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兰吐蕃墓出土含绶鸟织锦研究
都兰吐蕃墓出土含绶鸟织锦研究
许新国（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位于柴达木盆地的青海都兰县，分布有大片的唐代吐蕃墓葬群，分布较集中的主要有热水乡、夏日哈乡、香日德地区、沟里乡等。其中经过正式发掘的为热水乡扎马日村血渭草场墓地和夏日哈乡河北村大什角沟墓地两处。这批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丝绸文物，其数量之多、品种之全、图案之美、技艺之精、时间跨度之大，均属罕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初步研究的成果，我们曾经在《都兰出土丝织品初探》一文中进行介绍[1]，此后，我们对这批丝绸所属的系统进行了更深入一步的研究。在都兰吐蕃墓出土的丝绸中，有一种含绶鸟织锦在我们所鉴别出的属西方系统的织锦中数量最多、比例最大，较为典型地揭示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若干重要问题。本文即以这批含绶鸟图案织锦资料为基础，对有关问题进行探讨，以就教于各位学者。
一、类型与形式
唐代颜师古在注汉代《急就篇》的时候说：“织彩为文曰锦。”这里的“织彩”指的是色织工艺过程。织锦虽不能包括所有的色织物，但在唐代，色织物的大部分乃是织锦，因此，“织彩为文曰锦”这句话可以作为本文进行织物分类的前提。
关于含绶鸟的定名，学术界并无统一标准，例如：新疆的考古发掘者将其称为“戴胜立鸟”、“戴胜衔绶鸾鸟”[2]；斯坦因将其称为“衔物立鸟”[3]；唐代史书中称为“鹘衔瑞草”或“雁衔绶带”[4]；夏鼐先生称之为“立鸟”[5]等。本文所讲的含绶鸟，系指嘴部衔有璎珞或项链，脖后系有绶带或飘带一类立鸟图案的总称[6]。
都兰含绶鸟锦出自热水M1、M9、M10、M20、M26；夏日哈M8、M11等几座墓葬中。出土时织物相当残碎，主要有用于衣服的领饰、袖缘、襟饰以及缝成的小套等形式。织物图案有3种残存形式，一是主题纹样，即含绶鸟的本身造型；二是团窠环的纹样；三是宾花或辅花造型。在整理研究中，遵照考古学惯例，进行了力所能及的复原。
本文依团窠圈内鸟足下踏座的不同形式，将这批含绶鸟锦划分为两类：第一类为棕榈座形式（也包含个别连珠板形式），第二类为连珠板形式。在第一类织锦中，不同的团窠圈可归纳为三种类型：花瓣团窠型、连珠团窠型、复合花朵连珠型和花朵团窠型。以团窠圈形状的差异作为划分“亚型”的依据，再以团窠圈、辅花、鸟身装饰的变化进行分式。
现分类详述含绶鸟锦标本如下：
第一类，主题纹样为对鸟，鸟足下踏棕榈座类。
此类包括四型：
一型：花瓣团窠型
Ⅰ式：2件分为a、b两种。花瓣为团窠环，花瓣之间伸出折枝小朵花。
（a）标本DXDM8：S2，织物为红绫袍的衣缘，被裁成长条。红色为地，以青、黄、绿等色显花。组织为1∶3斜纹纬二重，背面可见抛梭现象。团案基本可以复原，经向循环约为26厘米。以花瓣组成团窠环，花瓣之间伸出14朵折枝小花，窠内为对含绶鸟，站立于棕榈基座上。鸟身为较细密的方格纹，颈部和腹上部饰以连珠条饰，尾羽分开上翘下钩，宾花为对称的十样花，几何味较浓。（图1）
（b）标本DRXM26：S2，织物较残，无法复原，但残片纹样清晰。以红色为地，以青、黄、绿色显花。组织为1∶3斜纹纬二重。以花瓣作团窠环，花瓣之间伸出小折枝花，窠内对含绶鸟立于棕榈座上，但鸟的尾部较大，应为一对立凤，惜头部残损。尾部上方羽毛分开，尾部饰以鳞片状纹，较细密。宾花为十样花。（图2；图版壹）
图1
Ⅱ式：1件标本DRXM9：S2，以黄色为地，绿、白色显花，组织为1∶2斜纹纬二重，背部无抛梭。褪色严重，但纹样保存却较完整。用八瓣组成团窠花形，窠内径为25厘米，窠内为对含绶鸟立于棕榈基座上。鸟身饰以菱格形羽纹，尾部似排刷，上饰斜向条纹，宾花为十样花。（图3；图版贰）
二型：连珠团窠型
可分为几种不同的亚型，共同特点是，均以连珠组成团窠环，连珠两面均以线条构成圆环，与排列在其中的连珠一道组成团窠环。
（a）标本DRXM9：S20-1用红色为地，藏青勾勒，黄、绿两色显花，组织为1∶3斜纹纬二重。团窠环中的连珠较小较密，珠呈六边形。从残片看亦为对鸟立于棕榈座形，圈外宾花为对称的十样花，但棕榈座的形式略有差异，一基座只有轮廓线，一基座中填以圆点纹。（图4）
图2
（b）标本DRXM9：S20-2，共有残片2件，图案基本可以复原，但该件的连珠与上件略有区别，一是珠呈六边形，但分大小两种，二是连珠次序以藏青和红色相间排列。连珠圈内径为19厘米，外径为21厘米，实测得织物纬向循环为21.5厘米。连珠圈为椭圆形，故窠内对鸟造型显得较长，鸟头已残，但可见头后饰有绶带一根。鸟身羽毛用方块形装饰，尾作板刷状。织物色彩与上件相似，亦为红色地，藏青勾勒，黄、绿两色显花，无抛梭现象。宾花亦为椭圆形，中有藏蕾式十样花，组织为1∶3斜纹纬二重。（图5-1、图5-2）
（c）标本DRXM9：S3，共有2块残片，织物是在深红色地上，以藏青、黄、灰绿显花。组织为1∶3斜纹纬二重。从拼对复原的图案看，这亦为连珠团窠对含绶鸟图案，从残存宾花纹样观察，是一种颇具卷草风格的大型棕榈树（生命树）纹样，从该纹样高近26厘米推测，其团窠的直径起码应在30厘米以上。（图6）
图3
图4-1
图4-2
图4-3
图5-1
图5-2
图6
图7
还有一块织锦边饰的残片，与上述几件锦片同出于M9中，估计应属二型含绶鸟的边饰，一并介绍：标本DRXM9：24，以红色为地，以青、绿、黄色显花，中间为串联在一起的“钺”形图案，图案与纬线平行，故在地部为1∶1纬二重组织。条的边缘为青、黄彩条，排列黄色的连珠。（图7）
三型：复合团窠形
仅一件。标本DRXM9：S22，深红为地，以藏青、黄、灰绿显花，组织为1∶3斜纹纬二重。背面有抛梭现象。因系残片，作为图案的主要部分的团窠内部已基本残缺，仅见一棕榈叶座和部分鸟足，可以推测是对含绶鸟题材。该型团窠环外圈是青、红两色相间的连珠环，内圈是青地红色的小团花，故称之为复合团窠，可以推测其团窠环极大。（图8）
图8
四型：连花团窠型
1件标本DRXM1：S165。此件褪色严重，虽然鸟足下踏连珠板，但作为特殊处理，仍归入第一类。该锦以灰绿色为地，蓝色勾边及起小花。团窠环中以草绿色为地，以连续的八瓣小团花构成团窠环。纹样已经残缺，仅残存对鸟的四足，分别立于两个饰以连珠的台座上。团窠纬向循环约35厘米，与团窠环外径相差不会太大。组织为1∶2斜纹纬二重，背部未见抛梭现象。（图9）
第二类，主题纹样为独鸟和对鸟，但鸟足均立于连珠台座上。
此类不分型，从若干件残片中可见大同小异的两种。
图9
标本DRXMIPM2：S160-I，根据十余件残片可以复原得同一图案。复原之后的图案中心是一个呈椭圆形的团窠。团窠外环以八片花瓣，中间立有一鸟。该鸟身部具有鳞甲片状的羽纹，尾部成板刷状，翅和尾用横条或斜条表示，翅带弯钩向上翘起，颈部饰以项圈状物，上饰有连珠。翅与尾部均有饰以连珠竖向的条带，两足立于平台座上，平台正面饰以横向的连珠。该鸟头后生出两条平行的、带结的飘带，鸟嘴衔有项链状物，其上布满连珠，下方垂有三串璎珞。宾花为对称的十样花，花中心为八瓣小团花，四周方形花，四向伸出花蕾，复原后的纹样循环约为经向17、纬向13厘米。
用深红色为地，其上用藏青、灰绿、黄三色显花，配色和用色都非常讲究，晕色处按青、绿、红、黄诸色依次排列。（图10-1；图版叁）
除此之外，尚有圆形团窠环，与上件大同小异的1件残片。（10-2；图版肆）
图10-1
图10-2
织物基本组织是1∶3纬二重，从有的残片上看，背部有局部抛梭现象。
标本DRXMIPM2：S163，残存一斜裁的长条，色彩相当鲜艳。以大红为地，显藏青、黄、灰绿色纹样。从残片纹样看，图案团窠颇大，团窠外亦环以花瓣。窠内一对大鸟，两两相对，共同衔着一连珠绶带，鸟的造型与上件基本相同，但也自具特点，不同之处在于鸟身上羽毛以方块形来表现。鸟足以下均残，但据同类织锦图案推断，鸟足亦应站立于连珠平台状座上。窠外宾花已残，推测其纹样亦同上件。组织为1∶3斜纹纬二重。（图11）
图11 复原图
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与上述两件织锦同墓出土的还有一件织有文字的织锦，经我们进行慎重的对比和研究判断，这件织锦系第二类织锦的边饰残片，究竟与上述哪一件相对应，目前为止还无法确定，但将其归入第二类含绶鸟锦我们还是有把握的。下面介绍该锦：
标本DRXMIPM2：S161，这件缝合成套状的织锦属纬锦的裁边。红地，显藏青、灰绿、黄花。中部为一行连续桃形图案，图案与纬线平行，故在地部为1∶1纬二重组织。图案带的边缘为青、黄彩条，排列黄色的小连珠。在红地之上，织有一段外国文字。这段二行的织锦文字，我们通过中国文物研究所林梅村先生，转请德国哥廷根大学中亚文字专家马坎基（D. N Mackenzie）教授作了研究和鉴定。经他确认，这是波斯萨珊朝所使用的婆罗钵文字，拉丁字母转写如下：
第一行 MLKanMLKA =ŠáhánŠáh“王中之王”
第二行 LBAGOH=Wuzurg xwarrah“伟大的，光荣的”。（图12；图版伍）
婆罗钵（或译排勒维）文字，其字母由阿拉美亚字母稍加变化而成，用以拼写中古波斯的婆罗钵语。文字由右而左横写，同欧洲希腊罗马系统的文字由左而右者相反。阿拉美亚字母是从腓尼基字母演化而来，是后来西亚各塞姆系字母（包括景教徒所使用的叙利亚文）的祖型。安息王朝时的银币上，常有婆罗钵字和希腊字并列。萨珊朝时伊兰民族复兴，银币上铭文便废除了希腊字，专用这种本国文字[7]。
图12
二、分期和年代
都兰这批含绶鸟锦，虽然多系残片，但其主题纹饰——含绶鸟，以及作为辅助纹饰的宾花纹样、组成团窠的环和花等形式，均显示出明确的时代特征。据笔者检索，与都兰所出者较为接近的含绶鸟图案主要有以下几处：
图13-1
图13-2
在葱岭以西的阿富汗巴米扬石窟壁画中的连珠团窠对含绶鸟图案[8]（图13-1），时代为5世纪；新疆库车雀离大寺中圆形舍利盒[9]纹饰中的对含绶鸟图案，时代为6世纪；梵蒂冈藏包裹圣物的含绶鸟锦[10]（图13-2），时代为6世纪初；葱岭以东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连珠团窠对含绶鸟图案[11]（图14），时代为6—7世纪；中亚阿姆、锡尔河流域撒马尔罕附近古城址中发现的壁画人物中的含绶鸟织锦图案[12]，时代在7世纪中叶—8世纪初；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332号墓中出土的戴胜衔绶鸾鸟连珠纹锦，同墓出有麟德二年（665年）文书[13]；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117号墓中出土与都兰含绶鸟锦宾花接近的宝相花连珠锦，同墓出永淳二年（683年）墓志[14]。
图14
从以上所列资料看，这类含绶鸟图案从5世纪一直到8世纪初期流行，其中，与都兰含绶鸟图像最为接近的见于撒马尔罕地区7世纪中到8世纪初期的壁画。因此，可先将都兰含绶鸟锦的年代比定在这一年代范围之内。
我们注意到，属于第一类一型花瓣团窠第1式中的两件织锦，尾羽均上翘下钩分开，鸟腹上的花纹细致，均反映出较早时代的风格。因此我们将其年代定在7世纪中期，分为都兰含绶鸟锦的第一期。
第一类其他各型与第二类各锦，即使团窠构成形式有别（例如分为连珠圈、花瓣、连小花等不同形式），但辅助纹饰的宾花均采用十字对称，且鸟腹、鸟尾均具有较强一致性。鉴于敦煌壁画中属于吐蕃占领时期的中唐窟K58，其卧佛枕上的织锦即是采用花瓣作为团窠的含绶鸟图形[15]，与都兰一、二类锦中的花瓣团窠较为接近，所以，我们将这些织锦定为都兰含绶鸟锦的第二期，其年代在7世纪末到8世纪中期（其中个别图案可能早至中唐时期）。我们认为，在没有确切地层关系证据和准确断代参照物的情况下，暂且以这样概略的划分为宜，确切的分期和年代确定，尚待考古新发现。
三、含绶鸟织锦的系统
（一）织造方法应归入西方系统
为便于叙述，这里所说的“西方”主要指中亚、西亚；“东方”则主要是指阳关以东的广大地区，这两个地区的历史文化背景有所不同，从纺织文化角度来看，分属于不同的文化圈。
从织造方法上看，都兰含绶鸟锦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东方传统织锦的织造是先有平纹经线显花，后来才有斜纹和纬线显花，而西方的传统织法则是纬线显花，这一点已为众多的学者所证实。都兰含绶鸟锦均系斜纹纬锦，与东方纬锦相比亦有较大区别。
第二，从大的效果来看，纬锦都具有厚实、平挺、覆盖严实的特点。但与东方纬锦相比，都兰含绶鸟在这方面特点更明显，其表层出现的色丝几乎呈长方形，整个形成一个台面，露出的明经斜向整齐，说明织造的技术相当高超。
第三，纬锦多采用双夹经，或采用单夹经，但夹经线均加强捻，捻向有S捻和Z捻两种。东方的传统是采用S捻，而西方的特点是采用Z捻，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16]。都兰含绶鸟锦均采用Z形强捻，与西方织锦相同。
第四，都兰含绶鸟锦与东方传统织锦相比，色彩差异很大。其织锦图案配色对比强烈、鲜明，染色的色牢度特佳，保存也较好，这一点与西方织锦相同。而东方传统织锦的配色显得较为明快、清秀、协调，染色牢度明显不如都兰含绶鸟锦。具体的色调差别也很大，都兰含绶鸟锦习用紫红、藏青（有时近黑）、堷绿、血牙黄等，与中亚地区壁画中织锦所见色调接近。而东方传统织锦中所用红多呈橙红（或称退红），普兰、草绿、褐黄，尤以黄地为多。
从织物组织上看，在罗马晚期和波斯萨珊王朝时，西亚和中亚的织锦是纬锦，不是经锦。西亚的纺织传统是用纬线起花的。这是因为，西亚古代的织物原料主要是亚麻和羊毛，羊毛纤维短，必须捻成毛线，而毛线易于纠缠和松散，所以用它做经线，密度需要疏朗，而又需要拉紧。毛线的纬线捻得要松，以便绕于绷得很紧的经线。纬线要用筘或刀打紧，这样便呈现纬面凸纹。如有花纹，也是纬线起花。而中国古代高级织物使用的是丝线，丝线不但很长（缫丝可长达800～1000米），而且强韧光滑，所以在织机上经线虽很紧密，也不会纠缠，而且可用弱捻或不加捻的丝线作为经线，强韧均匀，是最好的经线材料。这样的丝织物经线紧密，纬线疏而不漏，所以是经面组织；如有花纹，也是采用经线显花的方法。以上是纺织技术上的两种不同的传统。后来西方也用丝为原料，也采用了提花机，并且还有以汉锦的平纹“重组织”法织制的。但是由于传统习惯的关系，也由于未能彻底了解丝的性能的关系，他们对丝线常加强捻，仍保留了传统的纬线显花法。
斜纹组织是中亚、西亚纺织技术的另一个特点。他们虽然也用平纹组织，但较早采用斜纹组织。在叙利亚的帕尔米拉，曾发现第3世纪纬面的斜纹毛织物，并且当时似乎已有三片综框的斜纹织机，后来更有了斜纹的提花机。学术界一般认为前者可能起源于叙利亚，后者起源于波斯[17]。至于中国，在隋唐以前虽已有以经浮线作斜纹显花的，但织物的基本组织仍是平纹组织，是平纹的一种变化组织。中亚和西亚的纬锦，最初是仿造中国的平纹组织，后来参照平纹织锦，加以变化，才发展为斜纹组织的织锦。
综上所述，都兰含绶鸟锦纬线显花、丝线强捻、斜纹组织等特点，均与中亚、西亚织锦的特点相符，应归属于西方织锦系统。
（二）织锦图案属“萨珊式”系统
都兰含绶鸟锦普遍存在着一种连珠纹，这种纹饰出现在各类各型含绶鸟锦的图案上，表现形式略有差别，有的以连珠作团窠环，有的以连珠装饰立鸟的底座，而在立鸟的颈部、尾部和所衔项圈上则普遍用连珠装饰，甚至在花瓣的边缘，也多见连珠。
连珠纹尤其是连珠圈纹是萨珊波斯人所喜爱的花纹，它常常被应用于宫殿建筑的浮雕上[18]。南北朝时期，随着各民族间的迁徙融合和东西方政权的接触往来，中亚、西亚人的文化艺术，包括连珠纹这一图案形式，沿着丝绸之路传入我国。5—7世纪的丝绸之路遗迹中有不少连珠纹图案。南北朝时中原地区出现的连珠纹大多与当时从西方传来的文化艺术联系在一起，如洛阳永宁寺遗址出土的莲花、莲花化生瓦当，安阳北齐墓出土的黄釉乐舞扁瓷壶[19]，都以连珠为饰。但此时的连珠纹仍属随器型排列的边饰。
隋代，连珠纹的使用有了进一步发展。连珠圈被直接应用于各种器物上，它不再是一种条带边饰，而往往以圈的形式构成主题纹样。例如：李静训墓出土的扁瓷壶[20]、故宫博物院所藏青瓷贴花凤首瓶的腹部装饰纹、李和墓石棺刻纹[21]，都采用连珠圈图案，圈内有人物、兽头、花叶等纹样。隋代敦煌莫高窟壁、顶、龛上普遍采用连珠条带为边饰，同时出现相当数量的连珠圈纹，圈内有天马、乘象、斗豹图、猪头、花叶等[22]。关友惠先生指出：“环形连珠纹是隋代边饰中的一种新纹样，它原是流行于波斯的一种纹样。[23]”1921年，斯坦因在大型考古报告《赛林底亚（西域）》中，研究了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出佛经经卷丝织品帙子和佛幡中的萨珊风格的织锦。他指出：“萨珊式”图案为7世纪或8世纪初中国生产的萨珊式织锦仿制品；对兽或对鸟形式是“萨珊式”风格织物的最流行和最主要的母题；圆和椭圆的连珠，是织品装潢的波斯风格的最具特色的面貌[24]。斯坦因所谓“Sasannian'figured silks”，乃是一个斟酌过的字眼，即广义上的“萨珊式”的织锦，不必非得是产自波斯的。
对此，夏鼐先生有一段极重要的论述[25]：
据阿克曼的研究，斯坦因所发掘的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猪头纹锦（Ast，i. 6. 01）和颈有绶带的立鸟纹锦（Ast，vii. I. 01）等都是这种织法的斜纹纬锦，并且说它们是萨珊波斯东部即中亚地方织制的。我们这次在阿斯塔那的发掘中，在325号墓（公元661年）出土物中，也有猪头纹锦……在332号墓（公元665年）也出土有颈绕绶带的立鸟纹锦……。这些织锦的花纹图案自成一组，不仅与汉锦不同，即便和隋唐时一般中国织锦也大不相同，但和中亚的图案花纹几乎完全相同，……颈有绶带的立鸟纹，也和我国旧有的鸾鸟和朱鸟纹不同。它的颈部有二绶带向后飘，口衔一串项链形物，下垂三珠。颈部和翅膀上都有一系列连珠纹。这些都是所谓萨珊式立鸟纹的特征。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的壁画上……，以及波斯萨珊朝银器刻纹上，都有具有这些特征的立鸟纹，这些动物纹，一般都围绕以连珠缀成的圆圈中，这也是萨珊式花纹的特点。
夏先生在此也使用了“萨珊式”这一词。据此，我们可将都兰含绶鸟锦归入广义的“萨珊式”织锦范畴。
接下来我们进一步探讨都兰含绶鸟锦的具体产地问题。
图15
（三）第一类含绶鸟锦与粟特锦
粟特人在丝绸之路上的中介作用，在学术界已有口皆碑，而中亚本土的绢锦生产和销售，却鲜为人知。自从1959年著名伊朗学家亨宁解读了一件中古粟特锦题铭，并由舍菲尔德进行了丝织品标本分类研究之后，大大打开了人们的眼界。而这一研究也启发我们注意到都兰第一类含绶鸟锦实物的归属。
1959年，柏林出版了舍菲尔德和著名伊朗学者亨宁合著的《赞丹尼奇考》[26]一文。文章研究了比利时于伊圣母大礼拜堂收藏的一件连珠对羊纹锦。此件长1.915米、宽1.22米。有大的连珠圆饰四排半，每排有三个大的团窠，窠内图案为对羊。其背面用印度墨水书写的题记，经古伊兰语权威亨宁确认为7世纪的粟特文，其内容为：“长六十一拃赞丹尼奇”。（图15）
“赞丹尼奇”是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词。在蒙古入侵前，花剌子模的法律文集中，即有与“赞丹尼奇”有关的记载，亨宁在《附考》中作了选译，考证出“赞丹尼奇”一词用于表示一种织物。纳尔沙希写于10世纪的《布哈拉史》中讲，在布哈拉（安国）附近有个地方叫赞丹那村，“‘赞丹尼奇’……是在赞丹那制造的一种衣料。”布哈拉的其他村落织造的也叫作赞丹尼奇（Zandanniji），因为它最先出现于这个村[27]。此外，拉施·哀·德丁在《集史》中也提到布哈拉商人与织造的“赞丹尼奇”[28]。以上表明，到10世纪末，赞丹那村已经因一种称为赞丹尼奇的衣料著称于世。
舍菲尔德在研究赞丹尼奇织锦时，把出自敦煌千佛洞的不列颠博物馆藏连珠对狮锦（图16）和法国吉美博物馆藏敦煌千佛洞经帙上的连珠对狮锦（图17），以及不列颠博物馆藏敦煌千佛洞的连珠对羊锦，与比利时于伊圣母大礼拜堂所藏前述连珠对羊锦，共11件，分类为“赞丹尼奇锦Ⅰ组”，并认为它们属于7世纪的粟特。
1972年，苏联学者A. A. 叶鲁莎里姆斯卡娅发表了《论粟特丝织品工艺流派的形成》一文[29]，把舍菲尔德归属为赞丹尼奇Ⅰ组的织物，扩大到80件。关于粟特丝织工艺进化的特点，她认为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早期阶段，6世纪末7世纪初。萨珊传统很清楚，在萨珊波斯与唐朝的影响下，创造了模仿基础上的风格。中期阶段，7世纪后半叶到8世纪初。花纹风格和题材具有地方特色，拜占庭的潮流加强。晚期阶段，7、8世纪之交，进一步地方化，拜占庭影响进一步加强，是拜占庭织物输入后的结果。（图18、19）
图16
图17
图18
图19
对照上述产于粟特的织锦，即赞丹尼奇Ⅰ组的织锦，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1）团窠环内均以对兽、对鸟的形式出现。对兽、对鸟的足下均有形式较为统一的棕榈叶座，有的从棕榈叶座的中心向上伸出枝条组成生命树纹。对兽的种类有对狮、对羊和对马；对鸟种类有对孔雀、对鹅，大部分鸟均为立鸟，颈后系有绶带。（2）团窠环的形式较为多样化，有连珠形、花瓣形、对错S纹形、连小花形，连续桃形（或称心形），亦存在小花和连珠共同组成的团窠环，团窠环的形状也有圆形、竖椭圆形、横椭圆形等不同形状。（3）宾花形式亦较为多样，分为轴对称和十字对称等形式，也出现以对鸟和人物作宾花的形式。但较为普遍的是十字对称或称作十样花的形式。（4）作为团窠环以及鸟兽体装饰的连珠，形式亦较多样，有小连珠、六角形连珠、大小相错连珠等，而且连珠不仅组成团窠的形式，在鸟兽的颈部、腹部、尾部等都普遍用连珠来装饰。
以粟特织锦的上述特点验之于都兰出土的第一类含绶鸟织锦，我们发现：（1）都兰第一类含绶鸟锦均以团窠环中对鸟的形式出现。且对鸟的足下均踏有棕榈叶形座，形式统一，少有差异，鸟嘴衔项链，鸟颈后系绶带。（2）团窠环的形式亦较多样，有小折花形圈、连珠式环、花瓣式环、对错S形环、连小花式环、小花和连珠共同组成的复合式环等。团窠环亦有圆形和椭圆形两种形状。（3）宾花形式较为统一，均为十字对称形式。（4）作为团窠环的连珠形状亦有小连珠、六角形连珠、大小相错连珠等多种。而且在鸟的颈部、腹部、尾部等普遍用连珠装饰。
通过以上对比可知，都兰第一类含绶鸟锦同中亚粟特人织造的织锦织造技法、纹样风格非常近似，总体面貌一致。从年代上看，都兰第一类含绶鸟锦从7世纪中期到8世纪中期，与叶鲁莎里姆斯卡娅分期中的中期和晚期大致相符。这些相似性，不能以偶合来解释，而应是相同时代、相同产地织造的同一组织物。据此，我们将都兰第一类含绶鸟锦归属于赞丹尼奇I组，属于粟特织锦系统。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舍菲尔德认为赞丹尼奇锦与波斯锦和拜占庭锦的区别反映在染色上。他还注意到赞丹尼奇组的黄绿色、橙色和粉红色与唐代织物的关系。这些色彩在早期中世纪的西方织物中是稀有的，一般在萨珊波斯和拜占庭织品中也不存在。但这些色彩在敦煌千佛洞的中国绢锦中是非常典型的。赞丹尼奇锦褪色，似未有适当的媒染剂。根据这一点，四型锦尽管鸟踏连珠平板座，但褪色，所以我们将其归入第一类。
都兰第一类含绶鸟锦中多见暗红、青、黄、蜡绿、白等色，未见粉红色。至于褪色问题，第一类含绶鸟中亦存在，例如一型Ⅱ式、二型、四型织锦，但也有颜色保存较好的，例如一型I式的两件织锦。这些差异可能反映了都兰织锦的特点，我们认为还不足以说明是地域的差别，因为即使是在中亚地区，织锦的织造中心就不止一处，除布哈拉的赞丹那及其周围的村庄以外，《世界境域志》一书中还记载了丝织物生产中心尚有尼沙布尔和谋夫两处[30]。
叶鲁莎里姆斯卡娅所说赞丹尼奇I组存在拜占庭文化的影响，在都兰一类含绶鸟中亦大量存在，例如八瓣花作团窠的形式，宾花十样花中心的方框与小花，连花团窠环中的小花等，在目前所知拜占庭锦中都大量存在，可以看作是粟特锦中的拜占庭因素，详细的纹饰对比研究有待将来另文撰述，在此从略。
（四）第二类含绶鸟与波斯锦
中国西北丝路考古中的所谓“波斯锦”问题，是一个研究难度很大的问题。都兰第二类含绶鸟锦以及织有波斯文字的织锦饰片的发现，使这一领域增添了新的资料，具有重要科研价值。
“钵斯锦”（波斯锦）首见于482年前后的阚氏高昌时期的哈拉和卓90号墓所出《高昌□归买鍮石等物残帐》[31]。
这个词还见于麴氏高昌及唐平麴氏初年的随葬衣物疏中。阿斯塔那170号墓出《高昌章和十三年（543年）孝姿随葬衣物疏》[32]还显示了波斯锦与魏锦等汉地锦绫的计量区别，其前者的计量单位是“张”，后者的计量单位是“匹”。随葬衣物疏中，阿斯塔那173号墓所出《高昌延寿十年（633年）元儿随葬衣物疏》[33]和阿斯塔那15号墓所出《唐唐幢海随葬衣物疏》[34]中，亦提及“婆（波）斯锦面衣”。
波斯锦一词也见于与敦煌有关的文献。据《旧五代史》卷138，可知五代时期归义军曹氏时，仍有“波斯锦”的名称。
文献记载波斯锦还输入中原地区，例如开皇初“波斯尝献金绵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稠锦既成，逾所献者”[35]，即是说何稠在当时的皇家工场主持了一种波斯锦的技术引进工作。何稠是何妥的侄儿。何妥，“西域人也，父细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36]。
波斯锦名虽见载于古代文献，但对照实物，分辨起来实属不易。斯坦因于1915年在阿斯塔那墓葬中曾发现一批以“萨珊式”织锦所做的覆面，有连珠猪头纹锦、连珠对兽纹锦、连珠立鸟纹锦、连珠葡萄鹿纹锦和连珠花树纹锦等几件[37]。阿克曼认为其中的猪头纹锦和颈有绶带的立鸟纹锦是萨珊波斯东部即中亚地方所织制。夏鼐先生观点亦与此相同。
苏联学者认为出土于北高加索山区莫谢瓦亚·巴勒卡的一件簇四连珠赛姆鲁纹[38]锦袍，系萨珊王朝以后的波斯锦[39]，时代为8—9世纪；前述梵蒂冈藏的立鸟纹锦，时代为7世纪初；在波斯本土及附近地区，以及中亚地区出土的被公认的萨珊波斯织锦遗物还有菱格立鸟花台连珠纹锦、长尾鸟花台四叶纹锦、立马花环纹锦、赛姆鲁纹花环锦、赛姆鲁兽叶环纹锦、赛姆鲁兽连珠纹锦（图20）、猪头连珠纹锦、衔枝蔓立鸟连珠纹锦等[40]。
对照上述萨珊波斯锦，可以归纳出一些特点，如均用单一鸟兽作主题花纹，都大量采用小珠花作连接团窠环的纽。在图案装饰上，团窠环较圆，除用连珠构成团窠环外，还有以花叶构成的环圈。圈内不仅有主题动物形象，有的还有辅饰，如赛姆鲁兽连珠纹锦的圈内都饰有小花，一种是在兽的上下各置一朵四瓣小花，另一种是在兽上方置一花两苞，长尾鸟花台四叶纹锦和衔枝蔓立鸟连珠纹锦的圈内均有花台，梵蒂冈立鸟纹锦鸟足下有平板状连珠纹座。在布局上，圈外宾花除轴对称外还有十字对称。在风格上，主题花纹较细腻，如在鸟兽的头部，不仅表现嘴（喙）、眼，还着意描绘了毛色羽纹，不但运用三角、六角、边条等几何纹饰，还采用了图案化的花、叶形态。
与上述织锦相比，都兰第二类含绶鸟锦既有相同之处，又具自身特点。表现在：主题花纹既有单一鸟，又有对鸟，与上述波斯组锦均为单一鸟兽有别。在图案装饰上，都兰第二类含绶鸟锦分圆形团窠和椭圆形团窠两种，但均以花瓣构成团窠。且窠内除含绶鸟外，无其他辅饰。含绶鸟均为立鸟，鸟足下均为平板状饰连珠纹座，未见花台。这一点与梵蒂冈立鸟锦相似。布局上，都兰第二类含绶鸟锦窠外宾花均为宝花似的十字对称形式，且形式一致。这一点与上述赛姆鲁连珠纹锦的宾花相似。风格上，与上述波斯锦相似，无论主题花纹的立鸟，还是组成团窠的花瓣以及宾花，都刻意描绘细部，且色泽鲜丽不褪色。这些相似之处表明，都兰第二类含绶鸟锦继承和发扬的是波斯锦的传统，但与前述萨珊组各锦应属于两个不同的产地。
图20
另外，从时间上看，都兰第二类含绶鸟锦相当于分期的第二期，其年代在7世纪末到8世纪中期，均在萨珊波斯王朝覆灭之后，大概可以排除第二类含绶鸟锦产自波斯本土的可能。然而，第二类含绶鸟锦的边饰又确有萨珊波斯的文字，是毋庸置疑的波斯锦，这当如何解释呢？我们以为，下面将要述及的历史事件与之有着某种关系。
公元651年，波斯萨珊王朝伊嗣俟（YazdigirdⅢ，632—651年在位）逃往末禄（Marw）。据中古波斯文著作《班达希申》（《创世纪》）记载：“伊嗣俟三世登位二十年之时，大食人大举入侵伊朗国。伊嗣俟与战不利，奔往呼罗珊及突厥斯坦，请求援助人马，在那里为人所弑。[41]”波斯萨珊王朝终于灭亡。
波斯萨珊朝灭亡之后，其部族余部大批东迁，散居中亚和中国之间。伊嗣俟三世之子卑路斯（PerozⅢ）继其父为名义上的波斯王，得到唐朝的承认。唐朝于661年立卑路斯为波斯都督。波斯都督府治据称设于疾陵城，即波斯东境塞斯坦首府札朗（Zarani）[42]。次年春，又立为波斯王[43]。674年，卑路斯入朝大唐[44]。
679年，卑路斯之子泥涅师（一作“泥涅师师”，当即Narses）复被唐朝册立为波斯王，并护送至碎叶，然后“客吐火罗二十年……景龙初（707年）复来朝，授左威将军。病死，西部独存”[45]。
我们注意到，都兰第二类含绶鸟锦与第一类粟特含绶鸟锦的主要区别在于：粟特锦鸟足下均踏有棕榈叶状座，而波斯锦鸟足下均踏平板状连珠纹座；粟特锦有部分褪色，而波斯锦色泽鲜丽；所用颜色亦有所差别，粟特多见堷红、青、黄、堷绿（或称灰绿）、白等色，而波斯锦则为大红、藏青、黄、灰绿等色。另一方面，花瓣组成的团窠环，立鸟的形状、鸟身装饰，以及鸟所衔绶带或项链等却非常相似。如不是第二类织锦上有波斯文字，二者很难区分。
两类织锦的差别，显然是由于工匠所受的技术传统或工艺水平的不同而造成的；纹饰主题风格的相似和接近，则可能反映出织造地点的相同和接近。结合历史文献记载的灭国后波斯人的居住地考虑，第二类波斯含绶鸟锦极有可能是在中亚地方织制的。
但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在大食人占领波斯后，“波斯国”仍见于敦煌文献。如P. 3532号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云：“又从吐火罗国西行一月，至波斯国。”慧超又谓：“又从波斯国北行十日，入山至大复国，彼王不住本国，见向小拂临国住也。[46]”慧超所记表明，当时把大食治下的伊兰故地仍称为“波斯国”。这时的“波斯国”是否继续生产波斯锦呢？目前还不能确定。格鲁塞在《近东与中东的文明》一书中的一段话有助于我们思考这一问题。他指出：“阿拉伯人虽然成功地以一种新的宗教加诸伊朗，但却证明他们无力并吞伊朗民族。他们在种族上以及语言上同化了美索布达米亚、叙利亚和埃及，然而在对雅利安主义的统治上却未收到任何效果。……一方面皈依了伊斯兰教，同时仍保留着自己的面目。[47]”
可见，都兰含绶鸟锦也是波斯人保留自己宗教面目的最形象的说明。
四、含绶鸟锦的宗教意义
法国著名远东艺术史专家格鲁塞认为，波斯艺术是“有装饰性程式化倾向纹章式的艺术”，“它继承了古代迦勒底—亚述的装饰艺术”，“由于拜火教对抽象事物和严格教条的爱好而加强，至萨珊王朝时代的伊朗，形式似已确定。它由此创造出一种特殊风格，传之于高加索民族、俄罗斯草原的游牧民族，并经他们再传至北方的蛮族、哥特人、斯堪的那维亚人、本地的日耳曼人以及东北的匈奴和突厥的游牧部落。特别是在他们的织造品和金银工艺品中，可以看出萨珊的装饰者如何从那些题材上剥掉其造型特质，而由活的形态中提取纯几何图案。[48]”
关于萨珊纹样的意义，阿尔巴乌姆在《阿弗拉西阿勃绘画》一书中指出：这些赛姆鲁（Senmerv）、孔雀、鹅、猪头、山羊、羊、翼马及其他实有或神话中的鸟兽，与萨珊朝的琐罗亚斯德教的观念有关，基本上是出自《阿吠斯陀》中的伊巴塔西费尔玛神（成功之神）、维尔斯纳吉拉神（军神、战神）、密特拉神（太阳与光明之神）等诸神的属性。这类神在萨珊朝美术中，不仅出现于织物之上，也出现于宝石、金属工艺品和雕刻之上[49]。但对于传播广泛的含绶鸟图形，其意义却没有这样简单。
笔者以为，含绶鸟象征着王权，其来源甚古。为了说明这一问题，不能不提到伊朗庇斯托的大流士（公元前522—486年）平定四海纪念碑。该碑虽残，但却保留了希腊化时的希腊文以及具有浓厚希腊风格的有翼天使岩刻。天使手中捧着象征王权和胜利的王冠，反映了波斯人王权神授的观念[50]。这种神授王冠的图案在帕提亚（安息）以后频繁出现，图案中的天使也逐步演变成鸟。鸟与王冠的结合表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含绶鸟颈后的绶带与王冠相同。在安息诸王的货币上，均出现国王戴冠的肖像，冠后都毫无例外地有这种绶带。萨珊朝完全继承了这种传统。冠绶带不仅见于货币，在银器和岩刻肖像上也屡见不鲜。例如在塔夸·夷·布斯坦的波斯王阿尔达希尔二世（379—383年）叙任图岩刻[51]中，密特拉神、奥马兹德神和阿尔达希尔二世所戴王冠以及腰间，都有这种绶带，甚至作为授权象征的环下，也垂有这种绶带。二是含绶鸟嘴中所衔项链，与王者颈部所佩戴的项链近似。这种饰以连珠纹的项链，多见于安息和萨珊银币；在前述塔夸·夷·布斯坦叙任图，以及那克希·夷·鲁斯塔姆的沙普尔一世骑马战胜图[52]，也都可以为证。三是含绶鸟身上和团窠环中常见的连珠带，在王冠中也被大量应用，这一点可从安息和萨珊银币图像中得到明证。四是将象征性的鸟翼安置在王冠上。巴拉姆二世、奥尔马兹德二世、巴拉姆六世、库斯老二世、布伦以及伊嗣俟三世时期的银币[53]均有此例。
都兰含绶鸟锦中波斯文字“王中王”“伟大的、光荣的”，与萨珊朝银币中常见用钵罗婆文字书写的“神的子孙”“诸王之王”“万王之王”“奥马兹德的崇拜者”等内容相同。
与佛教相结合后的含绶鸟形象，还象征再生或永生，这表现在帕提亚时期犍陀罗希尔加布城的佛塔上。在该地发掘的名为斯托帕的佛塔上，刻有双头鹰像。小佛塔的形状为方形基坛上载有半圆形的覆钵。这种方形基坛，与印度佛塔的圆形基坛迥异，应是起源于伊朗的神殿建筑。基坛前方是印度和伊朗式建筑，其最上方浮雕着一只鸟。阿富汗巴米扬石窟壁画中也画着含绶鸟图形。这种在建筑物上出现的双头鹰和立鸟（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土耳其出土物中有先例）图像，一般认为是死者灵魂的象征，在以后的犍陀罗佛教浮雕中被反复描绘。其意义，与班夏瓦尔博物馆藏迦腻色迦王舍利容器[54]侧面的哈姆萨鸟、龟兹雀犁大寺舍利容器顶部的对含绶鸟[55]相同，即：鹅鸟是灵魂的住处、鸟是灵魂的搬运者。
这种含绶鸟的艺术，虽说来源于伊朗系民族的文化，但其中不乏希腊文化的痕迹。例如，阿富汗北部希巴尔干近郊迪良·特帕古墓（公元前后）出土的黄金冠[56]和南西伯利亚伊塞克·库尔干出土的塞加系贵族王冠[57]上的生命树上的鸟，被作为天国、天界（光之国）中再生的灵魂，同叙利亚早期基督教堂地板画的内容，以及印度的孔雀象征死者灵魂并在乐园中再生的题材如出一辙[58]。
综上所述，含绶鸟图案，象征着帝王的神格化、王权神授，或者说帝王作为神再生不死的观念。苏联学者A. M. 别列尼茨基指出：这种图像反映了一种祖灵崇拜的宗教现象。所谓祖灵，相当于琐罗亚斯德教的“守护力”（fravashi）[59]。据文献记载，波斯人有每年“各祭其先死者”的风俗[60]。在这种活动中，祖先的灵魂得到奥马兹德大神的许可而降临人间，以保佑当年的丰收。图像象征父母的灵魂。这类图像不仅象征着帝王的伟大、荣光、幸运和胜利，对于一般庶民来说，自然也应当具有吉祥、繁荣昌盛、幸运等极广泛的含义。灭国之后的中亚波斯人，织造了种类繁多的含绶鸟锦，其用心是意味深长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亚粟特人对阿吠斯陀神界诸神的崇拜、接近但绝不等同于萨珊琐罗亚斯德教。斯塔维斯基称之为马兹达教，并认为它有着东伊兰地区主要是中亚和北阿富汗地区的特色[61]。加富罗夫也断定，粟特人的拜火教和当时伊朗萨珊王朝典型的拜火教有很大区别。它的特点是保留了当地古代祭祀部分（包括祭祀祖先和天体——太阳和月亮）[62]。也有的学者认为，马兹达教是中亚宗教和道德信条的混合，设有经典，其中某些信条来源很古。琐罗亚斯德教是经过改革的马兹达教，有经典，其最后形式是《阿吠斯陀》[63]。
都兰吐蕃墓中的产于粟特和波斯的含绶鸟锦，其总体面貌的相似反映了宗教信仰的异同。
五、相关问题研讨
都兰吐蕃墓中粟特、波斯两类含绶鸟锦的发现，也启发我们注意到唐中叶以后敦煌文书所记“胡锦”“番锦”“毛锦”等语的含义及其与吐蕃的关系。
胡锦。敦煌所出P. 4975号《辛未年三月八日沈家纳赠历》中有“胡锦一匹”；S. 4215号《杂物帐》中又有“小胡锦褥子”。这里所谓“胡”，即如王国维《西胡考》一文所示，“西域诸国，自六朝人言之则梵亦胡，自唐人言之，则除梵皆胡，断可识矣”[64]。西胡中包括了高昌以西的各伊兰语族，如于阗人、粟特人、波斯人等，也包括了远在拂菻的拜占庭人（罗马人和叙利亚人）。所谓胡锦当出自这些西胡人之手。
番锦。P. 3432《吐蕃管辖时期（9世纪初）沙州龙兴寺卿赵石老脚下佛像供养具经等目录》中有：“阿难裙，杂锦绣并杂绢补方，并贴金花庄严，番锦缘及锦绢沥水，长肆箭，阔两箭，贰”；S. 6276号《永安圣寿招提司帐历》有“大红锦伞壹，番锦缘”。以上二例说明，“番锦”一词自吐蕃管辖时期已经流行。番锦多用作丝织制品的缘饰，说明其价格甚昂贵。又见于P. 2613号《唐咸通十四年（873年）正月四日沙州某寺徒众常物交割历》中：“红绫大繙额壹，长肆拾肆尺伍寸，番锦腰杂汉锦夹缬者舌花带伍拾肆、白绢麴陈绢带伍拾叁”；又云：“大红番锦伞壹，新。长丈伍尺，阔壹丈，心内花两窠，各壹张内，每窠各师子贰，四缘红番锦伍色鸟玖拾陆”。
以上文书为我们透露出的信息是：番锦一般用作丝织物的缘饰，用以制作的成品有腰带、伞、裙等种类，其地主色调均为红色，明确记录的纹饰有团窠对狮、五色鸟、夹缬、者舌花等。而且，“番锦”与“汉锦”区分明显。就图案而言，“团窠对狮”使人联想起敦煌所出的联珠对狮锦，这类锦属赞丹尼奇Ⅰ组即粟物锦。“五色鸟”即应指都兰所出含绶鸟一类锦，包括粟特和波斯两种。“者舌花”系昭武九姓的粟特花纹。者舌国，亦称石国、赭时，“在破洛那西北”，“居于药杀水（锡尔河）”，曾被康居所占据，其中心为宾刻特城，其南则为安格连河流域，昭武九姓国之一。其地部主色调均为红色，与都兰所出含绶鸟锦多为红色亦较一致。同吐蕃木简中的记述亦较相符。
都兰热水第10号墓出土古藏文木简，经王尧、陈践二先生考释，其中有“黄河大帐产之普兴缎面，绿绸里夹衣及悉诺涅缎红镶边衣，黑漆长筒靴三件”（M10：4-1）；“衣袖为红镶边，衣领为悉诺涅锦缎之羊皮衣一件”（M10：4-10）等语[65]。此处作为镶边的织锦均为红色，名为“悉诺涅”与前述番锦的情况相同，应是指同一类织锦。这里悉诺涅为地名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毛锦。这是一种明显来自粟特的特种锦。P. 2613《唐咸通十四年（873年）正月四日沙州某寺徒众常物交割历》：“绯地花鸟毛锦壹，壹拾叁窠上有蠹孔壹佰玖拾叁。绯地毛锦壹，捌窠，破碎。贰拾窠鹿花毛锦壹，破。”P. 2706《杂物帐》有：“毛锦壹 故破黄花毛锦壹 白地毰绁氍壹，大破，长壹丈阔陆尺，又毰绁氍贰绯毛锦壹 又绯毛锦壹，长陆尺，绿地毛锦壹，西州布壹丈贰尺。”关于毛锦的产地，《册府元龟》卷971载：“开元五年（717年）三月，安国遣使献方物。康国王遣使献毛锦，青黛。”则其产自康国即粟特地区已确定无疑。其织物地色为绯地、绿地等也与都兰粟特锦相同。
以上文书和木简中记载，均说明流传到吐蕃的粟特锦、波斯锦并不仅有含绶鸟一种。根据都兰的发现，可以说含绶鸟是最受吐蕃人欢迎的西方织锦品种。值得注意的是，唐阎立本《步辇图》，绘贞观十五年（641年）前往唐都长安迎娶文成公主入藏的吐蕃使者禄东赞，身上穿着的即是红地连珠团窠含绶鸟锦袍[66]。据此还可知，至迟到唐贞观年间，居住在青藏高原的吐蕃人已输入了这类粟特锦或波斯锦。
吐蕃于7世纪60年代大规模进入西域，8世纪末占领敦煌并开始完全控制了整个天山南麓地区。此时由于吐蕃控制了东部从河西到罗布地区以及帕米尔地区，对中亚的控制是相当稳定的。沙州在吐蕃管辖时期建制有称为“丝绵部落”的千户，当为一个生产及供应丝织品的基地，其时沙州又有蚕坊（P. 2162）。然而，在目前已发现的丝织品中，其高级丝织品锦、绫均为汉地和西方生产，尚末发现吐蕃的自产品。M. Tagh. b. i002号吐蕃文简牍，内容有“青稞七十五克，绢缯千匹，白银九百两，金子六百两”[67]，后列节儿总管助理等官员、军帐朗官、向导等。托玛斯曾将此件理解为“一个大商队”的账单，谓首行为货物，后记为队商各职，有商队长、旗手、向导等[68]。虽然目前学术界对此件简牍的理解还存在着不同意见，但其中的“绢缯千匹”，则非常值得重视。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人历来就有进行大规模国际贸易的传统。以《周书·吐谷浑传》所记为例：“魏废帝二年（553年）……，夸吕又通使与齐氏。凉州刺史史宁觇知其还，率骑袭之于州西赤泉，获其仆射乞伏触板、将军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69]”吐谷浑灭国后，其王统、部落、居地等继续保持，一些吐谷浑贵族在吐蕃王朝中担任要职，成为吐蕃统治阶级的成员。据此我们认为，吐蕃存在商队的可能性是极大的。总之，7—8世纪河西吐蕃人与丝绸之路贸易究竟有何关系，虽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无论如何，都兰吐蕃墓出土的大量来自东方和西方的织锦实物，已足以表明，此时的吐蕃确已成为交流东西物资的中心和融合东西文化的中心。
不容忽略的是，中世纪的东西方贸易，完全不同于近现代有世界市场并有国际金融体制的东西方贸易。中世纪的东西方贸易，是由特殊的“商业民族”担当的。马克思早已提出“商业民族”这一概念，并且指出：“财富表现为目的本身，这只是少数商业民族转运贸易的垄断者中才有的情形，这些商业民族生活在古代世界的缝隙中，正像犹太人在中世纪中的情形一样”[70]。作为“商业民族”的粟特人在中国一侧的东西方贸易中扮演的角色，犹如作为“商业民族”的犹太人在地中海、北海远程贸易中扮演的角色，他们往往以特殊的宗教纽带、聚居形式生活在中世纪世界的缝隙中。对此，已有众多的学者进行了研究。
1965年，日本学者池田温发表了《8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71]一文，指出在敦煌东约500米处，有一个叫“安城”的粟特人聚落，在唐朝治下，被编制为“从化乡”。池田先生的结语指出：推测安城粟特人出现于7世纪前半期，8世纪末吐蕃占领敦煌时，这一聚落已经消失。姜伯勤先生在《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一书中，对吐蕃占领敦煌以后的粟特人动向进行了补述[72]。姜先生认为，在吐蕃管辖时期，若干粟特裔民仍具有丝路商人的色彩。
又据S. 2228号文书，吐蕃时期“丝绵部落”中的著籍者有粟特人。这件《夫丁修城纪录》文书中载，丝绵部落分为各“将”，其中右三将有安佛奴、康通信；右四将有康友子；右六将有曹保柱康与；右八将有安善奴；右十将有米屯屯等。说明直到8—9世纪，粟特人仍活跃在沙州丝绸生产与销售中。
归义军时期应仍有许多粟特裔民，如P. 5038号《丙午年九月一日纳磨草人名目》中有：安赤颜、石章友、安员信、史怀位、安瘦儿、安善安、曹保儿、安保定、石集儿、石他悉宾、安再庆、安山住、康再达、康神奴、石流住、曹安三、安员遂等。可见，著籍粟特人长期活跃于沙州。
8世纪末吐蕃人占领前夜，敦煌也存在过“萨保”，如S. 0542号《戌年六月十八日诸寺丁口车牛役部》中，第177行有大乘寺寺户“安萨宝”，说明8世纪末“萨宝”一词已在沙州粟特人中流行。萨宝的字面意义为“队商之首领”或“商人长”。以后固定为管理蕃客胡户、管理祅寺的官职。
从都兰吐蕃墓葬出土的含绶鸟锦可以看出，中亚的粟特锦和波斯锦已成为吐蕃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衣饰用品，中亚和波斯的含绶鸟图案已受到吐蕃贵族乃至平民的喜爱。这足以证明，粟特人在吐蕃的东西方贸易中扮演的角色、所起的作用都是举足轻重的。
科学的研究和常识的判断常常大相径庭。从常识出发，中国既然是丝绸之国，那么，谈到中世纪丝织工艺的发展，往往容易得出中国丝绸优于西方的结论。通过都兰吐蕃墓出土的丝织物的对比研究，我们不能不以一种严肃的科学态度来面对这些事实。都兰出土的粟特锦和波斯锦具有厚实、平挺、覆盖严实等特点，说明其织造技术相当高超，而且配色和用色都非常讲究，对比强烈、鲜明，色牢度特佳，均不亚于中国织锦。即使从世界丝织科技的角度来说，也是十分值得珍视的，其意义自不待言。
通过对吐蕃墓葬中出土的含绶鸟织锦的研究，我们深感，吐蕃文化的形成发展，绝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文化影响的结果。吐蕃文化也是在若干年的时间内，不断地聚集着中原汉地、西戎氐羌、北狄匈奴、东胡鲜卑、印度次大陆以及西亚、中亚等东西方文化，最终才形成和发展成为雄踞青藏高原的文明的。
1996年
Abstract
Among the silk cloth unearthed in the Tubo tombs in Dulan County, Qinghai Province, there is a kind of brocade with Hanshou Bird patterns, which is in the largest quantity and proportion in the identified brocade of western system, this sheds some light on a few important issues about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On the basis of the brocade material,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e author’s study on the related issues.
图版叁 波斯锦残片
图版壹 粟特锦
图版贰 粟特锦
图版肆 波斯锦残片
图版伍 波斯文字锦
注释
[1]许新国、赵丰：《都兰出土丝织品初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1年总第15、16期合刊，文物出版社。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丝绸之路·汉唐织物》，文物出版社，1973年。
[3][英]斯坦因：《亚洲腹地》第2卷第676、680～706页，1928年。
[4]《新唐书》卷二十四《车服志》。
[5]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6]参见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正仓院展》所附《用语解说》。
[7]夏鼐：《中国最近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8]Tarzi Zemaryalai: L’Architecture et Le de’cor rupestre des grottes de Bāmiyan Paris 1977.
[9]龙谷大学编：《佛教东渐——祗圆精舍加かち飞鸟まで》，1991年，京都。
[10]朝日新闻社：《世界の美术》“朝日百科丛书”卷1，105页；卷9，122页、181页，1981年，东京。
[11]东京国立博物馆、大阪市立美术馆、日本经济新闻社：《シㄦクロードの遗宝》P111图版，P121图版及解说，1985年，东京。
[12][苏]弗鲁姆金著，黄振华译：《苏联中亚考古》第48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1981年。
[13]武敏：《新疆出土汉—唐丝织品初探》，《文物》1962年第7、8期。
[1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丝绸之路·汉唐织物》，文物出版社，1973年。
[15]常沙娜：《敦煌历代服饰图案》，万里书店有限公司·轻工业出版社，1986年。
[16]国外有不少人如太田英藏、斯坦因、西尔凡等均持此观点；国内有贾应逸，其观点见：《新疆丝织技艺的起源及其特点》，《考古》1985年第2期。
[17]福贝斯：《古代技术研究》第4卷第208、213页（1956年）。
[18]《世界美术全集》第10册，平凡社，1986年。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城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城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21]陕西省文管会：《陕西省三原县双盛村隋李和墓清理简报》，《文物》1966年第1期。
[22]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二卷）第277、394、401、402、420、425窟，文物出版社，1984年。
[23]关友惠：《莫高窟隋代图案初探》第32～34页，《敦煌研究》创刊号，1983年。
[24][英]斯坦因：《赛林底亚（西域）》第2卷第908页，牛津克拉兰顿出版社，1921年。
[25]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考古学报》1963年1期。
[26]D. 舍菲尔德、W. B. 亨宁：《赞丹尼奇考》第16页，1959年。
[27]D. 舍菲尔德、W. B. 亨宁：《赞丹尼奇考》第16页，1959年。
[28][苏]A. M. 别列尼茨基、I. B. 宾托维奇：《中亚丝织业史论略（论“赞丹尼奇”织物的考证）》，《苏联考古学》1961年第2期。
[29][苏]A. A. 叶鲁莎里姆斯卡娅：《论粟特丝织品工艺流派的形成》，《中亚与伊朗》文集，列宁格勒，1972年。
[30]王治来：《中亚史纲》第298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
[31]国家文物局古文物研究室纂：《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二册第24、25页、60页；第三册第267页；第四册第32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
[32]国家文物局古文物研究室纂：《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二册第24、25页、60页；第三册第267页；第四册第32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
[33]国家文物局古文物研究室纂：《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二册第24、25页、60页；第三册第267页；第四册第32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
[34]国家文物局古文物研究室纂：《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二册第24、25页、60页；第三册第267页；第四册第32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
[35]《隋书·何稠传》。
[36]《隋书·何妥传》。
[37][英]斯坦因：《亚洲腹地》（第2卷）第676、680～706页。
[38]一种带翼大尾的犬纹。英文Senmerv。
[39]东京国立博物馆、大阪市立美术馆、日本经济新闻社：《シㄦクロードの遗宝》P111图版，P121图版及解说，1985年，东京。
[40]薄小萤：《吐鲁番地区发现的联珠纹织物》，北京大学考古系：《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1952—1982》第33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41]伊藤义教：《波斯文化渡来考》第12～13页，岩波书店，1980年。
[42]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第109页，中华书局，1978年。
[43]《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44]《旧唐书·高宗纪》。
[45]《新唐书·波斯传》。
[46][日]藤田丰八：《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北平，1931年。
[47][法]雷奈·格鲁塞著，常任侠、袁音译：《近东与中东的文明》第74页、第85～86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
[48][法]雷奈·格鲁塞著，常任侠、袁音译：《近东与中东的文明》第74页、第85～86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
[49][苏]L. I. 阿尔巴乌姆：《阿弗拉西阿勃绘画》，莫斯科，1975年；加藤九祚日译本《古代撒马尔罕壁画》，东京，1980年。
[50][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主编：《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82年。
[51]朝日新闻社：《世界の美术》“朝日百科丛书”卷1，第105页；卷9，第122页、181页，1981年，东京。
[52]朝日新闻社：《世界の美术》“朝日百科丛书”卷1，第105页；卷9，第122页、181页，1981年，东京。
[53]摩根：《东方古钱系手册》第289～331页，1923—1936年版。
[54]朝日新闻社：《世界の美术》“朝日百科丛书”卷1，第105页；卷9，第122页、181页，1981年，东京。
[55]朝日新闻社：《世界の美术》“朝日百科丛书”卷1，第105页；卷9，第122页、181页，1981年，东京。
[56]Kuzimina, EE, Sarianidi. V. I. ’Dva golovnyxubora iz pogrebeniy Tillyatepe i ix semantika’, Kratkie Soobsh cheniya, No. 170, 1982. pp. 19-27, figs. 1-2.
[57]Akishev, K. A. Kurgan Issyk 1978, fig63. p. 1, 91.
[58]Balty. J Mosalgues Antigues de Syrie 1977. p. 138. fig. 64.
[59]转引自田道胜美：《安国の金驼座と七有翼双峰骆驼》，《オリコソト》25～1（1982）第50～72页。
[60]《魏书·西域列传》波斯国条：“又每年正月二十日，各祭其先死者”；又《周书·西域列传》波斯国条：“以六月为岁首，尤重七月七日，十二月一日。其日民庶以上，各相命召，设会作乐，以极欢娱。又以每年正月二十日，各祭先死者。”
[61][苏]B. I. 斯塔维斯基：《贵霜大夏（历史与文化问题）》第174页，莫斯科，1977年。
[62][苏]B. G. 加富罗夫著，肖之兴译：《中亚塔吉克史》第12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63][英]弗鲁姆金著，黄振华译：《苏联中亚考古》第48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1981年。
[64]王国维：《西胡考》，《观堂集林·史林》五。
[65]王尧、陈践：《青海吐蕃简牍考释》，《西藏研究》1991年第3期。
[66]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第184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另图版见《中国美术全集·隋唐绘画》。
[67]王尧、陈践：《吐蕃简牍综录》，文物出版社，1986年。
[68]托玛斯：《中国西北吐蕃文献与文书》第Ⅲ部第371页，伦敦，1955年。
[69]此事又见《魏书·吐谷浑传》、《北史·史宁传》等。
[7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85～496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
[71]池田温：《8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欧亚大陆文化研究》Ⅰ，1965年。
[72]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第196页，文物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