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考古述略
新疆考古述略
张玉忠（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新疆位于我国西北边陲，处在欧、亚大陆之要冲，是东西方交通的重要通道，古代东西方文明都曾在此碰撞、融合。由于其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和人文环境，这里又是我国乃至世界地上地下文物古迹保存最好的地区之一。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中，新疆的考古探察活动是比较早的。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各国的探险者就怀着各自不同的目的先后到新疆探险考察。其中以考古挖掘为手段的考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以1900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罗布荒漠发现楼兰古城为起点，新疆考古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新疆的考古活动基本上是被一批外国学者所垄断进行的（1927年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除外）。其间，考察规模较大、出版考古报告和专著较多、产生影响深远的以瑞典的斯文·赫定、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德国的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俄国的克列蒙兹和奥登堡、日本的大谷探险队为代表。考察中的发现，以历史时期的遗存为主，考察规模是空前的，成果也相当可观，暴露于地面的新疆古代遗迹大都被发现，重要的遗存都不同程度地被挖掘。获取的文物种类之多、数量之大、精品之美，曾使国际学术界瞩目。由于这些考察活动大都以挖宝为主，或有其他目的，考古调查发掘的科学性必然受到影响，一批重要遗址大多被破坏，珍贵文物遭浩劫。尽管如此，已经刊布的考察报告、图录和专著，迄今仍是新疆考古研究的基础性资料，对此应予以重视并充分利用[1]。
新中国成立以后，曾被外国探险家们屡屡劫掠的部分新疆文物宝藏回到了人民手中。党和政府十分关心和重视新疆文物考古工作，1953年和1957年曾组织了两次规模较大的文物普查工作，并帮助新疆培训了第一批各民族的文物考古专业人员。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新疆考古工作，主要是对1949年前已经发现的一批重要遗存，如高昌故城、交河故城、阿斯塔那墓群、交河沟西北墓葬、七克星寺院、克孜尔千佛洞、苏巴什寺院、脱库孜沙来遗址、约特干遗址、尼雅遗址和墓葬、米兰遗址等进行了重点调查和发掘。同时又有许多新的发现和收获，如对伊犁河谷昭苏土墩墓、阿尔泰草原克尔木齐石人石棺墓的发掘，是对天山以北草原考古文化的首次揭示[2]。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党的改革开放路线指引下，紧密配合经济建设，新疆的考古工作开始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新疆与国外考古界的合作相继展开，为新疆的文物考古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天山南北的考古新发现不断涌现，取得的成果令世人瞩目。本文主要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疆考古的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予以简略论述。
一、石器时代考古
旧石器时代，长期以来一直是新疆考古的空白，20世纪80年代后才开始有所发现。
1983年，在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县城东南34公里的吉日尕勒，在塔什库尔干河东岸属于晚更新世的第三阶地原生堆积中发现了3处人工用火遗迹，在灰烬和沙土中含有少量动物肢骨碎片，在附近采集到1件以交互打击法制成的大型石英砾石砍砸器和若干碎石片，发现者认为这是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
1987年又分别在和田市南的玉龙喀什河右岸、洛浦县东南干河床岸边，以及民丰县南尼雅河上游的干河床岸边大致都属于晚更新世的第三级阶面上，发现了少量的打制石器。
上述发现，因均为地面采集，缺少准确的地层关系，资料又很单薄，是否确属旧石器时代文化，还须更多的资料予以验证。
1993年，为配合交河故城维修保护工程，在沟西台地的调查发现是新疆旧石器时代考古中的一个突破，其重要收获是在台地晚更新世地层内采集到镐形石器及打制石片，同时在地表又采集到风格同样原始的打制石器近200件。从工艺角度分析，应属石叶—端刮器类型，被专家判定为是与宁夏水洞沟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大致相当的文化遗存。由此推断，80年代初在乌鲁木齐柴窝堡湖畔发现的细石器遗存，主要遗物也是石叶—端刮器类型，当也应属旧石器晚期文化。对交河故城沟西台地和柴窝堡遗址再做深入细致的调查和发掘，可能是推动新疆旧石器晚期文化、细石器文化研究的一个突破口。
属于中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主要有哈密市的七角井和三道岭、鄯善县的迪坎尔和英都尔库什、木垒县的七城子、若羌县的阿尔金山等。这些遗址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调查采集的大量各种类型的打制细石器和石片石器中，均未见磨制石器和陶器。按一般概念，似有可能属于中石器时代，尤其是七角井遗址发现的船底形石核是我国细石器传统中较早的典型器型，更具中石器时代特征。
关于新疆新石器时代文化，20世纪80年代以前曾被划分为细石器、彩陶和砾石文化或类型三种，且数量不少。随着近10多年来田野考古资料的大量积累和研究的深入，尤其是曾经被认为是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多数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彩陶，大都与铜器或铁器共存，而大量的14C测年数据又均不早于公元前2000年，结合邻近地区的考古发现，证明它们并非都属新石器时代。许多曾被定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遗址或墓葬，实际上应属于青铜时代或早期铁器时代文化。根据这一新的认识，推断属于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主要有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尉犁县的辛格尔和罗布泊周围、疏附县的乌帕尔、木垒县的伊尔哈巴克，以及哈巴河县额尔齐斯河畔等。上述遗址的共同特点是均有大量的打制细石器和石片石器，同时还有磨制石器或陶器，但也都是地面调查采集的，缺乏地层根据，也无科学测定的年代数据。因此，它们是否确实属新石器时代文化，仍需深入工作和研究。还有学者认为，鉴于在金属工具开始大量使用之前，新疆存在一个以广泛使用细石器工具为标志的、以狩猎采集经济为特点的发展阶段，据现有的考古资料，新疆史前考古文化划分为旧石器时代、细石器时代、金属器时代三个大的发展阶段，比较符合新疆考古发现的实际[3]。总之，石器时代考古文化的发现和研究是新疆考古亟待加强的一个薄弱环节。
二、青铜时代考古
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的概念是在对新石器时代文化重新认识后提出的。据现有的考古资料，其绝对年代大致在公元前2000年至前1000年间。基本属于青铜时代并进行过重点发掘或调查的遗存主要有：天山东部地区的哈密市天山北路墓葬，巴里坤县的南湾墓葬、兰州湾子遗址、奎苏遗址和石人子遗址，伊吾县的军马场遗址、盐池遗址和卡尔桑遗址，吐鲁番市的哈拉和卓遗址；天山以南地区的孔雀河古墓沟墓葬和小河墓地，和硕县的新塔拉遗址，库车县的哈拉墩遗址，疏附县的阿克塔拉遗址；天山以北地区的霍城县大西沟墓葬，巩留县阿尕尔森青铜器，塔城市的卫生学校遗址和墓葬、下喀浪古尔村遗址，托里县萨孜村墓葬和沃雪特乡遗址等。现将较有代表性的略述如下。
天山北路墓地 位于哈密市天山北路林场和雅满苏矿办事处一带，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1988—1997年间共发掘墓葬700余座，是迄今为止新疆发掘数量最大的一处古墓群。该墓地墓葬分布十分密集，多见打破叠压关系。墓室皆呈长方形，有竖穴土坑和竖穴土坯两种墓室，多为单人侧身屈肢葬，头向东北或西南。随葬品不多，主要是陶器、铜器、石器、骨器，以及金器、银器、贝器、蚌器等，不见铁器。陶器每墓大多为1件，均手制，以夹砂红陶为主，少量为灰陶和泥质红陶。器类有双耳罐、单耳罐、四系罐、束颈罐、注流壶、鋬耳壶、单耳杯、无耳杯、双耳盆等，以平底器为主。其中双耳罐占陶器总数的半数以上，彩陶器占有相当比重。以黑彩为主，亦见紫红彩，纹样有三角纹、波状纹、网纹、菱格纹、竖条纹、手掌纹、叶脉纹、人字形纹等。少量素面陶器上有附加堆纹和压印纹。铜器的数量最多，有刀、锥、锛、镰、镜、矛、凿、手镯、耳环、牌等。发掘资料正在整理之中。据初步研究，从陶器、铜器以及纹饰变化规律看，该墓地可分为四期，其年代推断在公元前19世纪至前13世纪之间，是新疆东部地区年代最早，文化内涵最丰富的一处青铜时代遗存[4]。陶器中的甲组，如单耳罐、四耳罐、四系罐、双耳盆等器型，以及施黑彩，流行竖条纹、手掌纹、折线三角纹、水波纹等都与四坝文化显示出诸多的一致性；而乙组陶器，如口沿外置双贯耳的卵圆形深腹罐和球形圆腹罐的造型和纹饰，以往在河西和哈密地区都不见，很可能是受到新疆北部阿尔泰山地草原青铜时代文化影响的产物[5]。经检测分析，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铜器是以锡青铜为主，还有砷锡青铜、砷青铜、铅砷青铜等多种合金成分，与中原地区同时期的铜器有所不同，而与四坝文化有较密切的关系，同时还有一些来自高加索地区的文化因素[6]。哈密地处东西交通之要冲，天山北路墓地是研究新疆东部青铜时代文化源流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
由哈密越过天山，是著名的巴里坤草原，它既是古代游牧民族的一个重要活动地带，也是向西进入伊犁河谷和阿尔泰草原的自然通道。在这里发现的诸多青铜时代遗址中，巴里坤县南湾墓地和兰州湾子遗址是很有价值的。
南湾墓地 1981年和1982年两次共发掘100多座墓葬。墓葬排列密集，多为竖穴土坑，有用原木搭叠而成的木椁，个别用砾石叠砌墓室。以单人葬为主，也有多人合葬，尸体或上下叠压，或分置木椁内外，有一次葬或二次葬，骨架完整者多为侧身屈肢。随葬品有陶器、铜器、石器及少量毛织物残片。陶器均为手制，多素面，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器型有双耳罐、四耳罐、单耳罐、单耳钵、单耳杯、双耳壶等。有少量彩陶，红衣黑彩，也见红彩和白彩。纹饰主要是在口沿外绘一周小倒三角纹，其下再绘竖条纹或内填网纹的大三角纹，三角纹之间填以曲线纹、树枝纹、小圆点等，还有在腹部用红色或白色画竖线或十字纹。少数陶器上有刻画纹、指甲纹。铜器有刀、镞、锥、钺、镜、牌、管、耳环等，其中1件经检测为红铜。石器有磨制锤、斧、锥等[7]。墓葬的年代，共有18个14C测年数据[8]，经树轮校正，最早的为公元前1685年，最晚的为公元前838年，如取其中间值，南湾墓地的绝对年代应在公元前1400年—前1000年。
在巴里坤县口门子东之盐池，口门子西的伊吾军马场、奎苏、石人子、兰州湾子一线的天山山前地带，分布有不少巨型石堆，因取石、挖土取肥，曾出土过彩陶、铜器、大型石磨盘等。新疆考古研究所于1984年对分布在兰州湾子的一处石堆进行了发掘[9]。这座石堆呈圆形，直径约30米、高3米。发掘证明，这种土石堆实际上是巨石构成的大型建筑，面积近200平方米，周围石墙厚达3米、残高近2米。分隔成前后室：主室居南，面积达100平方米，底部有柱洞，内存木柱残段；北面有附室，南北并列，有门道相通。墙用一米左右的巨石垒砌，内壁面平整。共有三层居住面，上有用卵石垒砌的圆形炉灶。房址内有大量的烧炭、红烧灰土。出土有陶器、石器、铜器等，陶器皆手制，为夹砂红陶，多为碎片，复原的1件为双耳陶罐，高近70厘米。少量彩陶片为红衣黑彩，绘有倒三角纹和网纹。石器有石球和大型石磨盘。铜器有特色鲜明的环首小刀和1件大型圈足鍑。此外还见已炭化的小麦粒。遗址底层木炭标本的14C测年数据为距今3285年±175年。这类巨石建筑在巴里坤山前地带分布广泛，且又出土大型青铜器，是研究青铜时代游牧民族历史的重要资料。
在天山以南发现的青铜时代遗存中，孔雀河古墓沟墓群和新塔拉遗址比较典型。
古墓沟墓地 处在孔雀河下游北岸沙丘地带，东距已干涸的罗布泊约70公里。1979年发掘42座墓葬。从地表特征、出土遗物和葬俗分析，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地表无环形木桩，墓室为竖穴沙室，部分墓葬在墓室东西两端各埋一根木柱为标志。木质葬具是用两块弧形木板相向而立，两端各竖立一块小板挡头，多块小盖板之上覆以羊皮或草编织物。除个别墓内葬两个或三个男性外，一般都葬一人，男女老少均有，皆仰身直肢，头东足西，共36座。另一种是在地面上埋下七圈比较规整的环形木桩，其外又有许多木桩呈放射状展开，井然有序。墓穴在中部。木质葬具已朽，形制不明。死者均为男性，也为仰身直肢，头东足西，共6座。两种墓葬中的随葬品都很少，主要有毛皮和毛织衣物、草篓、木盆、木碗、木杯、角杯等日用品，玉、骨、石、铜等饰件，还有木雕人像、桂叶形石镞、小麦粒和粟粒等。据14C测年数据，墓葬的年代被推断在公元前1800年前后。
新塔拉遗址 位于和硕县东南，1979年进行了发掘。遗址上层似为一小城堡，城墙用土坯垒砌，因破坏严重，形制不明。下层发现灶坑和土坯平铺的炕，灶与炕之间有火道相通。遗物主要是陶器、石器和铜器。陶器多为夹砂红褐陶，也有夹砂黑褐陶和灰陶，均手制。有的饰有刻画纹、篦纹、锥刺纹、凸弦纹等，完整器型有双耳罐和筒形杯或罐。彩陶较多，在黄、白、红色陶衣上绘紫色、红色或黑色彩，纹饰有倒三角纹、三角纹、折线纹、网格纹、锯齿纹、水波纹等。石器多为磨制，有磨盘、杵、镰、斧、锥、纺轮等。铜器有斧、镞、刀等。据2个14C测年数据，这处遗址的年代应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
在天山以北地区青铜时代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中，20世纪60年代初在阿尔泰山区发掘的克尔木齐墓群十分重要，发掘的32座墓葬的文化内涵复杂，延续时间相当长，但从出土遗物看，其中当有一部分墓葬应属青铜时代。如以M16为代表，出土划纹、篦纹、刺点纹、凹弦纹的石器、陶器等的墓葬。对其性质和年代，认识还不一致，有些学者认为与南西伯利亚地区的阿凡纳谢沃文化存在明显联系，据此，推断其年代早到距今4000年；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它们的陶器风格主要与卡拉苏克文化相似，据此，推断其年代可到公元前1200至前700年[10]。
1975年在伊犁河谷巩留县阿尕尔森发现的包括铜斧、镰、凿等12件生产工具[11]，经鉴定，其金属成分为青铜。而铜斧、镰的形制及纹饰与南西伯利亚地区青铜时代的安德罗诺沃文化中的同类器相同。
1989年，在伊犁河下游的霍城县大西沟口一座墓葬中出土的3件缸形陶罐和陶杯，以及锥刺纹、乳丁纹、突棱纹陶片，从器型及纹饰看，也与安德罗诺沃文化联系密切[12]。另一重要发现是1990—1991年在塔城市卫生学校近旁发掘的遗址和墓葬[13]。该遗址与墓葬区隔河相望，间距约150米。发掘的19座墓葬可分为两种形制：一种为石棺墓，共5座，有单棺、双棺，口部均有盖板石；另一种为石室，有的口部也有盖板石。有土葬和火葬。土葬皆为侧身屈肢，头向西，有少量随葬品，火葬者仅撒有骨灰，无任何随葬品。遗址中仅发现火坑和卵石铺成的“散水”。墓葬和遗址中的出土遗物基本一致，主要有陶器、石器和铜器。陶器多为夹砂灰褐陶，手制，纹饰有刻划的三角纹、篦纹、指甲纹、麦粒纹等，器型主要是大口无耳罐。石器有磨盘、磨棒、杵、锤、斧、锄等。铜器有耳环、串珠等。从墓葬形制、葬式、陶器造型和纹饰分析，这也是一处与安德罗诺沃文化相似的青铜时代遗存。与此相关的发现还有塔城市下喀浪古尔村遗址[14]和托里县的萨孜村墓葬。
论及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近年来，中日尼雅遗址考察队在尼雅河下游、中法克里雅考察队在克里雅河下游的调查成果也很重要。在汉晋尼雅遗址以北40公里地段发现的一批早期遗物中，不少陶器很有特点，它们多为夹砂红陶或夹砂灰陶，皆手制，器型有平底罐、平底杯等，纹饰多见突棱纹、弦纹、乳丁纹等。此外还见马鞍形石磨盘、弧背凹刃石镰等[15]。在克里雅河下游圆沙古城以北15公里处，曾发现一批与尼雅北方所见风格基本一致的陶器、石器等。从陶器的形制和纹饰推断，都与安德罗诺沃等中亚早期青铜文化联系密切，其年代应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这一发现表明，尼雅河与克里雅河下游曾经存在文化面貌相似的早期青铜文化[16]。
三、早期铁器时代考古
从公元前1000年到汉代，新疆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尤其是在考古资料的大量积累和认识不断深化的基础上提出了焉不拉克文化、察吾乎沟口文化、苏贝希文化等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概念。其中有些已被实践证明和认同，有些还有待证实、补充或修正。
焉不拉克文化 主要分布在哈密市境内，包括焉不拉克墓葬和焉不拉克城堡、拉甫乔克墓葬、五堡水库墓葬、艾斯克霞尔墓葬[17]、寒气沟墓葬、黄田庙尔沟墓葬[18]、腐殖酸厂墓葬[19]等。其中五堡水库墓地发掘墓葬112座，焉不拉克墓地发掘墓葬90座，资料最丰富。据14C测年数据，焉不拉克文化[20]的绝对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至前500年。其主要文化特征是：建筑材料使用土坯，墓葬以竖穴土坑墓室为主；流行多人合葬或单人葬，葬式基本为屈肢葬；陶器的主要器型有单耳钵、单耳豆、腹耳壶、单耳杯、单耳罐、双耳罐等。彩陶占一定比例，基本是红衣黑彩，纹饰中以曲线纹、锯齿纹、十字双钩纹、倒三角纹等最常见；铜器中的平头镞、鹤嘴锄形小刻刀都很有特点。
苏贝希文化 主要分布在天山山脉东段博格达山南北，山北包括木垒、奇台、吉木萨尔、阜康、米泉、呼图壁、玛纳斯等县，山南主要是乌鲁木齐、吐鲁番、托克逊和鄯善县。进行过考古发掘的重要遗存有吐鲁番的交河古城沟西沟墓葬、艾丁湖墓葬，鄯善县的苏贝希墓葬和遗址、三个桥墓葬[21]、洋海墓葬，托克逊县的英亚依拉克墓葬、喀克恰克墓葬，奇台县的半截沟遗址、五马场遗址，木垒县的四道沟遗址，乌鲁木齐的阿拉沟墓葬、柴窝堡墓葬[22]、乌拉泊水库墓葬等。依据上述地区的调查和发掘资料，苏贝希文化的主要特征是：房址为半地穴式，墓葬一般都有石堆或石围封土，墓室基本为竖穴土坑和竖穴洞室，个别地区为竖穴石室或石棺，墓室底部多有木框架或苇草等，既有单人葬，也有多人合葬，分一次葬和二次葬。随葬遗物中，大都是彩陶、铜器和铁器共存。陶器基本都是夹砂红陶，手制，彩陶占相当比例，一般为红衣黑彩，纹饰主要是三角纹、变体三角纹、网格纹、涡纹、竖条纹、水波纹、锯齿纹、树枝纹、弧线纹等。陶器主要是单耳罐、单耳圆底杯、单耳桶状杯、单耳或无耳壶、单耳豆、双耳釜、双耳瓮、鋬耳盆或碗等，一般以单耳器与双耳瓮及盆、钵、碗为组合。据14C测年数据，推断苏贝希文化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后[23]。
察吾乎沟口文化 主要分布于新疆中部，范围较大，北起天山南麓，南达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缘的且末县，东自和静县，西到温宿县。进行过考古发掘的重要遗存主要有：和静县察吾乎沟口一、二、四、五号墓地，拜勒其尔墓地[24]和哈布其罕墓地[25]，轮台县的穷巴克一、二号墓地，拜城县的克孜尔水库墓地[26]，库尔勒市的上户乡墓葬[27]，且末县的扎滚鲁克一号墓地[28]、加瓦艾日克墓地[29]，于田县克里雅河下游的圆沙古城及周围墓葬，温宿县的包孜东墓葬等。它们在总体文化面貌上有很大的共性，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差别，按类型划分，似可分为三种[30]。
1.察吾乎沟口类型 以察吾乎沟口墓地为代表。主要特征是：墓葬表面有石围或石堆，墓室结构以竖穴石室为主，口部多盖石板或原木。墓室周围或有墓道，有的附埋小孩墓和马头、牛头坑。流行多人二次合葬，骨架完整者多为仰身或侧身屈肢，头向西北。随葬品较丰富，有陶、铜、木、骨、石、铁、金、银器和毛织品等，以陶器最多且富特点，均手制，夹砂红陶，器型较多，除大量的带流器外，还有球腹小底釜、单耳罐、双耳罐、双系罐、筒形杯、壶、钵等，基本为平底器。带流器的特点是形体较小且多瘦高，流口较平。彩陶较多，一般是在红色或黄白色陶衣上绘红彩，少量为红衣黑彩。主要纹饰有棋盘格纹、网格纹、菱格纹、云雷纹、三角纹、折线纹、竖条纹、点线纹等。纹饰多绘在器物上半部，以各种纹饰构成的颈部横条带和腹部斜条带最具特色。根据14C测年数据，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000年至前500年。
2.穷巴克类型 以轮台县穷巴克墓地和拜城县克孜尔水库墓地为代表。主要特征是：地表有沙土封堆，均为竖穴土坑墓室，有的墓室周围附埋小孩墓或马头、骆驼头以及整马或整狗坑，有的墓葬有焚烧现象。流行多人二次合葬，仰身或侧身屈肢，头向西北。随葬品较丰富，以陶器为主，手制，夹砂红陶，个别为夹砂灰陶。器型种类不多，除带流器外，还有单耳罐、双耳罐、单耳盆或钵、单耳杯、壶等，平底、圜底器并存。带流器形体较大，流口倾斜上翘。有一定数量的彩陶，纹饰主要是三角纹、网格纹、折线纹、竖条纹、折线点纹等，一般绘在器物上半部，以实体三角纹、内填平行短线或网格的三角纹、折线纹、点纹等分别构成的多层图案最具特色。根据14C测年数据，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000年至前600年。
3.扎滚鲁克类型 以且末县扎滚鲁克和加瓦艾日克墓地为代表。主要特征是：墓葬一般无封土，多为竖穴土坑墓室，墓口用原木等封盖，有的墓室有墓道。流行多人二次合葬，仰身或侧身屈肢。随葬品有陶、木、石、骨、铜、铁、金器和毛织物等。以陶器和木器为主，陶器有夹砂红陶或褐陶，均手制，素面，彩陶少见。器型种类少，除带流器外，还有单耳罐、双耳罐、壶、折腹钵等。多数陶器表面施黑灰色陶衣，带流器与折腹钵共存为最显著的特点。根据14C测年数据，其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000年至前100年。
察吾乎沟口文化在新疆早期铁器时代考古文化中分布地域最广，资料最多，以普遍流行带流陶器为显著特征，在新疆早期考古文化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伊犁河流域文化 主要分布在新疆北部的伊犁河及其支流特克斯河、巩乃斯河、喀什河等流经的地区。经文物普查，伊犁地区地表标志尚存的土墩、石堆墓在万座以上。经过发掘的重要墓群主要有昭苏县的萨尔霍布、种马场、夏台、波马墓葬，特克斯县的一牧场墓地[31]，尼勒克县的哈拉图拜墓葬，新源县的黑山头[32]、巩乃斯种羊场、铁木里克墓葬、71团一连鱼塘旁的遗址和墓葬，察布查尔县索墩布拉克墓群。主要文化特征是：墓葬大都分布在山前地带、山谷口、山间谷地或河岸两侧的台地上。地面均有封堆标志，多为土、石构成的石堆或土墩，大小不等，表面或底部周围或铺石圈，或周围有围沟。大、中型封堆多呈南北向链状排列。封堆之下以单室墓为主，少量为多室，墓室主要是竖穴土坑和竖穴洞室，少量为竖穴石室。竖穴洞室墓的偏洞开在墓室北壁。每墓室以单人葬为主，少量为二人或数人，既有一次葬，亦有二次葬，一次葬皆仰身直肢，头西足东。随葬品贫乏，主要是少量陶、铜、铁、骨器等。陶器有夹砂红陶或红褐陶，以手制为主，晚期出现轮制，陶以素面为主，有少量彩陶，主要器型有釜、壶、盆、钵、碗、单耳杯、单耳或无耳罐，其中无耳器居多。彩陶纹饰大都比较简单，主要有三角纹、棋盘格纹、折线纹、网格纹、同心半圆纹、杉针纹等。
伊犁河发源于我国新疆境内，自东向西北流入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巴尔喀什湖。在哈萨克斯坦境内的伊犁河流域，苏联学者从20世纪40年代起已发掘墓葬数百座，据已刊发的成果[33]，伊犁河上游新疆境内的上述文化特征与下游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发现基本相同，它们应属同一考古文化。据14C测年数据，新疆伊犁河流域文化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后[34]。结合中外文献记载，这一文化很可能是这一历史时期在伊犁河流域有过长期活动的塞克或乌孙遗存。依据上述文化特征，20世纪90年代在伊犁河上游东北的天山北麓发掘的乌苏县安集海村土墩墓、石河子市南山石堆墓[35]，也应属于伊犁河流域文化范畴。
在伊犁河流域文化的发现与研究中，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1年下半年在喀什河畔的尼勒克县发掘的穷科克墓地十分重要[36]。这一墓地面积大，墓葬数量多，在发掘的55座墓葬中不仅有竖穴土坑墓室和竖穴偏洞墓，还有竖穴石棺墓；不同形制的墓葬分布在台地的不同区域，这在伊犁河谷发掘的数处古墓群中还很少见。埋葬特点和遗物特征均与上述伊犁河流域的总体文化特征一致。在墓地东西两端还各发现一个保存完整的祭坛，结构是用大小卵石在地表整齐地摆铺5～6圈圆形石圈，中间填以石块和石片；在部分墓葬下发现了遗址，文化层厚达1.5米，从出土陶片的器形和纹饰分析，遗址的年代明显早于墓葬。祭坛和遗址的发现是此次发掘中的一个重要收获。配合水利工程建设，在近年内对水库淹没区近千座墓葬和遗址的全面清理发掘，无疑会推动伊犁河流域考古文化的研究。
四、汉代以后的重要考古发现
在新疆青铜时代到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汉代以后考古中的一些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也为学界所瞩目。这一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主要集中在天山以南的罗布泊地区和昆仑山北麓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主要有以下几处遗址。
楼兰考古 楼兰处在罗布荒漠之中的楼兰古城，20世纪初被外国探险家发现。自1979年起，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多次深入罗布泊地区，除对楼兰古城、海头古城等城址进行调查，还在孔雀河下游的老开屏和楼兰城郊发掘清理了一批东汉时期的墓葬。出土遗物既有本地生产的各种木器、陶器、棉布、毛毡、毛毯、弓箭等，也有来自中原地区的锦、绢、刺绣、铜镜、漆器、五铢钱，还有汉文木简、汉文纸文书、佉卢文木简等珍贵遗物，以及具有中亚、西亚风格的玻璃制品和织造工艺精美的毛织品。这些发现为古代楼兰文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进而引发了20世纪第二次楼兰考察研究热。
楼兰古城以西的尉犁县营盘汉晋墓地 1989年文物普查中曾清理一批已遭破坏的墓葬，发现的遗物中如龙纹锦带、狮纹绒毯、毛布百褶灯笼裤等丝、毛织物及木器，因保存完好，工艺精细，特点鲜明，曾引起学术界的关注。1995年对这一墓地的正式发掘，又因以十五号墓为代表的具有十分浓郁的东西方文化特点的精美文物的发现，被评为199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37]。1999年再次发掘80座墓葬，形制主要是竖穴土坑和竖穴偏室。其中也有不少新发现，如发现三具箱式木棺，外壁绘有神兽、辟邪、人面、日、月、云气、玉璧等彩色图案。随葬遗物中的漆奁内发现佉卢文文书，漆奁的花纹、色彩与以往所见中原风格的漆器风格迥异，毛、丝织物中又有一些以往未见的新品种。这批资料对于研究汉晋时期的丝路贸易、交通和中西文化交流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38]。
昆仑山北麓、和田河畔洛浦县山普拉古墓群 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疆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发掘了68座墓葬及2个殉马坑，墓葬形制多样，埋葬形式复杂，出土遗物丰富，尤其是一批保存较好的毛、丝、棉、皮等质地的各种服饰更是特点鲜明。如人首马身武士纹毛裤，骆驼纹、鹿头纹、龙纹毛布裙等织物的图案风格，或具明显的西方文化因素，或为中原文化之产物，是研究古代于阗文明的重要资料。据文物特征和14C测年数据，墓葬的年代早到公元前1世纪，晚到公元4世纪末。
20世纪90年代前后，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新疆成为最早与国外合作共同进行考古考察与研究的地区之一。中日联合对尼雅遗址的考察，中法联合对克里雅河流域的考察，是这一时期的又一重要考古成果。
1988—1997年进行的中日联合对尼雅遗址的考察成果是相当丰富的。通过考察，基本摸清了尼雅河流域考古遗存的分布情况，并运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测定了遗址点的位置，对重要的建筑遗址进行了详细的测绘，在尼雅遗址以北的尼雅河尾间地带发现了青铜时代的遗物，在尼雅遗址以南首次发现1座圆形古城。发掘清理了数处居址、1处佛寺遗址和4处墓葬。其中1995年发现并清理的95尼雅一号墓地，因墓葬级别高，出土遗物精美、保存完好，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丰富，为学术界特别关注，并被评为199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在100平方米范围内发现的9座墓葬中，矩形箱式木棺3座、整木掏成的独木舟式棺5座。箱式木棺一般为二人以上合葬，随葬品种类多，数量大，保存好。出土遗物中的“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锦被，“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膊等丝织品，色彩鲜艳。其他如毛织物、漆器、铜镜、皮制弓袋、弓、箭箙、刀鞘、蜻蜓眼玻璃珠、铜带扣等随葬品，品类丰富，保存完好，均为新疆考古罕见。其中八号墓出土陶罐上有王字，三号墓男女合葬棺内覆盖“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锦被，是墓主人身份之高的重要标志，应为精绝国的地方王侯，而95尼雅一号墓地也很可能就是汉代精绝王室的墓地[39]。
在克里雅河流域，中法联合考古队1991—1996年进行的考古考察也有不少新的收获。考察队在喀拉墩古城遗址区重点发掘清理了2处已被严重破坏的小型佛寺、1座佛塔和2座民居，调查了古城周围暴露的古代居址及灌溉渠道。通过调查，在喀拉墩古城周围共发现各类遗存60多处，这些遗存大致可分为：以喀拉墩古城为代表的中心建筑、民居、宗教建筑——寺庙和反映农业活动的遗迹——灌溉渠道等四类。两座佛寺平面均为回字形，经拼对复原后的壁画的布局、内容与风格，主要与米兰佛教遗存接近，似乎表现了中亚、印度和中国佛教艺术间的联系。据14C测年数据，其年代早到公元3—4世纪，很可能是年代最早的中国佛教遗存之一。在喀拉墩古城以北40余公里的克里雅河下游，发现一座汉代以前的古城（圆沙古城）及数处与古城同一时期的墓葬，在继续向西北的调查中又发现一批早于圆沙古城的陶器、铜器、石器等青铜时代的遗物，是克里雅河流域考古的又一收获[40]。
在吐鲁番盆地，配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进行的交河故城维修保护工程，不仅发现并发掘了交河故城沟北汉墓，还对城内的西北佛寺、地下寺院以及部分民居、古井、城门等进行了清理发掘，所获资料深化了对交河故城的认识[41]。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日本早稻田大学合作，对交河沟西台地墓群进行了详细的测绘，完成了比例为1∶500的墓地分布图，并对地表可见的墓茔、坟丘逐个编号、记录，又据形制、特征异同进行分类，基本弄清了沟西台地不同形制墓葬的数量和特点。在此基础上选择部分竖穴墓和斜坡墓道墓进行了发掘，取得的一批新资料是吐鲁番地区两汉到唐代考古的又一重要成果[42]。
在石窟寺考古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对北庭故城西北回鹘王室寺院的发掘，北京大学考古系等对克孜尔千佛洞的调查，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克孜尔千佛洞维修加固工程进行的窟前考古发掘清理，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相关的报告均已刊布，本文不再赘述。国内外学术界十分关注的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晋唐墓葬发掘报告的整理编写工作，在国家文物局的关心支持下，已经开始启动，并可望在近年内面世。
五、结语
新疆考古所取得的成绩，已为21世纪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在成绩面前也不能忽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与全国其他省区和周边地区相比，新疆考古中的空白和缺环还不少，研究水平还显得滞后，与新疆政治形势发展和学术界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在今后的工作中还应在以下方面予以加强和重视。
努力确定、填补和充实史前考古研究中各时代和内容的空白 从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角度而言，新疆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资料单薄，总体文化面貌尚不清楚。而地理环境与新疆相近的周边地区，都已发现了新石器时代以前的典型文化遗存。因此，积极发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是新疆考古的紧迫课题。青铜时代到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资料虽较丰富，但在地域上还有许多空白，大部分发现都集中在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后，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的考古资料为数不多，且主要是墓葬资料，遗址资料很少。已有的发现及提出的一些考古学文化的分布范围、发展阶段、文化特征、起源与流向、各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问题都还有待充实和修正。
加强对城址的考古学研究 据文物普查资料，新疆不同历史时期的古代城址有数百座，其中有的是都城，有的是一般城址。这批城址虽大都进行过考古调查，但进行考古发掘的却很少，城址（包括一些重要的都城）的布局、形制结构大都不清楚。而自然和人为的原因，城址的保存状况也令人担忧。以汉代西域都护府城址的勘探、发掘和研究为契机，选择一批重要的都城，尽早进行重点勘探和发掘，无论对于城址的保护，还是复原新疆古代社会历史面貌，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墓葬资料不可替代的。
继续抓紧对积压考古资料发掘报告的整理出版工作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疆发掘的古墓葬数量已相当多，但其中有不少重要的考古发掘资料，因各种原因至今尚未发表，这已严重制约和影响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的深入。争取出版经费、组织力量，提供必要的条件，尽快整理编写积压的考古报告，既是考古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义务，也是国内外学术界对新疆考古的期盼。
加强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由于新疆地处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地段，新疆的考古资料已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继续与相关学科合作，进一步在体质人类学（包括DNA基因的研究）、冶金学、纺织学、语言文字学、环境学等学科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是推动21世纪新疆考古学发展的重要环节。
附记：本文关于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考古文化的论述主要参考和引用了陈戈的《史前时期的西域》（载《西域通史》第一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特此说明并致谢意。限于篇幅，凡未注明出处者，均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的《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1979—1989）》（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和《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续（1990—1996）》（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7年）。
2002年
Abstract
Xinjiang archaeology has undergone a 100-year development since its beginning with the discovery of the ancient Loulan City in 1900. Since the 1970s, the late Paleolithic remains and typical stone tools have been found, and concepts such as the Xinjiang Bronze Age and Early Iron Age have been established. The Bronze Age tombs at North Tianshan Road and Gumugou on the Peacock River are successfully excavated, and the early Iron Age culture is confirmed by the sites at Yanbulake, Subeixi, Chawuhu Valley and the Ili River basin. A series of important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of Loulan and Niya sites after the Han Dynasty have attracted worldwide attention.
注释
[1]A.陈戈、张玉忠：《世纪之交新疆考古学的回顾与展望》，《西域研究》1999年第1期；B.孟凡人：《新疆考古学百年回顾与展望》，《新疆考古与史地论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
[2]1949—1979年间的新疆考古发现与研究，见新疆社会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3]张川：《1990—1995年新疆境内的旧石器调查工作与收获》，《新疆文物》1996年第4期。
[4]报告正在整理之中，此处所引主要是根据发掘主持者常喜恩等《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浅论》一文中的介绍，见《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
[5]李水城：《从考古发现看公元前二千年东西文化的碰撞和交流》，《新疆文物》1999年第1期。
[6]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密地区文管所：《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铜器的初步研究》，《文物》2001年第6期。
[7]报告正在整理之中，此处所引主要是根据发掘主持者常喜恩等《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浅论》一文中的介绍，见《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
[8]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14C测定年代数据一览》，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
[9]王炳华、伊弟利斯、邢开鼎：《巴里坤县兰州湾子三千年前石构建筑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文物出版社，1985年。
[10]水涛：《新疆青铜时代诸文化的比较研究》，《国学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11]王博、成振国：《新疆巩留县出土一批铜器》，《文物》1989年第8期。
[12]新疆文物普查办公室、伊犁地区文物普查队：《伊犁地区文物普查报告·大西沟墓葬》，《新疆文物》1990年第2期。
[13]李肖：《新疆塔城市考古的新发现》，《西域研究》1991年第1期。
[14]于志勇：《塔城市二宫乡下喀浪古尔村古遗址调查》，《新疆文物》1998年第2期。
[15]岳峰、于志勇：《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以北地区1996年考古调查》，《考古》1999年第4期。
[16]张玉忠：《近年新疆考古新收获》，《西域研究》2001年第3期。
[17]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哈密艾斯克霞尔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1年第3/4期。
[18]周晓明：《哈密黄田庙尔沟墓地调查》，《新疆文物》1998年第1期。
[19]张承安、常喜恩：《哈密腐殖酸厂墓地调查》，《新疆文物》1998年第1期。
[20]陈戈：《略论焉不拉克文化》，《西域研究》1991年第1期。
[21]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新疆鄯善县三个桥古墓葬的抢救清理发掘》，《新疆文物》1997年第2期。
[22]A.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博学院：《乌鲁木齐柴窝堡古墓葬发掘报告》，《新疆文物》1998年第1期；B.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1993年乌鲁木齐柴窝堡墓葬发掘报告》，《新疆文物》1998年第3期；C.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乌鲁木齐柴窝堡林场Ⅱ号点墓葬》，《新疆文物》1999年第3/4期；D.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乌鲁木齐市柴窝堡林场Ⅰ、Ⅲ、Ⅳ号点墓葬的发掘》，《新疆文物》，2000年第1/2期。
[23]陈戈：《新疆史前时期的又一种考古学文化——苏贝希文化试析》，《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
[24]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静县拜勒其尔石围墓发掘简报》，《新疆文物》1999年第3/4期。
[25]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静哈布其罕一号墓地发掘简报》、《和静哈布其罕二号墓地发掘简报》，分别载于《新疆文物》1999年第1期和2001年第3/4期。
[26]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拜城县克孜尔水库墓地第一次发掘》，《新疆文物》1999年第3/4期。
[27]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管所：《新疆库尔勒市上户乡古墓葬》，《文物》1999年第2期。
[28]A.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管所：《且末县扎滚鲁克古墓葬1989年清理简报》，《新疆文物》1992年第2期；B.新疆博物馆：《且末县扎滚鲁克五座墓葬发掘报告》，《新疆文物》1998年第3期；C.新疆博物馆，等：《新疆且末扎滚鲁克一号墓地》，《新疆文物》1998年第4期。
[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等：《新疆且末县加瓦艾日克墓地的发掘》，《考古》1997年第9期。
[30]A.陈戈：《新疆察吾乎沟口文化略论》，《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5期；B.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察吾乎》，东方出版社，1999年；C.陈戈：《察吾乎沟口文化的类型划分和分期问题》，《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5期。
[31]张玉忠：《伊犁河谷土墩墓的发现与研究》，《新疆文物》1989年第3期。
[32]张玉忠：《伊犁河谷土墩墓的发现与研究》，《新疆文物》1989年第3期。
[33][苏联]K-A. 阿基舍夫、T-A. 库沙也夫：《伊犁河流域的塞克和乌孙古代文化》，阿拉木图，俄文版，1963年。
[34]陈戈：《新疆伊犁河流域文化初论》，《欧亚学刊》（第二辑），中华书局，2000年。
[35]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新疆石河子南山古墓葬》，《文物》1999年第8期。
[36]刘学堂、阮秋荣：《尼勒克穷科克台地考古发掘发现早期铁器》，《中国文物报》2001年12月14日第1版。
[37]李文瑛、周金玲：《营盘墓葬考古收获及相关问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丝路考古珍品》，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
[38]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1999年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6期。
[39]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考察队：《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第二卷），中村印刷株式会社，1999年。
[40]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法国科学研究中心315所：《新疆克里雅河流域考古调查概述》，《考古》1998年第12期。
[41]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交河故城——1993、1994年度考古发掘报告》，东方出版社，1998年。
[42]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交河沟西——1994—1996年度考古发掘报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