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平安县出土东汉画像砖图像考

许新国（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在人类社会中，人把自己的本质放到自身以外，创造了无数为人们生存所依赖的神，并赋予神以人的性格和意志，从而通过神来表达人的希望和欲求。神的属性与神的完善性，全系于古人所设想的神的全能和创造。而表现神的性格和意志，反映人的希望和欲求的画像，则通过对于神的情感和形象的描绘，使之由不可测度的天界进入到人间社会。以特具的艺术性形象使人们更形象地感到神的威力，以建立神在人们心中的丰碑。

由于我们的先人对神的无限敬畏，“于是歌颂其威灵，致美于坛庙，久而愈进，文物遂繁”。^[1]所以形成了独具风格的中国古代神话艺术，并有着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随着原始氏族公社的瓦解，奴隶制的出现，“人们把王的观念推广至整个宇宙，就产生了统一的至上神。天上的神乃是地上主的投影”。^[2]“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3]这在艺术的表现上也日渐得到了多层次、多角度的表现空间，当人们向往神的超人力量时，自身已被它神秘因素的威慑所攫住，汉代神学，为统治者巩固政权的工具，加之在繁盛的封建经济下人们幻想长生不死、升仙极乐，这使神的信徒们沉醉于蛊惑人心的神秘幻梦中，迷恋来世的幸福。他们为死后的海市蜃楼所诱惑，不再了解环绕在他们周围而可以感觉到的现实世界。这一时期有关神的画像大量出现于墓室、宫殿之中，表明了神与人、神与物、神与社会间的关系，形成了中国神的画像发展史上的高峰。平安画像砖为我们留下了这一历史时期画像的实物资料。

1982年，青海省文物考古队在海东地区平安县窑坊发现汉代墓群一处，同年进行发掘，其中发掘画像砖墓两座。其中一墓虽遭破坏，但仍见134块画像砖嵌镶在墓壁上，砖长20厘米、宽16厘米。墓葬均为单室穹庐顶砖室，伴出的还有五铢钱和丝绸残片等随葬品，其年代为东汉晚期，下限可至三国时期。

据原发掘报道：“画像题材丰富多彩，有力士、甲骑、宴饮、神鸟与日月舞人等六种。画像砖排列为，墓门两边有两块甲骑；墓室甬道每边为六块。这六块又分为上下两层，上层甲骑，下层力士；墓室西壁共八块，排列四层：一层力士，二层甲骑，三、四层为宴饮、神鸟、日月舞人；墓室东壁、南壁、北壁的排列方法，内容与西壁略同……力士砖被置于墓室的最下层”^[4]。这批画像砖为以往所未见，其构图新颖，画面简洁，雕刻风格粗犷古拙，不仅是艺术珍品，而且对研究古代的丧葬制度、神话传说和宗教思想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批画像砖的墓葬资料尚未发表，但其照片已发表于《全国出土文物珍品选》图册中。现就画像砖的图像，按墓室砖列的位置，以从上而下的顺序进行考证和研究。

一、日月舞人即月亮神图

日月舞人画像砖列置于墓壁的最上层，图像为一站立的妇人形象，椎髻、长阔脸，大耳。上身穿窄袖长袍，交领，右衽。下身着襞裙，裙带自肩背处伸出，飘绕于手臂。其右臂下垂，左臂托举一轮新月，高度齐眉，头部左侧方为一太阳图像，太阳里有一鸟，形依稀可辨。笔者认为，此画像人物应系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月亮女神。（图1）

在以往出土的汉代砖画中，女娲的图像常见捧月，故女娲应是月亮神，而在古代的神话传说中，女娲还被追奉为人类之母。女娲始见于《楚辞》《礼记》和《山海经》，而对她事迹的详细记载却是在汉人的著作中。西汉《淮南子》记录了她炼五色石补苍天的神话；东汉《风俗通义》又记载了她抟土造人的传说。

在我国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中，女娲的形象常同伏羲联在一起，伏羲最早被汉族崇奉为神是在战国，而被列为“三皇”之一，是在秦以后。人们一直把他作为自己的始祖。到了西汉，它们始出于同一画面。东汉以后，其形象大量出现于绘画之中，且常作交尾之状，比较明确地反映了他们乃对偶神的关系。关于他们兄妹相配的神话，最早见于唐代李亢的《独异志》。

西王母亦被古人作为月亮神来看待，最早见于《山海经》的记载。随着时代的发展，她的形象、性别、职司、神性都有了较大的变化。在《穆天子传》中，西王母由山神演化为“人王”。

图1

在《淮南子》中，西王母由“司天之厉及五残”的凶神变成“托身于月”据有不死之药的吉神。到了西汉初，这位“豹尾虎齿”的丑人一变而为容貌绝世的灵人美女。这些变化反映了西王母所处空间位置的扩大。“万民皆付（服）西王母”，^[5]拥有万民信仰的西王母，人们祭祀她主要是因为其具有幸福长寿的神性。

同西王母相对应的是东王公。该神的由来，据考证与日神“东皇”、“东君”有关。到了汉代，他同西王母形成配偶关系之后，成了分管男仙名籍的领袖，从此在神界中占据了较高的地位。

东王公、西王母在中国宗教史上，汉以前并不占有重要地位。西汉以后，由于他们所属神性被人为地发展，出于社会的功利目的，得到了上层社会的重视，因而被列为重要神祇。他们在神界地位的提高，同当时盛行的道家思想密不可分，西王母遂成为道家修炼成正果的神仙，她与东王公对偶关系的日趋明确，又成了分管男仙、女仙的两大首领。这种对偶关系的形成，正是朝着世俗化方向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汉代神画像中，虽然两对主神分属不同思想体系，其成因与发展也不尽相同，但他们之间还是有许多共性。如：均同日神、月神有关；均有男女、阴阳对称关系，均表现为功能对称；均规天矩地，分管男仙女仙等等。这种对称关系，反映了世俗对于天仙神灵的要求，也是世界所存在的一种普遍的对称现象的反映。由于汉代神画像所处的地域不同，形象的对称和结构的对称又显示了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作为月亮神，平安县出土的这块画像砖显著标志是一女人，手捧新月，同以往我国出土的画像均有差异，唯一对称的是日月。天体中最引人注目和经常影响人们生活的是日月，故世界各国在远古社会中几乎都存在着不同形式的日月崇拜。“日月所以悬昼夜者何？助天行化，昭明地下也”，^[6]“日月扬光者，人君之象也”，^[7]它们的自然属性被人格化，成为代表天意的最高统治者“助天行化”的工具。它和阴阳的契合，更成为汉代哲学中用以引申的概念。同时它又附会了男女不同的性别，在汉代画像中，常见伏羲手托日轮，女娲手托月轮，亦有将日月捧于胸前者，以示日神、月神的地位。平安县出土的画像砖，仅有月神，而未见日神，但在其旁画有一太阳，反映了地方的特点。在日月形象的刻画上，平安县的这件也不同于其他地点所出。其他地点画像中日月的外形一般都描画为圆形，这种构想并不是随意为之的，而是和汉人的宗教思想紧密相连的。“政太平则日圆而多辉，政升平则月清而明”。^[8]例如在成都天回山崖墓石棺等画像中，伏羲、女娲就是各自手托一圆轮，而平安县的这件，太阳为圆形，而月亮却画作弯形。

太阳中有鸟的形象，平安县的这件与以往所出相同。太阳和鸟的关系早在“十日并出”的神话年代就已形成，“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9]“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10]而“尧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乌皆死，坠羽翼”^[11]的神话，后来却引起了屈原的反诘，“羿焉毕日，乌焉落羽”，^[12]可见到战国时日与乌即联系在一起。到了汉代，日中的跋乌又和为西王母取食的三青鸟联系起来，“日者阳精之宗，积而成乌，像乌而有三趾”，^[13]所以踆乌变为三足乌，其形象增加了更为明显的特征。在其他地点所出的汉画中，日中的踆乌常作飞形或立状；平安县的这件踆乌亦为立姿。与其他地点的形式差异，反映了神画的地方特色，体现了作者的审美情趣。

此砖图像中的月亮神。月亮在右，太阳在左，仅有一妇人图像，《历中经》云：“西王母夫人两乳者，……左乳下有日，右乳下有月。”这种集太阳、月亮于一身的说法，仅见于文献，尚未得到出土文物的证实。平安县出土的这块，距此说不远。太阳、月亮、妇人在同一幅画面上刻画，也许是二者集于一人的另一表现形式。因此，笔者认为平安县出土的这件月亮神图像可能更接近于西王母。

与其他地点出土的画像相比，平安县出土的这件，没有对称的东王公、异兽、仙人、龙虎座等常见的形象。但对称的日月形象以及日中的踆乌等为我们识别其形象，提供了切实的依据。

需要指出的是，主神的形象不是单一地、清晰地呈现于人们的感官，而是多重地、模糊地进入到人们的意识，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和民族而造成不等的状况。所以在主神的形象系统的组合上并没有一个既定不变的模式。

二、神鸟——凤凰图

神鸟砖被置于从下往上数的第三层与第四层。图像为一相向而立的一对鸟。应是传说中的凤凰图像。同河北省望都二号汉墓出土的石枕彩绘“双凤含仙草”图案接近。^[14]（图2）

首先应当指出，凤和凰在神话中原本是神鸟，凤与凰其实都不是任何现实鸟类的化身。只是在有了凤凰的概念以后，人们才试图从现实中找到一些鸟的形象比附和实体化。

图2

《山海经·南次三经》云：“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彩而文，名曰凤皇（凰），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孔颖达传：“雄曰凤，雌曰凰。”《说文》云：“凤，神鸟也。天老曰：‘凤之象也，鸿前麐后，蛇颈鱼尾，鹳颡怨思，龙纹龟背，燕颔鸡喙，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风穴，见则天下安宁。’”《说文古本考》谓“莫宿风穴”古本作“莫宿丹穴”。丹穴即《山海经》所谓“丹穴之山”。凤之形象大略备于斯。

郭沫若先生在《卜辞通纂》中说：“古人盖以凤为风神。”《禽经》亦说：“凤禽，鸢类。越人谓之风伯。飞翔则天大风。”凤鸟就是风伯，古人已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凤凰亦是“火精”，是太阳的生命意象。太阳每天像鸟一样运行不止，所以先民把它看作有生命的神鸟。

凤凰画像被做成画像砖嵌入墓壁，是因为凤凰是一种祥瑞之鸟，“见则天下安宁”，起保佑死者亡灵的作用。

三、宴饮——佛教比丘图

该画像砖中，有一庑殿顶的房屋。屋檐两头用木柱支撑，木柱与屋檐之间接以栌斗，从图像上观察，栌斗系穿斗式结构，木构架的结构技术已日渐完善和成熟。这种中国建筑所特有的斗拱，在汉代不仅见载于文献，还多见于东汉的石阙、崖墓和明器之中。在东汉画像砖建筑图像中也屡有发现。这时的斗拱既用以承托屋檐，也用以承托平坐，它的结构机能是多方面的，同时也是建筑外观形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图3）

房屋内有两个人物。均头戴僧帽，身披覆肩袈裟。左边一人，右臂下垂于股，左臂袒露。右边一人，左臂垂直于膝，右臂袒露。两人相对禅坐于巨案上。左边人物的左臂同右边人物的右臂，连臂放置于二者之间的一件钵上。案下有一小人双手捧一侈口细颈圆腹罐，做跪伏侍奉状。二者头部供奉一瓶，瓶中插有兰草。

图3

图像中禅坐的人物系佛教僧人比丘形象。比丘是出家受具足戒者的通称，男称比丘，女称比丘尼。两比丘相对而坐叫作对首，对首系佛教三种羯磨法之一。

比丘之间供奉的巨瓶是天德瓶，又叫宝瓶，佛教认为天德瓶是菩提的心，它同如意珠一样，能够满足人间的一切乐欲。

禅坐又名结跏趺坐，是佛教修禅人的典型坐法。佛教认为采用这种坐法最安稳不疲，“魔王见之其心恐怖”。

案下捧罐侍奉的小人应是饿鬼。饿鬼是佛教三涂之一，受地狱之苦，为佛教诸天所驱役。钵是比丘的食器，佛教称为应器，即应该受人供养者所用之食器。

整个画面反映的可能是僧道送丧的情景。《燕翼贻谋录》说僧道送丧即“丧家命僧道诵经设斋作醮，曰资冥福也”。

佛教传入我国，殆始于西汉末期，^[15]东汉时特别是东汉后期因社会危机日益加重而导致政治腐朽，道德沦丧，物质贫乏，达到类似罗马帝国产生基督教时的那种经济、政治、智力和道德的总解体时期的严重程度，^[16]人们为寻求精神上的解脱，纷纷沉湎于宗教。

画像砖属东汉后期，那时，人们以四神象征四方星座，并普遍把象征太阳、月亮的“伏羲”、“女娲”、“东王公”和“西王母”当作神仙来供奉。画像砖中佛教比丘图既然列置在与“月亮神”、“凤凰”相对应的位置上，可知也是当作一种神仙来供奉的。这种对远方地区的地理认识中的神话传说，到东汉后期已并入到太平道的信仰之中。如《太平经·师策文》、《解师策书诀第五十》中便有“使人寿若西王母”^[1]之说。当东汉顺帝以后，太平道和天师道等早期道教盛行于大河上下，长江南北之时，“伏羲”与“女娲”，“东王公”与“西王母”已成为道教信奉的神人。平安画像砖墓正值其时，那时的神仙图像，自然具有道教信仰的性质。

综上所述，至少可以得到或加深以下几点认识：（1）最迟至东汉的桓、灵时期，在青海省的湟水流域，佛教图像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传布，佛教信仰已扩大到地方豪右这一阶层中的某些人之中；（2）当时的佛教信仰，的确是同其起自本土的信仰糅合在一起，它还处在早期道教、神仙思想，乃至传统的土地崇拜的附属地位，但佛教信仰毕竟已经占据了一定的思想阵地，并正在逐步扩大。

东汉时期的佛教艺术作品，过去已有零星发现，但由于材料不足，对于当时的艺术手法还说不清楚。现从平安县出土的佛教画像砖可以明显看出，我国早期的佛教图像雕刻，并没有明显的犍陀罗艺术风格。用中国汉代传统的画像雕刻技法，表现外来的佛教题材，是平安画像砖佛教图像的重要特点。

对中国东汉时期的佛教图像，俞伟超先生在《东汉佛教图像考》、《孔望山摩崖造像的年代考察》等文章中，^[17]进行了详细的考订，使过去难以判断的某些佛教图像，得以肯定。平安画像砖是中国东汉时期存在佛教图像的又一重要佐证。

四、甲骑——武士图

甲骑图像共有两种，均为武士形象，头戴盔，身穿甲下身铠甲过膝。手中执矛，面向墓室。而武士所骑的骏马也头朝墓门，一方面象征着墓葬的主人生前是征战的武将；另一方面象征这些武士正在为保护墓主人亡灵的安全而恪尽职守。（图4、5）

从图像上看，战马的马具有辔头，包括络头、衔、缰绳等。鞍具有鞍鞯和障泥，胸带和鞧带。未见马镫。是否存在着鞍桥从图像中看得不甚明显，但固定鞍具的胸带和鞧带则很清楚。

两块甲骑砖雕刻技法均显粗犷而古朴，体现着汉代雕刻艺术的气势与古拙的艺术风格，给人们以丰满朴实的意境。

图4

图5

五、力士——“土伯”图

被称作力士的画像砖列置于墓壁的最下层。所见形象是粗眉大眼，高颧长耳，颏下有须。其上身裸露，胸肌暴突。下身穿短裤，两腿下蹲，双臂弯曲伸至耳际作托举状，实为一令人恐怖的大力士形象。（图6）

我们认为，这个力士形象应是“土伯”。

《楚辞·招魂》记载了当时荆楚地区的巫师向东南西北及上天下地六方招魂归来的招辞。招辞中所说的东西南北四方的内容……而力士则为下地。如《招魂》中说：

“魂兮归来……往恐危身些。”

“魂兮归来……恐自遗灾些。”

所谓上天之中的“虎豺九关”，王逸的注释是：“天门凡有九重，使神虎豹执其关闭，主啮天下欲上之人而杀之也。”所谓“幽都”，王注：“地下后土所治也，地下幽冥，故称幽都。”所谓幽都的“土伯”，王逸又解释他是“其身九屈”，“广肩厚背”，“身又肥大，状如牛也”。这些特征，与平安画像砖中参目虎首，屈身硕肥的力士形象极其接近，这当是“土伯”无疑。

图6

自古人世称为阳世，把地下称为阴间，镇墓文中有这样的描述：

“生人上就阳，死人下归阴；生人上就高台，死人深自藏。”^[18]“上天苍苍，地下茫茫，死人归阴，生人归阳，生人有里，死人有乡。”^[19]

东汉人不仅认为有阴间和阳间，而且还认为，阴间同阳间一样，也有由冥吏所构的地下官僚体制。见于镇墓文中所说的地吏多见“冢公、冢伯、墓伯、丘伯和土伯……”^[20]在汉代或汉代以前，公伯是对神的称呼。如称河神、风神为“河伯”“风伯”，称社神为“社公”，宋玉称土神为“土伯”。

汉人想象的阴间地府，将“土伯”形象列置于墓中，其主要目的是让死者的亡灵得到土神的保护，免受啄害，早日悠扬于太空，认此以归。招魂之俗，在东汉时的青海占有一定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画像砖是一种难得的艺术品，制作过程虽不太复杂，但也必须经过能工巧匠之手，非一般人所能胜任。据研究，其制法是：先将所绘图像画面描绘在专门的模具上，再将画面剔去一层，加上必要的线条做成模子，再用模子压印湿软的土坯，晾干烧制而成。因此，画像砖具有雕塑和绘画两重意义。

画像砖墓所在的平安县，在汉代系边塞重地。《后汉书·西羌传》谓元鼎六年平羌以后，始置护羌校尉，《汉书·地理志》失载。《通鉴·汉记》四十一永初四年条云：“按《水经注》羌水出湟中西南山下，迳护羌城东，故护羌校尉治，又东径临羌城西，护羌校尉盖治临羌县^[2]界也。然宣帝置护羌校尉，本治金城令居，东都定河陇之后，护羌校尉治安夷县^[3]，既而自安夷徙临羌。”《后汉书·西羌传》云：建初元年“拜故度辽将军吴棠领护羌校尉，居安夷。二年夏，……武威太守傅育代为校尉，移居临羌”。平安县的所在地平安驿，即汉代所置的安夷县，历史上曾是护羌校尉的治地，画像砖墓在此地出土，对于考察这一段史实，也有重要的价值。

六、结语

秦朝灭亡之后，代之而起的汉王朝通过实践的反馈调节，纠正了战乱中偏离稳定的振荡现象，重新回复到稳态，这是地主阶级成长阶段和封建制度完善过程中由成功经失败再向正常轨道转折的历史时期。同这一历史转折紧密相关的，是统治集团对于统治思想的抉择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他们实行了“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通过建立法令，招募流亡，废除徭役，和安边塞，屯垦卫戍，消灭割据，分封诸王，迁徙豪强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很快就医治了战争的创伤，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为强大的汉朝奠定了基础。

汉初，采取了“无为而治”的原则。将老子小国寡民的思想，改造成新型的统一封建制度的政治思想，“载其清静，民以宁一”。^[21]到汉武帝时，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开始占统治地位。后来董仲舒将儒家学说和阴阳五行结合起来，终于建立起了以“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等神学目的论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从而成为汉代占统治地位的儒教神学和官方哲学。假天之威来弥补强力统治的不足，把汉王朝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视为天授的、永恒不变的神圣制度，是神的意志的体现。

汉代社会的特殊境况，决定了它需要道家的神仙思想作为统治思想的添加剂，故儒道两家虽各树一帜，但不尽相斥。神在人们的意识中构成了一种自由地、浪漫地游戏于人世之外的精神实体，人们祈求将自身扩展到人世间不易得到的自由空间中去。在这通往神仙世界的迷途中，据说有许多求得躯体不朽的道术，不仅有炼丹和药物，还有服食、呼吸、导引、房中以及静坐冥想等等，而以方术之士作为人类通往神仙世界的使者。借助这一切“企冀列入仙班，或羽化或登仙”。^[22]

平安汉画像砖是顺应这一历史土壤和结构而产生的。汉代画像作为中国神画史发展的中介，它有着与前朝相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但由于年代久远，能够窥见这种关系的实物与文字资料所剩无几。从这个意义上讲，平安画像砖是弥足珍贵的。

本文所用的照片均由本所刘小何同志拍摄，特此说明并表示感谢。

1991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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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1982, Qinghai Archaeology Team discovered a cemetery of the Han Dynasty at Yaofang, Ping’an County, eastern Qinghai Province, and an excavation was conducted the same year. Two portrayal bricks tombs are excavated. This article studies on the portrayal of the Han Dynasty. It believes that the portrayal is an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at in the former dynasty, serving as an intermediary ag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y of China’s deity portrayal.

注释

[1]王明《太平经合校》第62、68页，中华书局，1960年。

[2]笔者注：今湟源。

[3]笔者注：今平安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