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列山墓地相关问题的再探讨
西藏列山墓地相关问题的再探讨
霍巍（四川大学考古学系）
一、列山墓地的考古调查与试掘
列山墓地是继山南琼结藏王陵墓之后在西藏发现的另一处大型吐蕃墓地，最早发现于1982年。此处墓地位于西藏林芝地区朗县东嘎村列村，一面倚山，一面临金东曲，海拔3000～3200米。墓地分为东西两区，相距约1.5公里，其间有深沟和山梁隔阻。据1985年公布的调查简报，东区面积约78万平方米，共发现墓葬163座以及房屋、祭祀场所、石碑座等遗存；西区面积约3.5万平方米，共发现墓葬21座。两区墓葬均呈扇形分布，共计183座（图1、图2、图3）。
1982年6月、9月，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和山南地区文管会等联合对墓地进行了两次调查和试掘，共试掘了墓葬3座。[1]1987年，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对墓地中的一处殉马坑和一座被称为“坛城形墓”的墓葬做了试掘（图4、图5、图6）。[2]
图1（1） 列山墓地东区墓葬分布示意图
1993年7月至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和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再次对此处墓地做了调查与发掘，首次以航空测量照片与地面实测相结合，绘制出墓地等高平面图，同时又发掘了墓地中数座小型墓葬。此次调查工作尚未正式公布其调查简报或考古报告，但发掘者在1994年《中国考古学年鉴》上撰写有“朗县列村吐蕃墓地”的条目，[3]后在《中国西藏》刊物上发表有《列山墓地之谜》一文，[4]从中透露出一些考古调查与发掘的情况。除此之外，笔者分别于1991年、2002年两次对列山墓地做过实地考察，也观察记录到有关该墓地的一些资料。综合上述考古调查与试掘资料，对此处墓地的基本情况以及墓葬的考古文化面貌可做以下归纳。
图1（2） 列山墓地西区墓葬分布示意图
（采自索朗旺堆、侯石柱：《西藏朗县列山墓地的调查和试 掘》，载《文物》1985年第9期）
图2 列山墓地外景之一（霍巍摄）
图3 列山墓地外景之二（霍巍摄）
（一）墓葬布局与封土形制
列山墓地现存墓葬的总数按1982年公布的资料为183座，1994年和2001年公布的资料为210座以上。其布局特点大体上呈扇形散布在列山南麓，依山而建。大墓居中，在其两翼分别排列中、小型墓葬。
列山墓地的封土形制有方形、梯形、圆形、亚字形、复合型等。方形与梯形墓数量最多，且多为墓地中的大中型墓葬；其次为圆形墓，在大、中、小型墓中均有发现；亚字形墓仅发现一座，复合型墓即下部为方形，上部为圆形，这两种墓型仅见于中小型墓葬。墓地中的大型墓葬通常由封土基、封土身、封土顶三部分组成。封土基以石块和石板垒成，转角处用规整的方形大石和石板垒砌，封土基的四周有斜坡状的培土。封土基之上为封土身，封土身的筑法是逐层夯筑围墙，再在围墙当中以土、石填充，围墙的夯层之间以平整的石板相间隔，部分围墙的表面抹有草泥墙面（图7、图8、图9）。
与山南琼结藏王墓相比较，列山墓地中大型墓葬的形制与结构均有相似之处，墓葬平面多呈方形或梯形，封土筑法也是采用分层夯筑、当中以石片相隔，只是其总体上的规模明显要小于藏王墓。例如，列山墓地中规模最大者为M29，边长66米，封土高度14米，而藏王墓中规模最大者M2封土边长达148.8米，封土高度15米。列山墓地中仅次于M29者为M2，边长63.5米，封土高11米，而藏王墓中规模列居第二的墓葬为M6，边长也达到136米，封土高36米[1]。所以，有一种意见认为列山墓地是“一处藏王级别的陵墓区”。[4]实际上，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列山墓地的规制与等级显然要低于藏王墓一等。这一点与笔者在后文中对列山墓地墓主身份的推测有着密切的关系。
图4 列山墓地殉马坑示意图
（采自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朗县列山墓地殉马坑与坛城形墓试掘简报》，载《西藏考古》第1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
图5 列山墓地殉马坑线图
（采自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朗县列山墓地殉马坑与坛城形墓试掘简报》，载《西藏考古》第1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
图6 列山墓地坛城形墓平面图
（采自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朗县列山墓地殉马坑与坛城形墓试掘简报》，载《西藏考古》 第1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
图7 列山墓地中的塔形墓（霍巍摄）
图8 列山墓地中的梯形封土墓M2平、剖面图
图9 列山墓地中的梯形封土墓（霍巍摄）
（二）墓葬的形制与结构
列山墓地前后几次考古试掘共发掘墓葬6座[2]，即M121、M130、M27、M28、M12、M115。这6座墓葬经发掘清理后可归纳为竖穴式墓与穹隆顶墓两种形制。
A型：竖穴式墓葬，其基本特点是在封土之下用石材砌成长方形的竖穴，竖穴内或置以石棺，或直接陈尸于墓内。此型墓共3座。
M121：墓室为长方形竖穴，长2.6米，宽5.5米，南北两面有二层台，墓底部筑有厚约10厘米的阿嘎土[3]，葬具为石板拼成的石棺，置于墓室内中部偏北处，石棺无底板，直接筑在阿嘎土中。
M130：墓室平面呈曲尺形，是四壁采用石材垒砌，墓底筑有厚约10厘米的阿嘎土。墓室分为棺室与耳室，棺室平面为长方形，长2.05米，宽1.75米，石棺置于西南角。另在棺室的西偏南处建有一耳室，平面亦呈长方形，与棺室相接后呈曲尺形。棺室内残存有原木、立柱等木质构件，顶部有铺压木条的痕迹。在耳室与棺室连接处有石板做成的门槛。
M115：墓室平面呈长方形，墓底南部有一侧室，其顶部全部采用原木搭建。具体尺寸不详。
B型：穹隆顶式墓葬，其基本特点为在封土之下用石块垒成石墙，石墙之上起券搭成穹隆顶式的墓顶。此型墓葬共3座。
M27：墓室平面呈圆形，直径4.2米，用石块砌成石墙，石墙高2.6米，再在石墙上叠合起券形成穹隆顶式的墓顶，墓部留有一小孔，孔上盖压有一小石片。
M28：此墓带有直下竖井式的墓道，后接墓室。墓室平面近似方形，宽2米，进深1.83米，设有墓门，门上残存有木质门柱，系用原木劈削而成，门上原有栅木。墓室上部直砌内收成穹隆顶，高2.3米，顶部开有一小孔，孔上插有对合在一起的半圆形槽木。
M12：墓室平面近方形，墓室西侧有一直下竖井式墓道，后接墓门，墓门竖立木质门柱，用石块砌成墓壁，其上再用石片与木柱建成穹隆顶式墓顶，尺寸不详。
上述墓葬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第一，除采用大量石材（石片、石块等）砌建墓室之外，在墓室局部还采用木质构件用作门柱、门槛等构件。第二，竖穴式墓葬有的在墓室中砌有石棺，但石棺不砌棺底板。这种做法在川、甘、滇、藏一带发现的史前石棺葬当中有类似者，是否是受前者文化之影响值得注意。第三，穹隆顶墓室在顶部有意留出小孔，有的在小孔上加盖石片或木质槽木。类似的做法也见于经过考古发掘的西藏加查县邦达村M2。[5]石泰安先生曾指出，吐蕃人帐篷与房舍顶部留有藏语中称之为“gnam-sgo”的通风口，其意义象征着“天的吉祥”，“在作为房舍的小宇宙中，它又重复了大宇宙中的天门”。[6]近年来青海郭里木出土吐蕃棺板画上所绘的吐蕃毡帐顶部也都留有这样的小孔，可见将墓葬砌成穹隆顶式，再在顶部开设小孔的做法明显是仿生人居室，是对吐蕃时期居住形式的一种模仿（图10）。
图10 列山墓地中发掘清理出的部分墓葬
（采自索朗旺堆、侯石柱：《西藏朗县列山墓地的调查和试掘》，《文物》1985年第9期）
（三）墓地中的祭祀遗迹与石碑座
在列山墓地东区山脚下遗存有房屋遗迹一处，另在东区南部边缘低一级台地上遗存有编号为J1、J2的两座长方形石砌遗迹，调查者推测其性质可能为墓地的祭祀场所。[1]但在1982年和1993年的两次调查中都没有提及墓地中的殉马坑，1987年的调查与试掘中新发现了列山墓地中这一重要的祭祀遗迹。
列山墓地的殉马坑在地面上遗留下来的标志是长条形的石墙，整个墓地共发现石墙28条。从分布情况上看都发现在梯形墓前面，一般均依地形呈阶梯状排列。如前所知，列山墓地中的梯形墓多为大中型墓，迄今只有大中型墓前才有这类殉马坑的存在。各墓前殉马坑的数量不等、长短不一，最多的有5条，最少的仅1条；最长的达42米，最短的仅4米。对其中编号为K25的一条殉马坑做了发掘清理。
K25号殉马坑位于墓地东区西段M113前。此墓封土边长46米，高7.5米，应属墓地中的大型墓之一。墓前共有5条殉马坑，K25号殉马坑仅为其中一条。此条殉马坑长26.5米，宽0.9米，深1.5米，坑内共有马骨架9具，基本保存完整，马骨上压有大量巨石，9具马骨均有挣扎的痕迹，表明系用活马殉葬所致。[2]
类似这种在墓前设立的长条形殉马坑，过去在其他一些吐蕃墓地中也有发现，如前述青海都兰热水吐蕃一号大墓前，设有5条长条形的殉马坑，坑中葬有完整的马骨架87具。[7]山南乃东县切龙则木墓地M1前有两处动物排葬坑，在一号坑内共发掘出土5具马骨架，二号坑共发掘清理出残存的马骨架3具，葬式与一号坑内的殉马相同，由于此坑南部曾被破坏，因此从残存迹象上分析原来坑的长度超过9米，殉马的数量至少也当在4匹以上，两坑共计殉马总数应在10匹左右。[8]列山墓地第113号墓前共有5条这样的殉马坑，若平均以每条坑内殉马9匹计算，仅第113号墓殉马的数量便可达到45匹左右，可见当时杀殉动物祭祀的风习之盛行。
图11 列山墓地祭祀遗迹（霍巍摄）
列山墓地东区西北部在1982年调查时便发现一石碑的碑座，当时露出地面部分仅有27厘米，1993年调查时将其全部清理出土，由此可知此碑座系用整石雕成，长120厘米，残高66厘米，其形状为一龟形，头部已残缺，尚可辨识出龟的四肢，碑座正中有长方形的沟槽，可能系安置石碑所刻。在碑座的四周保存有石块垒成的石墙残体，平面呈方形，在墙的四角均发现扁圆形的柱础石，可以由此判定系一处地面建筑，有可能为遮盖在石碑上方的碑廊一类建筑遗迹。在墓前树碑的做法流行于吐蕃王朝时期，在前述的琼结藏王墓地、拉孜县查木钦墓地中[9]都曾发现过墓碑，琼结藏王墓地中的赤德松赞（798—815）石碑以及现立于拉萨大昭寺门前的《唐蕃会盟碑》（823）底座的形制也呈龟形，这应当是受到中原唐代碑制的影响，同时也证明只有在相当级别的墓葬前面才有可能树立这样的石碑（图11、图12）。
图12 列山墓地石碑兽座（霍巍摄）
二、对列山墓地性质的推测
与山南琼结藏王墓不同之处在于，列山墓地没有任何文献资料记载可供对比。虽然在列山墓地M115号墓中出土的木构件上遗有单个的藏文字母，[4]但据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巴桑旺堆先生考证，木构件上遗留下来的这个词为藏文“bla’-cu”。从字面上看“bla”一字有“灵魂”之义；“cu”一则可作为“bcu”的变体，当数字“十”讲，二则“cu”与“chu”相通，可作藏文中的“水”来理解，[10]均与墓主身份或墓葬纪年等无涉。顺带指出，从列山墓地第115号墓这批木构件的出土情况来看，发掘者描述称：“它们为长1米左右的木制条形构件，其截面基本呈方形，木条表面加工细致，有的尚留墨线。”由此看来，它们的数量显然不止一块，有字的这块仅仅是其中之一。因此，联系到巴桑旺堆先生的释读，笔者推测书写在木构件上的这个藏文单词作为墓葬中木构件计数的标志可能性较大。
由于缺乏可靠的文献史料可以参照对比，所以长期以来对列山墓地性质、年代的推测都只能依靠地面文物调查所获线索。目前，列山墓地已有两个正式公布的14C数据，一是M130出土的木炭标本，14C测定数据为700年+70年；[1]另一个数据为M115出土木构件标本，14C测定数据为距今1275年，树轮校正年代为682年至888年，[4]若再结合西藏其他地区发现的吐蕃墓葬的情况加以对比，将列山墓地的年代大体上比定吐蕃王朝时期（7世纪—9世纪）应当是可以成立的。
在传统的藏文史籍中，都没有提到列山墓地，这为我们判断列山墓地的性质带来了很大困难。近年来，巴桑旺堆先生利用《弟吴佛法源流史》《西藏王统记》《宁玛教法史》《贤者喜宴》等藏文文献提供的线索，提出了一个颇具新意的推测，认为列山墓地很可能是吐蕃王朝时期位于吐蕃西南部塔布和工布之间的“钦氏”家族的墓地。[10]其主要依据有下述各点：其一，列山墓地所在地望与藏文文献中所记载的古代“钦氏”家族相符，即均位于吐蕃王朝时期的“下塔布、上工布”之间。其二，钦氏家族为吐蕃时期的“十二小邦”之一，在长达近300年间与吐蕃王室建立了牢固的联姻关系，尤其是在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建立起强大的吐蕃政权之后，历代吐蕃赞普多娶钦氏家族之女性为正妃，钦氏之男性则以“尚论”即舅臣之尊累世出任吐蕃王朝的大臣与重臣，故才有此雄厚的财力与权势修建如此壮观的墓群。其三，据藏文文献记载，在塔布、工布一带有关吐蕃赞普与王妃事迹传说当中，有不少诸如“葬活人入墓穴”之类的奇特风俗，有可能曲折地反映出当时古墓葬流行的某些情形。其四，《弟吴佛法源流史》中所记载的保护钦氏之神——“钦拉天措”，在另一部藏文文献《西藏神祇名录》中载其地望在“上工布之地”可作为佐证其地望的证据之一。
巴桑旺堆先生认为，“钦氏”之王的“钦域”，其地望应当在“下塔布、上工布”之间。按照他的理解，藏文古书中所载的“塔布”与“工布”，是两个传统的接壤在一起的地域名称，与“娘布”合称为“塔、工、娘三布”。其中“塔布”泛指今山南地区加查县全境及朗县之大部；“工布”则包括今林芝地区林芝、米林两县全境；“娘布”包括今林芝地区工布江达县大部。在吐蕃“十二邦国”当中，塔、工、娘三布分属于4个邦国，即上塔布为塔布邦国，工布和娘布为吐蕃王室后裔工噶布王（rKong rje dhar）和娘布王（Myang rje）的领地，下塔布和上工布之接壤之地则是钦域邦国所在地，而朗县列山墓地正好处在这个地域之内。
笔者认为，巴桑旺堆作为藏史研究专家介入到考古学研究领域，在缺乏明确的考古断代材料的情况下依据各种文献资料提供的线索，对列山墓地性质、墓主身份、年代等做出的考订意义十分重大，这种将考古材料紧密结合文献史料加以综合研究、分析的方法，在西藏考古与历史研究领域都值得提倡和借鉴。他的这一意见，为探讨诸如列山墓地这样的非吐蕃王室墓地的性质问题，极大地拓展了我们的研究视野与思路。当然，由于吐蕃时期的文献资料十分有限，也还存在着一些有必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总体而言，吐蕃时期“十二邦国”中的“娘、工、塔”三“小邦”的大体位置可以根据文献记载做出推测，而且这些“小邦”与吐蕃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其中如“工布”小邦与吐蕃的关系通过现存于林芝县内的第穆萨摩崖刻石便可略见一斑。在第穆萨摩崖刻石当中，应工布小邦王子家臣们的祈请，由吐蕃赤德松赞赞普（798—815在位）颁诏刻石，以结盟的方式确认工布小邦王为唯一正统的工布噶波王位，保证其奴隶、土地、牧场的权益，不向其摊派官役和征收赋税等。[11]恰白·次旦平措先生研究认为，此通刻石从表面上看是应工布王臣之请求，将赞普赤德松赞所属的工布地区连同农奴及生产资料等在内的主权永远归属工嘎波王及其后裔世代领有，并将其誓约镌于石上，“以做永久性文书加以宣扬”，[12]实际上不过是吐蕃王朝试图通过这样的“盟誓”达到笼络和控制四周“小邦”之目的。通过这个例子可以推测，当时吐蕃东南部的“娘、工、塔”等小邦，可能与吐蕃王朝之间都或多或少保持着这样的“盟誓”关系，只是有的见诸记载，有的则史书缺载而已。
与工布小邦一样，钦氏家族在吐蕃时期同样具有十分显赫的地位。如在《弟吴佛法源流史》的记载当中，钦氏（亦即汉译的琛氏）具有很大的权势。藏族传统史书中称“三尚四论掌管前藏地区事务”。这里所指的“三尚”，即琛氏、那囊氏和没庐氏，是吐蕃赞普会议的组成人员[4]。恰白·次旦平措先生等在《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一书中还记载：“下部的琛氏为下要茹的茹本，名为‘琛氏嘉期协丁’。”[13]茹，意为“翼”，原指吐蕃军队的一个方面军。“茹本”则为一个方面军的最高指挥官，一般由当地最大的氏族贵族担任此职务，[14]可见琛氏在吐蕃王朝的地位之一端。另在《唐蕃会盟碑》右面的蕃官题名当中，有“囊论琛尚颊热窟宁赞”“悉南纰波琛尚旦热悉诺布”等重臣之名字，[11]王尧先生认为这里所铭刻的琛氏家族成员亦即《敦煌吐蕃历史文书》P.T.1287“赞普传记”中所列举的吐蕃尚、论名单当中的“琛氏”家族。[15]在《敦煌吐蕃历史文书》P.T.1286“小邦邦伯家臣及赞普世系”当中，也有“琛玉古玉之地，以琛杰内乌为王，其家臣为‘当’与‘丁蒂’二氏”的一段记载，[15]这里显然也是指的同一个“琛氏”。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林冠群先生研究指出，在赤德松赞兴佛证盟诏敕之中，参与盟誓的有七位琛氏官员，列名宰相同平章事一级的琛氏官员有“尚琛杰赞热列斯（Zhang mChims rgyal btsan bzher legs gzigs）”“尚琛杰拉热内夏（Zhang mChims rgyal Lha bzher ne shang）”，列名内臣的有“尚琛杰多斯（Zhang mChims rgyal mdo gzigs）”，列名地方官、将军、外臣的有“尚琛杰东聂门赞（Zhang mChims rgyal stong sman btsan）”“尚琛杰达热杰列布（Zhang mChims rgyal stag bzher rgyal slebs）”“尚琛玛赞（Zhang mChims rma btsan）”“尚琛杰马年孜（Zhang mChims rgyal ma rmyin btse）”等人，[16]表明其与王室雅隆部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另据记载，在吐蕃王朝末期发生的暴动与社会动乱当中，要茹地区首先也是由琛氏等“工布六人”聚义于开山筑渠的工地，提出“不砍山头，要砍人头”的口号，发动暴动，并发展到率众发掘吐蕃王室陵墓，将吐蕃境内的暴动推向了高潮，[17]其影响力与号召力之大在工布地区首屈一指。
如上所述，钦氏（琛氏）家族在吐蕃时期的文献史料中屡见记载，并时时处在位高权重的地位毋庸置疑。所以，巴桑旺堆先生认为其具备修建列山墓地这样大型家族墓地的财力与权势是顺理成章的。
但要最终证实列山墓地即为“钦氏”家族墓地，在没有可靠的考古材料出土之前，最为关键的环节是要解决“钦氏”“钦域”所处的地望究竟在何处的问题。众所周知，吐蕃文献中所记载的“十二小邦”“四十二小邦”以及“四茹”等概念都只是一个大概的地理方位，很难确指其具体的地望。如《敦煌吐蕃历史文书》P. T. 1286“小邦邦伯家臣及赞普世系”当中所记载的“琛杰内乌”王所在之地“琛”，王尧、陈践先生认为其地望应当在今山南桑耶寺附近，[15]而巴桑旺堆先生则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其应当在“下塔布、上工布”之“钦域”[5]，两者的大致方位看似一致，但具体所指实则差之甚远。在目前情况下，我们还很难对这一不同意见做出判断。
从考古调查与发掘的情况来看，有意见认为，“列山墓地的规模之大、墓葬数量之多在西藏是罕见的，极有可能是一处藏王级别的陵墓区”。[4]根据上述材料分析，虽然列山墓地的规模很大，墓葬总的数量也超过山南琼结藏王墓，但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大型墓葬的封土尺寸与琼结藏王墓相比则明显要低一个等级，很可能系藏王（吐蕃赞普）以下各地氏族首领一级的墓地，还不能达到藏王陵墓的级别。此外，从文献上来看，目前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等史料上明确提及的藏王及王室墓地当中，也没有任何关于列山墓地的线索。所以，我们目前还无法肯定列山墓地可能为一处藏王级别陵墓区这样的看法。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巴桑旺堆先生将其比定为“钦氏”家族的墓地在级别上应是大致对应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体上相当于巴桑旺堆先生所比定的“下塔布、上工布”一带，即今加查县、曲松县、朗县等县区域，根据文物普查获得的资料来看，具有类似列山墓地这样一些特点、规模较大的墓地还有发现，如曲松县县城西北面的井嘎塘古墓群，分布面积达39万平方米，墓区内共有21座大、中、小型墓葬，其中第14号、15号、16号墓为其中规模最大的3座墓葬。以第14号墓为例，此墓封土平面呈方形，最大边长达64米，封土残高6～8米。封土结构分为封土基与封土身两部分，砌建方法与山南琼结藏王墓、列山墓地中的大型封土墓相似，规模与列山墓地中规模最大的M29（边长66米）相差无几。此外在墓区内也发现有石墙基、石框等可能与祭祀建筑有关的遗迹。[18]另在加查县安绕镇发现的诺米古墓群，是迄今为止在加查县区域内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一处吐蕃时期墓地。墓地占地面积约12万平方米，共分布有大、中、小型墓葬共计39座。封土形制有梯形、方形两种。其中大型墓葬封土最大边长为26米，砌建方式一如列山墓地。在墓区内也发现有石框、石台等遗迹。[18]这些考古材料的发现也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有待解答的问题：它们是否也有可能属于吐蕃王朝属下各“小邦”或“邦国”的墓地？它们与“钦氏”家族墓地之间有无关系？所谓“钦氏”家族墓地是仅指列山墓地一处，还是由这个地区内这些规模不等、大大小小的墓地共同组成？抑或相当于在这个大家族下又由各个小的家族成员共同组成这样一个庞大的家族墓地？我们相信，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尤其是今后若有可能在这些墓地开展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有可能最终解答这些历史的谜团。巴桑旺堆先生的研究，让我们在探索前进的路上又迈了一大步。
三、余论
列山墓地从考古发现至今已近30年，随着近年来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的开展，使我们对这处墓地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其一，对于墓主的身份与地位，可以初步认定其要低于吐蕃赞普（藏王）一个等级，而不能将其视为与琼结藏王墓属于同一级别的“另一处吐蕃王陵”，过去的一些认识有必要加以修正[6]。就目前已知的文献材料而言，这处墓地应当是一处类似文献记载当中“钦氏”这样的大家族墓地。而这个大家族往往与吐蕃王朝保持着诸如“盟誓”等密切的关系，受到吐蕃王朝的恩赐，在丧葬礼仪制度上享有特权。其二，从列山墓地的营建我们可以得知，吐蕃时期的大家族墓地在规制上深受吐蕃王朝官方丧葬制度的影响，如在墓地中采用高大的梯形与方形封土作为标志，墓前建有动物殉葬坑，墓地建有石兽为座的碑铭。从墓地残存的建筑遗址推测，很可能还在墓地中建有祭祀性的建筑物，这些考古遗存与吐蕃王陵具有相同的时代特点和风格特点，也体现出相同的营建礼制。其三，同时我们也可以观察到，或许正是由于列山墓地的墓主并非吐蕃王室嫡系，在墓葬营建方面也保存着一些自身的特点，例如，在列山墓地中出现了塔形墓，这种形制的墓葬不见于琼结吐蕃王陵，显然只能视为一种地方性变体。对于这种塔形墓出现的原因，学术界有不同的推测，有的学者由此联系到佛教的佛塔形制，推测可能受其影响所致。笔者认为，虽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但由于吐蕃时期丧葬风俗主要还是受到本教影响，佛教因素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对吐蕃墓葬产生影响还需进行更深入的讨论，相对而言，如果我们将这种塔形墓的出现视为吐蕃时期各地墓葬在统一规制下保存的地方性特点，或许更为客观。
综上所述，列山墓地的发现，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与琼结吐蕃王陵相对应的另一处吐蕃时期大型墓地的样本，我们有可能从两者之间的比较研究当中，发现这一时期从最高级别的皇家陵墓到各地地方贵族家族陵墓之间在等级制度、营葬规制、丧葬习俗等方面的异同，从而充实和完善我们对于西藏古代墓葬制度若干方面的认识。我们也期待随着今后列山墓地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的进一步推进，将会提供给我们更多的考古学信息；同时，我们还期待藏学界对吐蕃时期文献资料的深度发掘与解读，提供给我们可供参考的文献资料信息。只有这两者的共同进步，最终揭开列山墓地之谜才会成为可能。
2009年
参考文献
[1] 索朗旺堆，侯石柱. 西藏朗县列山墓地的调查和试掘[J]. 文物，1985（9）.
[2] 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 西藏朗县列山墓地殉马坑与坛城形墓试掘简报[C]//西藏考古：第1辑.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
[3] 中国考古学会编. 中国考古学年鉴[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4] 赵慧民. 列山墓地之谜[J]. 中国西藏，2001（5）.
[5] 霍巍. 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6] R.A.石泰安. 川甘青藏走廊古部落[M]. 耿昇，译. 成都：四川民族版社，1992.
[7] 许新国. 中国青海省都兰吐蕃墓群的发现、发掘与研究[C]//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大阪经济法利大学，编. 7—8世纪东亚地区历史与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8] 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 乃东县切龙则木墓群G组M1殉马坑清理简报[J]. 文物，1985（9）.
[9] 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 拉孜、定日二县古墓群调查清理简报[C]//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10] 巴桑旺堆. 试解列山古墓葬历史之谜[C]//藏学学刊：第3辑.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
[11] 王尧. 吐蕃金石录[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12] 恰白·次旦平措. 论工布地区第穆摩崖文字[J]. 何宗英，译. 中国藏学，1988（3）.
[13] 恰白·次旦平措等. 西藏通史——松石宝串[M]. 陈庆英，等译. 拉萨：西藏古籍出版社.
[14] 王尧. 吐蕃文化[M]. 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
[15] 王尧，陈践.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M].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
[16] 林冠群. 唐代吐蕃的杰琛（Rgyal phran）[C]//唐代吐蕃论集.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
[17] 藏族简史编写组. 藏族简史[M]. 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
[18] 霍巍，李永宪，更堆. 错那、隆子、加查、曲松县文物志[M]. 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
Abstract
According to archaeological surveys and excavations of the sLeb-ri tombs in Tibet in recent years, the author reconsiders some related issues such a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cemetery, shapes of the tombs, sacrificial sites, and the custom of burying live animals. Combining new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Tibetology, the author also offers his new interpretations of the identities of the owners of this large-scale cemetery.
注释
[1]有关数据参照王仁湘等：《西藏琼结吐蕃王陵的勘测与研究》，《考古学报》2002年第4期，表三《西藏琼结吐蕃王陵一览表》。
[2]因1993年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队在列山墓地发掘墓葬的总数未见正式公布的数据，仅能依其在《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年卷和《列山墓地之谜》两文中所披露的数据，再加上1982年、1987年由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所发掘的墓葬总数加以推测。
[3]阿嘎土，藏族地区的一种传统的建筑材料。系将风化石灰石或砂质岩类捣成粉末，用于建造居住面或屋顶，施工时掺水拍实，建成后坚滑平实有如水泥。
[4]恰白·次旦平措等著，陈庆英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第59页，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
[5]巴桑旺堆指出：“国内藏史学界中多人望文生义，把今山南地区的扎囊县桑耶寺附近饮普（Mchims phu）山沟错指为钦域。”参见其《试解列山古墓葬历史之谜》，《藏学学刊》2007年第3辑第86页之注释3。
[6]包括笔者在内过去都提出过类似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