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甘孜地区历史文化的考古调查
对甘孜地区历史文化的考古调查
温玉成（龙门石窟研究院）
自2011年4月始，我受聘甘孜藏族自治州州委“甘孜州蒙古史迹调查小组”，先后多次深入甘孜地区考察古代文化，对该地区的文化遗迹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关于甘孜区域的古代文化，虽然古史中有断续的记载，先贤也有所论述，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完整、系统的专著。关注这一地区史地者，唯有任乃强先生的《西康图经》等论著足资参阅。
考察中引起我特别注意的是该地区古代文化遗迹颇多，其中一些值得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譬如考古学家们关注的石棺葬，分布广泛。北起岷江上游的茂县、汶川、理县，又向南在大金川的丹巴、康定，雅砻江流域的甘孜、新龙、雅江、木里、盐源、炉霍、道孚、九龙，金沙江流域的石渠、白玉、巴塘，澜沧江流域的芒康、贡觉、左贡、丁青、洛隆、德钦、丽江、永仁、姚安、祥云、弥渡等县。目前已测定的，年代最早的是巴塘县BMZ4号墓，距今约3000年，也就是西周初年，它的下限在西汉末年。专家指出石棺葬带有北方草原地区文化色彩。关于它的族属，有专家推测它属于白狼族，而童恩正教授推测它属于氐族[1]。
在考察中，我特别注意到石棺葬中出土的“有短柄的青铜镜”。在九龙县看到的圆形青铜镜是素面的，很薄，短柄另外镶嵌而成，底下有孔，可安装木柄。而宝兴县蒐集的“虎纹短柄铜镜”（直径8厘米），明显已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众所周知，中国式铜镜，从齐家文化开始，就是圆形无柄的。而希腊、罗马式铜镜则是有柄的。在新疆且末县札滚鲁克墓地出土过圆形、素面、有短柄的青铜镜，较原始，时代属于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2世纪。上述三种类型之间的关系，有待深入研究[2]。另外，值得思考的是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30年征服波斯，公元前326年征服犍陀罗等地。不久，在这些地区移民，开始“希腊化”时代。那种短柄青铜镜是否与希腊化有关，需进一步研究。在昌都卡若遗址、马尔康哈休遗址和丹巴中路乡遗址等地都出土了新石器时代文物，说明在这些地区早有古人类居住。这些地区的石棺葬文化还受到甘肃寺洼文化的影响，并与北方草原文化有交流。
一、春秋、战国至北朝时期的甘孜地区文化
从春秋、战国到北朝的1300多年，是研究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最困难的时段。其中从东周到秦的795年间，几乎完全是空白，而自西汉到北朝时期的几个问题颇值得关注。
1.司马相如与“西夷”。西汉汉武帝时代，派中郎将司马相如出使“西夷”。他从长安至蜀（成都），再前往“冉駹”（今四川省茂汶县一带），安定“笮”（今汉源县一带）、“邛”（今西昌市一带），略“斯榆”（邛都四县之一），举“苞蒲”。西至沫、若水（今大渡河及雅砻江），南至牂柯（今贵州省黄平县境内）。汉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的这次司马相如出使，明确记载他西至雅砻江，很抬举“苞蒲”这个部落联盟。可以确认，司马相如是第一位到达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地区的汉朝使臣，值得隆重纪念[3]。
2.关于“白狼国”。东汉永平十七年（74年），益州刺史朱辅为宣示汉德，沟通岷山以西南百余国。百余国者包括白狼、哀牢、槃木（今普米族）、动黏，等等。白狼国王感恩，作《远夷乐德》等诗歌三章以献之。歌中表示“蛮夷贫薄”“不见盐谷”。使臣给了他们“缯布”“酒食”，所以“不远万里”“百宿到洛”，表示报答。关于白狼国王的驻地“木薄”，或认为是“慕贺川”的异译。清代以来，有人认为白狼国在巴塘县，不知何据。据专家说，白狼国（或作“白兰国”）原始驻地在青海省都兰县巴彦河（今托索河）一带，5世纪末吐谷浑强大后，白狼国迁往果洛州。吐蕃强大后，白狼国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被吐蕃攻破，大部向南迁徙至甘孜州西南部，藏族称他们是“弥不弄羌”。我们在雅江县郭岗顶遗址见到的白狼国陶俑都有杏仁般的大眼，似有中亚人种基因，值得探索。
3.《北史》记载的“附国”。附国应是西汉被匈奴击败的“蒲类”的后代，由“蒲类”及“小金附国”南迁后所建。它以雅砻江为中心，东西1500里，南北800里，北朝时还“无城栅”。到了隋唐时代，建了“道坞城”（今道孚县城），今尚存遗址。大约在682年，吐蕃攻下该城，与之结盟，附国名存而实亡。附国的语言独特（尔龚语），至今道孚县与周边各县难以交流。道孚县全县4.7万人中有1.7万人自称“布巴”，即“附”（读如“布”）人之后。附国之西有女国，东北连山，有大小左封、昔卫、葛延、白狗、向人、望族、琳台、春桑、利豆、迷桑、婢药（即木雅）、大硖、白兰（即白狼）、北利模徒（今玛多）、那鄂（在达日县之达卡）、当迷（即动黏、邓麻）、渠步、桑悟、千碉，并在深山穷谷，无大君长，或役属吐谷浑，或役属附国，大业中（605—618年）向隋朝进贡[4]。我们在道孚县瓦日乡易日村考察了一座附国王陵，推测其时代在2—6世纪。在王陵周围的围墙，发现夯土层。这种“以山为陵”的做法，亦见于新疆北部清河县什巴尔库勒大墓。
4.关于“难兜国”。《汉书》卷96《西域传·难兜国》条记载，至少在公元前2世纪难兜国已经存在。该国“种五谷、葡萄诸果”“有银、铜、铁作兵”“户五千，口三万一千人”。从北魏到唐代，众多旅行家（智猛、宋云、玄奘、惠超）对它都有记述。该地区在印度河北边的小支流“吉尔吉特河”两岸至斯卡杜。主要城市是吉尔吉特（唐代称“蘖多”），讲古藏语（西部方言），人们称它是“小西藏”。那么，这个由古代藏族建立的小国是从哪里来的呢？
据古代印度史诗《玛哈帕腊达》[5]记载，在古代印度北部俱卢族（Kuru）与般度族（Pandu）大战18天，两败俱伤，各自建国。史诗透露，般度族是黄皮肤，并且有“一妻多夫”的习俗。关于这次战争的时间，有专家推断在公元前7世纪—前6世纪；有专家推测在公元前3世纪—前2世纪[6]。这一历史事件，在古代藏族历史上也有记载，蔡巴·贡葛多吉著的《红史》中说：“止贡赞普和布带巩夹（即布德）父子二人在位时，出现了本教的仲本和德乌本，并开始农耕种地、熔炼金银、修建桥梁”[7]。《贤者喜宴》记载布德赞普曾与克什米尔大战，并取得了本教。各种记载都表明，古代藏族发展到布德赞普时代，社会经济和文化都发生了巨大变革：经济上由畜牧业为主转向以农耕业为主；开始开发和冶炼铁、铜、银三种矿产；文化上，从波斯和大月氏交界地区引入本教。但是，对于古代藏族这一巨大历史变革却没有人深入探讨。
各种历史因素表明，布德赞普建立的国家，就是“难兜国”。般度、布德、巴尔提（Balti）应该是同音异译。东晋以来的“波伦”“勃律”“钵露罗”，应该还原为“蕃律”。400年以前，这里恢复了蕃人的宗主权，这里是唐朝与吐蕃反复争夺的交通要道、战略要地。从难兜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可知，它南邻“罽宾国”（塞种人建立）仅175公里，它的西边就是“乌苌国”[8]。换言之，这里恰恰是接受古代印度及波斯两大先进文明的地区。关于这一点，法国藏学家石泰安早就做出肯定。该地区曾被波斯大流士王占领过。大流士王尊奉“火祆教”为“国教”，而“异道”（含本教）受到排斥，逃往边地。后来，难兜国在此地建国，自然也接受了这种“异道”。孔雀王朝时，阿育王的势力未能到达此地。1—2世纪时，贵霜帝国扩张至此地，吞并了难兜国。则此时布德族人应已开始“接触”佛教。据北京大学晁华山教授介绍，近年，德国与巴基斯坦学者调查表明，“在吉尔吉特河谷车站和宏札（罕萨）车站附近，有佛教题记，相当于贵霜王朝及其前后的一段时期”[9]。由此可知，古代藏族人接触佛教应在2—3世纪之间。藏区的所谓许多“伏藏”，大概是由此而产生。据《法显传》记载，401年高僧法显游历了“陀历国”（Darel），这里的人信仰小乘佛教，还造过一尊“木雕弥勒菩萨像”，高八丈（约10米）。陀历国，玄奘称其为“达丽罗川”。它曾经是乌苌国的首都。这个地点今称“代鲁”，与“巴尔提”相邻。
总之，我的初步研究表明，古代藏族人建立的第一个国家就是由布德赞普家族所建立的难兜国，应属于古代象雄（大羊国）十八王国中最西边的一国。如我的推论无误，则它比吐蕃王国早七八百年，是藏族历史上一次大飞跃，其历史意义十分重大。
二、隋唐至宋代的甘孜地区文化
隋唐时代，吐蕃崛起，与唐朝在青海、川西、滇北争雄。吐蕃盛极而衰，四分五裂。有灵国突起，格萨尔王掩有川、藏、青之一部，为万众所歌颂。稍晚，忽必烈从临洮起兵，在忒拉分兵三路，均过甘孜地区，南下灭大理国。川西乃归大一统之元朝。
1.关于木雅人（婢药、弥药）与党项羌。木雅人首见于《北史》，在附国东北。《旧唐书》卷《西戎传·党项羌》记载，党项羌是一个庞大的族群，东至松州（今松潘县），西接叶护（突厥），北连吐谷浑，东西3000里。每姓别自为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不相统一，共分为三大部分：党项羌、黑党项羌、雪山党项羌。其中党项羌有八大部落，即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其中以拓跋氏最强大，曾经与吐谷浑联姻，对抗唐朝。后来归顺唐朝，赐姓李，成为西戎州都督，领32州，都督府在松州。吐蕃强大，党项羌受到威胁，唐龙朔三年（663年）禄东赞消灭吐谷浑以后，拓跋部等约10万人迁移至庆州（今甘肃省庆阳地区），成为“东山部落”；武则天长寿元年（692年）以后，西北地区的黑党项羌、雪山党项羌等部20万人迁移至灵州、夏州，成为“平夏部落”。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所谓“拓跋”部是唐朝史官的译音，容易与“鲜卑拓跋部”混淆，应当译作“迭部”或“铁布”。该部原住地在甘肃省迭部县周围，靠近白龙江上游，其北边有迭山，海拔4920米。北宋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羌拓跋部的李元昊正式称帝，建立西夏王国。内蒙古黑水城出土一件宋淳熙十二年（1185年）刊本，背面有西夏文歌颂祖先的歌谣“黔首石城漠（沫）水旁，红脸祖坟白河上，高弥药国在彼方”。这是木雅人北迁400多年以后对祖先历史的记忆。苏联学者聂力山、中国学者陈炳应等专家以为，“石城”就是黑水城或者北方的小城，“白河”就是白龙江或者白龙江上游[10]。其实，这是不了解党项羌历史的误解。歌谣第一句说的是两汉时代以来，党项羌老百姓居住在石碉中，在大金川流域（沫水）；第二句说的是北迁后，红脸人（党项羌）的祖坟在庆州白马河上。党项羌在北迁以前，实行火葬，没有祖坟；北迁以后受汉族影响，有了土葬，才有祖坟。白龙江是宋代以来的名称，在唐代称为“羌水”。
党项羌大规模北迁以后，还有小部分木雅人留在原地。据《道孚县志》记载，木雅人又分为大木雅（原住民）和小木雅（1227年西夏灭亡后，返回者）。大木雅分布于道孚县、炉霍县、甘孜县、新龙县。小木雅则以康定县新都桥为中心，向南至九龙县；向北至道孚县。据1538年成书的《新红史》记载，松赞干布的五位王妃之一就是木雅人茹拥妃·洁莫尊。她还建造了卡查寺（今拉萨市药王山石窟，尚有石窟遗迹）。赤松德赞时代，木雅人容杰是“吐蕃九大名医”之一。今道孚县协德乡，自唐至清，皆称“噶达”（也写作“合荅”“哈荅”），是《红史》记载的“木雅”噶达，木雅人居住地。至今，在道孚县协德乡、八美乡、龙灯乡、色卡乡有近万人讲“木雅话”，自称“木雅人”。在协德乡一个寺院遗址还出土了一尊木雅人（红脸）石雕头像，这是研究木雅人的珍贵资料。
2.追溯灵国的历史。在金沙江上游的两岸，自古居住着一个多弥部落联盟，东汉写作“动黏”[11]，三国时写作“邓麻”，《北史》写作“当迷”，唐代写作“多弥”，宋元写作“旦麻”，中心在今石渠县金沙江边地洛须镇（邓柯）。《新唐书》卷一四六《西域传》说：多弥役属吐蕃，号难磨，滨牦牛河，贞观六年（632年）遣使者朝贡。公元632—663年，吐蕃大军征服东北的白兰、吐谷浑时，都与它结成军事同盟。多弥的董姓，也成了吐蕃的六大姓之一。初号“难磨”“南茹”。在征战中，多弥部迅速壮大、转型。大约在8世纪，建立了“灵国”，中心在德格县的俄支乡。842年，朗达玛被杀，吐蕃王朝灭亡。869年，昌都、甘孜一带暴发了奴隶大起义。此后，摆脱了吐蕃控制的灵国逐渐强盛起来，诞生了英雄格萨尔一代名王。法国藏学家石泰安认为格萨尔的故事来自罗马的恺撒大帝，实属猜测。格萨尔应是11—12世纪人。我们在色达县拉则寺，发现了14世纪的格萨尔石刻浮雕像。他一生征战，领土有西藏昌都、四川甘孜、青海玉树及果洛的广大区域，自称“白帐房民族”，这是吐蕃人的又一次崛起，历史影响深远。可惜没有汉文历史文献的记载。我们在各地考察时，见到许多格萨尔大将的头盔、铠甲、刀、矛、盾牌等，均属宋代文物。圆形藤盾，见于古格王国遗址；云片状组合头盔，不见于中国内地及北方，却见于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的壁画上（约12世纪末时，在乌鲁木齐东北的吉木萨尔），可见这是一种源自西方的先进军事装备[12]。格萨尔崇信本教，他的巫师南巴杰仁也被尊为本教的神祇之一。
1936年，法国女作家达威尼尔（Alexandra Darid-Neel）曾到灵国考察40多天，后来她把《格萨尔传奇》译成《灵格萨尔的超人生活》出版。总之，长期流传的史诗格萨尔王故事，就像天空中飘浮的美丽彩云，只有用历史、考古学的考察分析，才能使它回到大地，回到大山、草原及河谷，确认其历史真相。
3.关于“西山”与“八国”。东女国首见于《北史》，说它在附国西边。《旧唐书》卷一九七《东女国传》表明，它是一个大国，东西九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四万余户，胜兵一万，文字同天竺。据任乃强先生考证，康延川即今昌都一带，“弱水”即今之澜沧江。但是，同一《旧唐书》卷一九七《东女国传》在贞元九年（793年）下又说东女国等八国，“其部落，大者不过三二千户”，这是为什么？
《东女国传》说，隋大业年间（605—618年），蜀王杨秀遣使召之，“拒而不受”；但在唐武德年间（618—626年），女王汤滂氏却主动遣使贡方物，高祖李渊“厚资而遣之”。这一变化的背后是吐蕃的强大与扩张，东女国受到严重威胁。大约在贞观七年（633年），松赞干布征服了娘布、工布、塔布及苏毗，迫使东女国的一部向东迁徙，越过金沙江，到了金川（大渡河）流域，故人口锐减。这时才东与茂州、党项接界，东南与雅州交接。《旧唐书》卷一四〇《韦皋传》等记载的“八国”是：东女国、诃陵国（哥怜国）、白狗国、逋租国、弱水国、南王（南水）国等六国；《东女国传》又补充了悉重国、清远国、出霸国，即东女国与八国，合计九国。又据《郭虚己墓志》，八国中还有一个“摩弥国”，详情已不可确考。“八国”中，有方位可考的，“白狗国”，或写作“白苟”“白嘎”，主要分布在丹巴县东谷河流域，少部分在理县薛城镇；“拙霸国”，今写作“渣巴”“札坝”，分布在鲜水河的扎坝区各乡及以南的雅江县北部，说独特的札巴话；“南水国”（河水向南流），约在今康定县雅拉河一带；“清远国”，可能在丹巴县梭坡乡；哥怜国即“嘉戎”之译音；弱水国在澜沧江。至于“东女国”的位置，我们倾向于在金川县嘎达山，有人主张在丹巴县梭坡乡，尚无定论。
关于“西山”。“西山”是指西山松州生羌，即岷山、松州（今松潘）以西的阿坝、红原、黑水等县的羌族，计有20000余户，有黏信、龙诺等部。
贞元元年（785年），韦皋的官衔是“检校户部尚书兼成都尹、御史大夫、剑南西川节度使”。贞元十一年（795年）又加官为“统押近界诸蛮、西山、八国兼云南安抚等使”。据《新五代史》卷六四《后蜀世家》载，后唐长兴四年（933年）：“制以（孟）知祥检校太尉兼中书令、行成都尹、剑南东西两川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统押近界诸蛮、西山、八国，云南安抚制置等使。遣工部尚书卢文纪册封知祥为蜀王。”可知韦皋及孟知祥都曾兼领西山及八国。
关于“八国”。“八国”，宋代也有记载。《宋史》卷五《太宗纪》载淳化四年（993年）正月，“藏才（寨）西族首领罗妹以良马来献”。八国中，白狗国国王姓罗。罗妹可能是白狗国的人。“西族”，明代称“西番族”。
从上述可知，“西山”与“八国”是两个政治及地域概念，但现代史学家往往搞混，统称之为“西山八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在《中国历史地图集·吐蕃图》中，就把“西山八国”（东女国）标在今马尔康至理县的西南方[13]。
《旧唐书》所记载的西山与八国的史料，得到了考古学的证实。1997年10月，在洛阳市偃师县首阳山，出土了颜真卿撰并书写的《郭虚己墓志》，该墓志高105厘米，宽103厘米，厚16厘米[14]，志文记载：“天宝五载（746年），郭虚己以本官（户部侍郎）兼御史大夫、蜀郡长史、剑南节度支度营田副大使、本道并山南西道采访处置使[15]。”“前后摧破吐蕃，不可胜记。有羌豪董哥罗者，屡怀翻覆，公奏诛之，而西山底定。特加银青光禄大夫、工部尚书。七载（748年）又破千碉城，擒其宰相。八载三月，破其摩弥、柮霸等八国四十余城，置金川都护府以镇之。”由此可知，郭虚己的部队，先攻打松州西山生羌，杀了董哥罗，再南下，攻打“千碉城”[16]。此后再南下攻破柮霸、摩弥等“八国”40余城。为巩固边防，设置了“金川都护府”（约在金川县北10公里的哥尔但斯，今称喀尔乡）。
另外，2000年5月，在泸定县冷渍镇甘露寺附近发掘了一座唐墓，墓志前半部残毁。研究表明，墓主是一位抵抗“蕃戎犯塞”的武将，死于贞元十三年（797年）四月。
4.青海玉树及西藏昌都地区的吐蕃时代造像在玉树勒巴沟发现佛像摩崖造像二龛，大约作于8世纪。在昌都察雅县、芒康县、青海玉树文成公主庙，各有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造像一铺。研究表明，他们都是依据唐代密宗大师不空所译的《八大菩萨曼荼罗经》而创作的，原型就在敦煌榆林窟第25窟。从而可知，早在唐代，汉藏佛教文化就已交流，“唐密”在吐蕃也广泛流传。当今研究藏传佛教者，无不奉宁玛派莲花生为祖师。莲花生是应赤松德赞赞普之邀来吐蕃传法的。但是，许多人忽略了吐蕃占领河西走廊62年，而河西走廊是唐代西部佛教重镇，它对吐蕃佛教及艺术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敦煌石窟保存了古代吐蕃文写卷5000余件，还有许多吐蕃占领时期的汉文写卷，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7]。
5.后弘期的甘孜地区佛教传播。甘孜地区的居民自古信巫。大约在7世纪，本教开始传入（据丹巴县顶果山雍忠佐钦岭寺的传说）。这或许与女东国一部分人动迁有关。他们崇拜“琼（大鹏鸟）”和野牦牛。吐蕃统治时代，更多本教大师来到此地。佛教莲花生（乌仗那国人，今巴基斯坦北部斯瓦特地区）创立的宁玛派，也许传到了灵国地域。到了藏传佛教的后宏期（大约从11世纪开始），佛教才跨过金沙江，向西传布。印度的弥底大师（念智称）及其弟子赛尊曾在玉树、石渠一带传法。考古调查表明，宋元时代的佛塔或摩崖造像，已经在石渠县、色达县、金川县、丹巴县、白玉县等地出现，主要是宁玛派。
到12世纪，甘孜地区佛教呈现了大发展的趋势。最有代表性的是甘孜人都松钦巴创立了噶玛噶举派。他于1164年左右建立的葛玛丹萨寺（今称“冷谷寺”，在理塘与巴塘交接的格聂山），是噶玛噶举派的主要寺院之一。止贡噶举派创始人止贡巴仁钦贝是邓柯人。著名的黑帽系二世活佛噶玛拔希，据传诞生于德格县。他神通广大，曾受到忽必烈及元宪宗蒙哥的接见。另外，由于蒙古政权的支持，八思巴及其弟子嘎·阿例胆巴传布的萨迦派，在甘孜地区大为发展，还把部分寺院改为萨迦派。道孚县山卡寺、丹巴县岭钦寺、中路乡经堂碉、甘孜县汉人寺、德格县汤甲经堂等处，都有元代建筑、壁画等遗存。其中汉人寺就是胆巴主持于1284年修造的、全国最大的摩诃噶刺庙（大黑天神），以忽必烈的太子真金为功德主。胆巴是旦麻人（今石渠县洛须镇），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内地传法，主持元大都（北京）大护国仁王寺（今北京五塔寺），死后被追封为“大觉普慈、广照无上帝师”。
太子真金奉命于1274—1276年间护送八思巴回萨迦寺，途经甘孜地区。至今沿途（炉霍、道孚）还流传着真金与西番女结合，生过一个男孩，被册封为“万户”的故事。我们在《元史》卷九五《食货志三》“岁赐”项目下，查到西川城左奕蒙古汉军万户脱力失，岁赐常课缎三十三匹”。“西川城”之西川，是藏文译音，或即今鲜水。则西川城就是唐代已有的“道坞”城。万户脱力失或即脱力夫的形误，则脱力夫乃是道坞的对音。
三、蒙元时代的甘孜地区文化
1206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在漠北草原建立了“大蒙古国”，掀开了世界历史的新篇章。1240年，西凉王阔端派大将多达那波攻西藏受阻。蒙古军队大规模进入甘孜地区，是1253年忽必烈率三路大军南下灭大理国之时。蒙元时代的115年间，甘孜地区经历了战乱、回归统一的帝国和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
1.忽必烈南下消灭大理国。早在1226—1227年灭西夏的战争中，成吉思汗在青海及甘肃南部征伐了不少藏人城镇，有一部分藏人归附了蒙古，并引导蒙古军队沿金牛道攻打四川，使南宋守军“三关不守，五州尽弃”[18]，一直打到剑门关。1253年，忽必烈率军队灭大理时，起兵的地点是甘肃临洮，藏军将领赵阿哥昌、赵阿哥藩早已归顺。大兵南下“忒刺”（甘肃省迭部县达拉乡一带），乃分兵三路：西道是“晏当路”（任乃强先生考证即阿坝草原—色达—理塘—稻城—中甸），大将兀良合带率领；东道是“白蛮道”（松州西边的白草蛮），由诸王抄合，也只烈率领。中道由忽必烈亲自率领，他经过大金川[19]，在泸定县沈渍渡口过大渡河，至“满陀城，留辎重”。守卫茂州城（今茂汶县）的南宋官员报告说，沿大渡河的“十八族多已投拜”。可知中道部队进军较为顺利。
关于“满陀城”的位置，多数专家指出在黎州（今汉源县）西边的“盘陀寨”。但黎州经过蒙古军战乱后，大多为移民，元代史地，多数无考。我们亲往汉源县考古调查后认为：南宋与吐蕃的边界不在飞越岭，而在“永定桥”至“关沟”一线。今“三交乡”（古称“三碉”）历代在“三王蛮”（藏化的白马羌）控制下[20]，他们与西邻的冷渍等十八家族联合为一体，早已投拜蒙古。“盘陀寨”是一个立体的、纵深的防御体系。其中，“盘陀上寨”在永定桥至关沟一线，控制流沙河河谷及山上大道；“盘陀下寨”在宜东镇（678年曾建飞越县），地势较开阔，建有城墙，所以又称“盘陀城”。上下寨相距五六公里。盘陀城就是《元史》记载的“曼陀城”，距离大渡河50公里。南宋时，黎州兵马都监高晃一次即“领兵五百七十二人，并上、下团土丁等共胡千余人，在盘陀下寨”。由此可证，存在盘陀上寨与下寨。
忽必烈南征中，也极力拉拢藏传佛教上层喇嘛，以减少阻力。1253年五月，在六盘山，他会见了萨迦派祖师八思巴并接受灌顶。在行军途中，他又召见了噶玛噶举派二世噶玛拔希，据说噶玛拔希出生在德格县金沙江，因此在康巴地区影响较大。但噶玛拔希却不肯随侍左右，又北上拜见了元宪宗蒙哥，获赠金边黑帽。
2.“宁远府”的建立。元世祖忽必烈登基称帝后，建设噶达（今道孚县协德乡），十分用心。据《元史》卷五《世祖纪》载，至元二年（1265年）正月庚寅，“城西蕃匣荅路”；至元十一年（1274年）三月庚寅，“移碉门兵戍合荅城”；至元十一年（1274年）六月癸丑，“敕，合荅、选部下蒙古军五千人，与汉军，分戍沿江堡隘，为使传往来之卫”；至元十三年（1276年）正月甲午，“仍诏谕诸处管民官，以翁吉刺带、丑汉所部军五百戍哈荅城”；至元十三年（1276年）九月乙卯，“以吐蕃合荅城为宁远府”。从至元二年（1265年）到至元十三年（1276年）的十二年间，元世祖为什么如此重视合荅（哈荅、匣荅、噶达）城呢？其中必有深层的原因！
3.朶甘思元帅府。《元史·百官志》载，“朶甘思元帅府，设正三品达鲁花赤一员，元帅一员”，隶属“吐蕃宣尉司”，又有“朶甘思招讨使一员，朶甘思、哈荅、李唐、鱼通等处钱粮总管府，达鲁花赤一员，总管一员”。在谭其骧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宣政院辖地）中，没有标出“朶甘思元帅府”的具体地点。我们的考察证实，它就设在“灵卡”（藏文白色灵国之意），即德格县俄支乡的灵国故地。在仁青顶遗址中出土了官府用大瓦当（直径16厘米），纹饰有“连珠纹佛塔”“连珠纹五佛塔”等种类，为国内所独见者，十分珍贵。《元史》卷六三《地理志·河源附录》明确记载“河源在吐蕃朶甘思西鄙”，可知朶甘思管辖的西北地区到了三江源。
4.马可波罗游历过甘孜地区。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马可·波罗行记》中，用两章描述他在“吐蕃州”的见闻，时间是1280年[21]。瑞士藏学家米歇尔·泰勒早就做了肯定。通过马可·波罗描述此地多“堡镇”（古碉），建于“悬崖之上或山岭之巅”，“数地川湖中绕有金沙”，“有无数番犬（藏獒），身大如驴”，“良鹰甚多”，“居民是偶像教徒”，“以盐为货币”等记载，均与今川西藏区历史、地理相符合。特别是他提到“内有八国”这一细节，与《郭虚己墓志》记载一致，足证他确曾亲临其境。我推测他的行程是成都—丹巴—噶达—康定—泸定—西昌。2012年5月22日，中国新闻社公布消息后，有人出来质疑。一位是南京大学陈得芝教授。质疑有两点，一是为什么不用英译本而是用冯承钧译本？二是马可·波罗“奉使云南”，为何从成都不直向雅州而是“绕了弯路”？我的答复是：第一，冯译本、英译本都提及吐蕃州有“八国”，并无区别；第二，马可·波罗从北京出发先向西南的涿州，再奔太原，而不是按近路向正南走大兴，去开封及西安，早就“绕了弯路”，因为他不是“驿马快递”。至于陈先生说如果走甘孜，必然要经过丽江，这是完全不了解甘孜州地理的臆说。另一位是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他的质疑是，温玉成引用了《郭虚己墓志》，而“有些碑文，往往是根据家人或后人提供的资料写的”。看来葛先生连《郭虚己墓志》也没看到过，恰恰在这本墓志的开头就写着“剑南节度孔目官、征士郎兼太僕寺典厩署丞张庭询检校”。这方墓志，是经过官府审查认可的。葛先生还自信地说八国在什么地方，并不是什么新发现。实际上，“八国”在什么地方，至今还没有一位专家能说明白。
四、明代的甘孜地区文化
明代的甘孜地区，经济有了较大发展，藏传佛教空前兴盛，番汉经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
1.明代册封三大法王、五大世俗王。
明代改变了元代的政策，不是只封萨迦派八思巴为帝师及十三个万户，而是“广封众建”。册封的“三大法王”是：“大宝法王”得银协巴属噶玛噶举黑帽派五世活佛；“大慈法王”绛钦却杰属格鲁派，宗喀巴的弟子；“大乘法王”贡噶札西坚赞属萨迦派。册封的五位世俗王是“阐化王”（在烈伍栋）、“赞善王”（在灵藏）、“护教王”（在馆觉）、“阐教王”（在必力工）、“辅教王”（在思达藏）。
明代皇帝中，明太祖朱元璋就是和尚出身，从明成祖朱棣兼崇喇嘛教，到明武宗朱厚照自号“大庆法王”，计约120年的时间内，蕃僧久留京师者，明代宗时“增十倍”，明英宗时“增百倍”，明宪宗时“至者日众”，至明世宗朱厚熜崇信道教时，才告一段落。
按照明朝的制度，上述各王及各地土司都要三年“进贡”一次。藏、番地区的“贡品”有犀角、珊瑚、画佛、铜佛、铜塔、氆氇、刀剑、甲胄等；朝廷“赏赐”的物品有乌茶、细布、金币、宝钞、佛像、法器、袈裟、禅服等等。因赏赐物价值往往是三倍价值，所以各地争相“入贡”。例如赞善王在成化十八年（1482年）一次派出1550人入贡；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在打箭炉）永乐十九年（1421年）一次派出1800人入贡。甚至出现了“番僧往往诈为诸王文牒入贡冒赏”的事件[22]。由此可知，在明代，甘孜地区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是空前频繁的。明代地图上出现了巴塘、乡城、聂龙（新龙）、蔡隆刀（炉霍）、白利（甘孜县西）、沙马（白玉县沙马村）等新兴城镇。唐代以来的茶马边贸，本来走的是雅安—汉源—泸定（过大渡河）—打箭炉的古道。泸定县保存的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冷边土司余景冬交与明镇土司管家（董布）达成的《合约》，证明了保持这条茶马古道畅通的重要性。实际上，从明代万历以后，“茶马古道”的交易品，已经变成以“乌茶”“芽茶”交换当地的“土特产”。因番地马匹瘦弱，已失去军用价值。还有，宰相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以后，银两成为全国交易货币，渐渐取代了以物易物的传统[23]。
当然，在局部地区的战乱，也时有发生，特别是在北部松潘地区，如1547年，白草番作乱，被镇压后，仅拆毁碉房就达4800座[24]。
2.关于赞善王。
在明代册封的“八王”之中，金沙江以东地区只有赞善王。2010年在南京出土的《大明都知监太监洪公寿藏铭》记载：“永乐丙戌（1406年），复统领官军铁骑陆行，使西域临藏（即灵藏，今德格县俄支乡）、管觉、必力工瓦、拉撒（即拉萨）、乌斯藏等国[25]。”这次同行的，还有个僧人智光，他后来被追封为“大通法王”，是汉族僧人中唯一获此殊荣者[26]。令人感兴趣的是，太监洪保（大理人）还曾“航海七渡西洋”，永乐元年（1404年）即随郑和下过西洋。
经考古调查，我们确认赞善王王宫的位置在今俄支乡绒果寺（小山上），王府的七开间大殿刚刚被改造。宣德二年（1427年）太监侯显出使过这里。侯显是甘南洮州藏族人，在家乡修建过叶尔洼寺（圆成寺）。
3.在甘孜地区有一大批明代寺院，大多有精美的壁画保存。
这批明代壁画充分反映了番汉民族的文化交流。例如，佛教的“四大天王像”“弥勒佛像”（强巴佛），是印度、犍陀罗、斯瓦特等地所没有的题材，是汉地创造的形象。这些像在西藏及甘孜等地区广泛出现。还有，宋代以来盛行的“牡丹花”，也深受喜爱，往往用作佛座的装饰而代替莲花。云纹及云字头披肩，道教阴阳鱼、寿字、老寿星等图像，也常常出现在明清时代的壁画上。特别是德格县“汤甲经堂”内室的明代壁画上，菩萨俏丽的身姿、低垂的头、含情的目光，已有晕染及透视，令人联想起明清仕女画的风采。
当然，有学习，也更有创造。丹巴县的元代经堂古建筑，是番汉合璧之作。下层是石砌的方形碉房，但北边开一大门。上层是木结构建筑。四条木雕盘龙柱，显然是汉式的；但以“交杵”（羯磨杆）作斗拱，完全是当地工匠的巧妙构想。在元代朶甘思都司遗址，出土了官式大瓦当，饰以连珠纹佛塔、连珠纹五佛塔，完全是一种创新，为汉地所不见，建筑史大家所不知[27]。
同样，藏传佛教艺术也广泛地传入了其他地区。在青海省、云南省、甘肃省、宁夏、内蒙古乃至蒙古人民共和国等喇嘛教流行地区，都有不少这方面的文物。在汉人地区，也有不少藏传佛教的佛塔、造像、藏文或八思巴文六字真言、装饰“六拏具”、佛教八宝等物，见于北京市、阜新市、朝阳市、承德市、张家口、浚县、卫辉市、登封市、沁阳市、五台山、南京市、镇江市、常州市、杭州市、泉州市、武汉市、黄梅县等地。这为汉地佛教文化发展，带来了新鲜风气。因为汉地佛教艺术，从明代起开始衰落。特别是在元明清宫廷中，专门设有制作藏式佛像的机构，交流藏、汉技艺，产生了许多上乘之作。在元代，尼泊尔大匠师阿尼哥及其弟子刘元对佛教艺术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影响极深远。
五、清代的甘孜地区文化
清代甘孜地区，划归四川省管辖。不但经济上有了较大发展，而且在宗教文化上具有特殊地位，诞生了四位达赖喇嘛：七世罗桑格桑嘉措、九世隆多嘉措、十世楚臣嘉措、十一世凯朱嘉措。当然，丽江木土司向北扩张，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率军南下甘孜，都留下了重大的历史影响。
1.惠远寺——七世达赖喇嘛驻地。
明代万历六年（1578年）五月，蒙古土默特部的俺荅汗邀请西藏黄教活佛索南嘉措在青海湖畔仰华寺会面，并互赠尊号。索南嘉措尊俺荅汗为“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意为“英明的金轮王”），俺荅汗尊索南嘉措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意为“超凡入圣的大海般的上师”）。这就是达赖喇嘛尊号的来源。
早在清兵入关前的1642年，蒙古固始汗及四世班禅、五世达赖就派使团到达盛京。清兵入关后，皇帝采取了“兴黄教以安蒙古”的国策，对黄教极为重视。为防止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攻西藏劫持达赖，雍正五年（1727年）移七世达赖于理塘[28]。雍正八年（1730年），迁往泰宁城惠远寺。惠远寺是朝廷发帑金14万两，用三年时间建成的，殿宇、楼房的房间共一千余间，平房四百间，派兵一千多人做护卫[29]。雍正十二年（1734年），皇帝派果亲王允礼及章嘉胡图克图若必多吉送七世达赖归回拉萨。国师若必多吉奏请将理塘、巴塘归前藏管辖。皇帝下旨：将二县商税（年银五千两）赐七世达赖，但二县仍归四川管辖。惠远寺曾遭受地震及“文化大革命”破坏，1982年以后修复。北京雍和宫高达十八米（地下另有八米做根基）的强巴佛，由整根白檀木雕刻而成，是七世达赖于1750年献给乾隆的。
2.瞻对事件与工布郎结。
西番瞻对土司作乱，起于雍正年间。道光年间（1821—1850年）土司工布朗结以“抗川拒藏”为号召，不断向周边扩张势力，不但侵占了上、下瞻对，还将霍耳五家、德格、灵葱、拉妥占领，扰及金川、绰斯甲、俊松、西宁所属迭木齐二十五族（迭部）、西藏察木多（昌部）、乍丫（察雅县东）等处，围攻理塘，攻占惠远寺。气势甚壮，横亘千里。琦善率军六千人前往镇压而失败。同治四年（1865年）八月，在清军和藏军联合围攻下，将其消灭。《清史稿·四川土司传》记载此事不及史致康《泰宁惠远寺碑记》翔实。有资料显示，工布朗结主张废除农奴制，故大得民心，值得研究。我们考察惠远寺时，抄录并拓印了史致康碑全文。该碑立于寺院大门外右侧，通高170厘米（含座高30厘米）、宽71厘米、厚14厘米。果亲王诗文，由泸定县提供。
3.巴塘县关帝庙与章嘉活佛的梦。
清朝树立了四大活佛系统：（1）达赖活佛；（2）班禅活佛；（3）掌管内蒙古及华北的章嘉活佛；（4）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活佛（三世业喜丹巴尼玛及四世罗布桑图布丹旺楚克都是理塘人）。章嘉国师若必多吉在龙年（1736年）从拉萨大昭寺起程回京，路经湖北当阳玉泉寺，在此住宿时，夜里梦见一个红脸大汉，愿作章嘉国师的保护者。这位红脸大汉就是关老爷[30]。后来，国师写了一部《祭祀护法神关老爷仪轨》，以藏文、满文、蒙文发行。清朝尊崇关云长为“关帝”，在全国各地建了许多“关帝庙”。在藏区，甚至把两个“战神”——关帝及格萨尔联系起来。在辽宁省阜新市海棠山摩崖喇嘛教造像中（清晚期），就有关帝及关平、周仓的三尊像。关帝在藏语中称“珍让嘉布”。
巴塘县关帝庙已残破不堪，仅存大殿的前半部分。该庙始建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是由川、陕、滇商人与驻军等联合修建的。同治九年（1870年）大地震时倒塌，后修复之。2007年7月7日，四川省政府公布为“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真正的维修、保护工作亟待实施。本文即将结束时，我想起了晚清“改土归流”前后两个小吏的画面：一幅在甘孜县昔色乡，另一个在稻城县南边的小经堂里。小经堂里画着小吏金大民及其仆人，是很有趣的难得的风俗画。
4.附论“嘉戎文化”。
关于嘉戎文化，论述最详尽的是马长寿教授1944年发表的《嘉戎民族社会史》[31]。他论证嘉戎由战国及两汉的“冉駹”，演变成北朝、隋唐的“嘉良夷”。“八国”中的“哥邻国”就是“嘉戎”。宋代的“十八族”，发展成为明清的“十八土司”，嘉戎之范围包括了十八土司之地。这十八土司是：（1）明正土司，在今康定；（2）冷边土司，在今泸定；（3）沈边土司，在今泸定；（4）鱼通土司，在今康定姑咱；（5）穆平土司，在今宝兴；（6）革什咱土司，在今丹巴县西；（7）巴旺土司，在今丹巴县北；（8）巴底土司，在今旺司北；（9）绰斯甲土司，在今壤塘县南及金川县西；（10）大金土司（或曰促浸土司），在金川县；（11）小金土司（或曰儹拉），在今小金县；（12）沃日土司（或曰鄂什克土司），在小金县东北；（13）党坝土司，在金川县北；（14）松岗土司，在党坝司北，在马尔康西；（15）卓克基土司，在小金县北，在马尔康东；（16）梭磨土司，在卓克基东；（17）杂谷土司，在理县杂古脑；（18）瓦寺土司，在汶川县涂余山、草坡等地。
马长寿先生还分析了十八个土司的来源，指出除去明正、冷边、沈边、鱼通四个土司，另外十四个土司都是从“琼部”三十九族动迁而来的。这十四个土司中，最早迁来的是七个土司，他们是绰斯甲、沃日、革什咱、穆平、巴底、大金、小金。但是，马长寿先生没有说明他们是什么时代、从何处迁来，也没有说明他们迁来后与“嘉良夷”是什么关系。
我们认为，这七个土司可能原归“东女国”（嘉尔木）统辖。大约在七世纪上半叶受吐蕃侵掠，从昌都地区跨过金沙江、雅砻江迁来。有人把“琼”解释为“象雄”，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32]。他们崇信本教，相信“卵生说”，长期以“女性”为社会的中心。他们东迁以后，势必与土著嘉良夷相融合，从而形成了嘉戎族。“十八族”形成于宋代。由于地理上与汉地接近，交流较多，所以深受汉文化的影响。
总之，我认为“嘉戎文化”的特点是：（1）崇信本教及卵生说。他们崇拜“琼”（大鹏金翅鸟）和野牦牛。我们在协德乡的玛尼堆中，发现有浮雕大鹏展翅，翅膀下站立着牦牛的图像，属于宋代的文物。十三世纪以后，藏区出现了“长有双角的琼”，这应是本教创作的复合图形[33]。特别是年美·喜饶嘉措大师重新振兴本教之后，这里更成为传播本教的一大中心区。（2）长期以“女性”为社会的中心，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3）有独特的语言系统“嘉戎语”（保存部分古藏语、有前置复辅音及后置复辅音等），使用“天竺文字”。（4）他们既有藏文化传统，又汉化程度较深。丹巴县出现藏汉合璧的古代建筑，绝非偶然。
2013年
Abstract
The ancient culture of Ganzi area, though intermittently recorded in ancient history books and discussed by scholars in history, there is not a complete and systematic monograph on it up to now. The article presents a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about the ancient culture of Ganzi area on the basis of field investigations.
注释
[1]童恩正：《古代的巴蜀》，重庆出版社，1998年；张增祺：《中国西南民族考古》，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2]雅安市博物馆：《清风雅雨间·雅安文物精粹》，文物出版社，201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新疆鑫博艺工艺品商店：《丝绸之路·新疆古代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这种镜子也在甘肃省秦安县王洼战国墓地出土过，参见《文物》2012年第8期。
[3]《史记》卷117《司马相如传》；《汉纪》记载孝武皇帝元光五年纪。
[4]《北史》卷96《附国传》。
[5]《腊玛延那·玛哈帕腊达》，孙用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6]黄奋生著，吴均校订：《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
[7]蔡巴·贡嘎多吉著，东嘎·洛桑赤列校，陈庆英等译：《红史》，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年。
[8]乌仗那，今巴基斯坦北部的斯瓦特山区。
[9]国家文物局教育处：《佛教石窟考古概要》第289页，文物出版社，1993年。
[10]《甘肃师大学报》1980年第2期。
[11]《后汉书》卷2《明帝纪》永平十七年。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辽宁美术出版社，1991年。不过，在燕下都出土的战国铁头盔，也有片状组合式的（《文物》2012年第6期），但是，这种制作技法没有继承下来。
[13]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吐蕃图》第76～77页，地图出版社，1982年。
[14]樊有升、鲍虎欣：《偃师出土颜真卿撰并书郭虚己墓志》，《文物》2000年第10期。
[15]《旧唐书》卷八《玄宗纪》天宝五载条误记为“剑南节度使”。
[16]“千碉城”，最早见于《北史》，东女国迁来后，似乎住地在千碉城，因此时已以男子为王，故未称之为东女国。
[17]杨富学等辑校：《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92年。
[18]三关指武休关、仙人关、七方关；五州是指阶州、成州、凤州、西和州及天水州。
[19]《元史》卷一五四《郑鼎传》误写为“金沙河”。
[20]《宋史》卷四九五《蛮夷传·黎州诸蛮》。
[21][意]马可·波罗著，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
[22]《明史》卷二一九《西域传三》。
[23]政协四川省泸定县委员会主编：《泸定文史》第10辑。
[24]《明史》卷三一一《四川土司传一》。
[25]《考古》2012年第5期。
[26]温玉成：《中国佛教史上十二问题补正》，《佛学研究》总第6期，1997年。
[27]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0年。
[28]今人多以理塘“仁康古屋”为七世达赖诞生地。我于2012年7月19日考察时认为，这里是临时安置七世达赖的处所。他的出生地“车马村”只有3户人家，当然不会是“仁康古屋”。
[29]《清史稿》卷五二五《蕃部·西藏传》；史致康：《泰宁惠远寺碑记》。
[30]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著，陈庆英、马连龙译：《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民族出版社，1988年。
[31]周伟洲：《马长寿民族学论集》第123～164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
[32]格勒：《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第455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
[33][瑞士]艾米·海勒：《西藏佛教艺术》第98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