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兰吐蕃古墓考古研究综述
都兰吐蕃古墓考古研究综述
周毛先（西北民族大学《格萨尔》研究院）
宗喀·漾正冈布（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暨民族学研究院）
现已发现的都兰及其周围的吐蕃墓达上千座，墓群延伸至黄河及长江上游的果洛、玉树，甚至阿尔金山以北的米兰等地区，部分大墓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遭到马步芳工兵有组织的盗掘和破坏。20世纪80年代以来，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许新国研究员作为领队，长期指挥和参与了都兰吐蕃墓葬的发掘工作，出土了一大批精美的丝绸、金银器、铜器、漆器、古藏文木简牍等珍贵文物。许多专家认为以都兰为中心的吐蕃墓群是继敦煌、吐鲁番考古发现以后，中国西部乃至亚洲腹地最大的考古发现。
一、都兰古墓群的分布及考古情况介绍
（一）都兰古墓群的分布
都兰县吐蕃墓群广泛分布于青藏高原柴达木盆地东南隅的都兰县的7个乡和2个镇，即夏日哈乡、热水乡、香加乡、巴隆乡、沟里乡、宗加乡、诺木洪乡及察汗乌苏镇、夏日德镇。古墓群总数已达2000座以上。其中位于都兰县察汗乌苏镇东南约10公里的热水古墓群是吐蕃时期最重要的一处文化遗存，也是青藏高原北部吐蕃墓葬最为集中的地区。它分布于察汗乌苏河两岸，北岸有160余座，以热水偕微一号大墓[1]为中心沿山麓向两翼呈长条状分布，自西到东延伸约3公里。南岸墓地与热水偕微一号大墓隔河相对，有墓葬30余座。热水古墓群背依热水大山，面临察汗乌苏河，依山傍水，是一块风水宝地。
（二）古墓群的考古情况介绍
20世纪50年代初，老一辈考古工作者在都兰县英德尔羊场旧场部和香加的科肖图发现了古墓群。1957年12月13日，青海省政府将两处墓群公布为第二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青海省文物局考古工作队（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身）曾在热水沟北岸发掘过2座吐蕃古墓。古墓自西向东分别被称作偕微“一号大墓”和“公主墓”。“公主墓”又称偕微“二号大墓”。标记为偕微“TM1号墓”和偕微“QM1号墓”。其后发掘的墓葬按其顺序依次命名。1983年和1996年，都兰古墓群被国家文物局先后评定为“全国六大考古新发现”和“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996年，国务院将都兰热水墓群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7至9月，在美国企业家罗杰伟先生（Roger E. Covery）创办的唐研究基金会的资助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在都兰热水沟南岸发掘了4座大、中型墓葬，依次命名为都兰吐蕃一号墓、都兰吐蕃二号墓、都兰吐蕃三号墓、都兰吐蕃四号墓，于2005年出版了考古发掘报告书《都兰吐蕃墓》。[1]该报告书对墓葬的形制、随葬器物、藏文木简和碑文、出土的道符、出土人骨进行了考古研究与文化解读。1982以来，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热水乡偕微草场的80余座古墓葬进行了大规模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出土了一大批精美的丝绸、金银器、铜器、漆器、古藏文木简牍等珍贵文物。
二、古墓的年代研究
据考古专家介绍，树轮年代学（Dendrochronology）是目前考古测年中最精确的定年方法，可以精确到年，甚至季节。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邵雪梅等的《柴达木盆地东北部3500年树轮定年年表的初步建立》，[2]利用树轮年代学方法为柴达木盆地东部地区古墓中的椁木进行交叉定年。她认为属于同种气候类型的德令哈、乌兰、都兰等柴达木盆地东部的祁连圆柏树与古墓中的椁木属于同一树种，因此通过对都兰最早的活树、死树和古墓里的椁木样本的窄轮信息的对比研究，将距今最近的椁木样本定年为793年。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王树芝研究员的《青海都兰地区公元前515年以来树木年轮表的建立及应用》[3]对热水南岸墓葬群的建立年代做了精确的分析和研究。结果表明，00DRXM10墓葬的建立年代为611年，00DRXM21为685年，00DRXM14为691年，00DRXM19为713年，00DRXM3为732年，00DRXM23为753年，00DRXM8为784年。除热水河北岸的DRXM10、DRXM14、DRXM21三座墓的建立年代为公元7世纪外，其余墓葬的建立年代均为公元8世纪。
除树轮定年外，许多专家从出土碑铭、陶器、古藏文的字体、丝织品的技法及纹样等方面鉴定都兰古墓年代约为公元8世纪中期。中央民族大学王尧先生的《青海都兰新出吐蕃文汇释》考释证明吐蕃一号墓主为名叫“甲贡”的尚论思结桑，死于757年。[4]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齐东方教授根据出土文物将墓葬年代确定为公元8世纪中晚期。[5]格桑本研究员根据墓葬形制将封土石室墓为主流的墓葬群的年代划定为公元7世纪至9世纪。[6]王尧和陈践先生对偕微十号墓出土的11枚古藏文木简进行的考释[7]和东嘎·洛桑赤列先生对偕微六号墓出土的古藏文木牍的考释，[8]都认为木牍从字体、书写风格和文字结构都为公元9世纪藏文改革前的作品。许新国研究员根据出土丝制品的技法与纹样，以及出土古藏文木牍断定墓葬年代为公元8世纪中叶。[9]
三、古墓的特征研究
在都兰吐蕃古墓的发掘中，偕微一号大墓被考古学家认为是最惊人的发现，也是所有古墓中最为壮观的一座墓葬。许新国研究员在他的《吐蕃墓的墓上祭祀建筑问题》[10]中，对其形制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偕微一号大墓为梯形双覆斗形封土，叠压在下层自然山体形成的梯形平台之上。其北部与自然山岩相连，南部凸出山外，南宽北窄。封土由黄土、灰沙石、砾石、巨石等堆积而成，遗迹由穿木（柏木）、混凝夯筑墙、石砌圈墙、墙外房基、动物陪葬墓、十字形陪葬墓等组成。墓葬南平地上有由马沟、牛坑、沟坑组成的组合陪葬献祭遗迹。许新国研究员认为偕微一号大墓的形制结构、附属遗迹以及空间分布，都与古藏文文献及汉文史料记载的吐蕃丧葬仪轨相吻合。齐东方教授也指出以柏木筑成墓室是都兰吐蕃墓葬形制的重要特征。
格桑本研究员对吐蕃时期的墓葬形制做了深入分析。他认为尽管吐蕃时期有石棺葬、偏室洞穴墓以及封土石室墓等多种墓葬形制并存，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封土石室墓占据了主导地位，代表吐蕃时期古墓的主流，体现一种时代特征和民族特点。都兰古墓群亦为这种封土石室墓为主流的墓葬群，在文化元素上与西藏古墓一致，大体年代亦可断定为公元7至8世纪，唯一的区别仅体现在地域差异特征之上。[11]
四、出土文物及其文化内涵研究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的论文《都兰吐蕃墓葬群》[5]对热水南岸的四座墓葬的形制、出土文物及年代做了全面详细的介绍。他指出墓葬的重要特征是以柏木筑成墓室，出土织物大多数产自中原，也带有浓厚的外来风格。他认为墓葬年代相当于公元8世纪中晚期，墓主人应是吐蕃贵族。热水南岸4座墓的发掘，初步探明了吐蕃人的丧葬习俗和随葬品特色，出土器物对探讨吐蕃人的信仰以及与中原、中亚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青海省图书馆李智信先生对于吐蕃“剖尸”、“大葬”习俗与青海远古文化中的“二次扰乱葬”习俗的关系做了进一步探讨。他认为汉文史料及敦煌藏文文献P. T. 1042中记载的吐蕃丧葬仪式（死后先埋葬，三年后大葬，剖尸后再埋入）均与卡约文化中的二次扰乱葬俗相吻合。因此，都兰吐蕃墓中的尸骨虽被盗墓者扰乱过，但并不能排除这种格局是当时本教盛行的二次葬俗的可能性。[12]
中央美术学院罗世平教授的论文《天堂喜宴：青海海西州郭里木吐蕃棺板画笺证》，[13]从美学的视角深入分析了郭里木出土的棺板画中的图像与主题。他认为A板画中的猎鹿驱牛、驮运赴盟、拂庐宴饮、客射牦牛、男女合欢等多个情节，除合欢的情景特殊外，其余的都与文献记载的吐蕃会盟这一主题相吻合。B板画中的灵帐举哀、多玛超荐、牛马献祭、丧吉宴饮等画面描述的是一次葬礼的几个典型情节，吐蕃画家用纪实的手法再现了一个吐蕃贵族的葬礼。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李永宪教授的论文《略论吐蕃的“赭面”习俗》[14]对都兰等处出土的棺板画中的赭面习俗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认为“赭面”是吐蕃文化的标志，汉、藏史料中均记载吐蕃人的赭面习俗。1999年发掘的都兰热水南岸的吐蕃三号墓和2002年清理的德令哈市郭里木的两座吐蕃墓皆出土绘有“赭面”人物的木板彩画，无论墓主身份如何，“赭面”习俗起源于吐蕃，属于吐蕃文化。
宗喀·漾正冈布、拉毛吉、端智合撰的论文《七、九与十三：神秘的都兰吐蕃数字文化》，解读了都兰吐蕃墓葬中所体现的数字七、九、十三的象征及意义。他们认为热水偕微一号墓中封土上部七级构筑层和吐蕃三号墓中的七级墓道，大概与当时吐蕃人的“七重天”的信仰有关；偕微一号墓被当地藏人称之为“谷突”（
），九层之意。“九”在吐蕃文化中代表着极大、极多等极限程度，蕴含着神奇、神圣之意；偕微一号墓墓上陪葬坑中覆盖着的13根柏木，墓前的13座动物陪葬坑都清晰地体现了13作为“吉祥、尊贵、神圣”的象征及特点。
2012年10月28日至11月2日，由青海藏族研究会主办，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都兰县政府等协办的首届都兰吐蕃文化全国学术论坛，在青海省海西州都兰县和青海省首府西宁市先后举办。此次论坛汇集了全国各地的知名专家学者，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根秋登子教授在首届都兰吐蕃文化全国学术论坛上谈了对都兰考察的几点体会与认识。第一，根据他多年对藏族传统美术的研究，认为都兰棺板画中的主要人物的装饰为吐蕃时期的装饰，毫无异议。尤其是镶有纯金和绿松石的头饰更能证实这一点。第二，墓葬的结构与西藏发现的古墓结构完全一样，若属异文化，则不会有同样材料、工艺及结构。第三，从民俗学的角度来说“四神”意味着四方的保护神，属于藏族文化[2]。
西藏社会科学院巴桑旺堆研究员也在论坛上就实地调查的心得做了重点发言，他说通过先前拜读相关专家的文章及此次实地考察，无论从墓葬的形制、葬俗，更重要的是出土的木简、藏文石刻都说明热水墓葬为吐蕃墓葬，毋庸置疑。他还特别指出都兰县博物馆收藏的棺板画中绘有戴着“拉图”（lha thod）缠布帽子的人物与敦煌的藏王出行图中的装束几乎一样，此外指出穿有大翻领的人物服饰与公元11世纪的阿里地区的服饰相吻合[3]。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吉美桑珠研究员根据他多年在故宫博物院、西藏布达拉宫、四川博物馆等处进行的藏族文物鉴定经验，认为都兰古墓出土的文物与他在近几年鉴定的吐蕃文物有很多共性，故此都兰墓群无疑是吐蕃墓群[4]。
西北民族大学英加布副教授就都兰古墓周边的山神信仰与古墓中出土的石刻“偕微”一词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山神和氏族祖先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将一个丰功伟业的祖先奉为山神而崇拜和祭祀的事实在藏区广泛存在。世居偕微一号大墓所在地的日安部落与今黄南热贡和巴颜部族，在历史上一同供奉过藏区唯一以鹿命名过的山神——阿尼夏吾
。今日安部落最大的土著山神阿尼瓦吾
的坐骑也为一只神鹿。“偕微”作为吐蕃时期的氏族祖先，在当地文化信仰中得以体现[5]。
五、古墓的墓主身份研究
都兰古墓墓主身份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学界对墓主人的身份计有吐蕃说、吐谷浑说、吐蕃控制下的吐谷浑邦国说。持吐蕃说的学者从人骨线粒体DNA技术、古藏文文献考释等方法对都兰墓葬群的墓主身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一）人骨线粒体DNA研究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崔银秋、段然慧、周慧、朱泓等利用自然科学人骨线粒体DNA技术对都兰热水乡偕微草场南岸的四座大、中型墓葬中的古人骨进行了实验，结果显示热水河南岸墓葬人骨的三个线粒体DNA序列分散在现代藏族人群的序列中，未形成独立的分支，由此推定这三个古代序列应属亚洲谱系，与现代的藏族人群比较接近。[15]
（二）古藏文碑文考释
宗喀·漾正冈布教授与他的博士生英加布、刘铁程等结合出土藏文碑刻、古藏文木简及古今地名[6]，首次确定了热水河南岸吐蕃三号墓墓主人的身份。他们认为吐蕃三号墓墓主身份为“论赤偕微噶”
，即属“偕微”氏族的“论”一级的官员，兼备“赤”身份的吐蕃大贵族。该氏族以“鹿”为氏族标识，其发源地应为吐蕃邦国“吉若羌恩”
，热水河谷地是该家族的氏族根据地之一，都兰热水古墓群可能与偕微氏族有密切的关系。[16]
青海民族大学恰嘎·旦正教授也对都兰热水南岸吐蕃三号墓出土的碑文进行了分析，他赞同宗喀教授的观点，即“偕微”为吐蕃时期的一位大臣的姓氏，但他认为碑文应排序为“论偕微赤噶”（
），意为“偕微大臣的宝座”。[17]尽管两位专家在碑文的排序上有些出入，但一致认为都兰热水南岸吐蕃三号墓墓主身份为“论”一级的，以偕微为姓氏的吐蕃大臣。
（三）古藏文木牍考释
中央民族大学王尧先生的《青海都兰新出吐蕃文汇释》考释证明吐蕃一号墓主为名叫“甲贡”的尚论思结桑，死于757年。[4]
东嘎·洛桑赤列先生对偕微六号墓出土的古藏文木牍进行了考释。其形为长方形，长25.5厘米、宽3厘米，用木片削制而成，正反两面墨书藏文。经东嘎·洛桑赤列先生考证为从安多地方写给墓主萨萨茫莫去的问候信牍。[18]
王尧和陈践先生对偕微十号墓出土的11枚古藏文木简进行的考释，认为该木简与新疆出土木简大致属于同一时期，即公元9世纪藏文改革前的作品，统称为“
”，口语作“
”。青海木简出土于墓葬之中，为随葬品的登录文献，墓主似为一吐蕃贵族，衣着绸缎，生活豪华，生前器用物品死后陪葬，供死者继续享用，反映出当时的灵魂观念。当时在吐蕃实行墓葬制，与刘元鼎出使吐蕃时所见略同。[7]
近几年也有不少学者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以周伟洲、程起骏为主的持吐谷浑说的学者纷纷发表文章论证自己的观点。程起骏先生的《踏访深埋在地下的吐谷浑王国——都兰古墓群文化归属解惑》认为都兰古墓群不是“吐蕃古墓群”，而是“吐谷浑古墓群”。[19]
周伟洲先生的《青海都兰暨柴达木盆地东南沿墓葬主民族系属研究》[20]对都兰热水一号大墓、热水偕微南岸四座墓及德令哈郭里木乡夏塔图两座彩绘木棺墓做了研究，认为三处墓葬群主族属并非学者们所说是吐蕃或苏毗族，而是在青海、甘南及四川西北等地立国三百余年、后为吐蕃统治下邦国的吐谷浑族。
仝涛的《青海都兰热水一号大墓的形制、年代及墓主人身份探讨》[21]从热水一号大墓的形制和规模入手，根据出土物的年代特征，并结合汉藏文献记载，认为都兰古墓与吐蕃赞普王陵比较接近，而高于吐蕃大论和其他高级贵族的墓葬，这与文献记载中吐谷浑邦国小王在吐蕃官僚体系中的地位也是相符的，墓主人可能为死于694年的坌达延墀松。
肖永明的《树木年轮在青海西部地区吐谷浑与吐蕃墓葬研究中的应用》[22]以树木年轮的定年结果为依据，根据墓葬形制的渊源关系并结合文献资料对墓葬的族属进行了分析，认为封土堆中有无梯形石砌边框是区分海西地区吐蕃时期外来吐蕃人与被征服的吐谷浑人墓葬的重要标志。由此推断都兰热水墓主人的主体应属于外来吐蕃人，而德令哈一带吐蕃时期的墓主人主体属于被征服后的吐谷浑人。
阿顿·华多太的《论都兰古墓的民族属性》[23]主要针对持都兰为吐谷浑故土的代表著作《古老神秘的都兰》一书进行了反驳，从吐谷浑地望的错误定位、“吐谷浑邦国”的虚构、忽略出土古藏文信息、出土文物的错误解读、出土金银铜器的曲解、对热水露斯沟岩画的错误解读等几方面论证上述观点的破绽。
六、墓葬反映的吐蕃与其诸邦国关系研究
都兰古墓群的出土文物反映出了一种多元文化相融的迹象，致使学者们在族属问题上出现困惑。阿米·海勒、霍川《青海都兰的吐蕃时期墓葬》[24]一文以实地考察为主，结合相关的文献与实物材料，对都兰吐蕃时期墓葬中所反映出的吐谷浑与吐蕃的关系、吐蕃墓葬与青海道上的中外文化交流等重大历史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
霍巍的《青海出土吐蕃木棺板画的初步观察与研究》[25]联系汉藏文献以及中原和北方民族的相关考古材料，提出这批木棺板画所反映的不是一般所谓“社会生活场景”，而是流行于吐蕃本土的本教丧葬仪轨影响到吐蕃所征服和占领地区的直观反映；墓葬主人的族源应为北方鲜卑系统的吐谷浑人，但其在受到吐蕃文化影响的同时，还受到来自中原与西域文化的影响，反映了青海吐蕃文化的多元因素。
西北民族大学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副所长才让教授就吐蕃时代的文化整合与文化交流进行了全面的探讨。他认为无论是郭里木乡发掘的代表中原文化的“四灵”[7]，都兰热水南岸吐蕃三号墓出土的道符，还是一批具有中亚风格锦缎和金属制品等外来物品，都是族际文化传播和交流的产物，是吐蕃社会开放发展之特征。吐蕃与唐、中亚之间有多种关系存在，如商贸、使节往来、战争等，而这些关系均可成为文化传播之桥梁。在吐蕃时代对外交流及其文化发展历程的大背景下审视都兰墓群出土的遗物，更易理解多种文化元素并存的现象。[26]
持有都兰为吐谷浑的政治中心的研究者认为白兰在都兰的巴隆山地区，兰州大学讲师刘铁程运用历史语言学的方法反驳此观点。首先，他认为吐谷浑与白兰接触是吐谷浑政权的中前期，而吐谷浑向海西迁徙时，它已和白兰脱离关系。其次，都兰的巴隆和宗加为两个蒙古语词汇，意为左翼与右翼。宗加和巴隆旗合称为中柴达木，是蒙古迁入柴达木之后才产生的蒙古语地名，清朝年间划为青海二十九旗时才逐渐稳定下来的，不能与一千年前的白兰对音。白兰可与玛卿邦热（阿尼玛卿山）的“邦热”
对音，实际位置应在今果洛藏族自治州内，而非都兰的巴隆山。[27]
西北民族大学扎西才让教授就吐蕃统治阿夏的时间和敦煌藏文文献中出现的“阿夏”一词的含义进行了深入的考析。首先，他认为吐蕃统治阿夏始于634年至636年之间，而非普遍认为的663年。其次，敦煌文献中出现的阿夏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不能将所有的阿夏一词简单地理解为阿夏部族[8]。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桑德研究员的《都兰吐蕃墓葬文献对吐蕃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28]一文从文献学的视角详细探讨了都兰吐蕃古墓出土藏文文献，如木牍、石刻等对研究吐蕃史的价值与意义。还有一些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探讨吐蕃文化，为分析研究吐蕃墓与吐蕃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
纵观上述，都兰吐蕃墓葬群的研究汇集了树轮年代学、人骨线粒体DNA研究、地磁等自然科学和考古学、藏学、历史文献学、语言学、艺术史学等多领域的专家学者，从不同学科领域对都兰墓葬的形制、年代、出土文物、文化内涵等展开了全方位的研究和讨论，涌现了不少新颖的学术观点，标志着吐蕃墓葬考古的研究进入了新阶段。但关于这批墓葬的族属问题，目前尚存一些歧义，大部分研究者认为都兰热水墓葬是吐蕃在与唐王朝征战时期的后方基地，其主体当属来自西藏本土的包括苏毗、羊同在内的吐蕃人。也有一部分研究者认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的邦国遗存，还有一部分人认为是吐谷浑遗存。造成上述分歧的原因是吐蕃时期的文化多元性和考古田野工作的相对滞后造成的。对于墓葬族属的认定不仅要以年代明确的考古资料为基础，联系文献资料相互印证，还要从吐蕃时期多元文化交流与整合的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去考证。正如西北民族大学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所长才让在首届都兰吐蕃文化全国学术论坛上所言：“吐蕃与唐、中亚之间有多种关系存在，如商贸、使节往来、战争等，而这些关系均可成为文化传播之桥梁。在吐蕃时代对外交流及其文化发展历程的大背景下审视都兰墓群出土的遗物，更易理解多种文化元素并存的现象”[9]。
2016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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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lan ancient bombs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southeast part of Qaidam Basin of Qinghai-Tibet Plateau, being the most important discovery in western China after Dunhuang Mogao Grottoes and Turfan Tombs. Therefore, they gained wide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in different fields of study. Researchers have discussed the structures, ethnicity, age, unearthed cultural relics and cultural meaning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subjects such as natural science, archaeology, history, linguistics and Tibetology, etc, and a lot of new viewpoints emerged. A review of the present research results will be helpful for scholars and enthusiasts to systematically understand Tubo tombs in Dulan County.
注释
[1]1985年，青海省文物局考古工作队（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身）曾在热水沟北岸发掘过两座吐蕃古墓，自西向东分别被称作偕微“一号大墓”和“公主墓”。“偕微”为藏语“
”的音译，其意为“幼鹿”。由于热水墓群坐落于偕微草场，故此命名。“偕微”又写为“血渭”、“洫渭”、“斜外”等。
[2]根秋登子在首届都兰吐蕃文化全国学术论坛上的发言稿。
[3]巴桑旺堆在首届都兰吐蕃文化全国学术论坛上的发言稿。
[4]吉美桑珠在首届都兰吐蕃文化全国学术论坛上的发言稿。
[5]英加布在首届都兰吐蕃文化全国学术论坛上的发言稿。
[6]都兰县热水河草场被当地人称为偕微滩（
），宗喀教授等首次将“偕微”这一碑刻藏文与热水河草原的地名对应起来。
[7]才让教授认为在吐蕃时期代表中原本土神灵的“四灵”不仅传入吐蕃，而且对其内涵有了吐蕃式的解读。吐蕃时代翻译成藏文的汉文典籍《天地八阳神咒经》中就有四灵之名。在P. T. 106V中将四灵译为“
（青龙）”，“
（白虎）”，“
（朱雀）”，“
（玄武）”，除“玄武”音译外，其余都为意译。而在P. T. 746中玄武被译为“黑色念（
）”，说明了对玄武的一种理解，并企图与本土神灵对接。
[8]扎西才让在首届都兰吐蕃考古文化全国学术论坛上的发言稿。
[9]扎西才让在首届都兰吐蕃考古文化全国学术论坛上的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