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吐蕃的赭面习俗^[1]

李永宪（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据《唐书》等史籍记载，西藏吐蕃时期曾流行一种称为“赭面”的面饰习俗，但其具体样式却未见有记述。近年来，青海都兰、德令哈两处吐蕃墓葬材料的刊布，使我们首次通过考古材料对这一面饰习俗有了最直观的认识与了解，墓中出土的木板彩画上绘有数十名赭面人物，再现了吐蕃时期这种面饰习俗的具体样式。本文拟以两处墓葬的考古材料为实物依据，结合相关文献资料，针对吐蕃时期赫面的形式、特征、源流等问题，试做一点研究分析。

一、历史文献中“赭面”一词的分析

事实上，在有关西藏历史的汉、藏文文献中，均有“赭面”一词，但关于史籍中该词的含义以及研究者对该词的理解与使用，却有着不同的两种指向。一种认为“赭面”一词，应指西藏古代人种之特征，即所谓西藏远古“食肉赤面者”之“赤面”。例如：“《五部遗教》记载，‘此后由神与岩魔女统治，西藏遂称神魔之域（原附藏文略，下同——笔者注），并出现了‘食肉赤面者’（见《王者遗教》18页上）。其间‘食肉赤面者’一词，在后来的藏籍中即视为是藏人的代称，继而用‘红面域’或‘赤面域’代称西藏……在《唐书·吐蕃传》中所谓吐蕃人喜‘赭面’，当即藏文所指（赤面或赭面），所谓‘赤面域’或‘赤面国’盖源于此。”^[2]“在吐蕃，有三大处地面……最初被称为有雪吐蕃之国。中间一段时间期被神魔统治，被称为赭面之区；后来被称为悉补野吐蕃之国……”^[3]而“赤面”的源称，本教史《法源》则解释为因最初“直接吞食侵众人类，饮食人畜血肉面变赤”所致^[4]。显而易见，这里出现的“赭面”一词，其字面含义应是指肤色等人种特征，所以研究者对它的理解与使用，都是与“赤面”、“红面”等词相等同，是对远古西藏先民人种特征的描述或指代，并且还认为《唐书》所指“赭面”也是这个意思。此外，《拔协》、《五部遗教·王者噶塘》、《释迦牟尼如来像法灭尽之记》、《尊胜佛母续》中均有类此用法，此不罗列。在汉文文献中，有近人《艽野尘梦》谓“……沿途所见，皆赭面左衽之藏民”，则是近代对上述词义的沿用^[5]。

对“赭面”一词的另一种理解与使用，是指“用赭色涂面”，即指在面部涂抹红彩的化妆形式。关于这一指义，最具代表性者当举《旧唐书·吐蕃传》中一段：“贞观十五年，帝以文成公主妻之……公主恶其人赭面，弄赞令国中权且罢之。”这里出现的“赭面”，就是指面部涂红色的妆式，而且从前言后语间的关联性可以读出，这是当时吐蕃地方普遍流行的习俗，故才有“令国中权且罢之”之说。历来学者称吐蕃人有“赭面”习俗，大都引此为据，故对此处“赭面”一词的理解和使用，学界没有歧义。

细察藏、汉文献中有关“赭面”一词的含义与用法，明显有所不同，凡称“赭面”等类似词语为面部妆饰者，皆出自汉文文献；而在藏文中出现“赭面”或相类词语者，皆指西藏“赤面”人种特征，未见有指“赭面”为面部妆式。

二、墓葬材料所见吐蕃“赭面”的例证

有关吐蕃“赭面”的实物例证，见于近年来公布的两处墓葬材料。两处墓葬均发现于青海省境内，一是1999年发掘的都兰吐蕃三号墓^[6]，二是2002年清理的德令哈市郭里木的两座吐蕃墓^[7]。两处墓葬中皆出土绘有“赭面”人物的木板彩画，兹举要如下：

都兰吐蕃三号墓 都兰吐蕃三号墓位于都兰县热水乡血渭草场的热水沟南岸，地处海拔3400多米，1999年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发掘清理，编号为99DRNM3，是一座椭圆形封土的石砌多室墓，其时代约为公元8世纪中期^[8]。该墓墓道中出有1件彩绘木箱，木箱的东、北、西三面侧板上绘有4位人物，其中2人着窄袖左衽紧身服，短发，手执弓箭；另2人亦着窄袖紧身衣，手执笙、琵琶等乐器，4人均为“赭面”^[9]。

图1 都兰吐蕃三号墓彩绘木箱上的“赭面”人物

观察都兰吐蕃三号墓木箱彩绘人物的“赭面”样式，均是在额、鼻、下巴、两颊等面部高凸的部位涂以红彩，但涂彩的形状和部位又有所区别，具体说来可分为三种样式：一是将双眼以下的面颊与鼻梁联为一片通涂红彩，如东侧箱板与西侧箱板上的两名射手；二是在两颊、鼻、下巴等处分别涂以圆点状红彩，如北侧木板所绘怀抱琵琶的人物；三是将两颊部位的红彩涂成三道弧形条状，如北侧箱板所绘执笙人物。观察实物发现，虽然人物形象部分已很模糊，但“赭面”涂彩的印痕却很清楚，说明绘画所用的红彩应是朱砂等矿物质颜料（图1）。

德令哈郭里木吐蕃墓 德令哈郭里木吐蕃墓群地处市区以东30公里巴音河南岸的夏塔图草场，2002年8月由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海西州民族博物馆共同清理了两座已被盗掘的墓葬，其中一座为单人武士墓，另一座为异性合葬墓，墓葬时代为公元8世纪末^[10]。两座墓中共有3具木棺，木棺四面棺板均有彩绘，3具木棺共有挡头棺板（端板）6块，绘“四神”、花鸟等内容；侧板多块，所绘内容丰富多样，其中1具木棺的侧板绘有以赞普、赞蒙（王、王后）为中心人物的狩猎、行商、宴乐、迎宾、祭祀、合欢等6组画面，整块木板构成一幅大画面，其多位人物有“赭面”红妆。

从发表的该棺板的彩画摹本中，共有可统计的人物42人，从画面上看，其身份包括有赞普、赞蒙、侍者、商人、射手、平民等身份不同的各类人物，其服装姿态亦各不相同。画面上可观察到面部涂有红彩的“赭面”人物共34人（背面人物和头部缺失人物除外），其“赭面”形式也都是在额、鼻、下巴、两颊等面部高凸部位涂以点状、条状、块状的红彩，依其涂点的数量可分为“十三点”、“九点”、“七点”、“五点”等。除额、鼻、下巴三点外，两面颊的涂点均在数量、部位上呈对称状。其中比较特别的有两种样式：一是将两颊与鼻梁涂点联为一片，通涂红彩，如画面中赞蒙、一位骑马商人、赞普身后的一位侍者、一位站立的射手共4人；另一种样式是在对称的两颊或眼尾、眉梢、腮部等处涂斜向的条形红彩，各类人物中均有此种样式（图2）。郭里木墓中棺板彩画中的“赭面”样式，从人物身份、性别上看不出特定的区别或标志性规律，说明当时面涂红彩可能是一种普遍的社会习俗。与都兰热水三号墓彩绘木箱上的“赭面”样式相比较，其形式和涂点部位也是相同的，反映出公元8世纪左右，这种面饰习俗在吐蕃文化中的一致性。

图2 德令哈郭里木吐蕃墓棺板彩画“赭面”人物

三、“赭面”是吐蕃文化的标志

上举两处墓中木板彩画中“赭面”人物的实例，第一次形象而直接地证实了《唐书》等汉文史籍所载吐蕃“国中”通行“赭面”是毋庸置疑的史实。该两处墓地均地处祁连山南侧柴达木盆地的东缘及北缘草原地带，历史上曾是吐谷浑部的疆域，因此两处墓地的文化特征也很引人关注。就墓葬材料本身而言，其丰富的文化信息尚需深入分析研究，不少学者亦观察到其中具有的吐蕃、汉地（唐朝）乃至中亚等不同文化的因子。仅就德令哈郭里木墓葬墓主族属及身份而论，就有不尽相同的几种观点，如程起骏先生认为郭里木墓中的“棺板彩画是草原王国吐谷浑的遗物……描绘的是吐谷浑一位王者绚丽多彩的生活画卷，也是那个民族那个时代的社会图景”^[11]。林梅村先生则认为郭里木“两墓既不是吐蕃赞普墓，亦非某些学者认为的吐谷浑王墓，它极可能是苏毗贵族墓”，其中的合葬墓更可能是吐蕃大臣禄东赞之子噶尔钦陵与其王妃苏毗之墓^[12]。

其实，无论郭里木两墓墓主身份如何，棺板彩画中所表现的“赭面”习俗都应是源自吐蕃。《旧唐书》所载“公主恶其人赭面，弄赞令国中权且罢之”一段说的是贞观十五年（641年）的事，可见至少在公元7世纪中叶，“赭面”之俗已在吐蕃本土十分流行，才会使初来拉萨的文成公主第一次目睹这样的奇异之俗时感到难以接受。吐蕃本土流行“赭面”的这个时期，显然早于青海郭里木墓葬和都兰热水三号墓的年代。可以推测的是，《旧唐书》所说的公元7世纪中期松赞干布对国中流行“赭面”之俗的禁令，并未真正得到执行，甚至在某些地区可能从未被禁止过，因此，作为吐蕃传统文化的一个标志，在吐蕃兼并了吐谷浑、占领河西走廊等广大地区之后，“赭面”之俗流传的地区更大。故有研究者指出，郭里木墓棺板彩画内容中“明显可以指为吐蕃民族习俗的是赭面……它是古代吐蕃民族长期形成的特有风俗”^[13]。

如果说青海两处墓葬中的“赭面”实证可视为吐蕃本土习俗在“大蕃”邦国的传播和延伸，那么“安史之乱”后吐蕃对河西地区所推行的“风俗同化”，则是一种带有强制性质的统治手段。吐蕃占领敦煌初期，尚乞心儿让沙州人民改易穿着、学说蕃语、赭面文身。《张淮深碑》载“河洛沸腾……并南蕃之化……由是行遵辫发，体美织皮，左衽束身，垂肱跪膝”，及《阴处士修功德记》载“熊罴爱子，拆襁褓以文身；鸳鸯夫妻，解鬟钿而辫发”等之语，皆可说明“赭面”之俗在敦煌等河西地区的出现，是伴随吐蕃对该地区推行“蕃化”统治的一种族别文化标志^[14]。

吐蕃的“赭面”作为一种习俗在青海、河西地区的出现，无论是一种主动的摹仿或是被动的接受，对非吐蕃文化而言，都是一种异文化的移植。这种习俗的影响之远，其时已达数千里之外的唐长安城，在白居易诗《时世妆》中，作者对此有十分形象的描写：“……圆鬟无鬓堆（椎）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昔闻被发伊川中，辛有见之知有戎。元和妆梳君记取，髻椎面赭非华风。”^[15]诗人不仅指出流行于长安城内外的这种“椎髻赭面”妆式并非汉地之俗而是一种异文化的传播，而且还在诗中详细地描绘了“斜红不晕”的样式，这恰与吐蕃“赭面”中面颊两侧涂抹对称的斜条形红彩几乎完全相同。由此可见，正是在唐蕃争战交好之间，“赭面”妆式在无形之中得以传入汉地，作为一种异文化的标志在其他地区被接受。

四、“赭面”习俗的起源与延续

“赭面”何以能在吐蕃时期成为西藏本土文化的一个标志或特征，其源起或早期形态如何，藏文历史文献中从未见有记述，但在汉文史籍中却可找到一些相关的记载。《隋书·西域传》之“女国”条下记载：“女国，在葱岭之南……王姓苏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男女皆以彩色涂面，一日之中，或数度变改之……气候多寒，以射猎为业。出鍮石、朱砂、麝香、牦牛、骏马、蜀马。尤多盐，恒将盐向天竺兴贩……开皇六年，遣使朝贡，其后遂绝。”^[16]此处所载“女国”的有关内容，对于考察吐蕃“赭面”习俗的由来，应是有些帮助的。

首先，《隋书》所载“女国”与《唐书》之“东女国”是完全不同的，其地在“葱岭之南”，生态环境具有“气候多寒，以射猎为业……尤多盐”等特征，其所处应是猎牧经济为主、盐业经济为辅，湖泊密布、气候严寒的藏西、藏北的广袤高原区。因此，多数学者认为《隋书》之“女国”应是指吐蕃王朝建立之前就已活动于藏西北地区的“羊同”（象雄）或“苏毗”等部落联盟区。其次，“女国”存在的“男女皆以彩色涂面，一日之中，或数度变改之”的情形，不仅说明当时当地的面部涂彩是不分性别、身份的一种普遍习俗，而且表明流行这种习俗的地区，应具有彩色颜料充足易得的自然资源条件，这与其地出产“朱砂”应是密不可分的。朱砂是从“赤铁矿”（赭石）中提取的矿物质红色颜料，而赤铁矿红色颜料在西藏出现较早，距今三四千年的拉萨曲贡遗址曾出土有研磨和盛装红色颜料的石磨盘和小陶瓶，经鉴定颜料性质为赤铁矿粉末^[17]，只是当时用量不大。赤铁矿颜料较大量的使用，是出现在阿里、那曲地区的古代涂绘岩画中，且岩画的时代早于吐蕃时期^[18]，因此，藏西北地区所具有的矿物质红色颜料（赤铁矿／赭石）资源不仅是当地岩画的主要原料，而且也可能成为“女国”时期“以彩色涂面”的颜料来源。再次，《隋书》所载的“女国”曾于隋文帝开皇六年（586年）遣使赴汉地朝贡，只是“其后遂绝”，可见早在吐蕃王朝建立之前，当时的“女国”已具有相当的实力，能代表西域高原一方与汉地交好，而其时当地已是“男女皆以彩色涂面”。至文成公主进藏时的641年前后所见吐蕃国中流行的“赭面”，并非西藏最早的面饰形式，而应是百年前就已在“女国”猎牧部落中流行的“彩面”在吐蕃腹心地区延续发展的一种形式。可以推测，吐蕃“赭面”习俗之先河，当为藏西北猎牧部落所开创，其起源应是西藏高寒地区部落的一种习俗。

关于“女国”曾流行的“彩面”习俗，考古材料中亦有一些线索或可佐证。例如：在噶尔县门士乡境内的“琼隆银城”（又作“穹隆银城”）遗址，曾发现大量研磨红色颜料的砺石、磨棒、磨盘、石臼等遗物，其上多遗有红色痕迹，根据这些工具的形制与数量分析，其研磨颜料的量应不是很大，但使用者人数却不少，其用途极有可能是研磨涂饰面部的红颜料。该遗址的年代为公元5—7世纪（14C测定）^[19]，与《隋书》所载“女国”的所处时代十分接近。

我们可以做一种推测，“以彩涂面”的习俗是在“女国”、“象雄”、“苏毗”等高原猎牧部落文化区起源的，至吐蕃时期已成为古代西藏的一种普遍习俗即“赭面”，其中可能隐含着一个文化与政治势力兼并融合的背景，那就是吐蕃王朝建立后形成的高原政治法权的统一以及佛教的逐渐兴盛，包括本教、“彩面”等源于藏西北地区的一系列文化因素在吐蕃本土腹心地区迅速融入“吐蕃文化”这个整体，而“赭面”作为“吐蕃文化”的一个标志，随着吐蕃的势力扩张而出现在吐谷浑部以及河西地区乃至波及长安。

然而，又是什么原因使这一可以远传长安的妆式习俗并未在吐蕃本土的腹心地区延续下来呢？除了“赭面”的功利性因素（如护肤、防晒等）可能具有的环境差异，“彩面”习俗的衰落可能与当时吐蕃王室兴佛运动背景有关。如在《贤者喜宴》中有一段记述颇有意味：吐蕃赞普赤松德赞兴佛盟书（第二盟书）指责“夫吐蕃之旧有宗教实为不善，敬奉神灵之方法与仪轨不符，故众人沉溺于不善，有人身涂红颜，有人存心有碍国政，有人癖好使人畜生病，有人醉心于招致灾荒饥馑”^[20]。此处所言吐蕃旧有之“不善”宗教，显然是当时赞普极力反对的非佛教因素，而在身体或面部“涂红颜”被视为“沉溺于不善”的另类表现。正是因为它们代表的是旧有宗教，而与当时王室兴佛意识是相悖的。要发展佛教，必须革除吐蕃旧有之不善宗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此前松赞干布“令国中权且罢之”都未能实现的禁令，却在9世纪以匡正佛教教义的名义，置“赭面”于不善之例，使其不再是流行于吐蕃“国中”。这个推测虽只是一种假说，但细察西藏历代各类藏文史籍，似乎皆未见有记载“彩面”或“赭面”这个曾在吐蕃国中流行的习俗传统，恐怕不应只是一种巧合。

然而，即使在吐蕃王朝灭亡之后，西藏的“赭面”习俗也并未真正消失，而是回到了它的原生环境和原生功能状态——在藏西、藏北及其他以游牧为生的部落中，作为一种面部化妆、护肤的形式保留下来并沿袭至今。清抄本《西藏见闻录》载：“阿里噶尔妥之妇女……少艾每以糖脂或儿茶^[21]涂脸，以作□□之态，与优人中所涂焦赞之面相似，犹传面以粉□意也。”^[22]或如清《西藏新志》称：“妇女见喇嘛时，必以红糖或乳茶涂于腮，否恐呈妍露媚，迷惑僧人而致罚。然现今此俗，不独见喇嘛为然，家居时亦为之。”^[23]此外，“男子亦有以兽脂涂其面者，大概极寒之地，此等习惯最多云”^[24]。至近现代，西藏古时的“赭面”已演化为一种妇女的面饰习俗，虽男子亦有涂面者，但在真正保留有“彩面”习俗的乃是游牧民中妇女的专利^[25]。

综观“赭面”习俗在西藏的源起、流行、衰落与延续，其中有两个富有意味的现象或许还可深入分析研究，一是它最早产生于猎牧部落并最后留存于游牧部落之中，这是一个文化回归的现象还是一种与宗教相关的结果？二是藏文史籍中始终不见对吐蕃之“赭面”习俗的记述，而所有关于西藏“赭面”、“涂面”等风俗的记述，均出自汉文史籍，两者间的这个区别究竟有何意义，亦是值得关注的一点。

2007年

Abstract

The custom of “painting faces red” in Tubo Dynasty is not the earliest form of facial ornament in Tibet, it could date back to the hunting and nomadic culture of the Tibetan Alpine region. After the collapse of Tubo Dynasty, the custom of “painting faces red” went out of fashion, only kept in western and northern Tibet as well as in the nomadic tribes. The tradition gradually evolves into a custom of facial ornament of the women in pasturing areas in modern times, yet this ancient tradition is always a feature of the plateau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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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西藏史前史”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为 02JAZJD840011。

[2] 黄颢译注：《〈贤者喜宴〉摘译》注5，《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第40～41页。

[3]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第14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

[4] 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吴坚、平措次仁著，陈庆英、格桑益西、何宗英、许德存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第11页，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

[5] 陈渠珍：《艽野尘梦》第12页，任乃强校注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年。

[6]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都兰吐蕃墓》，科学出版社，2005年。

[7] 许新国等：《唐代绘画新标本——吐蕃棺板画》，《文物天地》2004年第3期。

[8]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都兰吐蕃墓》第127～128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年。

[9]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都兰吐蕃墓》第100～104页，图六四、六五，图版三三、三四，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年。

[10] 许新国等：《唐代绘画新标本——吐蕃棺板画》，《文物天地》2004年第3期，第21页。

[11] 程起骏：《棺板彩画——吐谷浑人的社会图景》，《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3期（青海专辑：下），第92～93页。

[12] 林梅村：《棺板彩画——苏毗人的风俗图卷》，《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3期（青海专辑：下），第96～98页。

[13] 罗世平：《棺板彩画——吐蕃人的生活画卷》，《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3期（青海专辑：下），第94～95页。

[14] 有关吐蕃对河西地区的“蕃化”统治，可参见陈国灿：《唐朝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时间问题》，《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1期。

[15] 范学宗、吴逢箴、王纯洁：《全唐文全唐诗吐蕃史料》第454～455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

[16] 《隋书》第六册卷八十三·列传第四十八《女国》第1850～1851页，中华书局，1973年。

[17] 黄素英：《曲贡遗址研色盘表面红颜色鉴定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拉萨曲贡》第255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18] 李永宪、霍巍：《西藏岩画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

[19] 李永宪、霍巍：《西藏阿里噶尔县“琼隆银城”遗址》，《中国重要考古发现》（2004），文物出版社，2005年。

[20] 关于《贤者喜宴》中此段的汉译转达引自罗世平：《棺板彩画——吐蕃人的生活画卷》，《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3期（青海专辑：下），第94页；查黄颢译者注本《贤者喜宴》，汉译则为“吐蕃之古老佛法不完善，祭神与仪规不相符合，因此，众人疑（佛法）不佳：有人疑虑不利于身，有人担忧政权衰落，有人顾虑发生人疫畜病，有人怀疑会降下天灾。”——引自《贤者喜宴》摘译（九），《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第37页。

[21] “儿茶：一种落叶小乔木，产于云南和印度等地，木质坚硬呈红色，熬出的汁干后呈棕色块……有止血镇痛效果，古代西藏用来擦脸。……”见赵宗福选注：《历代咏藏诗选》第177页注4，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

[22] 《西藏见闻录》二卷·清抄本、刻本，1978年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油印本，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下）］第875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23] 《西藏新志》三卷，清宣统三年（1911年）上海自治编辑社铅印本，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下）］第906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24] 《西藏》第十六章，民国铅印本，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下）］第921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25] Melvyn C. Goldstein and Cynthia. Namads of Western Tibet: The Survival of a Way of Lif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Los Ange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