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兰出土舍利容器——镀金银棺考

许新国（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学术界一般认为，佛教正式传入西藏，始于吐蕃王朝的松赞干布时期。这时期以松赞干布与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的联姻为标志，佛教从印度和汉地两个方向传入西藏。从松赞干布到吐蕃末代赞普达玛吾东赞的大规模禁佛，即从公元7世纪初至9世纪中叶的这段历史时期，吐蕃佛教史籍上称为“前弘期”。这样长的时间内，理应有一批反映佛教的图像和遗物留传下来。但到目前为止，确切的前弘期佛教形象的遗物极为罕见。1983年冬，在青海省都兰县热水乡扎马日村血渭草原，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发掘一号大墓时，在1号殉马坑中部出土了一件周边镶有镀金银片的木质容器。经笔者考证，论定为一件佛教的舍利容器^[1]，可以归入吐蕃前弘期佛教物品之列。另外，笔者最近又发现了两件都兰出土的舍利容器——镀金银棺。本文拟对这两件舍利容器的特点进行分析，并与中原地区的金棺银椁进行比对研究，在此基础上就舍利信仰等佛教传播过程中的相关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

1983年都兰出土的舍利容器同唐代舍利金棺银椁相比，虽然有某些相近之处，但也存在差异。如都兰容器是以木质容器贴附镀金透雕银饰片的形式做成，而唐代的舍利金棺银椁均通体用金银做成；都兰容器的顶端竖行排列有整齐的立鸟，而唐代的舍利金棺银椁多为覆瓦式，未见立鸟；都兰容器出土于殉马坑，而唐代的舍利金棺银椁多出土于塔基。

与唐代金银器相比，都兰舍利容器也具有自己的特点。例如都兰容器饰片中的环状桃形忍冬纹，均采用三瓣花两片双钩状叶的形式，而唐代金银器中此类花纹形式多样化，不仅有三瓣花，也常见五瓣花以及鸟、兽、人物居于花中，此外还有石榴形、如意云头形、荷花形与桃形忍冬花结并存的情形。

从排列上看，都兰舍利容器上的忍冬纹饰采用纵列式、横列式、四方连续式排列等，花结的连贯性较强。而同期唐代金银器中，花结多置于桃形或莲形的分割区域内，彼此不相连贯。都兰舍利容器中的立凤图形，头、颈、身均装饰忍冬花纹，嘴衔忍冬花、颈后饰忍冬花的情况，在同期唐代金银器的凤凰图像中未见。都兰容器顶端立鸟翅膀上带有连珠纹饰，以及镶嵌绿松石的风格，也富有个性，尤其这种立鸟的造型具有浓厚的中亚风格。据此，我们将都兰出土的这件舍利容器归属于粟特系统，应系粟特人制造的物品。其年代定在7世纪初到8世纪中叶，即武则天到玄宗时期。

都兰发现的上述粟特舍利容器，使佛教传入吐蕃的路线发生了改变，除以往认识的印度和中原两个方向，又增加了中亚方向。那么中原地区的舍利容器是否在当时也已传入吐蕃呢？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2006年，笔者在西宁市南关街古董市场上就发现了实物。据持有者称，这两件镀金银棺是在都兰香日德镇收购的，征得同意后，我们将这两件文物进行拍照，予以发表。

A型1件，镀金银迦陵频伽云鹤纹棺

银质、镀金，前后两面挡头作上圆下方形，棺之两极前高后低似卧梯形，棺盖为覆瓦式，亦前宽后窄。棺座为前宽后窄的梯形，棺座与棺体相连。整个棺形与敦煌第332窟内北壁盛唐壁画“涅槃变”中所绘棺形完全相似。棺底座为二层台式样。覆瓦形棺盖錾刻出三只翱翔云中的仙鹤，姿态各异，棺侧各錾两体迦陵频伽鸟，均张双翅，曳长尾，双手捧供果，尾作树叶状，余白填以如意云朵纹。前挡上部为合和如意纹，下部为直棂乳丁裙板门扉。后挡有摩尼珠，为云朵所托。盖长20.9厘米、宽6～7厘米，棺长16.1厘米、宽5.5～6.5厘米，底长10.2厘米、宽8.7～9.6厘米，尾高8.2厘米，头高10.2厘米（图版壹）。

B型1件，镀金银佛像花卉纹棺

银质，局部镀金，分棺盖、棺身、围栏、底座等四部分套合竖向相叠而成。棺盖为覆瓦式，前宽后窄，平面呈梯形，前后各焊有挡头，前档做成五曲华盖形，其下有3个花结，两头各做成张嘴嘶鸣的怪兽头，中间为一双手合十坐于莲花之上的佛像，佛像头部有头光和火焰状背光，佛像两侧各填以对称的忍冬缠枝花卉。底部錾鱼子地纹，佛像、兽头、花卉等局部镀金；后挡做成半圆形，其上錾刻缠枝忍冬花卉，底部为鱼子地纹，整个图像全体镀金；棺身錾四条直向的花纹带，内錾刻相同的缠枝“S”形忍冬花纹，可见花头有葡萄、牡丹等吉祥花卉，底部为细密的鱼子地纹，整体不镀金。棺盖两侧各焊有一组相同的忍冬花，共14朵，为两勾叶三瓣花形，花朵全部镀金。棺盖长25厘米、宽11.7～13厘米。

棺身前后两挡作上圆下方形，两侧前高后低似卧梯形。前挡錾一周宽1.5厘米的缠枝忍冬纹花纹带，内纹饰分上下两层，上层为盛开的莲花，下层为乳丁状门，其中两乳丁啣环。忍冬花纹带、莲花、门框和乳丁等局部镀金，底部錾鱼子地纹。后挡錾一周宽1.5厘米的缠枝忍冬花纹带，内纹饰亦分上下两层，上层为莲花，下层为乳丁状门，其中两乳丁啣环。忍冬花纹带、莲花、门框和乳丁等图形局部镀金。两侧侧板錾刻相同的人物纹饰。按侧板从高往低的顺序，第一至第七人为站立的菩萨形象，发型或冠饰各异，均身穿袍服，头部有头光；第一至第四尊菩萨均双手齐肩，持钗；第五尊菩萨右手持莲花；第六、第七尊菩萨双手合十于胸前。第八、九二人均为长耳、兽头、赤膊，下身穿裤，呈鬼怪形，其中第八人左手持棍，右手上举，第九人两臂朝后，做奔跑状。两怪头部均无头光。九人物的身旁和脚下均填以云气纹。第一、三、五、七、九人表面镀金，其余不镀金，人物线刻空白处未见鱼子地纹。棺身下空，无底板，套在圈栏之上。两挡头之上的乳丁门系单独做成，然后焊附在挡头上。棺长21厘米、宽8.7～9.5厘米、高8.5厘米～10.9厘米。前挡高13.5厘米、后挡高10.5厘米。

第三层为围栏，其平面为长方形，上方每角焊接有3块圈栏，中间不封死，均有门。圈栏上錾有忍冬纹，底部有圆形鱼子地纹。圈栏中部焊有高出器面0.5厘米的梯形，与上方的棺身相套合。围栏平面底部焊有梯形框，与下方的底座相套合，围栏宽头和长头各下垂半菱形镂空花叶片，叶片上镂空錾有牡丹和缠枝忍冬纹，显得十分富丽。围栏长25.4厘米、宽13.5厘米、高8.8厘米。

底座平面为梯形，最上方中部焊有一梯形框，与上方的围栏相套合，其下为三层台阶，最上层台侧面錾有一周莲瓣纹，第二层台侧面錾有一周“S”形缠枝忍冬纹花结，最下层为镂空的壶门，长面有6个，宽面为3个。底座长25.9厘米、宽11.8～13.1厘米、高8厘米。（图版贰、叁）

二

在我国以小型棺瘗藏舍利，当滥觞于唐代初年，据《集神州塔寺三宝感通录》：“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春三月，敕取法门寺舍利往东都洛阳宫中供养皇后舍所寝衣帐直绢一千匹，为舍利造金棺银椁，数有九重雕镂穷奇。”这可能是文献中首次记录以棺椁瘗藏舍利的事实。武后所舍的这套金棺银椁的九重舍利容器现已无存，或许毁于武宗灭佛之时。

目前所见从考古发掘中获得的纪年最早的棺椁舍利容器实物，是出土于甘肃泾川唐大云寺基的一套，共五重，由外向内依次是盝顶石函、鎏金铜函、银椁和金棺，棺内琉璃瓶中藏有14颗舍利。据考，此舍利石函的埋入时间为延载元年（694年）^[2]，上距武则天为法门寺佛骨舍金棺银椁已过34年，表明在此期间，以中国式棺椁瘗藏舍利已在全国流行。

这件铜匣内的银椁前后两面作上圆下方形，椁之两侧前高后低似卧梯形，椁盖作覆瓦式，椁座呈长方形，前宽后窄。此椁椁座前后四角雕镶栏杆，空间镶嵌菱形花纹，椁之两侧前后各镶一圆环。椁之前后左右及椁盖和椁座上刻满对称的缠枝忍冬花纹，花纹空间，亦錾出圆点。

银椁内置金棺，棺形与银椁完全相同，但棺壁装饰得精巧华丽，远超银椁。此棺前面和两侧正中镶嵌白色珍珠，周围贴金片对称的莲瓣，形似一朵盛开的莲花，以大莲花为中心，在其周围又饰以金片组成的莲蒂、莲花和莲叶，均对称。棺之正中贴一金片组成六瓣莲，周围配饰6朵莲花。在每一莲瓣内都镶有白色透明的石英石，莲叶内镶绿松石，在石英石及绿松石正中又都各刻两道深印，以表示花叶的经脉。

以金银棺椁瘗藏舍利的做法，在唐代盛行不衰。1985年在陕西临潼庆山寺发现的一套容器，埋藏于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反映了唐玄宗开元盛朝的情况。地宫内设石雕“释迦如来舍利宝帐”，银椁金棺放置于石帐之中，其制工远较大云寺塔基出土的一套精美^[3]。银椁长21厘米，前挡高14.5厘米、宽12厘米；后挡高10厘米、宽7厘米。金棺长14厘米，前挡高9.5厘米、宽7.4厘米；后挡高6.5厘米、宽4.5厘米。须弥座长23.4厘米、宽17厘米、高12厘米。

银椁上有覆瓦式椁盖，下有长方形镂孔椁座。盖顶中心贴焊鎏金宝相莲花，莲瓣以白玉做成，以玛瑙珠为蕊心。玛瑙上以粗银丝做成类似宝刹的螺旋。在宝相莲的前、后、左、右有4朵小团花，花蕊以宝石镶嵌，蕊上亦有粗银丝的宝刹。椁盖四角用珍珠粘成梅花形。前挡门上垂环。左右门扉上各贴焊鎏金浮雕菩萨。菩萨有桃形头光。两菩萨间有青浮雕佛足一对。后挡贴焊浮雕鎏金摩尼宝珠。椁两侧各有兽首衔环两枚。每一侧各有对佛涅槃表示悲恸的5名弟子。

金棺置于银椁内。盖为覆瓦，下有长方形棺座，盖中央为鎏金狮子宝相花，盖以饰带缚缠，盖及后挡皆贴焊珍珠团花。前挡粘团花，其下有护法金毛狮子一对。须弥座，座呈长方形。座四周设栏杆，每边有缺口。座底四周设壶门，长边4厘米、短边3厘米。座四周嵌珍珠6周。银椁与须弥座通高28厘米。

安史之乱以后，虽然唐代经济和社会日趋衰落，但地方上以金棺银椁瘗藏舍利的风气仍然盛行，一些著名的政治家也热衷于此，最著名的是江苏镇江甘露寺塔基出土的李德裕为重瘗禅众寺和长干寺旧塔舍利所舍的两套金棺银椁，制作年代是大和三年（829年）^[4]。

长干寺舍利银椁，在长干寺舍利石函内，头朝北。盖长11.5厘米、底长9.6厘米、底头宽4.3厘米、尾宽3厘米、头高4.9厘米、尾高3.9厘米。椁为长方形，前后挡头相差不大。椁盖錾两体飞天，上身裸露，脐眼明显，下着羊肠大裙，披帛飘动，手执供果。余白填以折枝、云朵。前挡上部为虹云托月，中为缠枝忍冬，下为直灵乳丁门扉，门两侧为缠枝忍冬。后挡中心錾花椅式的立云1朵，四角各有卧云1朵，两侧边饰缠枝忍冬。左右侧各有双头迦陵频伽鸟一体，上身裸露，一手执供果，尾作叶状，余白填缠枝忍冬花纹。

长干寺金棺，盖长6.4厘米、底长5.1厘米、头宽1.9厘米、尾宽1.6厘米、头高2.8厘米、尾高2.1厘米。棺呈长方形，前后挡高度相差不大。覆瓦形棺盖为3只翱翔云中的仙鹤，棺侧各有两体迦陵频伽鸟，张双翅，曳长尾，尾作树叶状，余白填以云朵。前挡上部为合和如意纹，下部为直棂乳丁裙板门扉。后挡似有摩尼珠，为云朵所托。

武宗会昌灭佛以后，唐代佛法复兴。目前所知纪年明确的瘗藏舍利容器就是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基出土的懿宗所供奉的八重宝函。1987年，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塔基发掘出瘗藏“佛骨舍利”的地宫，在地宫中出土了四套瘗藏舍利的容器，分别放置于前室、中室、后室和后室秘龛中。

这四套容器^[5]的具体情况是：前室的一套，由外向内依次是汉白玉阿育王塔，铜浮屠，迦陵频伽纹饰银棺，“佛指舍利”置于棺中。中室的一套，由外向内依次是汉白玉双檐灵帐、盝顶铁函、用丝绸包裹的鎏金双凤纹银棺，“佛指舍利”置于棺中。灵帐为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所造。后室的一套，最外为用红锦袋包裹的银棱盏顶黑漆宝函，其内依次是鎏金四天王盝顶银函、素面盝顶银函、鎏金如来坐佛盝顶银函、六臂观音盝顶金函、金箧宝钿珍珠装金函、金箧宝钿珍珠装开武扶石函、宝珠顶单檐四门金塔，“佛指舍利”套置在金塔正中焊立的银柱上，据塔基内石刻物帐所记，可知这套容器是唐懿宗供奉的八重宝函。后室秘密龛中的一套，外为铁函，裹有织金锦，其内依次是鎏金四十五尊造像盝顶银函、银包角檀香木函、嵌宝水晶椁、壶门座玉棺，“佛指舍利”置于棺内。后室所藏这套八重宝函，为懿宗于咸通年间所供奉，最内一重作四门金塔，舍利置于塔中。其余三套，舍利均放置于银棺和玉棺之中，特别是后室秘龛中的一套，玉棺外还套有嵌宝水晶椁和最外重的铁函，据石刻物帐，它们与武后绣裙等都是随佛骨舍利的供奉具，时代早于咸通年间的八重宝函^[6]。

以上列举的中原地区的舍利容器，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例如：大部分容器通体饰以缠枝忍冬纹，部分容器饰以团花或宝相花，纹饰一般都出现鸟、凤、鹤、鸿雁、飞天和力士等，显得繁缛和富丽。纹饰局部鎏金，总体形状均做成棺椁形式。

我们将都兰出土的两件容器与上文列举的中原地区的舍利容器进行对比发现：都兰A型镀金银棺与江苏镇江甘露寺塔基出土的李德裕为重瘗禅众寺和长干寺旧塔舍利所舍的长干寺金棺的形制和纹饰基本相同，少有差异。例如，棺盖具有相同的3只翱翔云中的仙鹤，棺侧具有相同的迦陵频伽鸟，张双翅，曳长尾，尾作树叶状，余白填以云朵。前挡上部为合和如意纹，下部为直棂乳丁裙板门扉，后挡为云朵托摩尼珠等均完全相同。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都兰A型为镀金银棺，长干寺这件为金棺；都兰A型底座有两层台阶，而长干寺金棺仅有一层；都兰A型尺寸较大，长干寺金棺尺寸较小。根据上述分析，使我们完全有理由确定，都兰A型银棺同长干寺金棺一样，应为中原地区制造的相同类型的舍利容器，二者的年代也应相同，即相当于9世纪前半叶。

都兰B型银棺分为棺盖、棺体、底座几部分的做法，同法门寺塔基地宫中的鎏金双凤纹银棺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棺体两侧錾菩萨、金刚力士的做法同法门寺的这件也有一定程度的接近，棺座四侧壁均錾饰出火焰形壶门的特点也较为相同。不同之处在于法门寺的这件体积较小，而都兰B型体积较大；都兰B型座栏杆下垂有叶片状透空花饰、棺盖两侧直立焊接的小花，整个容器分4件相套合的做法似有自身的特点。

但是都兰的两件舍利容器总体形状呈棺椁形，同中原地区的舍利容器基本形状是相同的。都兰B型容器的年代可参照中原容器的年代来确定。据石刻物帐，法门寺的鎏金双凤银棺是随佛骨舍利的供奉具，时代早于咸通年间的八重宝函。中室的汉白玉双檐灵帐的年代为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所造。都兰B型与此件相比，时代应稍晚，将其定为与A型接近应不致有大误。与A型一致，相当于9世纪上半叶。

三

所谓“舍利”，按佛教教义，原指经火化后佛或得道高僧的骨灰中的晶状颗粒。“舍利容器”，就是盛装骨灰的容器。《魏书·释老志》云：“佛即谢世，香木焚尸，灵骨分碎，大小如粒，击之不坏，焚之不焦，或有光明神验，胡言谓之舍利，弟子收奉，置之宝瓶，竭香花，政敬慕，建宫宇，谓为塔。”

但是，佛教徒起塔“供养”的“舍利”，并不限于上述记载所说的“击之不坏，焚之不焦”，或“投之于水，乃有五色光起”的“神粒”，凡佛之“牙具发爪之属，顶盖目睛之流，衣钵瓶杖之具，坐处足蹈之迹”，皆可起塔供养。据《如意宝珠金轮咒王经》云：“若无舍利，以金、银、琉璃、水晶、玛瑙、玻璃众宝等造作舍利。……行者无力者，则至大海边拾清净砂石，即为舍利，亦用药草，竹木根节造作为舍利。”由此可知，舍利实际上也是可以用这些宝物所替代的。

佛教东传我国，是经由新疆天山南麓，尤以库车、和田与吐鲁番占有重要的地位。库车位于天山南麓商路要冲，是从和田到吐鲁番之间最大的绿洲都市。这一地区发现许多佛教遗迹和佛典，有关的文献记载也很丰富。位于印度次大陆西北方向的犍陀罗盆地，是印度同中亚重要的联结点，也是古代欧亚大陆交通的枢纽。印度的佛教从公元前后通过犍陀罗向东西扩展。从犍陀罗开始，经由其西面的吉拉拉巴德传播到阿富汗各地，并沿印度河逆流而上，向北到了印度河上游和斯瓦特河谷。再由吉尔吉特经塔什库尔干传到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周围的绿洲都市。传播到中国的佛教，大都是经由这条路线，因而与印度本土的佛教有所不同，带有中亚色彩。这一点，从库车周围发现的有关佛教资料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这种具有中亚色彩的佛教，在其作为礼拜对象的遗迹遗物中，较为突出的是：

1.佛塔的盛行。这点可以理解为舍利崇拜，由出土舍利容器的豪华富丽表现出对舍利的敬畏。

2.对舍利的崇拜。应看作是涅槃思想的传播。

在印度，原是以佛塔来表现“释尊之死”，犍陀罗出现佛像后，才出现涅槃像，但还是作为佛传的一部分。涅槃图像脱离佛传独自展现，始见于阿富汗和新疆地区。例如在阿富汗有巴米扬长达千余尺的涅槃像，在卡支尼塔巴塞尔他尔寺院有长达12米的大涅槃像。塔吉克斯坦阿吉那·特帕的涅槃像也长达12米（现存10.4米），全都安置于大佛塔的旁边。在库车近郊的克孜尔石窟和敦煌千佛洞中也存在着与此相同的形式。

在巴利文《大般涅槃经》（巴黎圣殿协会本二，第141页）中，阿难陀向释尊询问有关释尊死后的埋藏方法时，释尊做了如下的回答：

阿难陀啊！汝等参与如来的舍利供养吧。阿难陀啊！汝等努力去做最高善行吧。对于最高善行，切勿懈怠，热情、精进地生活吧。阿难陀啊！对如来抱有信心的刹帝利的贤者、婆罗门的贤者、资产家的贤者，他们进行如来的舍利供养吧……处理如来的舍利，如来之塔应该做成“十”字街形，无论是谁向其礼拜，都可以得到长久的福利和安康，……心变得清静，死后有善果，可以超生在天国^[7]。

以上记载充分说明舍利供养是刹帝利、婆罗门、资产家三阶级在家信徒修行的大事。汉译佛典中也有供养舍利获得福利和死后超生天国的记述。这反映了佛教教团最初即存在着两群人，以修习戒律、禅定、智慧等所谓的“学”为手段，以从人间的迷妄和苦恼中求得解脱为目的的出家修行者阶层，以及通过布施、供养等手段积累善根，祈愿今生和来世的福利和安康，超生于天国的在家信徒阶层。前者是通过自身的努力而到达解脱彼岸的所谓“解脱的佛教”，后者是通过所谓积善的果报而超越的“救济的佛教”，后者的神力正反映了佛舍利的神力。

对于出家的比丘来说，对释尊只表示师长式的敬畏，这在原始佛典中举目可见，释尊和声闻弟子的行为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点。对于在家信徒来说，释尊生前是他们心目中具有神秘力量的圣者，当其入灭之时，怀着异常执着的心情，争取将其舍利建塔供奉。小乘涅槃经类9本异本中记载了所谓“舍利八分”的传说。大意是：释尊入灭的消息传出后，七部族聚集在拘尸那，向正在荼毗（火葬）的马拉族提出分配舍利的要求，马拉族企图独占舍利而拒绝了这一要求。被激怒的七部族陈兵拘尸那，准备攻城^[8]，攻守双方，剑拔弩张^[9]，一触即发。后来通过一位婆罗门的仲裁，将舍利分成八等份，当时是用瓶来计量和盛装舍利的。“广布四方，建造佛塔”。在这之后来到的人们（据诸本系指刹帝利和婆罗门），只能用荼毗后的骨灰，在各地建立了10座佛舍利塔^[10]。信徒们不惜发动战争以求占有舍利在自己的国内建塔供养、祈求获得今生和来世的幸福，这与上述涅槃经的记载相符，充分说明舍利具有超自然的神威和不可替代的最高价值。信徒们通过保管和收藏舍利而得到福德和恩惠，供养舍利正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机会。涅槃经诸本记有如来舍利塔要建造成十字街形，便于人们的往来。仅就佛塔的“坟墓”功能来说，也反映了作为土俗信仰中的“遗骨崇拜”的文化现象。

所谓“舍利信仰”或“舍利崇拜”的宗教文化现象，不是在释尊入灭以后才突然出现的，早在佛教产生之前就产生于印度土著文化中。在土著文化中，并不仅限于如来，即使是“圣者”的遗骨，也被认为具有特殊非凡的神力。印度珊奇第三塔是著名的佛弟子舍利弗尊者和大目犍连尊者的舍利塔；第二塔是包括加沙帕克特拉在内的10位圣者的舍利塔，有出土的纳骨器和舍利容器上的铭文可证。此外，原始经文中也有许多关于舍利弗舍利以及独觉和阿罗汉之塔的记载。

在法显的《佛国记》和玄奘的《西域记》卷7中，也记载了佛弟子阿难的遗骨被玛迦达和白沙里国平分之事。决意入灭的阿难，离开玛迦达，乘船渡恒河，到白沙里时，白沙里王迎接他的军队和玛迦达追赶他的军队隔河相对，传说两军的旌旗遮天蔽日。阿难唯恐发生战争，遂施展神力升向天空，在那儿现入灭之火焚烧自身，遗骨分成二份分降南北两岸，两国各在本国建立舍利塔。佛灭后，佛教在西印度、南印度、西北印度（犍陀罗）广泛传播，当时传布佛教的尖兵即是佛舍利和佛塔，是隶属于佛塔的说法比丘。阿育王所谓八万四千舍利，建立众多佛塔的传说已暗示出这一点。

阿育王建造的佛塔，并未保存下来。塔克西拉的搭尔玛拉迦塔（一般认为始建于阿育王时期）和珊奇第一塔，都经过了后世的维修和扩建。在珊奇、巴尔户特、菩提迦耶佛塔和栏楣雕刻中，却保留了最古老佛塔上的莲花和华盖。珊奇第一塔北门及其以后的阿玛拉巴迪塔（3世纪）也雕刻了华丽的佛塔供养图^[11]。

作为崇拜对象的佛塔，其基本要素有二：一是中心柱、伞盖及半球形组合建筑。这种形式的象征意义有着种种解释，如象征宇宙，意味着永远的生命、神圣力等。二是佛舍利。具有这两个要素的佛塔是最早的佛塔。佛教以佛塔作为尖兵先是在印度各地，其后更进一步向印度次大陆扩张。

在各地出土的舍利容器中，有收藏烧骨的灰、珍珠、水晶、金片以及贵石、贵金属类和金银铜质货币的例子，且数量较多，有的明确记有“如来的舍利”铭文。许多舍利容器保持了与佛塔本体不同的形状，一般认为最古老的是白沙里塔址出土的滑石容器和萨海特（马海特）古塔址出土的砂岩和陶容器，形式均较古朴。孔雀王朝以后的庇甫拉瓦塔址出土的7个舍利容器，则是经过当时高度艺术洗练的设计的最高级的优秀工艺品—— 一种豪华、纤细的容器。

舍利信仰在传播过程中也受到了各地方本土文化的影响，佛塔和舍利容器的形状也随着时代和地域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发展和变化。尤其是在各种文化交汇的西北印度。公元前3世纪佛教传入犍陀罗，以后巴克特里亚系统的希腊人、萨迦、帕提亚、贵霜等民族相继侵入并统治了这里，当地佛塔和舍利容器的形状不仅存在着土著文化和印度文化交流的痕迹，也融合了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希腊、罗马等西方文化及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因素，从而具有世界性，为印度以外的世界所容纳。

舍利信仰、涅槃信仰以及弥勒信仰等，是今后研究中亚佛教的关键问题。

四

舍利容器就其总体来看，显然是受到了西北印度的影响，但粟特舍利容器却显示出浓厚的土著文化特色，具体来说，受到了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徒的一种纳骨器的影响。粟特和花剌子模，在神像印度化的同时，广泛采用了琐罗亚斯德教把人骨从软组织中剥离，放入纳骨器中进行埋葬的方式。琐罗亚斯德教认为，尸体会污染神圣的土地，应该将尸体安置在岩壁上挖出的特殊的尸床上，让飞禽啄食其肉，然后收集残骨，装在陶制的容器和纳骨器中，或者收藏在岩壁上凿出的壁龛中。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纳骨器也被用来盛装佛典并贮藏在舍利塔中。在中亚，将死者的遗骨放入特殊的纳骨器中保存的习惯，发端于遥远的过去。中世纪初期，这种风俗被中亚的粟特人接受。这一时期的粟特人和花剌子模人大量使用了四角箱形的纳骨器，这些自然会对粟特人中的佛教徒产生重大的影响，从而运用到佛教的舍利容器上。从都兰热水乡血渭一号殉马坑出土的舍利容器上即可看出这种影响。这种长方形的舍利容器与中国传统的埋人的棺材在平面形状上较为接近，如果说对唐代中国的棺椁式舍利容器产生了影响的话，那么，极有可能是以粟特人作为传播媒介的。

从吐蕃墓中出土的中唐以后中国棺椁式舍利容器看，其形式与印度本土的传统相异，其直接渊源应为体现波斯萨珊王朝宗教艺术精神的纳骨器，这种新型的四角箱形的容器被中亚粟特人所吸收，但并未进入印度，而是到达了中亚和中国，在这里与中国传统的棺椁形式相结合，又传播到中国西北的吐蕃。

都兰中原棺椁式舍利容器的发现，对于研究佛教传入吐蕃的路线，吐蕃前弘期佛教的文物，吐蕃与唐代中原地区的密切联系和文化交流，以及舍利信仰与吐蕃本土土著信仰相结合等学术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和新的视点，无疑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2009年

Abstract

The article studies the two gold plated silver coffins—the Sharira containers unearthed in Dulan County, Qinghai Province, and believes that the gold-plated silver coffins originated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in comparison with the studies of the gold plated coffins in silver outer coffins—the Sharira containers buried in the Central Plains since the mid Tang Dynasty. The Sharira belief first appeared in India, but it was influenced by local cultures in its spreading to other countries. The form of coffin-in-outer-coffin style of the Sharira containers in the Tang Dynasty was different from that in original Indian tradition, being a combination of the bone containers of the Persia Zoroastrians spread by Soghdian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offins. This form of the Sharira container was spread to Tubo with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Han and Tibetan cultures.

图版壹

图版贰

图版叁

注释

[1]许新国：《都兰热水血渭吐蕃大墓殉马坑出土舍利容器推定及相关问题》，《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5年第1期。

[2]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泾川县出土的唐代舍利石函》，《文物》1966年第3期。

[3]临潼县博物馆：《临潼唐庆山寺舍利塔基精宝清理记》，《文博》1985年第5期。

[4]江苏省文物工作队镇江分队：《江苏省镇江甘露寺铁塔塔基发掘记》，《考古》1961年第6期。

[5]陕西省法门寺考古队：《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0期。

[6]法门寺考古队：《法门寺地宫珍宝》图40，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

[7][日]山田明尔：《舍利信仰的扩展》，《佛教东渐——从祇园精舍到飞鸟》，龙谷大学，1989年。

[8]《佛般泥洹经》，《大正藏》第1卷第175页。

[9]《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38，（大正藏）第24卷第401～402页；《佛般泥洹经》，《大正藏》第1卷第175页。

[10]《佛般泥洹经》，《大正藏》第1卷第175页。

[11]《印度国立博物馆全集》，《世界博物馆全集》，台湾锦绣出版社，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