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边缘地区晚更新世人类遗存与生存模式
青藏高原边缘地区晚更新世人类遗存与生存模式[1]
高星1, 2 周振宇 1, 3 关莹1, 3
（1．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2．中国科学院人类演化与环境动因实验室；3．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1 引言
晚更新世是人类演化的关键时期。在此阶段，人类扩散到地球可供生存的各个角落，开发了前人未能涉足的许多领地，加快了区域间的迁徙和交流；现代人类在这一阶段完成了从直立人和早期智人向晚期智人的进化，在生物特征上形成了现代人的体质架构，在行为与文化上实现了智能与技术的飞跃，为日后从狩猎采集经济向定居农业的转变奠定了智能与社会的基础；地球上大部分地区处在末次冰期的环境之下，人类的演化经历了严寒气候和冷暖、干湿的波动，不同地区的人类演化过程、生存方式和文化技术受到当地环境的制约，表现出不同的适应生存特点，区域文化特色显著增强；由于体能的增进、智能与技术的提高和人口的增加，人类对生存资源的开发程度加剧，人类活动对环境的改造与破坏作用更加显现。[1-3]青藏高原边缘地区（指青藏高原东北缘，海拔处于2000～4500m的区域）地域广袤，生态环境相对恶劣，对古人类的迁徙和开发构成挑战。目前的证据表明，人类可能在晚更新世晚期才扩散到这一区域，他们留下的遗存大多不超过30ka B. P.。[4,5]随着气候的波动和环境变化，这些早期开发者在这里经历了领地扩张和收缩，[6]其生存模式也发生相应的改变。
早在20世纪20年代，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就曾在甘青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发现了一批遗址，[7]对青藏高原边缘地区的史前考古遗存做了最早的区系文化研究。1948年夏，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之父裴文中先生对青海湟水地区进行了考古调查，在新石器时代考古方面取得重要成就。[8]至今，在青藏高原边缘地区已发现大批史前遗址，其中主要属新石器时代，据此建立起相对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包括马家窑文化、宗日文化和齐家文化。[9]而旧石器时代的遗存发现较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于20世纪80年代初发现于柴达木盆地边缘的小柴旦地点是为世人所知的唯一可能的旧石器时代遗址。[10]进入21世纪，对人类开发极端环境地区的过程、机制和人与环境耦合关系研究的重视，使该地区进入考古学家和古环境学家的视野，科学考察接踵而至，旧石器考古研究取得长足的进展。数年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兰州大学等机构与美国沙漠研究所、得克萨斯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等科研单位合作，对青藏高原边缘地区进行了长期而系统的野外考察，发现了一系列旧石器遗址，获得了珍贵的远古人类生存资料。尤其在青海湖附近的青藏高原北部边缘（海拔3000～4000m）发现多处15～10ka B. P.的人类活动遗存，包括石制品、动物碎骨、用火遗迹和生活面，对人类征服高原地区的时间、方式以及人类行为与环境的关系等课题取得新的认识。[11,12]
2 青藏高原晚更新世以来气候变化
古环境变迁对古人类体质进化和旧石器文化演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制约和影响作用。
由于对黄土和冰芯的研究积累，我们得以知晓青藏高原晚更新世以来的气候与环境变化的大致过程。自130ka B. P. 倒数第二次冰期结束、转入广义的末次间冰期（MIS5）以来，青藏高原经历了完整的冰期—间冰期轮回，可以清楚地划出各个亚阶段（末次间冰期5a至5e，末次冰期4阶段、3阶段和2阶段，全新世早期、中期和晚期）。[13]末次间冰期（MIS5）期间，夏季风势力强大、气候温暖湿润成为青藏高原东部的主要气候特征；末次冰期早期（MIS4），气候冷湿；末次冰期间冰段（MIS3）经历了夏季风强大、减弱、再增强的过程，总体上气候温暖湿润，适合人类生存；进入末次盛冰期（MIS2），冬季风极为强大、气候干旱寒冷，出现荒漠景观，[14,15]不利人类生存。本阶段晚期夏季风开始加强，标志着末次冰消期的到来。[15]该时期末期存在一次冬季风迅速加强事件，推断应与新仙女木事件相当。[15]青藏高原在MIS5e阶段（125ka B. P.）和MIS3阶段后期（35ka B. P.），平均温度高出现代5℃（全球平均值只高1～2℃）。[13]在这两个阶段，高原成为强热源，吸引南亚夏季风强有力的入侵，季风降水几乎惠及整个区域，特别是高原东部降水丰沛，森林植被得以扩展到高原中部。[13]这应该是古人类开发的有利时机。在冷期，如末次冰期最盛期（LGM），该地区较现代降温平均达7℃，显著大于全球平均值（5℃），此时除夏季以外高原基本上为冰雪覆盖，[13]人类难以生存。根据古里雅冰芯的研究结果，几个主要的暖期到冷期（如5e阶段至5d阶段，5a阶段至4阶段，3阶段至2阶段）都是突变过渡，3000a左右时间急剧降温10℃以上，从冷期到暖期变化稍微和缓。[16]与此相对应，青藏高原东北部的古植被经历了高寒荒原、草原、草甸、暗针叶林等7个演化阶段。[17]
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的青海湖沿岸是古人类遗存、旧石器考古遗址的密集分布区。晚更新世晚期，这里的湖泊水域一度扩大，湖水变深，气候湿润，沉积了粉砂质黏土及黏土层，微细层理很发育：18.2cal. ka B. P. 左右为末次冰期盛冰阶进入晚冰期的界限，青海湖水域缩小，湖水变浅，湖滨沙砾层取代深湖相沉积，显然这是由于气候变干所致；晚冰期气候不稳定，相对的冷暖波动十分频繁。[18]自15.4cal. ka B. P. 起气候开始向暖湿化发展，7.4cal. ka B. P. 时达到暖湿组合的鼎盛期。15.4～14.1cal. ka B. P. 和13.7～12.9cal. ka B. P. 之间为两次相对暖湿事件；16.0～15.4cal. ka B. P.，14.1～13.7cal. ka B. P. 和12.9～12.1cal. ka B. P. 期间为3次冷干事件。[18-23]尽管关于青藏高原的泛湖期和青海湖高湖面的研究学界仍有不同意见，[24-28]但是晚更新世以来青藏高原边缘地区确实存在数个气候湿润、湖水扩张的时期。[14]随着高分辨率气候指标、精确测年方法的出现，发现大尺度—长时间的环境变化背景下，存在着若干小尺度—短时期的暖湿期和冷干期。这些变化对古人类的迁徙和适应生存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正是伴随着这些气候条件变化的节奏，远古先民们踏上了“进军”高原的征途。
3 主要遗址介绍
迄今已经在青藏高原边缘地区发现数十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图1）。除小柴旦遗址发现于20世纪80年代外，其余地点都是近年发现的。初步研究显示这些遗址出土的石制品、动物化石、其他文化遗存和埋藏情况、地层年代及环境信息对于探讨古人类扩散的时空范围、生存模式、技术传统、文化特征以及当地古环境演变等一系列关键学术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以下简要介绍主要的旧石器地点。
3.1 小柴旦遗址
1982年发现于柴达木盆地边缘，随后进行过进一步的调查，采集到石制品160件，被认为是青藏高原地区确定的第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10]石制品出自小柴旦湖东南岸高出湖面（海拔3170m）8～13m的湖滨阶地上部的沙砾层中。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端刮器、石钻、雕刻器等。该地点的石制品组合接近华北的传统石片工业，[29]未见预制石核或修理台面技术，也不见石叶和细石叶制品。石器基本以石片为毛坯，形体较小。原料主要为石英岩砾石。用14C方法测得年代数据显示，该遗址的时代为30ka B. P. 左右。[10]
3.2 冷湖1号地点
发现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冷湖镇。该地点海拔2804m，石制品埋藏于保存良好的滩脊之内，调查时进行地表采集，未发掘。对发现石制品的相应层位采集的湖相泥炭进行年代测定，结果为37.21cal. ka B. P.±1.13cal. ka B. P.。[5]该地点为青藏高原边缘地区发现的有准确年代数据的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址。
图1 青藏高原边缘地区主要旧石器地点分布图
Fig. 1 Location of major Paleolithic sites i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marginal area
1．冷湖[5]；2．小柴旦[5-10]；3．黑马河[11]；4．江西沟[11]；5．沟后水库（GH001）；6．娄拉水库；7．下大武；8．冬给措纳湖诸地点
调查采集的石制品共3件，包括2件石核和1件石叶。所有石制品均以细腻的灰绿色石英岩为原料，石核与石叶均体现了与勒瓦娄哇石叶剥制技术相似的风格，这种技术特点与宁夏水洞沟遗址出土的石制品[30]相近似，年代也大体接近甚至更早，似乎让人窥见有这种技术标识的人类群体向高海拔地区探索的步履。但由于该地点石制品数量太少，对其组合特征和技术特点及其反映的古人类种群属性尚无法做更多的解读；而且在这样早的时代具有这种技术风格的遗址目前在该地区还只发现这一处，故有关史前人类迁徙与交流的推断尤当谨慎。
3.3 黑马河1号地点
1988年1月7日《人民日报》刊载消息，地质学家于青海湖南岸黑马河附近黄土阶地地面以下1.0～1.5m的黄土中发现石制品和骨制品。[4]2004年中美考察队员在青海省共和县黑马河镇发现黑马河1号地点。该地点海拔3210m，埋藏于青海湖西南缘黑马河阶地的黄土内。考察队员在该地点进行了小规模试掘，面积约14m2，发现古人类的生活面及灰堆等遗迹。主灰堆由带有火烧痕迹的花岗岩砾石、闪长岩砾石、炭屑及灰烬组成，花岗岩和闪长岩砾石堆砌成圆圈状半切入黄土中，中间为大量的炭屑和部分文化遗物。次灰堆位于主灰堆南侧约1m处，也发现有火烧痕迹的砾石、炭屑、灰烬和未烧过的石制品。由于此灰堆之下地面无火烧氧化痕迹，推测此灰堆系由主灰堆扰动产生。
发现的石制品包括1件石英岩石核，2件细石叶残片，1件两面修理的刮削器及数件石片，同时还发现可能用于研磨植物或者磨制骨器、木器的圆形砾石。从文化层中发现48件碎骨，无法鉴定种属，推测为中型哺乳动物，从碎骨的破裂程度及破碎方式判断它们是古人类敲骨吸髓的产物。此外还发现蛋壳的碎片（0.7mm厚）。
剖面黄土中部发现有微弱发育但清晰可辨的古土壤，经过14C测年判断该古土壤晚于12.5cal. ka B. P.，[11]代表了稍早于新仙女木事件的一段时间。遗迹及遗物位于该层古土壤之下，通过用灰堆及文化层内发现的炭屑进行测年，测定文化层的年代为12.9～13.1cal. ka B. P.。[11]
根据发现的文化遗迹和遗物，我们推测黑马河1号遗址由一次古人类的小规模宿营形成；古人类在此加工、食用了类似于羚羊一类的中型哺乳动物及蛋类。推测他们使用烧热的砾石将肉类加工至熟。石器技术包括了细石叶打制技术和两面加工技术。[11]
3.4 江西沟1号地点
图2 江西沟1号地点地层剖面
Fig.2 Geological section of Jiangxigou Locality 1
2004年发现，遗存埋藏于海拔3300m的青海湖古湖岸之上的风成沙丘的具有交错层理的细砂层中。遗址紧挨江西沟，向北4.5km即为现代青海湖湖岸。经过试掘，发现两个文化层，主要遗迹为两个不同层位的灰堆（图2）。
上文化层灰堆位于沙丘顶部35cm之下，其下2m为沙丘底部，推测当时人类在沙质地表上用火，并未挖灶坑。该灰堆为长50cm，厚2cm的透镜体，保留炭屑、灰烬条带。灰堆旁发现2件花岗岩砾石。发现的石制品包括2件剥制细石叶产生的碎片，1件细石叶，2件中型哺乳动物的长骨碎片。通过灰堆中发现的炭屑测年，得出14.16～14.8cal. ka B. P. 的数据。[11]
下文化层灰堆位于上层灰堆之下55cm处。发现范围约为60cm×110cm大小的古人类生活面，形状不规则。灰堆以炭屑和灰烬为主，直径65cm，厚约1cm。通过对灰堆中发现的炭屑测年，得知文化层形成于14.20～14.92cal. ka B. P.。[11]下文化层出土石制品107件，其中78件以细腻的黑灰色变质岩为原料，20件以中等颗粒的粉红色花岗岩为原料，9件以红褐色燧石为原料。大部分石制品长度在5～10mm，多为普通的石片和碎片。另发现一些因受热破碎的小型砾石和4件大型石英岩砾石（长轴大于25cm）。从石制品体积和技术特征推断它们为预制石核、修理或加工工具的产物。虽然未直接发现细石叶，但根据技术分析，石片多为预制细石核的副产品。大部分花岗岩石片应为加热食物的烧石或石砧的副产品。文化遗物还包括109件碎骨，多为长骨及肋骨的碎片（块）。其中1件表面发现切割痕迹，另1件发现砸击痕迹，推测为古人类敲骨吸髓的产物。[31]
黑马河1号地点和江西沟1号地点都显示了更新世晚期古人类在青海湖湖岸地区短时间、小规模的宿营活动以及针对中小型哺乳动物的消费行为。
3.5 娄拉水库地点
图3 沟后001地点灰堆遗迹平面图
Fig.3 Plan of fire-use surface at Locality GH 001
2007年6月发现于青海省海北州娄拉水库西侧，海拔3395m。该地点埋藏于黄土下的风成沙丘中，由于修建娄拉水库时取土、取沙，导致文化遗迹和遗物暴露。我们对其进行了调查、记录，但未进行发掘。采用区域调查法，以发现的一处灰堆为中心，布10m×10m探方，搜集探方内地表的所有文化遗物并记录遗迹现象。
灰堆平面呈30cm×30cm的不规则形，主要包含物为炭屑、灰烬、烧骨和石制品。灰堆以圆形砾石堆砌环绕而成，砾石有火烧痕迹。探方区域内发现的石制品以灰堆为中心向外扩散分布，中心处分布密集。石制品类型主要包括石片、碎屑和断块，另有少量细石叶残片。主要原料为石英。
初步判断该遗址形成年代为13ka B. P.，具体的年代数据仍在实验室分析中。
3.6 沟后001地点
2007年6月发现于青海省共和县沟后水库附近，海拔3056m。该地点位于共和盆地边缘沟后峡的高河漫滩内。由于沟后水库的修建，该河流已基本干涸。该地点经过了小规模试掘，试掘面积1m×3m。文化层位于距地表1.5m深处，主要遗迹为分布面积25cm×25cm的灰堆（图3），由炭屑、灰烬和砾石组成。石制品数量不多，仅从文化层堆积物中筛选出数件细石叶残片，主要原料为燧石和石英。灰堆中的砾石零散分布，多有火烧痕迹，其中2件因加热而断裂，应该是用来加热食物的烧石。
剖面由上至下堆积物分别为：黄土、古土壤、细砂和粗砂交错层。文化层位于黄土和古土壤之下的砂层中，推测古人类在当时河流的河漫滩进行了短暂的宿营。具体年代的测定工作仍在进行中，根据遗址所处的地貌位置和地层推断其形成年代不早于10ka B. P.。
3.7 下大武地点
2007年7月发现于青海省玛沁县下大武乡，海拔3992m，未进行发掘。文化遗物主要分布于清水河一级阶地砾石层之上的黄土堆积内，黄土堆积最厚处达4m。地表可采集到大量石制品，包括细石核、细石叶和刮削器等，大多以细腻的黑色石英砂岩和燧石为原料，在当地老乡取土遗留的黄土剖面上也发现保留在原生层位的石制品。在一处位于砾石层之上的灰堆中采集了土样和炭屑进行年代测定，实验室分析仍在进行中。
该地点地貌部位清晰，地层保存完整，文化遗物丰富，有考古发掘与研究的巨大潜力。
3.8 冬给措纳湖1～5号地点
2007年7月发现于青海省玛沁县冬给措纳湖湖岸阶地顶部，海拔4106m，未进行发掘。文化遗物主要分布于古湖岸堆积顶部，经过拉网式调查，共发现5处富含石制品的地点，主要类型包括普通石核、细石核、细石叶、石叶、刮削器、石片和经过加工的工具。石制品均经历了一定程度的风化磨蚀。
目前可见的两级湖岸阶地均发现有石制品，阶地高度5～10m不等，古人类可能根据湖水的涨落有选择地生活于此，相信该地点具有很大的研究潜力。
4 初步研究成果与讨论
迄今为止获得的旧石器考古材料及相关研究表明，青藏高原边缘地区至少在30ka B.P. 就有人类活动。到目前为止，所做的工作主要是针对重点区域开展旧石器调查、采集，对重要地点进行试掘，对发现的石制品、动物化石进行鉴定、分析研究，同时对部分遗址进行年代和环境分析。通过一系列野外工作和测试，我们对该地区旧石器文化面貌、技术传统及人类生存模式等学术问题有了初步的认识。
4.1 石制品组合
由于目前掌握的材料零散、有限，难以反映整个地区的旧石器文化面貌。发现的石制品类型包括：石核、细石核、石片、石叶、细石叶、刮削器，修理石叶及修理石片等（图4）；还有一些用于堆砌火塘及作为烧石的砾石。整体上看，石制品基本为小型者，既有普通石核与石片的组合，也存在石叶、细石叶组合。大部分石核具有修理台面的技术特征。石片、石叶以及细石叶数量最多，一部分被加工修理成刮削器等工具类型。有的遗址当中，普通石片技术与石叶技术并存，普通石片传统与细石叶工艺并存，石叶技术与细石叶工艺共存或者三者同时存在，这既可能与地表采集难以区分层位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部分反映了石器组合的面貌和由此隐含的工具多样化功能。石制品主要以优质、细腻的燧石、石英岩和石英为主，选自于附近的河滩砾石或岩脉的露头。作为烧石和石砧等其他用途的砾石则主要以花岗岩为主，为就地取材，因地制宜。
图4 青藏高原边缘地区发现的晚更新世石制品
Fig. 4 Late Pleistocene lithic artifacts found i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marginal area
1，2，3．细石核；4，5，6．细石叶断片；7．鸡冠状石叶；8．石片；9．石核；10．石片； 11．有修理痕迹的石片；12，13．刮削器 （1，2，3，5，6，10，12，13．发掘于冬给措纳湖地点；4，7，8，9，11．发掘于下大武地点）
4.2 文化源流
有很多学者做过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工业类型研究，并以此探讨晚更新世人类技术的发展和不同地区间人群的迁徙或文化交流。张森水认为小石器为主的文化传统与长石片—细石器为主的文化传统代表了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工业的主要变体，[29]黄慰文将其划分为小石器传统、石叶工业和细石器工业，[4]李炎贤[32]和林圣龙[33]也做了相似的划分和归类。总体上，学术界基本一致地将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工业划分为小石片工业、石叶工业和细石叶工业3个类型，但对其传承关系和各自的渊源存在不同的认知。[4,29,32,33]根据目前发现的有限的考古学材料，我们认为青藏高原边缘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面貌与中国北方其他地区同时期的石器工业基本一致，反映当时活跃在中国北方地区的主体人群和其技术与生存行为方式具有同一性。从冷湖1号地点发现的寥寥几件具有预制技术特征的石叶产品与宁夏水洞沟遗址出土者具有相似的风格，[30]小柴旦遗址出土的小石片工具组合与华北源远流长的小石器[29]传统吻合，而若干晚于15ka B. P. 遗址发现的细石器遗存则与华北20ka B. P. 以后出现的细石器[29]工业雷同。我们知道，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智能发生飞跃，石器制作技术和人类生存模式发生革命性的改变，人口膨胀、扩散。[34]古人类迁徙辐射的同时也将旧石器文化带到了不同的地区。水洞沟具有莫斯特技术特征的石叶工业被认为是中西方人群迁徙或文化交流的产物，[35]华北细石器工艺的起源也有“本土说”[36]和“北来说”。[37]目前在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区发现小石片工具、石叶工具和细石叶工具3种组合，后者显然晚于前两者。当细石叶出现以后，小石片和石叶遗存仍隐约可见。由此推测，该地区的古人类迁徙与技术发展并非是单向直线式的，而是错综复杂的。可能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区域有过不同人群的开发行为。他们是否有过互动？有过怎样的互动？对此我们尚不得而知。
目前从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区发现的古人类遗存十分零散，年代相对较晚，在石器文化方面基本属于中国北方的文化体系。与华北丰富而呈现连续发展的旧石器时代工业相比，后者当为区域性的古人类演化和文化发展的中心，而青藏高原的旧石器文化是其辐射、衍生的结果；两者间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青藏高原是具有强烈自身环境特点的地理单元，对气候变化更加敏感，晚更新世环境变化在这里可能呈现被放大的效应，对古人类适应生存的影响作用会更加显著，因此应该存在着与中国北方其他地区不同的人类扩张、缩退和生存方式演变模式，区域文化也应具有自己的特点。
4.3 人类生存模式与环境制约
作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海拔越高的地区越不适宜人类生存；高寒缺氧、生物资源稀少、食物资源分布不均匀等原因都制约着古人类的迁徙、开发和技术发展。根据目前的发现，末次冰期间冰段（MIS3）后期，温暖湿润的环境使得狩猎—采集者首次出现在该地区。他们的人数可能很少，留下的遗存十分有限，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也如盲人摸象一般。他们中有的群体可能拥有当时较为先进的石叶技术，可以用锋尖利刃的石叶工具狩猎捕食。他们的生存行为以湖泊为中心，因为这里富积着他们需要的水源和动植物食物资源。适宜的环境，缺少争食竞争者，应该使他们的生存变得容易。但是否有生理上的不适应或其他的自然阻力，我们疏于考证。
随着末次冰期最盛期的到来，湖水退缩，生物资源减少，以湖泊为中心的资源带变小，之间的距离拉大。恶化的环境可能使得一部分人群消亡了，另一些人迁徙到相对暖湿、生物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域。于是我们很少能发现这一时期人类在这里生存的遗迹。
末次冰期冰后期，气温慢慢回升，适宜的气候条件和生存环境再现，人类重新回到高原的边缘地区。[12,38,39]这时的人类开发活动似乎更具规模，更加系统深入，开发者拥有了细石器技术和由此带来的复合工具，狩猎采集的能力增强，生存领地扩大，不再局限于湖泊的周围，在一些河岸也出现了他们征服的足迹。黑马河、江西沟、娄拉水库、沟后、下大武、冬给措纳湖等一系列分布相对密集、年代在15ka B. P. 之后的遗址的出现便是明证。但较之华北腹地，这里的人们还是留下了在特殊环境下以特定的生存模式留下的印记：大多遗址表现为短时营地的特点，大多遗址保留古人类用火的遗迹，有的遗址存在的碎骨体现出古人类敲骨吸髓的特征。这些说明古人类是处于高频迁徙移动的状态以利用稀薄的食物资源；他们必须借助火的热度取暖和熟食；而一旦得到食物，就要将其消费至穷尽。这正是古人类对所处环境适应、应变，变不利为有利的结果。
当然，由于目前掌握的材料相当有限，对古人类生存模式的推测与阐释尚需更加翔实的考古材料加以验证。
致谢：感谢青海考察组其他成员在野外工作中做出的贡献和对本文写作给予的支持和建议。他们包括：兰州大学陈发虎教授，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马海州研究员，美国得克萨斯大学 David B. Madsen教授，美国沙漠研究所Robert G. Elston和David Rhode博士，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P. Jeffrey Brantingham博士，美国亚利桑那大学John W. Olsen教授等。
2008年11月
参考文献
[1] Dawson A. G. Ice Age Earth: Late Quaternary Geology and Climate[M]. London: Routledge, 1992: 293.
[2] 刘东生. 开展“人类世”环境研究，做新时代地学的开拓者——纪念黄汲清先生的地学创新精神[J]. 第四纪研究，2004，24（4）：369-378.
Liu Dongsheng. Demand of Anthropocene Study in the New Stage of Geoscience: In Honor of Late Geologist Huang Jiqing for His Innovative Spirit[J]. Quaternary Sciences, 2004, 24(4): 369-378.
[3] 吴新智. 与中国现代人起源问题有联系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成果的讨论[J]. 人类学学报， 2005，24（4）：259-269.
Wu Xinzhi. Discussion on the Results of Some Molecular Studies concerning the Origin of Modern Chinese[J]. Acta Anthropologica Sinica, 2005, 24(4): 259-269.
[4] 黄慰文. 中国旧石器晚期文化[M]//吴汝康，吴新智，张森水. 中国远古人类.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222-232，236.
Huang Weiwen. The Late Paleolithic of China[M]//WuRukang, Wu Xinzhi, Zhang Senshui. Early Humankind in China. Beijing: Science Press, 1989: 222-232, 236.
[5] Brantingham P. J., Gao X., Olsen J. W., et al. A Short Chronology for the Peopling of the Tibetan Plateau[M]//Madsen D. B., Chen Fahu, Gao Xing. Late Quaternary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daptation in Arid China (Developments in Quaternary Science). Amsterdam: Elsevier, 2007: 129-150.
[6] Brantingham P. J., Kerry K. W., Krivoshapkin A. I., et al. Time-space Dynamics in the Early Upper Paleolithic of North East Asia[M]//Madsen D. B. Entering America: Northeast Asia and Beringia before the Last Glacial Maximum. Salt Lake City: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2004: 255-284.
[7] Andersson J. G. Researches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J]. BMFEA, 1943, 15:1-304.
[8] Pei Wenchung. Archaeology Research in Kansu[J]. Peking Natural History Bulletin, 1948, 16(3/4): 231-238.
[9] 许新国. 青海考古的回顾与展望[J]. 考古，2002（12）：1059-1067.
Xu Xinguo. Look back and Look forward to Archaeology Research in Qinghai Province[J]. Archaeology, 2002 (12): 1059-1067.
[10] 黄慰文，陈克造，袁宝印. 青海小柴达木湖的旧石器[C]//中国科学院中澳第四纪合作研究组. 中国—澳大利亚第四纪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168-175.
Huang Weiwen, Chen Kezao, Yuan Baoyin. Paleolithic Artifacts from Xiao Chadam, Qinghai Province[C]//Sino-Australian Quaternary Cooperative Research Team,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Papers of Sino-Australian Quaternary Conference. Beijing: Science Press, 1987: 168-175.
[11] Madsen D. B., Ma Haizhou, Brantingham P. J., et al. The Late Upper Paleolithic Occupation of the Northern Tibetan Plateau Margin[J].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06, 33(10):1433-1444.
[12] Brantingham P. J., Gao Xing. Peopling of the Northern Tibetan Plateau[J]. World Archaeology, 2006, 38(3): 387-414.
[13] 施雅风，李吉均，李炳元. 青藏高原晚新生代隆升与环境变化[M]. 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98：417-442.
Shi Yafeng, Li Jijun, Li Bingyuan. Uplift and Environment Changes of Qinghai-Xizang(Tibet) Plateau in the Late Cenozoic[M]. Guangzhou: Guangd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1998: 417-442.
[14] Herzschuh U. Palaeo-moisture Evolution in Monsoonal Central Asia during the Last 50000 Years[J].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2006, 25 (1/2):163-178.
[15] 潘保田，王建民. 末次间冰期以来青藏高原东部季风演化的黄土沉积记录[J]. 第四纪研究，1999（4）：332-335.
Pan Baotian, Wang Jianmin. Loess Record of Qinghai-Xizang Plateau Monsoon Variations in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Plateau since the Last Interglacial[J]. Quaternary Sciences, 1999(4): 332-335.
[16] 姚檀栋. 末次冰期青藏高原的气候突变——古里雅冰芯与格陵兰GRIP冰芯对比研究[J].中国科学：D辑，1999，29（2）：175-184.
Yao Tandong. Abrupt Climatic Changes on the Tibetan Plateau during the Last Ice Age—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Guliya Ice Core with the Greenland GRIP Ice Core[J]. Science in China: Series D, 1999, 29(2):175-184.
[17] 阎革，王富葆，韩辉友，等. 青藏高原东北部30ka以来的古植被与古气候演变序列[J].中国科学：D辑，1996，26（2）：111-117.
Yan Ge, Wang Fubao, Han Huiyou, et al. Paleovegetational and Paleoclimatic Evolution Series on Northeastern Qinghai-Xizang Plateau in the Last 30000-year[J]. Science in China: Series D, 1996, 26(2):111-117.
[18] 沈吉，刘兴起，Matsumoto R.，等. 晚冰期以来青海湖沉积物多指标高分辨率的古气候演化[J]. 中国科学：D辑，2004，34（6）：582-589.
Shen Ji, Liu Xingqi, Matsumoto R., et al. Multi-proxy and High Resolution Paleoclimate Record from the Sediment of Qinghai Lake since Late Glacial[J]. Science in China: Series D, 2004, 34 (6): 582-589.
[19] 山发寿，杜乃秋，孔昭宸. 青海湖盆地35万年来的植被演化及环境变迁[J]. 湖泊科学， 1993，5（1）：9-17.
Shan Fashou, Du Naiqiu, Kong Zhaochen. Vegetational and Enviromental Changes in the Last 350ka in Erlangjian, Qinghai Lake[J]. Journal of Lake Science, 1993, 5(1):9-17.
[20] 刘兴起，沈吉，王苏民，等. 16ka以来青海湖湖相自生碳酸盐沉积记录的古气候[J]. 高校地质学报，2003，9（1）：38-46.
Liu Xingqi, Shen Ji, Wang Sumin, et al. A 16000-year Paleoc Limatic Record Derived from Authigenetic Carbonate of Lacustrine Sediment in Qinghai Lake[J]. Geological 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ies, 2003, 9(1):38-46.
[21] Colman S. M., Yu Shiyong, An Zhisheng. Late Cenozoic Climate Changes in China’s Western Interior: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Lake Qinghai and Comparison with Other Records[J].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2007, 26(17/18):2281-2300.
[22] 刘兴起，王苏民，沈吉. 青海湖QH-2000钻孔沉积物粒度组成的古气候古环境意义[J].湖泊科学，2003，15（2）：112-117.
Liu Xingqi, Wang Sumin, Shen Ji. The Grainsize of the Core QH-2000 in Qinghai Lake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Paleoclimate and Paleoenvironment[J]. Journal of Lake Science, 2003, 15(2):112-117.
[23] 陈克造，Bowler J. M.，Kelts K. 四万年来青藏高原的气候变迁[J]. 第四纪研究，1990（1）：21-31.
Chen Kezao, Bowler J. M., Kelts K. Palaoclimatic Evolution with in the Qinghai-Xizang(Tibet) Plateau in the Last 40000 years[J]. Quaternary Sciences, 1990(1):21-31.
[24] 郑绵平，袁鹤然，赵希涛，等. 青藏高原第四纪泛湖期与古气候[J]. 地质学报，2006， 80（2）：169-180.
Zheng Mianping, Yuan Heran, Zhao Xitao, et al.The Quaternary Pan-lake (Overflow) Period and Paleoclimate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J]. Acta Geologica Sinica, 2006, 80(2):169-180.
[25] 贾玉连，施雅风，范云崎. 四万年以来青海湖的三期高湖面及其降水量研究[J]. 湖泊科学，2000，12（3）：211-218.
Jia Yulian, Shi Yafeng, Fan Yunqi. Water Balance of Paleolake Qinghai and Its Precipitation Estimation at Three High Lake-level Stages since 40ka B.P.[J]. Journal of Lake Science, 2000, 12(3):211-218.
[26] 赵希涛，朱大岗，严富华，等. 西藏纳木错末次间冰期以来的气候变迁与湖面变化[J].第四纪研究，2003，23（1）：41-52.
Zhao Xitao, Zhu Dagang, Yan Fuhua, et al. Climatic Change and Lake-level Variation of Nam-Co, Xizang since the Last Interglacial Stage[J]. Quaternary Sciences, 2003, 23(1):41-52.
[27] 李世杰，张宏亮，施雅风，等. 青藏高原甜水海盆地MIS3阶段湖泊沉积与环境变化[J].第四纪研究，2008，28（1）：122-131.
Li Shijie, Zhang Hongliang, Shi Yafeng, et al. A High Resolution MIS3 Environmental Change Record Derived from Lacustrine Deposit of Tianshuihai Lake, Qinghai-Tibet Plateau[J]. Quaternary Sciences, 2008, 28(1):122-131.
[28] Madsen D. B., Ma Haizhou, Rhode D., et al. Age Constraints on the Late Quaternary Evolution of Qinghai Lake, Tibetan Plateau[J]. Quaternary Research, 2008, 69(2):316-325.
[29] 张森水. 中国北方旧石器工业的区域渐进与文化交流[J]. 人类学学报，1990，9（4）： 322-333.
Zhang Senshui. Regional Industrial Gradual Advance and Cultural Exchange of Paleolithic in North China[J]. Acta Anthropologica Sinica, 1990, 9(4):322-333.
[30] Breuil H. Archéologie[M]//Boule M., Breuil H., Licent Eetal. Le Paleolitique de la Chine. Paris: Masson, 1928: 103-136.
[31] Madsen D. B., Ma Haizhou, Brantingham P. J., et al. The Late Upper Paleolithic Occupation of the Northern Tibetan Plateau Margin[J].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06, 33(10):1433-1444.
[32] 李炎贤. 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划分[J]. 人类学学报，1993，12（3）：214-223.
Li Yanxian. On the Division of the Upper Palaeolithic Industries of China[J]. Acta Anthropology Sinica, 1993, 12(3):214-223.
[33] 林圣龙. 中西方旧石器文化中的技术模式的比较[J]. 人类学学报，1996，15（1）： 1-20.
Lin Shenglong. Comparison of Technological Mode of Paleolithic Cultur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J]. Anthropologica Sinica, 1996, 15(1):1-20.
[34] 陈胜前. 中国北方晚更新世人类的适应变迁与辐射[J]. 第四纪研究，2006，26（4）： 522-533.
Chen Shengqian. Enviroment Adaptation and Diffusion of North China Humans in Late Pleistocene[J]. Quaternary Sciences, 2006, 26 (4):522-533.
[35]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水洞沟：1980年发掘报告[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209- 219.
Ningxia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Shuidonggou: The Report of Excavation in 1980[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03: 209-219.
[36] 贾兰坡. 中国细石器的特征和它的传统、起源与分布[J].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8（2）：137-143.
Chia Lanpo. On the Phase, Origin and Tradition of Microtool Industry in China[J].Vertebrata Pal Asiatica, 1978(2):137-143.
[37] 裴文中. 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M]. 上海：商务出版社，1948：1-235.
Pei Wenzhong. A Study of the Prehistoric Remains Found in China[M].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48: 1-235.
[38] Brantingham P. J., Ma Haizhou, Olsen J. W., et al. Speculation on the Timing and Nature of Late Pleistocene Hunter-gatherer Colonization of the Tibetan Plateau[J].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2003, 48 (14):1510-1516.
[39] 周笃珺，马海州，Brantingham P. J.，等. 晚更新世以来青海北部的人类活动与湖泊演变[J]. 盐湖研究，2003，11（2）：8-13.
Zhou Dujun, Ma Haizhou, Brantingham P. J., et al. Human Activities and Lake. Evolution in Northern Qinghai since Late Pleistocene[J]. Journal of Salt Lake Research, 2003, 11(2):8-13.
Abstract
More than 10 Paleolithic sites of the late Pleistocene have been found in the marginal areas of Qinghai-Tibet Plateau, since the discovery of the Paleolithic remains at Xiaochaidan, Qinghai Province during the 1980s. These remains show that ancient humans started to spread to this high altitude area since the 30ka B.P., yet there had no more human migration to the Plateau until the 15ka B.P.. Through analysi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ites, ancient environment features, dating and stone-tool technology, we could have a glimpse at the process of ancient humans’development of the area, so as to reveal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historic human technology, the evolution of survival mode and the ancient environment.
【注释】
[1] 本项目获得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批准号：2006CB806400）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