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浮选结果及分析
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浮选结果及分析
赵志军1 陈剑2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四川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1 研究背景
营盘山遗址位于四川省西北部岷江上游地区的茂县县城附近。岷江上游是典型的高山峡谷地区，境内山峰耸峙、重峦叠嶂、河谷深邃、悬崖峭壁，素有“峭峰插汉多阴谷”之称。但是，茂县的县城即凤仪镇所在地却是岷江上游地区面积最大的一处河谷冲积扇平原，又称“茂县盆地”，土肥地美，水源充足，气候宜人，所以一直是人类选择定居地点的理想之所（图1）。自2000年以来，通过考古调查在茂县盆地先后发现了营盘山、波西、金龟包、波西台地、上南庄、勒石、沙乌都、马良坪等十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及遗物采集点，其中，以营盘山遗址的面积最大、发现遗迹遗物也最为丰富。
图1 茂县盆地地貌
营盘山遗址地处岷江东南岸三级阶地上的一处台地，海拔为1650～1710m，高出岷江河谷约160m。台地的西面、北面和东北面为岷江所环绕，东临深谷阳午沟，表面地势略呈缓坡状，平面约呈梯形，东西宽120～200m，南北长约1000m，面积近150000m2。2000—2006年，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阿坝州文物管理所和茂县羌族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先后五次对遗址进行了发掘。[1-3]
通过发掘，在营盘山遗址内共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房屋基址11座、人祭坑9座、灰坑120余座、窑址4座，以及灶坑13座。出土的陶器、玉器、石器、细石器、骨器、蚌器等类遗物总数近万件。营盘山遗址的文化堆积丰富，分为六层，其中的主体文化堆积层位即3～6层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层。从平面布局上看，在遗址的中部地带发现较多的柱洞、基槽等房屋基址和窖穴类遗迹，应为居址区；中部偏西地带发现有大面积的硬土活动面遗迹，地势较为平坦，硬土面下还清理出人祭坑多座，应是重要的公共活动场所；硬土活动面北侧发现有多座窑址和数量丰富的灶坑遗迹，应是烧制陶器的手工业作坊区；中部偏北地带发现有多处灰坑遗迹，坑内出土了大量的细石叶、细石核、燧石器、燧石原料及半成品，推测可能为集中制作细石器的地点。根据对出土遗迹遗物的分析，营盘山应该是一处岷江上游地区的史前中心聚落遗址。
在发掘过程中，先后采集了多份木炭样品送交相关实验室进行14C测年，目前已经获得5份结果，其中两份是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加速器质谱实验室测试的，结果是：BA03280（2000SMYT10H8）为4390a B. P.±60a B. P.；BA03281（2000T12⑥）为4170a B. P.±60a B. P.[1]。另外三份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4C实验室测试的，结果是：ZK-3208（2003SMYY1）为4416a B. P.±31a B. P.；ZK-3210（2003SMYH58）为4274a B. P.±31a B. P.；ZK-3211（2003SMYH26）为4419a B. P.±32a B. P.。[4]树轮校正后的年代范围是5300～4600a B. P.。通过将营盘山遗址出土陶器与其他相关考古遗址出土陶器类型进行对比，尤其是分布在渭河上游地区和白龙江中下游地区的年代清楚、序列明确的新石器时代遗存的陶器，所得出的相对年代结果与上述绝对年代数据范围相似。上限同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或以大地湾遗址第四期文化为代表的仰韶晚期遗存的年代相近，下限和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相似。
在2003年的正式发掘过程中，开展了尝试性的浮选工作，先后选择了9个灰坑采集浮选土样，每份样品的土量为一小袋，约相当5L土，总计浮选土量约45L。浮选是在发掘现场进行的，采用的是水桶浮选方法。浮选结果在当地阴干后被送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植物考古实验室进行分类、鉴定和分析。
2 浮选结果
通过实验室的整理发现，从营盘山遗址9份样品中浮选出土了十分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大体可分为炭化木屑、核果果核和植物种子三大类。
2.1 炭化木屑
炭化木屑是指经过燃烧的木头的残存，其主要来源应该是未燃尽的燃料，或遭到焚烧的建筑木材以及其他用途的木料等。从营盘山遗址浮选出土的炭化木屑大多十分细碎，但也有少量较大的碎块，可送交专家进行树种的鉴定。我们使用18目（网孔径1mm）分样筛，将每份样品浮选出土的大于1mm的炭化木屑筛分出来，然后使用电子天平进行称重。结果显示，营盘山遗址9份浮选样品所含的炭化木屑总重为266.4g，土样中炭化木屑的平均含量为5.92g/L土样。与其他考古遗址的浮选结果相比较，营盘山遗址浮选样品中的炭化木屑含量非常高。
由于营盘山遗址浮选样品都是采自灰坑，采样背景相同，所以没有对各浮选样品的炭化木屑含量开展进一步的比较和分析。
2.2 核果果核
核果（Drupe）是肉果（Fleshy fruits）的一种，其种子被三层果皮所包裹，外果皮很薄仍被称之为“果皮”，中果皮异常发达成为可食用的“果肉”，内果皮木质化变成了坚硬的“果核”。核果大多属于水果类，例如桃、李、杏、梅、枣、橄榄等都是人类喜爱的果品；核果的果核十分坚硬，容易长期保存，因此，在考古遗址的发掘过程中经常可以发现炭化的或未被炭化的核果的果核遗存。
在营盘山遗址浮选结果中发现的核果果核的数量很多，但都已经破碎成为残块，有大有小，合计共311块，经称重，总计13.64g。
根据鉴定特征对这些果核残块进行了植物种属鉴定，结果发现，在营盘山遗址出土的果核残块中，绝大多数都属于蔷薇科（Rosaceae）的李属（Prunus），总计259块。剩余的52块果核残块因破碎过甚或特征不明显，暂时无法鉴定到属种（见表）。根据细微特征，例如果核表面上的纹样，在259块李属果核的残块中又进一步地识别出了桃、梅和杏三个果树品种。
表 营盘山遗址浮选出土果核残缺统计
桃
在桃、李、杏、梅这四种核果中，桃的鉴定特征最明显，不仅果实的形状特殊，果核的特点也很突出。桃核大而厚，表面布满不规则的深沟纹，因此，桃核即便是碎块，也很容易识别（图2）。营盘山遗址浮选出土的桃核残块数量很多，总计多达220块，占出土核果果核总数的70.7%。桃核的出土概率也较高，9份样品中有7份出土了桃核残块。估计营盘山先民当时经常采集山桃食用。
梅
梅、杏、李三种核果的果实的形状都很相似，例如现今市场销售的“话梅”大多数实际上就是用杏制作的，但梅的果核的特征却非常明显，表面密布细槽纹，很容易鉴定（图3）。营盘山遗址浮选出土的梅核残块数量较少，共发现了5块。
杏
在营盘山遗址浮选结果中仅鉴定出了一块杏核残块，但实际上，杏核可能不止这一例。杏与李不仅在果实的形状上很相似，而且在果核的形状特征也非常相似，都为扁圆形，表面光滑，细微的差别是杏核的缘棱比较尖锐突出（图4）。当杏核和李核破碎较甚，核缘保存不明显时，二者就很难区分了。在33块未鉴定出种的李属植物的果核遗存中，很可能有许多实际是杏核的残块，但由于无法确定，只好暂归李属未知种。
图2 桃核残块
图3 梅核残块
图4 杏核残块
2.3 植物种子
植物种子是营盘山遗址浮选工作的最大收获，在9份浮选样品中共清理出了7992粒各种炭化植物种子。经鉴定，这些炭化植物种子分别属于19个不同的植物种类，其中有些可以准确地鉴定到种（Species）或属（Genus），有些仅能鉴定到科（Family）；另外还有极少数的出土植物种子由于形态特征不明显，或由于炭化过甚而失去了特征部位，无法进行种属鉴定（表2）。鉴定出的植物种子可分为农作物、杂草类植物和其他植物三大类，下面择要分别给予介绍。
表2 营盘山遗址出土植物种子统计表
2.3.1 农作物
营盘山遗址出土的农作物包括粟和黍两个品种。
粟
营盘山遗址共浮选出土了2350粒炭化粟粒，占出土植物种子总数的29.4%。这些炭化粟粒均呈圆球状，直径在1.2mm左右，粟粒的表面较光滑，胚部因烧烤而爆裂呈深沟状（图5）。
黍
营盘山遗址出土的炭化黍粒的数量与粟粒的相差无几，共计2161粒，占出土植物种子总数的27%。这些炭化黍粒的形状也是圆球状，但个体较大，直径近2mm，表面较粗糙，胚部爆裂呈张开的凹口状（图6）。
2.3.2 杂草类植物
藜属植物种子
在营盘山遗址浮选出土的植物种子中，数量最多的是藜属植物种子，总计达2405粒，占出土植物种子总数的30.1%。这些出土的藜属植物种子尺寸都很小，扁圆形，胚根显著，直径约1mm（图7）。
藜属植物包括有250余个种，分布在中国的约有20个种，其中的大多数种是属于杂草类植物（Weed），例如俗称“灰菜”的藜（C. album）就是现今中国北方地区麦田中危害较大的一种田间杂草。此次在营盘山遗址出土的藜属植物种子数量异常多，但如何判断这些出土藜属植物还需要进一步分析。
禾本科植物种子
禾本科在植物界是个大科，辖数百个属，其中包括在营盘山遗址出土的狗尾草属（Setaria）、黍属（Panicum）和马唐属（Digitaria）。这些禾本科的属中都包含有对农田危害严重的田间杂草品种，例如，狗尾草属中的狗尾草（S. viridis）和金色狗尾草（S. glauca），黍属中的铺地黍（P. repens）和糠稷（P. bisulcatum），马唐属中的马唐（D. sanguinalis）和毛马唐（D. ciliaris），等等。这些禾本科杂草植物的种子形态在属一级差异较显著，但到种一级相似性较强，鉴定有一定难度；因此对营盘山遗址出土的禾本科杂草植物仅鉴定到属一级。
图5 炭化粟粒
图6 炭化黍粒
图7 藜属植物种子
狗尾草属植物种子的出土数量较多，共发现548粒，均呈扁椭圆形，背部略鼓，腹部扁平，胚区较长，尺寸较小（图8）。黍属植物种子有79粒，也呈扁椭圆形，胚区较宽大。马唐属植物种子数量较少，仅发现6粒，形态略显细长，长度在1mm以下，胚部较短小。
鸭跖草
鸭跖草是一年生草本植物，属于鸭跖草科（Commelinacea）。鸭跖草的种子形态很特殊，略显方形，胚芽部位成凹口状。在营盘山遗址浮选结果中发现了8粒鸭跖草种子，粒长在2～2.5mm之间，粒宽在2mm左右（图9）。鸭跖草是现今秋熟旱地农田中很常见的杂草。
图8 狗尾草属植物种子
2.3.3 其他植物种子
疑似黑麦
黑麦是一种麦类谷物，籽粒的形状介于小麦粒和燕麦粒之间，细长，背部隆起，有腹沟，颜色较深。
在营盘山遗址浮选结果中发现了3粒疑似黑麦的籽粒，粒长在4.5～5.0mm之间、粒宽约2mm（图10）。黑麦是一种耐寒谷物，现今主要种植在北欧和东欧的广大区域，在我国西北地区也有少量种植。一般认为，黑麦起源于土耳其的东南部一带，后传入中国。营盘山遗址出土的这3粒种子从形态特征上非常接近现代黑麦的籽粒，但由于黑麦是外来品种，何时传入中国尚不清楚，此次出土的数量又太少，因此需要谨慎对待，暂时称之为“疑似黑麦”，确定的鉴定结果有待于农学家或专门研究西亚农业起源的学者给予帮助。
图9 鸭跖草种子
图10 疑似黑麦种子
图11 野大豆豆粒
野大豆
营盘山遗址浮选出土了23粒野大豆，其中完整的仅有8粒，豆粒呈长椭圆形，背部圆鼓，腹部微凹，豆脐呈窄长形，位于腹部偏上部（图11）。经测量，这8粒完整的野大豆的豆粒长度、宽度和厚度的平均值分别是3.56mm、2.20mm和1.90mm，明显小于栽培大豆，与现生野大豆的豆粒尺寸相近。
紫苏
紫苏是一年生草本植物，属于唇形科（Labiatae）的紫苏属。在营盘山遗址浮选结果中发现95粒炭化紫苏种子，占出土植物种子总数的1.2%。紫苏种子特征十分明显，呈卵圆形，外皮有六边形的褶皱纹（图12）。紫苏的叶、梗和种子均能食用，在古代可能被作为食物，在现代是一种常见的中草药。
图12 紫苏种子
图13 沙棘种子
沙棘
沙棘是一种干旱地区常见的灌木，属于胡颓子科（Elaeagnaceae）的沙棘属。营盘山遗址浮选出土了110粒炭化沙棘种子，占出土植物种子总数的1.4%。沙棘的种子为长圆形，一端较尖，长约2.5mm、宽在1mm左右（图13）。沙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也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沙棘的根、茎、叶、花、果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都可以食用。
红豆杉
红豆杉是一种珍稀树种，属于红豆杉科（Taxaceae）的红豆杉属。在营盘山遗址浮选结果中发现了16粒红豆杉树的种子，扁卵圆形，直径在3～3.5mm之间（图14）。红豆杉树主要分布在横断山区和四川盆地周边山地，多见于1500～3000m的山地落叶阔叶林中。红豆杉的果实成熟后为红色，故名红豆杉。
盐肤木
盐肤木是一种小乔木，俗称五倍子树，属于漆树科（Anacardiaceae）。在营盘山遗址浮选结果中发现了4粒盐肤木种子，扁圆形，高约1.8mm、宽约2.5mm（图15）。
另外，在营盘山遗址浮选结果中发现的其他可鉴定植物种子还有，葡萄属（Vitis）、朴属（Celtis）、蓼科（Polygonaceae）、忍冬科（Caprifoliaceae）和旋花科（Convolvulaceae）等。这些植物种子或因出土数量少，或因只鉴定到科一级，分析意义不大，所以就不再一一细述。
图14 红豆杉种子
图15 盐肤木种子
3 分析讨论
营盘山遗址浮选的样品虽少，但浮选结果异常丰富，出土了数量可观的果核残块和大量的炭化植物种子，平均每份浮选样品出土植物种子880余粒，如此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为探讨营盘山先民与植物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多方面的信息。下面择要进行分析和讨论：
3.1 农作物和杂草遗存反映的生业形态问题
从表2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营盘山遗址浮选出土的炭化植物种子中，农作物籽粒和杂草类植物种子的数量最为突出，二者合计约占出土植物种子总数的95%。杂草是伴随着人类的出现而形成的、依附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而存在于某种人工生态环境的一类特殊植物。田间的杂草之所以被人类视为危害，是因为它们的生长环境属于人类耕种的农田，与人类所种植的农作物相伴而生。在考古遗址浮选出土的田间杂草类植物遗存，其所反映的实际是当时的农耕生产情况。前面已经提及，营盘山遗址出土的杂草类植物种子都应该属于田间杂草。从总体上讲，营盘山遗址浮选结果所表现的主要是当时的农业生产以及农产品加工和消费的信息。毫无疑问，营盘山遗址的生业形态已经进入农业阶段，农业生产应该是营盘山先民的物质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
营盘山遗址浮选出土的农作物包括粟和黍两个谷物品种。粟也称谷子，黍也称糜子，这两种谷物常被统称为“小米”或“粟类作物”，是中国古代北方旱作农业的主体农作物品种。[5]需要指出的是，营盘山遗址浮选出土的杂草类植物遗存，如狗尾草属、黍属和马唐属，以及鸭跖草，都是秋熟旱作农田中常见的杂草类型，[6]而谷子和糜子恰恰都是秋熟旱地作物。综合以上因素判断，营盘山遗址浮选结果所反映的农业应该属于典型的北方旱作农业生产特点。
3.2 营盘山遗址旱作农业生产特点的来源问题
营盘山遗址是岷江上游地区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重要性不仅表现在所处的关键的地理位置，而且还在于其特殊的文化性质。从营盘山遗址出土的彩陶不论在器型上还是在彩陶纹饰上都属于典型的马家窑文化风格，14C测定的年代也落在了马家窑文化的年代范围内，因此，有关营盘山遗址与马家窑文化的关系就成了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问题。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认为营盘山遗址文化遗存与马家窑文化虽然存在小的差异，但文化特征基本一致；所以营盘山遗址文化属性当为“马家窑文化”。据此，岷江上游应属于马家窑文化分布区。[7,8]其二，认为岷江上游地区的营盘山遗址、理县箭山寨遗址、汶川姜维城遗址等与白龙江流域的大李家坪遗址三期相似，都属于仰韶文化晚期遗存，但又具有较强的地方特色；[9]有学者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对岷江上游地区以营盘山遗址为代表的这类遗存进行分组研究，也认为营盘山遗存更像大李家坪三期，具有仰韶文化晚期风格。[10]其三，主张将营盘山文化遗存命名为“营盘山文化”，主要依据是陶器类型学的分析结果。营盘山遗址出土陶器根据外形和纹饰特征大致可分为三组：A组与仰韶晚期陶器特征相近；B组与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陶器特征相近；C组属于当地特有的土著文化因素，与四川盆地北缘、东缘三峡地区同期的新石器时代遗存的陶器有较多相似之处。从总体上看，在营盘山遗址出土陶器中以C组所占比例较高，B组次之，再次为A组。[11]由此可见，以营盘山遗址为代表的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应该是一种以具有自身特色的本土文化因素为主体成分，同时吸收了仰韶晚期、马家窑类型等多种外来文化因素的地方文化类型。[12,13]这一主张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赞同。[14]
然而，不论是持哪一种观点，有一点是得到共识的，那就是岷江上游地区的营盘山遗址文化遗存与甘青地区的仰韶文化晚期和马家窑文化遗存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图16）。
图16 川西、甘肃史前遗址分布示意图
甘青地区仰韶文化晚期和马家窑文化主要分布在渭河中上游以及洮河和大夏河流域，这一地区是中国古代北方旱作农业的主要分布区域之一。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出土的黍和粟是目前在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小米遗存实物证据之一；在仰韶文化时期，当地的旱作农业不断发展；到了马家窑文化时期，以粟和黍为代表性农作物的北方旱作农业传统在这一地区已经建立。前面提到，根据浮选出土植物遗存的量化分析结果，营盘山遗址的生业形态已经进入农业生产阶段，而且其特点属于典型的北方旱作农业传统。由此推论，营盘山遗址浮选结果所表现出的典型北方旱作农业生产特点应该源自甘青地区仰韶文化晚期和马家窑文化的分布区域，姑且不论营盘山遗址的文化属性究竟是应该直接地归属甘青地区仰韶文化晚期或马家窑文化，还是间接地受到其文化影响。
除了文化因素，营盘山遗址反映出的旱作农业生产特点与当地的生态环境也有一定的关系，确切地讲，与茂县盆地的黄土沉积有关。岷江上游地区属于川西高原，位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地带。岷江自源头弓杠岭到都江堰，河床的海拔从3400m降到900m，沿河谷发育的阶地海拔也相应下降，不同河段阶地的级别、相对高差也发生变化，[15]不同级别的阶地物质组成不同。例如，茂县盆地发育有四级阶地：一级阶地的拔河高度1～2m，由河漫滩砾石组成；[17]二级阶地的拔河高度8～12m，由冲积、洪积、泥石流扇组成；三级阶地的拔河高度100m左右，由砾石层、黏土层、黄土层等组成。营盘山遗址就位于三级阶地的黄土层上。这层黄土也被称作川西黄土，分布广泛，北起阿坝盆地，南到盐源盆地，东达岷江河谷，西至金沙江畔，主要集中在河谷和断陷盆地中，厚者达50～100多m，薄者不及1m。众所周知，甘青地区仰韶文化晚期和马家窑文化分布的渭河中上游以及洮河和大夏河流域也都是黄土地带，属于典型黄土高原的西部地区。[18]黄土在结构上均匀、细小和松散，有利于生产工具欠发达的原始农业的耕作。但黄土一般呈碱性，保水性能较低，主要适于种植耐旱作物。由此可见，营盘山遗址的史前先民在长期的实践中对农作物的生长习性有了较高的认识程度，能够正确地选择适宜当地生产的农作物品种进行生产和经营。
3.3 果核与果树的问题
在营盘山遗址浮选结果中发现的果核残块多达311块，从中鉴定出了桃、梅和杏三种不同的果树品种，可能还包括有李树。根据以往经验，出土如此丰富的果树的遗存在其他考古遗址浮选结果中还是不常见的。这可能与营盘山遗址所处的山区地理环境有关。
桃树、梅树、杏树和李树都是乔木，在野生状态下主要分布在山区。[19]营盘山遗址位于山间冲积平原上，海拔约1600m，面向水流湍急的岷江，背靠丛林茂密的九顶山，这种自然条件为营盘山先民提供了丰富的果树资源和便利的采摘条件，因此，营盘山遗址出土有数量异常丰富的果核残块就不足为奇了，正所谓“靠山吃山”。顺便提一句，营盘山遗址所在地点曾经是个果品基地，盛产地方特产茂汶苹果，至今茂县出产的甜樱桃仍然享誉省内外。当然，这与地下埋藏的5000a前的果树遗存似乎应该没有什么关联，但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营盘山遗址所在地区的生态环境确实十分适合果树的生长。
桃、李、杏、梅是中国常见的四种果树，也是最早见于中国古代文献的四种水果品种。例如，《诗经·大雅》中就有名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山海经·中山经》中记载“又东北三百里曰灵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雘，其木多桃、李、梅、杏”。据此，有学者推测这四种果树应该是起源于中国，但其被栽培的时间和栽培过程仍不清楚。
考古出土的果树的遗存主要包括炭化木材和果核两大类，但是如何根据木材的细胞特征和果核的形态特征判别栽培果树与其野生祖本仍然在探索中。营盘山遗址出土的四种果树品种究竟是野生的还是栽培的，目前还无法确定。即便如此，营盘山遗址浮选出土的果树遗存仍然非常重要，这不仅反映了当地古代先民的食物品种，也为今后深入探讨果树栽培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3.4 其他植物种子的问题
营盘山遗址浮选结果中值得关注的还有藜属、沙棘和红豆杉三类植物的遗存。
营盘山遗址浮选结果中出土了大量的藜属植物种子，其绝对数量甚至超过了农作物粟和黍。藜属植物所属的藜科（Chenopodiaceae）也是一个大科，辖100余个属1400余个种，其中包括有两种栽培作物，一是蔬菜类的菠菜（Spinacia oleracea），二是经济作物的甜菜（Beta vulagris），但都不属于藜属。事实上，藜属植物曾经也包含过一种栽培作物，学名是C. berlandieri M oq. ssp. jonessianum。这种栽培藜起源于北美洲，在3500a B. P. 前后，成为美国中西部地区和东南部地区印第安人种植的主要谷物类农作物品种之一。随着玉米从中美洲传入北美洲后，栽培藜逐渐退出了当地的农业生产。目前只有墨西哥的少数地区仍然继续种植这种栽培藜，但不是作为谷物，而是蔬菜。作为一种被放弃的栽培作物，藜属植物在北美洲的辉煌历史是否在中国也曾出现过，这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和深入研究的学术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营盘山遗址出土的异常丰富的藜属植物种子值得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
在营盘山遗址浮选出土的植物种子中，沙棘种子的出土数量也很突出，多达110粒。顾名思义，沙棘应该只是一种适于干旱地区生长的植物种类，但实际上，沙棘的耐逆性非常强，除了耐干旱抗风沙，而且还耐盐碱抗高寒，所以沙棘不仅可以生长在沙漠地区，也能在高寒山区生存，例如岷江上游地区就盛产沙棘。沙棘的经济价值很高，根、茎、叶、花、果实都富含营养物质和生物活性物质，既可以食用，也可以药用。茂县所属的阿坝州如今盛产沙棘，为促进沙棘产业又好又快发展，构建沙棘产业多元化发展格局，阿坝州人民政府还专门成立了沙棘产业化与科技成果转化合作项目协调工作组。据最新报道，阿坝州规划建设66.67km2沙棘基地，由此可见沙棘在当地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此次在营盘山遗址浮选出土了5000a B. P. 前的沙棘种子，而且数量较多，这说明，岷江上游地区的古代先民早就已经认识到了沙棘的价值，同时也揭示了岷江上游地区作为沙棘的主要生产地区具有悠久的历史。
在营盘山遗址浮选结果中还发现了16粒红豆杉树的种子。红豆杉是一种具有很高经济价值的植物种类。根据研究发现，红豆杉属植物能够产生一种复杂的次生代谢产物——紫杉醇，紫杉醇是一种优良的抗癌药物，现在被广泛地应用在临床治疗上。现如今，茂县具有丰富的红豆杉资源，例如，有医药公司为了研制开发紫杉醇抗癌系列药品，特地在茂县建立了红豆杉种植基地，占地0.964km2，种植红豆杉3500余万株。根据营盘山遗址的发现，岷江上游地区古代先民有可能早在5000a B. P. 前就已经认识到了红豆杉的食用价值或者是药用价值。
4 结语
营盘山遗址是川西北岷江上游地区的一处重要的史前中心聚落遗址，年代在5300～4600a B. P. 间。在2003年的发掘过程中开展了浮选工作，采集并浮选土样9份，从中浮选出土了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其中包括近8000粒炭化植物种子、300余块果核残块。
在营盘山遗址浮选出土的炭化植物种子中，以农作物籽粒和田间杂草种子的数量占绝对优势，说明农业生产应该是营盘山遗址古代先民的物质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经鉴定，浮选出土的农作物籽粒经鉴定有粟和黍，这两种谷物都属于旱地作物；浮选出土的杂草植物种子包括狗尾草属、黍属、马唐属、鸭跖草等，这些都属于秋熟旱作农田中常见的杂草类型。由此判断，营盘山遗址当时的农业生产特点属于中国北方旱作农业。
学术界普遍认为，岷江上游地区的营盘山遗址文化遗存与甘青地区的仰韶文化晚期和马家窑文化遗存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由此判断，营盘山遗址的北方旱作农业生产特点应该是源自甘青地区仰韶文化晚期和马家窑文化的分布区域，即渭河中上游以及洮河和大夏河流域，因为这一地区是中国古代北方旱作农业的主要分布区域之一。除了文化因素，营盘山遗址的北方旱作农业生产特点与当地的黄土沉积环境特点也有一定的关系。营盘山遗址浮选结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出土了大量的果核残块，从中鉴定出了桃、梅、杏、李等不同的果树品种，由于在先秦文献中早有记载，有学者推测桃、梅、杏、李这四种果树应该是起源于中国。营盘山遗址的发现为今后探讨这些果树的栽培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在营盘山遗址浮选出土的植物种子中，值得关注的还有藜属、沙棘和红豆杉的遗存。藜属植物中包含有一个失传的栽培品种，起源于北美洲，曾经是当地古印第安人种植的主要谷物之一，但随着玉米的传入，栽培藜被放弃了。栽培藜的被栽培又被放弃的这段历史是否在中国也曾出现过，这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和深入研究的学术问题。岷江上游地区盛产沙棘和红豆杉，沙棘的经济价值很高。红豆杉也是一种具有很高经济价值的植物种类，根据营盘山遗址的发现，岷江上游地区古代先民有可能早在5000a B. P. 前就已经认识到了沙棘和红豆杉的食用价值或者是药用价值。
2011年9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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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Yingpanshan Site in Mao County is located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Minjiang River, northwest Sichuan Province, it is a prehistoric site of central human settlement dated back to 5300-4600 years before. The flotation results of the site show that the subsistence type of the ancient people around the Yingpanshan Site had already entered the stage of agriculture. By the analysis of crop varieties and weed species unearthed, the feature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re typical of northern dry farming.
【注释】
[1] 资料现存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