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2012年发掘报告
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2012年发掘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
故如甲木墓地位于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门士乡故如甲木寺旁，东距乡政府所在地15公里，北纬31°7′45″，东经80°38′26″，海拔4300米。象泉河自东向西流经此地，与南、北两条小河——曲那河和曲嘎河交汇于一点，卡尔东城址位于交汇点处一座小山的山顶上。象泉河（朗钦藏布）起源自冈仁波切神山，向西北经札达县后流出国境进入印度，在印度一侧称为萨特累季河（Sutlej River），中国境内属象泉河上游，又称为故如甲木河谷（图1）。
图1 故如甲木墓地位置示意图
象泉河上游考古调查可以追溯到1935年，当时意大利人图齐（又译作杜齐）在藏西考察中行经该地区，通过故如甲木寺的修建者本教大师琼追活佛的指引，大致记录了卡尔东城址，使城址最早为藏学界所知[1]。而图齐并没有将城址与象雄都城“穹隆银城”联系起来，相反，他通过对15公里之外的札达县达巴乡曲龙村古城遗址的调查，将其比定为“穹隆银城”[2]。2004年，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与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联合成立象泉河流域考古调查队，对卡尔东城址及周边的河谷地带几处地表遗址、墓葬群进行了调查、测绘和试掘，对城址年代及其文化内涵形成了初步的认识，并首次通过科学论证将该城址与“穹隆银城”联系在一起[3]。2005年，一辆载重汽车从故如甲木寺门前经过时压塌了一段路面，寺庙的僧人对压塌的洞穴进行清理，发现了木棺、人骨及丝织品、铜器等珍贵文物，证实为一座墓葬，随即引起国内外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4]。2012年6至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联合对该墓葬进行了清理，并在邻近地区又发掘了3座古墓，现将发掘成果报道如下。
一、概况
故如甲木墓地位于象泉河北岸的一级台地上，北距山脚约160米、南距河谷约175米，河谷深 2至3米。台地中部自北面山体向南延伸出一条冲沟，形成一冲积扇，地势自北向南倾斜，台地面积约50万平方米，墓葬发现于冲沟东半部分，初步估计墓地面积约15万平方米。台地边缘沿山脚有一条连接门士乡与札达县达巴乡的土路，呈折尺状经过故如甲木寺门前，沿着土路的走向有一条人工灌溉沟渠，将曲那河水引到寺院门前。寺院朝向东南方向，正对位于 3条河流交叉点处的卡尔东城址，两者相距约1300米。在两者中间位置的河流北岸，有一处寺院废墟，地表可见若干佛塔和殿堂基址，其文化内涵及毁弃年代不详。墓葬发现于寺院门口南约50米处的土路东南侧，整个墓地地表平坦开阔，无任何遗迹现象，周边除了故如甲木寺院，还分布有门士乡4组的若干村民房舍和一处简易的藏医院（图2；图版壹：1）。
图2 故如甲木墓地地形图
二、墓葬形制
图3 墓葬分布平面图
图4 墓葬地层剖面图
1．黄色土 2．黄色沙土 3．褐色土 4．深灰色沙砾
发掘的4座墓葬（M1～M4）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石室墓（图3）。墓地地层堆积有4层。第1层，黄色土，厚10～25厘米。第2层，黄色沙土，厚10～30厘米。第3层，褐色土，厚40～60厘米。第4层，深灰色沙砾，厚20～60厘米。4座墓葬皆开口于第3层下，距地表0.6～1.6米。4座墓葬基本沿正南北方向成列分布，墓葬间距3～6米（图4）。
M1 位于第2层沙土层下，开口上有一单层石墙，呈西北—东南向，叠压在墓坑西南角上，距地表0.6～0.8米，长约4米、宽0.3～0.5米、高约0.35米。在石墙上中部偏南端的位置仰置马头骨1具，在石墙北端西侧距离约0.6米处的同一层面中，发现绵羊骨架1具，石墙及动物骨骼可能与祭祀活动有关（图5）。
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石室墓，2005年发现时西半部分遭扰乱并被挖空，洞穴呈不规则形，东半部分保存完好。坑口方向264°[5]，距地表1.4米，东西长3.4米、南北宽2.4米、深3米，填较纯净褐色沙土，较松软。竖穴底部紧贴四壁修建一座石砌墓室，东西长3米、南北宽2.1米、深1.65米，石墙厚0.35～0.5米。所用石块大小不一，一般靠近底部的较大，顶部较碎小，较大者长30～50厘米。根据石块自然形态垒砌，不见使用粘合材料迹象，个别石块表面有涂朱现象。墓室顶部已经塌陷，从两侧壁顶端有规律摆放的石块形成的间隙看，原应有横置圆木11根，用以支撑墓顶部覆盖的石块，大部分圆木残段于2005年被寺院僧人挖出，长1.2～1.6米、直径15～25厘米，表面有焚烧痕迹。从残留的墓顶石块看，横木上方原来覆盖的石块多呈片状，面积较大，最大长60～70厘米、宽约40厘米、厚约10厘米，与四壁所用石材有明显区别。
图5 M1石墙遗迹平面图
墓室底部分为东西两部分，西端宽约0.8米的范围放置木棺和部分随葬品，东部范围内放置殉葬动物和其他随葬品。木棺残存四足及盖板残片，根据四足位置、形状，应是长方形箱式木棺，长约0.9米、宽约0.76米。木棺大部分被寺院僧人收集，能大致与新发掘出土残片拼合，复原后高约0.7米，由四足、底板和盖板榫卯结构拼接而成。木棺与墓室西北角之间发现残破的四足小木案1件。
墓室中南部有铜器4件，包括盆、壶、釜、勺，勺置于盆内，盆和壶内有茶叶状残留物，壶外有包裹的织物残片。墓室北部有金面具1件、料珠1串，下方堆置较多动物骨头及木块残片，腐蚀严重，周边有大量白色粉渣、动物骨骼、木块和部分银饰片及铁马衔2件、银饰3件。东侧北壁有1件铁剑和动物腿骨、肩胛骨等。木棺下偏南位置有一方形腰坑，由4块鹅卵石拼成正方形，长2.5厘米、宽2厘米、深0.5厘米，内置小石块及铁器残片，应为埋葬前的祭祀遗迹。墓底铺放较密集的砾石，似经火烤（图6；图版壹：2）。
图6 M1平、剖面图
1．金面具 2～5．银方形饰 6、7．圆柱形银饰 8．银饰片 9．铜壶 10．铜盆 11．铜勺12．铜釜 13．铜圆形饰件 14．铁剑15．木棺残片 16．方形木案 17．料珠18．铁器残片 19、20．铁马衔（叠压在8之下）
图7 M2平、剖面图
据寺院僧人的描述，人骨发现于木棺内，双手呈束缚状置于胸前，人骨发黑，具体葬式不明。头骨包裹有“王侯”文鸟兽纹锦，棺内发现大量丝织物，具体位置不详。所收集的其他金属器、陶器和木器等大多发现于木棺周边范围。人骨经鉴定为30～35岁的男性，根据木棺形制、大小，应是二次葬。
M2 位于M1南侧2米。在第2层下出现有东西向的长方形坑，有淤沙及薄层淤泥，距地表0.3～0.6米，长4.2米、宽3.5米、深0.75米，应为墓穴坍塌下陷后形成的自然堆积，坑底有一直径约0.5米的灰坑，内有扰乱的羊骨，可能与墓葬祭祀活动有关。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石室墓，呈口大底小的漏斗状，坑口距地表0.8米，东西长约5.7米、南北宽4.8米、深4.2米，填较纯净的褐色沙土，土质松软。填土内有层状淤泥痕迹，可能为上部积水渗透所致。在距墓坑口1米处，从东西两侧坑壁各向墓坑中央延伸一段石块堆积，由两侧向中间呈阶梯状分布，高差约1.80米，石块长30～60厘米、宽20～50厘米、厚30～50厘米，其中南侧堆积中的石块有明显的自上而下滚落的迹象，两段石块堆积在中间位置留有宽1米的空缺。石块堆积功能不详，可能为方便坑内上下的垫石（图7）。坑底紧贴四壁有长方形石砌墓室，墓室内堆满石块，中部两侧叠压在阶梯状石构遗迹之下，靠西侧的墓顶中部有人头骨、炭屑和动物骨骼残片。人头骨经鉴定为25～30岁女性。墓室方向为272°，东西长5.1米、南北宽2.5米、深1.2米，石墙厚30～40厘米，用大小不一的石块垒砌，西高东低，高差约40厘米。
构筑墓葬所用石材可以分为三类。一类为大型石块，属天然石块或略经挑选的方形石块，长、宽、厚均约50厘米；另一类为小砾石，椭圆形，散布在砂土与石块之间；还有一类为石片，长20～40厘米、宽15～30厘米、厚4～6厘米，经过初步加工，应该是墓葬顶部盖石。在石墙及室内堆积的石块中有多处涂朱现象，墓室四壁上方和中部有多处炭屑痕迹，可能内部原来有木棍类材料支撑，但规律不甚明显，无法据此复原。
墓坑西南角有一扰洞，开口于第3层下，距地表1.1米，直径1.7米、深3.8米。扰洞打破墓葬填土，垂直下挖至墓室底部的西南角，并在墓室西墙南段挖出宽0.6米的缺口，向西形成一条似墓道的通道。扰洞填土内距洞口1.8米处有马骨架1具，长约0.9米。洞底部有高0.75米、直径1.2米的石块堆积，有较大的石片及石块，应该是西墙缺口处倒塌的石块，其间夹杂马的下颚骨、肢骨等。由于动物骨骼的发现，扰洞可能是二次开挖形成的祭祀遗迹，但不排除盗洞的可能。
东侧扰洞开口于第2层下，直径约1.6米、深3.1米，打破墓葬填土，斜向直达墓室顶部东侧的高度。洞内填土中有砂石、石块、淤泥等，底部有扰乱的牛骨和铁盘残片，砂土中伴出绿色铜渣，十分细小，无法提取。部分牛骨因为墓顶倒塌混入墓室内。可能是祭祀或者盗洞遗迹。
墓室底部在距西端2.1米处用嵌入墓底的一列南北向石块隔成东西两个部分。西半部分随葬物较少，有较多动物骨骼。靠近西壁缺口处发现马下颚骨及肢骨残块，中间有完整羊骨一具，紧贴南壁有一处方框状石构遗迹，用3列石块依托南壁砌成，长约60厘米、宽40厘米、深5厘米。东半部分堆积大量动物骨骼，包括完整马骨2具及羊、狗等骨骼。因墓室顶部坍塌及扰洞扰乱，动物骨骼与大量石块混杂在一起，其相互关系及埋葬姿势不明。东半部分的西南角用小砾石子围成一个扇形区域，半径约40厘米、深约3厘米。石框东侧有残木块；西半部有少量动物骨骼，可能是墓主预留出的空间。墓底平整，较硬，似经火烤。石框东侧的动物骨殖由于浸染，颜色较斑驳。墓顶部发现的人头骨可能为人牲，或是经扰乱位移的墓主人头骨（图8；图版壹：3）。
图8 M2平、剖面图
1．铁盘残片 2．陶器残片
M3 位于M1东北侧6米，在第2层下有东西向长方形沙坑，薄层淤沙、淤泥及深色灰烬，距地表0.4米，长3.7米、宽2.4米、深1.1米，应为墓穴坍塌下陷后形成的堆积。开口于第3层下，距地表0.8米，东西长3.25米、南北宽2.2米、深2.85米，坑内填褐色沙土，包含有淤泥、沙土、小石块。在发掘至距坑口深1.4米处有石砌墓室，墓室下挖0.4米有墓顶石块，墓室四壁垒砌较规整。墓室内东侧堆积为褐色粗沙，包含有细小石子、扁平的石片及较大石块，而西侧填土中有一直径1.1米的圆形区域填充较纯净的黄色细沙，形制规则，可能是后来挖掘并填埋形成的。中部南侧的石块上面放置马头骨残骸1具。
图9 M3平、剖面图
1．铜沿木碗 2．木碗 3．铁器残片
石砌墓室为长方形，方向260°，外缘长2.9米、宽1.8米、深1.4米，石墙厚25～35厘米。石块比M1和M2规整，多用片状石块，侧面朝内，形同砖砌，个别石块有涂朱现象。墓室底部最西侧宽1米的区域内，包括圆形黄沙区域下，发现2堆人骨，并与大石块重叠混杂在一起，堆积高约0.9米，包含3个完整的颅骨和大量肢体骨骼，属于2男1女共3个成年人，应属二次葬。东侧发现1个儿童颅骨、2个绵羊头骨和一些马骨残片。墓葬中部发现木碗2件，已腐朽，其中1件碗口有铜片包边，另有铁残块2件，锈蚀严重。墓底用细石子铺垫（图9）。
M4 位于M3东侧2米，在第2层下有东西向的长方形沙坑，距地表0.4米，长3.2米、宽2.4米、深0.6米，应为墓穴坍塌下陷后形成的自然堆积。竖穴土坑石室墓，开口于第3层下，距地表1米，长2.95米、宽2.4米、深3～3.6米，填褐色沙土。在距墓坑口深0.5米处发现动物祭祀遗迹，包括完整的马、狗骨架各1具及部分牛羊骨，应是石砌墓室上方的祭祀层。动物祭祀遗迹下方出现较大石块，应为石砌墓室墓顶（图10；图版壹：4）。
墓室为长方形，方向279°，外缘长2.8米、西端宽2.4米、东端宽2米、深1.8米，石墙厚4～6厘米。在墓室西南角深0.5米处发现人骨1具，约50岁男性，无葬具痕迹，葬式不明。人骨下是自然形成的沙土层和淤泥层，厚0.3～0.4米。墓室底部放置大量动物骨骼和少量随葬品，随葬动物包括完整的羊骨架7具和羊头5个，为绵羊和山羊，羊头都围绕着西侧直径1米的圆形区域放置，羊头朝向圆心，圆形区域内没有随葬物。在中部靠近北壁的羊骨上放置陶杯3件，中部多处发现红色木质痕迹，可能原有红色彩绘木器。人骨正下方的位置放一陶罐，另有一些铁镞、铁削残片和绿色铜渣。墓底部铺垫小砾石，厚约0.14米。
图10 M4墓顶殉葬动物遗迹平面图
墓室所用石块大小不一，最大者长60厘米、宽36厘米、厚15厘米，竖立放置，较小的长30厘米、宽30厘米、厚10厘米，西南角还保留有部分顶部石片及压顶的大石，外侧有较多的砾石堆积。一些石墙的石块有涂朱现象。
根据填土中的堆积及随葬动物摆放情况，判断为二次葬，埋葬顺序应是先放置随葬动物，预留出圆形区域用以放置墓主人尸骨。墓坑可能敞开过一段时间，导致自然淤沙将墓底动物骨骼和随葬品掩埋，后尸骨埋入，与随葬品之间形成自然的地层分割。墓坑敞开的一段时间很可能是停厝待葬或进行尸体处理，并进行某种形式的祭祀。由于墓室空间因自然形成的堆积而变得较为狭小，因此墓室倒塌幅度较小，墓顶上方的随葬动物扰动不大，因此基本上都保存在同一个层面上（图11）。
图11 M4平、剖面图
1．陶圜底杯 2、3．陶高足杯4．陶罐
三、随葬器物
4座墓葬出土（含采集）各类遗物55件（组），包括金器、银器、铜器、铁器、石器、骨器、木器、草编器、陶器、料珠和丝织品。大部分遗物出自M1内，2005年由故如甲木寺僧人取出，全部分布在墓室西部，但具体位置及相互关系不详，故列为采集品。由于墓室破坏前埋藏条件较好，因此多数遗物保存状况较好。
（一）陶器
图12 墓葬出土陶罐
1．M4 : 4 2．M1采 : 33
12件。主要器型有罐、小杯等。
罐 2件。球腹，圜底。有烟熏痕迹。腹饰绳纹。M4：4，夹砂灰陶。残高15厘米（图12：1）。M1采：33，夹砂红陶。侈口，方唇，高领，溜肩，肩部有双桥形耳。底部有直径2.8厘米的圆洞，周围有长7厘米、宽5厘米的长方形绿色铜锈区域，沿其周边有铜丁痕，可能曾用铜片修补罐底部破洞。口径14.4厘米、底径13厘米、腹颈26.6厘米、颈高6.4厘米、高33.8厘米（图12：2；图版贰：1）。
圜底杯 3件。夹砂红陶。微敛口，斜腹。M4：1，方唇。周身布满绳纹。口径7厘米、底径2.5厘米、高5.5厘米（图13：1；图版贰：2）。M1采：27，圆唇，残。器壁内外残留有一层白色粉末。口径7.3厘米、底径3厘米、高5.5厘米（图13：2）。M1采：28，圆唇，残。口径7厘米、底径4厘米、厚0.7厘米、高5.2厘米（图13：3）。
平底杯 2件。夹砂红陶。内外表面有白色粉末。圆筒状，直口。M 1采：29，一侧有流，另一侧有凸起，似原有三角片状耳。口径3.8厘米、底径4.5厘米、厚0.9厘米、高6厘米（图13：4；图版贰：3）。M1采：30，圆唇，腹上有一直径0.5厘米的小圆孔，残。口径6厘米、底径4.5厘米、厚1厘米、高7.4厘米（图13：5）。
图13 墓葬出土陶器
1～3．圜底杯（M4 : 1、M1采 : 27、M1采 : 28） 4、5．平底杯（M1采 : 29、M1采 : 30）6～8．高足杯（M1采 : 31、M4 : 2、M4 : 3）
高足杯 5件。夹砂红陶。M1采：31，残，圆筒状，直口，喇叭形足，平底微凹。内有直径3厘米的白色奶酪状结块。口径5.5厘米、底径4.5厘米、足高2.5厘米、厚0.7厘米、总高9.6厘米（图13：6）。M4：2，圆筒形，两侧有三角片状耳，直口，方唇，喇叭形圈足。口径5.6厘米、底径4.2厘米、高8.5厘米（图13：7；图版贰：4）。M4：3，倒圆锥形，侈口，方唇，喇叭形圈足，杯身部分布满绳纹。口径7.5厘米、底径4.5厘米、高7.6厘米（图13：8；图版贰：5）。M1采：32，圆筒状，直口，喇叭形足，微凹底。口径5.5厘米、底径4厘米、足高2.4厘米、通高8.5厘米（图版贰：6）。
（二）铜器
11件。生活用容器，有盆、壶、钵、釜等（附表1、2）。
盆 1件（M1：10）。折沿，斜腹，折腹，平底。口沿有两处修补痕，用方形小铜片包住口沿，并用2枚铜钉加固，有的铜钉脱落留下圆孔。器表有烟熏痕迹。口径35.4厘米、腹径36厘米、底径26.4厘米、厚0.2厘米、高15厘米。发现时内置一铜勺，有茶叶状植物叶片结块，由于铜锈染作绿色（图14：1；图版叁：1）。
钵 1件（M1采：2）。微侈口，溜肩，弧腹，圜底。器表有烟熏痕迹。口径25厘米、底径12厘米、厚0.1厘米、高13.6厘米（图14：2；图版叁：2）。
壶 1件（M1：9）。盘口，束颈，折肩，鼓腹，圜底，腹部以下与底部脱节。器表有烟熏痕迹，盘口处有凹槽，腰部有一周凹弦纹。口径14.8厘米、肩径17.6厘米、腹径25厘米、厚0.1～0.2厘米、高约23.5厘米。内部发现有褐色茶叶状植物叶片残留，部分被铜锈染为绿色（图14：3；图版叁：3）。
釜 1件（M1：12）。侈口，高领，溜肩，鼓腹，平底，口沿部向外伸出曲形柄部，底部有裂缝。口径12厘米、底径5厘米、厚0.2厘米、高9.6厘米（图14：4；图版叁：4）。
图14 墓葬出土铜器
1．盆（M1 : 10） 2．钵（M1采 : 2） 3．壶（M1 : 9） 4．釜（M1 : 12） 5、7．碗（M1采 : 4、M1采 : 3）6．杯（M1采 : 5）
杯 1件（M1采：5）。直口，斜腹，环形耳。内外腹饰一周弦纹。口径11.8厘米、厚0.1厘米、耳径3.4厘米、残高6厘米（图14：6；图版叁：5）。
图15 墓葬出土铜器
1．碗沿（M3 : 1） 2．圆形饰（M1 : 13） 3．勺（M1 : 11）4．管状器（M1采 : 6）
碗 2件。M1采：3，口径12厘米、厚0.1厘米、残高4厘米（图14：7）。M1采：4，敞口，斜腹。部分器表光滑。口径14厘米、残高6.6厘米、厚0.2厘米（图14：5；图版叁：6）。
碗沿 1件（M3：1）。木碗口沿包边。圆唇，铜片折成双层包于木器口沿表面，并用铜钉固定。铜钉长1厘米，内有木器残留。口径12厘米、铜片厚0.1厘米、残高3.3厘米（图15：1）。
勺 1件（M1：11）。出土时内有茶叶状植物叶片残留。勺部分为圆釜形，微侈口，高领，鼓腹，圜底，一侧有长柄，末端有倒钩，倒钩紧接的柄部被压作扁平状，底部与柄部脱节。制作精细。口径10.1厘米、底径6厘米、厚0.1厘米、柄长27厘米、宽0.9厘米、厚0.3厘米、高5.7厘米（图15：3；图版肆：1）。
圆形饰 1件（M1：13）。铸造。一面有4个小凹坑，3个圆形，1个圆角方形，表面有颗粒状突起。直径约3.3厘米、厚0.4厘米（图15：2）。
管状器 1件（M1采：6）。一头大一头小，口径小的一端有破损，器表凹凸不平，并粘连有毛发，可能为刀鞘。口径1.6～2厘米、长1.7厘米、厚2厘米（图15：4）。
（三）铁器
12件。锈蚀严重。器型有剑、矛等（附表3、5）。
剑 1件（M1：14）。铸造铁格，表面残留有漆皮状覆盖物，剑身表面有木质残留物痕迹，应该是木剑鞘痕迹。剑身截面近菱形，一字格。总长45.2厘米、宽3.8厘米、厚1.4厘米，剑身长33.4厘米、茎长10厘米、格长8厘米（图16：1；图版肆，4）。
矛 1件（M1采：7）。截面呈凸镜形，銎内有木柄残余。断作3段。长33厘米、宽2.6厘米、厚1厘米、銎部深12厘米、直径3.6厘米、厚0.6厘米（图16：2；图版肆：5）。
残块 1件（M1采：8）。断作5段，其中有一段末端有环形，似为工具柄部。最长的一段长15厘米、直径3厘米。
盘残片 1件（M2：1）。侈口，平底。残口径33厘米、底径15厘米、高6厘米、厚0.5～1厘米（图版肆：6）。
铁、骨复合器 1件（M1采：9）。一端为骨关节，另一端截断，骨管内有一棍状铁芯，一端与骨关节黏合在一起，断作3段。总长22.5厘米、直径1.5厘米、铁芯长18.5厘米、直径1.2厘米（图16：3）。
镞 3件。M4：8，镞身扁平，双翼。残长5.2厘米、最宽2厘米、厚0.25厘米，铤部直径0.8厘米（图16：4；图版肆：2）。M4：9，镞身较长，扁平，双翼。残长9.6厘米、最宽2.2厘米、厚0.7厘米、铤部直径0.7厘米（图16：6；图版肆：3）。M4：7，镞身扁平，翼部和铤部残缺，铤部截面呈三角形。长5厘米、最宽1.8厘米、厚0.3厘米（图16：5）。
镞铤 1件（M4：6）。圆竿形。残长3.5～6.5厘米、直径0.7厘米。
削 1件（M4：5）。刃部弯曲，柄部扁平，较直。长14.5厘米、最宽2厘米、厚0.5厘米（图16：9）。
马衔 2件。M1：19，为两节式，中环为圆形，外环残缺。节长10厘米、直径1.5厘米（图16：7）。M1：20，节长10厘米、直径1.5厘米（图16：8）。
图16 墓葬出土铁器
1．剑（M1 : 14） 2．矛（M1采 : 7） 3．铁、骨复合器（M1 采 : 9） 4～6．镞（M4 : 8、M4 : 7、M4 : 9） 7、8．马衔 （M1 : 19、M1 : 20） 9．削（M4 : 5）
（四）金器
面具 1件（M1：1）。正方形，由金片压制而成，正面用红、黑、白3色颜料绘出人物面部。双目为黑色，大睁，用宽约0.2厘米的红色线条描绘出面部轮廓线、上下眼睑、鼻部轮廓、鼻梁、鼻翼，嘴部轮廓较细，口内部分用白色打底，并用黑线条勾画出牙齿；下巴上画出3根粗硬的胡须，中间一根垂直向下，两侧对称的2根分别先向下后折向两侧。周边均匀分布8个小圆孔，直径0.2厘米，应该是用以缝缀在较软质地的材料上。背面可见压制的线条。保存较好，右侧圆孔处略有破损，表面多处被压皱。长4.5厘米、宽4.3厘米、厚0.1厘米（图17：1；图版肆：7、8）。
图17 墓葬出土遗物
1．金面具（M1 : 1） 2、3．银方形饰（M1 : 2、M1 : 3） 4、5．银圆柱形饰（M1 : 6、M1 : 7） 6、7．银饰片（M1采 : 1、M1 : 8）
（五）银器
8件。器型有方形饰、圆柱形饰、片饰等。
方形饰 4件。大小相同，方形。由厚0.1厘米的银片锤制而成，包在方形的木块表面，正面为四瓣的菱形花纹，侧面有包边，四角包边重叠处以及有的包边的中部有直径0.1厘米的圆孔，将银片和木块紧紧固定在一起。方形木块中心有2个圆孔，用以将该饰件固定于其他器物上，可能用作腰带或者马匹革带上的缀饰。保存完整，但氧化发乌，所包裹的木块腐蚀较严重。M1：2，边长4厘米、厚0.8厘米（图17：2）。M1：3，边长3.5厘米、厚0.5厘米（图17：3；图版伍：1）。
圆柱形饰 2件。M1：6、M1：7，大小相当，呈一头大一头小的圆柱形，中空，由厚0.1厘米的银片锤制而成，靠近大头部分的表面有一周菱形方格纹饰。银片内部包裹有圆柱形空心木块，厚0.25厘米，中心穿有丝麻类线绳。可能是与方形银饰片配套的装饰物。长3.1厘米、两端直径分别为1.5厘米和1厘米（图17：4、5；M1：6为图版伍：2）。
饰片 2件。M1：8，边缘有两个一组的圆孔若干组。出土时周边有腐朽的木块痕迹，可能是某种木器上的包片。最大的一片长18厘米、宽14厘米、厚0.1厘米（图17：7）。M1采：1，破损成碎片，多数碎片上有菱形网格纹饰，边缘处可见小圆孔，可能用以固定于某种木器上。最大的碎片长5厘米、宽3厘米（图17：6）。
（六）木器
14件。器型有木棺残片、案、勺、奁等。
木棺残片 1组（M1：15）。包括棺足构件3件、棺盖残片1件以及大量侧板碎片（图18）。经复原为一件方形箱式木棺，四角有带凹槽和卯眼的方形立柱，四面的侧板、底板都用榫卯结构固定于方形柱上。长约90厘米、宽75厘米、高70厘米（图19）。
案7件。依据器物形状的不同，可分为2式。
图18 墓葬出土木棺残片（M1 : 15）
图19 木棺复原图（长度单位：厘米）
Ⅰ式：1件（M1：16）。方形。周边有边框，四角各有一足，四足自案底部向外撇，形成一定弧度，上宽下窄。案面四足相接的部分周边有一周凸起的三角形纹饰，器表涂红彩。长15.4厘米、宽11厘米、厚1厘米、高13厘米（图20：1）。
Ⅱ式：6件。长方形。M1采：12，由整块木头砍斫而成，周边有厚2厘米、高3厘米的边沿，案面四角有下陷的洞，直径2厘米。四角有足，侧面呈梯形，截面接近三角形。器表残留有红色颜料。器身裂缝较多。长32厘米、宽14厘米、厚3厘米、足高3.4厘米（图20：2）。M1采：11，由整块木头砍斫而成，残存一半。周边有厚2厘米、高3厘米的边框，案面四角有下陷的方形洞，长2厘米、宽1厘米。残存的两足侧面呈梯形，靠近中间的一侧刻作阶梯状，外侧面上有彩绘，内容不很清晰，一侧可能为带飞檐的亭状建筑，另一侧有勾画的拱形纹饰，皆以红色和黑色打底，用黑色或者白色线条在红底上勾画轮廓，局部涂作白色。器身裂缝较多。案面长50厘米、残宽14厘米、厚4厘米，足部高10厘米、宽9～18厘米、厚2～5厘米（图20：3）。M1采：13，由整块木头砍斫而成。残存半边，周边有厚约1厘米、高2.5厘米的边沿。案面正中和一侧边沿上有直径约0.5厘米的小圆孔。足部呈倒立的金字塔形。器身底部有大量白色粉末。长32厘米、宽8厘米、厚2厘米，足部高3厘米、宽3～5厘米。
图20 墓葬出土木案
1．Ⅰ式（M1 : 16） 2、3．Ⅱ式（M1采 : 12、M1采 : 11）
勺 2件。M1采：17，较完整，形似带柄的撮箕，勺截面呈U形，开口由底部向表面倾斜，面有一定弧底。长条形木柄，截面为方形，插在勺部侧面的孔洞内，末端凸起，侧面有两个小圆坑，另一端有金属钉。器物表面呈红色，似原有涂彩，局部由于铜锈污染而成绿色。其功能可能与奶制品饮食有关。勺部长12.6厘米、宽6厘米、高4.2厘米、厚0.5厘米，柄长12.8厘米、宽1.6厘米、厚1.4厘米（图21：1、2）。M1采：18，残留勺部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和柄部缺失。表面由于铜锈的污染呈绿色。残长11厘米、宽5厘米、高3.5厘米、厚0.3厘米。
图21 墓葬出土木器
1、2．勺及柄部（M1采 : 17） 3．梳（M1采 : 21）4．奁（M1采 : 20） 5．钻木取火器（M1采 : 19）6．棒形器（M1采 : 22）
钻木取火器 1件（M1采：19）。两端细、中部宽的长条形，器身正中有一直径0.6厘米的圆孔直通到另一侧，应该用于系挂。表面有7个深浅不一的圆形钻孔，另一面有较集中的圆圈形钻痕。圆孔直径0.5～0.8厘米、长11.5厘米、最宽2.6厘米、厚1.3厘米（图21：5）。
奁 1件（M1采：20）。圆形，子母口，盖遗失，外壁略向外斜，内壁略向内收，平底。口径6.6厘米、肩径7.7厘米、底径7.1厘米。腹部有一周黑色漆皮，器口部和器底内外都有制作时形成的弦纹，应为旋制。器身有裂缝（图21：4；图版伍：3）。
梳 1件（M1采：21）。马蹄形，有12齿，仅存根部。长7厘米、宽4.7厘米、厚0.7厘米（图21：3；图版伍：4）。
棒形器 1件（M1采：22）。圆柱状，一端有长2.8厘米的凹形缺口。长23.4厘米、直径3.4厘米（图21：6）。
（七）丝织品
M1中木棺内有大批丝绸。经对部分标本的初步检视，可辨别出4种不同纺织品，有织锦和平纹织物2类，颜色较为鲜艳，织物密度尚可，织造工艺精湛。材质有桑蚕丝、柞蚕丝和麻3种。个别品种伴有严重的粉化和板结病害，多数互相纠绞，具有贯穿性撕裂（附表6）。
“王侯”文鸟兽纹锦 1件（M1采：24）。用以包裹墓主人头骨。长方形。藏青底上织黄褐色纹饰，自下而上由3组循环纹样构成。最下层为波状纹饰，每个波曲内饰一组对鸟，足踏祥云。波曲间饰背对的鸟首状纹饰，波曲顶部支撑柱状图案，将中层分隔为数个单元，每个单元内围绕中心的神树对称分布成对的朱雀和白虎，四角对称分布青龙和玄武，四神之间可见汉字“王侯”及其镜像反字。最上层以神树为对称轴饰以背对而立的虎状有翼神兽，尾部放置一件三足汉式鼎，其旁可见汉字“宜”。长44厘米、宽25厘米（图版陆：1）。
图22 墓葬出土纺织品
1．几何纹锦（M1采 : 26—1） 2．方目纱（M1采 : 28）3．麻布（M1采 : 30—1）
几何纹锦 2件。M1采：25，略呈方形。黄底上带有赭色几何纹饰带。长17.5厘米、宽15厘米（图版陆：2）。M1采：26—1，周围残存红色方目纱残片、赭色方目纱残片和绢残片，有完整的幅边。方形。长62厘米、宽55厘米（图22：1）。
方目纱 2件。长条形。M1采：27，黑色。一侧残存幅边，用极细的柞蚕丝织成，织物密度非常高。展开尺寸长43厘米、宽29厘米、幅边宽1.3厘米（图版陆：3）。M1采：28，红色。平纹。长46.5厘米、宽45.4厘米（图22：2）。
绢 1件（M1采：29）。棕色。形规则。平纹。长36厘米、宽27厘米。
麻布 1件（M1采：30—1）。两端连缀有红色方目纱和赭色方目纱残片。条形，平纹。总长122厘米、宽45厘米（图22：3）。
（八）其他
3件。有磨刀石、料珠、草编器。
磨刀石 1件（M1采：10）。长条形，中间较宽厚，两端较窄薄，四面打磨光滑。距离一端1/3处有个0.7厘米的方形孔，系从两侧同时打孔形成，用以系挂器物。残损，仅有一面保存较好。长21.5厘米、宽3.6厘米、残厚1.5厘米（图23：1）。
料珠 1组（M1：17）。包含浅绿色珠子125颗、红色珠子9颗，每隔15颗绿色珠子有1颗红色珠子，绿色珠子接近绿松石颜色。圆柱形，中间有一直径2厘米的圆孔，孔内穿线，应为麻制品，较粗硬。应为墓主人贴身饰物，可能是费昂斯珠。直径0.5厘米、高0.3厘米（图23：2；图版伍：5）。
草编器 1件（M1采：23）。平面呈椭圆形，平底，两侧面变形向中间倾斜，用藤条上下交错编13层。一端的开口处破损，形成长4厘米、高1.6厘米的缺口。长25.6厘米、宽8.6厘米、高10厘米（图23：3；图版伍：6）。
图23 墓葬出土遗物
1．磨刀石（M1采 : 10） 2．料珠（M1 : 17）3．草编器（M1采 : 23）
四、结语
根据14C测年数据，故如甲木墓地的4座墓葬年代为距今1855—1715年，即公元2世纪至3世纪前半，相当于中原的东汉时期。4座墓葬的分布较有规律，自南北方向一字排开，皆东西向。墓葬间距均等，墓地应有一定规划，在空旷的阿里地区，分布相当密集，是当时该地区人口相对集中的反映。根据卡尔东城址的调查和测年数据，墓地与城址基本同时，因此可以推测墓葬主人应是卡尔东城址的修建者或使用者，两者之间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虽然4座墓葬都深挖潜藏，并使用大量石材修建，显示出墓主人具有较高的社会等级。但从随葬物品看，其间的等级区分是非常明显的。M1随葬包括金面具、大量铜器和铁器、珍贵的丝织品和一批木器，并使用当地难以得到的木材修建墓室，显示其规格是4座墓葬中最高的。丝织品上的“王侯”文字可能显示了其身份。M2形制复杂，是阿里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墓葬，并且随葬大量牛马等动物骨骼，可见其规格也是相当高的。而M3和M4随葬物品较少，没有使用木材和葬具，规格要低于M1和M2。
从丧葬习俗上看，4座墓葬均属于二次葬，葬式不明。墓主人骨骼或木棺统一放置在墓室内的西部，中部和东部多放置殉葬动物和随葬品，两者间有明显分隔。从地层关系看，有的墓坑在填埋之前敞口放置过一段时间，很有可能是进行尸体停厝或处理。这种死后不立即埋葬而停厝一定时间并进行剖尸处理的葬俗，在吐蕃时期古藏文文献中记载较为丰富[6]，是本教丧葬仪轨的一部分。
动物在整个丧葬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包括马、牛、羊、狗等共30余个动物个体或其部分骨骼被放置于墓室底部、墓室顶部和墓穴填土的顶部。这种动物殉葬习俗在阿里地区的早期墓葬中是相当常见的[7]，在吐蕃时期盛行于整个青藏高原地区，可能与本教丧葬观念密切相关。无法确定是否存在人殉现象，在M2中扰乱的墓室顶部石块堆积中有人头盖骨残留，M3中有多人包括一个小孩合葬于一墓，但暂时不能证实他们是墓葬主人或是殉葬者。
随葬品中陶器多为明器，少量为实用陶罐。由于本地区手工业落后和自然环境的限制，生活用陶器在破损后用铜片进行修补。M1中发现较多的金属器物，是本次发掘中的重要收获之一。其中的黄金面具在邻近的札达县曲踏墓地[8]、尼泊尔穆斯塘萨木宗墓地[9]以及印度北安查尔邦马拉里墓地[10]都有发现，时代也基本相当，是当时该地域独特葬俗的反映。形制类似的铜盆、铜钵等金属容器和方形箱式木棺在札达县曲踏墓地和尼泊尔穆斯塘萨木宗墓地中也有出现，反映了该地域在考古学文化面貌上具有很多共性。
象泉河上游地区与周边乃至更广阔的区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对阿里地区古代象雄文化的认识。修筑墓室所用木材为三尖杉属（附录），可能来自喜马拉雅山南坡，在20世纪中期以前相当长的时期内，这里是当地建筑用木材的主要来源。通过什普奇拉山口（Shipki La）的象泉河谷地带，数个世纪以来都是印藏间主要的贸易通道[11]。
墓地出土的丝织品是西藏地区考古的首次发现，也是青藏高原发现的最早的丝绸实物。带有“王侯”及其反字文字和相似禽兽纹的丝织物以往在新疆营盘墓地和吐鲁番阿斯塔纳墓地也有发现[12]，时代为汉晋时期，为确定故如甲木墓地的年代提供了考古学的佐证。塔里木盆地发现的“王侯”文织物一般被认为是中原官服作坊织造、赐予地方藩属王侯的标志性物品[13]，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虽然无法断定阿里地区发现的这类丝绸具有同样的政治内涵，但可断定其与内地和新疆之间存在文化联系。这些纺织品在工艺技术和图案的复杂程度上丝毫不亚于新疆和内地所发现的同时期织物，尤其是柞蚕丝织成的细纱，体现了极为高超的技术水平，同时也为汉文献记载汉晋时期中原野蚕丝的规模化开发利用提供了考古学证据。这一发现证明了该地区在汉晋时期处于丝绸之路的波及区域，通过新疆的丝绸之路应该延伸到青藏高原的西部地区。
除了丝织品，一字格的铁剑也具有浓郁的中原文化特色，但剑格为一次性铸成的铁格，有可能是仿汉地铁剑，这种铁剑也见于札达县曲踏墓地。随葬品中发现较多的木器，表现出与塔里木盆地汉晋时期文化的密切联系，例如马蹄形木梳、方形四足木案、旋制的木奁、钻木取火器、草编器等，与新疆和田山普拉、尉犁营盘和民丰尼雅等遗址出土的汉晋时期器物基本一致[14]。方形四足箱式木棺很可能也受到了这些地区流行的四足木棺的影响。这充分说明，南疆地区通过这条丝绸之路对阿里古代象雄国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至于这条路线的具体走向，一般认为在20世纪50年代新藏公路开通之前，由于难以逾越的昆仑山和阿克赛钦无人区的阻隔，南疆和藏西之间并没有直接的交通，两地之间的联系主要是经喀喇昆仑山口—拉达克列城—日土一线[15]。但两地古代文化面貌的众多一致性，使我们必须考虑穿越阿克赛钦地区的古代商道存在的可能性。
以象泉河上游为中心的喜马拉雅山地带在考古学文化上具有相当多的共性，从其年代和地域分布来看，应该归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象雄文化。虽然其具体的民族构成和文化属性尚需进一步地深入论证，但其文化面貌显示，高山险阻并没有成为民族迁徙和文化传播的障碍，反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和互动相当活跃，由此带来了文化的多样性。这一文化系统与新疆地区和中原地区的汉晋时期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丝绸之路自南疆向西藏西部的延伸。故如甲木墓地的发掘弥补了西藏西部考古工作的空白，加深了我们对于西藏西部“前吐蕃时期”文明的认识，同时也以其丰富的内涵启发我们重新审视这一长期被忽略的地区在西藏早期文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附记：参加发掘的有李林辉、仝涛，地形图由姚娅测绘，线图由仝霜绘制，照片由仝涛、李林辉拍摄。出土人骨由张君统计分析，出土动物骨骼由邓惠统计分析。金属器标本由梅建军、王颖琛统计分析，纺织品标本由王亚蓉、石钊钊统计分析。
执笔者：仝涛 李林辉 黄珊
2014年
Abstract
From June to August 2012,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of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jointly conducted the first excavation of the Gurugyam Cemetery in Moincêr Township, Gar County, Ngari Prefectur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Unearthed artifacts from the found 4 tombs include silk textiles, small-sized gold masks, bronzes, iron and wooden objects and a large amount of animal bones. Carbon-14 dating results show that the age of these tombs are between the 2nd and the early 3rd centuries AD, corresponding to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of the Central Plain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excavation, Gurugyam Cemetery is a dense burial group of Zhang Zhung Kingdom, belonging to Zhang Zhung Culture. The excavation has filled in the gaps of archaeological studies on western Tibet, and deepene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re-Tibetan Empire” civilization in that area.
附表1 铜器样品金相组织观察结果
附表2 铜器样品成分分析结果（重量百分比）1
附表3 铁器样品显微组织
附表4 铁器残件1成分分析结果（重量百分比）2
1、2 凡数字加*号，表示该元素存在，但是超出检测极限，数值仅供参考。
附表5 铁器残件2成分分析结果（重量百分比）1
附表6 故如甲木墓地出土丝织品分析表
1 凡数字加*号，表示该元素存在，但是超出检测极限，数值仅供参考。
续表
附录 故如甲木墓地M1所出木材的鉴定和树轮分析
王树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木材样品取自M1墓室内一件残损木器及墓顶横木。对两个样品进行种属鉴定，同时对横木进行了树轮分析。经鉴定，疑似木器残块木材属于软木松类（Subgen. Haplorylon），横木本材属于三尖杉属（Cephalotaxus sp.），很可能是印度三尖杉。
软木松木样木材构造特征如下：生长轮略明显；宽度不匀，早材占全轮宽度大部分；早材至晚材渐变。从径切面上看，早材管胞径壁具缘纹孔一列，少数二列或成对；眉条长。晚材管胞径壁具缘纹孔一列。射线薄壁细胞与早材管胞间交叉场纹孔式为窗格型。从弦切面上看，有单列射线和纺锤射线，有树脂道。松木纹理直，结构中至粗，富松脂，耐久用，坚硬，强度较大；可供建筑、桥梁、矿柱、枕木、电杆及木纤维工业原料等用。
三尖杉属木样木材构造特征如下：从横切面上看，生长轮略明显或不明显，轮间间或晚材带色深（灰紫色），宽度不均匀，早材至晚材渐变。轴向薄壁组织略少；星散状及数个排成弦列。木射线稀至中，极细至甚细。从径切面上看，螺纹加厚明显，分布于早晚材管胞壁上，间或在纹孔口上下方成对排列。早材管胞径壁具缘纹孔一列，数少，圆形及卵圆形。晚材管胞径壁具缘纹孔一列，圆形。轴向薄壁细胞端壁节状加厚明显或不明显，1～3个；含少量深色树脂。射线薄壁细胞与早材管胞间交叉场纹孔式为柏木型及云杉型，1～4个（通常1～2个），1～2（稀3）横列。从弦切面上看，木射线通常单列，极少成对，高1～10细胞或以上，多数1～5个细胞。树脂道缺如。木材黄褐色，纹理细致，坚实，有弹性，供建筑、桥梁、车辆、家具、农具、细木工等用。
图1 两个横木木材样品交叉定年结果表
图2 墓顶横木浮动年轮年表
对厚约4厘米的两个墓顶横木树轮分析表明，二者能很好地交叉定年，相关系数达0.933（图1）。用两个年轮序列建立了51年的浮动年轮年表（图2）。
图版壹
1．故如甲木墓地和卡尔东城址（西—东）
2．M1（北—南）
3．M2（北—南）
4．M4墓顶殉葬动物遗迹（东—西）
图版贰
图版叁
图版肆
图版伍
图版陆
1．“王侯”文鸟兽纹锦（M1采 : 24）
2．几何纹锦（M1采 : 25）
3．方目纱（M1采 : 27）
【注释】
[1] Bruno Baumann. Der Silberpalast des Garuda: Die Entdeckung von Ribets Letztem Geheimnis, Muenchen: Piper Verlag GmbH, 2006. p.234.
[2] [意]G. 图齐著，向红笳译：《西藏考古》第15页，图版58，西藏人民出版社，2004年；Tucci G. Sadhus et brigands du Kailash. Mon Voyage au Tibet Occidental (translated from the Italian). Paris: Editions Raymond Chabaud-Peuples du Monde (original edition Milan: Casa Editrice Ulrico Hoepli, 1937)。
[3] 霍巍：《西藏西部象泉河流域穹隆遗址的考古调查》，拉巴平措：《西部西藏的文化历史——来自中国藏学机构和维也纳大学的最新研究》第20～34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
[4] 金书波：《从象雄走来》第81～91页，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年；霍巍：《一方古织物和一座古城堡》，《中国西藏》2011年第1期；仝涛：《西藏阿里象雄都城“穹隆银城”附近发现汉晋丝绸》，《中国文物报》2011年9月23日4版。
[5] 根据墓室内人骨所在一端的方向测定。
[6] 褚俊杰：《吐蕃本教丧葬仪轨研究——敦煌古藏文写卷P．T. 1042解读（续）》，《中国藏学》1989年第4期。
[7]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学系、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西藏札达县皮央·东嘎遗址古墓群试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6期。
[8] 李林辉：《西藏阿里地区考古新发现——曲踏墓地》，青藏高原史前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成都，2011年8月。
[9] Aldenderfer, M. Varration in Mortuary Practice on the Early Tibetan Plateau and the High Himalayas, 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Bon Research, Vol. 1, Inaugural Issue, 2013, pp. 293-318.
[10] Bhatt, R. C.; Kvamme, K. L.; Nautiyal, V.; Nautiyal, K. P.; Juyal, S.; Nautiyal, S. C. Archaeological and Geophysical Investigations of the High Mountain Cave Burials in the Uttarakhand Himalaya, in Indo-KokoKenkyu-Studies in South Asian Art and Archaeology, 2008-2009, vol. 30, pp. 1-16.
[11] Hedin, S. Trans-Himalayas: Discoveries and Adventures in Tibet. New Delhi: Asian Educational Services, 1999. Poonam Minhas, Traditional Trade and Trading Centers in Himachal Pradesh. New Delhi, 1998. PP. 77-78.
[12] 赵丰：《纺织品考古新发现》，香港艺纱堂，2002年；《中国文物精华》编辑委员会：《中国文物精华》，图版133，文物出版社，1993年。
[13] 俞伟超：《“王侯合昏锦”与“五星出东方”锦对推测尼雅95MNI号墓地中M3与M8墓主身份的启示》，《古史的考古学探索》，文物出版社，2002年；于志勇：《楼兰—尼雅地区出土汉晋文字织锦初探》，《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6期。
[1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新疆山普拉》，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1999年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6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民丰县北大沙漠中古遗址墓葬区东汉合葬墓清理简报》，《文物》1960年第6期。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考察队：《中日日中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中村印刷株式会社，1999年。
[15] Janet Rizvi. Trans-Himalayan Caravans: Merchant Princes and Peasant Traders in Ladakh. 199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th impression. Oxford India Paperbacks 2012. p. 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