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喜宴——青海海西州郭里木吐蕃棺板画笺证
天堂喜宴——青海海西州郭里木吐蕃棺板画笺证
罗世平（中央美术学院）
吐蕃绘画的庐山真面目，在尘封了千年之后于20世纪逐渐有所发覆，最先进入学界视野的是敦煌莫高窟的部分壁画和绢纸画，一些作品即画于吐蕃占领敦煌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物考古部门在青海省都兰县血渭草场又发现了吐蕃墓葬群，出土了一批吐蕃时期的重要文物，其中的丝织品图案和木板画残片为观察吐蕃绘画增加了新内容[1]。2002年，青海省海西州郭里木乡再次发现吐蕃时期的墓葬，从中出土的彩绘棺板虽已难作组合拼对，但部分彩绘画面保存较好，内容有画在棺头挡上的朱雀、玄武和花鸟（图3～8），画在棺侧板上的会盟图和葬礼图[2]。特别是其中两块侧板上的多情节画面，人物形象、题材内容和风格技法均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一些情节可以与历史文献相互印证。本文拟题“天堂喜宴”，是因为两块棺板上画的拂庐宴饮不仅是画面的中心，而且还带有生活实录的特点。显然，它是这个民族社会生活和表达天国观念的特有方式。以下即是关于这两块棺板画主题内容的考识，与棺板画相关的其他问题容另文讨论。
图1 青海海西州郭里木棺板画A板
图2 青海海西州郭里木棺板画B板
图3 挡板画局部（摹本）
图4 挡板画局部（摹本）
图5 挡板画局部（摹本）
图6 挡板画局部（摹本）
图7 挡板画局部（摹本）
一、A板画的图像与主题
郭里木棺板画A板是由多个叙事情节组成的主题画面，以拂庐宴饮为叙事的中心，相关的人物活动分别安排在两侧，现按画面的叙事顺序和情节标出5个图号，为每图配上题目，再参用文献逐图给予说明（图1：9～14）。
图8 挡板画局部（摹本）
图9 A板右侧画面
图10 A板左侧画面
图11 A板局部画面
图12 A板局部画面
图13 A板局部画面
图14 A板局部画面
1.A板图① 猎鹿驱牛
猎鹿驱牛图可以视作A板画的起首。在棺板左下画一人骑马引弓，马前画有三头奔鹿，其中一鹿中箭将仆，另二鹿急急逃窜。人马和奔鹿向左冲向板外。转上是追射牦牛的场面，画三位骑猎者追杀两头壮健的牦牛，其中一牛中箭仍负痛奔突。在牦牛的下方，一条猎犬追堵牦牛的逃路。在牦牛的头前另有两骑，近牛者的坐骑撒开四蹄，仍是追猎的动势，最前的一骑贴近中心的大帐，画的是勒缰控马的姿势。从A板左下的猎鹿开始，到左上控马者为止，猎鹿射牛告一段落，画面开始由动转静。
图15 B板右侧画面
图16 B板左侧画面
图17 B板局部画面
图18 B板局部画面
这个以狩猎开场的画面是古代青藏高原游牧民族生活的真实写照。据史籍记载，在吐蕃领有这个地区之前的民族是吐谷浑，《隋书·吐谷浑传》记其地的物产和生活方式：
地数千里，有城郭而不居，随逐水草，庐帐为室，肉酪为粮……气候多寒，土宜大麦，蔓青，颇有菽粟。出良马、牦牛、铜铁、朱砂之类。
7世纪以后吐蕃逐渐强盛，成为这块土地的统领者。吐蕃人仍是以游牧为主。《旧唐书·吐蕃传》：
其地气候大寒……畜多牦牛猪犬羊马……其人或随畜牧而不常阙居，然颇有城郭……贵人处于大毡帐，名为拂庐。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传记》曾收录有墀都松（器弩悉弄）赞普唱出的一段歌词，是对吐蕃游牧生活的描述：
青天上出了太阳，和煦阳光使大地温暖，羽翎安装得很精细，箭镞头非常锋利，一箭就能射死麋鹿，射死了麋鹿养活了人[3]
。
无论是吐谷浑人还是吐蕃人，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仍处在骑猎游牧的阶段。在吐蕃人进入青海之后，吐蕃的生活习俗也随之进入青海地区。棺板上所画猎鹿和射牦牛的情景即是吐蕃时期青海地区民族的生活习俗之一。
2.A板图② 驼运赴盟
棺板左侧的中部画一支驼队，左起猎鹿的追骑，右止庐帐。中间一驼，满载货物，驼前三骑，驼后一骑，前后相继。人物缠头，着圆领或翻领长袍，束腰佩带箭囊。面向驼队有二位袖手躬腰的人物，他们立于帐前迎候这支驼队的到来。
帐前迎候者起着叙事情节的转换作用，一方面将画面引入拂庐宴饮，一方面示意这支驼队是为会盟而来，骆驼运的货物也是专为会集而征调。
吐蕃是一个军事部落联盟的邦国，会盟是维系各部落联盟的重要手段，王室与小邦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勋臣与贵族之间，乃至于吐蕃与邻国之间，常以盟誓的方式结成盟友。《新唐书·吐蕃传》称：
赞普与其臣一岁一小盟，用羊、犬、猴为牲；三岁一大盟，夜肴诸坛，用人、马、牛、闾为牲。
这是定期的会盟。吐蕃集会议盟形成制度，是在芒松芒赞五年（木虎年，654年），时由大相禄东赞召集盟会，将松赞干布时期实行的“桂”、“庸”等级及财产义务，征发户丁，粮草劳役，召集部族首领商决军政事务等一系列做法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规定了下来。从芒松芒赞晚年起，每三年举行集会议盟形成制度，此即《吐蕃传》所说的“三年一大盟”。如遇有战事或突发事件，盟会则改为每年的冬夏各召集一次或随事举行。比如吐蕃与唐朝在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的会盟，即是历史上著名的一次因事而盟，其事详见《新唐书·吐蕃传》，《唐蕃会盟碑》至今仍立在拉萨大昭寺门前的公主柳下。《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中对这类临时性的会盟另有多条记载。
如29条：
及至虎年（高宗仪凤三年，戊寅，678年）
赞普父王遗骸隐匿不报，厝于“巴拉木”。初冬，于“洛”之“玉阶”集会议盟。隆冬于“邓”集会议盟……是为一年。
又33条：
及至狗年（武则天垂拱二年，丙戌，686年）
赞普驻于辗噶尔。大论钦陵声言领兵赴突厥，实延缓未行，夏，于“雄那”集会议盟。冬，于查玛塘集会议盟。定襄·蒙恰德田地之贡赋。是为一年。
会盟中有一项重要内容是征调赋税粮草和劳役兵丁，吐蕃称作“大料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47条：
及至猴年（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丙申，696年）
赞普驻于“悉立”河谷。大论钦陵于吐谷浑之西古井之倭高儿征吐谷浑大料集。冬，于“倭巴尔园”由芒辗细赞集会议盟。赞蒙芒末支调集青壮兵丁多人。是为一年。
类似的记载在汉藏文史料中还有多处，不一一引录，会盟和料集反映了吐蕃军事部落联盟的基本特点。棺板上画出的驼运赴盟虽不能完全反映吐蕃王室会盟料集的规模，但可从图中知悉吐蕃会盟料集的基本方式。
3.A板图③ 拂庐宴饮
这是A板的主题画面，中心绘二顶帐篷，一前一后相连。前面的大帐门口，左右各立一人迎接客人。门帘卷起，可见帐内举杯对饮的夫妇。男子头戴虚帽，着翻领长袍，女子戴巾佩珠饰，穿翻领衣。帐外是摆开的酒席，饮酒者有坐有立，姿态各不相同。靠棺板的底边，见一醉酒者转身吐酒，一人仰面吹角。宴席中的男子着翻领长袍，头上的帽子有两种，一种包头缠巾，一种为高起的虚帽。宴席的右边站立一组长袍女子。画面因漫漶人物有残缺，但仍可看出是一次人物众多的大型集会，坐帐对饮的夫妇应是本次盟会的召集人。
画上的帐篷很有特点，顶部开有喇叭形的圆孔，吐蕃称作“拂庐”。按《新唐书·吐蕃传》：
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城郭而不肯处，联毳帐以居，号大拂庐，容数百人，其卫甚严，而牙甚隘。部人处小拂庐。
看来“拂庐”这种吐蕃人所用的帐篷不仅能遮风挡雨，而且形制大小还有贵贱等级的区别。画上的二座拂庐，前后相连，即可与《吐蕃传》“联毳帐以居”的说法相照应。举凡会盟料集，婚葬节庆等宴饮活动通常也以拂庐为中心。《新唐书·吐蕃传》中收录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唐蕃会盟使者刘元鼎所见吐蕃赞普大帐及宴饮的情状：
臧河之北川，赞普之夏牙也。周以枪累，率十步植百长槊，中剚大帜为三门，相距皆百余步。甲士持门……中有高台，环以宝楯，赞普坐帐中，以黄金饰以蛟螭虎豹，身披素褐，结朝霞冒首，佩金镂剑……唐使者始至，给事中论悉答热来议盟，大享于牙右，饭举酒行，与华制略等。
吐蕃赞普为唐蕃会盟而建牙帐，设宴会，礼客方式是吐蕃式的。拂庐宴饮的情节常见用于吐蕃的集会议盟、奖励功臣的活动中。如《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传记》中讲述墀松赞赞普与韦·邦多日义策父兄子侄七人的盟会：
（韦氏）乃于拉木、恰拉山中间之冲木地方，以半克青稞煮酒，敬献饮宴，并献上犀皮铠甲一套，自战场缴获之带鞘之长剑两把，作为贽见之礼，赞普乃与之盟誓。
墀松赞与韦氏部族盟会，以酒盟誓，内容是保证在韦·义策死后，韦氏子孙永受金字告身，不会断绝。另有一例为表彰功臣的特殊设宴，是赤德松赞对创制吐蕃新体字的轨范师珠·云丹的奖赏。按《娘氏教法源流》的说法，在云丹书写范本时，要设开头宴；进行到中间时，设工间宴；书写完成后，设结束宴。月亮升起时，设月宴；洗发时，设水宴。还有举食宴、褒奖宴等名目繁多的宴会[4]。可见，吐蕃人在集会议盟，军政料集、论功行赏、婚丧嫁娶、降神祭祖的活动都有宴饮的安排，蕃人喜宴，这几乎成了维系吐蕃社会正常运转的基本方式。
4.A板图④ 客射牦牛
在大帐的右边，棺板高帮的右上角绘有客射牦牛的情节，中心人物是一位张弓搭箭的男子，弓箭所对的牦牛被拴系于树干，伏卧于地。射牛者头戴虚帽，足踏一方小垫毯。其余5人半围着射牛者。他身后的人物一手持弓，一手取箭待射。上方有二人袖手旁观，一人手捧杯盘，一人执酒壶侍奉。
客射牦牛是吐蕃接待宾客的一种特殊礼节，《新唐书·吐蕃传》称：
其宴大宾客，必驱牦牛，使客自射，乃敢馈。
《吐蕃传》所描述的吐蕃人待客的这个习俗，包括了驱赶牦牛和客人自射的内容。前述图①骑射驱赶牦牛的情节和这幅客射牦牛的画面可以前后相续，文字记载并不如图画来得真实生动，一目了然。驱赶牦牛，使客自射在画上明确地表现为一种仪式，射牛者足下的方毯表明了他大宾客的身份。
5.A板图⑤ 男女合欢
画面情节由3人组成，画在大帐的上方。一对青年男女正在做爱，其旁另画一缠头大须的男子双膝跪踞，手抚阳物。在青年男女的头边画出图案化的花草，表明是在野外。如此真实的描绘男女合欢的情节，在墓葬壁画和葬具图像中从未见到过，从两名男子一长一少的特征来看，或与吐蕃部落一妻多夫的婚姻习俗有关。
在以上A板图的画面中，人物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不论男女，面部都用赭色涂画，男子涂画较满，女子有的是对称画出的条纹，带有某种化妆的特点。与文献曾记载的吐蕃人的赭面习俗相符。所谓“赭面”，即是用赭红的颜色涂在脸上，有的涂成满面，有的画成对称的条纹，带有原始禁忌的遗痕。郭里木棺板画上的人物赭面，应是由吐蕃民族自远古传下来的特有习俗。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吐蕃赭面的习俗曾因文成公主进藏之初，“公主恶其人赭面，弄赞令其国中权且罢之”。这个习俗自此并没有消除，大概在文成公主安居其地后，赭面的禁令就被解除。到松赞干布的孙子赤松德赞主政时，吐蕃旧有的本教习俗禁咒，包括赭面在内，仍是吐蕃推行佛教的主要障碍。如赤松德赞发布的《兴佛盟书》（即第二盟书）中斥责的那样：
夫吐蕃之旧有宗教实为不善，敬奉神灵之方法与仪轨不符，故众人沉溺于不善，有人身涂红颜，有人存心有碍国政，有人癖好使人畜生病，有人醉心于招致灾荒饥馑[5]。
兴佛盟书中的“身涂红颜”指的即是赭面。当时四处征战的吐蕃军队因其赭面而被称作“红脸军”。那当版《甘珠尔》（Bkav-vgyur，fol.14a.7，sqq.）目录卷引录的莲花生（Padma-byunggnas）文告中就曾提及，现予摘录：
突厥（Gru-gu）格萨尔，居住于北方一隅，后来因对命令不满，敌对的吐蕃护法神红脸军开始行动。在远至突厥国的温弩地方，吐蕃军队撑起了黑帐篷，护卫人民，那些人的国家被推翻，迁入“门（Mon）”的领土内[6]。
文中的“吐蕃红脸军”即是专指赭面的吐蕃军队。吐蕃的赭面习俗，在后来藏族的历史上还保存了很长一段时间。
A板画虽是由多个情节组合成的画面，但各情节间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从棺板左起，狩猎、驼运及人马行进均向宴饮汇集，客射牦牛亦属盟会宴饮不可分离的内容。根据以上对各情节画面的观察，棺板A除野合的情节稍显特殊外，其余的内容均与文献记载的吐蕃会盟这一主题相扣合。为便于今后的讨论，权将A板画定名为《会盟图》。
二、B板画的图像与主题
郭里木棺板画B板的叙事结构与A板完全相同，画面以棺板的矮帮（右）为起首，渐向棺板的高帮（左）推进，到拂庐宴饮形成高潮。现按B板的叙事结构，将情节分出6个图号，分别拟题给予说明（图2、15～18）。
1.B板图① 灵帐举哀
画在棺板的右下，人群分成两组。紧靠棺板的右边，画三人四马。马匹站成一排，头身皆披红黑图案的彩衣，类似虎皮。马前并排站立的人物，有二人戴黑地红纹的大沿礼帽，一人缠头，腰间佩刀，人物表情肃穆。与他们相对，画一躬身长袖的接待者。这组人物的前方，可见三位免冠的人物，跪在小帐门前。小帐略与人高，特用红黑基调的对圆连珠纹织品制成，与马衣的装饰相似。门帘开处，依稀可见类似棺木的彩画线条（因画面过于模糊，不能确认其形），这应是专为死者而设的灵帐。灵帐的上方画四位女子，领前的一位脸上有用墨线画出的泪痕，其余的女子表情悲苦。灵帐下方画三位背向的人物，从缠头戴帽的装束来看，应为男子。这两组夹侍灵帐的男女人物，是死者的亲属，他们为死者守灵，接受前来的吊唁者。隔灵帐稍远，还画有女侍、骆驼和盛酒的大罐。
关于吐蕃的葬俗，《旧唐书·吐蕃传》的记载仅限于父母和赞普的丧事：
居父母丧，截发，青黛涂面，衣服皆黑，既葬即吉。其赞普死，以人殉葬，衣服珍玩及尝所乘马弓箭之类，皆悉埋之，仍于墓上起大室，立土堆，插杂木为祠祭之所。
现据新疆米兰古藏文简牍补充与灵帐举哀画面相关的记录。米兰Vii，3木简：
哀悼开始，直到被埋葬男方的所有妻子们悲痛到了极点（为疾患致死？），由水酒供者（?）带来，主人和仆人们开怀畅饮[7]。
按米兰木简，吐蕃葬俗有举哀哭灵的仪式是清楚的。在这个吊唁举哀的画面中，还有两个细节关系到吐蕃人的葬俗。其一，停灵的小帐用特别的图案来制作，与吐蕃墓上起屋彩画的做法相同。吐蕃彩画灵堂的葬俗见《新唐书·吐蕃传》：
其死，葬为冢，塈涂之。
所谓“塈涂之”，说的是彩画屋顶。赞普的陵墓和常人的墓所都有建筑，并且要加彩绘的。真实的情景另有曾参加过公元822年唐蕃会盟的使臣刘元鼎的亲见实录，《新唐书·吐蕃传》下：
河之西南，地如砥，原野秀沃，夹河多柽柳，山多柏，坡皆丘墓，旁作屋，赪涂之，绘白虎，皆虏贵人有战功者生衣其皮，死以旌勇，徇死者瘗其旁。
刘元鼎的实录不仅证实了吐蕃人的墓上有灵堂，有彩绘，而且还说出了所画为白虎的细节。这也正是在B板图①中要留意的第二个细节，即彩马和灵帐的纹饰。这种红黑基调的半圆条纹虽不是写实的虎纹，但用来装饰彩马却有虎纹的效果。吐蕃习俗“重兵死，恶病终，累代战没，以为甲门”（《新唐书·吐蕃传》），对战场立功者的奖励是按战功大小分为六种，称“六种勇饰”，即虎皮褂、虎皮裙、缎鞍垫、马镫缎垫、虎皮袍和豹皮袍[8]，虎皮勇饰的规格最高，其制与刘元鼎的说法吻合。《柱间遗训》曾记松赞干布死，大相噶尔·东赞域松负责办理丧事，以檀香水洗净遗体，穿上帛绢绫衣，扶坐在虎皮座上，安葬在有五佛殿的陵墓中[9]。据此似可推断，图中灵帐和彩马的装饰表明死者应是有战功的吐蕃贵族。
2.B板图② 多玛超荐
图像画于棺板右上角，画三人，板边彩马的上方画一扬头举袖作呼号状的人物，着蓝色衣，人物仅画出半身，头上戴有小冠，身后画一位红袍红帽的人物，与这二人相对，也有一位头戴小冠的男子，作跨步伸手的姿势，手上持有类似画笔的物件，手的前方是一件挂起的红衣，衣有长带垂下。在这个情节中，举袖呼号的蓝衣人和画衣人头上都戴有小冠，与棺板上其他人物缠头或戴虚帽均不相同，画衣者和呼号者应是在进行葬礼的一种仪式。
吐蕃的葬礼用本教旧仪，丧事由本教师主持，藏文抄本《巴协》曾详细记载了赤松德赞的葬礼：
马年孟春月（藏历正月），赤松德赞王薨逝，琛·赞协勒索（mchims-btsan-bzher-legsgzigs）等崇信本教的大臣……在札玛措姆古（brag-dmar-mtsho-mo-gur）支起牛毛大帐，从马群中选出多匹体格强壮，善跑的马匹，修建了马场，缝制宽敞的帐篷，并召来彭域地区的阿辛（a-shen）、齐布（byi-spu）、蔡渡（mtshe-pog）、雅额（ya-ngal）等一百二十七位本教师，决定由他们为赞普赤松德赞超度[10]。
这是自悉补野聂赤赞普立国以来一直沿用的国王超荐仪式，规模盛大。本教师的穿戴最明显的标志是头戴鸟冠，前引唐朝会盟使臣刘元鼎在吐蕃牙帐见到的本教师就是“鸟冠虎带”的打扮，《新唐书·吐蕃传》引刘元鼎说：“巫祝鸟冠虎带击鼓，凡人者搜索而进。”他们在做超荐法事时，分别要承办制作死者亡灵替身的假人假物和祭神的供品等事宜，这些供品称作“多玛供”。如米兰Vi，2a藏文木简：
……按习俗做一对替身物——多玛供，然后，献降神酒。午饭，连续献上迎宾青稞酒三瓢，置一盛酒大碗，顺序饮酒，本教主讲往昔历史[11]。
英国藏学家托马斯转写翻译这段简牍文字，将“替身物”翻译成假人假物，并识有本教师念诵超度咒语的内容。他的译文为：
……黄昏时上供，所备一份饮料，放入供神灵的假人假物，予以浸泡，接着就安排（或给予？）使用有灵气的勺子，行进到有灌木丛的庭院处，在繁密的灌木丛中把它吊起，很快地发出咒骂的语言[12]。
米兰木简所记的超荐仪式是为普通人设的，用作替身的多玛供可能还有别的做法，如米兰xxiv.0017藏文简牍：
三份（三堆）多玛供（中祭三宝，左祭神，右祭鬼），各堆前置圆饼，发面饼，煨桑树枝，旗杆，新麦……[13]
无论多玛供如何供设，其中有两个关键的内容，其一是制作假人假物作为替身，其二是仪式过程中有本教师念诵咒语。这两个情节都画在了棺板上，执笔画衣的人物表示是在制作假人，举袖向天的蓝衣人应是念诵咒语的动作。他们额头上的小冠，标明了他们本教师的身份。
3.B板图③ 送鬼祈福
在棺板的上方有五骑组成的马队，前导三骑，领头者手擎红色长幡催马奔驰，长幡飘卷，在他身后二骑紧随。拖后二骑马疾如飞，一人侧身拉弓，一人俯身下射，箭指方向有一双角小兽奔窜跳起。这行举幡飞驰的马队，是专为送鬼祭神而派出的，属于葬礼的另一段内容，由图②接续而来。
吐蕃本教旧俗既信天神，又信鬼怪精灵，人死即送鬼魂离家。这一禁忌在古藏文简牍上有记载。米兰iv，35木简记的是卜问家中有无鬼魂事：
右肩胛骨，可卜问死者鬼魂是否仍强留家中？是否离去？有无鬼魂留下的迹象？[14]
因为有此禁忌，所以打彩幡送鬼魂离家也是吐蕃葬俗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情形又见M. I. 0018藏文简牍：
派出为祭降生时命宫守护神和祈求保佑的男女值日福德正神之本教巫觋师徒，助手悉若登、苯波雅堆，引神人期同温巴，小苯波赞粗慕阻，厨子梅贡，供养人卓赞，并带上祭降生男女命宫守护神、祈求福佑之各色彩幡，大虫皮勇士桑矫让，大虫皮勇士乞力，以及筑腊钵热[15]。
简牍中详细记录了派出祭神祈福的本教师徒、助手、着虎皮勇士的名字和求神佑的各色彩幡，人数比棺板上画出的还要多，图中所绘打幡的马队与简牍所说派出祈福祭神的人众性质相符。
4.B板图④ 牛马献祭
画在擎幡骑队的下方，右接灵帐举哀图，画上生动地画出四位持棍棒赶牛马的人物，其中三人骑马正将牛马拢集起来，另有一位红衣人站在灵帐后，扶棍躬身合手，正向守灵者禀告事宜。
这群被拢集的牛马紧接着灵帐，并画出拢集者禀告的情节，因此可以认为被拢集的牛马一定是葬礼之需。按吐蕃本教的葬俗，人死超荐需用牛马牲灵，亲朋会集，杀马动辄数十匹，多至百匹。通过献祭动物这种方式，死者的灵魂得享天国的喜宴。以下移录二则藏文资料：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传记》录伦赞赞普与韦·义策盟誓誓词：
义策忠贞不贰，你死后，我为尔营葬，杀马百匹以行粮，子孙后代无论何人，均赐以金字告身，不令断绝！
伦赞赞普誓词的两个承诺之一就是为义策死后营葬，杀马百匹献祭超荐。又，《贤者喜宴》转引赤松德赞赞普在素浦江俄园宫主持完佛本二教辩论后宣布决定：
以后不准信奉本教，不准为了超荐亡灵而宰杀牛马及牲灵，不得以血肉供祭，凡为赞普王室消祸禳灾之法事，如果需以本教法事祭祀妖魔者，除蔡弥（tshe-mi）和象雄两处外，不准在他处举行此等法事[16]。
赤松德赞在位时，极力推行佛教，但本教势力很强大，宰杀牛马，用血牲祭神有违于佛教的主张，赞普欲借佛教僧人寂护与本教师的辩论来推行佛教，他首先要破除的就是宰杀牛马的本教超荐陋习。
以上文献可证，B板图④所画牛马群即是专为超荐死者而准备的血牲祭品。
5.B板图⑤ 踞地拜谒
画主客二人拜见，情节相对简单。主人着蓝衣坐地，双手前伸还礼。与之相对，有一大须男子双手据地，匐身抬头面向蓝衣人，口半张。这样的谒见方式为吐蕃人拜见时的特有礼节。《旧唐书·吐蕃传》专记其事：
拜必两手据地，作狗吠之声，以身再揖而起。
对照画中据地的人物，即是伏地作狗叫的姿势，图中所画为吐蕃人的拜见礼。
6.B板图⑥ 葬吉宴饮
这是B板上人物最多的画面，位于棺板的左侧高帮，占了几近棺板的一半。画面有一大帐，宴饮的酒席设在大帐之外，帐门外画一跪坐男子与人对酒，卷帘处有一女子手捧碗盏，他们可能是宴会的主人。画的前景处绘有坐地宴饮者，起立敬酒者以及侍宴者。宴饮场地的中央，画一躬身长袖面向帐门的人物，远处画席地围坐的女宾。大帐的左侧贴板边另画有人物，但因画面漫漶，不能清楚辨识。现能清楚指认的宴饮人物共有28位，宴饮的气氛较为轻松，是葬礼结束后的一次酒宴。
吐蕃人的葬俗相对简省，正是《吐蕃传》所说的“既葬即吉”。除吉即行酒宴，是参加葬礼的本教师、亲朋好友的聚会。棺板画上的这一习俗在古藏文简牍资料上也有反映，前节引录的米兰Vii，3木简译文中清楚的记着在葬礼结束后“主人和仆人们开怀畅饮”。以下再录二则以供参考：
米兰，Vii，55木简：
再次关照之事：本教徒（bon-po）七人，本教教长（bon-rej）二人，共计九人，伙食相同，一旦开始为夫人祭奠时，每天（晚上）每人要求喝饮料十勺子，上等酒的六个皮囊中，喝完三个皮囊[17]。
又，米兰Vii，2木简：
……二十七位，款待相同，给每位酒五勺，头遍酒计六个酒皮囊，二遍酒四个半酒皮囊。仆人一百零二……每人（饭食外加）酒三勺，所喝为三遍酒，共喝十一个半皮囊[18]。
这两则木简的内容是讲招待本教师和雇工的用酒数量，所记之事或是超荐法事或是祭祀活动。
以上B板各画面描绘的是一次葬礼的几个典型情节，吐蕃画家用纪实的手法，再现了一位吐蕃贵族的葬礼。
郭里木棺板画出土之后，围绕A、B两板画中人物的族属已有“吐谷浑说”，“吐蕃说”和“苏毗说”几种意见。引起不同看法的主要原因是因这两幅棺板画多处漫漶不清，需得仔细加以辨认，因此，弄清楚画面的图像和画的主题，是首要的任务。感谢《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发表了高质量的棺板画图片，笔者遂能在此图片的基础上逐一辨认棺板的图像，勾描出参考线图，然后对照汉藏文献，作此笺证，以就教于识者。
2006年
Abstract
In 2002, tombs of the Tubo period were found again at Golmud Township, Qinghai Province. Unearthed from the tombs are some coffin boards with colored drawings, parts of the drawings on the boards are well preserved, though the boards are impossible to be put together. The multi-scene pictures on the two side boards, in particular, are of distinctive national features in terms of their character images, content and styles. Some scenes are found to have confirmed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图版
注释
[1]1982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都兰县热水乡血渭草场发现了大型的吐蕃墓葬群。1985年，青海省文物局考古工作队曾在热水沟北岸发掘了2座吐蕃墓，其中都兰一号大墓被评为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999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在血渭草场热水沟南岸发掘了4座大、中型吐蕃墓。详情参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都兰吐蕃墓》，科学出版社，2005年。
[2]《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3期“青海专辑”刊载了这批墓葬的棺板画照片和相关内容的介绍，本文即以此刊发表的图片为依据写成。
[3]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80年。以下征引该书不再出注。
[4]娘·尼玛韦色：《娘氏宗教源流》，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2012年。书中云：“此王之时，有位文字规范师名叫珠·云丹（vbri-yon-tan），他向赞普呈献新创的字体，形如露水的白鱼腹，贡伦们都说好。珠·云丹因此得到赞普的重赏和尊敬，赐开头宴、朝廷宴、塔顿宴、护食宴、月宴、洗发水宴、举食宴、褒奖宴。”
[5]巴俄·祖拉陈瓦：《贤者喜宴》第373～374页。本译文转引自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吴坚、平措次仁著，陈庆英等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上）第148页，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西藏杂志社、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
[6]此处译文引自英国藏学家F. W. 托马斯著，刘忠、杨铭译注：《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第248页，民族出版社，2003年。
[7]此处译文引自英国藏学家F. W. 托马斯著，刘忠、杨铭译注：《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第337页，民族出版社，2003年。
[8]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吴坚、平措次仁著，陈庆英等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上）第77页，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西藏杂志社、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
[9]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吴坚、平措次仁著，陈庆英等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上）第108页，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西藏杂志社、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
[10]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吴坚、平措次仁著，陈庆英等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上）第163页，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西藏杂志社、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
[11]王尧、陈践：《吐蕃简牍综录》，译文编号为421，文物出版社，1986年。
[12]此处译文引自英国藏学家F. W. 托马斯著，刘忠、杨铭译注：《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第338页，民族出版社，2003年。
[13]王尧、陈践：《吐蕃简牍综录》，译文编号为420，文物出版社，1986年。
[14]王尧、陈践：《吐蕃简牍综录》，译文编号为440，文物出版社，1986年。
[15]王尧、陈践：《吐蕃简牍综录》，译文编号为422，文物出版社，1986年。
[16]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吴坚、平措次仁著，陈庆英等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上）第148页，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西藏杂志社、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
[17]此处译文引自英国藏学家F. W. 托马斯著，刘忠、杨铭译注：《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第337页，民族出版社，2003年。
[18]此处译文引自英国藏学家F. W. 托马斯著，刘忠、杨铭译注：《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第337～338页，民族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