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
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
童恩正（四川大学历史系）
近十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的考古事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无论从发掘地区上或出土文物的内容上，都填补了一些过去的空白。其中尤以战国至秦汉的遗物出土较多，在西南地区大部分民族历史中，它大致相当于铜器时代的鼎盛阶段。这些资料的出现，为我们研究古代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的迁徙、分布及其经济、文化状况，提供了新的依据。本文的目的，在于概括地介绍这些新发现，并进一步探讨各个不同类型的考古学文化与文献记载中的民族集团之间的联系。有的问题尚属笔者个人不成熟的意见，提出来仅供批评、讨论。
从战国以迄西汉，当时的中原民族以黄河中游地区作为标准[1]，而将西南方的民族分为“南夷”和“西夷”两部，统称为“西南夷”[2]。但是“西南夷”的区域，却因时代不同而有所差异。在战国前期，今四川、云南、贵州的全境，均在“西南夷”的范国以内，可谓是广义的“西南夷”[3]；到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以后，由于原巴、蜀民族迅速与中原民族同化，所以到西汉时，“西南夷”就只代表了居住在贵州、云南及四川西部高原（北接甘肃南部地区）的少数民族，而不再包括成都平原和四川东部即原巴、蜀的疆域，可谓是狭义的“西南夷”。本文所涉及的考古发现，即大致局限在后一种范围以内。
最早记载这一地区的民族分布情况的，首推约在公元前1世纪初成书的《史记》，当时西南少数民族的情况，据《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记如下：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
图1 西南地区古代民族文化分布示意图
在这里，司马迁是以蜀（成都平原）为中心，依次叙述了其南部、西南部和西部的少数民族，包括现在的贵州、云南滇池区域、澜沧江中游区域、洱海区域、滇西北区域、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雅安地区、阿坝藏族自治州和甘孜藏族自治州。由于司马迁写作态度严谨，取材广博，而又亲自到西南地区做过实地考察[4]，所以记载相当准确，其民族区划大致均可与地下发掘的实物相印证。以下我们的讨论，即依《西南夷列传》的系统，按滇、夜郎、邛都、昆明、徙、筰都、冉駹的顺序分地区进行（图1）。
一、滇池区域
滇池地区的考古发现，以晋宁石寨山最为有名。该墓群系1954年1月发现，1955年至1960年进行了四次发掘[5]，计48座，出土遗物近4000件。其后，同一文化的墓葬续有发现。1964年，在其以北30余公里的安宁太极山发掘17座[6]。1972年，在晋宁以南40余公里的江川李家山发掘27座，出土遗物1300余件[7]。1977年，又在曲靖珠街八塔台发掘4座[8]。其余零星发现者尚有多处[9]。大致说来，这种文化的分布系以滇池为中心，在西至安宁，东至曲靖，南至元江的范围以内。
这一批墓葬，均属土坑墓。一般较大的墓有长方形的木质漆棺，有的还有木椁。中小型墓则无葬具，从可以分辨葬式的骨架来看，绝大部分为仰身直肢。
这种墓葬的时代延续很长，从战国一直到东汉早期。其中以曲靖珠街、晋宁石寨山第Ⅰ、Ⅱ期墓、安宁太极山Ⅰ期墓和江川李家山Ⅰ期墓为代表的早期阶段，反映了从战国中期至西汉武帝以前本地的一种土著文化，其铜器如贮贝器、鼓、钟、葫芦笙（图2）、尊、壶、枕（图4）、牛虎案、伞盖、针线盒、绕线板等都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农业生产工具盛行尖叶形锄。斧身窄长，多平刃。兵器以剑、戈为主。剑的形制甚复杂，主要有钝角人字形茎首扁圆茎无格剑和喇叭形茎首一字格式剑两种。戈则无胡戈和有胡戈并存，且每一类型均可分以内缚柲和以銎纳柲两种，以长援无胡戈及长胡三穿有翼戈最为常见。钺刃外撇成新月形，銎部细长。有阔叶短骹矛（图3）。纹饰有双旋纹、编织纹、辫纹、三角齿纹、蛙纹、人形纹等，多阴刻的凤、蛇、鱼、虎、豹、鹿等鸟兽，或在器物上焊铸各种立体的人畜。
图2 滇文化的乐器
1、2.铜鼓（江川李家山）及鼓身纹饰 3.铜钟（晋宁石寨山） 4.葫芦笙（江川李家山）
图3 滇文化的生产工具和兵器
1.铜锄 2.铜斧 3.铜戈 4.铜剑5.铜矛 6.铜钺（均出江川李家山）
图4 滇文化的用具
1.铜壶（江川李家山） 2.铜尊（晋宁石寨山） 3.铜枕（江川李家山）
墓葬中所出最富有特征的器物，是铜贮贝器。其形状作铜鼓形、束腰圆桶形、洗形等种。器盖上面铸有人物、牲畜、房屋等立体模型，其中石寨山M12：16一件做各种活动的人物竟达127个之多，有的铜鼓形贮贝器的腰部和胴部还铸有各种图形，描绘当时战争、生产、祭祀、贡纳、狩猎等活动的实况，为我们研究这一古代民族的社会经济、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问题，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资料。
由于在晋宁石寨山六号墓中发现了金质的“滇王之印”，所以我们可以确切地将这种公元前4世纪至前2世纪后期的青铜文化视为鼎盛阶段的“滇”文化。
所谓“滇”，系汉族对这一部落联盟或初期奴隶制国家的称呼，可能是因为这一民族的中心临近滇池，因地得名[10]。不过此民族究竟属于中国古代何种族系，学术界尚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滇”即汉晋时的“叟”，属北方南下的氐羌系统[11]；有人认为是楚人庄蹻的部属与当地的少数民族混合而形成的一种民族，故名之曰“滇族”比较恰当[12]。不过从考古学的角度对此民族的属性进行考察，并结合文献记载分析，我们认为此两种意见似可进一步商榷。
从滇池地区出土文物的全貌来看，这种民族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南方民族的色彩，这可以从以下几点看出。
各种民族的发式是中国古代区别不同民族集团的重要标志之一。滇人男子的发式，系将发总掠于顶，而叠成长形，从中以带束之，梳成一种头髻，《西南夷列传》称之为“椎髻”[13]。此种“椎髻”，是南方民族通行的发式；而北方民族，如羌[14]、匈奴[15]之披发，氐[16]、突厥[17]之编发，则与此迥然不同[18]。
从铜器上的某些图像来看，滇人是有文身的习惯的。文身亦为我国相当多的南方民族传统的习惯。《礼记·王制》：“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郑注：“雕文谓刻其肌，以丹青涅之。”《史记·赵世家》：“夫翦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索隐》：“错臂亦文身，谓以丹青错画其臂。”又《舆地志》：“交趾，周时为骆越，秦时曰西瓯，文身断发避龙。[19]”滇人既文身，亦证其为南方的土著民族。
滇人服装，无论贵贱皆服一宽大对襟式外衣，衣长仅及膝下（图5）。从某些蹲踞的铜像实物观察，并不着裤，而以一宽带系于胯下[20]。此种服装，略似汉以前的华夏族，而有别于北方草原民族。北方民族由于天寒和骑马的需要，衣裳较窄小，且早已着裤，华夏族在某些方面采用这种服装，可能在公元前4世纪末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后[21]。在晋宁石寨山M13：2贮贝器上，有一组人物，留长须，“着短窄称身之衣”，窄裤长至脚背，有人推测“可能与西北气候较寒地区的民族有关”[22]，这是可以和滇人的服装相对比的。
图5 滇人形象
（左为男、右为女，女手执物为伞盖）
在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出土的铜鼓上，均有一种“竞渡”的图案，而“竞渡”则为江汉水网地区及其以南广大区域历史久远的一种习俗，而绝非北方民族所能有。《荆楚岁时记》云：“五月五日为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人伤其死，故并命舟楫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邯郸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斯又东吴之俗，事为子胥，不关屈平也。《越地传》云起于越王勾践，不可详矣。”由此看来，此类习俗在楚依托于屈原，在吴依托于子胥，在越依托于勾践，正足证其来源之古老，以至《荆楚岁时记》的作者也承认“不可详矣”。无论如何，我们将之视为南方民族特有的习俗，则是可以肯定的。
滇人居住的房屋，是一种木结构的两层房屋，下有底架，高出地面。此种建筑名为“干栏”，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南方民族常见的一种建筑形式，而与黄河流域的地穴或半地穴建筑有别[23]，亦不同于南方某些氐羌系统民族的“累石为室”或帐幕。所以就其居住习惯来看，亦属南方民族的范畴。
滇人使用铜鼓作为乐器，在重大仪式或祀典中亦用来作为礼器[24]。关于铜鼓的起源，有人认为是由炊器（釜）发展而来[25]，也有人认为与一种原始木鼓有渊源关系[26]，迄今尚无定论。但考虑到大致属于公元前6世纪的楚雄万家坝墓葬中即出现了原始的铜鼓，我们可以断定铜鼓应为殷周之际西南某一民族（可能即在云南中部偏北地区）所创造。滇人对铜鼓如此重视，同样是其南方民族意识的表现。
除此之外，在滇人的祀典中往往有蛇盘绕于铜柱上的形象，明显有崇拜蛇的风习，而蛇为南方习见之爬行动物，若非一种民族世代居于南方，自不会产生这种崇拜。在石寨M13：139铜饰上，有供养人头的图景[27]，证明滇人可能有猎头的习惯，而“猎头”则为从南洋群岛到东南亚原始民族中广为流行的一种风俗[28]。凡此种种，都证明了滇人应是世代定居于南方的一种土著民族。
滇池地区的青铜文化，不但是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而又独立发展的一种地方文化，而且其源远流长，前后的线索显然可辨。如曲靖八塔台墓葬即可早到战国中期或更前一点[29]，与滇有密切关系的楚雄万家坝墓葬可早到春秋[30]，最早的铜器时代遗址剑川海门口，甚至到了商代后期[31]，这不仅大大地早于楚威王时庄蹻入滇的时代，而且也早于历史有记载的任何一次氐羌民族的南迁。如果我们将这种南迁推到更遥远的原始时代去（事实上是缺乏证据的），那么当这种民族在上千年的岁月中已经彻底地改变了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以后，迟至汉晋时人们还能了解其族源，并以“叟”称之，这是值得怀疑的。
如果我们用考古材料证明滇为南方土著民族的结论不误，则可以进一步推断其究竟属于南方民族的哪一支。在历史文献中，中国古代南方大的民族集团，有越、濮、蛮等种，就有关史料进行分析的结果，笔者认为滇应属于濮族系统。《华阳国志·南中志》：“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嶲唐侯王国以十数”，是以滇濮相连。《史记·货殖列传》记，“（巴蜀）南御滇僰、僰僮”，而《汉书·地理志》则作“南贾滇、僰僮”，足证《史记》中的“滇僰”，就是《汉书》中的滇，而“僰”即是“濮”，二字同音异写[32]。所谓“滇濮”，其文义当与“西羌”、“南越”相似，即前一字指地域，后一字指族名。
在公元前109年（元封二年）汉武帝灭滇以后，对滇采取怀柔政策，“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33]，未闻有大规模迁徙之事，所以这一民族依旧定居在滇池区域，其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斑斑可考。西汉末年，益州地区的僰（濮）族曾经起兵反抗王莽政权，被王莽派兵镇压[34]。僰族起兵的确切地点，虽然史无明文，但《汉书·地理志》载益州郡所属有胜休县，“莽曰胜僰”，这应该就是王莽战胜僰以后，改名以资纪念的结果，由此可知西汉末年的胜休县，仍为僰人集居地区之一[35]。汉代的胜休县大致即今通海县[36]，距江川不远，在西汉初无疑应在滇的范围以内，而这些僰族亦应是原来的滇人，亦即濮族。至三国时，滇池地区的居民，仍以叟、濮两种而见于历史。《三国志·蜀书·李恢传》记李恢平定南中以后，“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即为一例。
到隋唐时，“在石城、昆川、曲轭、晋宁、喻献、安宁至龙和城”[37]，即今沾益西南嵩明、昆明绕滇池南晋宁复西北至安宁的滇王故地，是所谓“西爨白蛮”的活动范围，从白蛮所占的地区以及他们的生产、生活等方面来看，应该也就是滇人的苗裔。关于这一点，前人已有论述，故此处不赘述[38]。
二、洱海地区
洱海地区的青铜文化，与滇池地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二者之间大致以龙川江为界。目前已发掘的有剑川海门口遗址、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楚雄万家坝墓葬群等处。其余出土文物的地点尚多，但未正式清理[39]。大约在西至剑川，北至永胜，南至巍山，东至楚雄的范围以内均有其分布。
剑川海门口遗址是迄今所知云南境内时代最早的铜器时代遗址，发现于1957年，出土铜器多为工具，有铜斧、铜钺、铜刀、铜凿、鱼钩等，此外尚有石器、角器和陶器[40]，其时代据放射性碳素测定为距今3115年±90年。
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发现于1964年，椁室用长条形巨木迭架，葬具为方形铜棺，人字形顶，下有足，整体像一座干栏式房屋。外壁有鹰、燕、虎、豹、野猪、鹿、马、水鸟等图案（图6）。随葬器物有铜锄、铜锛、剑、矛、啄、钺、尊、杯、豆、釜、铜鼓、钟、葫芦笙等[41]（图7）。其时代据放射性碳素测定为距今2350年±75年[42]。
图6 祥云大波那铜棺
楚雄万家坝墓葬是1975年发掘的，共计墓葬79座。大墓墓室有生土台、腰坑、边桩和垫木，葬具有用两块原木拼成，中间挖槽的有盖船形棺、有盖独木棺、无盖独木船形棺等三种。小墓无葬具。出土器物以青铜器为主，有矛、戈、剑、钺、锄、斧、凿、釜、编钟等（图8）。发掘出的六面铜鼓是迄今所知最原始的形式，对铜鼓的起源及最初出现的地点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料[43]。这批墓葬可分两种类型，早期墓的放射性碳素测定的时代距今2350年±85年，晚期为2640年±90年[44]。
图7 祥云大波那出土的生产工具和兵器
1.锄 2.钺 3.剑 4.矛
图8 楚雄万家坝出土的兵器和乐器
1.矛 2.钟 3.戈
以上不同时代的遗址和墓葬，可能代表了洱海地区同一文化不同的发展阶段。这种文化似与滇池地区文化同属一大的系统，如两地均为定居的农业民族，发式为“椎髻”[45]，住干栏式房屋。乐器同样使用铜鼓、钟和葫芦笙。器物如啄、勺、豆、尊、钺、凿等大致相同。铜制家畜、家禽模型及蛇、鸟、兽、蛤蟆等纹饰风格亦相一致。但另一方面，二者亦有若干不同之处，如洱海地区多见缠缑状茎近柄处有三叉形纹饰的青铜剑，戈少见，以一种对称曲刃状的无胡戈为其特征。矛多长骹，其中长骹曲刃矛和长骹阔叶矛不见于滇池地区。钺身成圆形，有肩，銎部粗短。农业生产工具盛行心形锄，斧身较短，刃成弧形。铜器上纹饰比较简单，仅弦纹、几字纹二种，以鹰燕为主之母题在滇池地区亦未发现。总的说来，铸铜技术不如滇池地区精湛。这一切除了时代的差异，似乎也反映出同一文化系统内部不同类型的区别。
在西汉中期以前，这一地区仍属滇王国的范围。汉武帝初置益州郡时，洱海以东、楚雄以西的区域，大致分属弄栋（今姚安）、云南（今祥云）、楪榆（今大理）等县。到了唐代，以原弄栋为中心设置了姚州[46]。《旧唐书·地理志》：“姚州，武德四年置，在姚府旧城北百余步。汉益州郡之云南县。古滇王国。”又《新唐书·地理志》记姚州名称之由来说：“以古滇王国民多姚姓，因置姚州都督府，并置州十三。”当然，此处所指的滇王国疆界，并不等于后世严格的政治区划，它很可能只是一种部落之间联盟的关系而已。
《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夜郎以西，“靡莫之属”的农业民族以十数，滇不过是其中最大的居统治地位的部族。洱海地区的农业民族，很可能就属于这一系统[47]，即历史上所载的楪榆、靡非之类。《史记·西南夷列传·正义》注“楪榆”：“楪榆在靡非百余里。汉楪榆县在泽西益都。靡非，本叶榆王属国也。”又注“靡莫”：“靡非在姚州北，去京西南四千九百三十五里，即靡莫之夷。”由于这些民族与滇属于同一族系中的不同部族，所以在考古学文化上呈现出一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情况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我们说洱海地区的农业民族与滇同属濮族系统，尚有一旁证，即西汉时今云南大姚一带属越嶲郡之青蛉县，《汉书·地理志》记该县有僕水，此僕水《华阳国志·南中志》记作濮水，这一名称当然与濮族有密切的关系[48]。前文已提到唐代的西爨白蛮为滇人的后代，而《蛮书》卷四记唐代的“弄栋蛮”，“则白蛮苗裔也。本姚州弄栋县部落”。又“青蛉蛮”，“亦白蛮苗裔也。本青蛉县部落”。樊绰为何称此两族为“白蛮苗裔”而不径称之为“白蛮”，冯汉骥先生解释道：“他们可能系与滇族有关的民族，也可能系受滇族文化影响最深的民族，因此樊绰称他们为‘白蛮苗裔’，而非纯粹的白蛮。[49]”这是十分正确的。
在唐代，某些洱海地区的农业民族又以“松外诸蛮”的概括名称而见于史籍。胡三省说：“松外诸蛮依阻山谷，亦属古南中之地，盖以其在松州之外而得名也。《新志》：松外蛮在嶲州昌明县徼外。[50]”按松外城约在今云南华坪、永胜之间，昌明县在四川盐源县西南，松外诸蛮在其更南的徼外，无疑应在洱海至楚雄之间的区域。这些民族与滇族一样，自称“庄蹻之裔”，披毡，椎髻，徒跣，有舟无车，经营以农业为主而兼畜牧的生活，有村邑，集会则击铜鼓[51]，他们应该就是汉代“楪榆”、“靡非”之属的后代，也是洱海地区铜器时代文化的直接继承者。
三、贵州
近几年来，贵州省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在贵州的西部地区，亦即原夜郎故地上，进行了一定规模的调查和试掘，以期找到古代夜郎文化的遗迹。现在这种努力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1977年，贵州省博物馆在赫章县可乐区清理了少数民族的墓葬160座，均为土坑墓，不见葬具痕迹。出土器物有尖叶形铜锄、无胡两穿铜戈、铜鼓、鼓形釜、鼓改制的铜釜，单耳铜罐、铜扣饰、铜铃和铜发钗，以及铜柄铁剑，等等。在近20座墓的铜鼓或铜釜中，还发现了人的头盖骨和牙齿，但不见身躯骨骼，这是否代表了一种奇特的“人头葬”，尚待研究。由于各墓多出环柄铁刀和其他铁器，也发现了半两钱、五铢钱和日光镜，所以其时代可以大致定为西汉时期[52]。1978年，又在威宁中水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墓葬30余座，出土器物有无胡铜戈、一字格式铜剑、宽边手镯、贮贝器及海贝等，陶器均为灰陶，器型有单耳罐、大口尊、大口杯、高足豆等[53]。除此以外，贵州省博物馆尚在盘县、普安、兴义、清镇等地，收集到不少尖叶形锄、一字格式剑、无胡戈、靴形钺、铜鼓、铜扣饰等青铜器，证明这是在贵州西部分布甚广的一种青铜文化。
这批墓葬所出带有民族特征的器物，其风格与晋宁石寨山Ⅰ、Ⅱ类墓相当，故可以推测这一文化的繁荣阶段，可能是在西汉前期。不过自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在此设置犍为郡以后，此种土著文化似乎还延续了一段时期，并且在汉族墓葬中也有反映。如1957年在清镇发掘的西汉晚期墓中，除大量的汉式器物以外，也发现了一字格式曲刃铜剑、靴形铜钺、双耳立于口沿上的铜釜[54]，这应该就是当地青铜文化的孑遗了。
在战国至西汉中期，贵州的西部属于古夜郎国的范围[55]，其中心可能在今安顺一带[56]，所以我们可以将这种文化与历史记载中的夜郎联系起来。如果将上述器物与滇系统的器物相比较，则我们可以发现二者之间相似之处甚多，如身分三段，以翔鹭、竞渡、牛、羽人等为饰的铜鼓，尖叶形锄，无胡戈，喇叭形茎首一字格式剑，铜扣饰等，均与晋宁石寨山及江川李家山出土同类器物相似；鼓形铜釜与楚雄万家坝出土者相似；以云雷纹、几何形图案为饰的铜柄铁剑，与曲靖八塔台出土者一致。这一切都显示出夜郎文化与滇文化关系是很密切的。
就历史资料分析，夜郎境内并非只有单一的民族，而是夜郎与其周围的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集合体，现在可考者尚有且兰、漏卧、句町、同并、鳖等，他们在春秋时代可能都是牂柯部落联盟的组成部分[57]。不过从大的族系来看，这些部落似乎与滇一样，同属濮的系统。《华阳国志·南中志》记汉武帝斩夜郎王，“后夷濮阻城，咸怨诉竹王非血气所生，求立后嗣”。记句町（今云南富宁一带）：“故句町王国名也，其置自濮王。”又记谈藁县（今贵州普安一带）“有濮獠”，兴古郡[58]“多鸠獠濮”，均可为证。不过从晋代以后，濮的名称便逐渐淘汰而被僚所代替，此点亦有同志专文论及，故此处不再重复[59]。
值得注意的是，可乐地区的彝族亦称这种墓葬为“濮苏”坟，意即“濮人坟”。彝语称这种民族的平民为“濮苏”，头人为“濮苏摩”。他们是最早定居在本地的民族，彝族迁入以后和他们做过斗争，最后才将他们迁走。这种民间的传说，是足以和文献资料相印证的。
在汉代，夜郎地区经济比较落后，所谓“牂柯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生，又无蚕桑，故其郡最贫。[60]”但对其民情风俗，则缺乏记载。不过到了唐代，在贵州境内，有所谓“东谢蛮”，《新唐书》卷一九七记其事云：
东谢蛮，其地在黔州之西数百里，南接守宫獠，西连夷子，北至白蛮。土宜五谷，不以牛耕，但为畬田，每岁易。俗无文字，刻木为契。散在山洞间，依树为层巢而居，汲流以饮。……集则击铜鼓，吹大角，歌舞以为乐。好带刀剑，未尝舍离。丈夫衣服有衫袄大口袴，以绵绸及布为之。右肩上斜束皮带，装以螺壳、虎豹猿狖及犬羊之皮，以为外饰。坐皆蹲踞。男女椎髻，以绯束之，后垂向下。
按唐代黔州故治在今四川彭水县，东谢蛮在黔州以西数百里，则大约为贵州北部[61]，应在汉代夜郎的范围以内。《新唐书》又载西距昆明九百里，东距辰州二千四百里，南距交州一千五百里，大致在今贵州中部偏西的地方，有所谓“牂柯蛮”。他们曾兵数出，侵地数千里。元和八年，上表请尽归牂柯故地。武德三年，唐王朝曾封其首领龙羽为“夜郎郡公”，他们也是汉代夜郎某部落的后代，自无疑义，而牂柯蛮又“俗与东谢同”，所以我们可以用东谢蛮的记载，来佐证汉代夜郎的风习。
我们试以贵州东部地区青铜文化与东谢蛮的记载相比较，则二者颇多符合。如“依树为层巢而居”，实即干栏式房屋。乐器使用铜鼓[62]。经营定居农业而以畜牧为辅之经济，特别是椎髻系带，右肩上斜束皮带，披兽皮氅，带刀剑，坐皆蹲踞的形象，与滇文化铜器上的人物形象几乎完全一致，这对于我们推断这种青铜文化为夜郎所遗留以及夜郎族属与滇相同的结论，都是有力的证明。
除此以外，夜郎南部属邑的文化，近年来亦有发现。1972年，在广西西林县发现了一座铜鼓墓，墓坑略成圆形，用石板覆盖，石板下面另有十二块石条，石条下是四件互相套合的铜鼓，一个男性的骸骨即放在铜鼓内，为“二次葬”（图9）。随葬器物以铜器为主，如俑、钟、洗、
、耳杯、六博棋盘、车马饰等；铁器有剑、镞两种。其中铜鼓形制同于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所出者，以翔鹭、竞渡、羽人、鹿、鱼为纹饰（图10）。顶端有羊角形扳钮的钟与楚雄所出完全一样[63]。西林在西汉初期为句町属地，武帝时属句町县。墓葬的时代原报告定在西汉初期，但从墓中汉式器物占的比重较大的情况来看，可能属于西汉中晚期。无论如何，此种以铜鼓盛骸骨的情况及铜鼓、铜钟、铜牌饰、玛瑙扣等的形制，应该是代表了原句町文化的特征的。
图9 西林铜鼓葬式
图10 西林铜鼓及纹饰展开图
在滇、夜郎这一支濮族的南部，大约是今云南富宁东北上至贵州册亨再东至荔波一线，即与百越集团的民族相接。西汉初，当建国于今两广地区的南越强盛时，曾与滇、夜郎有紧密的经济联系，所以《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这也就是说，夜郎的影响，西边到达了洱海地区。反映在考古学文化上，滇和夜郎的出土文物与两广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铜器时代的文物相似之处颇多，如广东曲江石峡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常见之釜鼎，在曲靖八塔台即有出土[64]，广西平乐银山岭战国墓所出靴形铜钺、禽兽形杖头饰[65]，广西恭城出土靴形铜钺[66]，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墓所出羊角钮铜钟、铜鼓等[67]，均为滇、夜郎文化中常见之物，这应该就是濮、越两个大族系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结果。
四、凉山彝族自治州[68]
凉山彝族自治州境内石板墓和大石墓的发掘，是近年来该地区重要的考古收获之一。
石板墓发现于昭觉县境内，经常是数十甚至上百座组成密集的墓葬群。1976年底，凉山彝族地区联合考古队在此发掘了20座墓。其形制是先在地下掘一长方形坑，用四块石板贴坑壁作为墙，底铺一石板，墓葬长度从90厘米至250厘米不等。其中有一座另用两块小石块将底板架高，使整个墓成一两层楼式建筑。人骨即放置于底板之上，均为二次葬，每墓人骨架数量不一，少者一具，多者四具以上。墓上部不再盖石，直接掩土。随葬器物少者一样，多者亦仅九件，有石斧、石镞、陶罐等，铜器仅见一釜罐类之口部及一残铜指环[69]。
此类墓葬形制较原始，随葬器物多石器和陶器，不见铁器、钱币，所以其时代可能早到战国。它们不可能是彝族的墓葬，因为彝族自古即行火葬，且不制造陶器。昭觉在西汉时属越嶲郡之卑水县，在古代是濮人居住的地区之一。从这种民族二次葬的习惯以及可能居住干栏式房屋等情况来看[70]，他们有可能是濮族之一支，与邛都有密切的关系。
大石墓分布的中心似在安宁河流域一带，目前在冕宁、西昌、德昌、米易、越西、喜德等县境内均有发现。已发掘者有西昌坝河堡子[71]、河西公社[72]、西郊公社[73]、礼州公社[74]、冕宁三块石[75]、德昌五一公社[76]、喜德拉克公社[77]等处。这种墓葬系用巨石砌成，墓室有长方形、狭长方形、长条形三种，有的并附有石廊似的墓道（图11）。墓内别无葬具，人骨错乱堆积，每墓入葬的人数从十余具到百余具不等。均为二次葬。随葬器物石器有石凿、石镞，铜器有铜刀、铜剑、铜矛、铜镞、铜发饰、铜环、指环、铜铃等，陶器有单耳罐、双耳罐、带流壶、三耳壶、斜肩罐、杯、釜、觚形器等，铁器有铜柄铁剑、铁环等，此外尚有骨耳环、玉管、珠饰等，均带有地方特点（图12）。汉式器物有印章一方，文帝四铢半两及宣帝五铢钱数枚。此外，有些墓里尚有稻壳和稻草的痕迹。墓葬延续的时代颇长，但大致在战国末到西汉后期的范围之内。
图11 凉山三种形式大石墓示意图
此类墓葬的器物与夜郎、滇系统的器物颇有相似之处，如铜剑为钝角人字形茎首扁圆茎无格剑，矛为长骹，铜柄铁剑为云南常见之物，双耳敞口陶罐同于楚雄大海波所出者，凸唇边手镯、玦形耳环、玉石管饰亦与滇文化完全一致，说明大石墓文化与夜郎、滇文化是有某种关系的。
从大石墓延续时间之长、分布之密集以及入葬人数之多等情况看来，应该是当地的一种主要民族。《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自滇以北君长以十数，邛都最大。又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定邛都以后设立的越嶲郡，领县十五，大部分亦在今凉山西昌地区。《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邛都事云：
图12 凉山大石墓出土陶器
邛都夷者，武帝所开，以为邛都县。无几而地陷为淤泽，因名为邛池，南人以为邛河。后复反叛。元鼎六年，汉兵自越嶲水伐之，以为越嶲郡。其土地平原，有稻田。……俗多游荡，而喜讴歌，略与牂柯相类。豪帅放纵，难得制御。
由此看来，大石墓文化分布的地域和时间，均与记载中的邛都符合。大石墓民族种稻，而邛都“有稻田”，大石墓遗物与夜郎、滇有关系，而邛都风俗“略与牂柯相类”。大石墓出土遗物以发笄最多，证明当时人们可能是“椎髻”，而邛都亦为椎髻。如果说夜郎、滇为濮族，则邛都自应亦为濮族。司马迁在《西南夷列传》中将这三个民族集团列为一类，并指出其发式（椎髻）、生产活动（耕田）和社会组织（有邑聚）相同，是有其根据的。
大石墓同一墓内尸骨颇多，看不出明显的贫富差别，以属于同一氏族的可能性最大，足见在村社内部血缘纽带仍然强固地存在。但从当时“西南夷”地区“父兄不辜，幼孤为奴，系累号泣”的情况来看[78]，其部落上层已出现了奴隶贵族，他们对于汉王朝的统治自然不会完全就范的，这可能就是“豪帅放纵，难得制御”的原因。
现在凉山最多的少数民族是彝族，而彝族并不认为大石墓是他们的祖先所留，却称之为“濮苏乌乌”的石头房子，据称彝族的祖先进入凉山时，是以畜牧为主，而“濮苏乌乌”早已定居于此，经营农业。以后彝族战胜了“濮苏乌乌”，并占有其地。这一传说与贵州可乐地区彝族对夜郎文化墓葬的传说惊人的相似，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正因为古代彝族的先民和濮族有一段相处和斗争的历史，所以甚至在彝族的成语中也留下了痕迹。彝族形容事情混乱为“濮合诺合孜”，直译为“濮话彝话混杂不清”，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关系的存在[79]。
除民间传说以外，《华阳国志·蜀志》还明确记载本地区有“濮人冢”。该书“会无县（今会理县）”条：“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冢，冢不闭户。其穴多有碧珠，人不可取，取之不祥。”这种有冢堆，有可以出入的门户（大石墓的尸骨是多次放入的，故墓门不能永久封闭），有墓穴，而随葬物中又有碧珠的情况，是只有大石墓才与之相适应的[80]。
汉代牂柯和越嶲的民族情况，在两百多年以后变化仍然不大。《宋书·肖惠开传》记南朝宋大明八年（464年）肖惠开任益、宁二州刺史时，曾企图“收牂柯、越嶲以为内地，绥讨蛮濮，辟地增租”。可见直至南北朝时，濮仍然是这一带的主要民族。
在晋宋以后，“濮”一词即逐渐从史籍中淘汰而以“僚”代之，故后代史籍亦称邛都为僚。
《太平寰宇记》卷八〇记“嵩州”：“本益州西南外僚，秦时通五尺道，汉始立为邛都国。《史记》自滇以北君长以十数，邛都最大也。”从这一地区僚人中分化出的仡佬族，直到近代还保留了二次葬和合葬大墓的习惯，而彝语中至今仍称仡佬为“濮”，这想必不会是偶然的[81]。
最后我们还想指出一点，即凉山西昌一带也是出晋宁石寨山类型的铜鼓的地区之一，如会理铜鼓[82]、布拖铜鼓等[83]。由于这些铜鼓均系采集所得，我们一时尚难以判断其与大石墓民族的关系，但无论如何是可以提供进一步研究的线索的。
五、雅安地区
雅安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仅1973年至1976年在宝兴县先后发现了五座墓葬。均为单人葬的土坑墓，无葬具痕迹，出土器物呈现出明显的地方民族色彩，有三叉格铜剑、铜刀、铜镞、铜鍪、铜手镯、饰物等。墓内不见陶器、铁器和钱币，估计其时代可能在战国至西汉前期[84]。
西汉时，宝兴一带是徙的活动范围。《史记·西南夷列传·集解》说“徙在汉嘉”，汉嘉故治在今邻近宝兴之天全县，所以这批墓葬可能即为徙所留。徙又称斯，徙、斯古音相同[85]。《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称之为斯榆，《益部耆旧传》、《华阳国志》均作“斯叟”[86]。关于徙的名称的发展，《读史方舆纪要》卷七二“雅州”条有如下记载：
徙阳废县在州西。汉县，属蜀郡。徙音斯，或曰徙榆，蛮也。亦曰榆。……后汉改属蜀郡属国都尉。晋曰徙阳县，属汉嘉郡。太宁初，越嶲斯叟攻成将任回；斯叟，即徙之遗种也。
关于徙的族属，《明史》卷三一一说：“天全古氐羌之地”，故可知徙属于氐羌系统。在晋时，“氐”常与“叟”相连而称“氐叟”[87]，所以我们有理由推测徙应为氐族，属于“土著”的一类。又《新唐书·南蛮传》载：“黎邛二州之东，又有凌蛮。西有三王蛮，盖筰都夷，白马氐之遗种”，黎州在今汉源，邛州即今邛崃，故此处之三王蛮，当在今雅安地区。《史记·西南夷列传》既明言此处的民族以徙、筰都（其活动中心在汉源一带）为主，则《新唐书》所记之白马氐，以文意推之当指徙而言，此似亦可作为徙为氐族之旁证。
六、阿坝藏族自治州
在阿坝藏族自治州岷江上游的汶川、理县、茂汶一带，很早以前即发现了一种石棺葬，对此有些中外学者已经有过报道[88]。1963年，四川大学历史系曾在此清理了28座墓[89]。1978年，四川省博物馆又在此清理了40余座墓[90]。经过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调查研究，我们对于此种文化，已经有了较多的了解。
石棺葬一般的结构，系用板岩或片麻岩打制成长方形的石板，嵌成长方形石棺。葬式一般为仰身直肢，但亦有少数二次葬。出土器物陶器以一种桃核形口沿的双耳罐为其特征，其余有单耳罐、高颈罐、杯、碗、三连罐、壶、纺轮等，铜器有剑、钺、戈、釜、鍪、盘、盾饰、手钏等，铁器有铜柄铁剑、矛、刀、锯、斧、铁钏等。此外还发现了粟类作物及黑、红、白三色麻布。有的墓里还出钱币，有秦半两、八铢半两、四铢半两、宣帝五铢等多种，故其时代大致是从战国一直延续到西汉晚期。
石棺葬虽以岷江上游最为密集，但实际上分布遍及阿坝州的全部，如近年来在黑水、松潘等地均有发现。所以这应视为本地区主要的一种土著民族的遗留。
《西南夷列传》言冉駹在筰的东北，其地正当岷江上游区域。又汉武帝元鼎六年在冉駹地区设置的汶山郡，郡治亦在今茂汶境内，故我们可将石棺葬视为冉駹一类民族的文化。《西南夷列传》虽将冉駹连称，但冉駹实为二族[91]。《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冉駹事云：
冉駹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其王侯颇知文书，而法严重。贵妇人，党母族。死则烧其尸。土气多寒，在盛夏冰犹不释，故夷入冬则避寒，入蜀为佣，夏则违暑，反其邑。众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又土地刚卤，不生谷、粟、麻、菽，唯以麦为资，而宜畜牧。
此处言冉駹地区有六夷、七羌、九氐，则冉、駹究竟属于何种民族，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就现有资料而言，笔者认为冉、駹属于氐族的可能性较大。《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引《魏略·西戎传》说氐族中有“冉氐”，应即与冉、駹有关[92]。所谓六夷、七羌、九氐”的数字，当然不会是这些民族（或部落）确切的数目，但既以“九”来形容氐，则氐是本地数量最多的一种族属，应该也是可以肯定的。
我们说冉、駹为氐族，尚有另一旁证，即西汉时在蜀郡置有“湔氐道”。所谓“道”，是汉代在少数民族地区所设的县一级行政机构[93]，而“氐道”，即氐人居住的地区[94]。“湔氐道”的确切地点，据《水经注·江水》所载：“江水自天彭阙，东经汶关而历氐道县北。”又《华阳国志·蜀志》：“（李）冰能知天文地理，谓汶山为天彭门，乃至湔氐县，见两山对如阙，因号天彭阙。”故我们只要查明了天彭阙的所在，即可知道“湔氐道”的位置。《元和郡县志》卷三二记“导江县”（今灌县）灌口山云：“灌口山在县西北二十六里。……又灌口山西岭有天彭阙，亦曰天彭门，两石相立如阙，故名之。”又“湔氐道”得名之湔，当指湔江而言，而湔江即都江，从灌县西北流入灌县[95]。直至三国时，此处仍称湔县[96]。由此可知，当时的“湔氐道”应即在今灌县、汶川一带[97]，而氐族为其主要居民。由于茂、汶、理三县正是石棺葬集中的地区，则我们将石棺葬的建造者与氐族联系起来，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
《后汉书》所记冉駹风俗，似乎是将几种民族的特点混合而言的。其中母系氏族的残余和死后行火葬等，无疑是指羌族，但居住石砌的邛笼，则应是氐族的习惯。古代羌族的住所，是一种帐篷式的建筑[98]，唯有氐族自古“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99]，他们迁入西南山地以后，利用当地易得的原料“累石为室”这是很自然的。前述“筰都夷、白马氐之遗种”的三王蛮，到唐代还是“叠甓而居，号舍”
[100]，亦为氐族居石室旁证。茂汶地区羌族近代之住邛笼，应视为向氐族学习的结果。
在古代，羌族的社会发展较氐族落后，其氏族组织尚未完全解体[101]，而氐人则较早进入了阶级社会，所以《魏略·西戎传》说：“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如此则《史记》、《后汉书》中所记冉駹地区的“君长”、“侯王”以及严格的法律，均似指氐族而言。至于“冬则避寒，入蜀为佣”，恐怕也是以氐族为主。《太平寰宇记》卷七八记“茂州风格”：“贫下者冬则避寒入蜀，佣赁自食，故蜀人谓之作氐。”所谓“作氐”，就是当佣工的氐，这是不言自明的。
关于氐人的葬俗，《吕氏春秋·义赏篇》中，曾有“氐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不焚也”的记载[102]，有的研究者即认为氐族一直行火葬。但《太平御览》卷七九四引《庄子》则仅言“羌人死，燔而扬其灰”，所以这条资料是否可靠，是值得研究的。与此相反，氐族在历史上行土葬的记载则颇多，如南北朝时建立前秦之氐族苻健死葬原陵[103]，建立后凉之吕光死葬高陵，其子纂死葬白石陵[104]，所以我们认为氐人的葬俗恐怕还是以土葬为主的。
现在定居在茂汶地区的羌族，也不认为石棺葬是他们的祖先所留，而称之为“戈基”人的墓。据说戈基人原为茂汶的土著，当羌族迁入这一地区时，曾与之发生战争，最后借神之助，以白石和木棍战胜戈基人，定居于此，所以羌族人至今崇祀白石[105]。此种戈基人，有可能就是指在川西地区有着悠久历史的氐族而言。
隋唐时代，在今大渡河流域的丹巴、懋功、靖化一带，有一种“嘉良夷”[106]，有人认为即为冉、駹的后代[107]。《隋书·附国传》云：
附国者，蜀郡西北二千余里，即汉之西南夷也。有嘉良夷，即其东部所居种姓，自相率领，土俗与附国同，言语少殊，不相统一，其人并无姓氏。附国王字宜绘。其国南北八百里，东西千五百里，无城栅，近川谷，傍山险。俗好复仇，故垒石为
而居，以避其患。其
高至十余丈，下至五六丈，每级丈余，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
上方二三步，状似浮图。……嘉良夷政令系之酋帅。重罪者死，轻罪罚牛。人皆轻捷，便于击剑。漆皮为牟甲。弓长六尺，以竹为弦。妻其群母及嫂，儿弟死父兄亦纳其妻。好歌舞，鼓簧，吹长笛。有死者，无服制。置尸高床之上，沐浴衣服，被以牟甲，覆以兽皮。……死家杀牛，亲属以腊酒相遗，共饮噉而瘗之。死后十年而大葬，其葬必集亲宾，杀马动至数十匹，立其祖父神而事之。其俗以皮为帽，形圆如钵，或带幂䍦。衣多毛毼皮裘，全剥牛脚皮为靴。项系铁锁，手贯铁钏。王与酋帅金为首饰。……其土高，气候凉，多风少雨，土宜小麦、青稞。……嘉良有水阔六七十丈，附国有水阔百余丈，并南流，用皮为舟而济[108]。
由此记载看来，嘉良夷是一种农耕而兼畜牧的经济，而石棺葬陶罐内常有兽骨，墓中又出麻布和粟类作物，似乎也是定居而农牧的。嘉良夷有二次葬的习惯，石棺葬中二次葬者约占三分之一。石棺葬民族服饰有皮盔（由铜盔旄座推测）、皮甲（由银臂韝、铜泡钉推测）、皮盾（由铜盾饰推测）、金项饰、铁钏等，均与嘉良夷相符合。石棺墓中出三叉格式铜剑及铜柄铁剑甚多，当与“人皆轻捷，便于击剑”有关。
至于嘉良夷的“垒石为
”，当即《后汉书》中的“邛笼”和《新唐书》中的“碉”。石棺葬用的石棺，四壁整齐，封闭紧密，足证其建造者是熟悉砌石技术的。而且死后葬用石棺，可能也与生前住宅用石砌有一定的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初步认为石棺葬民族即《西南夷列传》中的冉、駹，《后汉书》中之氐，而唐代的嘉良夷，可能即为这种民族的后代[109]。
七、甘孜藏族自治州 凉山州西部雅砻江流域 滇西北地区
本节所讨论的地区，实即雅砻江流域及渡口以上的金沙江流域。这两条顺康藏高原东端横断山脉南下的大河，其深陷的峡谷自古以来即构成南北民族交通的要道，故其文化呈现出相当大的一致性。从战国到秦汉，此地区已发现的古文化仍以石棺葬（或其变种石板盖土坑墓）文化为代表。
1978年，甘孜考古队在雅砻江流域的雅江团结公社考察了3座残墓，在康定东俄洛公社采集了金饰2件，在金沙江流域之巴塘扎金顶清理了残墓9座，故对此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
此种墓葬系分布于河畔台地上，排列整齐密集，骨架均头靠山而足朝河谷，情况与岷江上游石棺葬相同。雅江的墓葬均为石棺。巴塘扎金顶已清理之9座墓则为土坑墓，仅坑沿放一列石头以支撑上面覆盖的石板，有的并有独木棺式木质葬具。不过据了解该地亦有石棺墓，其出土器物二者并无区别。葬式甚为复杂，有仰身直肢，仰身双手交屈胸前，侧身直肢，侧身而下肢弯曲，仰身屈肢等5种。
出土器物中陶器仍以大小不同的双耳罐为最多，其余有单耳罐、陶杯、陶簋等；青铜器有1柄巴蜀式铜剑，另有铜手镯、铜刀等；此外还有金饰2件。有的双耳罐颈部和耳部镶嵌铜珠，制作精美，此种工艺尚为国内所仅见[110]。
此类墓葬，在甘孜州及其邻近地区的分布是非常广泛的，它遍及巴塘、康定、雅江、新龙、义敦、石渠等县，渡金沙江而西，在西藏的芒康、贡觉等地亦有发现。在同一县内，墓群分布亦颇密集。所以我们可以将这种民族视为秦汉之际该地区一种主要的土著民族。
当汉武帝初开西南夷时，其直接统治并未达大渡河以西。至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才“置两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汉人”[111]。这些石棺葬民族，当为这些“徼外夷”的组成部分。不过其族系不明，唯一可供推测的是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是将这些“徼外夷”置于“筰都夷”一节中叙述的，不知是否暗示与“筰都夷”有一定的关系？该书又记筰都夷“其人皆被发左衽，言语多譬类，居处略与汶山夷同”，意即其风俗与冉駹相类，这与岷江上游石棺葬及雅砻江、金沙江流域石棺葬内涵大致相同的现象也是符合的。
在雅砻江上游地区，秦汉时代民族的具体名称已不可考，但到隋唐时，此地无疑属于附国的范围。上文所引《隋书·附国传》言附国在“蜀郡西北二千余里”，其地正当甘孜州的北部。丁谦《隋书四夷传地理考证》说：“附国部境盖在四川打箭炉边外明正宣慰使所属各土司地”，这是对的。而“附国有水阔百余丈”，亦唯雅砻江可以当之。附国风俗同于嘉良夷，正说明他们同属石棺葬民族的后代[112]。
至于金沙江流域巴塘等地的石棺葬，其民族（或部落）的线索较为清楚一点。《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道：
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数岁，宣示汉德，威怀远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菆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称为臣仆。辅上疏曰：“……今白狼王唐鼓等慕化归义，作诗三章。路经邛来大山零高坂，峭危峻险，百倍歧道。”
按“邛来大山”即今大相岭，在荥经县西[113]，白狼、槃木来蜀必须经过大相岭，则其地必在甘孜州南部[114]。《隋书·附国传》记附国南有“薄缘夷”，“风俗亦同”，此“薄缘夷”可能即《后汉书》中之“槃木”，因译音不同而异写。《旧唐书·南蛮传》载今川藏间民族的情况：“东女国，西羌之别种，以西海中复有女国，故称东女焉。俗以女为王。东与茂州、党项接，东南与雅州接，界隔罗女蛮及白狼夷。……其王所居名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为船以渡。”此东女国即在今昌都地区，境中南流之弱水，即今澜沧江[115]，白狼夷即在其东南，恰当今巴塘一带。事实上当我们在巴塘与藏、纳西等族老人座谈时，他们都异口同声说此地为古白狼国，甚至连白狼王的“王宫”基址亦可明确指出。
除甘孜州以外，此种石棺葬文化顺着雅砻江、金沙江河谷继续往南扩展。在凉山州西部，根据笔者实地调查所获印象，在安宁河流域和雅砻江流域之间，青铜文化呈现出很大的差异，安宁河流城以大石墓为主，情况已如上述。而雅砻江流域则以石棺葬为主，陶器以双耳、单耳罐为其特征，铜剑为缠缑状茎三叉格类型，另有锯齿形长剑格的铜柄铁剑[116]。在汉代，与濮人同时居住于这一地区的另一支大的民族，即为筰人。《史记·西南夷列传·集解》引徐广曰：“筰音昨，在越嶲。”当时的越嶲郡，以筰为名的县有三，即大筰、定筰和筰秦，县名为筰，当系本县居民以筰人为主。关于这三县的位置，大筰在今盐边县，筰秦、定筰在今盐源县境内，均在雅砻江流域。大石墓中所出敛口双耳罐和单耳罐，可能就是受了这种文化影响的结果。
金沙江从甘孜州西南角流入滇西北地区，1974年，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在云南德钦永芝清理了石棺墓2座，土坑墓1座，并采集了很多文物。石棺墓的结构很不规则，有的用石块围砌成一长方形石圹，与巴塘墓葬情况相同。出土器物铜器有三叉格式剑、刀、斧、镯、泡饰、牌饰等，陶器有三耳罐、双耳罐、单耳罐、无耳罐等。其中弧背铜刀、双耳罐、单耳罐、手镯等，均与巴塘墓葬出土者相同[117]。1978年，又在德钦纳古清理了一批墓葬，其中亦出现了同一风格的铜器和陶器[118]。此类墓葬的时代，据发掘者推断在西汉早期。估计其族属亦当与前白狼、槃木等有关。
石棺葬中所出陶双耳罐（包括双大耳罐和双小耳罐）、单耳罐、高颈罐、陶杯、三耳罐等，均带有甘青地区原始文化的风格。在葬俗上，二者之间似乎也有一种承袭的关系。如葬具用石棺，早在甘肃景泰张家台甘肃仰韶文化半山类型墓葬中即已发现，侧身屈肢、仰身屈肢并存的葬式，亦为此地的特征[119]。原木挖成的独木舟式的葬具，曾见于青海乐都柳湾齐家文化墓葬[120]。巴塘六号墓有1对双耳罐置于石棺外墓口处，而在甘肃永靖大何庄三十四号墓墓口填土中亦置双大耳罐和夹砂侈口罐各1件，二者可能意义相同[121]。此外，仰身直肢、侧身直肢、侧身屈肢等葬式，均为甘肃地区齐家文化常见者。因此，如果从大的族系来讲，我们将石棺葬文化视为从北方循康藏高原东端横断山脉的河谷南下的氐羌民族的文化，可能不致大误。
由于石棺葬分布范围广，延续时间长，所以在各个地区之间，文化类型亦有差异。就总的方面来讲，岷江上游的石棺葬出土器物类型最多，制作较精，受内地影响很深。越往西发展，文化即趋原始，地方特征更加显著。即以其中最常见的桃核形口沿双大耳罐而言，岷江上游者颈较短，斜肩，顶与肩交界处有一折线，双耳与腹部接合处顺势向内划出相对的两圈宽带旋纹装饰，均为敞口，口沿平视成马鞍形。雅砻江流域者直颈甚长，圆肩，双耳成圆形向下，其弧度恰好与腹部的弧度相接，使全器侧视成一浑圆形。均为直口，口沿平齐。金沙江流域者颈更短，双耳接于腹部上方，制作最为粗糙（图13）。这种考古学文化上的差异，除了有时代先后的因素外，亦当与此地区众多的部落、部落联盟或民族支系有关。
图13 岷江上游、雅砻江流域、金沙江流域出土双耳罐比较图
1.理县出土 2.巴塘出土 3.雅江出土
八、澜沧江中游地区
澜沧江中游地区的考古发掘，目前仅知云县境内忙怀遗址一处[122]，其时代属于新石器时代，虽已越出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但由于它牵涉的族属问题亦足以与本文讨论的主题相印证，所以一并在此加以介绍。
忙怀遗址陶片很少，石器主要是一种用砾石打制的有肩石斧（图14），其数量甚多，在忙怀遗址旧地基西部开了一条1米×5米的探沟，出土此类石斧达140件[123]。石斧的基本形式有钺形、靴形和梯形三种，与以后云南各地出土的靴形铜钺、梯形铜斧、圆刃短銎铜钺十分相似，说明二者似有某种渊源关系。
这种打制的有肩石斧，实际上是从新石器时代至铜器时代从黄河上游地区沿康藏高原的东端南下直达云南境内富有特征性的一种器物。它在甘肃兰州下河清马厂类型遗址[124]、永靖大何庄[125]、秦魏家[126]齐家文化遗址、甘肃山丹四坝滩四坝式遗址[127]以及洮河流域寺洼文化遗址[128]、玉门火烧沟墓葬[129]中均有出土。往南则见于西藏昌都卡若遗址[130]、西昌礼州遗址[131]。此外在四川雅安[132]、云南福贡[133]亦有发现。根据这些资料，我们是有理由将它与古代西北地区往南迁徙的羌族联系起来的。
澜沧江中游与怒江之间的地区，在古代是游牧民族嶲、昆明活动的中心地带。《西南夷列传》言这二族“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但其确切地点，各注家众说纷纭。王先谦于《汉书·地理志》“嶲唐县”下补注云：
图14 忙怀出土的有肩石斧
《续志》后汉改属永昌，刘注本西南夷。《史记》古为嶲、昆明。《一统志》：故城今云龙州南。《志稿》云：嶲唐虽在云龙州西南境，其地属永昌府保山县，盖保山西汉兼不韦、嶲唐二县也。
又注“周水”：
《华阳国志》有同水自徼外来，同水即周水也，同周形近而误。此周水非存水注郁林定周县之周水，钱坫以为怒江是也。
此处王先谦以嶲唐在今保山境，古代为嶲、昆明之地，境内之周水（同水）即怒江，这都是正确的。不过由于嶲、昆明是游牧民族，迁徙“毋常处”，所以在汉代，北至西昌地区[134]，东至滇池周围乃至四川宜宾、云南昭通一带，均可见其踪迹[135]。《西南夷列传》说其“地方可数千里”，是指其活动范围而言。此种定居在平坝的农业民族与活动在山谷的畜牧民族互相错居的情况，直至近代仍然是西南地区极普遍的现象。《新唐书·南蛮传》记“昆明蛮”风俗：“人辫首，左衽，与突厥同。随水草畜牧，夏处高山，冬入深谷。”又《周书·异域》记“突厥”葬俗：“择日取亡者所乘马及经服用之物，并尸俱焚之”，所以我们可以估计这是一种火葬的民族。
在司马迁所记载的几种民族中，嶲、昆明似乎是比较落后的，故经常剽掠农业民族。《西南夷列传》载汉王朝数次派人通身毒国，均为昆明所阻。在晋宁石寨山出土铜器图像的战斗场面中，有一种编发民族，经常是滇人作战和掳掠的对象[136]，这可能就是当时的嶲、昆明。
由于嶲、昆明一类民族迁徙不定的习惯和火葬的风俗，所以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发现可以确指与他们有关的遗址或墓葬。但秦汉时代嶲、昆明即以一种大的族系活动于川、滇广大地区之内，则他们的文化必然在考古学遗物中有所反映。有人已经提出忙怀遗址可能与嶲、昆明的先民有关[137]，而笔者亦认为洱海区域颇具特征的三叉格式铜剑[138]及对称曲刃援无胡戈[139]可能有部分为这种民族所遗留或甚至源于这种民族。不过这种假设能否成立，尚需更多的资料发现方能证明。
嶲、昆明这一支民族，可能是古代南下的羌族的一支，以后发展成了唐时的乌蛮，是南诏的统治部族，也是现代彝族先民集团的主要成分。关于这个问题，前人论著甚多，此处就不再重复了。
以上我们对战国秦汉西南民族地区的考古新发现做了一简要的介绍，并尽可能地利用历史记载对其族系进行了归类和分析。总结起来，笔者认为以云南晋宁石寨山为代表的文化是“滇”的文化；以楚雄万家坝、祥云大波那为代表的文化是与滇有密切关系的“靡莫之属”的文化；以贵州赫章可乐为代表的文化为“夜郎”文化；以广西西林铜鼓葬为代表的文化为与夜郎关系密切的“句町”的文化；以四川凉山州大石墓为代表的文化是“邛都”的文化。他们都是“椎髻、耕田、有邑聚”，同属古代濮族系统。以四川宝兴县土坑墓为“徙”的遗留。以四川阿坝州、甘孜州、凉山州西部、滇西北地区石棺葬为代表的文化为从甘青南下的氐羌系统的文化，但至少其中一部分以属于氐族的可能性较大，应列入“土著”的一类，在最后的研究结论没有得出之前，本文暂依《后汉书·筰都夷传》的体例，将之列入“筰”文化的系统。除此以外，大约最初以今澜沧江中游地带为中心，尚有“移徙”的“嶲、昆明”在活动，不过其考古学遗迹还难以确定，目前仅有线索可寻。
本文插图全部是王东元同志绘制的，谨致谢意。
1980年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rchaeology in the minority areas of southwest China has achieved further development, some gaps in the past have been filled in terms of excavation area and unearthed cultural relics. This article generally introduces the unearthed relics of the period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to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studies on the migration, distribution, economic and cultural status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in Southwest China, and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recorded in all kinds of archaeological culture and documentation.
注释
[1]《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记范雎曰：“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
[2]《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索隐》引晋灼曰：“南夷谓犍为、牂柯也，西夷谓越嶲、益州。”关于南夷与西夷的详细划分，参见拙著：《古代的巴蜀》第八章，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
[3]《汉书·地理志》：“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又《史记·张仪列传》：“今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翟之伦也。”足见在秦以前，中原民族是将巴、蜀与西南地区其他民族同等看待的。
[4]《史记·太史公自序》：“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筰、昆明，还报命。”
[5]发掘报告见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遗址和墓葬》，《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9年；《云南晋宁石寨山第三次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9期；《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第四次发掘简报》，《考古》1963年第9期；《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出土铜铁器补遗》，《文物》1964年第12期。
[6]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安宁太极山古墓葬清理报告》，《考古》1965年第9期。
[7]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8]资料存云南省博物馆。
[9]张增祺：《从出土文物看战国至西汉时期云南和中原地区的密切联系》，《文物》1978年第10期。
[10]《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颜师古注：“地有滇池，因为名也。”西南民族因地得名者甚多，如牂柯因牂柯江得名，楪榆因楪榆泽而得名。
[11]尤中：《魏晋时期的“西南夷”》，《历史研究》1957年第12期。
[12]冯汉骥：《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考古》1961年第9期。
[13]《汉书·陆贾传》颜师古注：“椎髻者，一撮之髻，其形如椎。”
[14]《后汉书·西羌传》记羌人“被发覆面”。
[15]《淮南子·齐俗训》：“胡貉匈奴之国，纵体拖发，箕踞反言。”又《汉书·匈奴传赞》亦云匈奴“被发左衽”。
[16]《三国志·魏书》卷三十引《魏略·西戎传》记氐人“皆编发”。
[17]《三藏法师传》载：突厥“达官二百余人，皆锦袍编发”。
[18]李恩纯：《中国历史上边疆民族发式考》，《民族学研究集刊》（第3期），商务印书馆，1943年。
[19]《史记·赵世家·正义》引。
[20]冯汉骥：《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考古》1961年第9期。
[21]古代华夏族之裤仅如后世之套裤，左右腿各一，中裆不连，此即《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征褰与襦”之褰。正式着裤，可能是汉代的事。《汉书·外戚传》：“虽官人使令皆为穷绔。”颜师古注：“穷绔即今之绲裆袴也。”
[22]冯汉骥：《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考古》1961年第9期。
[23]安志敏：《“干栏”式建筑的考古研究》，《考古学报》1963年第2期。
[24]冯汉骥：《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铜器研究——若干主要人物活动图象试释》，《考古》1963年第6期。
[25]冯汉骥：《云南晋宁出土铜鼓研究》，《文物》1974年第1期。
[26]汪宁生：《试论中国古代铜鼓》，《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
[27]冯汉骥：《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铜器研究——若干主要人物活动图象试释》，《考古》1963年第6期。
[28]A. C. Haddon. Head-Hunters: Black, White and Brown. Kessinger Publishing. LLC, 2007.
[29]李伟卿：《中国南方铜鼓的分类和断代》，《考古》1979年第1期。
[30]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等：《云南省楚雄县万家坝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10期。
[31]剑川海门口遗址的年代，距今3115年±90年，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二），《考古》1972年第5期。
[32]《吕氏春秋·恃君》记有“僰人”，高诱注：“僰，读为匍匐之匍。”《路史·国名记》载：“僰，僰侯国，今戎之僰道，音扑。”
[33]《史记·西南夷列传》。
[34]《汉书·王莽传》。
[35]蒙默：《僰为僚说》（上），《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77年第1期。
[36]《水经注》卷三六：梁水“东南迳兴古之胜休县，王莽更名胜僰县”。此水可能即今曲江。
[37]《蛮书》卷四。
[38]冯汉骥：《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考古》1961年第9期。
[39]在洱海地区已发现文物的地点有大理鹿鹅山、大墓坪、金梭岛、五指山、剑川沙溪、西湖，滨川县，姚安羊派水库，大姚白鹤水库，永胜金官龙潭等地。其中有报道者仅大理一处，见大理县文化馆：《云南大理收集到一批汉代铜器》，《考古》1966年第4期。
[40]云南省博物馆筹备处：《剑川海门口古文化遗址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6期。
[41]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清理报告》，《考古》1964年第12期。
[4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考古》1977年第3期。
[43]《云南省楚雄县万家坝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10期。
[44]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碳十四实验室：《碳十四年代测定报告》（续一），《文物》1978年第5期。
[45]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出土一骑马人像，脑后有髻，与滇人相似。
[46]汉代弄栋县辖地颇广。《汉书·地理志》：“弄栋，东农山毋血水出，北至三绛南入绳，行五百一十里。”王先谦补注：“……北入绳在三绛南者，惟镇南州之龙川江耳。出州西北境山，北流至四川黎溪州土司南境入金沙江。毋血水既为龙川江，则弄栋当兼有楚雄、姚州、大姚、镇南、定远、广通、元谋各州县。陈澧汉志水道图说同。”
[47]A.李家瑞：《云南祥云大波那铜棺墓时代的上下限》，《考古》1965年第9期；B.童恩正：《略谈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的族属》，《考古》1966年第1期。
[48]蒙默：《僰为僚说》（上），《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77年第1期。
[49]冯汉骥：《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考古》1961年第9期。
[50]《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梁建方击松外蛮事，胡三省注。
[51]《通典》卷一七八，《新唐书》卷二二二，《太平御览》卷七九〇，《册府元龟》卷九六〇，《太平寰宇记》卷一九。
[52]宋世坤：《可乐考古札记》，《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79年第1期。
[53]贵州省博物馆：《“夜郎”故地上的探索》，《文物考古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54]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清镇平坝汉墓发掘报告》图十三，图版肆之2，图版伍之5。《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原报告将剑误名为矛。
[55]《云南通志·夜郎考》：“犍为（郡）之南广、汉阳、郁邪、朱提、堂琅，牂柯（郡）之鳖、平夷、夜郎、谈指、同并、漏江、谈藁、毋单八县，益州（郡）之铜濑县，皆夜郎也。”
[56]夜郎的中心在今安顺之说，可参见清郑珍：《牂柯十六县问答》。
[57]关于古夜郎国的历史沿革及疆域，参见王燕玉：《夜郎沿革考》，《贵阳师院学报》1977年第4期。
[58]兴古郡为蜀汉建兴三年（225年）分建宁、牂柯二郡所置，其地在贵州西南部。
[59]蒙默：《僰为僚说》（上），《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77年第1期。
[60]《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61]丁骕：《西南民族考释之二》，《边政公论》第二卷第三～五期合刊。
[62]《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七十引《方舆记》载遵义地区风俗：“其婚姻以铜器、毡、刀、弩矢为礼，其燕乐以铜锣、鼓、横笛歌舞为乐。其所居无城池之固，架木为阁，联竹为壁，开窗出箭，以备不虞云。”可见该地区的习俗在长期内改变不大。
[63]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西林县普驮铜鼓墓葬》，《文物》1978年第9期。
[64]广东省博物馆、曲江县文化局石峡发掘小组：《广东曲江石峡墓葬发掘简报》图版贰之4，《文物》1978年第7期。
[65]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战国墓》图三八之7、图版拾贰之4、图版玖1～3，《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
[66]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恭城县出土的青铜器》图七之11、12，《考古》1973年第1期。
[67]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发掘简报》图三、图二八，《文物》1978年第9期。
[68]从1979年1月起，西昌地区已并入凉山彝族自治州，所以原西昌地区东部的考古发现，亦并入此节叙述，但西部的雅砻江流域因文化类型迥然不同，故并入后文讨论之。
[69]凉山彝族地区联合考古队：《凉山州昭觉县石板墓发掘简报初稿》，《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77年第1期。
[70]原报告作者认为两层石板墓可能系仿照干栏式房屋而建。又凉山彝族地区联合考古队曾在昭觉四开区汉代遗址板瓦上发现干栏式房屋的图案，证明直至汉代此地仍有住干栏式房屋的民族与汉族杂处。
[71]A.四川省金沙江渡口西昌段安宁河流域联合考古调查队：《西昌坝河堡子大石墓发掘简报》，《考古》1976年第5期；B.西昌地区博物馆，等：《西昌坝河堡子大石墓第二次发掘简报》，《考古》1978年第2期。
[72]西昌地区博物馆：《西昌河西大石墓群》，《考古》1978年第2期。
[73]西昌地区博物馆：《西昌县西郊公社一大队第一号墓清理发掘简报》，《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78年第2期。
[74]资料现存凉山州博物馆。
[75]西昌地区博物馆：《冕宁三块石古墓葬清理发掘简报》，《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78年第2期。
[76]西昌地区博物馆：《德昌县五一公社果园大队古墓清理发掘简报》，《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78年第2期。
[77]凉山彝族地区考古队：《四川凉山喜德拉克公社大石墓》，《考古》1978年第2期。
[78]《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79]蒙默：《僰为僚说》（下），《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78年第1期。
[80]童恩正：《四川西南地区大石墓族属试探——附谈有关古代濮族的几个问题》，《考古》1978年第2期。
[81]Ioez De Beaucrair, the Kch Lao of Kweichow and Their History to Chinese Records.
[82]会理县文化馆：《四川会理出土的一面铜鼓》，《考古》1977年第3期。
[83]据笔者在凉山州文化局参观所见。
[84]宝兴县文化馆：《四川宝兴出土的西汉铜器》，《考古》1978年第2期。
[85]《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颜师古注：“徙音斯”。
[86]今本《华阳国志·蜀志》载邛都县有“四部斯儿”，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索隐》引《华阳国志》，此“儿”字应为“叟”字之误。
[87]见《晋书·李特载记》、《华阳国志·汉中志》诸节。原文甚多，不具引。
[88]A.D. C. Graham. An Archaeological Find in the Chiang Region.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Vol XV, 1944；B.郑德坤，The Slate Tomb Culture of Li-Fa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le Studies, June, 1946；C.冯汉骥：《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工商导报》1951年5月20日。
[89]冯汉骥、童恩正：《岷江上游的石棺葬》，《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90]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省文物考古三十年》，《文物考古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91]《史记·大宛列传》：“（天子）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冉。”《司马相如列传》：“因朝冉从駹，定筰存邛。”
[92]《华阳国志·蜀志》记汶山郡“有六夷、羌胡、羌虏、白兰、峒九种之戎”，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校补：“柳从辰曰：今《华阳国志》汉魏丛书本与惠氏所引合，廖寅本 作峒。今按 虫同、峒皆无考，当作蚺。《通志》云：氐其种非一，或号青氐，或号白氐，或称蚺氐，此盖中国人即其服色名之也。”
[93]《汉书·百官公卿表》：“县……有蛮夷曰道。”
[94]《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氐，夷种名也。氐之所居，故曰氐道。”
[95]《读史方舆记要》卷六十七记都江在“（灌县）南（应为西）北三十三里，亦曰都江，亦曰湔堋江”。
[96]《三国志·蜀书·后主传》：“（建兴）十四年夏四月，后主至湔，登观板，看汶水之流。”
[97]今彭县靠近汶川处，尚有一湔氐镇，当地人读为“欠底镇”。
[98]如魏晋时的宕昌羌：“俗皆土著，居有屋宇，其屋织牦牛尾及羖羊毛复之。”（《北史》卷九六）唐代的党项羌：“居有栋宇，其屋织牦牛尾及羊毛复之，每年一易。”（《旧唐书·西戎传》）
[99]《魏略·西戎传》。
[100]《新唐书·南蛮传》。
[101]《北史》卷九六记“宕昌”，以“性别自为部落，酋帅皆有地分，不相统摄。……国无法令，又无徭赋，唯战伐之时，乃相屯聚，不然则各事生业，不相往来”。
[102]《荀子·大略篇》新记与此相同，当为同一资料的转引。
[103]《十国春秋·前秦录》。
[104]《晋书》卷一。
[105]关于羌戈大战的传说，可参考A.胡鉴民：《羌族之信仰与习为》，《边疆研究论丛》1941年；B.李绍明：《关于羌族古代史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63年第5期。
[106]任乃强：《附国非吐蕃质岑仲勉先生》，《康藏研究月刊》1947年第4期。
[107]马长寿：《嘉戎民族社会史》，《民族学研究集刊》1944年第4期。
[108]此传实际上包括了两部分，即附国和嘉良。本文对嘉良夷的划分，系参考岑仲勉：《隋书之上番——附国》，《中外史地考证》（上册）第262页，大平书局，1966年。
[109]童恩正：《四川西北地区石棺葬族属试探——附谈有关古代氐族的几个问题》，《思想战线》1978年第1期。
[110]A.甘孜考古队：《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古墓葬》（待刊稿）；B.《巴塘等县发现一批两千多年前的古代民族墓葬》，《甘孜报》1978年10月7日第3版。
[111]《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112]附国的族属，现在尚难以确定，但《隋书·附国传》记附国：“其东北连山，绵亘数千里，接于党项，往往有羌，大小左封、昔卫、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台、春桑、利豆、迷桑、婢药、大硖、白兰、北利摸徒、那鄂、当迷、渠步、桑悟、千碉并在深山穷谷，无大君长。其风俗略同于党项。”由此看来，附国不是羌族。
[113]《史记·西南夷列传·集解》引《华阳国志·蜀志》：“雅州邛崃山本名邛筰山，故邛人、筰人界。”
[114]这条材料是李绍明同志提供的。
[115]李绍明：《唐代西山诸羌考略》，未刊稿。
[116]资料现存凉山州博物馆。部分文物报道见西昌地区博物馆：《泸沽湖畔出土文物调查记》，《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78年第1期。
[117]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德钦永芝发现的古墓葬》，《考古》1975年第4期。
[118]资料存云南省博物馆。
[119]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景泰张家台新石器时代的墓葬》，《考古》1976年第3期。
[120]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葬第一次发掘的初步收获》，《文物》1976年第1期。
[12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
[122]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云县忙怀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77年第3期。
[123]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古代文化的发掘与研究》，《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124]甘肃省博物馆：《甘肃古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125]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该报告定为Ⅰ式石斧。
[12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该报告定为Ⅰ式石斧。
[127]安志敏：《甘肃山丹四坝滩新石器时代遗址》，图版陆：6，《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
[128]甘肃省博物馆：《甘肃古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129]据笔者1980年1月在甘肃省博物馆参观所见。火烧沟墓葬的时代，据放射性碳素测定为距今3450年±100年。见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碳十四实验室：《碳十四年代测定报告》（续一），《文物》1978年第5期。
[130]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昌都卡若遗址试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9期。
[131]礼州遗址联合考古发掘队：《四川西昌礼州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132]魏达议：《雅安石器调查记》，《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期。
[133]资料现存云南省博物馆。
[134]王先谦注《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之“嶲”：“嶲今宁远府西昌县”，虽不全面，但亦有所本。
[135]《史记·平准书·索隐》引荀悦曰：“昆明子居滇河中。”《新唐书·南蛮传》：“咸亨三年，昆明十四姓率户二万内附，析其地为殷州、总州、敦州以安辑之。”殷、总、敦三州即在今宜宾和昭通一带。
[136]见《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贮贝器M6：1（图版肆捌、肆玖），M13：356（图版伍拾、伍壹），铜扣饰M13：LU9（图版捌叁：2）及《云南江川李家山发掘报告》，铜斧13：21（图一五：5）。
[137]肖秋、黄德荣：《略谈南诏国的族属问题》，《文物》1978年第10期。
[138]童恩正：《我国西南地区青铜剑的研究》，《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139]童恩正：《我国西南地区青铜戈的研究》，《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