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至两汉时期岷江上游的族群状况与文化特征
春秋至两汉时期岷江上游的族群状况与文化特征
邹立波（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以整个藏彝走廊为背景视野来看，处于走廊北端的岷江上游地理特征极为特殊，处在西北与西南两大地理文化单元的结合部。又因高山峡谷为岷江上游的典型地貌，从而形成一条自北而南的天然通道，其北接甘青，南端则通往成都平原。早在新石器时代，这一通道走廊便成为诸族群迁徙、杂处，各种文化交融、汇合的重要区域。至秦汉时期，岷江上游作为族群迁徙与文化流动的通道和走廊特征便表现得更为显著，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岷江上游毗邻成都平原的地缘特点逐渐突显出来，即汉文化由南而北传入，以至于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到东汉，汉文化已然充斥于该区域内，并取代了原有的石棺葬文化。本文拟结合考古与文献资料，以探讨春秋至两汉时期复杂的族群与文化面貌为切入点，具体阐释岷江上游因独特的地理特点而表现出来的“兼容并蓄”的文化特征。
一
岷江上游地处川西高原东部，藏彝走廊北端，与金沙江—雅砻江走廊和大渡河走廊相比，是一个独特的相对独立的地理与文化单元。当地民族主要为杂居的羌、藏、汉诸族，更为重要的是，岷江上游北接甘青，其南部则可直入成都平原。[1]正是因为此一地缘上的突出特点，早在新石器时代，岷江上游就成为人群的迁徙与文化的互动的重要通道。至秦汉时期，这一通道作用表现得更为显著，其表现之一便是复杂的人群面貌。有关岷江上游的族群状况，无论是《史记》还是《后汉书》的记载均过于简约。以古代史家异族感观描述出来的简略文献记载，很难令我们在重现秦汉时期族群状况时取得满意的答案。这迫使我们不得不去寻求考古学、民族学等资料的帮助，以期对春秋至两汉时期岷江上游的族群状况与文化变迁作一概述。
石棺葬是继新石器时代之后岷江上游地区最重要、最具有典型性的独特的考古文化遗存。这里的石棺葬数量之多，分布之密集，延续时间之长，文化内涵之丰富、复杂，是其他地区所不及的，因而岷江上游石棺葬的研究工作向来为学术界所重视。石棺葬文化主要属于秦汉时代西南“夷”人群遗留下的典型考古文化遗存。[2]在岷江上游，此“夷”人群便是史籍中记载的冉駹等部落，在羌族民间则体现为传说中与羌人截然不同的戈基人。
据现有的考古资料表明，岷江上游石棺葬主要集中分布在今茂汶（茂县、汶川）和理县两大区域内，两地石棺葬在整体文化面貌上大致相同，也呈现出某些细微的地域性差异，如理县佳山寨石棺葬的陶器以喇叭钮圈足豆形器最为发达，占出土陶器总数的一半左右，而同时代的茂汶城关石棺葬则以平底的双耳陶罐为普遍的陶器类型；理县石棺葬的墓葬形制似乎比茂汶地区同时代的石棺葬葬式更为丰富，除较为典型的石棺葬之外，尚有双层石棺葬、带副棺的石棺葬[1]等特殊葬式。地域间的细微差异，似暗示了在岷江上游地区不同地域之间石棺葬人群内部可能同样存在着差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称“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检阅史书，岷江上游地区确实有其他“夷”人支系活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安帝永初六年（公元14年）蜀郡三襄种夷与徼外汙衍种并兵三千余人反叛，攻蚕陵城，杀长吏。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蜀郡三襄夷寇蚕陵，杀长吏。两事相隔近半个世纪之久，均载于《后汉书》帝纪中。三襄种夷，即三襄夷。一说在松潘或黑水一带。[3]蚕陵，在今茂县以北较场坝。三襄夷屡犯蚕陵，应当距蚕陵不远，在蜀郡北部都尉辖区以内。“徼外汙衍种”，清代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卷四十五云：“按凡言徼外者，皆谓去其郡县之境不甚远。”与三襄夷同攻蚕陵，应当距汶山郡不远。《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上）》也有“九种夷反”，弑杀广柔长姚超的记载[2]。《汉书·武帝纪》注引服虔语曰：“今蜀郡北部都尉所治，本笮都。”《后汉书·莋都夷传》称莋都夷与汶山夷居处相类，蒙默先生据此认为冉駹夷是莋人的一支[3]。
《史记·西南夷列传》也称冉駹夷人“或土著，或移徙”，唐颜师古注“土著”云：“土著，谓有常处著于土地也。”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在羌族的民间传说中也有所体现：一方面羌人向“戈基人”习取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4]另一方面，又将“戈基人”视作仅会狩猎，不懂耕作的人群。[5]兼事农牧是因岷江上游特殊的地理环境造成的，直到现在岷江上游的羌族生活方式仍是这样的。长期从事岷江上游考古研究的徐学书先生指出在岷江上游还有一种行火葬小石棺葬式，文化面貌落后原始，居山洞，不事农牧仅以采集和狩猎为生的人群，并将之定为《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的冉駹诸族的“夷”民族，而将理县等地发现的石棺葬界定为冉駹诸族的“氐”民族。[6]但《华阳国志》称“汶山曰夷”，《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又有“汶山夷”，而汉代岷江上游“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4]，显然表明“冉駹”为“夷”人。从《史记》到《后汉书》记载的西南夷的“夷”语境变化也可看出“夷”人群作为不同于“羌”“氐”人群的存在事实，冉駹为“夷”人一支。[7]何况在羌人眼中，居于山洞的“窑人”也是“戈基人”，徐学书先生也曾论及此点。[8]笔者推测石棺葬文化中出现两类文化程度不同的石棺葬类型，是否反映的是岷江上游“夷”人群内部不同支系之间文化发展水平高低之异，抑或反映的是“夷”人群内部同时从事两种经济生活方式的真实写照？
春秋战国之后，岷江上游作为民族走廊的作用日益凸显，部分羌人为避战祸不断自西北河湟地区南迁，从而对岷江上游地区原有的文化形态形成冲击。史载：“其（羌）九种在赐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汉徼北，前史不载口数。[5]”南徙至岷江上游的羌人亦不止一支，东汉时有“七羌”之说，可确定者有白马羌等。此外，还有与羌人有密切关系的氐人，史称岷江上游有“九氐”，秦时即有湔氐。至汉代，羌人在岷江上游势彰，逐步占据主导地位。[9]这在石棺葬文化中也是有所反映的。众所周知，羌、氐俗兴火葬，“氐羌之虏也，不忧其系垒也，而忧其不焚也”[6]。在石棺葬中出现了火葬的葬式[7]，《后汉书·冉駹传》也称冉駹夷“死则烧其尸”，这可能是受到羌人或氐人葬俗影响的缘故，而且行火葬的石棺葬仅占少数而已。[10]东汉时期，岷江上游的人群更为复杂，《后汉书·冉駹夷传》记载：“其（汶山郡）西又有三河、槃于虏，北有黄石、北地、卢水胡，其表乃为徼外。”三河、槃于虏，主要活跃于今阿坝州北部和甘孜州北部。黄石、北地、卢水胡，分布在今甘肃平凉、陕西富平和青海西宁以西，[11]后三者属胡系人群已可肯定。唯三河、槃于虏，段渝先生认为两者是羌人的分支，可能是在秦献公至战国时期进入川西北的。[11]而任乃强先生则认为是鲜卑一类的人群，[12]并将其位置界定在大渡河谷。[13]马长寿先生亦言以上诸族或在汶山郡内，或仍在徼外。[14]也有学者认为这些人群大致分布在今阿坝州西北，为东汉自西北南迁的鲜卑、匈奴别部。[16]不论孰是孰非，《后汉书》所记本身就已经表明东汉时期已有部分胡系人群接近冉駹夷居住的岷江上游地区。至三国时代，即有姜维经岷江上游徙凉州胡人于新繁之事。[16]《华阳国志·蜀志》亦记曰：汶山郡“有六夷、羌胡、羌虏、白兰峒九种之戎”。实际上，在此前石棺葬文化就已经受到北方“胡”系人群文化的影响，茂县牟托1号墓中所出B型Ⅲ式铜剑、三叉格铜柄铁剑、铜连珠饰等应是属北方“胡”系“戎狄”文化的。[17]
二
栖居于岷江上游的人群繁杂，必然造成文化的多元状态，而且岷江上游又是西北与西南两个地理与文化单元的结合部，自北而南的岷江上游峡谷恰好成为人群迁徙与文化互动的通道，作为岷江上游重要的考古遗存，石棺葬文化内涵的丰富性体现在其对周围文化“兼容并包”的特征上。
纵观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演变历程，其大致与以下诸文化有联系或在文化上有相似之处：
西北甘青古文化：此文化类型以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半山、马厂文化和青铜器时代的卡约、上孙家寨、辛店、寺洼等文化为代表，其地域范围大致包括今西北甘、青、宁、陕地区，将其族属与古羌人相联系为学术界主流观点。[18]石棺葬文化受其影响主要体现在陶器和墓葬形制等方面。双耳陶罐为石棺葬的典型器物，同时也是甘青文化尤其是卡约、寺洼等文化的典型器物，这成为主张石棺葬族属为古羌人的重要实物证据之一，此外卡约文化的骨管、铜管、铜泡也与石棺葬文化中的同类型器物相似[8]。石棺葬中出现的双耳陶罐时间可上溯至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9]。石棺葬的形制与西北甘青文化中的墓葬形制相仿，甘肃景泰县张家台新石器时代墓葬就是采用石棺墓葬的形制。[19]总体上说，西北古甘青文化的影响自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文化一直延续到秦汉时期，此与春秋战国后羌人的南迁有一定关系。
北方草原文化（或胡系民族“戎氐”文化）：秦汉时期，胡系民族进入岷江上游的情况前已述及，其文化内涵与石棺葬文化相类者主要是出现于战国中晚期的青铜兵器及其饰件，如青铜扁平茎短剑、青铜山字格剑、铜泡饰、连珠纽、动物纹牌饰、琉璃、石制珠饰等，此类器物多见于长城以北及东北地区。[20]
巴蜀文化：岷江上游石棺葬中的蜀式器物以青铜器为主，尤以茂县牟托一号墓及陪葬坑的出土青铜器为代表。青铜器物中又以兵器居多，如柳叶形扁茎无格剑、戈（包括直内戈、三角援戈、有胡戈）、矛、戟、钺等，另有蜀式辫索纹竖耳环铜釜、鍪等，但岷江上游出土蜀式青铜器并非以青铜兵器与青铜生产工具并行随葬的组合方式出现，一般或出柳叶形剑，则不见蜀式戈、矛，或出铜釜、鍪，却不见战国时期蜀文化墓中常见的铜釜、鍪、甑的组合，而且许多青铜器的形制几乎与川西平原墓葬中出土的铜器完全相同。[17]理县佳山寨独木棺，系用整段柏木劈挖而成的盖棺，棺两端以柏木板为挡板。[6]同类葬式在在绵竹清道、什邡城关、大邑五龙、蒲江东北乡以及彭州、成都市商业街等墓葬均有发现。此类独木棺又称“匣形棺”，属巴文化船棺葬的新类型[10]。显然此类墓葬形制是巴文化延伸至蜀地，又从蜀地传播到岷江上游地区的。
云南滇文化、滇西文化：此区滇西北地区亦分布有大量石棺葬，为童恩正先生划分的西南地区石棺葬分布的四大区域之一[11]，与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关系密切，宋治民、徐学书等学者曾先后著文对其关系作过探讨，并据此论述岷江上游石棺葬的族属问题。徐学书先生从铜柄铁剑、青铜兵器（包括蜀式兵器与具有民族特色的兵器）、装饰品与动物饰、铜鼓、陶器、政治礼仪制度、发式与尾饰、舞蹈、居住建筑、丧葬等十个方面进行对比，指出三者之间存在相当多的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因素，反映出三种文化之间存在内在的紧密联系，而且在相类器物年代上，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大多较滇文化和滇西青铜文化为早，呈现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南迁的迹象，从而推断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是滇文化、滇西青铜文化的重要的文化源头[12]。《史记·三代世表》褚少孙称：“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正义》释云：“蚕丛国破，子孙居姚、雟等处。”可知文献记载亦称蜀人南迁之事。然据考古资料看，云南元谋区石棺葬的绝对年代在中原的夏商时期，与蜀之亡国相差甚远。[21]滇文化、滇西青铜文化是否就是源自于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尚有商榷之处。
中原文化（汉文化）[13]：中原文化对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影响是渐进的，沈仲常、李复华二先生撰文《石棺葬文化中所见的汉文化因素初探》，对西南地区石棺葬文化中的汉文化因素作了探讨，即凸显出这一特征。他们将汉文化的影响进程分作三个阶段：战国末年以茂汶营盘山、城关为例，还没有汉文化因素；秦至汉初茂汶、理县和汶川等地石棺墓出有汉文化中常见的铜戈、铜剑、铜带钩及铁器中的斧、矛、刀和半两钱等；西汉昭宣时期至东汉初年茂汶地区的石棺墓汉式长颈罐和短颈罐取代双耳罐，铜器减少，铁器略多于铜器，且多为汉式习见器形，出现五铢钱。[22]随着岷江上游石棺葬考古资料的进一步丰富，中原文化（汉文化）的影响历程更为清晰。在汶川阿尔村发现的青铜夔龙纹罍虽属蜀文化青铜罍，然其基本风格则与中原西周中期青铜罍一致。[23]《水经注》引《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年，瑕阳人自秦道岷山青衣水来归。[24]虽然对此段史料解释不一，[25]但可据此推知，春秋战国时期，中原人士已可经岷江上游通道南下，使得岷江上游成为西南丝绸之路的北段。[26]中原文化（汉文化）对岷江上游的影响是全面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增强，只不过在春秋时期，其影响并不显著[14]。至春秋战国之际，出现与甘、陕地区西周墓出土相类的扁平铜剑、柳叶形短剑及直口双耳罐等。[27]战国时期其影响范围已不仅限于器物，除茂县牟托1号墓具有浓厚中原风格的礼乐器、漆器、丝毛织物、茂汶城关各类汉式陶器、铁制工具、秦半两、汶川SLM1中原式铜剑、铜戈等外，还出现了汉字及本地居民自造的特殊符号等等，在墓葬习俗方面也吸取了中原地区使用大量青铜器（部分为仿制）等物作为明器的做法，表明当地居民在精神文化方面受到中原文化的濡染。至秦及汉初，其影响进一步加深，表现在大量秦汉钱币的出现，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汉字出现频率的增多，手工技术的提高等方面。这些都与秦汉时期中原王朝势力进入岷江上游，两地经济文化互动频繁进行有直接的关系。即使在汉初，汉朝政府废弃岷江上游建制之时，两地间的经济贸易往来仍从未间断过。汉代，大量汉文化因素涌入石棺葬文化区，石棺葬的文化面貌发生巨大变化，东汉时期出现砖室墓，器物除双耳罐等少数石棺葬原有器具外，[28]大量汉式铜器、陶器、铁器、漆器、钱币等占据了主导地位，石棺葬本身特有的文化因素退居次要地位。
除以上诸文化的影响外，岷江上游的石棺葬与其他地域的文化有着不同程度上的联系。杂谷脑河下游的西汉岩墓尽管汉文化占主流，但仍可见石棺葬文化中的传统器物——陶双耳罐等，其开凿技术与岷江中、下游的岩墓相似，可能与之有一定关系。[29]岷江上游石棺葬与大渡河—青衣江流域的石棺葬在文化面貌上也有一定的相似性，如铜柄铁剑、铜镯子、陶双耳罐、乳钉足罐等。[8]雅砻江流域的吉里龙古墓葬中所出双耳陶罐、单耳陶罐亦与茂汶营盘山墓葬中早、中期陶器形制相类。在岷江上游的石棺葬中还发现了南方海域地区特有的海贝，但推测其作用可能为装饰品。[30]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与周边诸文化的交流与联系大体具有以下特点：
（一）文化交流的双向性。在古代，文化之间的传播与交流大多是以实物为载体的，而不仅仅体现的是经济方面的互通有无。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在承受周边诸文化影响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直接或间接地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四川巴县冬笋坝船棺墓为巴文化的典型墓葬，在35号墓中出有双耳罐一件，与汶川萝卜砦SLM2石棺墓中所出的Ⅱ式双耳罐在陶质、色泽、形状上完全相同，当系输入品。在成都南门外的战国时期巴蜀墓中出土有一件金顶饰，与汶川萝卜寨SLM1所出完全相同，且仅此一例。[10]
（二）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受到周边诸文化影响的石棺葬文化仍以自身文化底蕴为主或仍留存有自身独特的文化。以茂县牟托1号石棺墓为例，尽管从该墓葬的文化面貌看，其包含有巴蜀文化、北方地区文化尤其是中原文化等文化因素，但在陶器、玉石器、铜器诸方面仍保留有石棺葬文化自身独特的文化因素。[17]越是早期石棺墓葬，石棺葬文化因素越占主流地位，至东汉时期，石棺葬文化中仅残存双耳陶器等传统类型的石棺葬器物。
（三）文化交流引起的石棺葬文化的复合性。石棺葬文化并非简单地照搬其他文化的因素，而是将多种文化相融合，或将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相结合，或多种文化因素出现于同一墓葬中，形成一种复合型文化。如茂县牟托1号石棺墓所出青铜乐器，其形制为中原文化系统所常见，乐器上的部分纹饰则具有地方特色。又如茂汶城关石棺葬出土的Ⅰ式陶釜为仿造巴蜀铜釜而成，Ⅱ式陶釜则为Ⅰ式的变形，吸取了石棺葬本身特有的桥形耳，并在非中原文化器物的双耳陶罐上刻划汉字等。[31]
（四）石棺葬文化演变的历时性。随着文化的交流与周边诸文化的盛衰变迁，石棺葬文化亦随之发生变化，使得早晚期石棺葬在文化面貌上具有很大的不同。总体来说，早期石棺葬墓葬结构简单，随葬品少，且多为手制陶器，而不见铁制器物，铜器较少，受蜀文化、西北地区文化的影响相对较大；战国至汉初为石棺葬文化鼎盛时期，也是在文化面貌上最为多元化的阶段。石棺葬形制变得更为规整，随葬品增加，且经常为多种文化因素集中于同一墓葬中，陶器多为轮制，青铜器特别是青铜兵器大量出现，各类铁器主要是生产生活工具逐渐普及，其使用率高于同期蜀地，秦及汉初钱币于此出现。整体来讲，与周边各种地域文化都有联系，但汉文化的影响在提升，以茂县牟托1号石棺墓为代表；此后下延至东汉，出现砖室石棺墓，少见铜兵器，常见者多为铁兵器，陶双耳罐大幅减少，汉式器物大量涌现。汉文化已占主导地位，传统的石棺葬文化骤然衰败、泯灭[15]。
综上，春秋至两汉期间所展示出来的岷江上游的族群状况与文化特征使我们看到，岷江上游独特的族群、文化通道与走廊特征，主要表现为诸族群的迁徙、流动和共处，以及融西北甘青、北方草原、巴蜀、滇西、中原（汉）诸文化因素于一身的“兼容并蓄”的多元复合文化。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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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 of inclusiveness shown in the area with unique channel and corridor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Minjiang Ri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plex human groups and cultural features from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o the two Han dynasties, on the basis of archaeological and literature material.
注释
[1]带副棺的石棺葬即两石棺并列，一石棺为主棺，于旁附建一副棺，中间共用一石壁，每棺材埋尸骨一具，上盖同一石棺盖。此类石棺墓见于理县子达砦SZM1A、SZM1B。参见冯汉骥、童恩正：《岷江上游的石棺葬》，《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2]同书亦载广柔羌反、杀姚超语，《后汉书·方术传上》则是广柔县蛮夷。古人运用数字相当有趣，除为押韵之用，有时数字的确切与否，令后人颇为迷惑，如《后汉书·西羌传》有羌人分作九种之说，竟与《羌戈大战》中阿巴白苟有九子、分九寨的说法相吻合，《华阳国志·汶山郡》汶山郡亦有九种之戎。
[3]蒙默：《试论汉代西南民族中的“夷”与“羌”》，《历史研究》1985年第1期。蒙默先生认为冉駹夷属笮人一支的观点，值得商榷。
[4]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
[5]范晔：《后汉书·西羌传》。
[6]《荀子·大略篇》，又见《吕氏春秋·义赏》。
[7]如理县子达砦SZM202、SZM203两墓系火烧尸骨后再行埋葬。参见冯汉骥、童恩正：《岷江上游的石棺葬》，《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8]周锡银：《论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冉光荣、工藤元男：《四川岷江上游历史文化研究》第83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李复华、李绍明：《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分期与族属》，《四川文物》，1986年第2期；陈德安：《试论川西石棺葬文化与辛店文化及“唐汪式”陶器的关系》，《四川文物》，1989年第1期。该文称：“石棺葬文化的陶器，主要是在唐汪式陶器的基础上，又继承了卡约文化陶器的某些风格，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并吸收了辛店文化的因素发展起来的”。
[9]徐学书：《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综述》，《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宋治民先生通过对现有考古资料的对比，认为岷江上游的双耳陶罐、单耳罐、三叉格青铜剑与滇文化、滇西文化的联系更为密切，与西北甘青文化则无直接的继承关系。参见宋治民：《川西和滇西北的石棺葬》，《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3期。
[10]宋治民：《成都市商业街墓葬的问题》，《四川文物》，2003年第6期。也有的认为独木棺不属于船棺系统，见宋文。但有的学者对船棺葬为巴人墓葬说持怀疑态度，认为船棺葬可能是随开明氏入蜀的庸人及鱼人的葬俗；参见沈仲常等：《关于四川“船棺葬”的族属问题》，《民族论丛》（第2辑），1982年。
[11]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童恩正文集·南方文明》，重庆出版社，1998年。此四区域包括：岷江上游、大渡河—青衣江流域、金沙江—雅砻江流域、滇西北横断山高山峡谷区。
[12]宋治民：《川西和滇西北的石棺葬》，《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3期；徐学书：《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与滇文化、滇西青铜文化关系探讨》，《中华文化论坛》2001年第3期。宋文侧重于滇文化与川西包括岷江上游文化的对比研究；徐文则是对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与滇文化、滇西青铜文化三者之间的全面探讨。
[13]学术界一般将“汉文化”的内涵界定为三层：以汉字为载体，以汉族文化为主体，以汉朝为标志。参见陈玉龙、杨通方等：《汉文化论纲——兼述中朝中日中越文化交流》第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因而用“汉文化”指代汉朝之前中原地区的文化似显不妥，此处使用的“中原文化”为广义的中原地区文化，亦即汉文化的前身。另，自秦领有蜀地后，蜀文化逐渐纳入中原文化体系中，至汉代，岷江上游接受汉文化的因素多是以蜀地为途径间接传入的。
[14]此类石棺葬如：茂县撮箕山（徐学书：《论述岷江上游石棺葬的源流》，《四川文物》1987年第2期）、茂汶营盘山（茂汶羌族自治县文化馆：《四川茂汶营盘山的石棺葬》，《考古》1981年第5期）、汶川昭店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叶茂林、汶川县文化馆罗进勇：《四川汶川昭店村发现的石棺葬》，《考古》1999年第7期）、茂汶三龙乡河心坝（高维刚：《茂汶县石棺葬清理简报》，《四川文物》1986年第2期）等地石棺葬。
[15]有关石棺葬的分期，可参见罗开玉：《川滇西部及藏东石棺墓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