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藏东吐蕃摩崖造像与吐蕃高僧益西央

霍巍（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吐蕃考古近年来的一个重要新发现，是在青藏高原东麓的西藏昌都、青海玉树、四川石渠和甘肃扁都口等地相继发现了一批吐蕃时期的佛教摩崖石刻造像^[1]。这批造像中除佛像题材之外，有的还刻写有藏、汉等文字的造像题记，是我们深入研究这批吐蕃时期造像相关历史背景的重要线索。笔者注意到，在其中三处造像题记中，明确记载了这批造像的组织者为吐蕃时代的一位高僧益西央（ye-shes-dbyang）。廓清此僧的有关情况，对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这批吐蕃摩崖造像产生的时代与宗教背景至关重要。

一、藏东吐蕃佛教摩崖造像题记中记载的益西央

造像题记中出现益西央的地点之一为西藏昌都仁达摩崖造像点。该地点位于今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察雅县旺布乡境内的丹玛山崖，对这处石刻学术界很早便开始关注，如藏族学者恰白·次旦平措在其《简析新发现的吐蕃摩崖石文》一文中曾对此处石刻加以记载^[2]。其后，先后又有国内外学者陈建彬^[3]、阿米·海勒^[4]、理查德森^[5]、格勒^[6]等人对这处造像及其藏文题刻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分析、研究。

仁达摩崖造像的题材为大日如来佛像及八大弟子（八大菩萨）、二飞天等，以往的研究者从考古图像本身的考订入手，对此处石刻的题材、定名、造像风格、组合关系等方面已经给予了较多关注，观点也基本一致，兹不赘述。对于与造像共存的文字题记，却因为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存在的问题相对较多，认识也不统一^[7]。后来随着新的田野调查工作的进一步展开，学术界再次对这处重要的吐蕃时代遗迹进行了调查和记录^[8]，新的调查资料将藏文题记铭文重新做了释文（以下简称新释），这是本文将要重点加以讨论的对象，故照录如下：

圣教之意，乃一切众生皆有识念佛性之心。此心非亲教师及神所赐，非父母所生，无有起始，原本存在，无有终了，虽死不灭。此心若广行善事，利益众生，正法加持，善修自心，可证得佛果与菩萨提，便能解脱于生老病死，获无上之福；若善恶间杂，则往生于天上人间；多行罪恶与不善，则入恶界有情地狱，轮回于痛苦之中。故此心处于无上菩提之下，亦有情于地狱之上。若享佛法之甘露，方可入解脱一切痛苦之地，获永久之幸福。故众生珍爱佛法而不得抛弃。总之，对于自己与他人之事的长远利益，则向亲教师讨教，并阅读佛法经典，便能领悟。

猴年夏，赞普赤德松赞时，宣布比丘参加政教大诏令，赐给金以下告身，王妃琛莎莱莫赞等，众君民入解脱之道。诏令比丘阐卡云丹及洛顿当，大论尚没庐赤苏昂夏、内论□赤孙新多赞等参政。初与唐会盟时，□亲教师郭·益西央、比丘达洛添德、格朗嘎宁波央等，为愿赞普之功德与众生之福泽，书此佛像与祷文。安居总执事为窝额比丘朗却热、色桑布贝等；工头为比丘西舍、比丘□□松巴辛和恩当艾等；勒石者为乌色涅哲写及雪拉公、顿玛岗和汉人黄崩增父子、华豪景等。日后对此赞同者，也同获福泽。

益西央在玉、隆、蚌、勒、堡乌等地亦广□写，□写者为比丘仁多吉。

若对此佛像及誓言顶礼供养者，无论祈愿何事皆可如愿，后世也往生于天界；若恶语戏骂，即得疾病等诸恶果，水坠恶途；法律也对反佛者，从其祖先亲属起施行□□□。故无论任何人均不得詈骂讥讽。

这次调查工作还特别注意到以往的调查中多被忽略的题记中存在不同文字的情况，因此在调查结论中特地加以说明除了藏文，“还有数十个汉字”，只是比较藏文题铭而言，这些汉字大多漫漶不清，仅能识出其中的‘匠浑天’、‘同料僧阴’、‘大蕃国’等个别字词。尽管如此，这个发现也提示人们注意：藏文题记与汉文题记并存，很可能与造像团队的民族成分和人员组成情况有关。

分析仁达摩崖石刻题记中出现的人名可以发现，造像的组织者为“□亲教师郭·益西央”以及比丘达洛添德、格朗嘎宁波央等人。这里出现的“郭·益西央”，显然地位显赫，是整个造像工程的统领者，其属下不仅有施工的总执事、工头等，还有勒石的藏、汉两族工匠数人，共同组成造像团队。题记中对造像的目的记载得十分明确，是“为愿赞普之功德与众生之福泽，书此佛像与祷文”。

关于仁达摩崖造像的年代，由于出现了藏文纪年法的“猴年夏”和吐蕃赞普赤德松赞的名号，所以学术界一般断定其为赤德松赞时代的藏历猴年。赤德松赞在位的时间，学术界一般认为其为798—815年^[9]，在此期间内只有一个猴年，亦即藏历阳木猴年，即公元804年（唐德宗贞元二十年），将这个年代断为造像开凿的年代较为合理，也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虽然还有学者提出可能为公元816年开凿的观点^[10]，但赞从者不多。根据造像风格以及和其他几处位于藏东地区的吐蕃造像的关系来看，笔者也赞同此处造像为公元804年开凿的观点。

本文所要讨论的另一处出现益西央名号的摩崖石刻地点为与西藏昌都相毗邻的青海玉树贝纳沟（也有学者译为“贝考”、“贝维”沟）的“大日如来堂”。这处地点位于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首府结古镇南约20千米处，造像雕刻在沟内的一块峭壁上，共有9尊浮雕佛像，主尊也是大日如来和八大菩萨，所以被称为“大日如来佛堂”。当地群众认为此处雕刻系唐宗室公主文成公主进藏途中所刻，所以也称其为“文成公主庙”。

贝纳沟石刻造像系一铺大型龛像，龛内正中浮雕主佛大日如来，其左右两侧浮雕八大菩萨。在目前藏东地区发现的吐蕃摩崖造像群中，这处造像是其中规模最大、凿刻水平最高者。对于此处造像的考古图像学观察，如题材、造像风格、定名等问题的讨论，学术界的意见基本一致，关键性的突破点仍在于与图像共存的造像题记本身。

以往的研究者都注意到，在造像一侧的崖面上刻有藏文题记，过去在调查和研究工作中谢佐^[11]、王尧先生^[12]均对此做过释读并将其译成汉文。由于谢佐、王尧的译文都是根据藏文抄本辗转而来，其准确程度都存在问题。近年来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与青海省考古研究所合作，对此处石刻重新进行了全面调查，发现在造像的东、西两侧崖面上均刻有多种文字的题铭，其分布情况为，造像西侧分别雕刻有藏文的《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赞》及《狗年题记》；造像东侧分别雕刻有梵、汉、藏三种文字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藏文《无量寿佛经》等题铭。其中《狗年题记》的发现，彻底廓清了过去存在争议的造像年代问题，意义十分重要。兹重新根据新发现的题记释读如下：

狗年，浮雕众佛像及缮写如上所有经文之祝愿等等，为今上赞普赤德松赞之世君臣、施主及一切众生之故也。此乃比丘大译师益西央主持、工巧比丘仁钦囊则、佳布藏、华丹及工匠人等均行妙善事业，具无上福德之力。崖面所造佛像、经文及三宝所依之处，众生之任何人或目睹，或触摸，或听闻，或忆念，其福德及智慧之力，均回向赞普父子及一切众生，登于无上之菩提也。此愿！^[13]

从上述题记内容可知，此处题铭中的“狗年”，为“今上赞普赤德松赞”之藏历“狗年”，即公元806年，相当于汉地唐宪宗元和元年。更为重要的是，这里再次记载了此处造像的主持施工总领为“比丘大译师益西央”，另有藏、汉两族的工匠比丘仁钦囊则、佳布藏、华丹等人参与施工开凿，其造像工程的组织形式与前述西藏昌都仁达摩崖石刻极为相似，可以基本肯定为同一造像团队。

另在青海与甘肃交界的今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境内，也发现了一处名为“扁都口”的吐蕃时期摩崖石刻，在石刻原来的位置上现修建有一座寺庙，名为“石佛寺”。此处摩崖石刻内容为一佛二菩萨，在右侧菩萨的右下方刻有一小佛。在阴线刻的佛像下方，横刻有两排古藏文题记，汉译为：“为了赞普的福德和众生的福祉，比丘巴果·益西央监制”^[14]。造像的风格特点与前述几处汉藏边界的吐蕃时期摩崖石刻完全一致，从题记上看此处的“巴果·益西央”与前文所论的益西央亦是同一人，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第三处明确有益西央名号的吐蕃摩崖石刻。

根据上述考古发现可知，西藏昌都仁达摩崖造像藏文题记中记载“益西央在玉、隆、蚌、勒、堡乌等地亦广□写”的系列造像活动看来确为事实，上述三处地点均分布在青藏高原东麓的汉藏交界地带，造像的题材、风格均十分相似，很可能为同一造像团队所为，而其中的核心人物正是这位吐蕃高僧益西央。因此，要弄清这批吐蕃摩崖造像的历史背景，必须首先从梳理益西央其人及其宗教活动入手，方有可能取得新的突破。

二、敦煌古藏文文书中的益西央及其宗教活动

如上所述，在藏东地区摩崖造像题铭中出现的吐蕃高僧益西央（也有译为“益西扬”者）在造像中起到了重要的组织作用，若干迹象表明，藏东地区出现的这批吐蕃摩崖造像，很可能与他生前的宗教活动有着密切联系。然而，对于这位人物的生平情况，过去却知之甚少。

王尧先生曾对青海玉树大日如来堂吐蕃摩崖造像中出现的“比丘大译师益西央”有所考证，指出据《藏汉大词典》记载，益西央当为“吐蕃二十五位得道者之一”，但其有何译作传世“已不得而知”^[15]。

法国学者P. A. 石泰安在其《川甘青藏走廊古部落》一书中曾经指出，大约在公元9世纪左右，藏东的“邓柯垅塘”地区成为吐蕃高僧们的一个汇集中心，因为在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灭佛时，许多来自西藏的高僧都曾在这里避难。差不多在同一时代，一位布族（Spug）的著名高僧益西扬（ye-shes-dbyang）也在这一带从事宗教活动，他卒于850或862年，死后其尸体被陈列在距离这一地区不远的“赤噶（Kri-ga）”，石泰安认定这个地名在同时代的汉文史料中也称之为“溪哥城”，在宋代，溪哥城是积石军的治所。石泰安还引证另一位著名藏学家拉露女士的研究结果指出“赤噶一名也曾出现在另一卷敦煌藏文写本当中”，吐蕃灭亡之后，在这一带由唃厮罗建立起割据政权^[16]。联系到时代和地域两方面的情况分析，石泰安著作中所记载的这位所谓“布族高僧益西扬（ye-shes-dbyang）”，与本文所论在藏东地区组织大型造像工程的益西央应为同一人。

瑞士学者阿米·海勒在对藏东地区发现的这批吐蕃时期摩崖造像进行研究时，也留意到藏文题记中提到的益西央其人。她进一步指出，“事实上，如果置族名的问题不顾的话，益西央应指著名的译师布·益西央，他通晓藏文、汉文及梵文，是一位声名远播的喇嘛，曾连任赤卡寺（青海东南约80公里）墀巴”。阿米·海勒文中所说的“赤卡”，和石泰安文中所举的“赤噶”应同为一地。阿米·海勒还提到一个十分重要的线索，即赤噶与汉地禅宗传入吐蕃有密切的关系。从8世纪以来，汉地与吐蕃的一些禅宗大师都曾在赤噶过往停留，吐蕃占据敦煌时期在敦煌写卷中出现了有关禅宗内容的经卷，《吐蕃僧诤记》中所记载的来自印度与汉地的高僧关于禅宗在吐蕃地位所展开的辩论，都可能与这个历史和地理背景有关。联系到考古材料来看，在藏东地区发现的以大日如来佛为中心的造像系列，“显然在佛教密宗经典与禅宗修持中都极普遍”。她还明确指出公元862年，是益西央于赤噶圆寂的年代^[17]。

上述这些既存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了吐蕃高僧益西央的基本线索，但毕竟还比较简略，无法更为深入地了解益西央的情况。可喜的是，近年来海内外学者对敦煌古藏文写卷中相关信息的解读与梳理，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了解益西央生平的重要线索。

在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献P. T. 996号写本中，其中第二部分内容为“大乘无分别修习之道”，其中也涉及一位吐蕃高僧益西央。有学者已经研究指出，这位益西央很可能与组织上述摩崖造像工程的益西央为同一人^[18]。从这份仅存10页的古藏文写卷（以下简称“写卷”）中，我们可以析出若干有关益西央的新的信息^[19]。如写卷第3、第4页记载：

大乘无分别修习之道，于此摄要讲说。复次，比丘布·益西央首先在国王的祖父时期出家为僧，在寺院学法。依靠善知识之经教传承、口诀，及自己之实修，在寂静处，即五十年间，按不住、不分别之理修习。……并寻根于印度、唐朝和吐蕃的诸禅师的经教传承、口诀，此等之实义，及作为了义讲说的大乘诸经典，作《答疑问八十八品》。

这里提到的“比丘布·益西央”，据藏族学者才让研究，认为在藏文文献中是有记载的，他与藏文文献《五部遗教》中记载的莲花生大师著名的25位弟子中的“阿阇梨益西央”、《宁玛派源流》所列举的宁玛派早期代表人物中的益西央、《娘氏佛教源流·花蕊蜜汁》所记载的益西央以及在藏东地区摩崖石刻藏文题记中出现的益西央均为同一人。

关于益西央的生平，上文中所谓“在国王的祖父时期出家为僧”，才让认为可能是指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期。益西央初在寺院学法，后到寂静处闭关静修达五十多年，才让推测这很可能表明他是一位“头陀行者”。据《顿悟大乘正理诀》记载，汉地摩诃衍禅师曾在吐蕃传授过头陀法，吐蕃的禅宗信徒大多兼修头陀法，这是吐蕃禅宗修持的一大特色，更为重要的是表明益西央是一位吐蕃禅宗的传人^[20]。

上述这段记载提供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线索是有关益西央的佛教思想。根据上文的记载，益西央曾经拜从印度、唐朝和吐蕃高僧学习大乘禅法，并且留下著作《答疑问八十八品》。对于这部著作，海内外学术界曾有过研究讨论，法国学者拉露^[21]、日本学者今枝由郎^[22]、木村隆德^[23]、冲木克己^[24]等人均发表过不同看法。我国学者才让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认为：益西央这部著作的残卷至今保留在敦煌古藏文写卷P. T. 818之中，全名可译为《大瑜伽修习之义：从大乘诸甚深经典中摄集的八十八品》，可简称为《大瑜伽修习之义》或《八十八品》，在吐蕃赞普热巴坚时期编纂的《旁塘宫目录》中，著录有《八十经根据》，或与之相关。这部著作的最大特点，是针对印度佛教与汉地禅宗之间的辩论，从各种大乘经典中寻求依据支持禅宗的观点，反驳印度佛教的观点。而敦煌古藏文P. T. 996号写卷则是对益西央生平和思想的简要概括，证明益西央之所以被称为“禅师”，是因为其佛学思想是以汉地传入吐蕃的禅宗一系为主。虽然在吐蕃佛教“顿渐之辩”时他尚年轻，不可能成为禅宗一方的代表人物，更不可能著书立说，直接参与辩论，在藏文文献《巴协》、《五部遗教·大臣遗教》等引述“顿门派”代表人物的言论中并未提到过益西央，但却可以证明益西央作为禅宗一系的后续力量，在赤德松赞时期的吐蕃佛教“顿渐之辩”结束之后，并未退出历史舞台，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活动力。张亚莎曾进一步论证，摩诃衍是将汉地禅宗传入吐蕃的重要人物，他离开吐蕃之后，曾经在“讼割”（tsong-kha，亦即宗喀）传播禅宗长达三十年，并由此发展出一支藏传禅宗世系，而益西央正是这个世系中的最后一代传人，其传法的主要地域宗喀可能为湟水流域，即后来西藏佛教格鲁派高僧宗喀巴的故乡（吐蕃时期应包括青海东部及甘肃南部黄河、湟水及碌曲河流域）^[25]。这些重要的线索，对于我们从益西央佛教思想的角度去理解他在汉藏边界地带组织汉藏两族工匠所从事的造像活动，无疑提供了新的视野。

其次，写卷第5页正面和背面还记载了有关益西央卒年的情况：

……摄集此（经典）之禅师布·益西央年八十岁时，于马年孟秋之月初（四）八日，在赤卡门阅沟口，即策杂·南喀宁波静修处，上午（身体）伸直中去世。复次，诸弟子在阿泽寺做福德法事后，遗体由乡人等以幡、伞引路而送往阿琼静修处时，赤卡城上方天空中出现五彩云朵，所以当地人牧者所亲见。由比丘没卢·释迦等向阿琼送遗体时，到达神宝山顶时，天空中出现五色彩云，形成云雾。达到阿琼静修处间，凡经过的山顶，其天空有五色彩云出现。

从上述文字记载中可知，益西央享年80岁，卒于藏历马年。吐蕃政权末期属于马年的年份有火马年（826年）、土马年（838年）、铁马年（850年）、水马年（862年）。才让认为益西央是在南喀宁波以后去世的，所以倾向于850年是益西央的卒年^[26]。实际上，正因为南喀宁波去世之后有藏历铁马年（850年）和水马年（862年）两个马年，在没有更为明确的证据之前，石泰安将益西央的卒年设定在两个马年之一，亦即850年或862年，似乎要更为妥当一些。益西央去世的地点是在“赤卡”（Kri-ga，前文中也译为“赤噶”），这个地名石泰安已经正确地将其比定为宋代汉文史料所记载中的“溪哥城”^[27]，才让则进一步依据现代地名录《海南州地名文化释义》一书将“赤卡”、“门阅”等古代地名比定在今青海贵德县河东乡麻巴大队之莫约村（又译为毛亦海、毛乙亥）^[28]，这些意见都可供参考。但由于古今地理时隔久远，要完全将其对应在某一狭小区域之内还需慎重，不过大的地理方位应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上述推测无误，联系到西藏昌都仁达摩崖造像和青树玉树贝纳沟“大日如来堂”的两处由益西央主持的造像藏文题铭年代分别为804年（藏历猴年）、806年（藏历狗年）的情况分析，此时正值益西央人生的壮年时期，他既有丰富的佛教修习积淀，又兼通印度、大唐和吐蕃的大乘佛教禅宗理论，才让推测他“兼通数种语言是可能的”^[29]。益西央同时还是一位坚定的禅宗思想的传人，在吐蕃佛教界享有很高的声望。这些特点集其一身，才有可能使他领导一个兼有藏汉僧人、工匠在内的造像集团，以其修习故地青海赤卡（赤噶）为中心，在广阔的汉藏边界地带开凿出大批带有汉、藏或汉、藏、梵多种文字题铭的造像，从而也印证了益西央在他宗教生命中最为活跃的时期，曾以祈愿弘扬吐蕃赞普事业、积极推动唐蕃友好为己任，在吐蕃占领下的汉藏交界地区广刻佛教造像，留下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

三、藏东吐蕃佛教造像与益西央的历史背景

在现存的吐蕃时期考古资料中，除了既存的吐蕃金石材料和敦煌古藏文文书之外，新疆、青海等地考古出土的吐蕃简牍曾经极大地补充了吐蕃时期的文献实物。近年来在藏东地区新发现的这批吐蕃佛教造像的图像及其文字题记，可以称为21世纪吐蕃考古的又一项重大发现，给我们提出了不少新的研究课题。本文所论只是揭开了这座巨大冰山下之一角。综上所述，可得以下几点新的认识：

其一，因为在藏东这批吐蕃摩崖造像中明确出现了有关造像组织者益西央的名号，我们得以结合敦煌古藏文文献认定这位高僧就是吐蕃禅宗的重要传承人“禅师布·益西央”，或者称为“译师布·益西央”（也有译为“郭·益西央”者），他的吐蕃佛教禅宗的宗教背景正好为这批吐蕃摩崖造像所具有的浓厚汉藏艺术相融合的特征提供了注脚。众所周知，唐代禅宗是印度佛教东传在汉地形成的宗派，具有强烈的汉文化色彩，而吐蕃佛教对汉地禅宗的引入，反映了当时唐蕃佛教文化交流的真实状况。益西央作为吐蕃禅宗的传承人之一，他所具有的汉文化修养和对唐蕃文化交流所持的友好态度，都在这批造像中得到了反映，这与他的思想背景和宗教活动正相吻合。

其二，益西央所组织的造像工程背后，还有着更为深远的一层历史背景，这就是吐蕃赞普赤德松赞时代出现的吐蕃僧团的崛起与僧人权力的上升。他所主持的造像均有十分明确的政治目的，表面上看是“为愿赞普之功德与众生之福泽”，实际上则具有某种显示吐蕃王朝权势扩张、树立吐蕃赞普威望的意义在内，笔者将其称之为具有“纪念碑”性质的一类石刻^[30]，充分表现出赤德松赞时期吐蕃高僧在吐蕃对外势力扩张过程中政治地位的凸显和宗教活动的活跃，是吐蕃后期政治体制走向“佛教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31]。

其三，从造像题记中专门记载益西央的造像活动是在“初与唐会盟时”这一历史背景之下展开的这一点来推测，益西央在藏东地区开展的这些造像活动，很可能还与后来的某次唐蕃之间重大会盟活动的准备有关。这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成为我们理解益西央在汉藏边界广造佛像和题写汉、藏祈愿文字的关键所在。过去曾有藏文史料记载唐蕃会盟的成功，系因汉地和尚和吐蕃僧官居间调处之功^[32]。陈楠先生也曾经指出，唐蕃长庆会盟的准备实际上是始于赤德松赞一朝^[33]。益西央的造像团队，很可能也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为了推动唐蕃之间的友好会盟而展开的一场声势浩大、波及川、甘、青、藏的“宗教攻势”。限于篇幅，对此问题笔者拟另文加以探讨。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这是陈寅恪先生当年提出的名言^[34]，今天读来仍然倍感亲切。在西藏考古这个领域中，新材料的发现往往预示着新问题的提出。青藏高原东麓考古新发现的这批吐蕃时期的摩崖造像，虽然已有不少学者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在研究成果上也有了相当丰富的积累，但仍然还有十分广阔的研究空间有待人们去不断发掘和拓展。本文仅作为引玉之砖，供学术界批评指正。

2015年

Abstract

Some cliff statues of Tubo Dynasty were discovered in the east part of Qinghai-Tibet Plateau in recent years, among which three locations of the statues have explicit records of Ye shes dbyang as the organizer, the eminent Tibetan monk of Tubo Dynasty. This is one of the key clues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se new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nscriptions found at the three locations and some relevant records in Dunhuang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life of Ye shes dbyang so as to better know the exact time and the religious background of the cliff statues.

---

【注释】

[1] 有关这批吐蕃摩崖石刻的发现与研究情况，可参见霍巍：《青藏高原东麓吐蕃时期佛教摩岩造像的发现与研究》，《考古学报》2011年第3期。后经修改后纳入霍巍：《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第九章《藏东地区吐蕃时期佛教遗存研究》）》第315～353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2] 恰白·次旦平措：《简析新发现的吐蕃摩崖石文》，《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

[3] 陈建彬：《关于西藏摩崖造像的几个问题》，《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4] [瑞士]阿米·海勒著，杨莉译：《公元8—10世纪东藏的佛教造像及摩崖石刻》，《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201～203页，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年。

[5] [英]H. E. 理查德森著，石应平译：《吐蕃摩崖石刻研究札记》，《西藏考古》，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

[6] 李光文、杨松、格勒：《西藏昌都——历史·传统·现代化》第40～42页，重庆出版社，2000年。

[7] 恰白·次旦平措：《简析新发现的吐蕃摩崖石文》，《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

[8] 李光文、杨松、格勒：《西藏昌都——历史·传统·现代化》第40～42页，重庆出版社，2000年。

[9] 《吐蕃赞普世系表》见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2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10] 如阿米·海勒认为这里的“猴年”可能是指吐蕃赞普赤德松赞时期的公元816年，参见[瑞士]阿米·海勒著，杨莉译：《公元8—10世纪东藏的佛教造像及摩崖石刻》，《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年。

[11] 谢佐等：《青海金石录》第21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12] 王尧：《青海玉树地区贝考石窟摩崖吐蕃碑文释读》，《唐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13] 此处藏文题铭的汉文释文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华青·道尔吉博士参考王尧释文重新释读。

[14] 巴桑旺堆：《吐蕃石刻文献评述》，《中国藏学》2013年第4期；恰嘎·旦正：《藏文碑文研究》第95页，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年。

[15] 王尧：《青海玉树地区贝考石窟摩崖吐蕃碑文释读》，《唐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16] [法]R. A. 石泰安著，耿昇译：《川甘青藏走廊古部落》第132～133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

[17] [瑞士]阿米·海勒著，杨莉译：《公元8—10世纪东藏的佛教造像及摩崖石刻》第201～203页，《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年。

[18] 张亚莎：《吐蕃时期的禅宗传承》，《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才让：《敦煌藏文P. T. 996号〈大乘无分别修习之道〉解读》，《中国藏学》2003年第1期。

[19] 本文所引用此藏文写卷的汉译均采自才让：《敦煌藏文P. T. 996号〈大乘无分别修习之道〉解读》《中国藏学》2003年第1期。

[20] 才让：《敦煌藏文P. T. 996号〈大乘无分别修习之道〉解读》，《中国藏学》2003年第1期。

[21] [法]拉露：《有关禅宗发展的藏文文书》，《亚细亚学报》，1939年。

[22] [日]今枝由郎：《有关吐蕃僧诤会的藏文文书》，《亚细亚学报》，1975年，中译本参见耿昇：《法国藏学精粹》第301～325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另有一民汉译，见《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68～87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

[23] [日]木村隆德：《摩诃衍之后的吐蕃禅宗》，《亚细亚学报》，1981年，中译本参见敦煌文物研究所编辑室、耿昇：《敦煌译丛》第221～230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

[24] [日]冲木克己：《大乘无分别修习义·序文——Pelliot. 996的研究》，《花园大学研究纪要》1993年第25期；另见同氏：《敦煌出土的藏文禅宗文献的内容》，《讲座敦煌》，日本大东出版社，1981年，中译本参见李德龙译：《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

[25] 张亚莎认为这个传承世系为：Ardanhver-Beusin-Man（曼和尚）Nam-Kai-snying-po（南喀宁波）——ye-shes-dbyang（益西央），参见张亚莎：《吐蕃时期的禅宗传承》，《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26] 才让：《敦煌藏文P. T. 996号〈大乘无分别修习之道〉解读》，《中国藏学》2003年第1期。

[27] [法]R. A. 石泰安著，耿昇译：《川甘青藏走廊古部落》第132～133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

[28] 才让：《敦煌藏文P. T. 996号〈大乘无分别修习之道〉解读》，《中国藏学》2003年第1期。

[29] 才让：《敦煌藏文P. T. 996号〈大乘无分别修习之道〉解读》，《中国藏学》2003年第1期。

[30] 霍巍：《以佛证盟：论藏东吐蕃佛教摩崖造像的“纪念碑”性》（待刊稿）。

[31] 石硕：《吐蕃政教关系史》第309～31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

[32] 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6页。

[33] 陈楠：《论唐蕃的清水会盟》，《藏史丛考》第167～183页，民族出版社，1998年。

[34] 原载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2分册），1930年；此据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6页，三联书店，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