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都兰暨柴达木盆地东南沿墓葬主民族系属研究
青海都兰暨柴达木盆地东南沿墓葬主民族系属研究
周伟洲（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自1982年以来，青海省及北京大学考古工作者在青海的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及德令哈等地调查和发掘了一批古代墓葬群，出土一批丝织品、金银器、铜器、漆器、木器、彩绘木棺、古藏文简牍等珍贵文物，引起中外学术界的瞩目。从1982年至今，青海省考古工作者断断续续的发掘（包括抢救性的发掘清理）就达40多个月，1200余天；发掘、清理墓葬近百座[1]。截至目前，中外学者对这批墓葬群及出土文物的研究形成了一个热点，发表和出版的论著近百篇（部）。有关的发掘情况及学术研究史，前人多有详细论述，不赘[2]。
发掘或清理的墓葬群中，有三处墓葬群有较详确的发掘资料公布，或有较多或极为珍贵的文物出土：
（1）1982—1985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都兰县察汗乌苏镇东南10公里的热水沟（热水乡扎马日村）察汗乌苏河北岸的血渭草原上墓葬群进行发掘，主要发掘了血渭山脚下最大的一座墓，即编号为血渭M1号大墓及墓前的陪葬遗迹、陪葬小墓等。
（2）1999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都兰县热水沟察汗乌苏河南岸的墓葬群中的四座墓进行了科学的发掘。
（3）2002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德令哈市郭里木乡夏塔图草场山根被盗掘过的两座墓葬进行清理和发掘。发现三具棺木，其中两具木棺两面保存有彩绘的图画以及一些零乱有彩画的棺端挡板。这批木棺板画一经公布，即引起了中外学术界及社会各界的关注。笔者不准备对上述三处墓葬群的布局、形制及出土的珍贵文物（包括棺板画）作全面的探讨，仅首先对上述都兰、德令哈及其附近三处墓葬群的墓主人的民族系属分别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最后谈谈对整个都兰暨柴达木盆地东南沿墓葬群墓主民族系属总的认识。当然，在探讨、研究上述民族系属问题时，也必然涉及墓葬形制及出土文物等问题，但非专门的研究。所谓“民族系属”，简称“族属”，简言之，即这批墓葬群的墓主人是什么人？是古代什么民族？这是认识和研究这批墓葬群十分重要的问题。此前，几乎所有关于都兰暨柴达木盆地东南沿墓葬群的研究论著，都涉及这个问题；然而，看法却不相同，争论激烈。
一、都兰热水血渭一号大墓主人的族属
血渭一号大墓的发掘，从1982年7月开始，至1985年11月止，历时共3年多。然而，十分遗憾的是，至今还未见有正式的发掘简报或报告发布。仅见有发掘者——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许新国所长发表的一批相关论文[3]，以及曾到热水血渭草原考察过的四川大学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教授[4]、现已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的仝涛博士等发表的相关论著[5]。据主持发掘的许新国先生撰《中国青海省都兰吐蕃墓群的发现、发掘与研究》一文记：
M1大墓为梯形双层封土。其北部与自然山岩相连，南部突出山外，南宽北窄，依山面水，坐北朝南。上层封土叠压在下层封土之上，为等腰梯形，南北长58米，南面宽65米，北面宽55米。封土由黄土、灰沙石、砾石、巨石等堆积而成，揭露出来的遗迹有穿木、混凝夯筑围墙，石砌围墙、围墙外房墓、动物陪葬墓、十字形陪葬墓等组成。大墓南面平地上有殉马坑、殉牛坑、殉狗坑等组合陪葬遗迹……由27个陪葬坑及5条陪葬沟组成。距封土顶约30米。5条陪葬沟居中，东西向横列，南北顺序排列，其殉有完整的马87匹。葬圆坑置于殉马沟的东西两侧。各分两排排列，东面14个，西面13个。除4座空无一物外，共计殉牛头、牛蹄的13座，殉狗的8座，殉巨石的2座……[6]
上述许文还记：热水M1号大墓的墓室，是在封土堆顶部正中、下深11.5米处。由封石、照壁、盖木、墓道、墓门、回廊、东室、西室、中室、南室等组成，平面呈十字形。各室面均用石块叠砌，石块之间及整个墓室上覆盖巨形柏木，均被火烧为炭。中室位于正中，四壁用整齐长方木叠砌而成，有火烧痕。其东、西、南各室均为长方形，以石块垒砌，边有条木，壁面排有穿木，有门，各室以回廊相接通。墓室平面东西宽21米，南北长18.5米；顶有盗洞，说明该墓已多次被盗掘过。中室出土了大量丝织品残片；东室内置有大量牛、羊、马骨和木制食具；西室有残木件和大量小麦粒；南室则有木残牛。奇怪的是，所有“墓室”内，均未发现埋殡的人骨或与丧葬有关的棺椁之类葬具。（图1）
最初，许新国先生将上述都兰墓葬群（包括一号大墓）定为“都兰吐蕃墓葬”（见其文标题），但又说：“通过十几年的发掘和研究，较大的收获是确认墓群归属于吐蕃文化，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邦国的遗存”，“作为吐蕃文化上的一个区域类型来对待”
图1 都兰热水血渭一号大墓（采自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第26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7]。对一号大墓墓室，他引用《旧唐书·吐蕃传》记“其赞普死……乃于墓上起大室、立土堆，插杂木为祠祭之所”等史籍，及考古所见吐蕃的墓上建筑，认为是供祭用的“神殿”或“享堂”的墓上建筑。而真正的主墓在其下，并确定上墓室（享堂）下封堆系人工堆积层，也就是说，再往下发掘封堆，则可见主墓室[8]。
霍巍教授最初以为热水一号大墓可能属于吐蕃贵族墓葬[9]；稍后又作出了有几种可能性的推测（吐蕃立吐谷浑小王、吐蕃下嫁吐谷浑王的公主、归顺吐蕃的原吐谷浑王室残部、吐蕃支配下的吐谷浑军事首领）[10]；后来，他更为谨慎地用“吐蕃属文化”的概念，赞同将都兰墓葬均视为“吐蕃占领或统治下的吐谷浑人”的观点[11]。也有学者认为墓主人是吐蕃派驻吐谷浑地区的高级军官大论禄东赞[12]。
最近，仝涛在《考古学报》2012年第4期上发表了《青海都兰热水一号大墓的形制、年代及墓主人身份探讨》一文。这是迄今为止研究热水一号大墓最为深入、全面的论文。此文不仅将热水一号大墓的形制、规格与西藏地区吐蕃墓葬（包括藏王陵）进行比较研究；从一号大墓出土丝绸、金银器和木器，考证出大墓的年代是在公元7世纪末到8世纪之间。由此，他根据对汉藏文献，特别是对有关663年吐蕃征服青海吐谷浑后的藏文文书，如敦煌石室发现的吐蕃历史文书中的《大事纪年》《吐谷浑（阿柴）纪年》残卷的解读和引用，得出的结论是，墓主人很可能是吐蕃征服吐谷浑后册封的吐谷浑王，即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所记卒于694年的吐谷浑王坌达延墀松。
以上诸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热水一号大墓的研究，均有所贡献。其中，笔者以为，仝涛的研究及结论可能更接近于历史事实。但是，关于此大墓仍然有一些疑问和问题，尚需进一步探讨。
（1）由于都兰热水一号大墓及其陪葬墓的发掘简报或报告未发表，因此有一些很关键的问题弄不清楚，或以讹传讹。这就给正确认识大墓主人的民族系属等问题造成了困难和混乱。比如，热水一号大墓是否出土有古藏文简牍？王尧先生在1991年《西藏研究》第3期上发表的《青海吐蕃简牍考释》一文，说考释的11支古藏文简牍出土于热水10号墓内[13]；到2005年出版的《都兰吐蕃墓》附录一《青海都兰新出土吐蕃文汇释》中，说上述11支简牍，是在“青海都兰一号大墓”发现的。2003年奥地利学者阿米·海勒所撰《青海都兰的吐蕃时期墓葬》一文，也称热水一号大墓内，发现有刻满藏文的木片，是一份墓室里随葬物品的清单[14]。林梅村教授甚至说，血渭（热水）一号大墓众多的随葬品中，“有古代皮靴、古藏文木片（即吐蕃赞蒙与吐谷浑王通信的简牍）、古蒙古族文木牍，彩绘木片及金饰、木碟、木鸟兽、粮食和大量丝绸”[15]。上述11支古藏文简牍到底出于哪一个墓葬？除一号大墓外，还发掘了几座“陪葬小墓”？出土了什么重要文物？大墓还出土了什么文物，特别是有各种文字的文物？如果这一切都不清楚，真正科学的研究是谈不上的。又如许新国先生发表有关论述丝织品及金银器的论文中，除个别器物（如镀金舍利银器）外，每一件丝织品或金银器出土于哪个墓葬内的什么地方，均无记录。因此，保护好青海都兰等地古墓，杜绝、打击盗掘和买卖文物的同时，还应该科学地清理和发掘古墓葬和遗址，及时发布考古的简报或报告，这应是科学地研究古代各族历史文化的前提和基础。
（2）仝涛论文中，多次提到吐蕃统治河西、陇右及青海时，在各地曾设置行政机构，称为Khrom，译作“节度衙”。青海地区设有青海节度衙（藏文作Ma Khrom）、鄯州节度衙（藏文作dbyar Mo thang Khrom），派遣节度使及节儿、千户、百户等各级官吏[16]。他认为，“自7世纪后半叶到8世纪初在吐蕃派驻吐谷浑的大论一级的最高军政将领似乎都无法与热水一号大墓相联系，即便其墓葬有迹可循，其规格也应低于吐谷浑王陵的级别”。即是说，仝涛是以吐蕃派驻吐谷浑的军事长官的级别不可能如热水一号大墓的规格，而排除此大墓为吐蕃贵族之墓葬。
笔者以为，此说也欠妥，至少是不够有说服力。因为663年吐蕃征服吐谷浑后，是把吐谷浑作为自己的附属邦国来对待的，故其与在河、陇，包括青海东部所派驻军政机构是不同的，不能混为一谈。正如敦煌发现的古藏文《吐谷浑（阿柴）纪年残卷》所记：吐蕃立有其主政吐谷浑领地的“莫贺吐浑可汗”，其为689年下嫁与吐谷浑王（可汗）的吐蕃赞蒙（公主）墀邦所生之子。
在《吐谷浑（阿柴）纪年残卷》内，还不断提到吐蕃大臣到吐谷浑地：如残卷2～4行记马年（706年）时有吐蕃大臣蔡·牙咄弃达、属卢……等至羊山堡，向莫贺吐浑可汗致礼；19～20行记鸡年（709年）吐蕃赞普派遣韦·通热纳云等，“参加议会……制定六种职务之……再巡视并行户口大清查”；22～29行记狗年（710年）送唐朝mun sheng公主（应即金城公主）入藏，路过青海吐谷浑的吐蕃大臣尚赞咄热与没卢·尚墀桑喀切通等；32～33行记猪年（711年），又有吐蕃“朵”之大臣没卢·尚贪蔡牙咄来致礼；51～54行记虎年（714年），有命令吐蕃大臣“韦·达札恭禄、属卢·东热孔孙……”，因文书残缺，不知何意，但与吐谷浑有关。以下有“外甥（vbongs）吐谷浑及民受到劫掠……又赴援吐谷浑国，途中……”[17]。
又如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记：早在669年，“吐谷浑诸部前来致礼，征其入贡赋税”。又，《大事纪年》共残存记115年大事（大致是公元650—763年，内有阙），内696、714、742年，均记有吐蕃大论在吐谷浑聚居的“西古井之倭高儿”“司古津之倭阔”“麴年蒙岗”等地，“征吐谷浑大料集”[18]。
上述两份珍贵的古藏文文献是研究吐蕃征服吐谷浑后，吐谷浑历史及吐谷浑长期居住、统治的都兰暨柴达木盆地东南沿墓葬群及出土文物的第一手最为真实的资料。根据上引的资料证明，吐蕃在其属邦吐谷浑并没有设置如同在河、陇等地的军事行政机构和长期派驻高级官员与驻守的军队。这一点对于认识和研究都兰暨柴达木盆地东南沿墓葬群主人的族属非常重要。那种认为都兰暨柴达木盆地东南沿墓葬群墓主人均系或有部分为驻守吐谷浑的吐蕃各级官吏或士卒的看法，至少是值得慎重考虑的。
（3）热水一号大墓虽经过四年的发掘，但一些关键问题并未解决。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发掘的十字形多墓室，是否真是墓室？如真是墓室，为何未见尸骨或棺椁等有关丧葬的文物？或如许新国先生所说，仅是主墓室上的“神殿”“享堂”一类的建筑，主墓室在此之下？主墓室如在其下，用考古调查方法可大致了解，或先挖一探沟亦可解决。因此，颇疑此所谓一号大墓，并非墓葬；从其规制及高台前的大量的和高规格的殉牲来看，是否是吐谷浑王室祭天的祭坛，或与吐蕃“会盟”之地。这不仅是许新国先生所说“对于目前发掘出来的遗址，究竟是墓上建筑还是主墓的争议，贯穿于墓葬发掘的始终”的问题，而且是对此遗址是墓葬，或是祭坛和会盟处的疑问。这只是一个疑问，要真正解决疑问，还需进一步发掘和研究。
总之，从都兰热水一号大墓（目前仍视为墓葬）的形制、出土文物等分析，可大致确定其年代为7世纪末至8世纪初，仝涛的这一结论基本可信从。出土大量丝绸残片和金银器大部分是唐代内地所生产，少部分与中亚粟特器物和织品相同[19]。又从藏、汉文献记载分析，此时此地的一号大墓应为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国王（可汗）或王族一级的墓葬。至于墓主人是否如仝涛文所推测的是吐谷浑王坌达延墀松，只可备作一说。因为敦煌藏文吐蕃《大事纪年》所记的689年娶吐蕃公主（赞蒙墀邦）的是“吐谷浑王”，其是否是坌达延墀松？此坌达延墀松是否是吐谷浑王？坌达延赞松是否就是其子？文献并未明确记载。何况此大墓年代也是一个推测的约数。因此，说此墓主人系吐谷浑王族，似乎更为稳妥一些。至于霍巍、仝涛等认为大墓的形制、结构与殉葬情况许多地方与西藏地方吐蕃王陵、列山、吉堆等贵族墓葬有相同之处的看法，以及墓中或陪葬墓中有古藏文简牍（衣物疏）出土，等等。这一切在吐蕃统治下吐谷浑国内的“吐蕃化”的进程中出现，是十分正常的。关于此，下面还将深入阐述。
二、都兰热水血渭察汗乌苏河南岸四座墓主人的族属
1999年7月至9月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都兰县热水察汗乌苏河南岸的墓葬群中的四座墓进行了发掘。2005年1月，正式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发掘报告《都兰吐蕃墓》（下简称《报告》）。热水血渭南岸发掘的墓葬集中分布在一山谷两侧的山脚下，自西向东依次编号为四号墓（99DRNM4）、一号墓（99DRNM1）、三号墓（99DRNM3）和二号墓（99DRNM2）。（图2）《报告》分别详细记述每一墓发掘情况、墓葬形制、结构及出土文物；最后，在“相关的几个问题”（第六章）中，专门讨论了墓葬的“年代与族属”，结论是：“从出土物如丝织品的技法及纹样，陶器、古藏文的字体等方面来看，这两组墓葬的年代应当相仿，大约在8世纪中期。”《报告》还根据一号墓出土的，经著名藏学家王尧教授所释解的古藏文简牍（RB115.ki22）所记墓主人为“尚思结桑”名“甲贡”，认为一号墓主人的族属无疑是吐蕃外戚。又“从99DRNM1（一号墓）和99DRNM3（三号墓）的比较来看，似亦可断定99DRNM3墓主人的族属也应如此”。《报告》还引附录四《青海省都兰县唐代吐蕃墓葬人骨线粒体DNA研究》的结果，测定墓主人“属于现代藏族人种”[20]。即是说，从人种上看，墓葬主人的族属也是现代藏族的前身吐蕃贵族。
2012年青海藏族学者阿顿·华多太发表了一篇《论都兰古墓的民族属性》的长文[21]。文内用吐谷浑的封号变迁，否定了吐谷浑的领地在青海湖西柴达木盆地至新疆且末、若羌（古鄯善）；认为吐谷浑为吐蕃灭后，余部逃至唐境内，所谓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邦国”是“虚构”的；否认敦煌藏文文书中吐蕃称吐谷浑为“阿柴”（阿夏，Ha-za，或“va-zha”）；否认有“吐谷浑文化”的存在；公布了都兰其他墓葬中出土的古藏文简牍，并对原简牍重新做了解读；对出土的丝织品、金银铜器及岩画等文物也做了重新解释。最后的结论是：“都兰地区吐蕃墓，从其形制、随葬品、所处地域以及出现的大臣姓名等因素分析，笔者认为该地大墓应该为吐蕃王朝将相之墓。”
图2 都兰热水南岸墓地全景（采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都兰吐蕃墓》图版二）
同年，兰州大学藏族学者宗喀·漾正冈布、英加布、刘铁程在《文物》2012年第9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赤偕微噶（Blon Khri She’u Ka）——都兰三号墓出土藏文碑刻考释》一文。文中对三号墓中出土杂乱放置（因墓被盗掘）的12块长方形石块中四块石条上，分别刻有的古藏文做了排列，并考释为论（Blon）、赤（Khri）、偕微（She’u）、噶（Ka），前两词为吐蕃王朝官号和尊号，表示显赫的社会地位。偕微，系出自敦煌古藏文文书P. T. 1286《小邦邦伯家臣及赞普世系》中“几若江恩之地以几杰芒保之王，其家臣为‘谢乌’（she au）与‘索’二氏”[22]中谢乌氏。谢乌即偕微，为拉萨河流域吐蕃邦国几若江恩享有“论”地位的吐蕃贵族。吐蕃文书中共出现四次。噶，为用作人名的后缀字。热水河血渭草原之“血渭”即“偕微”之异译，现今该地藏族沿古代名称而来，即以“偕微”家族命名之草原。此家族“可能被派往今柴达木盆地的都兰担任官职，仍然延续了论（blon）的世袭地位”。
北京大学考古学家组织的科学发掘，著名藏学家对出土古藏文简牍的解读，现代DNA科技的测定以及一些藏族学者的论述；这四座墓的主人族属为吐蕃人，似已成定论[23]。因而发掘报告的题目就直书为《都兰吐蕃墓》，截至目前也未见有人提出异议。然而，如仔细分析研究这一结论仍有疑问。
首先，从墓中出土古藏文简牍及墓石说起，一号墓出土一藏文简牍（99DRNM1：36），王尧释为vdzong/zhang-skyes，似为墓主人的名字，“可译作‘为尚思结送养’”，“尚”是与吐蕃王室通婚的家族。（图3）又说，怀疑此人就是《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提到的“结桑”，按照古代发音，应读“思结桑”，名“甲贡”；并引《大事纪年》中744年、746年、756年、757年（此年思结桑任副大相多年，薨）思结桑活动的记载[24]。问题是古藏文简牍所记“尚思结”，是否一定是与吐蕃王室通婚的吐蕃家族？并非如此，前引的敦煌发现的古藏文《吐谷浑（阿柴）纪年残卷》中，就多次提到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邦国内已经实行吐蕃的政治制度，莫贺吐浑可汗（Ma ga tho gon khagan）之下，也实行有“论”“尚”的制度。如《吐谷浑（阿柴）纪年》残卷第25行有“母后（墀邦）与可汗及侍从、吐谷浑大尚论……”会见入蕃的唐公主；第34行有“此年冬，吐谷浑尚论高官达热达弄益去世。其后……授予其家族玉石告身……”[25]；又米兰出土的古藏文简牍（托马斯编号1～20）记“……吐谷浑尚论亲理阿柴方面的事宜，如从前……”[26]。
图3 都兰DRNM1 : 36号木简（左正面、右反面，采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都兰吐蕃墓》图版八之1～2）
因此，早在20世纪80年代笔者就提出：“据残卷所记，役属于吐蕃的吐谷浑国莫贺吐浑可汗之下，还设置有大尚论、尚论等各级官吏，有与吐蕃王朝相同的‘告身’等位阶制度。国内也按‘千户’‘万户’为行政单位”[27]。
其次，此尚思结是否就是《事纪年》中的思结桑？可能性极小，因为姓名相同的人甚多。按匈牙利藏学家G·乌瑞的说法，当时吐蕃的人名，一般说来，由三部分组成，即族名（rus）、前名（mkhan）、后名（mying），如是官吏，通常又在族名之前加上“论”或“尚”这类称号（thabs）。考虑到人名的省略形式或不同时代会出现相同的人名等情况，只有当某两个人名的三个部分完全相同时，才能认为他们是同一人[28]。显然，尚思结与论（思）结桑不具备为同一人的条件，简牍中至少无“甲贡”之名，且结桑的官号非“尚”，而是“论”。《大事纪年》还记载，734年有“多思麻之集会议盟由论结桑东则布于‘悉布’召集之”，此又一“论结桑”，名“东则布”，而不名“甲贡”。其次，从《大事纪年》所记思结桑的情况，他甚至没有到过吐谷浑邦国去征大料集或会盟的记载，因而，他死后葬于吐谷浑邦国之地的可能性极小；即便他曾被派遣到吐谷浑邦国，作为吐蕃大贵族卒后，通常情况下也会归葬故里，不会葬于异国。
二号墓还出土古藏文木简1，三号墓出土古藏文木简3以及刻有古藏文的4块石条[29]。上述宗喀·漾正冈布等《论赤偕微噶（Blon Khri She’u Ka）——都兰三号墓出土藏文碑刻考释》一文，对散乱的4块藏文石刻提出了可能有三种不同的排列，而最终选择了其中“论、赤、偕微、噶”的排列；但唯独没有笔者认为更为可能的两种排列，即论、赤、噶、偕微（暂用其译法）或赤、噶、论、偕微，意均为有“论”号的赤噶偕微氏族[30]。（图4）这两种排列较之宗喀·漾正冈布等的一种排列，至少避免了将“论”“赤”尊号并列及“噶”字为姓名后缀的勉强解释。据有的藏族学者考证，赤噶（khri ka）系地名，见于敦煌藏文文献P.T.2123及P.T.996。吐蕃时此地为今青海贵德、尖扎西北部地区，汉魏以来为羌族聚居地，后为吐谷浑所并，刘宋政权曾封吐谷浑阿豺为“浇河公”，浇河即今贵德地区[31]。该地羌族早已服属吐谷浑，并渐融入其中。因此，赤噶之偕微氏族，非拉萨河一带吐蕃小邦几若江恩之家臣，而是源于融入吐谷浑的羌族大家氏族。
图4 都兰DRNM3号墓出土藏文刻石
（采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都兰吐蕃墓》第109页）
上述宗喀·漾正冈布等撰文中，也说“偕微”意为“小鹿”，是以“鹿”命名的氏族；古藏文文献中，作为“东”（ldong）氏族之吐谷浑（阿柴、阿夏）[32]，以及党项羌（弥药、木雅，有“西吴王”，西吴应即偕微之异译）均为“鹿”命名的氏族。此亦可证赤噶之偕微氏族原为羌族，后融入吐谷浑；以后又驻守今都兰热水草原，遂有“血渭”（偕微）草原之称；或今之“血渭草原”即后世藏族的命名，有“小鹿的草原”之意，与偕微氏族无关。
至于“论”，原为吐蕃官号或尊号，但在吐谷浑邦国内，同样有“论”“尚”等职官。因此，不能因以上四个墓中出土有古藏文简牍及有“论”“尚”职官的墓主人，其族属就一定是吐蕃人。
从大量的汉藏文献来分析，此时此地的民族应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邦国人（包括渐融入吐谷浑的羌人）[33]，他们已将古藏文作为自己民族的文字，在文化习俗方面已有吐蕃化的倾向。这种情况在吐蕃征服的河陇地区及今新疆天山以南地区均是如此。敦煌发现的千余件古藏文的文书、契约以及新疆米兰、和田玛扎塔格发现的大量古藏文简牍均可证明吐蕃占领的河陇地区、新疆天山以南地区无论官方或民间均通行古藏文。甘州、于阗国官方文书，甚至在9世纪40年代吐蕃王朝灭亡后很长时间仍使用藏文[34]。
图5 都兰DRNM1号出土墨书藏文丝绸（采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都兰吐蕃墓》图版十之5）
至于《报告》附录四有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DNA实验室撰《青海省都兰县唐代吐蕃墓葬人骨线粒体DNA研究》一文，是据《报告》判定都兰一号墓（99DRNM1）、三号墓（99DRNM3）主人为吐蕃人而非吐谷浑人；其结论是都兰三个线粒体DNA序列与现代藏族（未指明是卫藏或阿里、康、安多的藏族）人群比较接近[35]。青海的吐谷浑最后部分融入青海藏族，其DNA序列自然也是与现代藏族，特别是安多藏族接近的。因此，不能因为都兰墓葬人骨DNA序列与现代藏族相近，而否定或排除都兰墓葬主人系吐谷浑贵族。
最后，从四座墓葬的形制、结构及出土文物看，可能有一些与吐蕃及其信仰的本教的仪轨有关，也出土了唯一的一件有墨书的古藏文的丝织物（99DRNM1：50，图5）这可以说是当地吐谷浑人吐蕃化的必然结果。然而，大量的出土文物却很难与吐蕃联系起来。出土的大量丝织品残片均与内地唐代的丝绸相关，其上的墨书汉字，如三号墓出土黄色绢上有“黄州”（唐代黄州，治今武汉新洲区）汉字，可能是指此绢的产地。（图6）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断定三号墓主人是汉族。另有大量的金银器和铜器残片，也主要来自内地，有小部分与中亚器物相似。须知在青海都兰等地建国三百多年的吐谷浑，于中西交通要道的青海与中西方贸易中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36]。上述都兰墓葬出土文物还证明：在吐蕃征服其地后，吐谷浑仍在中西交通上发挥着中继者和向导的作用。
图6 都兰DRNM3号出土“黄州”丝绸摹本（采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都兰吐蕃墓》第77页）
出土文物中有一四周有彩绘的类似木箱的器物（99DRNM3：140—152），木箱每一面彩绘有元宝形壶门，内绘有云纹（南侧面第一块木板，99DRNM3：140），张弓的狩猎者及兔、鹿（东侧面第一块木板，99DRNM3：144；西侧面第一块木板，99DRNM3：150），及一弹四弦曲项琵琶的乐伎，一吹奏笙的乐伎（北侧南第一块木板，99DRNM3：148）[37]。（图7）所绘狩猎者及乐伎的脸上有明显的红彩，似为“赭面”的特征，故《报告》撰者推测为吐蕃人形象。在墓中，彩绘木箱作何用途不明，有学者将此彩绘木箱与2002年德令哈市夏塔图草场两座墓葬中的彩绘木棺联系起来，认为虽无法确定木箱是否为装殓尸骨的棺木，但属于随葬用具则是无疑的[38]。如此，这种最早源于鲜卑族，后流行于北朝的木棺装饰传统，正是源于慕容鲜卑的吐谷浑的丧葬特征之一[39]。而这种元宝形壶门内绘有或刻有乐伎的图像，也早见于内地甘肃天水出土6—7世纪的粟特人墓石棺床座上（图8）[40]。至于彩绘木板中有“赭面”的人物图像，并不能肯定为吐蕃人，吐蕃统治下的河陇、青海、西域的各族人（包括吐谷浑人），被迫或自然采用吐蕃的服制、风俗是很自然的事。“赭面”习俗，在唐元和年间妇女中也盛行一时[41]，当然不能称她们为吐蕃人。
图7 都兰DRNM3号出土木箱彩图摹本
（采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都兰吐蕃墓》，第102～103页）
图8 天水市发现隋唐屏风石棺床图像摹本
（采自天水市博物馆《天水市发现隋唐屏风石棺床墓》，《考古》，1992年第1期）
特别是都兰三号墓出土了3件织物上墨书的“道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育成研究员的研究，其中编号99DBNM3：16的道符，“是一道罕见的与市场商贸活动有密切关系的符物”；其聚集整合体文字可释为“上天太阳神光明，诸神佑护市场，大吉中来，急急如太上律令”。另一出土99DRNM3：43，是与性爱有关的古代“媚道”的符书[42]。（图9）都兰三号墓系出土“论”字碑石的主人，《报告》肯定其为吐蕃贵族。有学者不能肯定地认为，这是吐蕃贵族接受了道教[43]，但事实上还未见有例证及文献提及。如果是吐蕃贵族，其信仰是本教或佛教，不会在死后有几件与道教有关的符箓陪葬墓中。当时从蜀地经过“河南道”（即“吐谷浑道”）传入青海的道教，只能是在当时据有青海、甘南及四川西北的吐谷浑人中传播。而吐谷浑的上层长期控制了经青海柴达木盆地入西域的“河南道”，为中西方贸易的中继者和向导。他们死后，以内地道教都较为罕见的与市场商贸活动有密切关系的符物放入墓中，以祈求贸易的昌盛，是顺理成章的事。
图9 都兰DRNM3号出土道符（采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都兰吐蕃墓》图版二四）
综上所述，《报告》将发掘的都兰热水血渭南岸四座墓主人族属定为吐蕃人是大有疑问的。笔者认为，四座墓主人的民族系属应为早已建国于青海三百余年、现为吐蕃统治下的属邦有“论”“尚”官号的吐谷浑贵族（包括渐融入吐谷浑的羌人）。据《报告》对南岸墓地的调查分析，“该墓地共有大小墓葬20座，与热水一号墓隔河相望，中、大型墓葬分布热水一号墓的右翼，小型墓葬分布在热水一号墓左翼……根据简牍释读的情况来看，这两个小区很可能是两大家族墓地”[44]。如果南岸两大家族墓地为吐蕃两大家族死后均葬于异邦的吐谷浑之地，这似乎不可能。如果此两大家族为已在此地生息四百多年的吐谷浑贵族，则应是合情合理的。
三、德令哈郭里木乡夏塔图两座彩绘木棺墓主人的族属
2002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德令哈郭里木乡夏塔图清理了两座墓葬。一座为夫妇合葬的木椁墓（XTT1），一座为土坑迁葬墓（XTT2）。（图10、11）两墓除出土一批丝织品残片、木器（木鸟、木碗、木马鞍）等外，还发现三具木棺，其中有两具木棺两面保存有彩绘的图画，及一些零乱的棺端挡板上的彩画。2002年主持发掘的许新国、刘小何在《中国西藏》（中文版）2002年第6期上发表的《青海吐蕃墓葬发现木板彩绘》一文，首先披露了这一发现。接着，在2004年至2005年，许新国先生先后在《柴达木开发研究》上发表《郭里木吐蕃墓葬棺版（板）画（上）（下）》[45]。又在《中国藏学》2005年第1期上发表《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画研究》一文，公布了三幅木棺挡板画及XTT1墓A板木棺画（分成三部分），此文发表影响较大。许新国先生在对上述木棺画研究后，“断定这两座墓属于吐蕃时期墓葬”；故定名为“郭里木吐蕃墓葬”，认为XTT1号墓木棺A板中有吐蕃赞普、赞蒙（王、王后）为中心的宴饮图和帐居图。
图10 夏塔图棺板彩绘墓地全景（采自许新国、刘小何：《青海吐蕃墓葬发现木板彩绘》，《中国西藏》2002年第6期）
图11 夏塔图（XTT1）一号墓发掘情况
（采自许新国、刘小何：《青海吐蕃墓葬发现木板彩绘》，《中国西藏》2002年第6期）
几乎同时，参加发掘并摹绘图像的柳春诚和青海当地学者程起骏于2005年先后发表了两篇论文，即《吐谷浑人绚丽多彩的生活画卷——德令哈市郭里木乡出土棺板画研读》[46]、《郭里木棺板画初展吐谷浑生活》[47]。显然，作者认为此两墓主人系吐谷浑人，与上述许新国的观点完全不同。
2006年第3期《中国国家地理》“青海专辑下”刊载了较为完整的XTT1木棺A、B两板及一些挡板图像，发表了程起骏《棺板彩画——吐谷浑人的社会图景》、柳春诚《郭里木棺板彩画临摹记》以及中央美术学院罗世平教授《棺板彩画——吐蕃人的生活画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林梅村教授《苏毗人的风俗图卷》的论文，提出两墓主人族属的三种不同意见：吐谷浑说、吐蕃说和苏毗说。至此，青海木棺墓及彩画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同年，罗世平教授发表了《天堂喜宴——青海海西州郭里木吐蕃棺板画笺证》一文[48]，应用汉藏文献对XTT1号墓木棺A、B板图像（文中首次完整公布A、B板图像）进行了深入的考释，并进一步论证墓主人为吐蕃贵族的结论。（图12）
2007年，仝涛发表了一篇题为《木棺装饰传统——中世纪早期鲜卑文化的一个要素》的重要论文，用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北朝鲜卑族有彩绘木棺的传统，从而认为青海出土的木棺彩绘系源于鲜卑的青海吐谷浑人的墓葬；青海木棺画中有带“垂裙皂帽”的鲜卑人形象；赭面等吐蕃风俗及吐蕃服饰虽然在青海木棺板画的出现，“但应理解为在吐蕃统治时期所施加的文化影响，而吐谷浑其民族自身的东西也在吐蕃化中得以保存下来……”[49]。
图12 夏塔图XTT1号墓木棺A（下）、B（上）板图像
（采自罗世平：《天堂喜宴——青海海西州郭里木吐蕃棺板画笺证》，《文物》，2006年第7期）
稍后，霍巍先生在青海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发表了《青海出土吐蕃木棺板画的初步观察与研究》[50]、《青海出土吐蕃木棺板画人物服饰的初步研究》[51]两文，公布了夏塔图XTT2号墓木棺A、B两面的内容和A板图像（图13）。两文对木棺板画及人物服饰做了深入研究，认为过去对木棺即彩画中的人物族属、板画墓主人，有吐谷浑说、吐蕃说、苏毗说和吐蕃占领下的吐谷浑说4种（实际上应为“吐谷浑说”）；他认为应从板画人物中分出主体民族（吐蕃）和其他民族（主要是吐谷浑）两类，后者在吐蕃人的引导下“飞马前来参加一位吐蕃贵族的葬礼”；并引用有的考古学者提出的“吐蕃属文化”的概念[52]，以为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苏毗、羊同等族最终融入吐蕃文化之中。这一观点作者在《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一书中有所继承和发挥；提出“可以认为就其所反映的文化特征而言，显然应将其归属于吐蕃文化；就其族源而言，则可能属于鲜卑系统的吐谷浑人”[53]。
图13 夏塔图XTT2号墓木棺A图像（采自霍巍：《青海出土吐蕃木棺板画人物服饰的初步研究》，中山大学艺术史研究中心编：《艺术史研究》第九辑，第264页）
2008年《考古》第2期，发表了王树芝、邵雪梅、许新国、肖永明等撰写的《跨度为2332年的考古树轮年表的建立与夏塔图墓葬定年》一文，应用树轮考古学理论，建立德令哈地区古代浮动树轮年表，与已建立的活树树轮年表衔接，转换此年表，再对夏塔图墓出土木材进行分析，得出墓葬较为精确的年代。其结论是夏塔图XTT1号墓年代为公元756年，XTT2号墓年代为公元757年[54]。同年，肖永明发表了《树木年轮在青海西部地区吐谷浑与吐蕃墓葬研究中的应用》一文[55]，从更广阔的视野研究包括都兰、德令哈、茶卡等柴达木盆地东南沿一带众多墓葬，包括已清理、发掘而未公布的墓葬以树木年轮定年，以此提出都兰热水、德令哈等地的一批墓葬应以663年为准，分为吐谷浑时期和吐蕃时期，并据墓葬形制渊源及文献，认为封土堆中有无梯形石砌边框是区分海西地区外来吐蕃人与被征服的吐谷浑人墓葬的重要标志，从而推断都兰热水墓主人主体应是外来吐蕃人，德令哈一带吐蕃时期的墓主人属被征服的吐谷浑人。显然，肖永明提出以墓葬封土有无梯形石砌边框来区分吐蕃人与吐谷浑人墓葬的说法，是缺乏足够的说服力的[56]。但他提出以更广阔的视野来审视、研究都兰、德令哈等地墓葬的族属等观点是有意义的。
2010年在四川大学藏学研究所作博士后的马冬博士，其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青海夏塔图吐蕃王朝时期棺板画艺术研究》，对德令哈郭里木等地墓葬出土的棺板画做了全面系统的研究[57]。报告从夏塔图墓地的考古发现、清理发掘，材料公布情况，研究史的回顾与分析，棺板画的结构、配置与彩棺复原的尝试以及涉及的吐蕃社会文化生活等方面，做了深入的论述。在其对棺板画墓主人的推测上，基本与其合作的导师霍巍教授的观点相同。
以上是夏塔图彩绘木棺墓发掘以来，学者们主要的研究论著，特别是关于墓主人族属的观点和论述。下面对学者们的观点略作评述。
林梅村在《中国国家地理》青海专辑（下）发表的论文中，根据文献所记、苏毗与木棺画面的风俗相似之处等断定此墓主人是苏毗贵族，并进一步推测XTT1号合葬墓主为吐蕃驻守青海的权臣噶尔钦陵（论钦陵），及与其合葬的苏毗王妃。这一观点在其后作者发表的《青藏高原考古新发现与吐蕃权臣噶尔家族》一文[58]，以及作者所著《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59]中，有所继承和发挥。苏毗的居地在吐谷浑之南，正如《册府元龟》卷九七七《外臣部降附》所记“苏毗一蕃，最近河（黄河）北吐泽（浑）部落，数倍居人。盖是吐蕃举国强援，军粮马匹，半出其中”[60]。即是在今金沙江上游通天河以西，跨唐古拉山之地，西至今青海索曲北源上游。其北与吐谷浑相邻，河（黄河）北吐谷浑，河南即苏毗[61]。青藏高原的中古民族风俗因地理环境的影响，多有相合之处，因而在青海柴达木盆地东南一带立国的吐谷浑之地，埋葬苏毗贵族似无可能。至于推测墓主人为吐蕃权臣论钦陵及与其合葬的苏毗王后，更是与上述结论矛盾，且为无甚根据之推测。因此，苏毗说未见有赞同者。
罗世平教授的《天堂喜宴——青海海西州郭里木吐蕃棺板画笺证》一文，是吐蕃说的代表论著之一。文中引用汉、藏文献对夏塔图XTT1号墓A、B板图像做了详细的考释。如A板中彩绘人物的“赭面”“猎鹿驱牛”[62]“驼运赴盟”[63]“客射牦牛”[64]；B板中“灵帐举哀”“多玛超荐”“送鬼祈福”“牛马献祭”等，大量引用敦煌发现古藏文文书（如《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藏文早期著作《巴协》、米兰出土的古藏文简牍中关于本教丧葬仪式等加以阐释。后来学者对其对图像之命名及考释也多有不同意见，对用古藏文文书、简牍对图像的解读，也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木棺板画中有一些吐蕃的风习影响是可以肯定的。正如前述，663年吐蕃征服吐谷浑后一百余年，吐谷浑已有吐蕃化的趋势，上述木棺画墓彩图中出现吐蕃文化因素，特别是丧葬习俗是完全可能的。但作者忽视了木棺彩绘的形制及图像中其他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忽视了当时当地吐谷浑的本源文化（详说见后）。
上述霍巍教授一系列论著中，基本肯定了夏塔图木棺画墓“就其族源而言，则可能属于鲜卑系统的吐谷浑人”。但是，又说：“可以认为就其所反映的文化特征而言，显然应将其归属于吐蕃文化”。这一观点与上述许新国、马冬的观点基本相同。正因为这种将“文化”与“族属”分离的观点，在阐释木棺彩画及出土文物时，几乎都是从“吐蕃文化”的视角进行阐释。霍巍在其《青海出土吐蕃木棺板画的初步观察与研究》一文中，沿着上引罗志平等思路，补充了XTT1号墓A、B板图像中与吐蕃本教色彩丧葬仪轨密切相关部分，如补充引用褚俊杰《吐蕃本教丧葬仪轨研究——敦煌古藏文写卷P. T. 1042解读》一文[65]。又在其《青海出土吐蕃木棺板画人物服饰的初步研究》一文中，通过对图像人物服饰的解析，认为图像人物大部分为吐蕃服饰，即为主体民族；个别图像为吐谷浑（鲜卑人）服饰，即为其他民族，后者骑马参加“一位吐蕃贵族的葬礼”。此虽是分析棺画，但正是暗示或反映此墓主人生前是“吐蕃贵族”，这与上述作者的结论又不相同。作者在以后论著中，如《吐蕃系统金银器研究》[66]、《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将都兰及德令哈等地墓葬出土的金银器、丝织品等皆归入吐蕃文物之中加以探讨；尽管有时加上“吐蕃时代”或“吐蕃系统”的字样。
事实上，霍巍、许新国、马冬等学者对立国300多年、一度为吐蕃所统治的吐谷浑在青海等地的存在和活动历史事实否定不了，因而采取名义上承认，而实质上否认的方式，即所谓墓葬族属的族源是吐谷浑，文化则是“吐蕃文化”；换句话说，是吐谷浑完全吐蕃化了，不存在什么“吐谷浑文化”。事实并非如此。下面仅就木棺形制及彩画主题、服饰等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首先，夏塔图木棺彩画的形制，溯其源是来自北魏早期鲜卑的习俗，上引仝涛《木棺装饰传统——中世纪早期鲜卑文化的一个要素》一文，列举宁夏固原、山西沙岭等地出土的北魏漆棺彩画，特别是山西大同智家堡北魏墓棺板画（也系前高后低、每面棺板画三重、描写内容多狩猎等内容），与夏塔图木棺彩画惊人地相似。吐谷浑原为辽东慕容鲜卑的一支，后迁青海等地与当地羌、氐等民族融合后形成[67]。其文化中带有原鲜卑习俗，反映在死葬木棺并绘彩画上是一脉相承的。这一对彩绘木棺墓形制总的认识，应是确定墓主人族属十分重要的因素之一。
图14 夏塔图木棺挡板彩绘摹本
（采自罗世平：《天堂喜宴——青海海西州郭里木吐蕃棺板画笺证》，《文物》，2006年第7期，第70、71页）
第二，夏塔图彩绘木棺墓还出土了6件有彩绘的木棺前后挡板，其中两板上分别彩绘有朱雀和玄武图像。（图14）
众所周知，朱雀、玄武为隋唐以前就早已流行于中原内地的“四神”，隋唐时墓葬中多有此图像，往往代表东（青龙）、南（朱雀）、西（白虎）、北（玄武）
四个方向，而且是南北、东西相对应。学者们对此有详细的论述，他们找出北朝至隋唐墓葬中朱雀、玄武图与之比较，只是在画法处理上有所区别[68]。这种内地传统的“四神”观念，在夏塔图彩棺挡头赫然出现，是从7世纪以来随着吐蕃与唐朝的交往，内地“占星术”传入吐蕃，以致采用本教丧仪、驻守青海的吐蕃贵族使用于丧葬中呢，还是早在二三百年前不断与内地十六国、北朝、隋唐的文化交往中，特别是在唐贞观九年（635年）唐朝征服吐谷浑后，“吐谷浑请颁历，奉行年号”[69]的吐谷浑贵族墓葬中才采用的呢？显然，后者更具说服力。此应是吐谷浑人吸取内地传统文化后，融入自己本民族文化的一个例证。
第三，在夏塔图XTT1号墓A、B板图像中出现有三组狩猎图像（A板两幅、B板一幅）、两组在庐帐[70]内外宴饮图像（A、B版各一，且为各板图像之中心）以及A板小的驼运图像，释为吐蕃人或吐谷浑人均可，两者均是青藏高原的民族游牧经济的补充和风习，驼运更可以说是吐谷浑人在中西交通的“河南道”上进行贸易的写照。
其中，夏塔图XTT1号墓A板左面上角庐帐外的“野合图”[71]，（图15）学者有吐谷浑人的巫术或对生殖器的崇拜行为[72]，或吐蕃佛教密宗双身的世俗化图像[73]，或与苏毗人、吐蕃部落一妻多夫的习俗有关[74]等多种解释。笔者认为，马冬博士后报告的解析更合理。他认为，夏塔图木棺中的“野合图”，“仅仅从其中两人交媾、旁有他人手握阳具陪观之极其独特的图像结构来看，起码在图像粉本来源层面，完全可能是受到了东汉末四川地域性‘天师道’，即所谓‘五斗米道’或‘新出正一盟威之道’的‘男女合气’类型图像之影响”。他引用四川新都出土的东汉末画像砖上的野合图来证明，这是很有说服力的。（图16）据此，他结合都兰99DRNM3出土的有关“媚道”的道符，提出“是否应该考虑一下道教，特别是东汉末四川道教，对青海西部地区的影响问题。实际上，都兰吐蕃墓中就有‘道符’，甚至是关于男女之事的‘媚道’道符出现，证明该地吐蕃人对道教的接受”。此云“吐蕃人”似不妥，吐蕃人信仰本教与佛教，接受、信仰道教比较困难，至少需要长时间地与汉族交往。应如作者对四川道教传入青海的分析：“虽然，目前还没有四川‘天师道’进入青海的直接证据，但在以上考古发现基础上，结合青海吐谷浑与益州的密切联系，以及四川‘天师道’的自身特点，中古时期‘青海路’都兰到德令哈一线的人们，对四川‘天师道’及其让人感兴趣的具有某种‘有效性’的图像有所了解，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也即是，夏塔图木棺画中的《野合图》表现的是吐谷浑人接受由四川传入的道教影响。
图15 XTT1号墓A板“野合图”摹本
（采自《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3期，第91页）
图16 四川新都东汉末画像砖《野合图》
（采自高文、王锦生：《中国巴蜀汉代画像砖大全》第67、68页，国际港澳出版社，2002年）
第四，关于夏塔图木棺板画中人物服饰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难以弄清楚的问题。上述霍巍所撰《青海出土吐蕃木棺板画人物服饰的初步研究》一文，引用敦煌石窟中吐蕃时代窟内壁画及北朝、隋唐墓葬出土有关图像作了深入研究，多有贡献。但是，文中提出XTT1号墓A板彩绘图像（包括XTT2号墓A板图像）中，着“高筒状头巾”和“较为低平头巾”者（XTT1号墓B板几乎全是着“较为低平头巾”者）都是吐蕃人，即主体民族，前者地位高于后者。马冬在《青海夏塔图吐蕃王朝时期棺板画艺术研究》报告中，提出异议，认为“较为低平头巾”者为“白兰人”或“吐谷浑人”。有关“白兰”的居地学术界有争议，姑且不论。其论证为吐谷浑人的根据似不足。
事实上，笔者认为，图像中大量着“较为低平头巾”者，应为着“帷帽”的吐谷浑人。据史载，吐谷浑人头上所戴有两种：男子“多以罗幂为冠，亦以缯为帽”[75]。“罗幂”，亦曰“幂”，是加在帽上遮住脸面的幂面。《旧唐书》卷45《舆服志》云：“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著幂。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则天之后，帷帽大行，幂渐息。”可见，武则天之后，内地流行戴帷帽，即用缯（丝绸）所做之帽，帽后裙边较浅露。这正与图像中众多着“较为低平头巾”相似。
《北史》卷96《吐谷浑传》还记：“丈夫衣服同于华夏”。《隋书》卷83《吐谷浑传》也说：“其器械、衣服略与中国同……妇人裙襦辫发，缀以珠贝。”所谓“华夏”“中国”，即指内地的汉族。此乃指南北朝时吐谷浑之服饰同于内地汉族情况。至唐贞观后，吐谷浑与唐朝关系更为密切，其服饰当亦与内地汉族相同。上述棺板画人物服饰，无论是众多着“三角形大、小翻领，直领交叉，圆领三种样式”的袍服，还是着开直襟长袍（“卡夫坦”，Caftan）、“半臂”、大袍与斗篷，等等，均可在初唐至盛唐时京师长安、河西等地流行的“服饰”，即所谓“胡服”中，找到其相同的例证[76]。这也就是夏塔图棺板画人物服饰同于华夏（汉族），换言之，这些人物是吐谷浑人的写照。
此外，霍巍先生还论证了夏塔图XTT1号墓B板中上方“奔丧图”
图17 夏塔图XTT1号墓B板中上方“奔丧图”（采自霍巍：《青海出土吐蕃木棺板画人物服饰的初步研究》，中山大学艺术史研究中心编：《艺术史研究》第九辑）
图18 郭里木流散民间棺板画人物（采自霍巍：《青海出土吐蕃木棺板画人物服饰的初步研究》，中山大学艺术史研究中心编：《艺术史研究》第九辑）
图19 酒泉丁家闸十六国五号墓壁画（采自张宝玺编：《嘉峪关酒泉魏晋十六国墓壁画》第315页）
一戴鲜卑族“垂裙皂帽”人物，（图17）以及郭里木流散于民间的棺板画中戴“山形帽”的非主体民族，（图18）可能是与鲜卑系统有关的民族[77]。笔者以为，前者应为别部吐谷浑首领来奔丧的。后者的“山形帽”及此图前一着高冠方形帽人物[78]，最早均可溯源自魏晋时河西一带民族。酒泉丁家闸十六国五号墓壁画“墓主人出游图”中有着“山形帽”的人（图19）[79]；嘉峪关魏晋一分墓室壁画M126宴饮图左两人所戴即方形高顶帽[80]（图20）。从河西酒泉、嘉峪关魏晋十六国墓葬壁画、画像砖以及敦煌石窟魏晋至唐代的壁画，似乎都暗示着青海都兰、德令哈等地吐谷浑墓葬的棺板画的绘画风格、粉本，甚至画工，都有一种前后承继的关系。
总之，关于夏塔图木棺板画中人物服饰问题很复杂，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一个观点都有它一定的依据。但即便是棺板画上人物的服饰基本上全是吐蕃人的服饰，也不能说木棺墓主人的族属就是吐蕃人。须知吐蕃王朝在征服邻近各民族之后，往往采取强迫同化的政策，在语言文字、服饰等方面强迫被征服的民族“吐蕃化”。以吐蕃征服河陇地区的汉族为例，中国唐代史籍多有记载：吐蕃陷河陇后“州人（此指沙州）皆胡服臣虏，每岁时祀父祖，衣中国之服，号恸而藏之”[81]。长庆二年（822年）唐使臣刘元鼎经过河陇至逻些与吐蕃会盟，至龙支城时，耋老千人拜泣，说“顷从军没于此，今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82]”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缚戎人》诗注中说：大历时没蕃的汉人“有李如暹者，蓬子将军之子也。尝没蕃中，自云：
蕃法，唯正岁一日，许唐人之没蕃者服唐衣冠。由是悲不自胜，遂密定归计也”[83]。这些事实说明，吐蕃统治河陇时，曾强迫汉人着吐蕃服，说蕃话，实行强迫同化政策。河陇汉人如此，更何况与吐蕃同处青藏高原、风习相近之吐谷浑，在吐蕃统治百余年后，普遍着吐蕃服饰也是很正常的。
以上从夏塔图木棺板彩画的形制渊源、挡板画“四神”图像、板棺画的主题及人物服饰等几个方面，论述木棺画墓主人的族属应为吐谷浑人，而非吐蕃人或已完全吐蕃化而自认为是吐蕃人。当然，也不排除个别派遣到吐谷浑邦国的吐蕃大臣和贵族，但必须要有充分的证据。尽管如此，这一结论并不否认木棺画墓及其出土的木棺彩画（包括其内反映的丧葬轨仪等）和其他文物中，吐蕃文化的巨大影响，即是已被吐蕃统治达一百多年的墓主人吐谷浑贵族“吐蕃化”的事实。因此，笔者认为，将这些墓葬定名为“吐蕃墓”欠妥，而应定为“吐谷浑墓”，或“吐蕃王朝统治下的吐谷浑墓”。因为“吐蕃墓”可以作两种理解，即“吐蕃人的墓葬”和“吐蕃王朝统治下的吐谷浑墓葬”，一般人多理解为前者，而忽视了墓葬主的真正族属是吐谷浑人而非吐蕃人。
吐蕃统治下的青海等地的吐谷浑邦国，直到842年吐蕃王朝瓦解后，仍然存在，且自立为一小国。这在唐代汉文文献中，有一些零星的记载。如敦煌遗书中有一份《张议潮变文》，内记大中十年（856年）左右，议潮曾率军向西南千里至退浑（吐谷浑）国内（今青海柴达木一带），击败退浑王，“退浑王怕急，突围便走，登涉高山，把险而住。其宰相三人，当时于阵面上生擒，祗向马前，按军令而过斩。生口细小等活捉三百余人，收夺得驼马牛羊二千头匹，然后唱《大阵乐》而归军幕”[84]。此虽变文（即俗讲文学作品），但从中可以反映一些吐谷浑国的情况，证明当时吐谷浑国仍然存在的事实。
图20 嘉峪关魏晋一号宴饮图摹本（采自张宝玺编：《嘉峪关酒泉魏晋十六国墓壁画》，第25页）
又敦煌遗书中还有一份《张淮深修功德记》残卷（P. T. 2762）的背面，有汉藏文对译的字书，内汉文“退浑王”对译“退浑”（吐谷浑）为藏文是“阿柴”（Va-zha）。张淮深系议潮兄议谭长子，咸通十三年（872年）议潮在长安死去，淮深为留后，到唐昭宗大顺元年（890年）淮深为议潮女婿索勋所杀。因此，此文书当书写于淮深任职时（872—890年）或以后。北宋咸平元年（998年），河西降附北宋的吐蕃首领折逋游龙钵来朝，献马二千余匹。“游龙钵自言：‘河西军东至故原州（今宁夏固原）一千五百里，南至雪山（今甘肃祁连山）、吐谷浑、兰州界三百五十里……’”[85]。由此可知，吐谷浑国在10世纪90年代仍然存在。
至于青海的吐谷浑在10世纪以后的情况，笔者曾在《吐谷浑史》一书中，有一些推测[86]，因与本文主题关系不大，不赘述。
四、有关青海都兰暨柴达木盆地东南沿墓葬群族属总的认识
青海都兰暨柴达木盆地东南沿一带，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发现有青铜时代晚期的诺木洪文化遗址。以后，此地为西羌的居地。到公元4世纪初，东北鲜卑辽东慕容吐谷浑率部由阴山，过陇山，迁徙至陇右枹罕（今甘肃临夏）；不久即征服甘南、青海及四川西北的众羌族。自吐谷浑孙叶延时（329—417年在位）正式建国，以祖父吐谷浑名为姓氏、国号和族名。吐谷浑立国300多年，其政治中心（都城），前期主要在青海湖东，至少在夸吕可汗时（535—591年在位），都伏俟城（今青海湖西十五里铁卜加古城），其活动中心已移至青海湖西当时主要的交通青海路要冲——茶卡、都兰、巴隆、德令哈等柴达木盆地东南沿一带。
早在唐龙朔三年（663年）兴起于西藏的吐蕃征服吐谷浑之前，据古藏文文献记载，两者即有所交往[87]；只是在龙朔三年吐蕃征服吐谷浑以后，吐谷浑成吐蕃王朝下的一个邦国。到公元842年吐蕃王朝瓦解后，吐谷浑就自立了。这一段历史，汉、藏文献里都有明确记载，是中外学界已经明确的问题。所以，从这个基本事实看来，大致确定在公元5世纪至11世纪的都兰县，包括柴达木盆地东南沿一带这一时期的墓葬主人的族属，一般说来应该是吐谷浑族。
公元663年吐蕃征服青海吐谷浑时，已沦为唐朝属国的吐谷浑诺曷钵可汗及唐下嫁于他的弘化公主等逃入唐朝的凉州，后唐朝设安乐州（治今宁夏中宁鸣沙），以诺曷钵为刺史，并封之为“青海国王”等。此后，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又陆续迁入唐境，被安置于河西等地[88]。在唐朝境内居于各地的吐谷浑诸部，唐朝包括五代、宋初诸政权对他们采取的政策及活动情况，唐五代及宋时汉文文献记载较详，一直到北宋初年仍可见到他们活动的踪迹[89]。总之，远离其故乡青海等地入唐的吐谷浑王族及部众，分布于河陇、陕北、内蒙古、山西、河北等地，最后大都汉化，成为北方汉族的组成部分。此外，在今新疆地区也有吐谷浑部众活动其间[90]。
值得注意的是，迁入唐朝境内的吐谷浑王族慕容氏（在夸吕可汗卒后，“还以慕容为姓”[91]）死后均归葬于今甘肃武威南营祁连山麓的青嘴、喇嘛湾，这里成了吐谷浑王族之“先茔”，凡在唐代其他地方任职去世后的慕容氏大都最后迁葬于此。（图21）20世纪30年代以来，先后于此地发现和发掘吐谷浑慕容氏及相关的十方墓志。正是有了这些墓志出土，才能准确地判断这些墓葬主人的族属是吐谷浑人。笔者于20世纪80年代两次到此地考察，墓葬分布在青嘴、喇嘛湾河边的一个个小山冈上，一般是以山冈为墓，墓道均南向，大有“望乡”的意味。如1978年发掘的大唐武氏墓（其夫即吐谷浑慕容曦皓），在青嘴湾北壁山冈上，北距弘化公主（西平大长公主）墓约1公里，墓方形单室，砖石结构，每边长约3.5米。墓道南向，两边有壁画残迹[92]。
图21 武威南营青嘴湾吐谷浑先茔（采自周伟洲：《吐谷浑史》前图3）
吐谷浑王族在唐后期有集中归葬的墓葬区（“先茔”），即今武威南营青嘴、喇嘛湾一带。
那么，作为吐谷浑原居地的青海都兰暨柴达木盆地东南沿一带的墓葬群，是否也应视为于此生活了数百年的吐谷浑的“先茔”，即其规模更为宏大，有小集中、大分散的分布特点，有一千余座大小的墓葬区呢？这的确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663年，吐蕃北上征服吐谷浑后，吐谷浑成其统治下的属邦。这一“属邦”或“邦国”，与吐蕃王朝成立前后兼并的“羊同”（象雄）、“苏毗”“工布”等小邦不完全相同。在敦煌发现的古藏文书P. T. 1268《小邦邦伯家臣及赞普世系》卷子中，所列13个小邦并无吐谷浑（阿柴）[93]。吐谷浑王的地位远在诸小邦之上，据巴卧·祖拉陈瓦著，黄颢、周润年译《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记，墀德松赞（798—815年）曾建多吉英寺，并发布崇佛诏令，令文后所署发誓人的次序是：王妃姐妹发誓者之后，即为“小邦发誓者”，下首署“外甥吐谷浑王堆吉布什桂波尔玛噶（应即“莫贺”——笔者）吐谷浑可汗”，以下才是各小邦，再后为各级大臣[94]。其地位当与附属于吐蕃的南诏相当，故吐谷浑有较多的自主权利（详说见上）。学者们所谓的“吐蕃属文化”，应包括吐蕃王朝建立前后兼并的羊同、苏毗、工布等上述13个小邦国，不应包括后期征服的吐谷浑、南诏、于阗等邦国。但是，吐蕃对吐谷浑的统治亦十分严酷，使之走上了与入唐吐谷浑“汉化”不同的道路，即“吐蕃化”。
根据以上简述的吐谷浑历史发展进程，可以将青海都兰暨柴达木盆地东南沿一带的墓葬群划分为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墓葬群，各个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历史文化面貌和内涵：
第一阶段是663年吐蕃征服吐谷浑以前，从吐谷浑建立政权、发展兴盛，到逐渐衰弱这段时期，立国300多年。吐谷浑原为鲜卑族，进入西北青海等地，与当地主要民族——羌族融合，大约在隋初形成为吐谷浑族。因此，吐谷浑本源文化应是由鲜卑文化与羌族文化为主，并相互融合后形成的。不仅如此，吐谷浑立国时间之长，活动的时间之久和与国内外（中亚等地）各个民族关系之深，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魏晋时期它与南凉、西秦、北凉政权都有关系，后与北朝、南朝诸政权、隋、唐王朝均有密切的关系，并逐渐汉化，所谓“其器械、衣服略与中国同”“建官多效中国”[95]即是。又因吐谷浑地处中西交通要道之上，是中西贸易交往的中继者和向导，故又受西域，包括今新疆、中亚、西亚、南亚等地文化的影响。这一切又使它的本源文化发生了一些变化。
这一阶段又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以唐朝贞观九年（635年）为界限，此年唐朝征服吐谷浑后，吐谷浑就行唐朝的历法、年号，更是受到唐朝制度及文化的影响。
以上历史阶段吐谷浑的墓葬，在都兰暨柴达木盆地东南沿一带的墓葬群中应有很多，只是发掘研究不够[96]。据马冬在都兰县茶卡巴音乡所见彩棺图像，除源于北朝彩棺的鲜卑传统外，图像人物及手法均与德令哈夏塔图彩棺图像相异。其中一幅图像（图22）中前两人所戴之帽，应即文献所记吐谷浑人所戴之“幂”[97]，而人物图像多与北朝彩棺人物图像相似，说明这一地区墓葬主系北朝吐谷浑贵族。
第二阶段就是663年吐蕃征服吐谷浑以后，上述吐谷浑本源文化又发生了大的变化，即所谓“吐蕃化”，包括吐谷浑的语言文字、政治制度、风俗习惯（服饰、丧葬轨仪等）均有所变化。因此，上述都兰、德令哈等地吐蕃王朝统治吐谷浑时期墓葬反映出更多的吐蕃文化的影响。但是，上述受多种文化影响的吐谷浑本源文化仍然占主要地位，本文对上述发掘的都兰热水、德令哈夏塔图等墓的分析可作为例证。
第三个阶段是842年吐蕃王朝灭亡后，青海吐谷浑自立；但吐谷浑内部的吐蕃化继续进行，所以有部分吐谷浑人最后融入到藏族中，也是一种必然。因此第二、第三阶段的墓葬有时很难划分。
图22 都兰茶卡巴音乡出土彩棺图像之一（马冬摄）
在分析、研究都兰及柴达木盆地东南沿一带的墓葬群及其出土文物时，应注意它所反映出的吐谷浑文化中的多种文化因素及其影响：一是原作为东北游牧民族的吐谷浑鲜卑族文化和青海当地的羌族文化融合以后形成的初期的吐谷浑本源文化。南北朝时，曾为吐谷浑统属的宕昌羌人，“其衣服、风俗与河南（南朝史籍对吐谷浑的称呼）同”；与宕昌羌同俗的邓至羌人也如此[98]。吐谷浑本源文化内涵在中国的史籍中也多有记述。二是内地汉族文化，包括鲜卑族汉化后的北朝以及南朝、隋唐文化的影响，其中包括内地汉族传统儒家文化、政治制度、风俗习惯和道教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持久而深远，有些已融入其本源文化之中。三是中亚、西亚的粟特、波斯文化及印度佛教文化因素的影响。在都兰墓葬中出土的金银器、丝绸及服饰中，有明显的中亚粟特、波斯等风格就是一例。关于此，上述许新国、霍巍、林梅村、马冬等学者的论著中均有精彩的论述。因为吐谷浑地处丝绸之路要道，受西方文化影响是必然的。四是吐蕃文化，即藏族文化，对吐谷浑的影响也很大。特别是663年以后吐蕃统治青海吐谷浑后，影响越来越大，而且是绵延不绝。上述都兰热水、德令哈等地吐蕃王朝统治吐谷浑时期墓葬及出土文物，包括古藏文简牍等，充分地证明了这一事实。因此我们决不能忽视吐蕃文化对吐谷浑族的影响。
怎样判断都兰暨柴达木盆地东南沿一带的墓葬群及出土文物是属于上述吐谷浑历史发展四个阶段中哪一阶段的墓葬呢？
笔者认为，首先，应用自然科学的各种测试方法，诸如上述的树轮考古学理论和方法、14C测试年代等方法，找出墓葬的相对或绝对年代，对照上述吐谷浑的历史发展，即可基本确定。但应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断代的同时，还须应用考古学、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墓葬的形制、出土文物等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究。比如，一些有标志性的出土文物，像古藏文简牍之有无、简牍内容等，即可断定墓葬是在663年之前或以后的历史阶段。此外，对墓葬出土文物还要进行综合分析研究，追溯出土的文物内涵的渊源、分合及演变。最后，还可从墓葬的区域，即一个时期它埋葬相对集中在某一个地区等等进行分析和研究。但以上的一切都应有一个前提，即对墓葬的考古清理、发掘应该科学，否则难度很大。
青海都兰暨柴达木盆地东南沿一带的墓葬群的发现、发掘及研究工作，已进行了三十多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仍然留下了诸多的遗憾，还有许多工作等待我们去进行，也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任重而道远。
2013年
Abstract
This paper starts with a fairly in-depth study on the ethnic belongingness of the tomb owners of the three cemeteries found in Dulan, Delingha and its vicinity, and ends with the general understanding of the ethnic belongingness of the tomb owners of Dulan tombs and the tombs in the southeast Qaidam Basin. The article believes that the ethnic belongingness of the tomb owners of cemeteries in Dulan County and southeast Qaidam Basin during the period between the 5th and 11th centuries, is the Tuguhun.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Tuguhun, the cemeteries in this area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historical stages, each having its own historical culture and connotation.
注释
[1]柳春诚：《探寻深埋地下的高原古国——都兰古墓群的发现发掘与研究》，中共都兰县委宣传部编：《吐谷浑与丝绸南路文化研讨会文集》，2010年。
[2]许新国：《中国青海省都兰吐蕃墓群的发现、发掘与研究》，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大阪经济法科大学编：《7—8世纪东亚地区历史与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后收入许新国：《西陲之地与东西方文明》第132～141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霍巍：《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第51～55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都兰吐蕃墓》，科学出版社，2005年；许新国：《郭里木乡吐蕃墓葬棺板画研究》，《中国藏学》2005年第1期等。
[3]许新国：《中国青海省都兰吐蕃墓群的发现、发掘与研究》，《西陲之地与东西方文明》第132～141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许新国、赵丰：《都兰出土丝织品初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1年第15、16期合刊，后收入许新国：《西陲之地与东西方文明》第176～198页。
[4]霍巍：《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第51～62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5]仝涛：《青海都兰热水一号大墓的形制、年代及墓主人身份探讨》，《考古学报》2012年第4期。
[6]许新国：《中国青海省都兰吐蕃墓群的发现、发掘与研究》，《西陲之地与东西方文明》第134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
[7]许新国：《中国青海省都兰吐蕃墓群的发现、发掘与研究》，《西陲之地与东西方文明》第136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
[8]许新国：《吐蕃墓的墓上祭祀建筑问题》，《青海文物》1995年第9期，后收入许新国：《西陲之地与东西方文明》第148～157页。
[9]霍巍：《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第18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10]霍巍：《论青海都兰吐蕃时期墓地考古发掘的文化史意义——兼评阿米·海勒〈青海都兰的吐蕃时期墓葬〉》，《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11]霍巍：《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第63、65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12]Tong Tao. Tibetans or Tuyuhun: 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e on Dulan. 15, November 2000, Speech presented at Room B204. Brunei Gallery.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SOAS），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转引自仝涛：《青海都兰热水一号大墓的形制、年代及墓主人身份探讨》，《考古学报》2012年第4期。
[13]王尧、陈践：《青海吐蕃简牍考释》，《西藏研究》1991年第3期。
[14][瑞士]阿米·海勒撰，霍川译：《青海都兰的吐蕃时期墓葬》，《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15]林梅村：《试论唐蕃古道》，四川大学藏学研究所：《藏学学刊》（第3辑）第137、138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
[16][匈牙利]C·乌瑞著，沈卫荣译：《释Khrom：七至九世纪吐蕃帝国的行政单位》，王尧等编：《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一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日]山口瑞凤：《吐蕃对敦煌的统治时期》，一雄主编：《敦煌历史》（讲座敦煌2）第203页，大东出版社，昭和五十五年；杨铭：《吐蕃统治敦煌与吐蕃文书研究》第15～28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
[17]周伟洲、杨铭：《关于敦煌藏文写本〈吐谷浑（阿柴）纪年〉残卷的研究》，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室编：《中亚学刊》（第3辑）第95～108页，中华书局，1990年，后收入周伟洲：《吐谷浑资料辑录》附录，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18]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第146、148、150、154页，民族出版社，1992年。
[19]许新国、赵丰：《都兰出土丝织品初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1年第15、16期合刊，后收入许新国：《西陲之地与东西方文明》第176～198页；许新国：《都兰吐蕃墓中镀金银器属粟特系统的推定》，《中国藏学》1994年第4期，后收入许新国：《西陲之地与东西方文明》第246～259页。
[20]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都兰吐蕃墓》第127～128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
[21]阿顿·华多太：《论都兰古墓的民族属性》，《中国藏学》2012年第4期。
[22]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第173页，民族出版社，1992年。
[23]阿顿·华多太：《论都兰古墓的民族属性》，《中国藏学》2012年第4期。
[24]王尧：《青海都兰新出吐蕃文汇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都兰吐蕃墓》附录一，第132～134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
[25]周伟洲、杨铭：《关于敦煌藏文写本〈吐谷浑（阿柴）纪年〉残卷的研究》，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室编：《中亚学刊》第3辑，第95～108页，后收入周伟洲：《吐谷浑资料辑录》附录，第436～455页。
[26]F. W. Thomas.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I, La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51, pp32-33.
[27]周伟洲：《吐蕃与吐谷浑关系史述略》，《藏族史论文集》编辑组：《藏族史论文集》第312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
[28]G. Uray. “The Annals of the‘A-za’ Principality: The Problems of Chronology and Genre of the Stein Document, Dun huang,”Vol.69, fol.84, in L. Ligeti （ed.），Proceedings of the Csoma De körös Memorial Sympoasium, Held at Matrafüred, Hungary 24-30 September 1976, Budapest, Akademiai kiaodó, 1978.
[29]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都兰吐蕃墓》第127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
[30]2011年在西宁召开的首届全国都兰吐蕃文化学术研讨会上，藏族学者德吉错的《都兰吐蕃三号墓四方藏文石刻排序的研究》、恰旦正的《青海都兰吐蕃三号墓碑刻探析》两文，又有一种排列，即“论血渭（即偕微、或偕）赤噶”，意为“臣相血渭之宝座”或“偕大臣的宝座”。
[31]叶拉太：《吐蕃地名研究》第109～110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
[32]宗喀·漾正冈布、英加布、刘铁程：《论赤偕微噶（Bion Khri She’u Ka）——都兰三号墓出土藏文碑刻考释》，《文物》2012年第9期。
[33]详细考证参见周伟洲、杨铭《关于敦煌藏文写本〈吐谷浑（阿柴）纪年〉残卷的研究》，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室编：《中亚学刊》（第3辑），第95～108页；后收入周伟洲：《吐谷浑资料辑录》第436～455页。
[34][匈牙利]C·乌瑞著，耿昇译：《吐蕃统治结束后甘州和于阗官府中使用藏语的情况》，郑炳林主编，耿昇译：《法国藏学精粹》（1）第181～188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
[35]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都兰吐蕃墓》第162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
[36]周伟洲：《吐谷浑史》第132～141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
[37]参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都兰吐蕃墓》第100～106页，图版三三、三四，科学出版社，2005年。
[38]霍巍：《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第113～114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39]仝涛：《木棺装饰传统——中世纪早期鲜卑文化的一个要素》，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编：《藏学学刊》（第3辑）第165～170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
[40]天水市博物馆：《天水市发现隋唐屏风石棺床墓》，《考古》1992年第1期。
[41]白居易有《时世妆》诗，内云“时世妆，时世妆，出身城中传四方……元和妆梳君记取，髻堆面赭非华风”。参见白居易：《时世妆》，曹寅，彭定求编纂：《全唐诗》卷427第4704页，中华书局，2003年。
[42]王育成：《都兰三号墓织物墨书道符初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都兰吐蕃墓》附录二，第135～142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
[43]霍巍：《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第244～245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44]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都兰吐蕃墓》第127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
[45]许新国：《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画（上）（下）》，《柴达木开发研究》，2004年第2期、2005年第1期。
[46]柳春诚、程起骏：《吐谷浑人绚丽多彩的生活画卷——德令哈市郭里木乡出土棺板画研读》，《中国土族》2004年冬季号。
[47]柳春诚、程起骏：《郭里木棺板画初展吐谷浑生活》，《柴达木开发研究》2005年第2期。
[48]罗世平：《天堂喜宴——青海海西州郭里木吐蕃棺板画笺证》，《文物》2006年第7期。
[49]仝涛：《木棺装饰传统——中世纪早期鲜卑文化的一个要素》，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藏学学刊》（第3辑）第165～170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
[50]霍巍：《青海出土吐蕃木棺板画的初步观察与研究》，《西藏研究》2007年第2期。
[51]霍巍：《青海出土吐蕃木棺板画人物服饰的初步研究》，中山大学艺术史研究中心：《艺术史研究》（第九辑）第257～276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
[52]侯石柱：《西藏考古大纲》第106～108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
[53]霍巍：《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第126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54]原文夏塔图墓编号与本文编号正相反。
[55]肖永明：《树木年轮在青海西部地区吐谷浑与吐蕃墓葬研究中的应用》，《青海民族研究》2008年第7期，第57～63页。
[56]霍巍：《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第65～66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57]报告未正式发表，承蒙马冬博士寄赠，并准允引用。
[58]林梅村：《青藏高原考古新发现与吐蕃权臣噶尔家族》，亚洲新人文联网“中外文化与历史记忆学术研讨会”论文提要集，香港，2006年。
[59]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第268～27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60]仝涛：《青海都兰热水一号大墓的形制、年代及墓主人身份探讨》，《考古学报》2012年第4期。第484页注[5]引此段文，在“最近河北”处点断，误，意思全变。
[61]周伟洲：《苏毗与女国》，《大陆杂志》，第92卷，1996年第4期。
[62]此为吐谷浑、吐蕃共有习俗。
[63]有学者认为是各方“诸侯列邦”参加丧葬仪式向死者亲属呈献供物的情节。参见霍巍：《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第120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64]《新唐书》卷216《吐蕃传》第6072页记“其宴大宾客，必驱牦牛，使客自射，乃敢馈”，中华书局，1975年。
[65]褚俊杰：《吐蕃苯教丧葬仪轨研究——敦煌古藏文写卷P.T.1042解读》，《中国藏学》1989年第3期。
[66]霍巍《吐蕃系统金银器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第1期。
[67]关于吐谷浑族的形成及成分，请参见周伟洲：《吐谷浑史》第142～153页。
[68]许新国：《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画（上、下）》，《柴达木开发研究》，2004年第2期、2005年第1期；马冬：《青海夏塔图吐蕃王朝时期棺板画艺术研究》报告，第84～89页等。
[69]《册府元龟》卷九七七《外臣部·降附》第11480页，中华书局，1960年。
[70]《旧唐书》卷一九八《吐谷浑传》第5297页，云吐谷浑以“庐帐为室”，中华书局，1975年。
[71]有学者称为《男女双身图》《男女合欢图》。参见许新国：《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画研究》，《中国藏学》2005年第1期。
[72]程起骏：《棺板彩画：吐谷浑人的社会图景》，《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3期（青海专辑下）。
[73]许新国：《郭里木乡吐蕃墓葬棺板画研究》，《中国藏学》2005年第1期。
[74]林梅村：《棺板彩画：苏毗人的风俗图卷》，《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3期（青海专辑下）；罗世平：《天堂喜宴——青海海西州郭里木吐蕃棺板画笺证》，《文物》2006年第7期。
[75]《北史》卷九六《吐谷浑传》第3186页，中华书局，1974年。
[76]马冬：《青海夏塔图吐蕃王朝时期棺板画艺术研究》报告第84～89页。
[77]霍巍：《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第138～142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78]马冬认为此为摩尼教徒，参见马冬：《青海夏塔图吐蕃王朝时期棺板画艺术研究》报告，第124～125页。
[79]张宝玺：《嘉峪关酒泉魏晋十六国墓壁画》第315页，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
[80]张宝玺：《嘉峪关酒泉魏晋十六国墓壁画》第14页，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
[81]《新唐书》卷216下《吐蕃传》第61021页。
[82]《新唐书》卷216下《吐蕃传》第61021页。
[83]白居易：《缚戎人》，曹寅、彭定求编纂：《全唐诗》卷四二六，第4698页。
[84]向达等：《敦煌变文集》第114～1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8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第920～921页，宋真宗咸平元年十一月丙辰朔条，中华书局，2004年。
[86]周伟洲：《吐谷浑史》第201～210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
[87]周伟洲、杨铭：《关于敦煌藏文写本〈吐谷浑（阿柴）纪年〉残卷的研究》，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室编：《中亚学刊》（第3辑）第95～108页，中华书局，1990年。
[88]周伟洲：《吐谷浑史》第157～158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
[89]周伟洲：《吐谷浑史》第154～179、185～200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
[90]周伟洲：《吐谷浑在西域的活动和定居》，《20世纪西域考察与研究》第256～27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91]杜佑：《通典》卷190《吐谷浑传》第1021页，中华书局，1984年。
[92]夏鼐：《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考古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1年；宁笃学《甘肃武威南营发现大唐武氏墓志》，《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周伟洲：《武威青嘴喇嘛湾出土大唐武氏墓志补考》，丝绸之路考察队：《丝路访古》第200～208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
[93]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第173页，民族出版社，1992年。
[94]巴卧祖拉陈瓦著，黄颢、周润年译注：《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第244～245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
[95]杜佑：《通典》卷190《吐谷浑传》；卷189《西戎·序略》第1013页。
[96]许新国：《茶卡吐谷浑国王陵浅谈》一文（《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提到青海茶卡巴音乡乌兰哈达草原发现一座规模巨大的陵墓，推测系吐谷浑王陵。有的学者还推测海西州乌兰县茶卡镇巴音乡发现的彩棺墓为白兰或吐谷浑人早期墓葬。因未见考古发掘资料，难以确定（见马冬《青海夏塔图吐蕃王朝时期棺板画艺术研究》报告）。
[97]沈从文认为此帽为“帷帽”，参见沈从文等：《中国服饰史》第94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笔者以为应为“幂”。
[98]《梁书》卷54《宕昌、邓至传》第815～816页，中华书局，197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