岷江上游的石棺墓

谢辉 江章华（成都市文管会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国西南地区的石棺墓自冯汉骥先生1938年首次在汶川县雁门乡萝卜砦发现并清理一座石棺墓以来，已陆续发掘了大量这类的墓葬，其分布遍及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和澜沧江流域的川西高原以及滇西北高原的广大地区。从现有的资料看，不同流域的石棺墓在文化特征上还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目前以岷江上游的材料最丰富、最系统，因此也最为重要，有关的研究也较多，所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年代分期、文化特征和族属等问题上。有些问题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以下便是笔者对一些问题的粗浅看法。

一、典型墓群的分析与分期

（一）茂县撮箕山墓群

茂县撮箕山石棺墓地最初于1984年由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阿坝藏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联合发掘，共清理64座，这批墓葬排列有序，按分布情况分为西区（B区）和东区（A区）。1986年，茂县羌族博物馆配合当地砖厂取土继续在B区清理了360座，出土遗物与同区1984年发掘清理的一致。上述两批材料没有正式发表，仅见于徐学书先生撰写的有关论文中^[1]。由于没有报告发表，其墓葬形制类型不清楚，有关其分期与年代，徐文称：“根据1984年发掘清理墓葬的打破叠压关系和器物演变情况可分九期”，年代上限“约当中原夏商时期”，下限“约当战国中期”。徐文所谓的分期依据即叠压打破关系在文中并未说明，将徐文所发表的陶器回复到各墓葬中去，可以清楚地发现，此批墓葬可分成以下几组：

1组：以AM5、AM10为代表，陶器有小平底罐、尖底罐、尖底双耳罐、豆等，以尖底器最具特色。

图1 春秋前期墓陶器（撮箕山出土）

1、3、4、6.尖底罐（AM5 : 9、AM5 : 1、AM5 : 3、AM10 : 2） 2.平底罐（AM10 : 6）5.豆（AM5 : 13） 7.双耳罐（AM5 : 6）

图2 战国早期墓陶器（撮箕山出土）

1～4、6.罐（AM1 : 3、AM2 : 4、BM57 : 1、AM2 : 1、AM2 : 3） 5.豆（AM1 : 5） 7.钵（BM57 : 5）

2组：以AM1、AM2、BM57为代表，陶器有平底罐、敛口罐、钵等。

3组：以AM21、AM25、AM30为代表，代表性陶器有双耳罐、单耳罐、钵等。

4组：以AM33、BM31为代表，代表性陶器有单耳杯、高圈足豆等。

5组：以BM32为代表，代表性陶器有平底罐、暗漩涡纹双耳罐、杯等。

从以上5组的陶器群看，2～4组都是以平底器、圈足器、平底的双耳、单耳器为基本组合，而且一脉相承，其中的双耳罐可延至汉代，其形态演变也十分清楚，唯1组以尖底器为主，与其他各组区别较大。徐文将其放在了2、3组之间，显得格格不入，而且尖底器在以后的营盘山、茂县城关、理县佳山等较晚的墓中均不见，因此可以推测1组当为偏早阶段的墓葬。其他几组由于没有层位关系，因此其早晚关系只有抓住含有明确时代特征遗物的墓葬用类型学加以推定。首先从5组BM32来看，其所出的暗漩涡纹双耳罐与茂县城关DM12、CM8所见的暗漩涡纹双耳罐比较接近^[2]，其时代应相去不远，而茂县城关CM8出有铁釜、铁罐、铁锄等较晚的遗物，因此可以推测5组应是偏晚阶段的墓葬。4组的单耳杯、高圈足豆与茂汶营盘山石棺墓出土的同类器相一致^[3]，而营盘山石棺墓中所见的乳丁漩涡纹罐与牟托1号石棺墓所见的乳丁漩涡纹罐相一致^[4]，且4组和营盘山出土的高圈足豆加上双耳则颇似牟托1号石棺的双耳陶簋，因此可以推测它们的年代应大体相当，从上述墓葬均不见铁器分析，时代当早于5组墓。2、3组墓不见有铁器和明显的晚期特征陶器，而且可以看出4、5组墓葬中的陶器与之有明显的承袭发展关系，综合分析，基本可推定1～5组墓的依次早晚关系。

关于撮箕山墓葬的年代，从前面所分各组墓的陶器群来看，2～5组墓的陶器组合比较一致，其发展一脉相承，因此其时代应是早晚紧密衔接，而1组墓的陶器与2组以后区别较大，明显不能衔接，在时间上应有一定的缺环。

1组墓陶器以尖底器最具代表性，尖底器在成都平原流行于商代晚期至春秋，个别可延至战国，而撮箕山1组墓所见的尖底罐是春秋时期流行的形制，如撮箕山AM10：2尖底罐与新一村春秋前期所见的尖底罐形态相一致^[5]，由此推断1组墓的年代约在春秋前期，为该批墓葬的年代上限。最晚的第5组，前面已述及其所见的暗漩涡纹双耳罐与茂县城关DM12所见的暗漩涡纹双耳罐比较接近，而在茂县城关CM8中与铁釜、铁罐、铁锄等铁器共存，这些铁器在成都平原及川西南的巴蜀墓中多见于西汉早期，上限不会早于秦，说明该式双耳罐距离西汉早期不会太远，考虑到撮箕山第5组墓未见上述铁器，亦不出半两钱币，时代明显早于茂县城关CM8，可推定在战国末至秦，为该批墓葬的年代下限。确立了墓葬的年代上下限，其他各组的年代也就不难推定，前面已述及，4组墓所见的豆和单耳杯与营盘山所见的同类器形制相同，而营盘山石棺墓出土的乳丁漩纹罐与牟托1号石棺的乳丁漩纹罐接近，其时代也应大体相当，为战国晚期，4组墓的年代也应在战国晚期。依此上推则3组墓约在战国中期，2组墓则在战国早期，1组墓与2组墓之间缺春秋后期这一时间段，与陶器所反映出的1组墓与2组墓之间有时间缺环是相吻合的。

图3 战国中期墓陶器（撮箕山出土）

1、4.双耳罐（AM21 : 3、BM30 : 8） 2.罐（BM30 : 1） 3.单耳罐（AM21 : 4） 5.钵

图4 战国晚期墓陶器（营盘山M2出土）

图5 秦至汉初墓陶器（撮箕山出土）

1、2.杯（BM32 : 26、BM32 : 27）3、4.罐（BM32 : 7、BM32 : 5） 5.双耳罐（BM32 : 9）

（二）茂汶营盘山墓地

1979年，茂汶羌族自治县文化馆在北距茂汶县五公里、岷江东岸的营盘山清理了10座石棺墓，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棺墓，无底板，M2和M3较为特殊，并列处于同一坑中，棺内砌有内外两头箱，棺盖分3层，下层为6块石板从脚端向头端叠盖，中层为厚8～30厘米的黄土，并夹有不规整的石板和石块，上层盖5块石板。出土遗物250余件。其中最丰富的有M2、M3两座，代表性的陶器有乳丁漩纹罐、素面罐、豆、单耳杯、平底无耳杯，铜器有剑、构形器、管、泡、镜等，未见钱币和铁器^[6]，其中的单耳杯和豆与茂县撮箕山第4组的单耳杯和豆相同，应为同一时期的墓葬，即战国晚期。

（三）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

1992年3月，茂县南新乡牟托村一村民在村后山脊“狗圈梁子”开荒时发现一号石棺墓，由茂县羌族博物馆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联合进行了清理，同时发现和清理的还有3座器物坑。根据报告推断，1号坑当为一号墓的陪葬坑，2号坑当为另一墓的陪葬坑，3号坑为水冲积二次形成^[7]，因此我们只分析一号墓和1号坑。一号墓为土坑竖穴石棺墓，无底板，铺较纯净的板岩碎石层，其上再铺一层2厘米厚的细黄土，棺内头端隔出三层头箱。一号墓和1号坑出土大量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年代不尽一致，早晚年代相差较大，其中早的可推到西周时期，部分三角援无胡铜戈与宝鸡国墓^[8]和彭县竹瓦街窖藏青铜器^[9]所见的西周早期三角援无胡铜戈相同，铜戟也同于彭县竹瓦街出土的西周早期铜戟，“與子共”鼎在中原地区为春秋时期的形制，中胡三穿戈为已蜀地区战国时期的典型形制，两穿居于正中的巴蜀柳叶形剑为战国早期的典型形制，长骹柳叶形矛在巴蜀墓中多流行于战国早期，在众多的青铜器中，时代最晚的可能是M1出土的C型剑、铜柄铁剑和K1出土的两柄近似于C型剑的青铜剑（K1：10、11），营盘山M3也曾出两柄近似于C型的青铜剑，其时代可能在战国晚期，从上述可以看出，青铜器的年代跨度较大，以其最晚的器物判定墓葬的年代当在战国晚期。最能代表墓葬年代当是陶器，M1出土的陶器有双面牛头纽盖漆绘罐、平底小杯、小罐、簋、乳丁漩纹罐等，乳丁漩纹罐同于营盘山的乳丁漩纹罐，漆绘罐和平底小杯也同于营盘山和撮箕山4组墓的同类器，而簋除去双耳与营盘山和撮箕山4组墓所见的豆很接近，因此有理由推测牟托M1从陶器特征分析，年代应与营盘山和撮箕山第4组墓葬的年代相当，即战国晚期。

图6 西汉早期墓陶器（8为城关出土、余为佳山出土）

1、2.双耳罐（ⅢM1 : 5、AM2 : 4） 2.豆（ⅠM2 : 7）3.罐（ⅢM1 : 53） 4.折腹钵（ⅠM4 : 3） 5.罐（M2 : 8） 6.单耳罐（ⅠM2 : 9） 7.釜（ⅠM2 : 11）9.鼎（ⅢM1 : 15） 10.双耳罐（ⅠM4 : 19）11.瓮（ⅠM4 : 13）

（四）茂县城关墓群

四川省文管会和茂县文化馆于1978年在茂县县城东北进行过两次发掘，共清理墓葬46座，墓葬形制分3种：1种为石条（或碎石板）做盖，石板做壁的小型墓，共16座，分布于D区；2种为方石板做盖和壁的大型墓，共27座，分布于A、B、C三区；3种为石条做盖，石块卵石砌壁的墓，共4座，分布于B区。出土遗物1400多件^[10]。这批墓葬排列密集而有序，未发现有垒压打破关系，墓向基本一致，各墓之间相距0.5～5米，可以明显地看出墓葬横列成数排，已发掘的墓葬可分为A、B、C、D四个区，其中A区11座，B区11座，C区8座，D区16座。按照报告中的墓葬登记表将出土有钱币和共存关系较为典型的墓葬遗物恢复到原来的墓中，可以看出这批墓葬明显可分成4组：

1组：以DM5为代表，包括D区出土漩纹罐（报告中的Ⅲ式罐）未出土双耳罐的墓葬，代表性陶器有敞口罐、敛口罐和漩纹罐等，其中的漩纹罐与营盘山的漩纹罐形态基本一致，推测该墓的年代与营盘山石棺墓相当，在战国晚期。

2组：以DM12为代表，包括D区出旋纹双耳罐（报告中的Ⅰ式双耳罐）的墓葬，典型陶器有双耳漩纹罐、单耳罐，铜器有剑，另有项珠、海贝、残漆木器等，其中的双耳漩纹罐接近茂县撮箕山第5组墓中的双耳漩纹罐，因此其时代当与撮箕山第5组墓的年代相当。

3组：以AM1、AM2、AM3、AM6、AM9、AM11、BM1、BM6、BM7、BM8、BM10、CM1、CM6、CM7为代表，其器物组合基本相类，典型陶器有圆口双耳罐、菱口双耳罐、瓮、罐、矮圈足豆，铜器有鍪、釜、盘、钺等，铁器常见有釜、鍪、剑、斧、锄等，另外还有铜柄铁剑、项珠、漆木器、半两钱币等等，从中可以看出BM6、BM7所见的陶瓮（即报告中的Ⅵ式罐），身体矮胖，在成都平原普遍出土在西汉早期的墓中，AM1中的Ⅶ式罐，AM2中的Ⅻ式罐，AM9中的Ⅺ式罐，以及BM6和AM9中的折腹钵等均是西汉早期墓中的常见器物，大多数墓中都有铁釜和铁鍪，这两种器物均是巴蜀文化的典型器，但战国至秦均无铁质者发现。发现有铁釜、铁鍪的墓均为西汉早期，半两钱虽可早至战国，但其中的Ⅱ、Ⅲ、Ⅳ式半两钱明显为西汉早期的特征，Ⅰ式半两钱在西汉早期的墓中也有发现，因此综合分析，该组的年代当在西汉早期。

4组：以BM3为代表，典型陶器有高领小罐、扁球腹罐、釜、矮圈足豆等，另伴随有“五铢”钱出土，矮领小罐和扁球腹罐经常出土在成都平原西汉中晚期甚至东汉时期的墓中，并常与“五铢”钱伴出，因此其时代在西汉中晚期，下限可到东汉初期。

图7 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初墓陶器（城关出土）

1.釜（AM3 : 6） 2、3.罐（BM3 : 5、BM3 : 2）

（五）理县佳山墓群

佳山墓群位于阿坝藏族自治州理县东部桃坪羌族乡，岷江上游支流杂谷脑河南岸，该墓群分布密集，排列整齐，墓向皆依山体走向，头向山顶脚向山麓，各墓之间的距离一般为0.5～3米，横向排列，凡位于同一墓地同一横排的墓葬时代基本一致，相邻墓地的墓葬时代也相近。1984年6月，阿坝州文物管理所和理县文化馆抢救性清理了15座，墓葬形制大致有4种：1种数量最多，有9座，为不甚规则的长方梯形竖穴土坑石棺墓，皆无底板，仅ⅠM2墓底铺一层2厘米厚的灰；2种仅1座，为双层无底石棺墓，将尸体和随葬器物埋入底层，盖上顶盖后再于其上叠造上层棺，上层棺内空不置物；3种有2座，为石块砌边墙，石板盖顶，其中ⅢM2两壁有壁龛；4种有2座，为独木棺，皆整木劈挖而成，横断面呈“U”形，棺身与棺盖之间作成子母口相扣合。这批墓葬几乎都出土有数量不等的铁器，其中有3座出土有“半两”钱，1座出土“五铢”钱，不出钱币的墓与出土钱币的墓器物组合大体相同^[11]，其“半两”钱均是西汉早期墓中所常见者，因此这批墓葬的年代当不出西汉的范围，大致可分成两组：

1组：出土“半两”钱的墓和器物组合与之相类的墓，代表性的有ⅠM2、ⅠM4、ⅡM1、ⅡM2、ⅡM3、ⅢM1、ⅢM2、ⅢM3等，典型陶器有Ⅰ-Ⅴ式罐、Ⅰ-Ⅴ式圜底罐、Ⅰ-Ⅲ式双耳罐、单耳罐，各式豆，各式折腹钵、鼎、瓮等，该组墓不见有西汉中晚期常见的各种汉式罐，而其中的折腹钵、豆、鼎、瓮、双耳罐、圜底罐等均是西汉早期所常见陶器，加之有3座墓出土有明显属西汉早期的“半两”钱，不见有“五铢”钱出土，因此该组墓的年代当在西汉早期。

2组：出“五铢”钱的墓和器物组合与之相同的墓，代表性的有ⅣM1、ⅣM3，该组墓的典型陶器有Ⅳ、Ⅶ、Ⅷ、Ⅸ、Ⅹ、Ⅺ式罐、Ⅶ式圜底罐、Ⅹ式碗（折腹钵）、Ⅱ式豆、甑等，其中ⅣM3出有“五铢”钱，而ⅣM1出土的各式汉式罐在成都平原大量见于西汉中晚期的墓葬当中，因此该组墓的年代当在西汉中晚期。

根据前面的分析，可将岷江上游石棺墓作如下的分期：

岷江上游地区石棺墓分期（图1～图7）

二、相关问题的讨论

（一）与周邻文化的关系

川西高原是联系西北与西南的一个文化走廊，也是民族迁徙活动的走廊。先秦时期与西北甘青地区一直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早在马家窑文化时期，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就广见于川西高原地区，北起茂县的营盘山、姜维城，南到大渡河流域的汉源狮子山等遗址均见有马家窑文化彩陶的出土。石棺葬所体现出的某些文化特征也明显与西北甘青地区的古文化有联系。目前资料显示，甘肃地区发现的石棺墓年代比岷江上游的早，1975年，甘肃省博物馆在景泰张家台清理的22座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墓葬中，就有石棺墓11座，其中多数为小孩墓，4座为成人墓，墓的结构是先挖土坑后放棺，棺的四壁各由一整块板石挡立而成（少数是拼凑的），棺底有的铺石板，有的不铺，棺盖大部分是用数片板石拼成，M13的棺盖是板石和木板各占一半^[12]。目前岷江上游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石棺墓就是茂县撮箕山，可到春秋，推测还会有比这更早的石棺墓，但是否会早到马家窑文化时期，很难说。结合川西高原普遍出土马家窑文化彩陶的情况分析，岷江上游的石棺墓最早可能是源于甘青地区。

石棺墓中最富特征的器物是双耳罐和单耳罐，而陶器带耳乃是甘青地区很早以来的传统。目前岷江上游所见到的石棺墓陶器显示，明显与甘肃地区的寺洼文化有联系，如撮箕山2、3组墓中所见的平底罐，平口双耳罐，单耳罐等在寺洼文化中都能找到相近或相同的器形，甘肃合水九站遗址寺洼文化墓葬中就大量存在这类风格的陶器，其中M64出土的1件陶簋，形制与营盘山所出的陶簋（豆M3：31）颇为相近^[13]，合水九站寺洼文化墓地延续时间大约从西周至战国中期以后，也就是说岷江上游石棺墓至少在战国时期曾受到过寺洼文化的影响。

撮箕山1组墓出现大量尖底器，而尖底器乃是成都平原古蜀文化从商代晚期以来的传统，撮箕山所见尖底罐的风格与新一村春秋前期的尖底罐相一致，说明石棺墓所代表的这支文化至少在此时已与成都平原有文化上的交流。理论上讲，岷江上游与成都平原的文化联系应更早，但目前尚无明确的考古材料，无法知道这种交流的方式与程度。

到了战国晚期的牟托一号石棺墓，就存在许多巴蜀文化因素的遗物，有三角援无胡戈、虎纹有胡戈、柳叶形剑、矛以及青铜礼乐器等，说明石棺墓受到了巴蜀文化的强烈影响，尤其是上层人物中最为明显，而且这种上层间的交流很可能早在这之前已广泛发生。

到了汉代，大量的汉文化因素涌入石棺墓文化区，使得石棺墓的文化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汉时期就出现了独木棺和崖墓，东汉时期还出现了砖室墓。在陶器群方面，除双耳罐等少数石棺墓所固有的器物外，大量汉式器物，有各式罐、釜、折腹钵等，还有巴蜀式的豆、釜等，另外还有大量铁器，这些均与四川，尤其是成都地区汉墓中的同类器相一致，汉文化的传入途径应是通过成都平原。按《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岷江上游在汉武帝元鼎六年始设汶山郡，在武帝元狩五年铸行“五铢”钱以后，也就是相当于茂县城关4组墓和理县佳山2组墓的时期，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汉文化对这一区域的影响早在中央王朝设郡以前就已经很深很广了。

（二）族属问题

冯汉骥先生1951年根据其在岷江上游的调查和发掘的一座石棺墓，初步认为其文化特征一部分同于汉文化，另一部分同于北方诸民族文化，一少部分与西南民族有关，其族属当时限于材料，认定不甚清楚，但绝不是羌的祖先^[14]。为了进一步了解石棺墓的内涵，1964年3月，四川大学历史系童恩正先生赴茂县、理县、汶川等地区调查，并作了部分发掘，其中理县薛城区子达砦23座，龙袍砦1座，汶川县大布瓦砦2座，萝卜砦2座。将所发掘的墓葬年代推定在上限不早于战国末期和秦汉之际，下限不晚于武帝初年。关于其族属仍然认为“与现在居于当地的羌族的祖先似乎无关”“石棺葬的建造者所表现的文化，其中虽杂有很大一部分汉族的东西，其带有极清晰的北方草原地区文化的色彩，也极为明显。所以，他们可能原系青海、甘肃东南部的一种部族，大约在战国或秦汉之际，因种种原因南下留居于此”^[15]。后来童恩正先生在《四川西北地区石棺葬族属试探》一文中进一步认为“秦汉时代四川西北地区的土著民族，其社会和经济面貌均与石棺葬反映的相符合者，只有氐族一种”。《史记·西南夷列传》和《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居住在川西北高原的“冉、駹为氐的可能性最大”^[16]。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出土，后来的许多学者多类此说，如：沈仲常、李复华先生在《关于石棺葬文化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将茂汶当时发现的石棺葬分了三期，年代在战国末至新莽以前，将汶川理县的石棺墓分为两期，年代从西汉初年至东汉，甘孜地区的石棺墓年代推定在西汉。其族属认为岷江上游从战国至西汉可能是包括冉駹在内的羌人，不同的是将冉駹归入羌人^[17]。林向先生亦认为与氐人有关，他在《羌戈大战的历史分析——兼论岷江上游石棺葬的族属》一文中认为：岷江上游的石棺葬很可能是比羌族先住此地的氐族的遗物，氐族文化与石棺葬文化内涵颇有相合者，羌族民间流传的故事《羌戈大战》中所讲到的“戈基人”即为氐族的一支，“戈基人”的特点为纵目、有尾、居石洞、葬石棺^[18]。宋治民先生在《川西和滇西北的石棺墓》一文中对已发掘的石棺墓的年代进行了重新审定，认为：茂县城关早期墓的年代为战国时期，中期墓为西汉前期，晚期墓为西汉后期；茂汶营盘山石棺墓原报告定在战国时期是合适的；汶川和理县的石棺葬为西汉前期。关于石棺葬的族属，宋治民先生认为：“根据现在所掌握的资料，石棺葬的分布范围，东北起自岷江上游地区的茂汶、理县、汶川，中经青衣江流域的宝兴，大渡河流域的汉源、石棉，雅砻江流域的雅江、木里，再向西，向南至金沙江流域的巴塘和德钦。这一大片地区即是上述文献记载所说的笮都夷和冉駹活动的地区。”“在以笮都夷、冉駹夷为主要居民的地区，分布着较为密集的石棺葬，应和这一地区的主要居民有关。从石棺葬的时代看主要为战国西汉，少量延至东汉，这也和笮都夷和冉駹夷居住的时代相符。”“因此有理由认为这些石棺葬为笮都夷和冉駹夷的墓葬”^[19]。徐学书先生据《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及《后汉书》等的记载汶山郡为冉駹氐旧地，“考古资料说明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是岷江上游唯一包括了众多部落和人口并拥有强大势力、分布范围广、文明程度较高的土著文化，故应为冉駹氐的文化遗存”。并进而据《蜀王本纪》载“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周失纲纪，有蜀侯蚕丛，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推测“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应为氐民族系统中的蜀民族之一支蚕丛氏蜀人等蜀人（结合古史文献记载可能还有鱼凫氏、杜宇氏等蜀人加入）的文化遗存”^[20]。与前述观点出入较大的是曾文琼在《岷江上游石棺墓族属试探》一文中认为：战国秦汉之际，活动在汶川一带的古代民族除羌氐外，濮人应是其中之一。它不是羌人中的一支，更不是土著居民，羌和氐都不实行土葬。羌族民间传说肯定了石棺葬的主人不是他们的祖先，而是戛尔布人，戛尔布人与白狗羌有一定的联系，也许是同一民族的两种称呼，“戛尔布”意为白色的濮，而古代的汶理茂地区少数民族崇尚白色。岷江上游的人既奉行石棺葬又奉行岩葬。濮人先民居于荆楚，后败于楚到岷江上游，后又被羌人打败，西汉以后就不见于史册了^[21]。

考古遗存与古代民族往往是最难一一对应的，民族本身是一个历史的动态过程，不断地迁徙融合。而考古学文化本身也分许多层次，哪一个层次与民族对应，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尤其是越早期的时候。一种考古学文化遗存属历史上哪个民族所创造，只能根据文献记载中的民族活动区域与这一考古学文化遗存相吻合来加以推定。石棺墓的族属也只能采取这种方法，依此从石棺墓的文化可能源于甘肃东南部，且后来也一直有较深的联系来看，童恩正先生认为“他们可能原系青海、甘肃东南部的一种民族”的说法很有道理，但南下留居于岷江上游的时间至迟在春秋，或许将来的资料显示会更早。石棺墓文化一直相沿至汉代，一脉相承，其民族成分当无改变，那么汉代文献记载在这一区域活动的民族必与之有关，相信这一推断不会有什么问题。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和《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等记载，汉代活动在岷江上游石棺墓分布区域的民族为“冉駹夷”，因此岷江上游石棺墓应为“冉駹夷”的文化遗存，正因为有上述文献记载，学术界以此种看法最多。

2002年

Abstract

In southwestern China there is a wide distribution of cist tomb relics, and there exist more or less differences from one another in terms of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cist tombs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Minjiang River and discusses their periodization and cultural characters. Based on historical documents, the article believes that the people living in the area of cist tomb distribution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Minjiang River is Ranmangyi, therefore these cist tomb relics are of Ranmanyi Culture.

注释

[1]徐学书：《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综述》，《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2]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石棺葬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7），文物出版社，1983年。

[3]茂汶羌族自治县文化馆：《四川茂汶营盘山的石棺葬》，《考古》1981年第5期。

[4]茂县羌族博物馆、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四川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及陪葬坑清理简报》，《文物》1994年第3期。

[5]江章华：《成都十二桥遗址的文化性质与分期研究》，《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6]茂汶羌族自治县文化馆：《四川茂汶营盘山的石棺葬》，《考古》1981年第5期。

[7]茂县羌族博物馆、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四川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及陪葬坑清理简报》，《文物》1994年第3期。

[8]卢连城、胡智生：《宝鸡 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98年。

[9]王家佑：《记四川彭县竹瓦街出土的铜器》，《文物》1961年第11期；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彭县西周窖藏铜器》，《考古》1981年第6期。

[10]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石棺葬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7），文物出版社，1983年。

[11]阿坝藏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理县文化馆：《四川理县佳山石棺葬发掘清理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

[12]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景泰张家台新石器时代的墓葬》，《考古》1976年第3期。

[13]北京大学考古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合水九站遗址发掘报告》，北京大学考古系：《考古学研究》（三），科学出版社，1997年6月。

[14]冯汉骥：《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成都《工商导报》副刊《学林》第十期，1951年5月20日。

[15]冯汉骥、童恩正：《岷江上游的石棺葬》，《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16]《思想战线》1978年第1期。

[17]中国考古学会：《中国考古学第一次年会论文集1979》，文物出版社，1979年。

[18]林向：《巴蜀文化新论》，成都出版社，1995年。

[19]《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3期。

[20]徐学书：《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综述》，《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21]《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