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综述
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综述
徐学书（王建墓博物馆）
地处四川西北的岷江上游流域山区，是我国最早进行石棺葬文物征集（1927年美国传教士陶然士首次在杂谷脑河下游的汶川县之克枯，理县薛城、通化、桃坪一带收集石棺葬出土文物）、考古发掘（1938年冯汉骥教授首次在汶川县萝卜砦清理一座石棺葬墓）和研究（1949年和1946年华西大学的葛维汉博士、郑德坤教授先后发表研究文章介绍、研究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的地区，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石棺葬文化遗存延续时代最长、空间分布最为密集、古代文明程度最高、文化面貌最为复杂、对周邻其他地区古代文化影响最大的区域。由于一些重要的考古发掘及调查资料因种种原因未能发表，以致于学术界对于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面貌尚无一个较为全面、清晰的认识。笔者因曾在岷江上游地区从事了十年石棺葬文化的考古调查和研究，负责并参加了多次重要的石棺葬考古发掘和清理，故根据20世纪80年代以来笔者的亲历和阿坝州文物部门的调查资料（包括文物普查资料），并结合已发表的考古发掘清理和调查资料及研究成果，对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作一综合性论述，希望能有助于大家对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深入了解和认识。
一、分布地域
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遗存主要为墓葬，遗址相对较少，另有少量窖藏及零星采集点。
在地理分布范围上，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的遗存分布最广，北起松潘县南部镇江关乡（发现有石棺葬墓），南至汶川县三江乡（有石棺葬墓）和都江堰市灌口镇及岷江西岸地区（发现有此时期石棺葬文化青铜螺旋纹柄剑、铜柄铁剑及陶器），西起黑水县东部晴朗乡毛尔盖河东岸（发现有石棺葬墓和遗址）、维古乡（发现有石棺葬墓和遗址）、茂县西部维城乡（发现有石棺葬墓）、理县朴头乡（有石棺墓葬，小地名称石箱子）、上孟乡河坝村（有石棺葬墓），东至茂县土门乡（有石棺葬墓），经北川县西部北至松潘县东南白羊乡一线（有石棺葬墓）。中心区域在茂县中部岷江沿线沟口乡以南、茂县光明乡以西岷江沿线、汶川县北部绵虒乡以北岷江流域沿线、理县东部甘堡乡及蒲溪乡以东杂谷脑河（岷江上游主要支流）流域沿线。在此区域内所有有现代村落的河谷台地及河谷两岸高山村寨，甚至一些已无人居住但仍有人耕种的河谷台地及废弃的高山村寨皆有战国末至西汉早期石棺葬墓地（部分地点发现了居住遗址）分布。其中茂县县治所在地岷江东岸的凤仪镇大坝（岷江上游沿线最大的河谷冲积平坝一级台地，汉晋汶江县治地——曾为汶山郡治，隋以后为茂州治地）及理县桃坪乡佳山北坡（杂谷脑河流域山中上部相对坡度较缓、土地面积最宽广的高山，为理县境内唯一的一山之上有二个大村的高山地区）为两处最大的战国晚期至西汉晚期石棺葬文化墓地[1]。墓地分布区面积皆在200万平方米左右，埋葬墓数皆数以千计。其中理县佳山墓地仅在墓地西部和西南部不足整个墓地面积六分之一的局部就暴露出石棺墓及因当地村民改土、建房取石板所毁石棺墓形成的土洞达800余座，估计该墓地总墓数至少在4000座以上。茂县凤仪大坝墓地先后在茂县城北明清茂州城东北角至县医院一带四次清理发掘石棺墓150余座[2]，从墓葬分布的密集程度及墓地面积估计该墓地埋葬的墓总数不低于理县佳山墓地。在理县佳山发现的石棺葬文化居住遗址面积亦近14万平方米[3]。在茂县凤仪大坝石棺葬墓地西南约1500米的青坡门河坝岷江东岸冲刷断面上可见到遗址堆积，距地表2.5米处有厚0.6米左右的战国晚期至西汉石棺葬文化堆积层（其上为纯净的河沙淤积层——估计与洪水有关及东汉至近现代文化层，由于未作大面积考古勘探，仅能见到临河断面50米长范围内的地层堆积，整个遗址面积不详），与凤仪大坝石棺葬墓地的时代一致[4]。其余时期的墓主要分布在中心区。
石棺葬文化墓地与居住遗址分布的相对位置关系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位于临河较大的台地或较大的支流入岷江口的河口冲积扇上的墓地和居住遗址。墓地分布于距河床或溪水相对较远、接近山坡的台地后缘，若台地较小则墓地位于台地后缘的山坡上，居住遗址位于距河床或溪水相对较近的台地前缘；若台地较小则位于台地中后部，即临水而居、邻山或依山葬墓。如茂县凤仪大坝、前峰乡河西村及马良坪村、南新乡牟托村、三龙乡河心坝村，汶川县克枯乡河坝村，黑水县晴朗乡八字村，理县甘堡乡甘堡村等墓地皆属此类型。此种类型从时代上看皆为战国中晚期以后，大多在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第二种类型是位于河谷两岸高山有较开阔坡地上的墓地和居住遗址。居住遗址多分布于山坡上部近于山顶或主峰前部较为平缓的坡地上，附近往往有由山顶流下的小溪或山涧泉水，即依山临水、居高临下；墓地则分布于居住遗址前下方坡地上，多在山坡中上部坡度相对较缓的开阔地带，而诸如理县佳山、茂县城北撮箕山这种大型高山墓地墓葬分布则由山坡中上部一直分布到山坡下部。此种类型在岷江上游最为普遍，时代上从早到晚都有，而大多在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晚期。如茂县凤仪镇撮箕山、前峰乡营盘山，汶川县萝卜寨、龙溪乡直台村、布兰村、垮坡村、绵虒乡塗禹山村、威州乡布瓦村，理县桃坪乡佳山村、西山村等墓地皆属此种类型。第三种类型是少数位于高山上部有较狭长的平缓坡地或溪谷两岸较狭长的台地上的居住遗址和墓地，居住遗址和墓地顺坡地或台地的纵轴左右平行或基本平行分布，后部依山、前临溪水或附近居址与墓区相反方向一侧有由山顶流下的小溪或山涧泉水，亦属依山临水、居高临下而居，背水依山而葬。如茂县南新乡别立村、前峰乡勒石村，汶川县龙溪乡阿尔村等墓地即属此种类型。
墓葬在墓地中通常是数墓并列、成排分布，排列有序。分布于高山坡地上的墓地，自战国晚期以后，墓葬分布通常由距居住遗址相对较近的坡地中上部按时代早晚逐渐向山坡下方分布，即时代越早的墓其分布越靠山体上方，时代越晚的墓分布越靠山的下方；时代相同或相近的墓分布于相同或相近的高度坡地上呈横向并列成排分布。同位于一排分布的墓往往数墓排列分布相对紧密，墓与墓之间相距多在0.5～1.5米，形成数墓一组的现象，每组墓之间则往往相距3～5米左右，可能每组墓的主人之间有一定的血缘关系，理县佳山石棺葬墓地可作为其代表。
分布于临河较大台地上的墓地，其墓葬分布越靠近山边台地后缘而距台地前缘居住遗址越远的墓时代越早，越靠台地中部距台地前缘居住遗址越近的墓时代越晚。同时代的墓分布于同一区域并往往数墓相对集中地列成一排成为一组，墓与墓之间相距亦多在0.5～1.5米之间，茂县凤仪大坝墓地可作为其代表。
分布于高山上较狭长的缓坡地带或溪谷两岸较狭长台地上的墓地，墓葬的分布越靠山坡或台地后缘的墓年代越早、越靠山坡或台地前缘的墓年代越晚。墓与墓之间亦为年代相同或相近的墓横向平行排列、间距甚密。茂县南新乡别立村和前峰乡勒石村墓地即属此类。
二、墓葬类型及结构
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墓葬类型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东汉中晚期共可分为石板棺墓、积石冢石板棺墓、砌石石棺墓、土坑墓、崖洞碉房墓、崖墓、独木棺墓、石椁独木棺墓、大石墓、砖石墓等十种类型，各类型墓的头向皆头向山顶方向（埋于河谷台地上的墓亦头向台地后方最高山峰方向）。现分述如下：
（一）石板棺墓
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中分布最广、最基本的墓葬类型，数量占95%以上，其时代早至新石器时代晚期，晚至西汉中晚期。基本特征是平面呈头宽足窄的长梯形，石棺无底板。建造方法是先掘一平面呈头宽足窄的长梯形土坑，然后紧靠土坑四壁用厚3～8厘米的岷山产青灰色板岩或灰色含云母变质页岩石板砌成石棺，通常头端比足端宽10～20厘米，高5～20厘米。头、足端各用一块较大的石板立砌作为棺头、足端的挡板，头高足低；两侧壁则各用2～3块石板顺砌，石板首尾连接部分相重叠数厘米至数十厘米不等，较短小的墓两侧壁亦往往只用1块石板，成人墓亦有于一侧壁用4～6块石板者；墓底不铺石板，或直接为生土，或于生土上铺厚2～4厘米的细黄土，或于生土上铺2厘米左右厚的草木灰，或于细土层上再加铺草木灰等。棺顶大多用盖板4～15块不等、少数间用石条（实为石材开采中形成的较厚、窄者）以至于盖板多达20余块，由足端向头端层层首尾相叠压铺盖，石板较大者则前后直接叠压5～10厘米左右为盖，石板较小者则于空隙上方加盖较窄小石板。墓壁四周的石板较之盖板石相对更为规整。盖板后填土将墓坑和棺掩埋于下。此种类型的墓战国早期以前所用石板多不规则，且时代越早越不规则、石板亦较厚，多在6～8厘米，春秋以前的墓所用石板不仅不规则且石材的硬度亦相对较低故多风化较为严重，战国中期以后建墓石板逐渐规则，一般呈长方形或长梯形（砌筑时底边平整、上边靠头端一方高而靠足端一侧低），单张石板面积增大。西汉初至西汉早期墓普遍采用规则的长方形大石板砌筑棺壁。在理县佳山还发现有西汉初年墓使用的厚4厘米、长2.4米、宽1.2米周边及两面极平整的大型长方形薄型石板，表明当时石材的开采、加工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墓葬的大小，成人墓石棺的长度在战国晚期以前多为1.5～2.7米，战国末至西汉晚期多为2.6～4米。石棺头端与足端的宽度和高度之差，战国中期以前多在10厘米左右、战国中期以后多在10～20厘米。棺内的构造，自撮箕山二期以后至战国晚期的墓大多用3～5厘米的薄石板横隔出的1～2层头箱，个别大墓有3层头箱，每层用1块石板横隔形成由近头端处依次向内渐低形成台阶状，每层头箱内中下部分填以细土形成台，上置部分较小的随葬品。此种类型的墓在战国中期以后发现有同墓异棺的夫妻合葬墓，即并列置二具有盖板、二棺之间隔以土墙、顶部填少许土石，其上再以石板数块由左右两侧向中心棚盖成屋顶状的石棺。
在少数地方发现有个别属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及西汉初至西汉早期此类石棺墓做成上下二层，即先挖一深坑，下部构造埋葬成人遗骸和随葬品的棺室，然后于其上再砌一层同样大小的葬小孩遗骸的棺室或空棺室。在茂县撮箕山、理县佳山、汶川萝卜寨、汶川草坡等地皆发现过此种双层石板棺墓。
（二）积石冢石板棺墓
目前仅在茂县南新乡岷江西岸牟托村后山发现7座。在该山中上部已清理M1（为战国中晚期之际石棺葬文化王侯墓[5]）。该墓清理时地表以上的积石冢已被除毁，地表以下的石棺墓室营造与同期石板棺墓相同，只是头箱为三层而一般同期墓为一至二层头箱，墓中随葬品较一般墓中随葬品丰富。墓室上部地表以上的积石冢原状已不明确，但可见垒冢石块大多被推至墓前方山坡下堆积，仅余冢下部土夹石堆积。从遗存情况推测原冢可能与位于该墓前下方山体中部的5座积石冢墓较为一致。此5座积石冢平面为长梯形，面向山下，长4～5米，足宽4～5米、头宽2～2.5米，足端高0.8～1.2米、头端高0.3～0.4米，呈足（前）宽头（后）窄、足高头低状。冢的周边下部及足端立面上用由外地运来的长宽在0.2～0.5米的不规则青灰色板岩石块垒砌，中心用拳头大小以下板岩碎石垒冢，冢上部用长宽在0.15～0.3米不规则板岩石块垒顶。在M1后部山体上方6米处有一座最大的大型圆丘形积石冢，直径20米、高3.5米。冢下部周边用外地运来的长宽在0.2～0.4米的不规则岩石块垒砌形成冢边，中部及上部用拳头大小板岩碎石块（夹杂有泥土）垒冢，冢顶堆放十余块长宽在0.3～0.6米的较大不规则板岩石块。该冢不仅规模最大，同时位于整个墓地最靠山的上部、整个山脊上唯一最宽、宜于营造墓葬的地方（该墓冢在隔岷江东岸南北数公里范围内皆清晰可见）。M1所在山体位置则已相对较窄，坡度较大，无条件营造较大墓冢。山体中部的5座积石冢所在山体位置就更窄、坡度较陡，冢与冢相邻更无条件营造较大墓冢。据岷江上游石棺葬墓——战国晚期以后的山地墓葬往往是越靠山上部的墓年代越早、越往山下部分布的墓年代越晚的现象并结合各墓所在位置分析，估计M1后部山上方的大积石冢墓年代早于M1，而山体中部的5座积石冢墓年代晚于M1。
（三）砌石石棺墓
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中西汉早期至西汉晚期较为常见的一种墓葬类型。与石板棺墓的区别在于四壁不用石板而是采用不规则石块、砾石砌筑，砌法与居住遗址中发现的石块砌碉房墙体砌法相同，即用石块、砾石等拌黄泥加垫小石块修砌。有的墓头端内侧有黄土二层台用于放置随葬品，有的于棺壁两侧中段中上部砌出横长方形壁龛，棺长在2.2～5.1米之间，壁厚0.3～0.5米。其余营造方式与同期石板棺墓相同。其中西汉早期的此类墓墓壁墙体全部以石块砌成，而西汉中、晚期有的墓则加部分砾石修砌墓壁。此种墓发现有双棺并列夫妻合葬墓，二棺之间以石块砌出相当于侧壁厚度二倍的中隔墙，棺顶石板仍分别覆盖。
（四）土坑墓
此种墓葬类型极少，仅在茂县撮箕山发现数座，时代从战国中期至东汉。其中战国中期的一座为基本呈长方形的利用地表凹地略加挖掘的浅土坑墓，长2.6米、宽0.6米，随葬品极少。西汉至东汉的墓则墓坑略为规整，皆较浅，随葬品很少。
（五）崖洞碉房墓
目前仅在理县薛城乡明清理番府城东门外发现一座[6]。系于杂谷脑河南岸二级台地的沙砾沉积层断崖中部距地表高2.4米处先挖一个“甲”字形墓洞，墓门宽1.3米、高1.15米、长方形平顶墓道进深1.6米。墓室平面呈长方形，进深3米、宽1.9米、高1.4米。然后于墓洞内依四壁用板岩石块砌墙，墙厚0.5米；顶以窄长青灰色板岩石板数张棚中作顶，其下端抵两侧边墙顶端外沿洞壁上，上端棚中搭于作脊的前后二根青灰色板岩石条上，构成一座洞室之中的石砌悬山顶房屋形状的墓室，无底板石，底部铺一层草木灰。葬入尸及随葬品后再以板岩石块封砌墓口。该墓中曾出土汉武帝时期五铢钱、铁剑、铁片甲、铜泡钉、汉代铜平底罐、陶豆、陶平底罐、圜底罐等文物，表明为西汉中期石棺葬文化系统墓葬。该墓内的房屋形状墙体砌法同于砌石石棺墓和遗址中的碉房墙体，石板顶的做法在现代川西北地区嘉绒藏族碉房建筑中仍可见到。故该类墓实为以“碉房”作为石棺。
（六）崖墓
发现于沿杂谷脑河中下游流域理县木卡乡东杂谷脑河南岸、桃坪乡古城村杂谷脑河南岸、汶川县克枯乡河坝村杂谷脑河北岸、汶川县龙溪乡龙溪沟（杂谷脑河北岸支流）西岸高山村直台村、汶川县城南岷江东岸支流七盘沟入岷江的沟口段北岸等地，共28座。皆依山崖开凿，分单室墓和双室墓。其中单室墓按墓室平面可分长梯形（形若石板棺，见于直台村）、长方形（有的后部有二层台、后壁有后龛）、长方形两侧带耳室（后有二层台，见于克枯墓群）等几种。双室墓包括两种墓形，一为左右并列、各有墓口、墓室前部中下部相通、墓室中后部墓室间留岩壁为隔墙（见于七盘沟墓群）；另一种为于纵向的长过厅右侧与过厅垂直左（后）右（前）并列二长方形墓室，墓室地面高于过厅地面，两室之间的岩石隔墙中上部开一长方形孔，其中右室后壁中上部有头龛（见于古城村）。这些崖墓的时代，直台崖墓墓形原始仍同于当地石棺墓，并位于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的石棺葬墓地中（凿于一突出地面的大岩石上），出土的泥质灰陶乳钉纹罐具有西汉早期石棺葬文化陶器风格，同出的还有属西汉早中期的双耳罐、喇叭钮圈足豆、绳纹圜底罐等陶器，故该墓的年代当在西汉早中期，当属最早期的崖墓形式。其余崖墓则大多属于西汉晚期，其中克枯崖墓群中有的单室墓年代可能早至西汉中期。据当地老人回忆该墓群有数墓系民国十六年（1927年）打开，出土文物皆为石棺葬文化器物，部分质地较好的陶器于三十年代后期为当地基督教教区负责人陶然士牧师收购。而查有关资料陶然士牧师于三十年代后期确于克枯、桃坪一带代华西大学博物馆收集了一批石棺葬文化器物，现存四川大学博物馆，皆为西汉早、中期遗物[7]。
（七）独木棺墓
发现于理县佳山山体下部1984年发掘的第Ⅳ区西汉中晚期石棺葬文化墓地中，共清理二具[8]，为双棺并列（估计为夫妻合葬）墓。因棺木系埋于山体下部的沙土中，故未能发现明显的墓坑。棺以整段柏木用斧劈挖而成，棺两头齐平，有盖。棺身横断面呈“U”形，棺身与棺盖做成子母口上下扣合，棺内两端以厚柏木板嵌出挡板。出土有属西汉中期的昭宣五铢钱，其中一棺上部被西汉中晚期的一座砌石石棺墓所叠压，故该墓时代应为西汉中期。
（八）石椁独木棺墓
发现于理县佳山山体下部1984年发掘的第Ⅳ区西汉中晚期石棺葬文化墓地，经考古清理的2具独木棺墓西侧沙土层中，当时所见已暴露及因当地民工筑路取沙已毁的此类墓有4座。其结构为于砌石石椁中再置1具独木棺，木棺外的石椁为板岩石块所砌。从被毁的2座墓中散落并被毁的陶器残片可辨器形的有属于西汉中期以后的泥质灰陶双耳罐、甑及绳纹圜底罐（釜？）、铁三足残件等，应为西汉中晚期墓。
（九）大石墓
共发现3座。1座于1988年发现于理县佳山山体下部1984年发掘西汉中晚期墓地西部30米处的泥石堆积层下部，墓室平面呈长方形，长2.25米、内宽1.1米、高0.95米，两侧墙以板岩石块砌筑厚0.5米，头、脚两端以石板立封，砌法同于1984年发掘清理的佳山西汉早期石砌石棺墓。墓顶以一块重约10吨的不规则板岩巨石为盖。出土文物包括西汉晚期的五铢钱、青铜弩机、青铜带钩、铁削、铁刀、陶双耳罐等，应属西汉晚期墓[9]。在佳山山下东部六十年亦曾发现过一座大石墓，但为空墓。还有一座系1987年发现于茂县城东东山中部上山小路旁，墓室下半部已埋于地表以下，亦为空墓。墓室两侧壁各用数块不规则自然大石堆砌，后壁用一块不规则自然巨石作头端墙，顶部用一块重约七、八吨的整块自然巨石为盖，墓口处有数块散乱的大石块估计为封门石（大多下部埋于土中）。墓室后壁巨石中上部利用凸出的横长石壁部分人工雕凿出单檐庑殿式屋顶的前坡部分，屋面仿实雕刻出圆形瓦当、筒瓦垄、瓦沟，与四川东汉中晚期画像砖中及陶房模型常见屋顶形式极为相似，故推测该墓当为东汉中晚期墓。由于东汉时期在今茂县城及周邻地区主要为由内地进入该地区的汉民、北方南下的羌人及仍留居该地的部分土著居民，而据考古发现当时汉民盛行花边砖墓、羌人据文献记载流行火葬无墓（岷江上游至今未发现汉代至唐以前的羌人墓葬），联系到在理县佳山发现有土著居民的大石墓，在茂县城所在地凤仪大坝及城东北撮箕山石棺葬文化墓地中均有东汉中晚期墓，故推测该墓亦应属石棺葬民族的大石墓。
（十）砖石墓
为岷江上游东汉中晚期石棺葬文化较为常见的墓葬形式，系采用汉式花边砖与石块、砾石等混合构砌长方形墓室四壁，顶部盖石板。
三、年代分期及各期代表性器物
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根据考古发现其时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历夏、商、周、春秋一直延续到东汉中晚期。其中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战国中期以茂县城北撮箕山墓地为代表[10]，战国晚期至西汉晚期以茂县凤仪镇石棺葬文化墓地和理县佳山石棺葬墓地为代表，东汉时期的石棺葬文化墓葬可以茂县撮箕山、茂县凤仪镇及汶川县威州镇黄岩村等地东汉墓为代表。
图1 1984年茂县撮箕山早期石棺墓器物图
1.撮箕山中上部石棺墓中采集泥质罐 2.罐（AM2 : 4，二期） 3.罐（AM2 : 1，二期） 4.敛口罐（AM2 : 3，二期） 5.罐（BM57 : l，三期） 6.直领罐（AMI : 3，三期）7.大口罐（BM58 : 1，三期） 8.杯（BM57 : 5，三期）9.豆（AM3 : 2，一期） 10.纺轮（AM2 : 2，二期）11.纺轮（AM8 : 7，三期） 12.带盖罐（AM18 : 2，四期）13.簋（AM1 : 5，三期） 14.直领罐（AM15 : 10，四期）15.钵（BM52 : 4，四期） 16.大口罐（BM56 : 3，四期）
茂县撮箕山石棺葬文化墓地1984年由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阿坝藏族自治州（后更名为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联合发掘清理64座。这批墓葬排列有序，按分布情况分为西区（B区）和东区（A区）。1986年茂县羌族博物馆配合当地砖厂取土继续在B区清理360余座墓葬，出土文物与同区1984年发掘清理的一致。根据1984年发掘清理墓葬的打破、叠压关系和器物演变情况可分为九期。一期有夹砂红陶平底小罐、夹砂红陶大敞口平底小杯、豆等。二期除一期器形外，增加算珠形纺轮，出现青铜质小薄片、白石粒。三期墓除夹砂和泥质红陶平底小罐（口部直径小于肩腹部直径），敞口斜直壁小钵和算珠形陶纺轮外，新出现陶簋、青铜小刀。此三期器形分别与广汉三星堆遗址二、三期所出同类器一致（所不同者撮箕山所出皆为小型明器），其年代应与广汉三星堆遗址二、三期相当，即约当中原夏商时期。撮箕山墓群第四期中前一期的器类仍然流行，但陶色火候有所提高，平底小罐罐口多加尖底小盖，罐口直径与肩腹直径略相当。出现直领平底小罐，罐口亦有尖底小盖。平底小罐有的于一侧口沿下束颈部位饰一个流咀状乳钉。此期时代约当西周早中期。第五期墓除沿用上一期器物外，平底小罐束颈部分更加内束，形体较之以前略显瘦，新出现与西北卡约文化相同的夹砂褐陶单耳平底小罐（系于平底小罐一侧口沿至肩部加一扁宽耳，或于带流咀状乳钉平底小罐与流咀状乳钉对称的一侧置一耳）、夹砂褐陶圆形口双耳罐，出现喇叭形圈足豆，并流行简易青铜皮卷制的青铜管珠，有白色大理石质羊角形项饰和圆管珠、玛瑙珠、青铜圆薄片状耳坠等装饰品，时代约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第六期仍流行上期夹砂褐陶平底小罐、单耳罐、双耳罐等，陶豆演变为侈唇斜直壁深腹矮圈足豆，出现川西平原地区蜀文化遗址中春秋中晚期常见的夹砂灰陶大口深腹尖底罐（最大径在肩腹之际），装饰品出现白色料珠、青铜牌饰，时代约为春秋中晚期。第七期平底小罐陶质成为夹砂灰黑陶，出现底部近于尖底的夹砂灰黑陶带平底小杯形盖的大敞口宽沿束颈鼓腹平底小罐、平底小杯，上期的陶豆演变为泥质灰陶喇叭足豆，出现实用的泥质灰陶圈足簋。时代约当春秋末至战国初。第八期在前一期流行的夹砂灰黑陶大敞口宽沿束颈底近于尖底的小平底罐演变为宽沿高领鼓肩尖底小罐，平底小杯和簋形豆仍然流行，出现并流行实用的泥质灰陶单耳罐、泥质灰陶双耳簋、表面打磨光滑的泥质灰陶平底罐、夹砂灰黑陶圆口大鋬耳双耳罐，装饰品流行玛瑙珠、白色和米黄色烧料珠等。时代约当战国早期。第九期墓前一期器物仍流行，夹砂灰陶或泥质灰陶的圆口大鋬耳双耳罐开始流行，出现表面光亮的黑衣泥质灰陶罐、泥质灰陶罐、泥质灰陶乳钉罐、饰暗漩涡纹的罐及双耳罐。出现青铜扁平茎短剑、青铜连珠钮、直筒杯等。此期墓的年代约当战国中期。此外，在撮箕山1986年还曾采集到1件三角援直内饕餮纹戈，器形与中原殷商至西周流行的同类戈近似，但援本部较窄长。在发掘区以北约200米的撮箕山山坡中上部还发现数座因当地村民耕地毁坏的石棺墓，墓穴皆较小，所用石板较小且不规则，从墓葬断头处采集到数件小平底罐残件，为用当地黄褐色黏土（内夹较多风化页岩粒及黄土结核粒）用手捏制，撇口侈唇、鼓腹平底，高5～6厘米、腹径5厘米左右、壁厚1.5厘米左右、腹内径1.5～2厘米，制作方法为先用泥坯捏出小罐外形，然后用手指（食指或中指）钻出小罐的腹腔部分，最后晾干或略加烟火烘烤而成，极为简单原始，撮箕山发掘清理的一期墓所出主要器形夹砂红陶平底小罐即系在此种罐基础上发展而来，时代上此种原始简单的小罐应较一期墓的年代为早（此种小罐与一期夹砂红陶平底小罐之间似还应有过渡——在制作方法、胎厚薄程度、经火烧过程皆应有一个过渡时期），其年代似应早至新石器时代晚期。
图2 1984年茂县撮箕山中期石棺墓出土器物
1.罐（AM17 : 3，五期） 2.直领罐（AM6 : 1，五期）3.尖底敛口罐（AM5 : 9，五期） 4.尖底罐（AM5 : 3，五期） 5.圜底罐（BM54 : 4，六期） 6.宽沿尖底罐（AM5 : l，五期） 7.纺轮（AM17 : 6，五期） 8.单耳罐Ⅰ 式（AM25 : 5.五期） 9.单耳罐Ⅱ式（AM21 : 4，五期）10.双耳罐Ⅰ式（AM5 : 6，五期） 11.双耳罐（AM21 : 3.五期） 12.杯（AM21 : 2，五期） 13.器盖（BM36 : 3，六期） 14.碗（AM16 : 5，六期） 15.簋（AM5 : 13，五期）
其他地点发掘的战国早、中期墓中，如茂县营盘山清理的10座石棺墓[11]随葬陶器与撮箕山八、九期一致，青铜器除有扁平茎短剑外还有螺旋纹柄山字格剑、铜直柄牌饰。最重要的发现是1990年在茂县南部岷江西岸牟托村发掘清理的战国中晚期之际石棺葬墓M1及两座陪葬坑[12]。出土了大量仿中原西周、春秋时期风格的青铜鼎、罍、甬钟、镈钟及战国中晚期风格的铜敦，并出土有1件应属春秋晚期的青铜铭文鼎盖（鼎身应属后配铸）——“与子共”鼎鼎盖，还出土有大量具有西周至战国中晚期风格的仿中原及蜀式同类兵器的三角援戈、中胡戈及矛、柳叶形剑等，同时亦出土了大量具有土著文化特色的戟、銎内戈、柱状柄及龙首柄的青铜短剑、扁平茎短剑、圆形铜盾、螺旋纹柄山字格铜柄铁剑、青铜神鸟、具有人面和兽面的双面兽形饰、动物纹铜牌饰、铜连珠钮、铜圆牌饰、尖角铃、直筒杯及大量玛瑙质和绿松石质珠饰串成的珠襦，还伴出与撮箕山八、九期及营盘山石棺墓相同的泥质灰陶双耳簋、无耳簋、小杯、暗漩涡纹乳丁罐、小罐等，并出土了大量同于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箭山寨类型”[13]同类器的玉质斧、石质斧、锛、凿、刀、纺轮等工具，只是牟托石棺墓及陪葬坑所出磨制较“箭山寨类型”更精细。另在茂县沟口乡盘龙寨半山坪发现一处战国中晚期至西汉的青铜铸造作坊遗址，在表土层下有厚数十厘米的红烧土层，内夹杂有战国中晚期至西汉的石棺葬文化陶器残片，青铜长方形铸锭（每锭重约20斤），并曾出土有青铜甬钟及大型铜釜、铜鉴等。
图3 1984年茂县撮箕山晚期石棺墓出土器物
1.罐（AM12 : 5，七期） 2.小平底罐（AM10 : 6，七期）3.尖底罐（AM10 : 2，七期） 4.带盖罐（BM30 : 1，八期）5.罐（BM27 : 2，八期） 6.翻沿罐（BM32 : 7，九期）7.矮圈足罐（BM32 : 5，九期） 8.大口罐（BM28 : 1，七期） 9.单耳罐（BM33 : 12，七期） 10.双耳罐（BM30 : 8，八期） 11.暗旋涡纹双耳罐（BM32 : 9，九期）12.小平底杯（BM32 : 26，九期） 13.杯（BM32 : 27，九期） 14.单耳罐（BM31 : 6，九期） 15.钵（BM33 : 8，七期） 16.簋形豆（AM1Q : 12，七期） 17.纺轮（BM41 : 3，七期） 18.簋形豆（BM31 : 9，九期）
至西周早中期，石棺葬墓开始出现于撮箕山下的凤仪大坝东北部，一直延续至东汉中晚期，大多数墓的时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晚期。在凤仪大坝石棺葬墓地考古工作者于1978年先后2次在明清茂州城东北部城垣外侧发掘清理64座石棺墓，1986年茂县羌族博物馆配合县医院基建在1978年发掘c区西、南侧又清理40余座，1991年底茂县羌族博物馆在明清茂州城东北1978年发掘D区以北清理31座石棺墓（其中西周和战国晚期墓各2座，余为春秋至战国中期墓，出土遗物与撮箕山同期墓一致）。理县佳山墓葬主要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晚期。汶川县萝卜寨墓为战国末期至西汉中期[14]。综观战国晚期墓葬出土器物，陶器流行圆口双耳罐、泥质灰陶单耳罐、暗旋涡纹罐及双耳罐、大口罐、尖底钵等，双耳簋、簋、尖底小罐、小杯等消失。铜器中流行扁平茎短剑、螺旋纹柄山字格剑、铜连珠、铜管饰、蜀式铜三角援戈、钺（在茂县发现有石钺范）等。战国末至西汉初年墓流行圆口及梭形口双耳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泥质灰陶或加黑衣的凸漩涡纹大鋬耳双耳罐，陶罐、双耳罐等口沿、肩、腹部往往施红彩，流行汉式喇叭钮圈足豆、绳纹圜底釜和圜底罐、鼎、碗，并有具有自身特色的直筒杯、三乳钉状足罐，陶器上出现较多刻划符号以及汉字如“朱帝”“李”“姑可”“之”“申”“十”“七”等。铜容器流行蜀式釜、鍪，兵器流行螺旋纹柄山字格剑、铜泡饰、银及铜臂甲、连珠钮、铜镯、圆形革盾、戒指、铜铃、“S”形及铜条盘成的耳坠，铜柄铁剑及巴蜀式烟荷包式钺、直銎式斧等，流行铁釜、鍪、斧、锄、削、锅等，并出土秦国半两、秦半两、汉初十二铢半两等钱币，漆器流行红髹黑绘黄髹红绘，器形主要为耳杯、盒等。
图4 战国晚期流行陶器器形
1.大口罐 2.暗漩涡纹乳钉罐 3.双耳簋形豆 4.单耳罐5.三乳钉足双耳罐 6.杯 7.杯 8.罐 9.直筒杯10.暗漩涡纹双耳罐 11.高柄豆
西汉早期墓除仍流行前期墓器物外，凸漩涡纹双耳陶罐皆为泥质灰陶制作，流行橄榄形陶网坠、陶纺轮等，汉式陶罐流行，陶器上常见刻划符号及类似于汉字的刻文和汉文字，陶豆上常见凿印汉文隶书阴文“亭”字，有的陶器上有“市”字，代表姓氏的字仍为“李”字，这有刻符及文字的陶器当为石棺葬的土著居民所生产。铜器出现大型薄壁铜釜、鉴、铜双耳罐等，并普遍随葬有铁工具，铁釜、鍪、铜柄铁剑及全铁剑流行。此外还流行漆器，皆为红髹黑绘。墓中多伴出秦汉十二铢半两、八铢半两、四铢半两等。西汉中晚期墓出土陶器除双耳罐外，出现三耳、四耳罐，流行汉式喇叭钮圈足豆、罐、圜底罐、釜、甑、碗等；铜釜、鍪及铁工具仍流行，铜柄铁剑消失，出现汉式铜弩机、箭镞、流行全铁剑，伴出西汉中、晚期五铢钱。有的墓下限可能晚至东汉初。在理县佳山1986年曾发现60余公斤重量的五铢钱和王莽时所铸各种泉、布、币钱。东汉中晚期墓随葬品除变形的腹较扁圆的双耳罐外，几乎已无石棺葬文化传统器物，多为同期汉式器物，如出现青铜摇钱树，流行陶猪、狗、鸡、陶房及水田模型等，构墓墓砖除几何纹花边砖外亦有写实的牛纹边砖、马纹边砖、钱币纹边砖、戈纹边砖、车轮纹边砖等，并伴出五铢钱等。
图5 战国末西汉初流行器形
1.双耳罐 2.凸漩涡纹双耳罐 3.直领罐 4.圜底罐5.圜底釜 6.豆 7.乳钉纹双耳罐 8.蒜头壶
四、经济生活及习俗、信仰
岷江上游地区自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箭山寨类型”时期便已种植粟类作物（在箭山寨遗址地层中有发现），茂县别立石棺葬文化遗址的商周文化层中亦发现有粟类粮食作物，茂县凤仪大坝及理县佳山西汉初至西汉早期石棺墓中亦发现随葬的粟类粮食，此种粮食在岷江上游地区现代羌族中直至20世纪70年代仍大量种植，俗称“水米子”，籽实椭圆、有皮壳，形似北方广种之小米。另据1978年茂县凤仪石棺葬发掘清理报告称发现有“皮大麦”[15]。此外，畜养牛、羊、马、猪等家畜，并兼营狩猎和捕鱼，亦采集部分植物果实根茎为食。在约当商代时已出现青铜制品（有青铜薄片），西周时期青铜小件饰物开始流行。战国时期已发展起具有较高水平的青铜冶铸业，有自己的铸铜作坊，能铸造多范合铸的鼎、罍、甬钟等礼乐器，掌握了焊接技术（如罍耳与罍身即采用焊接方法合铸）。战国中晚期之际出现了铜铁合制兵器。战国末至西汉初青铜冶铸技术进一步发展，能生产出较大的薄壁铜器如釜、鉴等，至西汉早期已能生产大型薄壁铜容器（在理县通化乡发现有直径达0.82米的大铜鉴，在茂县黑虎乡黑虎寨据茂县羌族博物馆的同志提供现尚存2只应属西汉早期的饕餮纹大铜鉴，其直径逾1.5米，现被当地羌民作为大锅使用）。战国末至汉初，行石棺葬之人已普遍使用铁器，并使用银器。至西汉早期陶器生产出现专门作坊并仿效汉区作法于一些陶器上戳印“亭”“市”等汉文。战国晚期至西汉形成了漆器生产业，漆器采用红髹黑绘，亦有少数采用黄髹红绘。装饰品动物纹饰的主题为牛、虎、龙、蛇、鸟、鹿、鹳、蜥蜴、蝉及狼、马等，此外还流行同心圆圈纹、太阳纹、米点纹、锥刺纹、螺旋纹、辫索纹、绳纹、篮纹、斜方格纹、玄纹、麦叶纹、人字纹等。并发现有一件属战国末至西汉初用红色彩绘的北斗七星及龙的陶罐（茂县撮箕山出土，现存茂县羌族博物馆）。战国晚期至西汉陶罐及双耳罐的口沿、肩、腹部流行以手指涂绘红彩（多用朱砂粉）作装饰。战国中晚期之际的牟托M1亦发现有漆绘罐。
图6 西汉早期石棺葬流行器物
1.凸漩涡纹双耳罐 2.双耳罐 3.罐 4.罐 5.翻沿罐6.瓮 7.圜底罐 8.圜底罐 9.单耳罐 10.网坠 11.铜釜 12.铜釜 13.铜鼎 14～16.钵 17～19.豆
在生活习俗上织羊毛为衣，著青色羊毛绒衫，亦织白色、棕色麻布，多见于包裹器物及覆盖包裹尸体。在战国中晚期之际的牟托M1石棺墓中，发现有作为尸被的薄如蝉翼的黄、红、青、棕色丝质绢帛共16层。习戴耳环及耳坠（多为“S”形或铜条卷成的圆盘状）。颈戴项饰——主要为玛瑙、绿松石、琉璃质（有蓝、黄、白、米黄等色），铜皮卷制的各种管珠（亦有石质、骨质管珠）串成项链。手、脚戴铜或铁镯，戴戒指（多为铜制，亦有用金制）或指环（铜制）。发式据牟托M1所出漆绘罐上人头像看为辫发三根，即在头顶两侧及脑后各辫发一根。
在岷江上游现代羌族传说中石棺葬人为“有尾人”，即所谓“戈人”，亦即隋唐时期汉文献记载中的现代川西北嘉绒藏族先民“哥邻”——现自称“格鲁”（“哥邻”实为“格鲁”的同音异写，直译即“格人”或“哥人”——“戈人”）。据现代民族学资料，“有尾”当即著犊鼻裤，为动物皮所制，当坐地、打猎、砍柴、过溜索桥时穿戴好以保护下身，当休息娱乐时则前端解下垂于腰后望之则若有尾。
居住习俗上据考古发现看战国时期已有石块修砌的石碉房等居所。据在茂县勒石村、理县佳山的发现，碉房基址为长方形并列数间的长房式建筑，每间平面呈长方形。房顶据理县薛城崖洞碉房墓结合嘉绒藏族传统碉房建筑应为以石板作瓦前后迭叠由下至顶的悬山式屋顶，故石棺墓的顶即仿此盖顶。此种碉房据保存至今的川西北嘉绒藏族和羌族碉房（岷江上游羌族传说他们的祖先是在当西汉中期以后因受汉兵武力所迫而游牧南下到岷江上游，后从石棺葬“戈人”处学会农耕、修建碉房定居的）看多为二至四层，底层畜养马、牛、羊、猪等家畜而上层住人，上下用独木梯，推测采用石棺葬之人的碉房建筑很可能亦系底层饲养家畜、上层住人。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亦记载汶山郡（岷江上游地区）的冉駹夷（即指行石棺葬之人）“众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十余丈为邛笼”。李贤注谓“邛笼，按今彼土夷人呼为碉”，即现代仍普遍可见的高数十米的石块砌碉楼，主要作为军事预警和防御性建筑。至于战国以前，据岷江上游现代羌族传说“戈人”亦住山洞，因山洞称“窑洞”，故又称“戈人”为“窑人”，称其所住山洞为“窑人洞”，以至于亦有将石棺墓称作“窑人洞”者。在杂谷脑河沿岸理县甘坡至汶川威州镇境尚有不少被称为“窑人洞”的山洞，个别洞中发现有灰烬堆积。人死，则葬用石棺，当与生居石室山洞有关。葬式有仰身直肢、仰身屈肢、侧身屈肢、俯身屈肢，二次葬及仅以人头代替死者等。
图7 西汉中晚期流行器物
1.凸漩涡纹双耳罐 2.双耳罐 3.罐 4.罐 5.直领罐6.圜底罐 7.陶釜 8.陶甑 9.铜釜 10.铜鍪 11.铜柄铁剑 12.铁剑 13.铜圆片剑首铁剑 14.大铜泡饰 15.小铜泡饰 16.漆耳杯 17.木缶
在茂县牟托M1中还发现有用绢帛作尸被并以玛瑙、绿松石珠等串缀成珠襦覆盖于最上部。随葬器物多置于头端，部分兵器、装饰品按死者生前佩戴部位放置。石棺墓皆无底，但墓底生土层上皆铺有细黄土层、草木灰层等。牟托M1墓底于中部至足端虽置一块木板作底板，但底板中部仍挖出一个长方形穿孔使整个底板呈“回”字形，似乎反映出人们认为底板中部的穿孔可使墓室内与地下阴间相通而可供死者灵魂出或入的观念。在早晚各期的墓中往往随葬有白石粒，而在现代川西北嘉绒藏族和羌族中各家房顶上、窗檐顶上皆置大小多少不等的白石块或白石粒代表自然界的各种神灵，石棺葬墓中随葬白石粒亦或许与此种自然崇拜有关。在茂县撮箕山一座属于七期的成年女性墓左侧紧邻发现一座小石棺墓，墓内仅置代表刚出世的小孩的一块不规则卵形板岩石头（石头下有少许骨屑），很可能反映了人们认为人系由石头中产生出来的观念。在属氐羌系统民族后裔的青海南部、川西北地区藏族中即传说其古代英雄格萨尔王是从石头蛋中生出来的。在随葬器物中，从早至晚皆发现器物往往在入葬时人为砸破、砸烂，可能也是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某种信仰观念。在茂县牟托M1中出土有一件同具人面和兽面的双面兽身青铜饰及被神化的青铜鸟、一铜铸钟上镂刻有翼龙及山的图案，表明当时人们所存在的动物神灵崇拜意识。在牟托M1出土铜镈钟的敲击部位上饰以七芒、八芒、九芒的太阳纹，在一件戟上亦饰以太阳纹，这种太阳纹说明当时人们存在太阳崇拜的意识并且可能认为敲击太阳发出的乐声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或作用。
五、文化渊源及其族属分析
考古资料表明，岷江上游地区的石棺葬文化是在当地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根据茂县别立遗址[16]上、下文化层分析，其上文化层属春秋至西汉时期，从该层中采集的陶罐、豆、碗、杯等器形及残陶片所反映的文化面貌与遗址西的石棺葬墓地（1980年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茂县文化馆发掘）春秋末战国初至西汉初墓葬（器物存茂县博物馆）所出陶器一致；下文化层中采集物包括泥质红陶、泥质灰陶、夹砂褐陶、夹砂红陶等质地的陶器残片，夹砂陶胎夹石英、板岩及页岩粗粒，纹饰有斜方格纹、绳纹，可辨器形有罐、钵等平底器，其文化面貌与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接近，但陶器火候又高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且未见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中的彩陶、泥质橙红陶等，故该文化层的时代可能稍晚于新石器时代。该遗址上下文化层的文化面貌明显属于同一文化系统不同发展阶段，因此该遗址下文化层的年代可能应在商周至春秋时期。
图8 战国中晚期流行铜器、铜铁合制器
1.螺旋纹柄山字格铜剑 2.单格铜短剑 3.双格铜短剑 4.扁平茎铜短剑 5.柱状柄铜短剑6.螺旋纹柄山字格铜柄铁剑 7.柳叶形铜短剑 8.矛 9.饕餮纹戈 10.三角援戈 11.圆牌饰12.圆牌饰 13.铜圆盾饰 14.尖角铃形饰 15.铜杯 16.铜连珠钮 17.铜护臂 18.銎内戈
在岷江上游地区，从地域上看，石棺葬文化分布的中心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的分布区是相重合的，特别是不少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地点同时也是石棺葬墓的分布地。在茂县牟托石棺葬M1及两座陪葬坑中所出大量玉石器，从石材的选料、制作加工技术、器形等方面皆同于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石器遗存，只是牟托M1及两座陪葬坑所出石器磨制更精，而岷江上游石棺葬的上限年代又已早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主源应是本地新石器时代的晚期文化。
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是由当地土著文化与由西北南下的马家窑类型彩陶文化相融合并发展起来的一种类型[17]。在甘肃景泰张家台半山类型后期彩陶文化墓地的22座墓中发现有11座无底石棺墓[18]，墓葬形制结构与茂县撮箕山早期石棺墓极为相似，因此，岷江上游石棺葬的起源很可能受到了西北地区彩陶文化中石棺葬墓的影响。
岷江上游地区在汉武帝时置为汶山郡（郡治在汶川县威州镇姜维城山上），据《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及《后汉书》等的记载，汶山郡为冉駹氐旧地，《山海经·海内南经》称之为“氐人国”。考古资料说明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是岷江上游唯一包括了众多部落和人口并拥有较强大势力、分布范围广、文明程度较高的土著文化，故应为冉駹氐的文化遗存。在汶山郡南部辖县中有“湔氐道”（后又名“湔氐县”“氐道县”），其辖境包括汶川县南部至都江堰市西部，此区域亦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分布区，而秦汉时“县有蛮夷曰道”“湔氐道”“湔氐县”“氐道县”说明其境内居民主要为氐人。川西古代氐人姓氏中以李姓为大姓，而据石棺葬陶器上所刻汉字姓氏多为“李”。因此石棺葬人应属氐人。又据《华阳国志·蜀志》载：“周失纲纪，有蜀侯蚕丛，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也就是说蜀侯蚕丛之国——西周晚期以后称王的蚕从之国其王、国人皆行石棺葬。按古史传说蚕丛氏蜀人本活动于岷江上游山区，如《蜀王本纪》载：“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汉代汶山郡下置有蚕陵县，县治在茂县北之叠溪，其地一大石上至今仍有古人所镌“蚕陵重镇”四大字，相传为蜀人始祖蚕丛的陵葬所在地。在相当于唐虞之世的一支蚕丛氏蜀人由岷山山区东进入川西平原建立了蜀国，故在有关古蜀国的古史传说中均言蜀国自开国历虞、夏、商、周，而蚕丛为第一代统治蜀国数百年的蜀王（蚕丛当为部落名），此后又有柏灌（柏濩）、鱼凫二代蜀王各统治蜀国数百年。至周衰（周之叔世）杜宇氏为蜀王，传百余年至春秋中叶为开明氏取代，至公元前316年，开明氏蜀国为秦国所灭。当“周失纲纪”之前蜀国为鱼凫氏统治，“周失纲纪”之后蜀国为杜宇氏统治，故《华阳国志》言是“蜀侯蚕丛”在“周失纲纪”之世“始称王”，显然此“蜀侯蚕丛”并非指蜀国开国时的统治者蜀王蚕丛，而是鱼凫时期的蜀侯、杜宇时期自立称王的蚕丛，其王及国人皆死作石棺椁——行石棺葬，此蚕丛只能是指蚕丛故地岷江上游行石棺葬的民族，也就是说岷江上游石棺葬人为蚕丛氏蜀人。古史传说记载蚕丛氏衣青衣，故蚕丛神亦号青衣神。而岷江上游石棺葬人从考古发现看正是著青衣——青色羊毛绒衫。说明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与早期蜀文化之间存在渊源关系[19]，而由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发展起来的石棺葬文化在文化面貌上亦与川西平原蜀文化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如二者石器型制相同，陶器中夹砂陶胎夹粗石英粒等的传统风格相同，部分陶器器形如平底罐、钵、浅盘喇叭形圈足豆、大敞口尖底罐、算珠形陶纺轮等相同，广汉三星堆遗址发现的早期蜀文化刻划符号文字与岷江上游石棺葬刻划符号文字亦属同一种文字等等）。古史传说中除蜀国开国蜀王蚕丛部落来自岷江上游山区外，古蜀国蜀王鱼凫氏、杜宇氏在失国后皆率其民避入岷江上游岷山山区，亦表明岷江上游山区与蜀国王族有着极为特殊而密切的关系，从而又表明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应为蚕丛氏蜀人等蜀人的文化遗存。再联系到古代文献中蜀与氐亦往往联系在一起（如称“蜀氐”“蜀叟”“氐叟”），因而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应为氐民族系统中的蜀民族之一支蚕丛氏蜀人等蜀人（结合古史文献记载可能还有鱼凫氏、杜宇氏等蜀人加入）的文化遗存。
图9 战国末至西汉早期流行铁器、铜器、铜铁合制器
1.铁釜 2.铁圜底罐 3.铁单耳鍪 4.铁双耳鍪 5.铁三 足 6.铁斧 7.铁锸 8.铁锸 9.铁凿 10.铁镰 11.铁 镰 12.铁矛 13.铁匕 14.环首铁刀 15.铁削 16.铁镯17.铁护臂 18.铜柄铁剑 19.铜柄铁剑 20.铁柄铁剑 21.铁镯 22.铁镯 23.铜斧 24.铜钺 25.铜镯 26.铜 镯 27.铜镯 28.铜连珠钮 29.铜指环（戒指） 30.铜铃31.铜泡饰 32.铜盘条耳坠 33.铜S形耳坠
六、社会组织结构分析
茂县牟托石棺墓战国中期之际的M1及两座陪葬坑出土有大量具有中原风格和土著文化特色的青铜礼乐器，表明当时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已处于等级制的国家阶段，特别是出土的“舆子共”鼎盖上的铭文反映出先秦时期岷江上游石棺葬人曾建立了国名为“舆”的国家（在先秦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中在中原、南北方、沿海及西北皆无“舆”国，故此“舆”国只能是岷江上游石棺葬人所建），而根据该铭文鼎盖器形风格、铭文书体及用语风格等分析，当为春秋中晚期。该鼎盖铸造较精，非后世仿造而应为传世器物（鼎身铸造较粗糙为后配铸的非实用性器），表明“舆”国在春秋中晚期乃至此前便已存在。很可能正如古史传说记载的那样，在西周晚期岷江上游的石棺葬人已立国称王，而正式的国名即为“舆”。该国至战国时期即《山海经·海内南经》所称在“建木”（长于“广都之野”或言“都广之野”，地理上即指今川西平原）之西的“氐人国”。《史记·西南夷列传》称之为“冉駹氐”。其国有王侯，《华阳国志·蜀志》载当“周失纲纪”时本为蜀侯的蚕丛称王，《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还记载冉駹夷“其王侯颇知文书”，有法“而法严重”。考古发现亦表明岷江上游的石棺葬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习用中原礼仪和文字，战国末至西汉时期更使用汉姓，仿效汉区官方陶器作坊、生产陶器时戳印“亭”“市”字，部落首领一类人物在丧葬上仿效中原王侯采用玉衣之制而以棕榈皮裹尸等（如理县佳山独木棺墓）等，都表明岷江上游石棺葬人长期以来已深习中原礼仪制度并懂中原文书。至西汉武帝时于岷江上游置汶山郡，冉駹国家解体，而以部落或部落联盟形态存在，无统一国家政权，加之北方羌人大量部落南下来到岷江上游等，故《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称汶山郡“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昆明夷等“无大侯王如汶山夷”，表明汶山夷亦为无大侯王——统一国家政权，各部落不相统属。
七、与周邻诸文化的相互关系
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无疑受到了周邻其他文化的影响，同时也不断地对周邻地区文化产生影响。
除上文已谈到的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有可能受到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彩陶文化中石棺葬的影响外，到约当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时又受到西北同期卡约文化的影响而出现圆口大鋬耳双耳罐、单耳罐（包括带流咀状乳钉者）。战国中晚期又出现了北方戎狄文化常见的青铜扁平茎短剑、青铜山字格剑、铜泡饰、连珠钮、动物纹牌饰等因素。同时，至迟在春秋中晚期还受到了来自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从此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上层统治者不仅熟习中原礼仪和文书，并且大量生产、仿制中原礼乐器。至战国末、西汉早期时在岷江上游石棺葬中亦普遍存在汉式器物，甚至使用汉姓、汉字等。到西汉中期以后，岷江上游石棺葬人已逐渐“汉化”，具有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器物乃至丧葬传统亦日趋消亡。根据文献记载，在先秦时期还存在一条由岷江上游岷山通往中原的道路，如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有梁惠成王十年（公元前361年）“瑕阳人自秦道岷山青衣水来归”之说。瑕阳战国时属魏国（在今山西猗氏县），秦在岷山以北、青衣水在岷山以南（今青衣江），此记载表明自岷山南青衣江流域北上经岷山再北上经秦可入魏，而此通道的开通年代理应在此记载之前。在古本《竹书纪年》中还有关于“后桀伐岷山，岷山庄王女于桀二女，曰琬曰琰”的记载。此“岷山庄王”的生活时代按先秦史上称“庄公”“庄王”者即以庄为谥号者皆见于西周晚期至春秋；又按琬、琰乃是二种大玉圭，最早记载琬、琰的是成书于春秋之世的《尚书·顾命》篇，云“弘壁琬琰在西序”，表明琬、琰为周代礼器（言琬、琰为夏桀所用当为后世伪托于古人），故此“岷山庄王”当存在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为岷山王国历史上的某代著名君王。古之岷山即指今岷江上游之岷山，故此“岷山庄王”应为岷江上游岷山山区之古王国历史上的某代君主。据文献记载正是在当西周晚期以后居于岷山的蚕丛氏蜀人据岷山称王，考古发现亦证明在春秋中晚期以前岷山古国已存在，而且在西南地区自汉以后多有与岷江上游蚕丛氏蜀人有渊源关系的夷系统民族自称为“庄王苗裔”者[20]，皆表明“岷山庄王”应为今岷江上游岷山古国历史上的某代先王——亦即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先秦古国史上的某代先王。“岷山庄王”故事见载于魏国史籍中，可傍证由岷山至魏国通道的存在。
在春秋以前，岷江上游地区作为蜀国发祥地一直同川西平原上的蜀国王族保持着密切联系，古史传说记载蜀国第三代蜀王鱼凫氏、第四代蜀王杜宇氏在失国后皆避入岷山山区。而且记载有蚕丛、柏灌（濩）、鱼凫三代王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随王化去。当杜宇治于汶山（即岷山）下的郫邑时前朝的“化民”们又往往复出投奔杜宇，表明蚕丛、柏灌（濩）二代蜀王及其王族部众在失国后应是避入了岷江上游岷山山区。据考古发现，在春秋以后川西平原的蜀文化亦不断影响到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特别是战国中晚期蜀式兵器、釜鍪等炊器对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影响颇大，并成为石棺葬文化中最流行的器类。蜀地的丝织绢帛亦输入到岷江上游地区，石棺葬人亦从蜀地学会了漆器生产。战国末期以后，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中出现大量半两钱、铁工具、汉式陶器等，其中至少有相当的部分应是从蜀地交换而来。《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汶山郡冉駹夷“冬则避寒入蜀为俑，夏则违暑返其邑”。在成都市曾多次发现过西汉时期随葬有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双耳罐等器物的墓葬，很可能与“入蜀为俑”的石棺葬人有关。当夏天来临，石棺葬人则贩买绵帛、盐、铁、锅、刀等生活必需品返回岷山，此种习俗在岷江上游地区一直保持到近代，并在历史文献中多有记载。
值得一提的是，岷江上游石棺葬在接受外来文化影响时并非简单地仿效照搬，而是多在吸收的基础上有所变化和发展，从而形成了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的风格。
在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的同时，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亦不断地对西南其他一些地区产生重要影响。据考古发现，早在商周时期就曾有部分岷江上游石棺葬部落南迁进入川西南滇西北地区，在与当地土著文化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大墩子——礼州类型”文化[21]。到西汉初至西汉早期，在川西南滇西北地区形成了大量属岷江上游类型的石棺葬遗存[22]。在滇文化、滇西青铜文化中亦发现了大量相同于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青铜螺旋纹柄山字格剑、铜柄铁剑、青铜戈、圆牌饰、镯、铃等器类，而这些器类在滇文化和滇西青铜文化中的年代皆略晚于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说明滇文化、滇西青铜文化中的这种因素应来自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史记·三代世表》载西汉晚期元帝、成帝间博士褚少孙言：“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正义》云：“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嶲等处”，亦表明至西汉晚期仍有南迁的蚕丛氏蜀人后裔在川西南至滇西地区活动。而在西汉晚期始出现于岷江中游地区，东汉早期在岷江中下游逐渐传播开，东汉中晚期流行于四川盆地岷江中下游、沱江、嘉陵江、涪江及长江上游流域的崖墓，亦是最先出现于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中，继而沿江而下逐步传播开。
西汉初年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向西还影响到大渡河上游，在甘孜藏族自治州东部的康定、丹巴等地皆发现过属于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西汉初至西汉早期的铜柄铁剑、铜镯、陶双耳罐、乳钉足罐等。西汉中期以后，岷江上游石棺葬人大部向西迁入今川西北嘉绒藏族分布区（包括今理县西部、金川、小金、马尔康、壤塘、丹巴、宝兴等县境），在这些地区皆发现了属该时期以后与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有继承关系的大量石棺葬墓、遗址、窖藏等文化遗存，这些遗存从文化面貌上又反映出嘉绒藏族最主要的文化源头来自岷江上游地区，并且民族学资料亦表明，现代嘉绒藏族保持了大量相同于岷江上游石棺葬民族的生产生活及信仰习俗。向西最远已影响至西藏东部地区，在西藏东部亦发现了大量与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有关的石棺葬遗存[23]。
在岷江上游地区，石棺葬文化自西汉晚期逐渐消失，到东汉时期已少有发现，不仅随葬器物基本汉化，墓葬结构亦因受汉式砖室墓的影响发生变化。但到唐宋时期又以长方形有底石棺的火葬墓形式出现，四壁各竖1块石板、顶以3～5块石板前后叠压为盖，底部平铺1～3块石板，墓内置1～5个火葬骨灰罐。在茂县三龙乡河心坝村、前峰乡上南庄村皆发现有此种石棺（实为石椁）墓，应为羌人墓葬。到明代至清代前期，在茂县前峰乡下南庄村、马良坪村、石鼓乡等地皆发现属当地羌人的石椁木棺墓，石椁为长方形有底石板石椁，其构造除有底板及平面呈长方形外与汉代石板棺墓结构基本相同，内部置一具木棺。联系到岷江上游羌族传说其祖先游牧来到岷江上游后从石棺葬“戈人”处学会了农耕、建房，羌人古代本无文字而岷江上游现代羌族却传说他们的祖先曾有文字——考古发现表现代岷江上游石棺葬人有自己的刻划文字并懂汉文字，现代岷江上游羌族许多生活习俗与岷江上游石棺葬人及现代嘉绒藏族相同或相近，甚至现代羌族与嘉绒藏族在部分传统“锅庄”舞蹈、音乐、唱词亦相同等现象分析，很可能有一部分岷江上游石棺葬人在北方羌人南下来到岷江上游后与羌人发生了融合。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属战国中晚期的茂县牟托M1出土的铜圆盾顶部有剑、矛类兵器刺穿的孔，同墓中兵器多达32件，1991年清理的茂县城北石棺墓群中发现在2座战国晚期石棺墓之间的填土中填埋有7个人头骨，这种现象表明当时曾发生了极为激烈的战争。而该时期岷江上游并未有异族入侵，唯有在川西平原上发生了秦灭蜀的战争，是否作为与川西平原蜀国有密切关系又是蜀人一支的岷江上游石棺葬人亦参加了蜀国抵抗秦军的战争呢？七十年代在理县桃坪乡治西侧佳山山下一座属西汉中晚期石棺墓中亦葬有7个人头骨，有的人头骨眉心有穿孔，推测可能与当时北方羌人南下岷江上游与石棺葬人发生的战争有关。
八、结语
综观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当地土著文化基础上产生直至东汉中晚期基本消亡，在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并同时又对其他地区的一些古代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应为古代氐系民族蜀人支系的蚕丛氏蜀人，其生居山洞、石室而死葬石棺，过着定居农业兼事畜牧和渔猎、采集的生活，至迟在春秋中晚期已进入国家阶段。战国中晚期至西汉中期为该文化发展的全盛时期，其中战国末至西汉初为鼎盛期，具有较高水平的青铜治铸业，铁器的使用较为普遍，其上层统治者深习中原王朝之礼仪制度和文书并有自己的文字。西汉中期以后国家解体，经济文化逐渐衰落。
1998年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sarcophagus burial culture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Minjiang River, hoping to help people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 culture in the area. The article includes 7 parts: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types and structures of tombs, stage division and representative implements, economic life and custom, belief, cultural origin and ethnic belongingness analysis, social organization structure analysis,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ambient culture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the sarcophagus burial culture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Minjiang River shows that the culture was born on the basis of local aboriginal culture in the late Neolithic Age, and died out in the middle and late East Han Dynasty.
注释
[1]阿坝藏族自治州文管所等：《四川理县佳山石棺葬发掘清理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
[2]四川省文管会：《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石棺葬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7），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出版社，1983年；1986年及1991年茂县羌族博物馆两次清理出土文物现存茂县羌族博物馆。
[3]阿坝藏族自治州文管所等：《四川理县佳山石棺葬发掘清理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
[4]参见《阿坝州志·文物志》（打印稿）“青坡门河坝遗址”条。
[5]茂县羌族博物馆等：《四川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及陪葬坑清理简报》，《文物》1994年第3期。
[6]徐学书：《杂谷脑河下游西汉岩墓调查简报》，《四川文物》1989年第2期。
[7]徐学书：《杂谷脑河下游西汉岩墓调查简报》，《四川文物》1989年第2期。
[8]阿坝藏族自治州文管所等：《四川理县佳山石棺葬发掘清理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
[9]徐学书、范永刚：《理县桃坪大石墓调查简报》，《四川文物》1992年第3期。
[10]出土文物现存茂县羌族博物馆，笔者本文据发掘资料介绍。
[11]蒋宣忠：《四川茂汶营盘山的石棺葬》，《考古》1981年第5期。
[12]茂县羌族博物馆等：《四川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及陪葬坑清理简报》，《文物》1994年第3期。
[13]徐学书：《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初步研究》，《考古》1995年第5期。
[14]冯汉骥：《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成都《工商导报》副刊《学林》第十期，1951年5月20日。
[15]四川省文管会等：《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石棺葬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7），文物出版社，1983年；1986年及1991年茂县羌族博物馆两次清理出土文物现存茂县羌族博物馆。
[16]参见《阿坝州志·文物志》（打印稿）“茂县别立遗址”条。
[17]徐学书：《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初步研究》，《考古》1995年第5期。
[18]韩集寿：《甘肃景秦张家台新石器时代的墓葬》，《考古》1976年第3期。
[19]徐学书：《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初步研究》，《考古》1995年第5期。
[20]徐学书：《略论汉代川滇西部夷系民族的形成及族属》，《四川考古研究论文集》（《四川文物》增刊），1996年。
[21]徐学书：《从考古资料看蚕丛氏蜀人的南迁》，《四川文物》1993年第6期。
[22]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德钦永芝发现的古墓葬》，《考古》1974年第5期；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德钦县纳古石棺墓》，《考古》1983年第3期；《四川石棉县考古调查》，《考古》1982年第2期；《木里县的古代石棺葬》、《泸沽湖畔出土文物调查记》、《盐边出土文物调查记》均载《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78年第1期及1980年第1期；《盐源汉墓出土战国铜鼓》，《中国文物报》1991年5月2日第1版。
[23]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贡觉县香贝石棺墓葬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9年6期；在西藏乃东县吐蕃时期石棺墓中亦出土有同于岷江上游西汉中晚期石棺墓中流行的铜圆泡饰、铜连珠钮等，见《西藏乃东普努沟古墓群清理简报》，《文物》198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