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兰出土织锦——“人兽搏斗”图像及其文化属性
都兰出土织锦——“人兽搏斗”图像及其文化属性
许新国（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982—1985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海西州都兰县热水乡血渭草场发掘了一处唐代吐蕃墓群。在大墓二号陪葬墓中，出土了大量的丝绸文物，引起中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其中的一件红地云珠吉昌太阳神织锦，反映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史实。笔者曾撰文《青海都兰出土太阳神图案织锦考》发表于1997年《中国藏学》刊物上，对其主题纹样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但对其辅助纹样的讨论似显不足，有必要进一步展开讨论。
这件织锦，我们将其命名为红地云珠吉昌太阳神锦。属于这一类型的是被缝在同一件幡上的三块残片，即血渭MIS109-1、2、3。该锦色彩保存完好，据其色彩、构图风格判断，应是同一织物上的裁片。织物组织为1∶1平纹经锦，为红地黄花两种色彩。在S109-3上还能见到幅边。整个图案由卷云连珠圈构成簇四骨架，并在经向的骨架连接处用兽面形作纽，而在纬向的连接处则以八出小花作纽。推测该锦全幅图案应由三个圆圈连接而成。其中作为母题纹样的太阳神圈应居中，人兽搏斗或狩战圈在太阳神圈一边，而另一边的圆圈己残损，估计两边的圈内纹样应该一致，亦应该是狩战题材。
太阳神圈中的纹样基本清晰完整。这是一组六马拉车的群像。六匹有翼的神马分成两组列于车体两旁，各组三三相背而驰，共同系驾车体。车体前窄后宽，上有用于遮挡的栏杆。车轮清晰，可见放射状车轮辐。车上置有莲花形宝座，太阳神手持定印，头戴菩萨宝冠，身穿尖领窄袖紧身上衣，交脚坐于莲花宝座之上。太阳神的旁边是两个侧面向的持王杖戴圆帽的人物，似为太阳神的卫士。太阳神身后有靠背，头部有一圈连珠状头光。头光旁侧和靠背上方有两个半身人像，面目为侧面向，均为戴中国式幞头，为官吏形象。在太阳神的头部上方有一华盖，盖顶附有龙形饰物。在马车两旁并有龙首幡迎风招展，十分生动。有关太阳神的文化属性，我们已在前述论文中进行了详细考证和讨论，故不再叙述。下面重点讨论的是人兽搏斗或狩战圈中的图像。
在狩战圈中，纹样已被分割成两半，中间部分残缺，根据复原图效果来看，圈中应有四组主要的纹样。按由上至下的顺序，第一组是骑驼射虎的图像，骑驼者头戴圆形小帽，身穿窄袖短衫，下着长靴，骑在双峰骆驼之上，回首拉弓射虎；第二组是一对骑马射鹿的纹样，马首戴有花形头饰，与骑驼者装束相同的骑士在马上回首拉弓射鹿，鹿身上可见圆点形斑纹，该组纹样马身以下残缺；第三组纹样上半部已残，仅能见对人对兽，人在兽前，身穿长袍，下摆至膝。兽的四腿粗壮，应为狮类动物，据此推测，这一组图像应为人狮搏斗；第四组是一对手持盾牌和短剑的武士形象，相向而立，作互相搏战状。武士身后各有一只鹦鹉回首而视，鹦鹉头前，附有灵芝纹饰。
在太阳神圈上部圈外的空间处，装饰有云气纹和九个圆点，还有汉文“吉”字和相对奔跑的动物，在太阳神圈下部圈外亦有一个“吉”字和一对带角的野山羊。在狩战圈上部圈外（应与太阳神圈下部圈外相连），有对鹿、云气纹、七个圈点和汉文“昌”字，在狩战圈外靠幅边处，有云气纹、七个圆点和对狮纹（见图1）。[1]
狩战圈中的第二组纹样即骑马射鹿，人物居主导地位，动物被骑马人物追捕，正欲射杀，并无反抗姿态。从场景上观察，定为“狩猎图”应无问题。狩猎题材的图像在古代世界各地都较为流行。中国早在战国、汉代的陶器和青铜器上就已经出现，其后也绘于墓葬的墙壁上，用以表现王室和贵族的日常生活，也象征身份等级，或具有军事训练的意义，猎取的野兽用于祭祀、食用。[2]尽管第二组图像的狩猎图在构图、人物特征或动物种类上有所不同，但象征意义大同小异。
图1 太阳神织锦全图
织锦图像中的“搏斗”的画面与“狩猎图”是有区别的，也是中国境内发现的极为罕见、十分新颖的题材。其中一幅为人物骑驼射虎，一幅为人物斗狮。用动物表现神是西方文化的特点。葛乐耐（Crenet）指出过祆教诸神与动物形象的对应关系，[3]姜伯勤把骆驼解释为胜利之神。[4]
按照图像顺序，狩战圈中第一组图像为骑驼射虎，骑驼转身弯弓射杀张牙舞爪扑面而来的猛虎。第三组图像虽残，但可见人物与雄狮近距离相搏。
人物骑骆驼与野兽搏斗显然不属于中国的图像系统，中亚西亚却有许多实例。一件出自伊朗西北部，年代为5—6世纪的萨珊银盘上有头戴王冠，腰悬箭囊和短剑的人物骑着骆驼正在射杀羚羊。据研究，这个图像表现的是伊朗史诗中王室的故事。《列王咏》中记载的萨珊国王的赫兰五世（Bahran）带着一名女乐师骑骆驼射杀羚羊的传说就与银盘上的图像完全吻合。伊朗银盘上人物骑骆驼的图像一直持续到6—7世纪。古代中亚和西亚骆驼的用途特殊，波斯帝国就曾建立过“骆驼兵”，公元前6世纪西征吕底亚，吕底亚国王以骑兵为主布阵迎敌，波斯则以载重的骆驼为前队，吕底亚惨败。中亚和西亚艺术题材中经常出现骆驼，表现出其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殊作用和重要性。《阿维斯塔》中有关于骆驼神奇的描写，[5]出现在图像中也常常被神话，有时骆驼往往带翼，并醒目地作为主题纹样使用。[6]“搏斗”不能与猎取动物的“狩猎”相混淆，骆驼与人物共同参与搏斗，也并非是人物神勇之外的补充和衬托，或是夸张的艺术表现。这种奇特的场面在中国汉唐狩猎图中根本不见，张庆捷指出这是“仿波斯风格的图像”。[7]萨珊银盘目前约有几十件流传于世，以帝王与猛兽搏斗为题材的占2/3以上，制作年代从3世纪末至7世纪初，与萨珊王朝的兴亡相伴始终。在西亚波斯美术中，勇敢的帝王与凶猛野兽格斗的主题，是颂扬国王的权威和勇猛，并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从波斯祆教的观念来看，帝王代表了光明、正义之神阿胡拉·马兹达，怪兽、狮子则是黑暗、罪恶之神阿赫里曼的化身，两者间的搏斗，是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之争。与中国“因搜狩以习用武事，礼之大者也”[8]的“狩猎”含义完全不同。波斯萨珊时期也有狩猎图，塔夸·夷·布斯坦大洞内的两幅十分著名，与帝王搏斗猛兽图完全不同，是非常热闹、轰轰烈烈的场面。既表现帝王娱乐活动，也具有祭祀节日的意义，构图又给人以“地上乐园”的感觉。[9]而帝王搏杀猛兽图，寓含了社会地位和权力之争，这种题材在波斯艺术中历史悠久，阿契美尼德王朝时的雕刻中就很常见，直到萨珊时期长久不衰。
都兰太阳神织锦上的场面是单人单骑，持箭者手中的弓如满月，虽没有刻画出箭，却使人感到弓已被拉紧，箭在弦上时刻待发的紧张，这一细节的刻画与波斯萨珊美术的细部相同。在波斯美术中，帝王与狮子搏杀场面的构图和表现手法很奇特，萨珊时期银盘上帝王搏杀狮子的画面有时是两只狮子，一只躺在地上，一只立起张开前爪扑向帝王，帝王用短剑刺入凶猛扑来的狮子的胸膛。实际上表现的是一只狮子生与死的不同时刻，带有一定的图解性质。[10]
中国山西太原出土的虞弘墓石椁图像中还有狮人搏斗、狮马搏斗、狮牛搏斗等图像，画面十分生动，呼应性极强，装饰陪衬很少，更具刺激性。
狮子搏杀的场面极为惨烈（见图2），人的头部已被狮子吞进，而手中的剑刺入了狮子胸膛，这是一种华夏文化难以想象的场景，在波斯萨珊时期的摩崖浮雕上却有类似帝王用短剑刺杀狮子的图像。狮子是恶神阿赫里曼或争夺权位人物的象征，将这种题材作为大型雕刻，是要宣传帝王的神性、权势和荣耀。[11]
狮马搏斗图中马前肢生翼，后肢和尾化为鱼尾状，颈系飘带，奋起前蹄，低首弓颈，撞向扑来的恶狮。图像中狮子简洁，而对马却精心刻画，带有突出神马的取向（见图3）。郭物认为马身鱼尾兽可能是希腊或者是欧亚草原斯基泰的创造进而影响到祆教艺术。[12]
狮牛搏斗图中，狮尾竖立，前爪举起，扑在牛背上撕咬，牛夹尾弓身，试图用犄角顶挑狮子（见图4）。野兽之间的争斗也是波斯美术中悠久的题材，伊朗波斯波利斯遗址中，阿契美尼德时期的宫殿基墙壁面上就雕刻出狮子袭击牡牛的场面。独角牡牛前足跃起，昂头回顾扑在身后的狮子，狮子前爪已捕获住牡牛的后身。狮子袭击牡牛的题材揭示了善恶的对立，也有人解释为星象，狮子座代表着夏日，牡牛座代表冬日，二者的争斗说明这是两个季节交替的春分日的星座。[13]波斯波利斯遗址门口还雕刻有帝王右手牢牢抓住牡牛的角，左手紧握短剑刺入牡牛腹部的雕刻。这些作品年代虽然属公元前6—前5世纪，却代表着这一地区的传统。在波斯美术中，有大量宣扬阿胡拉·马兹达神获得至高无上权力的帝王痛击叛逆者的场面，象征叛逆者的除了狮子、牡牛，还有带角、长翼、狮身、鸟足的怪兽，极具神秘感，与虞弘墓石椁图像中的狮人搏斗、狮马搏斗、狮牛搏斗属同一图像系统。
图2 虞弘墓石椁上的狮人搏斗图（采自《太原隋虞弘墓》）
图3 虞弘墓石椁上的狮马搏斗图（采自《太原隋虞弘墓》）
图4 虞弘墓石椁上的狮牛搏斗图（采自《太原隋虞弘墓》）
虞弘墓石椁图像主要内容、文化渊源和艺术特色，与波斯美术关系密切。波斯美术源于当地的自然环境、历史条件，只有在那种特殊的自然、历史中才有价值，并得到生存和发展。都兰太阳神织锦中的人兽搏斗图，不是现实人们生活的写照，而是穿越时空移植异国的文化和信仰，试图通过理想化场景的展示，以求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和坚持。
都兰所出的这种织锦，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平纹经锦的织造方法，带有汉字“吉”、“昌”二字，使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这种织锦是中国织造的。在人兽搏斗图像中，人所骑乘的骆驼是双峰的。双峰驼产于中国和中亚，中国汉唐时期骆驼的塑像、绘画很多，大多是双峰驼。单峰骆驼生长于阿拉伯、印度及北非，而中亚西亚艺术中的骆驼多为单峰。如伊朗塔夸·夷·布斯坦大洞内的帝王狩猎图中，就有用单峰驼运载猎物的情景。以上均可认定织锦是中国织造的。但图像表现的却是波斯的文化内容。故极有可能是一种中国织造的专门用于销往外国的“外销锦”。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推测，西亚波斯的“人兽搏斗”织锦图像曾经在中国内地流行一时，这种图像历经了中国本土优秀艺术观念的洗练，融合了内地文化因素后，又传播到了青藏高原的柴达木盆地。这件6世纪末叶的织锦，为青海丝绸之路的存在提供了直接证据，充分说明了这条古代交通路线的重要性；也为研究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央王朝之间的关系、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2007年
参考文献
[1] 许新国. 青海都兰吐蕃墓出土太阳神图案织锦考[J]. 中国藏学，1997（3）.
[2] 齐东方. 唐代的狩猎形象[C]//中国史研究：第35辑. 韩国：书林出版，2005.
[3] 荣新江将葛乐耐列举的祆教诸神与动物形象的对应关系整理成表格，见：释迦降伏外道像中的祆神密特拉和祖尔万[C]//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 北京：三联书店，2001.
[4] 姜伯勤. 隋检校萨宝虞弘墓石椁画像石图像程序试探[A]. 隋检校萨宝虞弘墓祆教画像的再探讨[C]//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 北京：三联书店，2004，135、150.
[5] 张鸿年选编. 波斯古代诗选[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6] UM apulak. Corguuckoe cepenpo Mockota puc 4, 1971.
[7] 张庆捷. 虞弘墓石椁图像整理散记[J]. 艺术史研究2003（5）：199-222.
[8] （晋）范宁集解，（唐）杨土勋疏夏先培整理. 春秋榖梁传注疏：卷一七[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325.
[9][13] 林良一，井和万里. 波斯遗宝1. 雕刻·建筑[M]. 新人物往来社，1978：178.
[10] 罗世平，齐东方. 波斯和伊斯兰美术[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82-83.
[11] 深井晋司，田边胜美. 波斯美术史[M]. 日本：吉州弘文馆，1983：130.
[12] 郭物. 中国祆教艺术中的鱼马兽[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王仲殊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667-680.
Abstract
The article uses iconography to study on and compare the historical origin and cultural property of the image of Human Fighting Beasts in the Sun-god pattern brocade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unearthed at Reshui Township in Dulan County, Qinghai Province. It believes that the image belongs to the Persia cultural system, but it is made in the Central Plains for foreign tra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