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珠纹与哈日赛沟吐谷浑古墓发掘

许新国（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吐谷浑原系辽西慕容鲜卑的一支，公元3世纪前后，部分鲜卑人在首领吐谷浑的率领下，过阴山，西迁到今甘肃东南部和青海东部，征服群羌，并于公元4世纪初立国。其后裔即以先祖之名为姓，国家则以吐谷浑为号。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吐蕃攻灭吐谷浑。吐谷浑王诺曷钵及其妻弘化公主，被迫逃往凉州，请求内徙。吐谷浑“故地皆入吐蕃”。此后，一部分吐谷浑人以部族的形式，在吐蕃统治下存在200余年。他们不仅为吐蕃统一青藏高原做出极大贡献，而且也为后来元朝将青藏高原并入中国版图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促使青藏高原的氐羌、鲜卑、吐蕃诸民族从隋唐时期进一步汇入中华民族的大潮流之中，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

吐谷浑强盛时（6世纪初），其势力东至甘肃西部，南达四川西北部，西北进入塔里木盆地南缘。在地理区域上，这里地处青藏高原东部，扼丝绸之路南线要冲，为汉地中原各王朝与西域及中亚西亚各国之间道路的枢纽之一。后来，吐谷浑成为吐蕃王朝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没有对吐谷浑历史的恰当认识，对我国西北部的历史、丝绸之路的历史以及吐蕃历史的解释都将有失完整和真实。

20世纪80年代初，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加大对吐谷浑—吐蕃文化和历史的考古学研究。近30年来，青海省考古研究所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先后发掘和清理了80多座墓葬，这些成果不仅揭示了吐谷浑—吐蕃王国的具体地域，而且也在实践上证明考古学材料将成为重建吐谷浑—吐蕃历史的主要凭据^[1]。

作为游牧民族，吐谷浑—吐蕃的遗存在青海主要表现为墓葬。这些墓葬主要分布在海西地区，以都兰县最为集中。2000年，都兰县境内的吐谷浑—吐蕃墓群曾被世界遗迹观察者基金会（World Monument Watch Foundation）列入世界上100个世界级的，濒临消失的人类文化遗产之一。

2010年8月至10月，经青海省文物局批准，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都兰县文物管理所联合组成发掘队，对都兰县香加乡哈日赛沟内的两座古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和清理，获得一批重要成果。这是继2002年以来，唯一成功的发掘。目前虽然发掘工作尚未结束，但有必要将发掘情况向学术界披露以利于研究。

作为本文考察对象的两座墓葬，均位于哈日赛沟内山梁之上，呈竖穴土坑木墩形制。其中一座墓葬呈长方形，长3.8米、宽2.7米、深2.5米。内有木棺葬具，葬式为仰身直肢。随葬品有陶缸和漆杯、零散的丝绸残片等物。另一座墓葬规模相对较大，为圆角长方形，其东西两面略呈弧形，长11米、宽9.6米、深9.3米。在土坑内用柏木砌壁，构成木椁室，为双室墓。该墓有长方形斜坡式墓道，墓道内殉有两匹完整的马，墓道以及靠近墓门处均用大型石块封堵。整个墓室由于渗水被淤土充满，故丝织品、木椁以及棺板均腐朽。随葬品有漆器、陶罐、铜锅、铜铃、铜钉、皮靴、嵌宝石金戒指、银筷等物。其中嵌宝石金戒指异常珍贵，戒面海兰宝石质地纯正，切割抛磨技术精湛。此类金镶宝石工艺在中亚、西亚地区十分常见，具有浓厚的希腊、罗马文化因素，应是传入青海的西方饰物。

上述两座墓葬与我们以往在都兰县发掘的吐蕃古墓葬相比较，具有以下一些明显的特点。

一是无突出地表的封土堆。这与大部分吐蕃墓葬均具有高大的封土不同。二是封土下方没有梯形石墙，吐蕃墓葬均筑有梯形石墙。三是普遍采用木椁室形式。吐蕃墓葬的墙一般采用石砌，然后在墓室之上加盖柏木，木椁室极为少见。四是普遍具有木棺葬具。木棺为一头高一头低的形式，普遍有彩绘，使用连珠纹。此连珠纹分为两种形状，一种是以连珠纹作为图案的区隔带；另一种是流行于西亚波斯的连珠圈图案。以往这种图案常见于丝绸和石刻，以彩绘的形式出现在棺板上，在中国尚属首次发现。此种现象在吐蕃时期的棺板画上亦未见到。区隔带中有马、骑马人物、中亚西亚人物；连珠圈中有牛、虎等动物，木棺档头中有玄武形象。

连珠纹是一种原产于波斯地区的纹样，连珠纹圈或图案纹样被认为属于萨珊式。在公元7世纪左右的粟特（Sogdiana）撒马尔罕阿弗拉西阿勃（Samurkand Afrasiab）遗址壁画中，即发现有这种连珠纹圈。中国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公元5—7世纪的丝锦织物上，亦有大量的连珠纹圈，内填多种图案（如射猎、猪头、怪兽等）。据吐鲁番出土文书记载，有相当数量的锦是从波斯进口而来，称之为“波斯锦”。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及敦煌莫高窟隋代洞窟壁画中，也发现不少连珠纹图案。值得注意的是，隋开皇二年（公元582年）李和墓石棺上出现连珠纹圈，内有象、虎、马、鸡等动物和人面形象。初唐以后，连珠纹圈的使用频率开始降低。

连珠纹圈在中国流行的时间极为有限，主要在6世纪中后期。连珠纹样的中西差异根源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在波斯，因蕴含复杂的宗教意义而形成特定的组合程式；在中国，则借用波斯艺术的形式，融入了自身的理解。

萨珊王朝忠实于阿黑门尼德（Achaemenid）时代形成的伊朗本土文化，占星学成为受教育阶层的必要修养，祆教被尊为国教。表示天的图圈是设计的主要图形，其星相学寓意通过沿圈排列的众多小图珠来表现，如此形成的连珠纹具有神圣之光的含义。这一含义由将珠圈四分的更小珠圈中的新月、双斧纹来加以强调，内填的各种主纹也都与天、神的语义相关。如翼马，最初表示天，进而特指日神密特拉（Mithra）；野猪、骆驼、山羊是征战和胜利之神韦雷特拉格纳（Verethraghna）的化身；鹅（鸭）隐寓着云，是早期代表月亮的动物，此时又因嘴衔葡萄枝而表示太阳；雄鸡也被认为是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的使者斯劳沙（Sraosha）的圣禽；组合形成森莫夫（Senmurv）是古伊朗神话中预言未来之鸟，可追溯至早期传说中的Sacna鸟，是一切植物之源，并代表萨珊王朝特殊的皇家荣耀；动物颈、腿、足上飘扬的绶带源于王室专用的披帛，借以强调其神圣的属性。简言之，凡置于珠圈中的动物都具有神话的含义，并非唯美的装饰^[2]。

从连珠圈围绕的主题图案看，中国6世纪后期织物上常见的狮、象、孔雀、翼马、骆驼、胡人等，虽然在中国没有形成连续的传统，但至少其中的一些却已在中亚、波斯艺术中出现。然而，细究之下，这些有异域亲缘的题材在表现形式上与西方略有不同。如狮子多为卧状，不同于中亚、西亚艺术中作搏斗、捕食、站立状；大象背上加以鞍鞯、伞盖，还有持象钩的象奴牵引；骆驼多承载货物，由胡人牵行。连珠圈外的辅饰中亦有动物，甚至包括萨珊式连珠纹上仅出现在珠圈内寓意神灵的翼马。

这种变化更反映出一个事实，织物上的连珠纹虽首创于波斯，但它在向东方、西方传播中，图案面貌在不断变化。

正如黑格尔所言：“任何宗教性质的符号，只要它具有艺术的潜能，都能随着时间而成为主要的或纯粹装饰性的母题。当一个母题因为与宗教意义有关而被频繁地在各种各样的材料上制作时，就会产生定型。这个定型愈来愈为人们所熟悉，以致人们觉得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固有的^[3]。”连珠纹正是这样一种符号，它东西跨越千万里，被不同的民族表现在多种材质上，作为装饰母题，已成为“固有”模式，人们不再细究其来源。因此，对同一图案象征意义的认同，往往依托相似的文化背景。在新的地区被借用和复制时，当地人很可能根据自身的知识来判断和解读，选择与自己的文化概念相适应的因素，并且，这种改造可能从他们接触之初就已经开始。或者，即便是神圣动物却不再保留其象征性含义，甚至会根据自身文化赋予它新的含义。

连珠纹蕴含着粟特、大夏、口厌哒、印度以及希腊艺术的因素。民族成分的繁杂、文化交流的频繁，使中亚成为文明交汇之地，经过这里再传入中国的连珠纹已是一种以多种媒介为载体，融合多元文化的复杂形态而有别于萨珊祖型。尤其是随着文化背景的变更，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图案骨架，改变了最初的象征意义，哈日赛沟棺板上的连珠也应是如此。根据考古学类型学的研究分析，哈日赛沟发掘的墓葬可分为两期，一期中型墓的年代相当于6世纪中叶，二期小墓的年代晚于中心墓，大体相当于6世纪晚期至7世纪早期，其墓主人只能是吐谷浑人，属于北朝晚期至初唐时期，这无疑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发现。

哈日赛沟的古墓发掘告诉我们，此处以及香加乡的吐谷浑—吐蕃墓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有特殊的、重要的意义。虽然仅仅是几座墓葬中的小墓葬，却出土了棺板画、丝绸、西方金镶宝石戒指等珍贵品。在加强保护和进一步发掘的同时，将会极大地推动对吐谷浑—吐蕃时期青海地区的民族、历史、宗教、艺术、经济等一系列重大课题的研究。

2011年

Abstract

The article introduces and analyses the Lianzhu Lines found in the ancient tomb in Harisaigou, Xiangjia Township, Dulan County, Qinghai Province. It believes that the Lianzhu Lines show the cultural integration, since they contain the art factors of Sogdiana, Daxia, Yanda, India and Greece, which prove the viewpoint that frequent cultural exchange made Central Asia the converging point of civilization.

注释

[1]许新国：《西陲之地与东西方文明》，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

[2]魏庆征：《古代伊朗神话》第96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3][德]阿洛瓦·里格尔著，刘景联、李薇蔓译，邵宏校：《风格问题——装饰艺术史的基础》第28页，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