了骨耜和石刀，还有骨、石制的箭头、笛哨等。另外，还发现有炼铜用具的残片和铜渣。铜器有斧、钺（图版贰：1）、刀、镞等。纺织品有布、带、绳。另有牛皮鞋等。
诺木洪文化的早期与卡约文化联系紧密，年代上也接近。据14C年代测定诺木洪文化早期距今2905年±140年，属西周时期，下限较晚，可到汉代以后。
四
两汉至魏晋时期，青海主要是羌人居住的地区，也有一部分匈奴人、月氏人杂居其间。武帝时，汉势力进入湟中，在今永登县西、大通河左岸建筑令居塞，并在湟水流域设立了许多县，隶属陇西郡；又置护羌尉，驻临羌县，统领羌中事务。昭帝时分置金城郡。宣帝时，在西宁一带设立西平亭，并设金城属国管理诸羌。后来还在乐都设破羌县、在湟源设临羌县、在贵德设榆中县等。王莽时，在青海湖以东的三角城设立西海郡。后废，东汉永元时复置。
调查发现的汉代至魏晋时期遗址共236处，有墓地和城址。其中发掘过的有大通上孙家寨，互助总寨、高寨、汪家庄等地，在乐都、西宁、湟中、平安等地零星清理了数十座墓葬。
（一）上孙墓地
上孙墓地是甘青地区已发掘的汉晋墓葬中延续时间较长、规模较大的一处墓地，已发掘的182座墓，年代大约从西汉昭帝前后至魏晋初期，这提供了青海地区汉晋墓葬分期标准和基本序列[33]。这批墓的形制，陶器组合和釉色，铜器中的弩机、带钩、车马明器、铜镜等均与中原地区出土的同类遗物相似，但墓葬不像中原汉晋墓那样有严格的等级划分。墓中也有地方文化因素，如以动物随葬、截体葬和二次扰乱葬等，这些特点均与青海卡约、辛店文化相同。
在一座东汉末年的砖室墓中出土1枚驼纽铜印，文曰“汉匈奴归义亲汉长”[34]，为墓主的族属研究提供了线索。据《汉书》、《后汉书》所记，这一带乃是匈奴的别部卢水胡的活动范围，即东汉时所说的“义从胡”，这枚铜印可能是卢水胡首领的官印。若此推论成立，墓地的族属还应包括与羌人杂处的湟中义从胡或卢水胡[35]。在墓群乙区M3中出土了1件西方银壶，是研究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资料[36]。M115中出土了400枚木简，内容主要包括部曲、操典、军队标志和军队爵级、赏赐制度及行杀、处罚等规定。《孙子兵法》简文中的有些内容是新发现的孙子佚文。这批简为研究西汉时期的军事制度提供了珍贵资料。在平安县画像砖墓中还发现了珍贵的佛教图像[37]。
（二）吐谷浑城址
公元13世纪末，慕容鲜卑的吐谷浑部西迁，公元4世纪就居住在青海。有学者认为海南州共和县铁卜卡古城是吐谷浑于公元6世纪修建的都城——伏俟城。该城南依石乃亥北山，北临布哈河，东距青海湖7公里，外郭城呈长方形，郭城内偏东有南北内墙一道，西部有长约200米的方形夯筑内城[38]。
2002年5月，在都兰县香日德镇以东3公里处的牧草村发掘了4座吐谷浑墓葬，系土坑竖穴形制，带土坯券顶。其中一座墓中出土了1枚拜占庭狄奥多西斯二世（408—450年）时期的金币。这说明吐谷浑统治时期，经柴达木盆地赴西域的青海丝绸之路在当时中西交通线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新发现的天峻县的加木格尔滩古城东西长750米、南北宽600米，城墙夯筑，墙基宽8米、髙1.8米。城内有三个小区，我们对一号小区内的建筑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大量的粗绳纹板瓦、筒瓦和瓦当。其中一种瓦当铭文为“长乐万亿”。在中部探方内发现大型铺地砖，并在其南80米处清理出长方形房址两座。根据出土遗物判断其年代约在北朝时期，应系吐谷浑人所建。该城与铁卜卡城同处于布哈河南岸，相距数十公里。这两座古城与吐谷浑王都究竟是何关系？该城的试掘为我们研究和判定这一问题提供了新资料。
伏俟城西通鄯善（今新疆若羌县），东连西宁、金城（今甘肃兰州）。公元五六世纪，吐谷浑开通今新疆境内丝绸之路南道，中西交通线兴盛一时。1956年，在西宁市内城隍庙街发现1件陶罐，其内有银币百枚以上。后来收集到的76枚银币都是波斯萨珊朝卑路斯（456—484年）在位时所铸，这些都是当时中西交往频繁的物证[39]。
五
吐蕃在鼎盛时期曾辖有青藏高原诸部，势力达到西域河陇地区。663年，吐蕃攻灭吐谷浑，吐谷浑“故地皆入吐蕃”。据文献记载，这部分吐谷浑人虽然被吐蕃所统治，但仍保存自己的“可汗”和自身的政治建制，有着自己活动的特定区域，并以部落为单位保持着自己民族的组织结构，作为吐蕃的邦国而存在。但长期以来这部分吐谷浑人的遗迹却未被发现，而都兰县吐蕃墓群的发掘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邦国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在柴达木盆地，而其政治中心应在都兰县。首先，从空间上看，都兰墓葬的分布范围与文献记载的吐谷浑活动区域相合。据目前调查和发掘，数千座墓葬主要分布在都兰县，部分已达果洛州的玛多县，而这一带正是吐谷浑人活动的中心地带。其次，从时间上看，墓葬中出土遗物的历史时代与吐谷浑活动的时期亦相合。墓中不仅出有北朝晚期至初唐时期的丝绸，还出土了盛唐至晚唐的丝织品以及古藏文木简牍，墓葬形制亦与西藏山南和藏北的吐蕃墓存在着许多共性。因此，可以认为都兰墓葬是属于吐蕃文化系统的。
在都兰吐蕃墓中发现了一批反映中西文化交流的遗物，如“开元通宝”铜钱、宝花纹铜镜、漆杯、碗、盘等，均属中原汉地传入吐蕃。丝织品中绝大多数亦为中原汉地所织造，几乎囊括了唐代所有的品种（图版贰：5）。其中织金锦、缂丝、嵌合组织显花绫、素绫等均属首次发现[40]。西方传入的遗物有粟特金、银器[41]，玛瑙珠、玻璃珠、红色蚀花珠，铜盘、香水瓶，粟特锦和波斯锦等，出土数量之多，居新中国历次发掘之首（图版贰：3）。其中1件优罗婆文字锦是目前世界上仅有的确证无疑的公元8世纪波斯文字锦。这批遗物对研究藏汉关系以及青海丝绸之路等均具有重要价值。
自1979年以来，先后在互助、湟中、大通等地征集到一些瓷器。胎质多为浅黄色，釉色有白、黑、酱等。有的一器施两种釉，如内施白釉、外施黑釉等。装饰技法以剔刻釉为主。器型有高足碗、斜壁碗、高足灯、浅盘、扁水壶、罐、双耳罐、多耳罐、瓮、瓶等（图版贰：4）。釉色与器型大多与西夏瓷相似，应归于西夏。但部分器物有地方特色，如饰黑釉和酱釉的器物体壁较厚；剔花瓷罐多为敛口无颈，体形矮胖，花叶硕厚；扁水壶带圈足，无剔刻花，有瓦棱纹等。剔花瓷罐上的白菜图案和阴剔花技法更为其他西夏瓷器所未见。这些情况说明青海发现的西夏瓷是当地窑口的产品。
从已发现的典型西夏遗物看，几乎没有多耳瓷壶，但这种瓷器在湟中下马申以及海东、海南、黄南州各县均有发现。有研究者认为，多耳瓷器是青海土著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应归属于唃厮啰政权。
1956年在柴达木盆地的都兰县诺木洪发现一具元代武将的干尸，头戴缎面羊皮帽，外用羊毛毡包裹，身穿黄织缎面羊皮袍、护身软甲，腰系带，足穿皮靴。随葬有鞍镫、弓箭、马尾、羊腿等。1955年在柴达木盆地的格尔木出土了用毛毡包裹的元代纸币，是中统、至元、至正年间印行的，面额有二贯、一贯、五百文三种，均盖有中书省、尚书省的朱红印[42]。
另外，在青海省文物普查中，共发现古城295座，主要分布在湟水谷地及交通要隘上，从汉至明清时期均有，但经过发掘的较少，有待于今后加强这方面的工作[43]。此外，在青海西部的广大牧区共发现岩画地点17处，岩画数百幅，其年代从青铜时代延续至隋唐时期，反映了游牧文化的特征[44]。
六
青海境内的区域性考古学由于在内涵上是以民族考古学文化为主体，加之青海地处古代东西交通和文化交流的要冲，故在文化面貌上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古代在此聚居的各个民族，创造出了灿烂的物质文化。就青海省本身而言，由于在汉通西域之前，本地尚无文字，故研究汉以前的历史只能靠青海考古学，所以着力加强和发展考古学是非常重要的。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青海的许多遗迹和遗物保存较好，因此，青海又成为研究古代东西文化交流的热点地区。
青海考古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比如在发掘工作中，以墓葬发掘居多，对可解决重大学术问题的不同时期的各类遗址发掘有限，这制约了对重要学术课题的研究。青海地域辽阔，但目前的考古工作局限在东部和海南、海西、黄南的部分地区，海北、玉树、果洛地区空白点很多。另外，青海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掘的遗址较多，而资料整理编写和刊布工作滞后，已出版的考古报告只有四部，重要遗址和墓葬的发掘简报发表的也不多。考古发掘和资料整理编写脱节，直接影响了青海考古学研究和发展的进程。
上述问题制约了青海考古学研究的发展。因此，在新世纪的最初几年，我们应当下大力气，全面系统地整理青海考古资料，加速考古发掘报告和简报的整理、编写和发表工作。这是青海考古学学科建设的基础，也是青海考古学未来发展的重要生长点。
此外，为了新世纪青海考古学的发展，从现在起还要对新世纪初期青海考古学的战略目标、人才培养、研究手段等方面进行构想，制定计划，勾画蓝图，以便逐步解决和基本解决一些重要问题，集腋成裘，创出佳绩。
2002年
Abstract
The archaeological work in Qinghai Province began in the 1920s. Up to the present, 3,480 sites and other localities of remains from the Paleolithic Age to the Qing Dynasty have been discovered. Among them over 40 sites and 3,000 tombs have been excavated, having yielded more than 100,000 artifacts. Major projects include the excavation of the Paleolithic and Mesolithic sites on the Lesser Qaidam Lake and at Layihai,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olithic Majiayao, Zongri and Qijia cultures, and the revelation of the Bronze Age Kayue, Xindian and Nomuhong cultures. The discovery of Tuyuhun city sites and cemeteries brought to light an aspect of life of ethnic groups in Qinghai during the Han-Jin period. The excavation of the Tubo cemetery of the Sui-Tang period at Dula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n the Han-Tibetan relationship and the Silk Road. To advance Qinghai archaeology,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weak links such as the limited scale of the excavation aimed at the solution of important academic problems and the slow progress of the systematization of unearthed data and the compilation of excavation reports.
图版壹
图版贰
注释
[1][瑞典]安特生著，乐森 译：《甘肃考古记》，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印行，1925年。
[2][瑞典]安特生著，乐森 译：《甘肃考古记》，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印行，19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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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省文物考古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17]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省文物考古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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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甘肃省文物考古队、北京大学考古系：《甘肃临夏莲花台辛店文化墓葬》，《文物》198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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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刘万云：《青海大通上孙家寨的匈奴墓》，《文物》197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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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孙家寨汉晋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
[37]A.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大通上孙家寨汉简整理小组：《大通上孙家寨汉简释文》，《文物》1981年第2期；B.许新国：《平安县出土汉画像砖图像考》，《青海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
[38]黄盛璋、方永：《吐谷浑故都——伏俟城发现记》，《考古》1962年第8期。
[39]A.王丕考：《青海西宁波斯萨珊朝银币出土情况》，《考古》1962年第9期；B.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
[40]许新国、赵丰：《都兰出土丝织品初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1年总第15、16期。
[41]许新国：《都兰吐蕃墓中镀金银器属粟特系统的推定》，《中国藏学》1994年第4期。
[42]许新国：《格尔木出土元代纸币考说》，《青海金融》1987年第6期。
[43]李智信：《青海古城考辨》，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
[44]汤惠生、张文华：《青海卢山、野牛沟、怀头他拉、舍布齐岩画调查及研究》，《青海文物》198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