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若遗址动物遗存与生业模式分析——横断山区史前农业观察之一
卡若遗址动物遗存与生业模式分析——横断山区史前农业观察之一
李永宪（四川大学考古学系）
“卡若文化”是以西藏昌都卡若遗址的发掘而提出命名的一支新石器时代文化，[1]分布于我国西南横断山区的西部高原，属于“卡若文化”的遗存还有昌都小恩达遗址、察雅江钦遗址等[1]。[2]自1977—1979年卡若遗址发现、发掘之后，“卡若文化”一直是西南石器时代考古关注的对象，有关“卡若文化”生业方式的研究，此前已有童恩正、冷健、索朗旺堆、霍巍、石应平等人论及。诸家大体一致的意见，是认为“卡若文化”以种植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种植作物为粟米，饲养有猪等家畜，同时存在狩猎业；在“卡若文化”从早至晚的发展进程中，与畜养有关的因素呈持续增长趋势，至“卡若文化”晚期，畜牧（游牧）经济已占据了主要地位。[3-5]二十多a之后的2002年，四川大学与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再次联合组队对卡若遗址进行了一次小规模发掘，出土了比较丰富的动物骨骼，并且经过鉴定发现了一些新的动物种属，结合其他材料来看，笔者认为这对于考察“卡若文化”生业模式具有新的依据意义，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明晰其高原生业的特点，同时在更大的视野中，对于我们观察研究横断山区新石器时代生业方式的个性亦应有所启发。故笔者就此略陈浅见，以向师友同行请教。
1 材料：卡若遗址新出动物遗存
2002年10月，四川大学考古系、西藏自治区文物局为制定《卡若遗址保护规划书》，对遗址范围进行了探查确认，并在原1978、1979年发掘区的东、西、南侧及遗址西侧地区粮食局库区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共布探沟7条，揭露面积230m2，下掘深度0.6～3.2m。
在发掘出土的7000余件（片）遗物中，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细石器计有1060件；陶器残片1284片（完整器3件）；骨料、动物骨骼4755块；并用浮选法提取到少量炭化农作物种粒，此外还清理各类遗迹21处，其中房址3处、灰坑16个、道路1段、水沟1条[2]。发掘中提取的6个木炭样品经过测试，其年代数据比较集中在4000a B.P. 前后，大致相当于卡若遗存原来分期中的晚期阶段。[1]
1.1 新发现的动物种类
本次发掘出土物中数量最多的是动物骨块，共计4755块（件），远超过石器、陶片数的总和。发掘者对各地层和遗迹所出动物骨块以及可能用于制作骨器的骨料等，不论大小均予全部收集，并对其中可供鉴别种属的头、牙、角、肢骨等标本进行了拣选，拣选标本由中科院林业科学所研究员郭齐、四川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刘绍英于2003年进行了种属鉴定和动物环境分析[3]。根据鉴定结果，2002年出土的动物骨骼一共有16个种类：
水鹿（Cervus unicolor）
狍子（Capreolus capreolus）
喜马拉雅旱獭（Marmota himalayana）
高原兔（Lepus oisotolus）
苏门羚（Capricornis sumatraensis）
白臀鹿（Cervus elaphus macneilli）
藏羚（Pantholops hodgsoni）
白唇鹿（Cervus albirostris）
赤麂（Muntiacus muntjak）
藏原羚（Procapra picticaudata）
藏马鸡（Crossoptilon crossoptilon）
马麝（Moschus sifanicus）
岩羊（Pseudois nayaur）
藏狐（Vulpes ferrilata）
狼（Canis lupus）
马熊（Ursus pruinosus）
上述16种动物中，大中型动物占绝对多数，共计有偶蹄目10种（包括鹿科5种、牛科1种、麝科1种等）；食肉目动物3种（包括犬科2种，熊科1种）；小型动物则包括兔形目兔科1种、啮齿目松鼠科1种、鸡形目雉科1种。此外，还发现有疑为黄河裸鲤（Schizopygopsis kessleri herzenstein）的鱼类骨骼1种。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所出动物均为野生种类，未见有饲养动物（如猪等）和牧养动物种类。
1.2 新发现动物的分布与生存环境
经鉴定的16种动物，均为现生种属，其地界分布和海拔高度分布都有明显的特点。
属于“古北界”（亦称“全北界”，欧亚大陆北区）的动物种类最多，如鹿科的狍子，主要分布在欧亚北部中温带至温带南部的非密林区，其活动区南限为地中海北岸，中亚止于阿尔泰山及天山地区，沿我国季风区北部山地直至青藏高原东北部并越过秦岭延伸至中亚热带的北部地区。鹿科中的白唇鹿为高地型动物，分布于青藏高原东部的横断山区西北部，生存环境为高原高山上部的森林—灌丛地带。水鹿的分布地域广泛，其活动区西限可至中亚热带，在横断山区可至亚高山暖温带。白臀鹿则是主要活动于青藏高原的现生物种。麝科中的马麝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东部、横断山区的高山及亚高山灌林地带，在贺兰山、秦岭一带也有发现。属于犬科的狼、藏狐分布也较广泛，在整个青藏高原和横断山区中北部均有分布。马熊（亦称藏马熊、蓝熊）、藏羚也是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藏原羚的分布区东至横断山区北部及四川盆地北缘的高山地带，向西延伸至青藏高原中北部。岩羊的分布东至横断山北段和秦岭西端，在贺兰山、阴山等北方山地也有发现。喜马拉雅旱獭遍及青藏高原的高山草原/草甸地带和横断山区西部高山。高原兔广布于青藏高原，横断山区北部森林上缘及其以上的高山地带也有分布。
属于“东洋界”（中国南方及南亚、东南亚区）的动物有赤鹿，其分布北限喜马拉雅山脉东端及横断山区西侧，并见于海南等中国南方地区。藏马鸡，主要分布于喜马拉雅山及横断山区的南翼。属于牛科的苏门羚主要分布于我国东南及西南的四川西部和藏东南地区。
概而言之，16种动物中大部分为“古北界”群种，少数则属于东南亚、南亚、中国长江以南地区的“东洋界”群种。
在垂直高度分布上，上述动物中大部分的生存环境大致有以下特征：
白臀鹿 主要活动于海拔3500～5000m的高山灌丛草甸及冷杉林边缘；
白唇鹿 主要活动于海拔3500～5100m的无林亚寒带草甸灌丛地带；
麂子（狍） 主要活动于海拔2000～4000m的高山或中山草甸灌丛；
藏原羚 主要活动于海拔3000～5200m的高原高山草甸地带；
藏羚 主要活动于海拔3500～6000m的高原地带；
苏门羚 主要活动于海拔1000～4400m的河谷及高山；
岩羊 主要活动在海拔2500～5000m的无林高原、丘原及山间谷地；
高原兔 主要活动于海拔2000～5200m的高原高寒草原草甸地带；
水鹿 主要活动于海拔1200～3500m的阔叶林、针叶林及针/阔混交林等森林区；
马麝 主要活动于海拔2000～5000m的高山草甸、灌丛或林缘裸岩山地带；
藏狐 主要活动于海拔3100～5200m的草原灌丛、高寒草甸等高原草原地带；
喜马拉雅旱獭 活动于海拔2500～5200m的青藏高原高山草原—草甸地带。
藏马鸡 主要活动于海拔2000～5000m的针阔叶混杂林及灌丛地带；
赤麂 主要活动在海拔较低的中国低纬度地区。
由此可见，以上动物的生存环境，反映出其活动区的垂直变化十分明显。其中既有分布于海拔1000m左右的苏门羚、水鹿、赤麂等牛科及鹿科动物，也有分布于海拔3500～5000m的藏羚、藏原羚、白唇鹿、白臀鹿、高原兔、马麝、藏狐、喜马拉雅旱獭等耐高寒的群种。水鹿、苏门羚的出现，说明其生存环境应有丰富的水源。而白臀鹿、狍子等动物，则表明其环境有高山灌丛草甸；水鹿、苏门羚和马熊的出现，还表明当时环境有阔叶林、混交林或针叶林等大片林区。岩羊、白唇鹿则主要是无林高山草原环境的耐旱动物代表。
新发现的十余种动物在地界分区和高度分布上的特点，都传递着一个重要信息：即这些动物群种在总体分布上，代表了一个广阔且多变的生态环境区。因为即便是“卡若文化”时期到现今该地区自然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在数千年前所有这些动物也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一个单一的生态环境区。
1.3 两次发掘所见动物的种类比较
原考古报告《昌都卡若》中，附有出土动物骨骼的鉴定结果，从中可知在1978、1979年的发掘中，卡若遗址共发现有14种哺乳动物，[6]其中有少量种类与2002年所出土动物相同，但多数动物种类与后者不同。同时，两次发掘所出土动物种类还显示出其各自具有的一些特点，为观察方便，兹列表略加说明（表1）。
表1 两次发掘所见动物种类比较
续表
从表1中，可以观察到两次发掘所见动物的异同主要有如下表现：
①1978、1979年发掘面积为1800m2，2002年发掘面积为230m2，若忽略两次发掘在动物骨骼收集、标本拣选上的差异，仅依单位面积计算，后者在动物种类、数量上都明显较前者丰富。
②两次发掘所见动物的种类数之比为14∶16，其中种类相同的动物（“共有种”）有5种，种类不同者（“特有种”）的比例为9∶11，其概率比表明，两次发掘所见动物虽然出于同一遗址、同一文化，但其种类结构各具个性。
③两次发掘所见动物的5个“共有种”，其生存活动高度上限都高于遗址所处（3225m）；而两次发掘所见动物的“特有种”（分别为9个，11个）中，后次新见动物的活动高度在总体上高于前次所见动物的活动高度。
④后次新见动物的11个“特有种”中，有10个为大中型野生种，未见有畜养动物；而前次发掘所出动物的9个“特有种”中，则有饲养动物猪（Sus. sp）1种，其余多为中小型野生种。
⑤另外，上表未列入的动物遗存中，前次发掘除哺乳动物外，还鉴定有鸟类的隼（Falco sp.）和雁（Anser sp.），但未见鱼类；[6]而后次发掘则见有疑为黄河裸鲤（Schizopygopsis kessleri Herzenstein）的鱼类骨骼1种。
综上所述，两次发掘所出土动物骨骼在有效鉴定的前提下，可以发现两者间的差异是主要的，而共性则是次要的。概而言之，2002年发掘所见动物的种群特征具有更为明显的狩猎/渔猎对象的性质，并且前次发掘所出土动物包含有遗址早中晚三个时期的种类，而后次发掘的动物则明确属于晚期遗存，所以两者间的差异还应具有时段早晚不同的意义。
2 讨论：动物遗存与生业模式
在史前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生业模式（或称生业形态）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它是人类文化自然环境、生产技术、经济能力、社会组织等方面的综合反映。在物质材料方面，一般多以生产工具、农作物遗存、家畜及野生动物骨骼等为依据进行观察分析。
前文所述，卡若遗址后次发掘所见动物遗存在种群结构、生存环境上具有与前次发掘所见动物不同的特征，而这个特征的最大之点就是它们应是狩猎生业的对象，而不是畜牧生业或狭义的农耕生业的对象。那么，这些动物所代表的狩猎生业在“卡若文化”中具有何种意义？要说明这个问题，首先应对“卡若文化”生业方式的历时性变化作一简要分析。
2.1 “卡若文化”生业模式的历时性变化
在此，本文仅依据生产工具、作物遗存、动物骨骼这三类材料来讨论“卡若文化”生业模式的历时性变化。根据《昌都卡若》的统计，1978、1979年发掘出土物中的生产工具是数量最多、类型最为复杂的一类，其中95.6%是石质工具（包括打制、磨制石器和细石器）。石应平先生曾对卡若遗址的生产工具做过比较细致的分析，他将23类石质工具分为三大组群：
A类：与狩猎活动有关的工具组群。该组工具包括有矛、镞、尖状器、钻器、刻刮器、切割器、刮削器、石片刮器、重石、石叶和石片等。
B类：与畜养（牧）活动有关的工具组群。包括有切割器、刮削器、石片刮器、敲砸器、石片等。
C类：与锄耕农业活动有关的工具组群。包括有斧、锛、凿、铲状器、锄形器、砍斫器、犁状器、敲砸器、磨盘、磨石/研杵、重石、石刀、切割器、石片等。[5]
根据石氏的工具分类和各类工具的量化分析，可以发现卡若遗存的石器工具在早、中、晚三期的演变之中，有三个特点十分明显。
第一，在遗址所出全部石质工具中，石片、刮削器、切割器三类工具所占比例最高，分别为29.59%、22.86%、10.16%，其总数超过其余20类石质工具的总和。
第二，在卡若遗存早期、中期、晚期三个时段中，石片、刮削器、切割器三类工具数量的最高值，在各期石器总数中所占比例呈从早到晚渐次上升的趋势，分别为22%、29%、39%。
第三，在卡若遗存从早到晚的进程中，23类石质工具中“与锄耕农业活动有关”的研磨器（磨盘）、重石等明显减少，而锛、凿、斧、刀等器类虽在中期有所增多，却在晚期时明显减少，唯犁形器、锄状器、铲状器从早到晚呈增多趋势。而“与狩猎活动有关”或与“畜养（牧）活动有关”的敲砸器、砍斫器、石片、刮削器、切割器、矛、镞、尖状器、钻器、刻刮器、重石、细石叶等皆从早到晚呈急剧上升趋势。
简要地说，卡若石质工具所反映的历时性变化，一是石片、刮削器、切割器、细石器等为代表的“狩猎”或“畜牧”工具类型从早至晚呈上升、增多的趋势；二是磨制石器比例很小（仅占全部出土石质工具的6.4%），并且以其为主要代表的“锄耕农业”工具类型从早至晚皆呈下降、减少趋势；三是在整个“卡若文化”的生产工具中打制石器一直占主导地位，而且其数量从早至晚只增不减。
在作物遗存方面，1978、1979年的发掘从编号79CHKF8∶58的样品中发现有保存好且未经炭化的栽培粟类作物小米（Setaria italica L. Beauv）。[7]2002年的发掘中又经浮选法在02XCKT7第③层下的H4中获得“数十粒脱壳粟炭化粒（Setaria italica L. Beauv）”[4]。从两次样品的出土层位和相关年代标志看，79CHKF8属“早期后段”遗存，且被“同层”的F7打破，其4个14C数据经高精度树轮表校正为4893～4611a B.P. 和4870～4470a B.P.，[8]应属“卡若文化”早期时段；而02XCKT7第③层下H4的年代，则可参考第③层的4个测年数据，即4105a±70a B.P.、4070a±70a B.P.、3975a±70a B.P.、3848a±70a B.P.（均未经校正）[5]，可认为其应是“卡若文化”晚期的代表。两次发掘所获栽培作物遗存中除粟类作物外，均未见有青稞、小麦等其他物种，由此可知，“卡若文化”的“锄耕农业”是单一种植粟类作物，这一物种从“卡若文化”的早期到晚期没有发生变化，即“卡若文化”可能始终是以粟类作物为种植对象。
在动物遗存方面，两次发掘所见物种的区别及其意义，前文所作的初步分析已概要说明，新发现的动物种群具有更为明显的狩猎对象性质，而且这一特征是在“卡若文化”的晚期遗存中表现出来的。与之相对应的是，前次发掘所出土动物中经鉴定有一定数量的猪（Sus sp.），其物种个体小于野生种，且年岁都为老、幼年，牙齿结构较野生种简单，故确定为饲养动物。[6]而在经鉴定的42件猪骨标本中，25件出自原划分的“早期地层”（其中第4层出有6件，第3层出19件），7件出自原划分的“晚期地层”，这个比例似乎暗示了猪的饲养规模在“卡若文化”中并未随时间的推移而出现明显的发展。另一个例证是2002年发掘所出土16种动物，皆出自4000a B.P. 左右的晚期地层，其中则不见有猪的骨骼。此外，原报告作者因发掘中未见有鱼类骨骸，根据遗址地处澜沧江畔这一环境特征，推测史前卡若居民可能有“禁忌食物”（Taboo Food）的习俗，而后次发掘所见疑为黄河裸鲤（Schizopygopsis kessleri Herzenstein）的鱼类骨骼，却未能支持这一推测，而是暗示了捕捞很可能在当时是与狩猎并行的生业方式，即是一种高原环境中的“渔猎”方式。
结合对卡若遗址中各类遗迹现象和其他遗物的分析，笔者十分同意诸家关于5000～4000a前“卡若文化”的生业方式在其一千多年的文化进程中，其生业结构（或经济类型）发生了历时性（阶段性）变化的观点。无论是在工具组群的功能变化上，还是在作物/动物所体现的食物链方面，皆可观察到“卡若文化”生业结构中虽然一直存在粟类作物的农耕生产，但动物资源的利用从未减少，并且可能在晚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高度。然而，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卡若文化”生业方式在晚期出现的变化中，其根本性特点是“畜养”、“畜牧”、“游牧”等生业方式的兴起和发达，还是“狩猎”或“渔猎”类的生产行为更加突出？笔者在此肯定的是后者，即“卡若文化”生业模式在晚期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不是畜牧业的发达或增强，而是狩猎业占有重要地位。
2.2 “卡若文化”晚期狩猎业的性质
事实上，查阅《昌都卡若》报告和后次发掘的相关资料，从中几乎找不到可以表明“卡若文化”晚期已出现畜牧经济的依据。倒是突出地显示了晚期狩猎业和捕捞（渔）业的重要性。那么，“卡若文化”晚期狩猎业为何会呈上升趋势？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看到卡若遗存的农耕作物存在地理区域上的局限性。
卡若遗址两次发掘所见的小米（Setaria italica L. Beauv）属禾本科粟类作物，其最早是由狗尾草驯化选育而来。[9]根据考古发现与研究，小米的原产地当为我国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其时代至少可早至磁山/裴李岗文化时期。“卡若文化”的小米，无疑应是来自北方黄河流域，大约是经青海、甘肃等黄河上游地区传入横断山西部的西藏高原地区。然而小米虽是耐旱作物，却具有“短日性作物”的特征，即对光照的反应会因品种生育期而异，即其引入品种会因与原产地纬度、海拔的高度差异而出现低产甚至不能生产的现象。[9]可以想见，数千年前的卡若居民要在3000m以上的高原环境中保持北方小米的物种遗传基因不变，从而获得足够的产量以供应增长的人口，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和需要掌握的种植技术是绝对不低的。而相比之下，高原作物青稞（裸大麦）却具有优于小米的能迟播早收、生长期短、耐瘠、耐盐、受后期旱风影响小、适合山区/半山区栽培的特点，[9]这样的物种优势，应当是青稞取代粟类作物而成为青藏高原具有传统优势的主要农作物的主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中在雅鲁藏布江中游的昌果沟遗址发现了约3500a B. P. 的古青稞（Hordeum vulgare L. var. nudum）、古小麦（Triticum aestivum L.）、古粟（Setaria italica L. Beauv）两类早期作物遗存，傅大雄先生在专门研究中提出了三点看法：A．昌果沟发现的粟类作物再度表明粟是西藏高原长期和普遍栽培、而且是最早栽培的粮食作物；B．昌果沟古青稞的出现表明西藏新石器时代晚期已开始接触到以“麦”（青稞）为主的农业文明，青稞的物种优势在高原生态农业中表现出了独特的适应性；C．西藏新石器时代晚期粟与青稞的混合农耕最终演变成为以青稞为主的西藏近代农耕，从而取代了高原早期的单一作物粟。[10,11]这就是说，“卡若文化”种植的粟类作物未能发展成为高原独特环境中的优势粮食作物，极有可能在当时已显示出其地理环境的非适应性，所以在更晚的昌果沟遗存中出现了新的作物类型——青稞/麦类混种，并逐渐由青稞取代了早期的粟类作物。这样一个高原型的种植作物演化规律，亦可说明“卡若文化”粟类种植不太可能在那样的高原环境中和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得到大的发展，故卡若居民的扩增必须向自然界谋取新的资源，在这样的情况下，狩猎生业的发展就成为藏东山区史前生业模式变化的一个重要方向。
其次，我们还可以发现，卡若遗址新出现动物种属所具有的生存环境海拔更高、体型更大的特点，表明当时卡若居民为扩大狩猎生业所做的努力是空前的，他们在更大的地域和海拔更高处去获取此前在相对狭窄的区域内不可能得到的动物资源，并且在狩猎作业过程中，他们对野生动物的习性有了更多的掌握与了解，这样狩猎/渔猎业与种植业就构成了具有时间调节性的综合型生业方式，即春夏季以种收获植粟类作物为主，秋冬季则以渔猎获取动物为主。在后次发掘中新发现的动物中可以发现，其中的赤鹿、水鹿、白臀鹿、白唇鹿、岩羊、狍子等野生动物均是在秋季发情交配，次年春季产仔，故最佳猎获季节无疑应在秋冬之际，此时动物外出活动频繁，成年个体增多，体格健硕，可以有相对稳定的猎获量以供生存之需。关于这种季节性较强的复合型生业方式，已故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在其著作中已有精要的讨论介绍，他在提及国外学者有关“全盘生业”、“广幅资源利用”、“环境资源扩充系统”以及“取食系统”的“时间排序”（Scheduling）等理论学说时特别指出，农业的形成究竟是经历了怎样的过程，解答这样的问题当然要靠每个地区的材料。[12]就一般意义而言，新石器时代的“种植/狩猎型”生业是否必然发展为“种植/畜养型”或“种植/牧业型”并无通行的规律性，各地区史前生业模式的特点，是由各地区具体的考古材料来阐明的。具体到“畜牧生业”或“游牧生业”的形成，是与当时、当地新的生产力的变更有着直接关联，例如俞伟超先生就认为中国的“新石器是没有真正的游牧、畜牧部落的。至青铜时代，新的生产力使各地依其自然条件的不同分头发展……甘青高原区便由锄耕发展为畜牧”。[13]地处横断山区西部高原的“卡若文化”其生业方式究竟经由了何种演变规律，是一定要与其所处环境和新生产力因素的分析一并加以考虑的。
最后，应当指出卡若遗存的动物资料分析，当然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例如缺乏准确的各地层、遗迹所出土动物个体数、种属的量化分析，但现有材料已可表明狩猎生业在“卡若文化”晚期的突出地位，代表了一种高原特殊环境中史前生业模式，即当可能因气候、人口等因素的变化而出现生存压力时，一是在粮食作物方面寻求新的适应性物种，二是采取向自然界“广幅利用”的方式扩充其生存资源，当粟类作物的扩充受到地理环境的限制时，狩猎业的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了。
3 简短的结语：一点启示
中国的西南，地理环境的复杂性使得这一地区的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有着充分的体现，这是研究中国西南考古学文化需要参照的重要的环境背景。本文论及的“卡若文化”地处横断山高原区，正是因为其动物资源的丰富性（地处全北界与东洋界的复合区）及其在同一地域呈垂直分布的优势特征，可以使得当时居民在其生业的发展过程中，当季节气候或人口增长发生变更时，能在稳定的区域范围内扩充可以猎获的动物新资源，作为高原环境中的生存需要，这种方式可以解决单纯种植生业不能获得的生存必需品（例如高原御寒的皮毛原料）。所以，“卡若文化”生业方式的适应性发展，实际上是一种“北方旱作农业型”（黄河流域粟种农业文化）向“西南山地复合农业型”生业模式转化的表现，真正以种植农业为主的高原史前文化类型，则可能是后来出现在雅鲁藏布江谷地（包括拉萨河谷地区）等地区的以青稞种植为标志的“曲贡文化”或“昌果沟文化”等，而后世青稞等麦类作物成为整个高原的主要农作物，则应是与高原早期文化自身的发展格局以及高原环境的共性密切相关的。至近代，中国西南的区域文化生业模式仍保持着一些独特的个性，如金沙江流域泸沽湖地区的摩梭人，长期以来临湖而居，尽管土地资源与气候条件均佳，可当地居民却一直是以畜牧与捕捞为生而“不知稼穑”，其种植农业的历史极短（仅数十年）。[14]所谓“天变于上，物候于下”，其实在西南地区不同的地理环境中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针对中国西南地区的史前不同文化生业模式或经济类型的考察研究，在思考与解答方向的设计上，重视对环境材料与历史传统的客观、细致的分析，应是十分必要的。
2007年10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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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ly unearthed animal bones from Karuo Site are identified as the bones of 16 kinds of animals, all extant taxon. From the animal bones and means of production unearthed from the site, the subsistence patterns changed diachronically in the one thousand years of cultural history. The stone tools used for hunting and animal husbandry kept increasing with time, and hunting still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even at the later period. Agricultural crops were largely limited by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注释】
[1] 察雅县江钦遗址于2000年由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更堆、李永宪等人调查确认，相关资料尚未发表。
[2] 此次考古发掘的资料仍在整理中，田野报告尚未发表。
[3] 郭齐、刘绍英：《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的鉴定意见》，2003年7月。
[4] 傅大雄：《西藏昌都卡若遗址2002年浮选标本鉴定》，2003年2月。
[5]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实验室：《常规14C标本年代测定报告单》，200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