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说青海都兰出土的吐蕃石狮
略说青海都兰出土的吐蕃石狮
汤惠生（南京师范大学）
一
青海都兰县的科孝图吐蕃墓地原有一对石狮，“文化大革命”中被移出运往香日德乡。1996年，都兰县文物管理所从香日德乡的农民家购回一只。另一只曾被埋藏在乡政府附近的道路下面。1998年由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都兰县文物管理所共同发掘出来。这两尊石狮现存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保存状况基本完好。
两尊石狮大小不一，应有雌雄之别，大者高83厘米，小者高76厘米（图1）。1996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科孝图进行发掘时，在遗址中与石狮相同的地层内发现“开元通宝”一枚，据判断可能铸于唐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由此推测石狮应属吐蕃早期的作品。两尊石狮均以花岗岩雕镌，造型及风格基本相同，为典型的吐蕃或藏式风格。螺蛳卷状的鬣毛从头顶披至肩部，额头塌陷，胸部前凸超过吻部，背部中央和前面胸部勒有一条纵贯上下的脊线和胸线；其造型为蹲踞式，尾巴由一侧通过腹部，并从另一侧的腰际处反卷上来；直立的前腿上部用两条横线表示关节或折皱，下部则刻以二三条竖线表示筋肌，或刻三角形纹象征鬣毛；肩胛处隐约可见一星状印记，吻部或下颌镌以胡须。
一般来讲，吐蕃石狮的制作不太考究，技法也比较粗糙。都兰所出的这两尊石狮，与西藏琼结藏王墓前的石狮及拉孜查木钦墓地的石狮相比，无论造型和技法均大同小异，只是在面部特征上略有区别。西藏的查木钦和藏王墓所见的石狮有耳，青海的无耳；西藏石狮的嘴微张而露齿，青海石狮的嘴则仅为一条线。我们将这种风格的狮子暂称为“吐蕃狮子”。
图1 青海都兰县科孝图吐蕃墓地出土石狮
1.雄狮 2.雌狮
图2 青海玉树大日如来佛堂唐代泥塑狮子
除石狮外，在摩崖石刻和砖雕上发现的吐蕃狮子形象也具有相同特征。如1987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海南州兴海县河卡镇确什旦村采集到一块吐蕃时代的画像砖，其上有一狮子形象，为蹲踞式，胸部和背部都有一条竖线，腰部有羽翅状纹饰[1]。青海玉树大日如来佛堂（也称文成公主庙）中的泥塑狮子形象亦然，其额头塌陷，颌下有须，尾巴从一侧反卷上来，鬣毛呈螺蛳卷状（图2）。在距此不远的勒巴沟口，有一幅三转法轮图的摩崖石刻，崖面损泐严重，须弥座上的两个狮子仅存其中一个的前半身（图3）。不过就残存的狮子形象看，与大日如来佛堂的泥塑狮子在风格上非常相似，而且两者的时代也大体一致，为8世纪末至9世纪初的作品[2]。西藏昌都地区的邓马岩也发现一幅9世纪初的大日如来摩崖造像，据瑞士藏学家阿米·海勒博士（Amy Heller）的描述来看，其须弥座上的狮子在风格上与我们上面讨论的相同，亦为蹲踞式，胸部前凸超过吻部，尾巴从一侧反卷上来，前腿肩胛处勒以翅膀[3]。
吐蕃石狮和人多数唐代石狮在造型及风格上有着一定区别，和当时中亚及西亚地区的石狮相比，风格也迥然不同。那么，吐蕃石狮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是从哪里继承来的呢？对此学者们几乎都认为应是来自西亚或印度[4]。不过，就吐蕃石狮的几个主要特征，即额头塌陷、嘴上有胡须、背脊有线、尾巴从一侧反卷上来、蹲踞式、波浪形（或螺蛳卷状）的鬣毛等来看，这种吐蕃风格应直接来自中原，为了证明这一点，应该从六朝和唐代中原文化的石狮开始我们的讨论。
图3 青海玉树勒巴沟口唐代摩崖中的狮子形象
二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狮子被称作“狻猊”。《穆天子传》云：“狻麑，师（狮）子，亦食虎豹。”《尔雅》亦云：“狻鹰……食虎豹”，其注曰：“即师（狮）子也，出西域。”“狮子”和“狻猊”之名据研究均为外来语。美国汉学家谢弗指出，“狻猊”一词在中古汉语中发音为“Sugn-ngiei”，上古发音为“suàn-ngicg”，“是在公元前由印度传到中国的一个词”；而“狮子”的读音相当于“sisak”，“这个词是在‘狻猊’传入若干世纪以后从伊朗传入中国的”[5]。而刘正琰等先生认为“狻猊”一词也可能来自其他语言，并指出：“狻麋，狮子。又作‘狻猊、夔蹬、尊耳、组’。源自梵文simha，一说粟特sryw，sarys，一说巴比伦UR”[6]。林梅村先生则根据英国语言学家贝利的观点，认为该词来自塞人语言。他说：“于阗塞人称狮子为sarau。该词的形容词形式作sarvanai；抽象名词作sarauna。所以我们认为汉语‘狻猊’大概来自塞语表示狮子的词sarvanai（形容词）或sarauna（抽象名词）”[7]。
不过对我们来说，“狻猊”和“狮子”这两个词源自何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考古资料中见到的狮子是什么样子。东汉时期，明确的狮子形象便出现在相关考古资料中，如新疆尼雅东汉墓曾出土带有狮子图案的棉布残片，四川新都王稚子二阙的画像石上亦有狮子形象。不惟如此，与我们讨论之物相关的石狮，也大量见诸于东汉的考古资料，如陕西咸阳市许沈家村[8]、四川雅安[9]、河南涧西[10]等地都出土有汉代石狮。这些狮形造像在史料中多被称为“石兽”、“麒麟”、“天禄”、“辟邪”、“神兽”等。之所以如此，正如有些学者所说的，是将狮子的名称和功用相互指代的结果[11]。
与都兰所见的石狮相比较，更直接的材料应该是南朝的石狮，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艺术渊源关系。南朝齐宣帝萧承之的永安陵、宋武帝刘裕的初宁陵、齐武帝萧赜的景安陵及齐景帝萧道生的修安陵等均设有石麒麟，亦即我们所讨论的石狮。这些石狮的造型、风格以及主要特征都大同小异。从这些石狮身上可以找到藏式石狮许多特征的原型，诸如在造型上胸部前凸超过吻部，胸前勒有一条纵贯上下的线（典型者为南梁临川靖惠王萧宏墓前的石狮），颌下有胡须，腿上勒以翅膀等。
到了唐代，中原石狮的艺术风格与吐蕃石狮更为接近。如现存于陕西蒲城唐睿宗桥陵的石狮、乾县唐高宗乾陵的石狮、永泰公主墓前的石狮等，造型均为蹲踞式，尾巴也从另一侧反卷上来，鬣毛为波浪状或螺蛳卷状，胸前和背脊都有一条线，胸部前凸超过吻部，腿上雕以翅膀。不过唐代石狮的翅膀较之南朝已变得小多了。从这些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吐蕃石狮的主要特征均来自于中原，只是在制作上远不如唐代中原的石狮精致，而且某些细部变得象征化，如腹上的翅膀已成为腿上一个象征性的三角形或鬣毛状了。
在琼结藏王陵与石狮一同出土的尚有石碑一通。霍巍先生对此碑进行过详尽的考证，认为无论从用碑的定制、制作风格以及纹饰等方面看，均为汉制。他指出：“从整个藏王墓地陵区的陵墓制度而言，吐蕃王陵明显的是深受中原唐代文化的影响，在陵区的陵墓布局、陵墓坟丘封土形制以及设立石碑、石狮等仪卫礼制，甚至包括墓碑雕刻纹饰的题材内容等方面，都与唐朝的陵墓制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但就局部因素而言（如其墓前的石狮雕刻艺术风格），也受到来自与之相临的周边地区和国家的某些文化因素的影响”[12]。对此学者们颇有共识，杜齐（又译作图齐）也认为琼结藏王墓的石柱等许多因素都是来自中原的影响[13]。而认为这种墓葬建制和石碑艺术风格都是来自中原，但石狮的造型与艺术风格却来自其他周边国家，这似乎于理不合[14]。
西方的石狮造型有两种倾向，或写实，或与神话相结合。后者便是所谓的“希美辣”（Chimaera）艺术风格，或称“嵌合”艺术，即将几种不同的动物形象糅合为一体。曾有西方学者将南朝石狮称为“有翼的希美辣”（Winged Chimaera），这已被学者们驳斥[15]。尽管石狮的原型最早有可能来自西亚，但就南朝石狮的艺术风格而言，已与西亚石狮相去甚远，吐蕃石狮亦然。
中原和西藏石狮的造型风格既非写实，也不是所谓的“希美辣”艺术风格，而是一种地方性和模式化的造型风格，或曰中国式的艺术风格。尽管这种风格在时空方面有所变化，但通过上面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其主要特征和基本造型都是一脉相承的。换言之，藏区的墓葬制度和墓前的石雕艺术均来自中原地区。都兰科孝图除出土一对石狮外，其墓葬的封土堆前也有石柱。据说在20世纪50年代时，墓前还残存一些石柱，后来和石狮一起被运往香日德。这些石柱乃是墓前建筑如门阙之类的遗物，藏语称之为“rdo-ling”。1997年9月，笔者与阿米·海勒博士根据当地群众提供的线索，赴香日德调查石狮和石柱。经仔细访寻，发现有门阙石柱已被用于修建房屋。石柱为方形，素面，约20厘米见方；因被截断，其高度不详，现在能够找到的有四截，长度在3～4米之间。尽管这些石柱既无文字，亦无纹饰，更无法复原，但由此仍可证实，科孝图墓葬的建制一如琼结藏王墓，均是在中原墓葬建制影响下形成的。石狮雕镌手法及其艺术风格也是如此。
在敦煌唐代石窟壁画和泥塑中有不少狮子形象可与吐蕃石狮相比较。例如，按伯希和的编号为第64号窟中须弥座煞腰上的蹲狮浮雕，其腿上有鬣毛，颌下有须，尾巴从一侧反卷上来，额头塌陷[16]；第66号、82号、84号窟中文殊骑乘的狮子以及120F号窟中的立狮，均颌下有须，腿上有鬣毛[17]。
辽宁昭乌达盟哈达沟出土唐代六曲银盘中的刻花狮子，其造型也是尾巴从一侧反卷上来，额头塌陷，腿上勒以鬣毛和象征性的翅膀（图4）。据考证，该银盘为中国南方制造[18]。
图4 辽宁昭乌达盟哈达沟出土唐代六曲银盘上的刻花狮子形象
与吐蕃石狮的艺术风格最为相似的是敦煌出土而现存于法国基美博物馆的绘制在麻布上的唐代吐火狮子[19]。这幅麻布织品的上方是一对凤鸟图案，下方则是两狮对香炉。狮子颌下有须，腿上有鬣毛，前腿肩部绘有翅膀，尾巴从一侧反卷上来，额头塌陷（图5）。
图5 法国基美博物馆所藏敦煌出土唐代麻布织品上的狮子形象
三
据藏族文献记载，西藏的狮子雕像最早出现在松赞干布时期。《西藏王统记》云：“王（松赞干布）乃变化一百零八化身……雕刻一百零八座狮王之鼻。”[20]《贤者喜宴》亦云：
“松赞干布变化五千化身，因之砌筑墙壁，制作木件……上下天窗的所有的椽头处，如悬一百零八个白狮子和绿狮子一般”[21]。
不过，吐蕃初期一些寺院建筑上的木雕狮子很可能具有通过印度或尼泊尔传来的西亚风格，如以赤尊公主的名义而修建的大昭寺，其檐下柱头的木雕狮子便是印度或西亚风格的[22]。对此，石泰安说：“当我们在一幅照片中发现了檐下柱头上的一系列圆雕刻品的时候，简直是惊呆了。这些图案中都是卧狮，长有人类或动物的头，人们认为这是由于受到了古代伊朗的影响。我们在尼泊尔加德满都河流域的古老城市中和在不丹也发现过类似的艺术。我们还记得，‘人间宗教’的传说是与一头狮子身体的各部分密切相联系的，而有关狮子的宗教民歌肯定是来自伊朗”[23]。
对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正如《五部遗教·王者遗教》所说，“大昭寺是以天竺嘎摩罗寺为模式”，嘎摩罗寺即包括那烂陀寺在内的毗讫罗摩尸罗寺（Vikramaeila）[24]。宿白先生认为，大昭寺檐下柱头“雕饰之木制框、柱等之形制与风格，俱为西藏所罕见，而流行于印度6世纪开凿的石窟，其中与大昭寺雕饰最接近的是阿旃陀第1、27号两僧房窟和第19号塔庙窟”[25]。而杜齐认为那些带有柱头的柱子出自尼泊尔工匠之手，这些柱子比寺庙的其他部分更为古老[26]。
藏文文献中首次提到的与吐蕃早期石狮相关的是文成公主。文成公主进藏时，不仅带入石刻工匠及其“工巧技艺制造术”等，而且还有“八狮子鸟织锦垫”上具体的中原狮子纹样[27]。此外，为了镇魔避邪，文成公主在拉萨修建了许多寺院，而且也“在其余的一些恶劣风水的地面上，分别建筑了佛塔、石狮、大自在天象、大鹏、白螺等来改变风水”[28]。
由此看来，吐蕃时期存在着两种风格的狮子雕像，一种是早期如大昭寺等建筑上的印度风格的木雕狮子，另一种是早期墓葬或摩崖中的中原风格石雕或石刻狮子[29]。不过根据上面宿白先生的分析，大昭寺印度风格的木雕狮子可以视为一种例外。桑耶寺乌孜大殿底层经堂门楣上的木狮亦然，也属于这种具有印度风格的例外，因为“桑耶寺的修建，是仿照印度阿丹达布日寺的式样”[30]。
关于中原文化对吐蕃佛教（包括石狮造型风格）方面的影响，尽管汉藏之间的政治联姻起到直接和开创的作用，但后来更多和更具体的接触则可能是通过河西走廊和于阗等其他地区的民间形式。河西走廊、于阗等接壤地区在汉藏交往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为兵家必争之地，有时归藏所辖，有时归汉所辖，在客观上起到了文化传播和交融的作用。到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吐蕃的势力和版图都达到了顶峰，此时吐蕃“（南降）西洱诸蛮……尽据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接凉、松、茂、寓等州，南临天竺，西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诸胡之盛，莫与为比”[31]。所以，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认为中原对吐蕃的影响更多是通过敦煌地区来进行。他指出：“如果说唐朝确实对吐蕃的佛教寺院和教义的形成起过作用的话……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盛行佛教的西域和部分唐土归降吐蕃这一事实，另外还要充分注意到吐蕃统治者和被吐蕃征服地区土著人之间的交往，尤其是和唐朝寺院之间建立起来的密切联系。[32]”言下之意，敦煌对吐蕃佛教艺术的影响似更为直接，这一点我们从图5中敦煌画布上的狮子形象也可以看到。就狮子而言，史料中也记载了一些粟特人和中原人常在安西为唐军表演狮子舞，“在凉州陷落之前，安西的都护献出一只和他们舞蹈中一模一样的狮子。吐蕃突如其来的入侵使这位官员和他的狮子没有来得及返回安西”[33]。
吐蕃绘画中有一种非常特殊的风格，即以一种俯视的方法来表示城墙环绕的宫殿，石泰安认为这也是敦煌的影响所致，并称之为“敦煌模式”[34]。阿米·海勒博士把吐蕃石狮的风格与榆林窟唐代壁画中同样风格的狮子加以比较之后，认为吐蕃石狮的造型当是受敦煌佛教艺术风格的影响所致[35]。
来自于阗的影响同样是很直接的。对此，国外藏学家称之为“于阗派”，诸如藏地发现的一些碑刻题记方式，松赞干布和莲花生等肖像中绘以胡须的做法等等，被认为是来自于阗的影响[36]。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这种带有中原风格的狮子形象从松赞干布时期开始，一直持续到14世纪。
在桑耶寺乌孜大殿东门的左、右两旁各有一尊石狮，其形制、大小完全一致，带长方形基座，通高123厘米、长76厘米[37]。亦具有典型的吐蕃艺术特征，颌下有须，腿上有鬣毛，前腿肩部绘有翅膀，尾巴从一侧反卷上来，额头塌陷。对于这两尊狮子，藏文史料《贤者喜宴》有明确记载，云为赤德松赞（公元798—815年）时期所建，“乌孜大殿下殿的护法神则交给空行母、狮子座之狮子担任”[38]。不过，宿白先生根据外匝礼拜廊道的托木和础石的类型分析，认为“乌孜大殿的外围墙、四门和门内的外匝礼拜廊道皆为以后增建”，其时代在14世纪左右。
图6 西藏扎囊扎塘寺11世纪壁画中的狮子形象
西藏山南扎囊县扎塘寺的壁画中也有这种卷尾的狮子形象（图6），与辽宁昭乌达盟哈达沟出土六曲银盘上的狮子风格很相似。据《青史》记载，扎塘寺建成于11世纪末[39]。宿白先生把扎塘寺壁画与夏鲁寺壁画进行比较后，认为“应是13世纪中期改造萨迦派后的遗迹”[40]。
由此看来，最晚到14世纪左右，上面我们所讨论的吐蕃风格的石狮便逐渐消失，最终绝迹于藏传佛教艺术。
2003年
Abstract
The pair of stone lions unearthed from the Tubo cemetery at Kexiaotu in Dulan County, Qinghai is similar, in model and skill, to those lions found in front the tombs of Tibetan kings in Qionggyai and in the Chamuqin Cemetery in Lhatse County, Tibet, only slightly different in facial features. In shape and style these Tubo stone lions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the Central Plains of the Tang Dynasty,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ir style should have come from West Asia or India. Yet judging from their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ubo stone lions, their style should have come directly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In the early Tubo period, there existed two artistic styles of lion figures, which were brought about respectivel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Indian style and that of the Central Plains style in the Six Dynasties and Tang Dynasty. The Tubo stone lions from Kexiaotu and other locations in Tibet should belong to the latter.
注释
[1]许新国：《兴海县出土唐狮纹画像砖图像考》，《青海文物》1996年总第10期。
[2]汤惠生：《青海玉树地区唐代佛教摩崖考述》，《中国藏学》1998年第1期。
[3]Amy Heller. Early Ninth Century Images of Varirochana from Its Eastern Tibet, ORIENTATION （25）6, 1994. pp. 74-80.
[4]A.霍巍：《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第154～15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B.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年第9期；C.[法]石泰安著，耿昇译，王尧校：《西藏的文明》第308页，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印，1985年。
[5][美]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第207页（注6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6]刘正埮等：《汉语外来词典》第32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
[7]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第89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8]何正璜：《石刻双狮和犀牛》，《文物》1961年第12期。
[9]耿继斌：《高颐阙》，《文物》1981年第10期。
[10]周到、吕品：《略谈河南发现的汉代石雕》，《中原文物》1981年第2期。
[11]刘凤君：《东汉南朝陵墓前石兽造型初探》，《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3期。
[12]霍巍：《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第15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13][意]G. 图齐、海西希著，耿昇译，王尧校订：《西藏和蒙古的宗教》第307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
[14]石泰安认为琼结石狮旁的王陵很可能就是热巴巾的，“热巴巾”相当于梵文Kesarin，即狮子。他还从格萨尔名字的语义学角度来说明西藏的狮子来自伊朗。详见[法]石泰安著，耿昇译，陈庆英校订：《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第446～839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
[15]林树中：《南朝陵墓雕刻》第55页，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
[16]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伯希和中亚之行”）《敦煌石窟：北魏、唐、宋时期的佛教壁画和雕塑（第1号～182号窟及其他）》第11页，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
[17]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伯希和中亚之行”）《敦煌石窟—北魏、唐、宋时期的佛教壁画和雕塑（第1号～182号窟及其他）》第115、169、172、245页，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
[18]镇江市博物馆等：《唐代金银器》第1～19页“唐代金银器概述”，文物出版社，1985年。
[19]Jeanine，Auboyer et al. 1976. La Route de la Soie, pp. 302.
[20]索南坚赞著，刘立千译注：《西藏王统记》第84～85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
[21]转引自《贤者喜宴摘译》（三），《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
[22]对于这些木雕狮子，《西藏王统记》有明确的记载：“上下天窗木椽首，白狮玉鬣作装饰。”参见《西藏王统记》第88页。
[23][法]石泰安著，耿昇译，王尧校订：《西藏的文明》第308页，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印，1985年。
[24]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第7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
[25]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第6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
[26][法]石泰安著，耿昇译，王尧校订：《西藏的文明》第307页，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印，1985年。
[27]索南坚赞著，刘立千译注：《西藏王统记》第68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
[28]第五世达赖喇嘛著，郭和卿译：《西藏王臣记》第38页，民族出版社，1983年。
[29]中世纪在藏北地区的托林寺和古格古城壁画中出现了带有更为明显的西亚风格的狮子，即非常写实的，有时两只脖子绞在一起的狮子或双狮子对树形象。参见张建林等：《古格古城》图9、178、185，文物出版社，1991年。
[30]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第109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
[31]苏晋仁：《通鉴吐蕃史料》第29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
[32][法]戴密微著，耿昇译：《吐蕃僧诤记》第253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
[33][法]戴密微著，耿昇译：《吐蕃僧诤记》第276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
[34][法]石泰安著，耿昇译：《西藏的文明》第305页，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印，1985年。
[35]Amy Heller. Eighth and Ninth Century Temples and Rock Carvings of Eastern Tibet, TIBETAN ART 6, 1997. pp. 86-89.
[36]G. Tucci, 1932-1941. Indo-Tibetic, Vol. 4. pp. 33.
[37]何周德、索朗旺堆：《桑耶寺简志》第52页，图23，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
[38]何周德、索郎旺堆：《桑耶寺简志》第52页，西藏民族出版社，1987年。
[39]廊诺·讯鲁伯著，郭和卿译：《青史》第64～65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
[40]何周德、索郎旺堆：《桑耶寺简志》第53页，西藏民族出版社，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