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东麓黄河上游与长江上游的文化交流圈——兼论黄河上游喇家遗址的考古发现及重要学术意义和影响^[1]

叶茂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青藏高原的隆起，对于欧亚大陆地理态势和世界气候格局的影响是十分突出和重要的。这个巨大影响之深远，甚至直接关系人类自身的起源与发展演化以及人类社会与文化的演进发展。历次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与研究，都反复不断地深刻认识到青藏高原对于人类活动和古代民族文化的强烈影响和显著的作用。

从地貌和地理的角度观察，青藏高原是中国大地上三个台阶的最高一级高地，青藏高原东麓就是三个阶梯中两个高台阶的过渡，是最高台阶的前沿和第二级台阶的后座。黄河、长江两大河流都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两个巨大的流域覆盖了中国疆域的大片土地，分别构成我国南北不同的文化区系。然而，黄河长江两大河在上游的关系可谓是非常亲近的，特别是在源头，关系更是密切，几乎可以说是地域上密不可分。有意思的是，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文化，在上游地区形成了颇为明显的共性，或者说是交融性，这是文化传播和交流融合的真实反映。

笔者在四川和甘肃、青海考古队工作多年，还曾经参加了关于丝绸之路河南道的考古调查，从成都出发，沿岷江、白龙江、黄河，经甘肃抵达青海，虽然时间仓促，许多地点和遗址并没有来得及充分考察，但是收获颇大，不仅是在丝路河南道方面，我们还特别注意到史前时期的文化交流和交通问题，有许多发现和线索。同时在这次考察的启发下，开始关注有关两河上游文化交流关系的问题，有些不成熟的思考，冒昧地写成随笔发表。^[1]显然，一些问题并没有深入研究，所以不免存在错误。不过，我认为，意识到早期文化在黄河长江上游地区的交流传播，是绝不会错的。当时采集了一些早期文化遗址的标本，有初步的观察，颇多反映文化流传的迹象。随后，千里迢迢带回北京，却无暇整理发表。在考古所甘青队的长远规划中，笔者也一再将此问题和此区域列入了课题计划，可惜人手不足，精力有限，尚无暇顾及。

长江上游一系列的南北向支流水道，构成了天然的联系南北的交通，是文化交流的通道。童恩正先生曾经称之为六江流域，即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并首倡组织六江流域考古民族综合考察。其实，具有相同作用的远不止这六江，白龙江和嘉陵江也有着同样的意义。这些文化流动的孔道，形成了文化的走廊，也是民族的走廊。过渡性的生态环境的联系和沟通，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类文化当然也就随之生长，长成了丰富多彩的流动性的文化长廊，融汇成为一个文化交流地带的文化区板块，是一个重要而特殊的西部文化区。从其富有特色的表现中可以观察到诸如细石器的传统，岩画的散布，萨满教的弥漫，彩陶的南传，双大耳陶器的扩散，骨器雕刻艺术与漆木器艺术的滥觞，玉石器的流传，石棺葬的分布，等等。在史前和先秦时期，这些宏观的文化现象，最生动地体现出两大河上游区域相互间的文化认同、文化流向、文化融合。

四川盆地是这种交流最有利的一个地理位置，在于这一系列南北向河流多数位于四川区划的范围。成都平原作为长江上游的文明中心，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也在于它善于吸纳外来文化的营养，发展出了具有深刻文化底蕴的又极富包容性的区域文明。它的文明化进程，绝不亚于其他地区的文明演进。然而总体上说，四川地区的史前文化发掘，还颇为不足，目前还十分缺乏关于四川地区史前文明发展的基础和清晰的发展过程，这是特别需要补缺的工作。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的发现极端重要，然而，发掘的成果仍然不足以说明地方文化发展的文明化程度，还需要做大量的扎实的考古工作。成都平原长江上游文明中心的确立，以三星堆文化的特殊发现为契机，实际上三星堆文化的基础发掘与研究，即面上的广泛研究依然相当不充分。成都平原作为长江上游文明中心的地位毋庸置疑，但是追根溯源的工作还漫长而艰巨。由于本地的基础研究还不够，更凸现了文化传播的因素。而必须指出的是，如果一味地过于关注外来文化传播和作用，有时候的立论倒是极不准确的。

关于长江上游早期蜀文化与周围地区的文化交流和关系，许多学者都做过思考和研究。林向教授在《巴蜀文化区导论——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论文中，^[2]特别提到了与周围的关系，而更强调了巴蜀文化的区域特征。周志清在《文明的“连续”与“断裂”——成都平原史前文明在中国多元文明化进程中的地位与影响》论文中，^[3]比较好地准确定位了成都平原史前文明的地位。笔者和王仁湘先生也曾经在第二次三星堆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共同撰文提出蜀文化的渊源应该从更早的土著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的观点，^[4]引起学术界关注四川盆地和成都平原史前文化发展的探索。近年，四川盆地和成都平原的新石器文化考古发掘和研究有重要的突破，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岷江上游的营盘山遗址群的考古工作，成果突出。

营盘山遗址群的考古发现，从思路上和方法上就有新突破，是四川地区少有的新石器时代重要发现。^[5]这里发现了具有南北文化交流的很多现象，如细石器、彩陶、尚红现象等，^[6]反映了岷江通道的重要性，兹不赘述。但是其文化遗存的主体仍是四川盆地的土著文化特征。

再说黄河上游方面。

黄河上游的考古工作历程久远而成绩斐然，然而也并非一帆风顺，硕果累累，长盛不衰。黄河上游考古工作面广点多，有很多优越的条件和优势，不过长期以来重点不够突出，尤其在重点之中又不够深入持久，因而始终没有出现像黄河其他地区那样可以持续推动学术高歌猛进的发展机遇。

在世纪之交和21世纪之初，黄河上游的青海喇家遗址连续发掘，一破沉闷的气氛，把齐家文化考古研究推向了一个学术发展的新高潮。喇家遗址的一系列重大发现，突破了齐家文化研究已有的全部认识，而大大提升了黄河上游史前文化发展和文明化进程的水平和高度，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来认识黄河上游的史前文明和齐家文化。

喇家遗址位于青海省民和县官亭镇喇家村，是黄河北岸的二级阶地，海拔在1800米左右。黄河南岸属于甘肃省，这里是甘肃青海两省交界的一个小盆地区域，正是青藏高原东缘与黄土高原的一个临界地带。再扩大一些的这片大区域，则是早年（1923—1924年）瑞典学者安特生考古调查曾经到过的地方。安特生发现的马家窑、半山、马厂、齐家、辛店等各个遗址，都是在这片黄土高原延伸的地域内。由这些遗址而命名的这些相关文化与文化类型，也大多分布在黄河流域上游的这个沟壑纵横的广阔的黄土地带。

喇家遗址主要属于齐家文化。经测定年代在距今4000年前后，大致可以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可能在距今4200年，晚期约在距今4000年前。调查和发掘表明，喇家遗址的文化遗存还包括少数已经被齐家文化地层所破坏的马家窑文化遗存，以及极少数零星的辛店文化遗存。但是这些零散的遗存在喇家遗址上只是微不足道的部分，而齐家文化遗存基本上凸现了喇家遗址的主要内涵。

喇家遗址发掘对于进一步认识这个小区域的距今4000年前后的文化走向和人类社会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同时对于观察认识这个区间的人地关系也有着相当重要的研究价值。该项发掘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队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开展的“官亭盆地古遗址群考古研究”课题而进行的考古发掘项目之一。发掘的突出收获是发现齐家文化时期的大面积灾难遗迹，考古记录和科学证明了史前地震和黄河洪水的灾难事件；发现了齐家文化许多从未发现过的重要文化遗迹和特殊现象，提升了齐家文化社会发展的高度，是齐家文化考古研究近80年以来全新的、最重大的突破。

从1999年至今，喇家遗址已连续发掘6年，总发掘面积约2500平方米。出土了丰富的陶器、石器、骨器、玉器和漆器等各类遗物，共计千余件。揭露史前灾难遗迹，是一系列齐家文化最新的文化现象和反映史前社会现象的特殊遗迹，由此重新认识了齐家文化。

喇家遗址概略的工作进展是，1999年做钻探和试掘，探明它是一处超过20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把原来分为3块的遗址，复原为一个以齐家文化为主的大遗址。试掘发现了宽大壕沟、玉器和碎屑以及房址里出土玉器的现象，掌握了遗址的埋藏和堆积情况。通过一些现象的分析，认为它可能是齐家文化的一处中心聚落。后来的发掘进一步证明了这些认识。

2000年，首先在村东北台地发现了灾难遗迹。F3和F4发掘清理出大量人骨遗骸，轰动一时。仅F4内就发现有14具人骨遗骸。许多人骨姿势异常，有的相互扶助，有的大人护佑小孩、怀抱小孩而亡。随后还发现了F7的人骨遗骸和灾难遗迹。在F4北边再次发现一段壕沟；遗址里发现零星墓葬，在墓葬和房址中都发现了玉器；在村子中探明，齐家文化房址有广泛分布；并且发现了大石磬。发掘现场呈现出灾难发生场景从而保留下了先民最真实的生活状态，普遍采集了人骨DNA样品，进行最新科技手段的分析鉴定。随之开始了多学科合作的探索，与环境学者一起考察探讨灾难原因，考古发掘和环境考古同步进行。最先发现并认识了黄河大洪水的遗迹及沉积物红土堆积，确认了洪水灾害。

2001年，发现了F10的人骨遗骸，清理出房址坍塌和充填堆积的先后地层关系。新发掘村东南台地，发现小广场和奠基、杀祭现象；发现保存较高生土墙体的窑洞建筑，并初步判定出窑洞式聚落分布的格局；发现并且认识了房址里的壁炉形式，认定为烤炉；发现多处地震遗迹（地裂缝、地面起伏、褶皱、塌陷和砂管砂脉、喷砂等）现象，认识推定了地震灾害。在广场硬面下，又探掘到壕沟样态的堆积地层，说明遗址聚落结构有一个早晚的变化。大量地层关系还表明，喇家遗址的灾难，地震在先，洪水在后，一起导致了遗址的毁灭。

2002年，继续在小广场范围扩大发掘，揭露更大面积的硬面，同时发现了特殊地面建筑，其中F20是12个柱洞的特殊房址，F21是9个柱洞的干栏式建筑；开始注意到广场北边的土台遗迹和祭祀性墓葬；又发现了广场硬面下的多个墓葬；出土大玉刀。同时，环境考古调查继续向纵深开展，在遗址周围地带发现大范围分布的地震遗迹现象，初步测算烈度和震级；地学考古勾勒出喇家遗址和官亭盆地的地貌图。

2003年，继续追踪土台遗迹，扩大发掘，清理出部分土台硬面，搞清楚土台的缓坡覆斗形形制和人工堆筑方式以及特殊加工形式，发现位于土台顶上正中的高规格墓葬，初步认定这是广场上的一个齐家文化祭坛。广场和祭坛及特殊地面建筑构成了一个整体。

2004年的发掘改在遗址西边进行，又有新的发现。在这里继续发现了窑洞式建筑和灾难现象以及因灾难而埋藏在房址里的人骨遗骸。发现灾难遗迹的地层先后关系和堆积特征，确定了与东区相同的埋藏现象和堆积层次以及遗址毁弃原因，进一步证明和检验了喇家遗址的灾难成因与灾难堆积的地层关系，了解了西区的埋藏情况、文化遗存、文化现象、灾难现象尤其是地层层位关系，为下一步扩大发掘和深入全面认识喇家遗址与探索喇家齐家文化社会发展和社会结构，提供了新资料和新思考。

黄河上游是中华文明非常重要的源头之一。齐家文化时期又处于特殊的时空范围，它在中国史前社会向文明时代过渡阶段中，在东西文化的交流过程中，都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从中能够看到西部文化的变数和华夏文化的因子及文明因素。喇家遗址发掘揭示和提示了多方面的问题，比如，窑洞式建筑及聚落形态的认识，对于黄土阶地的史前聚落类型研究很有意义。一般认为这是不可能建筑窑洞的地方，但这个客观事实使它成了一个范例。喇家遗址聚落结构的变化和扩大，暗示了社会结构的变化。高规格遗存的发现，反映社会和文明发展的遗存，充分显示了齐家文化与中原和东部地区可能同步的进程以及颇为类似的社会生活面貌。一系列新发现，无不是齐家文化的最新资料，大大推进了齐家文化和黄河上游史前文化的研究。喇家遗址发掘已经成为黄河上游史前考古的新亮点，成为探索文明起源与发展的一个考古前沿站。通过这里的考古研究，必将建立起一个既与黄河流域沟通又与西北高原大漠相连的地理单元里的文明起源演进的模式，提供给学术界一个史前社会经济文化包括生态环境发展演变的案例。

喇家遗址新发现，还提供了一个环境考古和多学科结合很好的切入点，我们也很好地抓住了这个契机，积极开展多学科广泛的接触和交流合作，把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产生了许多新的成果。这些成果必将对于考古学研究产生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有些甚至可能对传统考古学形成挑战。不过这是科学发展的必然，我们应该欣然面对。这样，考古学就真正长足发展了。可以说，喇家遗址考古也是一个多学科合作的成功范例。我们还在继续推动这种全方位的多学科结合模式，希望促成更多的交叉学科领域产生的新成果，有利于充分发挥考古遗存作用和提取更多更全面考古信息。这是考古学发展的一个方向。

喇家遗址发掘，在史前文化交流传播方面也有一些重要的提示。我们曾经讨论思考过一些东西文化交流的相关问题。^[7]在黄河上游与长江上游的文化交流方面，应该说也一定有所启发。比如喇家遗址发现的漆器，我们倾向于它是从长江流域交流的结果；黄河上游地区还出土过一些反映竹编工艺的器物，有的是陶器上有类似装饰图案，有的是遗址上发现的器物痕迹，在喇家遗址F10地面上就发现过这种痕迹，这应该是受南方长江流域的影响；齐家文化的红陶双耳杯类似的器型见于岷江上游早期石棺葬遗存中；^[8]有资料说三星堆遗址的一些玉料有可能是来自新疆和田，^[9]如果说资料鉴定无误，那么和田玉的来源，显然是经过黄河上游。齐家文化在该区域是玉器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是联系和田玉料和玉器使用者之间的桥梁和纽带。^[10]前面提到的营盘山遗址的一些文化现象，在喇家遗址附近的胡李家遗址里，^[11]就能够找到一定的联系。

文化现象上的表现，比较容易看到，人种的基因交流也还可以鉴定察觉，然而，文化交流融合中，思维观念的变化、社会演化和制度文明的相互作用影响的文化表现，就不那么容易观察和认识到，这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观察分析和考察研究的。

2005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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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周志清. 文明的“连续”与“断裂”——成都平原史前文明在中国多元文明化进程中的地位与影响[C]//何一民，王毅，蒋成. 文明起源与城市发展研究.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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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蒋成，陈剑. 岷江上游先民的史前家园——营盘山遗址[C]//何一民，王毅，蒋成. 文明起源与城市发展研究.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

[7] 叶茂林. 青海喇家遗址一些问题的思考[C]//何力. 考古学民族学的探索与实践.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

[8] 叶茂林，罗进勇. 四川汶川县昭店村发现的石棺葬[J]. 考古，1999（7）.

[9] 赵殿增，李明斌. 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206.

[10] 叶茂林. 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玉器初步研究[C]//邓聪. 东亚玉器.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98.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等. 青海民和县胡李家遗址的发掘[J]. 考古，2001（1）.

Abstract

The east side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is the headstream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Yangtze River. The cultures these two catchments share obvious generality and blend with each other in the upstream area, which is a true reflection of cultural spread and cultural fusion. A series of north-south tributaries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constitute natural channels for cultural and ethnic connections, and Sichuan Basin is located at the best geographic position for such exchange. Qijia Culture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Yellow River enjoys a significant position in the exchan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cultures, while Lajia Site is of great archaeological importance for the exploration of civilization origin and development, since some cultural relics of which help us with the insight into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the upper reaches of both the Yellow River and the Yangtze River.

注释

[1]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长江上游古文化与中国文明起源——从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到金沙遗址”（批准号：04XKG00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